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家族与文学【附录三】 ——以澶州晁氏为中心

附录三：晁公武及其《郡斋读书志》研究述论

    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具有解题的私家藏书目录。它以明确的学术分类思想、完整的结构体例、充实的提要文字，在目录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然二十世纪以来，笔者所寓目的研究成果仅有专著两部、二十余篇，与其学术地位似不相侔。今略予回顾、梳理、，为研究者提供一个更高的起点。

    一 关于晁公武

    晁公武《宋史》无传，其事长期晦而不显。为晁公武作传，始于清钱保塘撰《晁公武事略》（载章寿康式训堂重刊汪士钟衢本《郡斋读书志》卷首），虽憾于简略，然荜路蓝缕，功不可没。陆心源《仪顾堂题跋》卷五《衢本郡斋读书志跋》之案语复有公武生平之述录。陈祺寿撰《宋目录学家晁公武陈振孙传》（《国粹学报》第六十八期），据钱保塘《晁公武事略》和陆心源《陈振孙传》而增损之，公武事迹崖略可见。1968年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刘兆祐先生硕士论文《晁公武及其郡斋读书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69年出版）重在研究版本、体例、伪书和今世已佚之书，于生平事迹发明无多，惟将公武籍贯定为清丰，纠陈祺寿“巨野”说之误，值得一提。以上四种论著于《宋会要辑稿》以及南宋人文集基本未加采用，考证亦间有疏漏，对公武生平所知仍欠精详。王德毅先生有感于此，特撰《晁公武研究》（《台湾大学文史报》第三十期，1972年12月）一文，先简论晁公武家世、生年及学术贡献[1]，后详列“晁公武编年事略”，起绍兴十年闰六月，终乾道七年七月，公武生平愈加清晰。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孙猛先生的《郡斋读书志校证》，其附录一《晁公武传略》（附赵希弁传）以洋洋六十余页篇幅，裒辑、排比、考辨有关公武的各种资料，是目前所见最为详实全面的晁公武传。

    《传略》分传文、引用资料、按语三部分。传文力求简明；引用资料低传文一格，因事系文；按语再低一格，对传文排比分系加以说明，对引用资料加以诠释，对前人旧说加以匡正。据《传略》及其他资料我们可简列公武行历如下：

    晁公武，字子止，号昭德先生，祖籍澶州清丰。冲之子。兄弟可考者五人：兄公休，弟公遡、公荣、公退、公适。学问广博，不主一家，著有《易诂训传》十八卷、《尚书诂训传》四十六卷、《中庸大传》一卷、《春秋诂训传》三十卷、《稽古后录》三十五卷、《昭德堂稿》六十卷、《读书志》二十卷、《嵩高樵唱》二卷、《读书志》四卷、《老子通述》二卷、《毛诗传》二十卷、《石经考异》一卷等。

    约生于1106年，少时耽浸群籍，广狩博猎。

    靖康乱后，入蜀寓居嘉州（今四川乐山）。

    高宗绍兴二年（1132）进士，初为四川转运副使井度属官。

    绍兴十五年（1145），赵不弃为四川宣抚司总领钱粮官，辟公武为其钱粮所主管文字。

    绍兴十七年（1147），以左朝奉郎通判潼川府，寻改知恭州。

    绍兴二十年（1150），知荣州[2]。

    绍兴二十五年（1155）、二十六年（1156），知合州[3]。

    绍兴二十七年（1157），为潼川府路转运判官。该年十二月，为言官论罢。

    绍兴三十二年（1162），知泸州任。入朝为吏部郎中，继除监察御史。

    孝宗隆兴二年（1164），以吏部员外郎兼国史院编修官，旋以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兼。又入台省，为右正言。迁殿中侍御史兼侍讲，擢侍御史。徙户部侍郎。

    乾道元年（1165），除集英殿修撰，再知泸州。

    乾道三年（1167），在都大提举成都府、利州等路茶事任，除敷文阁待制，知兴元府，充利州东路安抚使。

    乾道四年（1168），为四川安抚制置使。

    乾道五年（1169），除敷文阁直学士。

    乾道六年（1170），改淮南东路安抚使，兼知扬州。

    乾道七年（1171），知扬州，移知潭州，擢吏部侍郎，除临安少尹，七月初三罢。

    晚居嘉州符文乡，卒于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之前。

    二、关于《郡斋读书志》

    1、《郡斋读书志》成书过程及版本研究

    《郡斋读书志》成书过程，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八《晁氏读书志二十卷》条已有揭示：“昭德晁公武子止撰，其序言得南阳公书五十箧，合其家旧藏得二万四千五百卷。其守荣州，日夕雠校，每终篇辄论其大指，时绍兴二十一年也。其所发明，有足观者。南阳公未知何人，或云井度宪孟也。”

