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末文学观念的纷争
【内容提要】
金末是金代文学繁盛时期，也是金代文学观念纷争最为激烈的时期。本文结合金末盛行的谈辩之风，认为金末的谈辩之风推动和影响了文学观念的纷争。文章将金末文人分为传统派和创新派两在阵营，前者以赵秉文、王若虚等人为代表，后者以李纯甫、雷渊为代表，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继承与创新、平易中和与峭健奇险两个方面。两派互相激发，促进了理论的，但也有偏激的意气之争。
【关键词】 谈辩之风 传统派 创新派 理论纷争
一、 金末的谈辩之风与金末文坛的两大阵营
金末是金代文学繁盛时期，也是金代文学观念纷争最为激烈的时期。当时尚没有进入主流诗坛的青年诗人元好问，以旁观者的眼光在《论诗三十首》开篇中指出诗坛的纷纭现状：“汉谣魏什久纷纭，正体无人与细论。谁是诗中疏凿手，暂将泾渭各清浑。”虽然最后也未必有“诗中疏凿手”使纷争各方泾渭分明，但是纷争却激发了理论的发展，推动着文学的创作。所以，在论及金末文学观念纷争之前，我们不妨先来看看金末的谈辩之风。
早在金代中期，就开始渐渐兴起谈辩之风。著名诗人、书画家王庭筠（?-1202）“仪观秀伟，善谈笑，俯仰可观”[1]，著有《丛辨》十卷。《丛辨》一书早已失传，从书名来看，应是与辩论相关的学术著作。王庭筠的出身、人品、器识、文艺才能，都超越群伦，“文采风流，照映一时”[2]，为后辈学人所景仰，冯璧、李纯甫等人就直接受益于他。稍后于他的名臣萧贡（1162--1223）官运亨通，博学能文，著有《公论》二十卷、《注史记》一百卷、《文集》十卷等，其中《公论》亦是学术批评类的著作，金末刘祁说该书“评古人成败得失，甚有理”[3]。
至金末，谈辩之风大盛，善于谈辩的人比比皆是。只要浏览一下《归潜志》、《中州集》等书，就可以发现大量记载：
（赵秉文）文出于义理之学，故长于辨析。
──《元好问全集》卷十七《闲闲公墓铭》
（李纯甫）每酒酣，历历论天下事，或谈儒释异同，虽环而攻之，莫能屈。
──《归潜志》卷一
（李纯甫）眼花耳热后，人有发其端者，随问随答，初不置虑。漫者知所以统，窒者知所以通，倾河泻江，无有穷时。
──《中州集》卷四
（王若虚）善持论，李右司之纯以辨博名天下，杯酒淋漓，谈辞锋起；公能三数语窒之，唯有叹服而已。
──《元好问全集》卷十九《内翰王公墓表》
屏山（李纯甫）常言天下辩士三人，王仲泽（王渥）、马元章（马天采），纯甫其一也。 ──《中州集》卷七
（王渥）性明俊不羁，博学，无所不通。长于谈论，使人听之忘倦。
-─《归潜志》卷二
（雷渊）酒间论事，口吃而甚辩，出奇无穷，此真豪士也。
──《归潜志》卷一
（周嗣明）善谈论而中节……最长于义理之学，下笔数千言。
──《中州集》卷四
（周嗣明）斫头不屈面如铁，一说未穷复一说。
── 李纯甫《送李经》
（李献能）善谈论，每敷说今古，声铿亮可听。
──《归潜志》卷二
其中尤以李纯甫、王若虚、雷渊等人最为活跃。这些文人交往密切，经常就各种分歧展开争论，互相发难，互相推进。如王若虚与李纯甫私交甚厚，王若虚有《忆之纯》三首、《复寄》二首，《忆之纯》诗曰：“幼年求真契，中年得伟人。倾怀当一面，投分许终身。”可见他们相当投缘。但是，他们在思想上存在着很大分歧，王若虚以儒家思想为本位，“慕乐天之高，而不逃禅”[4]，所以，致力于儒家经典的辩释，而李纯甫却以佛教思想为归宿，故重在辨明儒佛异同，其《鸣道集说》、《司马温公不喜佛辨》、《程伊川异端害教论辨》等都是此类论著。因此，当他们在“灯火谈玄夜”[5]谈玄之时，必然有所辩论，有所生发。
