大寨奇遇记

鬼知道是怎么回事
    1975年秋天。有天傍晚，山西省委办公厅郭栋材同志来找我和孙谦，说省委书记要我俩第二天早八点一定要赶到大寨。于是我们匆匆吃完晚饭，拿了点日常生活用品就出发了。
    路过武家坪村的时候，正好碰上在此插队的孙谦女儿笑非。她悄悄告我们说：前两天江青带着一伙人马来了，就住在大寨接待站，不知道来干什么。听了这消息，我俩都有点忐忑不安。
    我们到了大寨招待所。所长领着我们去接待站找文化部长于会泳。忽听院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喊声：
    “孙谦、马烽来了没有?”
    于会泳立即应了一声：“来了!”随即对我俩说：“别抄了，快去见首长。”
    一出屋门，只见有几个背着照相机，提着热水瓶的男女解放军，拥戴着江青向大门口走来。她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大衣，包着一块花头巾，手里提着个小竹篮。没等于会泳介绍她就大声说：“这不就是孙谦嘛!我认识。”她确实认识孙谦。五十年代她担任中宣部电影处处长时，曾给孙谦的电影剧本《葡萄熟了的时候》谈过修改意见，后来还带着孙谦去拜访过当时全国供销总社主任程子华。这次她和孙谦握手之后，转身又和我握手，边说：“你是马烽，我知道。今天咱们先去虎头山上劳动!”我们谁也没有吭声，只好跟着她走出大门。一出大门，她忽然用右手挽住了我的左胳膊。我立时感到头有点大了，精神也十分紧张，真正是诚惶诚恐。她是毛主席的夫人，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是说话落地有声的人物；而我是被打翻在地，刚刚坐起来的小萝卜头。我真有点受宠若惊。我既不敢甩脱她的手，又不敢靠近。只好随着她往前走。路上只听她说：“你写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很不好。三角恋爱嘛!《扑不灭的火焰》还可以，可惜没拍好。我看可以重拍。”我不知道她是随口说的，还是真的要重拍。这时忽听她又转了话头：“这个张天民，真是胆大包天，竟敢告老娘的刁状!……”张天民我不熟悉，去年和孙谦在北影修改电影剧本《山花》时，曾在小放映室看过他写的《创业》。那是一部反映大庆石油工人的影片，我们都认为很好，可听说江青不让放映。后来传说张天民就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我弄不明白她为什么要向我讲这事。看来她对张天民非常恼火。可我对张天民并不了解，也不知道她为什么不准这部片子上映。
    顺着一条倾斜的洋灰路，走不多远就到了大寨的饲养场。只见附近有一些穿军装的警卫人员拉着几匹马守候在那里。这时江青才把挽我的手抽回去。我的左胳膊立时感到轻松，精神负担也减轻了。这时只听江青说：“上山我要骑马。马烽，你也骑上一匹。”我见许多人都拥了过来，觉得自己陪着骑马不合适，忙说：“我不会骑马。”她在警卫人员扶持下，边上马边说：“你当过八路军的，不会骑马?”有一个警卫人员悄悄向我说：“你赶快骑上，要不首长生了气，我们也不好办!”江青在马上又扭头来说：“还有一匹，孙谦骑上。”于是我俩都骑上马，在警卫人员的保卫下，沿曲折的土路，来到了虎头山上。