    然《郡斋读书志》宋代即有二十卷与四卷之别，清《四库全书总目·郡斋读书志》提要溯其源流云：

    《郡斋读书志》四卷，宋晁公武撰。《后志》二卷，亦公武所撰。赵希弁重编《附志》一卷，则希弁所续辑也。……始南阳井宪孟为四川转运使，家多藏书，悉举以赠公武，乃躬自雠校，疏其大略，为此书。以时方守荣州，故名《郡斋读书志》。后书散佚，而《志》独存。淳祐己酉，鄱阳黎安朝守袁州，因令希弁即其家所藏书目，参校删其重复，摭所未有益为《附志》一卷而重刻之，是为袁本。时南充游钧守衢州，亦取公武门人姚应绩所编蜀本刊传，是为衢本。当时二书并行于世，惟衢本分析至二十卷，增加书目甚多，卷首公武自序一篇，文亦互有详略。希弁以衢本所増乃公武晚年续裒之书，而非所得井氏之旧，因别摘出为《后志》二卷，又以袁、衢二本异同别为《考异》一卷，附之编末。盖原志四卷，为井氏书，后志二卷，为晁氏书，并至南渡而止；附志一卷，则希弁家书，故兼及于庆元以后也。

    据黎安朝刻本所收杜鹏举蜀刻本序可知，黎袁州刻本前志四卷系据杜鹏举蜀刻本而成。王重民先生《〈郡斋读书志〉与〈直斋书录解题〉》（《图书馆》1963年第4期）一文对此做了简明扼要的解释：

    《郡斋读书志》在四川的最初原刻本是四卷（大约在1157年由杜鹏举校刻的），后来有姚应绩重编的二十卷本，曾否在四川付梓，无考。约在原刻本通行后八九十年，即公元1249年，黎安朝翻刻四卷本于宜春郡斋，这就是现在所称的“袁本”。黎安朝命赵希弁校刻，希弁因就他家藏书中为《晁志》所未收的，编为《附志》一卷（实分为上下二卷），一共刻成五卷。也在这一年，游钧将姚编二十卷本刻于信安郡斋，就是现在所称的“衢本。”次年（1250），衢本传到了袁州，黎安朝又命赵希弁把衢本中较多的435种，8245卷编为《后志》二卷，附刻在五卷之后。1884年，王先谦校刻袁本于衢本上，仍依衢本为二十卷，并附赵希弁《附志》于后。现在通用的是王先谦校刻本和《四部丛刊》三编影印的宋袁州刻本。

    袁本与衢本[4]至清代流布渐广，开始有人对其异同比勘研究，何焯于康熙四十六年即以袁本校衢本，但未有优劣之论。乾隆末瞿中溶获一旧钞衢本，以陈师曾所刻袁本，参照《通考·经籍考》相校，并撰《郡斋读书志考证举要》一文。其岳丈钱大昕作跋，扬衢抑袁，之后顾广圻、黄丕烈、鲍廷博、汪士钟、李富孙、阮元、钱泰吉、王先谦等均以衢优于袁。然自三十年代宋刻袁本影印行世，学者又多扬袁抑衢，张元济甚至云：“袁本出而衢本可废矣。”（四部丛刊本《郡斋读书志》张元济跋）[5]