金末盛行的谈辩之风，客观上激发文人的谈辩兴趣，促使文人思考一些热点问题，并参与讨论，发表一些自己的见解，由此也就产生出许多辩论性很强的理论成果。尽管大量议论未能形成文字，随风散去，但还是保存了一些相关成果。这方面，王若虚最为典型。他的《滹南遗老集》几乎可以说是金末谈辩之风的产物，在四十六卷中，有三十七卷篇目名称冠以“辨”字，即《五经辨惑》二卷、《论语辨惑》五卷、《孟子辨惑》一卷、《史记辨惑》十一卷、《诸史辨惑》二卷、《新唐书辨》三卷、《君事实辨》二卷、《臣事实辨》三卷、《议论辨惑》、《著述辨惑》、《杂辨》、《谬误杂辨》各一卷，《文辨》四卷，另有《诗话》三卷沿用宋人称呼，其性质实际上是“诗辨”。甚至在他的诗歌创作中，也有显著的论辩色彩。即使像《题渊明归去图》这种淡远宁静的题材，到了他的笔下，也有了辩论特征：“靖节迷途尚尔赊，苦将觉悟向人夸。此心若识真归处，岂必田园始是家？”诗中的语气像是与陶渊明辩论似的。在这种风气的作用下，金末文学思想形成了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具有鲜明的辩论性。王若虚自不待言，元好问、李纯甫等人也是如此。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等早期诗论以批评为主[6]，李纯甫《西岩集序》反驳三种“可笑”之论（见下文），都是辩论性的体现。
金末文坛辩论涉及面很广，参加者众多，在看似热闹无序的论辩中，大致可以分为两大阵营。一方以赵秉文、王若虚、元好问等人为代表，观点偏向于儒家正统思想，姑且称为传统派；一方以李纯甫、雷渊、李经等人为代表，观点偏向于创新，姑且称之为创新派。两派各自聚集着一批文人，都有理论主张，并且都取得了一定的创作实绩。他们都致力于改革金代中期以来尖新浮艳的不良诗风，引导金末文学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刘祁《归潜志》卷八说：“南渡后，文风一变，文多学奇古，诗多学风雅，由赵闲闲、李屏山倡之。”在某些方面，他们可以说是殊途同归，但是，他们之间又存在很多分歧。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继承与创新、平易中和与峭健奇险等方面，下面试分别加以论述。
二、继承与创新之争
继承与创新是一对老矛盾，早在北宋时期，这一矛盾就已经相当突出。面对前代丰厚的文学遗产和巨大的创作成就，后人必须回答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北宋诗人大多注意学习古人，如王安石曾经“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7]，苏轼作诗多取法唐人，晚年尤喜陶渊明，黄庭坚师法杜甫等人，同时他们又自觉地追求创新，努力“自名一家”。如苏轼曾说，“凡造语，贵成就，成就则方能自名一家”[8]，黄庭坚“会粹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搜猎奇书，穿穴异闻，作为古律，自成一家”[9]。不管如何，文人们普遍面临两难处境：一方面，如果侧重继承，师法前人，可能难以突破前人的囿限，难以有大的创新；另一方面，如果无视前人，师心自造，又无异于闭门造车，苦心所得，可能毫无新意。换言之，后代文人不能不有所继承，也不能不有所创新，只能在继承中创新。随着时代的发展，继承的负担愈益沉重，而创新的空间却日渐萎缩。在实际创作中，难免有所偏向。
金代文学承北宋余绪，继承与创新的矛盾更加突出。只是在金末之前，人们还没有强烈意识到这一问题，还没有就继承与创新这两者关系作出理论上的回答。到金末，文坛领袖们要指导繁盛的创作，不得不认真思考这些问题。文坛两派特别是赵秉文、李纯甫二人在这一问题上的见解可谓针锋相对，壁垒分明，争论主要即在他们之间展开。