    江青从马上下来说：“大家都来参加劳动!摘花椒。”怪不得她提了个小竹篮，原来所谓参加劳动就是摘花椒。可我什么都没有带，但也只好跟着她向花椒丛走去。这里的花椒都栽在崖畔上，江青边走边察看，见都是空枝，有点生气了，大声说：“昨天我来看，结得密密麻麻，这是怎搞的?!”正好这时，大寨的郭凤莲提着竹篮，拿着布袋匆匆赶来了，忙笑着说：“长得好的在前边!”她领着大家又往前走了一段路，果然发现靠近崖畔的平地上，有些果实累累的花椒丛。后来听说，大寨干部们昨天就知道今天江青要来摘花椒。他们诚恐万一把这位首长闪下崖去，吃罪不起。因而动员妇女们很快就把崖畔上的花椒采摘完了。这几丛是专门留给江青采摘，照相用的。江青看到这几丛花椒显得很高兴。她边和郭凤莲聊天，边提着小竹篮开始采花椒。陪伴她的秘书、护士也参加了。这时她带来的摄影师、《山西日报》的摄影记者及县通讯组的同志，都把照相机对准了他们。我和孙谦趁机躲到一旁去抽烟。中午回到招待所，所长通知我俩，今后就去接待站餐厅就餐。接待站的餐厅很宽大，也很整洁，里边摆着十多张大圆桌。江青一见我们就招呼要我俩到她那一桌去，我们没敢贸然行动。这时只听于会泳说：“首长要你们来坐，还愣什么?”我们只好走过去和江青同坐一桌。各桌的饭菜倒都一样：两荤两素，四菜一汤，米饭馒头。只是江青面前多摆了四个高脚瓷碟，里边是一些不知名的绿色蔬菜。吃饭时候，江青要我俩尝尝她面前的菜，我俩没敢伸筷子。她又催促道：“尝一尝怕什么?”老孙说：“尝就尝一尝!”随即夹了一筷子放到嘴里。江青问道：“好吃吗?”老孙说：“寡淡!”江青说：“就是嘛。大夫专门欺侮我，说有这营养，有那营养。哪里有红烧鱼好吃!”她边说边伸筷子要夹大盘里的红烧鱼。于会泳慌忙用另一双筷子夹了半条鱼，放在了她碗里，江青就有滋有味吃了起来。
    饭后我俩回到宿舍，我有点感叹地说：“昨为阶下囚，今成座上客。这不知是要怎呀!”老孙说：“鬼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陷入进退两难境地
    第二天上午从北京又来了一些文艺工作者，有穿军装的，也有穿便服的。我们认识的有北影导演成荫、崔嵬，还有演员谢芳。他们一见面就向我们打听：江青叫他们来干什么?我说：“我俩还在闷葫芦里关着哩!”
    这天吃晚饭的时候，江青的指令就下来了。她把我俩和崔嵬，还有《山花》的主要演员谢芳叫到一个桌子上，开宗明义说要我们拍一部反映大寨精神的电影，崔嵬忙告她说：《山花》已经快拍完了。江青说：“我看过一些‘拉秀’(样片)，不成!要重改剧本，重拍。”我忍不住说了一句：“听说北影为这部片子已花了四十万元……”江青说：“四十万有什么了不起?就算缴了学费吧!导演还是崔嵬，主角还是谢芳，编剧还是你两个，可以再吸收几个年轻人。这事我要亲自抓。一定要拍好!”江青这么一说，别人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当晚我俩回到宿舍后，都有点怄心丧气。《山花》这个电影剧本，竟然成了我俩长期摘不掉的一顶愁帽子。早在1964年冬天，周恩来总理建议山西省委组织人写一部反映大寨精神的电影剧本，由北影拍摄。写剧本的任务落在孙谦和我的肩上。我们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总算写出了初稿。可谁知“文革”中竟成了我俩的“罪行”，挨过好几次批斗。
    “文革”后期，北影提出要拍摄这部电影。于是省革委就把在乡下插队劳动改造的孙谦和我调回来修改剧本。当时省革委实际上也是两派，反陈永贵的一派虽不好公开反对，但对剧本提出了这样那样的问题。这样改不行，那样改不行。消耗了一年多时间，前后修改了十多次，后来在北影向省革委催促下，他们才算点了头，我们才算脱去了这顶愁帽，大大松了一口气。谁知半路上又杀出个程咬金来!这个剧本原是周总理交给山西的任务，而现在江青完全否定了，她要亲自抓这个本子!那时候，私下里听人传说她是个喜怒无常的人，要我们重新写剧本，这不知又要受多大的折磨。两人思来想去，觉得只有找陈永贵出来说话，也许可能免去这苦差事。于是早饭后我俩就悄悄去找陈永贵，希望他能和江青说一声，影片已经快拍完了，不要再另起炉灶重新写了。