    孙猛在《文史》第二十辑（中华书局1984版）发表长文《郡斋读书志衢袁二本的比较研究——兼论郡斋读书志的成书过程》，从收录书量、序文、分类、归类、编次、书名的著录、卷数的著录、作者的著录、解题九个方面详细比勘袁、衢二本，指出衢本优于袁本：衢本所收录书较袁本《前志》、《后志》为多；衢本还增补并丰富了序文特别是小序的内容；它的分类、归类、编排组织比《前志》更加整齐、合理；它著录编撰者较《前志》明确、正确；尤其是它的解题，对《前志》作了大量的补充和订正，远比前志完善、丰富。又条分缕析，勾画出《郡斋读书志》的成书过程，认为《郡斋读书志》雏型成于公武知荣州时，当时未刊行。乾道七年公武罢退，优游峨眉山下，对未刊稿进行整理，其门人杜鹏举于孝宗淳熙七年至十一年之间将之刊行于世，为蜀刻四卷本，系袁本《前志》所本。该本不够完善，公武又陆续补正，去世后由门人姚应绩将之整理为二十卷本刊行，为衢本祖本，时在淳熙十四年之前。因其更加完善，黎安朝、赵希弁等又据此编《后志》，以补《前志》之失，只是因赵氏编例失当，工作粗疏，没能重现衢本旧貌。但其版本和校勘价值不容忽视，在新‘合校本’尚未问世之前，、征引《读书志》，应该注意同时查阅袁、衢二本。孙猛详实严谨的论述为《郡斋读书志》的成书过程和版本优劣作了较为圆满的总结。孙猛还作有《历代诸本叙录》（《郡斋读书志校证》附录三），叙录现存《郡斋读书志》诸本三十五种，其中衢本十七种，袁本十八种，分衢、袁二版本系统编叙其目，并录有关序跋、题识、收藏，以供参考。关于《郡斋读书志》版本的研究，至此蔚然大观。

    2、《郡斋读书志》体例特色的研究

    《郡斋读书志》体例的特点，晁公武自序中已说得很明白，即采用经、史、子、集四部分法。宋王应麟《玉海》卷五二艺文部书目门亦曰：“晁公武《读书志》四卷。……公武分为四部：经类十，史类十三，子类十六，集类三。每读一书，撮其大旨论之。”

    王重民先生《〈郡斋读书志〉与〈直斋书录解题〉》云：“《郡斋读书志》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四十五类（指衢本）。每部有大序（称为“总论”），每类有小序（但小序没有标明，都编在每类第一部书的提要之内，这种做法不算好，也是从来没有过的）。提要的内容和形式是学《崇文总目》的，但偏重在考订方面。”基本概括出了《郡斋读书志》的体例特点。倪士毅先生《宋代目录学家晁公武和〈郡斋读书志〉》（《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更将王文推阐开来，详列经、史、子、集各类名目（分四十三类），并与《崇文总目》对比，说明其“目录学思想是适应时代的要求，不是墨守成规的。” 孙猛《郡斋读书志衢袁二本的比较研究——兼论郡斋读书志的成书过程》在比勘衢、袁本过程中实际上也考知了二本体例的差异和特点，如论“分类”云：

    《读书志》的类目设置沿用了隋、唐以来的正统四部分类法。它以《崇文总目》为主，参酌《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形成了自己的分类。二本相较，衢本比前志多设了两个类目：一是集部文说类，一是把子部天文卜算析为二，改称天文类和星历类。

    文说类收录的是评论诗文的著述。这类著述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曹魏时的典籍，但在衢本《读书志》之前，终因为数尚少，一些书目不是把它们附著于总集之末，就是把他们混杂在别集之中。北宋开始，文史批评之风渐盛，批评著作也日益增多。大概鉴于这一学术发展的新趋势，《崇文总目》增设了文史类。“文史”之名，并没有准确反映这一类书的性质和特点，况且，文、史书本来应该分属乙、丁二部，混同言之，无异自乱其例。《前志》设“史评”，替其中的史类书找到了归宿，但文学评论方面的书籍仍不得正归。衢本则解决了这个问题，在史部设史评类同时，在集部设立了文说类，在我国古籍分类中，终于完成了对批评著述的安置。后来的《四库全书总目》的“诗文评类”，即渊源于此。《前志》的天文卜算类，显然是从《崇文总目》卷四十天文占书类衍化来的。占书与星历书不是一回事，故《崇文总目》卷四十一另设有历算类。《读书志》把占书归入五行类，把算书归入类，而《前志》仍称天文卜算，就名不符实了。衢本分称天文、星历，与其收书方名实相副。