赵秉文尽管“晚年颇以禅语自污”[10]，但其思想还是以儒家为主。元好问说他“不溺于时俗，不汩于利禄，慨然以道德、仁义、性命、祸福之学自任，沈潜乎六经，从容乎百家”[11]。他的文艺观当然深受儒家的影响。他认为：“诗文之意，当以明王道，辅教化为主，六经吾师也，可以一艺名之哉！”[12]他的创作也被杨云翼称为“粹然皆仁义之言也，盖其学一归诸孔孟，而异端不杂焉”[13]。有这种“宗经”的观念，那么，他在继承与创新之间，偏向于继承。
基于李纯甫等人的创新指向，特别是在刻意创新中暴露出的问题，赵秉文有针对性地强调师法古人的重要性。青年诗人李经（字天英）受到李纯甫的指点，当他向赵秉上自己诗歌和书法作品时，赵秉文写下长文《答李天英书》，来阐明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诗歌发展到韩愈，“古今之变尽矣”，后代诗人不可能一无依傍，即使是“高视古人”的苏轼，也“不能废古人”。这种判断无疑是正确的。他指出：
足下之言，措意不蹈袭前人一语，此最诗人妙处，然亦从古人中入，譬如弹琴不师谱，称物不师衡，上匠不师绳墨，独自师心，虽终身无成可也。故为文当师六经、左丘明、庄周、太史公、贾谊、刘向、扬雄、韩愈，为诗当师《三百篇》、《离骚》、《古诗十九首》，下及李杜，学书当师三代金石、钟、王、欧、虞、颜、柳，尽得诸人所长，然后卓然自成一家，非有意于专学古人也，亦非有意于专摈古人也。自书契以来，未有撰（疑是摈字）古人而独立者。若扬子云不师古人，然亦有拟相如四赋，韩退之惟陈言之务去，若《进学解》则《客难》之变也。《南山》诗则子厚（疑是虚字）之余也。岂遽汗漫自师胸臆，至不成语，然后为快哉？
这里，他虽然肯定李经的创新努力，却批评他一味师心自造的创新途径。他认为无论是学习诗歌还是学习书法，都应该多方师承，才能尽得诸家所长，才能自成一家。连扬雄、韩愈都不例外。否则，就可能终生无成，写出来的诗甚至可能不成句子。文中征引了李经五首诗歌，认为“不过长吉、卢仝合而为一，未能以故为新，以俗为雅”。赵秉文的这些观点并不新鲜，明显受到北宋诗人的影响。梅尧臣、苏轼、黄庭坚等人都说过“以故为新，以俗为雅”的话。针对韩愈的陈言务去之说，王安石《韩子》诗讥讽韩愈“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黄庭坚《答洪驹父书》偏偏说韩文“无一字无来处”。赵秉文更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指出《进学解》效仿东方朔《答客难》，说服力很强，观点也很正确。《进学解》本身就有“窥陈编以盗窃”的自供状。其实，随着文化的积累，时代的推移，“自作语”越来越难，几乎变得不可能。如果一意求新，可能会弄巧成拙，如韩驹所说：“目前景物，自古及今，不知凡经几人道。今人下笔，要不蹈袭，故有终篇无一字可解者，盖欲新而反不可晓耳。”[14]在金代，再次出现了这种现象。在李经寄给赵秉文的诗作中，除文中所引的几首外，赵秉文说其他诗篇“殊不可晓”。所以，尽管赵秉文理论上没有多少创新，但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与重视师法古人的同时，在才与学之间，他相应地更重视学。他批评“自古才人，多恃一时聪辨，少积前路资粮”[15]。他认为，学习书法，“须真积力久，自楷书中来，前人所谓未有未能坐而能走者”，“真积力久”就是要长期的学力培养。针对李经“天才英逸，不假绳削”，有过于倚重其才的倾向，他谆谆告诫李经“以古人之心为心，不愿足下受之天而不受之人，如世之轻薄子也”[16]。这种理论与北宋人重学轻才一脉相承。