    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正好住在大寨家中。我们去的时候院门口两个便衣警卫不让进去。这时过来几个上地的女社员说：“他们是老陈的朋友!”这样我们才进去见到陈永贵。当时他正蹲在炕头上，就着咸菜喝“沙粥”。老孙把我们找他的目的简要说了说。老陈摇了摇头说：“老实告诉你们，这事我不便说，说了也不顶用。”过了很久以后我们才知道，江青一到大寨就和陈永贵谈了，她要亲自抓写大寨的电影剧本。还说：“现在拍的这个不行。两个老作者，精神状态上不去……”可能陈永贵是怕对我俩不好，忙说一句：“可这两个人对大寨倒是有感情的。”江青“哦”了一声说： “那就告山西省委一声，把他俩调来。”
    这就是半夜三更把我俩调来大寨的经过。当时陈永贵不替我俩说那句好话，也许就没我们的事了。而如今却使我们陷入了进退两难处境。
    为张天民捏一把汗
    全国农业大寨会议开幕前一天上午，省委第一书记王谦同志从昔阳城来到了大寨，他是来邀请江青参加开幕式的。中午陪江青共进午餐。我和老孙早早就坐到了别的桌子旁。可江青进到餐厅后，还是把我俩叫过去了。只听她问王谦：吉林省委书记来了没有?王谦说今清早刚到，是一位分管农业的副书记。江青说：“那也成。叫他马上来见我!”她这样一说，工作人员立刻就去打电话。
    当我们快吃完饭的时候，工作人员领着吉林省委副书记急匆匆赶来了。他向江青作了自我介绍。江青坐在那里伸出手来握了握。听说他还没有吃午饭，就要他坐下来就餐。好在那天吃的是水饺，服务员很快就端来了一盘新出锅的饺子。
    这时已吃完饭的王谦站起来说：“江青同志，我要先走一步，有些重要事情去处理。”江青听完，脸色立刻就变了，大声说：“难道我这儿的事就不重要?”王谦同志没有吱声，站在那里，既不好走开，也没有坐下。他向后退了一步，两手交叉在胸前，恼悻悻地靠着窗台生闷气。江青向正在吃饺子的吉林省委副书记说：“你们长影有个叫张天民的，竟然告我的刁状!这事你们省委知道不知道?”刚刚用筷子夹着饺子正往嘴里送的吉林省委副书记，只好把饺子放到小碟里，回答：“事前不知道，事后才听说的。”江青说：“你吃，你吃。”他刚把饺子又夹起来，正要吃，江青又问：“你们省委对这事什么态度?”他只好又把饺子放回小碟里说：“省委对这事很重视。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也作了深刻的检查。”
    吉林省委对张天民是否进行过严肃的批评，张天民是否作过深刻检查，不得而知。从这位书记的答话里，可以听出来，他对张天民是采取保护态度的。江青忽然扭头问我们：“你们谁认识张天民这个人?”孙谦说他认识，他们一块在文化部电影剧本创作所呆过。人很忠厚，很爱学习，也有才华。江青听了未做任何表示。我觉得孙谦敢于在江青面前为张天民说好话，不管起不起作用，但这种精神是可贵的。
    这时，只见江青站起来向吉林省委副书记说道：“你赶快打电话，给我把那个张天民叫来!”说完没和任何人打招呼，就在护士、秘书陪同下走出了餐厅。   我和孙谦回到宿舍，心情都不好过。江青对省委书记们那种颐指气使、居高临下的态度，给我们留下了很恶劣的印象。今后我们要在她指使下改电影剧本，还不知要受多少折磨!另外我们也为张天民捏了一把汗，不知江青把他叫来要怎么处置?