    所述必溯源析流，且论断精审，要言不烦，堪为晁氏知音。陈少川《从〈郡斋读书志〉看晁公武的图书分类理论》则借孙猛《郡斋读书志校证》出版之便，对晁公武图书分类理论和《读书志》的分类体系结构作了探讨，认为“《读书志》的分类体系是相当严谨的，它以四大部、四十五子目的体例加上四段大序、四十五个小序[6]的文字说明，而形成了一个上下呼应左右相联的分类表。”陈文对了解《郡斋读书志》的分类体系有一定帮助。

    最为细致全面研究《郡斋读书志》体例特色的当推台湾刘兆祐《晁公武及其郡斋读书志》。该书第三章《郡斋读书志之体例》详细讨论了《读书志》的体制、分类及叙录的义例，指出其体制为首载总序，论其书分四部之由；而每部之首，复有小序，先举每部所分之类名，继而或论各类之学术源流，或评各时代之学术得失；每部小序之后，即另行冠以类别，继则著录书名卷数，继之以提要。其分类则与《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列表比较，得出《读书志》分类虽多因前志之旧，但将史评类列于史部，则系公武之发明。其叙录义例，则分“著录作者之时代及姓名”、“介绍作者之生平及其学术”、“解说书名之含义”、“介绍一书之内容”、“叙一书之总目或备载篇目”、“叙说学术之源流”、“评论一书之价值”、“判别典籍之真伪”、“引序以见作书之由”、“稽考篇卷之异同”、“考订人类之不同”、“记载版本或刊刻情形”、“广罗诸本，记其异同”、“著录序文之作者”十四项，其中如“记载典籍刊刻之情形”、“引序以见作书之由”、“著录序文之作者”等，为公武所创，而为后世取法。

    另外，方志昭《晁公武与〈郡斋读书志〉》（《赣图通讯》1985年第1期），孟昭晋《晁公武及其〈郡斋读书志〉》（《山东图书馆季刊》1988第2期），崔国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版本源流和解题特点》（《山东社会》2001年第4期），滕庆《试析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编纂特色》（《河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内容间有可取，然大要不出孙猛、刘兆祐所论。惟王皓《〈郡斋读书志〉的版本记录与考辨》（《四川图书馆学报》1992第5期）以衢本为主，从“版本的注明”、“版本的比较”、“版本的考辨”三个方面探讨《读书志》的版本学贡献，指出《郡斋读书志》不仅以校勘来判别版本异同优劣，且注重对图书版本的内在特征和外部特征的研究，拓展了版本研究的内容；又指出“解题书目著录版本虽发端于刘向、刘歆父子的《别录》和《七略》，但诸如析版本异同、述版本源流、论版本优劣、考版刻时地，叙递藏关系、记存亡掌故等著录内容及编制体例，却始见并基本定型于《郡斋读书志》。”所论较有特色。

    《郡斋读书志》成书以来，深为版本目录学家所重，历代目录著作多有探讨其分类、叙录之得失者，如明焦竑《国史·经籍志》卷三《簿录类》，清张宗泰《鲁岩所学集》卷六《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等，这些，在孙猛《郡斋读书志校证》一书的附录二《历代著录及研究资料汇编》里已有详载，兹不赘述。

    较为集中地对《郡斋读书志》内容进行较大规模辨证的是刘兆祐的《晁公武及其郡斋读书志》和孙猛的《郡斋读书志校证》。

    刘著凡一百八十九页，十余万言，其目录如下：

    序

    第一章 晁公武之生平（第一节 晁公武之爵里；第二节 晁公武之家世；第三节 晁公武之事迹；第四节 晁公武之著述及治学之旨趣）

    第二章 郡斋读书志之版本（第一节 衢本、袁本及其传本；第二节 关于所谓蜀本之讨论；第三节 姚应绩与后志之书之关系；第四节 赵希弁与附志；第五节 衢州本与袁州本之比较）

    第三章 郡斋读书志之体例（第一节 郡斋读书志之体例；第二节 郡斋读书志之分类；第三节 郡斋读书志撰写叙录之义例）

    第四章 关于郡斋读书志辨伪书部分之讨论

    第五章 郡斋读书志所著录今世已佚之书

    第六章 郡斋读书志之优点与缺点（第一节 郡斋读书志之价值；第二节 郡斋读书志对于后世之影响；第三节 郡斋读书志之优点；第四节 郡斋读书志之缺点）

    附录一：附注

    附录二：引用及书目

    其中第四章对晁志中疑为依托之书详加论证，第五章详录晁志著录而今已不存或虽佚而后世有辑本的书目，对于深入研究《郡斋读书志》甚有助益。两章规模甚巨，约占全书一半篇幅。