赵秉文强调师法古人，重视学力的培养，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转益多师，模拟对象很多。刘祁说，他“幼年诗与书皆法子端，后更学太白、东坡”，晚年“诗专法唐人”[17]。王庭筠(1156-1202)字子端，是赵秉文同时的诗人。赵秉文的成名作就是赠他的《寄王学士》。赵秉文现存诗中有大量直接标明拟作的诗歌，涉及阮籍、陶渊明、严武、王维、李白、杜甫、郎士元、张志和、韦应物、刘长卿、李贺、卢仝、梅尧臣、苏轼等诗人，此外，还有一些未标明的师法对象。师法对象如此众多，是宋代诗人所罕见的。二是师法对象中，以唐代诗人数量最多，这推动了金末宗唐诗风的发展。三是他的拟作大多具有原作风韵，可以说拟谁像谁。试看他晚年所作的《拟和韦苏州》二十首中两首原作和拟诗：
明从何处去，暗从何处来。但见年年老，半是此中催。──韦作《咏夜》
明从暗中去，暗从明中来。流光不待晓，暗尽玉炉灰。──赵作《拟咏夜》
万物自生听，太空恒寂寥。还从静中起，却向静中消。──韦作《咏声》
万籁静中起，犹是生灭因。隐几以眼听，非根亦非尘。──赵作《拟咏声》
这两组诗歌侧重说理，赵作像是对韦作的应答，颇得韦诗旨趣。如放入韦集中，几乎可以乱真。又如下引二诗：
独步幽林下，谈玄复观易。西日半衔峰，返照林间石。
石上多古苔，山花间红碧。花落人不知，山空水流出。
──《仿摩诘独步幽篁里》
弟妹他乡隔，无家问死生。兵戈尘共暗，江汉月偏清。
落日黄牛峡，秋风白帝城。中原消息断，何处是秦京。
──《仿老杜无家》
赵秉文的创作体现了他的诗歌主张，师法各家，在各体诗歌样式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都或多或少地留有效仿前人的痕迹，如七言古诗模仿李白、苏轼，五言古诗模仿陶渊明、王维，七言绝句学习杨万里，缺乏别具一格的鲜明特色。有时过多地化用前人诗句，却未能融为己有，自成一家，正如李纯甫所批评的，“不免失支堕节处”[18]。这应该是其偏重师古理论所付出的代价。
传统派中其他成员虽然没有像赵秉文这样强调师法古人，但基本主张是一致的。元好问《锦机》、《杜诗学》等著作以及“以唐人为指归”的主张，王若虚诗学白居易，都体现出对前人的继承。
李纯甫与赵秉文不同。他的思想复杂，虽自称“儒家子”[19]，却深染佛学，“三十岁后，遍观佛书，能悉其精微”[20]，佛学思想占居了主导地位。因此，他的文学思想与儒家思想相异其趣，其理论核心是“诗为心声”，这在《西岩集序》中有比较全面的论述：
人心不同如面，其心之声发而为言，言中理谓之文，文而有节为之诗。然则诗者，文之变也，岂有定体哉？故《三百篇》什无定章，章无定句，句无定字，字无定音，大小长短，险易轻重，惟意所适。虽役夫室妾悲愤感激之语，与圣贤相杂而无愧，亦各言其志也已矣，何后世议论之不公邪！齐梁以降，病以声律，类俳优然，沈宋而下，裁其句读，又俚俗之甚者，自谓灵均以来，此秘未睹，此可笑者一也。李义山喜用僻事，下奇字，晚唐人多效之，号西昆体，殊无典雅浑厚之气，反詈杜少陵为村夫子，此可笑者二也。黄鲁直天资峭拔，摆出翰墨蹊径，以俗为雅，以故为新，不犯正位，如参禅着末后句为具眼，江西诸君子，翕然推重，别为一派，高者雕镌尖刻，下者模影剽窜，公言韩退之以文为诗，如教坊雷大使舞，又云学退之不至，则一白乐天耳，此可笑者三也。嗟乎，此说既行，天下宁复有诗邪？
在这里，他既不提“宗经”，也不谈“温柔敦厚”，而是借《诗经》之名，阐发“诗为心声”、“惟意所适”等观点，力图破除诗歌声律、典事、样式、风格等方面的束缚，使诗歌保有自由率真的特性，让诗人发挥其创造性。这种不拘一格的理论实际上是为他的创新寻找到诗学依据。