    过了两天，张天民来了。江青是怎样训斥张天民的，我没看见。我只是在吃午饭时见江青说：“好你个张天民，真是胆大包天，竟敢告老娘的刁状!”话说得很厉害，可态度并不凶恶。接着她又说：“你必须给老娘写一部新《创业》!如今先跟大家一块好好学习。”谁也没有想到，将要发生的一场暴风骤雨就这样烟消云散了，大家都感到十分奇怪。
    所谓跟“大家一块学习”，实际上就是一块看电影，听江青东扯葫芦西扯瓢地闲聊。我和孙谦自来了大寨之后，除跟江青上了一次虎头山外，差不多天天是跟她看电影。餐厅上边的大会议室，临时改成了放映室。窗户用毯子遮住了，银幕挂在西墙上，放映机安置在门口。距银幕三米多远的地方摆了一排沙发，中间的大沙发是江青的专座。
    她看电影的时候，多半是半躺半坐在沙发上，两条腿跷起来搭在前面的茶几上，茶几上还专门垫了个枕头。其余的人都坐在沙发后面的几排椅子上。我和孙谦则常常是被她叫去坐在旁边的小沙发上，这算是特殊优待。但是我们感到很不自在。
    放映的影片，主要是样板戏。当时是单机放映，每逢映完一本换另一本的时候，江青总要发表一段言论。虽然是东一句西一句乱扯，但总的是说她呕心沥血培植样板戏的功绩。有时她兴致来了，就让把刚映过的那一本倒回来重映一遍，大家只好随着她看下去，谁也不敢吭声。
    有天上午，放映前，江青向全场巡视了一遍，忽然质问于会泳：“怎么浩然没有来?”于会泳忙说，早就通知他了。前几天听说浩然因心脏病住了。昨天他又亲自给医院打了电话。浩然答应一两天就来。
    果然，过了两天，浩然终于到大寨来了。
    暗自感谢浩然
    浩然是新成立以后涌现出来的青年作家。我和他没有什么深交，印象中是个本分人。“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所有作家都被打翻在地，只有浩然不断有新作问世。那时人们私下议论：“中国只有八个样板戏和一个作家。”这一个作家指的就是浩然。特别是报上曾登了江青委托他向西沙驻军赠书的消息后，人们的议论就更多了，说他是北京市文联造反派头头，甚至有人指责他是江青的红人。当时我对浩然倒没有什么恶感。原因之一是曾听北京市文联的人说，浩然“文革”一开始就是“文革”组长，但他没有整过人，江青虽然很看重他，但他头脑还清醒，并没有得意忘形，趁机往上爬；其二是我曾和他有过一点接触，那是1973年春天，我和孙谦在北影修改《山花》那个电影剧本，有天忽然收到浩然写给我的一封信，内容很简单，大意是说：“你认识许多老作家，得便时可向他们打个招呼，不要急于搞创作。”我和老孙反复看了半天也闹不清是什么意思。信封上没有他的地址，只有“内详”两个字。无法与他联系。后来我才意识到，浩然给我写那封简短的信完全是出于一番好意，诚恐一些老作家一时冲动搞创作，再栽一个跟头。
    这次浩然来大寨后，很快就主动到招待所来看望我们，那时候，不论是文化部的人，还是各个写作班子的人，即使不是解放军，也大都是穿一身没领章的军装。浩然则和我们一样穿的是灰布中山服。他对我们显得热情。他对“文革”前孙谦写的那篇报告文学《大寨英雄谱》大加赞扬。他说他是第一次来大寨，很想亲眼参观一下。于是我们就领他到村里村外随意转游。我见他走路很敏捷，脸色红润，没有一点病容。随口问道：“听说你有心脏病?”他说：“有点，不碍事。”我说：“听说你刚从医院出来?”他支支吾吾地说：“是。输了点液。于部长几次电话催，只好来了。”老孙问他知不知道召集这么多人来大寨是要干啥?浩然说：“大概是要布置新的创作任务。”他这一说，我俩倒放心了。因为江青已指名要我们修改《山花》，当然不会再有什么别的任务落在我们头上了。一路上，从闲聊中，我感到浩然是尽量想和江青他们拉开距离。甚至我猜想他住医院输液，很可能就是想躲避接受新的创作任务。
    浩然来后的第二天，江青就召集所有从事创作的人开会，布置重要创作任务。她先讲了一通样板戏的巨大成就，然后就说她现在要抓两个重大题材的电影剧本，一个是毛主席创建井冈山红色根据地；另一个是举世无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她说：“再过两年就是建军五十周年，我决心要拿出这两部影片向建军节献礼!”