    孙著凡一四零四页（不含索引一二九页，索引为王立翔编），约百万言，其目录如下：

    一 前言

    二 凡例

    三 衢本晁公武自序

    四 袁本晁公武自序

    五 郡斋读书志目录

    六 赵希弁读书志目录

    七 郡斋读书志

    八 衢本游钧跋

    九 读书附志

    十 附录（1、晁公武传略附赵希弁传；2、历代著录及研究资料汇编；3、现存诸本叙录；4、郡斋读书志衢袁二本的比较研究）

    十一 索引（1、书名索引；2、著者索引）

    该书受王先谦合校本体例启发，以衢本为底本，合校以宋淳祐袁本整理本，并参校十一种善本，自书名卷数至小序解题，凡有异同详略，均予标明。而全书最见学力也最有学术价值之处在于疏证与考订，约六十万字，主要集中在对《郡斋读书志》衢、袁二本存在重要异文的地方；著录书属佚书或伪书者；编著人事迹不见正史者；解题中文意欠明、评论失当之处。略举数例：如卷六《圣宋掇遗一卷》作者袁本作余靖，衢本作欧阳靖，《校证》详引诸籍，证袁本之误。卷二《琵琶故事一卷》，公武云“未详何人所纂”，《校证》据《中兴书目》等补出作者为“段安节”。卷七《唐书音义三十卷》（袁本作《唐史音义三十卷》），公武云“未详撰人”，《直斋书录解题》亦循之，《校证》则引《续通考》，考出同安吕科著有《唐史音义》六十卷，并以审慎态度云：“未知是否《读书志》所载书之作者。”卷十七《王昌龄诗六卷》，解题云王昌龄江宁人，《校证》引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证昌龄为京兆人。卷七《百官公卿表一百四十二卷》，《校证》详考诸书所记卷数之异，得出“百四十二卷者实为李焘《续表》。”卷六《神宗实录二百卷》，解题仅二十一字：“右皇朝曾布等撰。起藩邸，止元丰八年三月，凡十九年。”《校证》则据《直斋书录解题》、《老学庵笔记》等详考《神宗实录》四修经过。卷十四《六贴三十卷》，解题云公武曾祖父晁仲衍曾为之注，《校证》则据宋王珪所撰墓志，清段玉裁《经韵楼集》，《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等，考知仲衍曾作《事类后集》，今《后集》不存，而注本残帙尚在[7]。卷十七《陆贽奏议十二卷翰苑集十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为解题有误，《校证》详考陆贽集流传中分合情况及书名变化，驳《提要》之说。以上诸说，均考证精严，令人信服。当然，《校证》亦偶有疏失处，如卷十六《大还丹契秘图一卷》，解题作“草衣洞真子玄撰。” 《校证》误以“子玄”为作者名，实“玄撰”乃“天上或仙界撰”之意，为道家著作习称（可参陈国符先生《外丹黄白法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但瑕不掩瑜，孙著无愧“晁氏之功臣，学界之福音”之称[8]。

   三、结语

    汪辟疆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目录学包括几种：“第一说之主张纲纪群籍簿属甲乙者，则目录家之目录是也。第二说之主张辨章学术剖析源流者，则史家之目录是也。第三说之主张鉴别旧椠校雠异同者，则藏书家之目录是也。第四说之主张提要钩玄治学涉径者，则读书家之目录是也。”他主张前两种为目录学之正途，后两种为目录学之偏锋，定义说：“目录者，综合群籍，类居部次，取便稽考是也。目录学者，则非仅类居部次，又在确能辨别源流，详究义例，本学术条贯之旨，启后世著录之规。”[9]像《郡斋读书志》这类目录学巨制，既部次甲乙，又“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复有版本鉴别，还有提要钩玄，实兼有四种目录学功用。这就要求研究者具备深厚的学术素养，不仅局限于体例罗列，而且纵贯古今学术，知人论世，从中抉择出许多文化史意义来，就像陈乐素先生《略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2期）所做的那样。