    当时我不由得想到一个问题：既然是向建军节献礼，为什么不写南昌起义呢?我马上就意识到其中的情由了：写南昌起义就不能不写周恩来、朱德、贺龙这些领导人，江青怎么可能颂扬她要打倒的人呢?正在这时，只听江青继续讲道：“毛主席教导我们‘生活是创作的惟一源泉’。写井冈山就得到那里去深入体验生活，写长征就得沿长征路线走一趟，”随即她点了几个人写井冈山，并指名要浩然负责。浩然说：“这是个重大题材，是一个光荣的任务。可是我不好办，我有心脏病……”江青说：“你可以带个大夫一块去嘛。”浩然没有再敢吭声。接着她又点名要我和张永枚、薛寿先写长征。
    我一听要我参加写长征，“轰”一下脑袋就大了。原因是我听北影导演成荫同志讲：前些时北京正在上演陈其通的话剧《万水千山》。有天，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几位领导观看了演出，并接见了作者、导演。陈其通对以前改编的电影不满意(是由成荫、孙谦改编，成荫导演的)，主要是嫌篇幅太短，许多该展开的情节没有展开。邓说可以重拍嘛。一部放不下，可以拍两部、三部。这就是说，那里打算重拍反映长征的《万水千山》，这里江青正组织人另写长征。那样我将会被卷入这场漩涡中，我觉得无论如何要推掉这一“任务”。当时我向江青说：“首长不是要我们改《山花》吗?”江青说：“改完那个再写这个嘛!”我说：“我水平有限，恐怕担负不了这一重大任务。要写长征必须沿长征路线走一趟，可我岁数大了……”她问：“你今年多大?”我说：“已经五十出头了。”她说：“我比你大十来岁，现在不是还在继续工作?”我说：“我身体不好，患有高血压。”她说：“我还患有冠心病呢!雪山草地气压低，可以坐飞机过去嘛!”说完再不理我了。接着又向孙谦说：“孙谦同志，你的任务是和张天民合写一部新《创业》。”孙谦说：“我从来都是写，对题材一点也不熟。连螺丝钉怎么拧都闹不清。”江青说：“我是要你写人物，是要你去拧螺丝钉吗?”她说话的声调都提高了。我见孙谦挺起脖子想反驳，忙用脚碰了碰他的腿。我知道他是个犟牛脾气，火儿起来什么话都能冒出来。万一惹恼江青，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他大约已感到了我的示意，咽了口唾沫，随即低下头，没有吭声。江青也就调转了话头。
    这天我俩回到宿舍，情绪都很败坏。我说：“这可真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不知不觉就跌到一场政治斗争的漩涡中了!”老孙说：“我比你更惨，写新《创业》，这不明明是在和毛主席唱对台戏吗?”猛一听有点胡扯，细细一想也有点由头。《创业》是写大庆人艰苦创业的一部电影，江青看后不让上映，剧作者张天民就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这次张天民来大寨后曾悄悄告诉老孙说，毛主席曾批了两句话：“此片无大错，可以上映。”因而江青对张天民十分恼火，可又不好公开整他。于是就要他写一部新《创业》，以挽回面子。