    遗憾的是，笔者寓目的研究多是机械的体例罗列，或根据《郡斋读书志》总序、小序直接推导出的简单结论，陈陈相因，少有新意，乃至沦为剽窃抄袭：如钱振新《〈郡斋读书志〉收录小说类目摭议》（《图书馆》1994年第2期）与龚礼明《〈郡斋读书志〉收录小说类目摭议》（《图书馆》1993年第5期）完全雷同；贺霞《略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在目录学上的贡献》（《图书馆建设》1997年第2期）大段雷同倪士毅《宋代目录学家晁公武和〈郡斋读书志〉》（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王晓鸣《浅谈〈郡斋读书志〉》（《山东图书馆季刊》2001年第2期）与崔国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版本源流和解题特点》基本相同，让人不胜感慨。

    其实，晁公武及其《郡斋读书志》并非无题可作，刘兆祐的《晁公武及其郡斋读书志》只是将《郡斋读书志》与《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列表对比，弄清了《郡斋读书志》体例之源，而其流尚未有人细致研究，如果将《郡斋读书志》与其后诸多目录学著作做一系统比较，相信不无意义，刘跃进先生就曾提醒笔者注意《郡斋读书志》与《直斋书录解题》的区别，通过分类、作者、卷数、叙录的差异，宋代目录学的一些特点，由于时间原因，这项研究只好付诸日后。另外，根据自序、总序、小序及解题中的内容（尤其是子部），结合宋代学术的整体背景，亦可对晁公武的学术观念及其在《郡斋读书志》中的实践做一较为深入的观照。还有，晁公武的家族是宋代有名的学术世家，他学术思想中的家族因素也值得考察，如《郡斋读书志》中不断出现“景迂”之说，“景迂”即公武从父晁说之，在尊古周易、斥王弼易学上，两人就表现出鲜明的一致性。近闻南京大学中文系武秀成先生正从事《晁公武评传》的撰写，相信会推进对晁公武及其《郡斋读书志》的研究。总之，只要细心、耐心，学术研究是无止境的。

[1] 王文将公武生年定于1111年前后，卒于淳熙初年（1174）左右，按此生卒年不确。何新所《宋代昭德晁氏家族研究》第24页考辨：楼钥《攻媿集》卷一百八有《司法晁君（公谔）墓志铭》，公武为晁公谔（1105—1165）弟行，因定公武生于1105年后，孙猛《郡斋读书志校证》认为公武生于1102—1106年，综合二说，暂定公武生于1106年；另《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五十六载李焘为公武撰写墓志，李焘卒于1084年，故定公武卒于此前。

[2] 王德毅《晁公武研究》据《郡斋读书志》自序题：“绍兴二十一年元日”，以及公武时已知荣州，得出公武始知荣州至迟在绍兴二十年。孙猛亦据此得公武知荣州在绍兴二十一年，是为忽略“元日”之故也。

[3] 孙猛《传略》几乎将前人成果包罗殆尽，惟王德毅《晁公武研究》引张森楷《合川县志》，定公武知合州在绍兴二十五年、二十六年，此条材料孙猛未见，故只推测知合州在二十七年之前，又误将知合州系于知荣州前。

[4]王重民《〈郡斋读书志〉与〈直斋书录解题〉》，刘兆祐《晁公武及其郡斋读书志》皆据《后志》序，以为衢本多于袁本者，即袁本后志所收之书。然据孙猛研究，袁本《前志》加《后志》并不等于衢本，衢本收书稍多，可能系赵希弁疏漏所致。刘又引张元济跋，以为袁、衢之前，尚有蜀本，为袁、衢二本之所从出，惜不传于世。此当指杜鹏举刊本，为袁本所祖，非衢本所从出也。

[5] 此段袁本与衢本优劣之争参张元济跋与孙猛《郡斋读书志衢袁二本的比较研究》而成。

[6] 陈文此处有误，据孙猛研究，衢本四十五类，其中二十五类有小序，袁本《前志》四十三类，其中九类有小序。

[7]王义耀《郡斋晁氏家氏杂考》（《图书馆研究》1985第4期）中也有对仲衍注本的考辨，可以参看。

[8]参余力《晁氏之功臣、学界之福音：评孙猛〈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高校图书馆情报学刊》1991第4期。

[9] 汪辟疆《目录学研究·目录与目录学》第5页，第10页，华东师范大学2000年版。该书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