    我俩正在发牢骚的时候，浩然来了。他告诉我们说，江青让于会泳尽快把三个创作组负责人的名单提出来。刚才于会泳说晚上要找他商量。他说：“看来我是逃不脱了。二位也有被提名的可能。”老孙抢着说：“割了脑袋我也不当!”我说：“我干不了那差事。你能不能和于会泳说一说，别提我俩。”他说：“我尽力而为。依我看，二位还是不当组长为好。”
    第二天早饭后，于会泳把我们召集到一起，宣布了经“首长”批准的三个创作组组长名单：井冈山组浩然，长征组张永枚，新《创业》组张天民负责，由孙谦协助。我和老孙听完，都大大松了一口气，都暗自感谢浩然。
    于会泳又向我和孙谦说：“首长要你俩随我们回北京，赶快改写《山花》。”我忙说：“那，我们得回家拿点过冬的衣服。”他说：“可以，现在就走，速去速回!”
    开完会，我们当即向接待站借了一部小车，匆匆忙忙赶回太原。这天正好是中秋节，但我们不敢在家久留，吃完午饭，拿了点过冬衣服，急忙往回返。因路上堵车，到大寨时已经是夜晚了。服务员告我们说，江青他们正在大餐厅，和大寨社员代表开庆祝中秋联欢会。我俩去的时候，只见餐厅里灯火辉煌，坐满了人，每张桌上都摆着一些切开的月饼和各种瓜果。江青站在主桌那里，像是讲话，又像是和陈永贵他们聊天。只听她说：“……就是样板团那些跑龙套的演员，每天的劳动强度，也不比体操运动员小，生活上还不该照顾照顾?永贵同志，你是副总理，这事你要负责管一管!……”从她的语言、声调中可以听出来，她根本就没把陈永贵这个副总理放在眼里。
    我和孙谦在门口站了一会就溜了出来。我们还没吃晚饭，不想去麻烦伙房。捣开供销社的门，买了一瓶烧酒、半斤豆腐干，回到宿舍，借酒消愁。
    为了江青一个午觉……
    大约过了两天，江青一伙要回北京了。县里调集来一些小卧车、大客车，直送到阳泉火车站。沿途只见一些险要地段、交叉路口均有解放军站岗。阳泉火车站更是警戒森严。我们登上了直开北京的专列。江青坐的车厢是什么样子不知道。我们一般人坐的都是软卧包间。开车不久，忽听过道里有人高声喊：“首长看望你们来了!”我们忙开了包房门。只见江青在于会泳等人陪同下，走了进来，说了几句祝旅途愉快的话，并从秘书端的大盘里抓了一把水果糖放在小桌上。她一个包间一个包间看望大家，表示首长对下属的关怀。
    车过娘子关后，开始分批在餐车里就餐。火车快到石家庄的时候，忽然停了，这里既不是大站，也不是小站，从车窗望出去只见是一片荒地。车厢两旁每隔十来步就有一个背枪的战士背对车厢站在那里守卫，远处也有一些解放军的游动哨兵。我们问送水来的列车员这是什么地方，她说是一个小站的备用线。问她为什么停车，她摇了摇头。我们不知车停在这里要干什么，后来从别人口中才得知江青要在安静的地方午睡，车就开到这里了。为了一个人睡个午觉，这不知要浪费多少人力!而且沿途各站来往车次的时刻表，必然也被打乱了。
    这列专车到北京的时候已经是夜里十二点了。车停在第一站台。站台上照样是警戒森严。几辆黑色卧车开到前边车厢门口。大约是接首长的。接着就由警车开道驶出车站。我们跟着崔嵬、成荫等上了北影的接站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