在“诗为心声”的理论框架下，“幼无师传”[21]的李纯甫明显倾向于不傍古人，自出机杼。《归潜志》卷八记载：“李屏山教后学为文，欲自成一家，每曰：‘当别转一路，勿随人脚跟’，故多喜奇怪。”在《为蝉解嘲》诗中，他还借蝉声参透“以心为师”之理：“金仙未解羽人尸，吸风饮露巢一枝。倚杖而吟如惠施，字字皆以心为师。千偈澜翻无了时，关键不落诗人诗。屏山参透此一机，髯弟皤兄何见疑。”以心为师，不落前人窠臼，是李纯甫的自觉追求。所以，他并不重视师法前人。为此，他甚至不惜轻率地批评前人，称“唐宋诗人得处虽能免俗，殊乏风雅”[22]，此论显然欠妥，被赵秉文讥为“守株之论”，这倒不一定是李纯甫的真意，却体现出他反对师法前人的用心。
李纯甫的创作体现了他的创新努力，现存诗中没有一首拟作，大多是一些创造性很强的诗作，如《雪后》诗：
玉环晕月蟠长虹，飞沙卷土号阴风。黄云幂幂翳晴空，屋顶唧唧鸣寒虫。天符夜下扶桑宫，玄冥震怒鞭鱼龙。鱼龙飞出沧海底，咄嗟如律愁神工。急 北斗卷云汉，凌凘卷入天瓢中。椎璋碎璧纷破碎，六华剪出寒珑璁。翩翾作穗大如手，千奇万巧难形容。恍如堕我银沙界，清光缟夜寒朣胧。肝肠作崇耿无寐，试把往事闲穷追。男儿生须衔枚卷甲臂雕弓，径投虎穴策奇功。不然羊羔酒涨玻璃钟，侍儿醉脸潮春红。谁能蹇驴拖着灞陵东，骨相酸寒愁煞侬。屏山正吐黄齑气，笑倒坐间亡是公。
古来描写雪景的诗歌有很多，但都没有这么奇古生新。诗的前半部分摹拟雪景，用“屋顶唧唧鸣寒虫”比喻暴风雪声，设喻新奇，造语奇峭，随后渐入诞幻，纷飞的雪片像是从天而降的天符，像是从海底被水神鞭赶出来的鱼龙，像是用北斗从银河舀出挥洒而下，像是用天瓢泼出的冰凌，像是椎碎的玉屑……这些非现实意象正是他以心为师的产物。其他诗歌如《送李经》、《为蝉解嘲》、《赵宜之愚轩》、《怪松谣》都与此相近。
李纯甫的创新努力在当时独树一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对改革陈陈相袭的文风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如果相对于前代诗歌而言，他所作的开拓实际上很有限，正如上文所说，诗人们尽管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却难得有大的创新空间，原因主要不在于李纯甫个人的水平及能力，而在于传统诗歌过于成熟，已没有留下多大的开拓余地。这是后代诗人的不幸。李纯甫的诗歌也因此未能自成一家。他的诗实际上与韩孟诗派相近，刘祁《归潜志》卷八说“不出卢仝、李贺”，大致不差。这种创新困境给传统派增加了批评的便利。
受李纯甫影响，李经的创新努力更加突出，成了赵秉文与李纯甫两派争论的焦点。李经有一定的天分，但过多地重视师心独造，主张“措意不蹈袭前人一语”，忽视对前人的学习和继承。对此，两派意见分歧很大。李纯甫相当赞赏，称李经为“真今世太白也”[23]，又称他的诗歌“自李贺死二百年无此作矣”[24]。赵秉文则不以为然，几次引出李纯甫的言论，直接表示不同意见。他评价李经其人“天才英逸，不假绳削”，“受之天而不受之人”，褒中有贬，认为李经“迄今大成，不过长吉、卢仝合而为一”，批评李经有的诗歌“汗漫自师胸臆，至不成语”，“吹箫学凤……时有枭音”[25]。这些批评事实上也可看成是对李纯甫的旁敲侧击。元好问的观点与此相似，认为李经“作诗极刻苦，如欲绝去翰墨蹊径间者”，指出他的诗过于求新，以致“有不可晓者”[26]。
赵秉文与李纯甫之间还发生过正面交锋。赵秉文讥讽李纯甫“文字止一体，诗只一句去也”，李纯甫则讥讽赵秉文多化用前人诗句，讥其诗中“往往有李太白、白乐天语”，或者“学东坡而不成”[27]。这种争论无疑有助于双方扬长避短，提高创作水平。
三、平易中和与峭健奇险之争
与继承与创新之争相关，金末文坛两派在创作风格上存在着平易中和与峭健奇险之别。两者之间争论相当激烈。
传统派主张“文以意为主”，由此出发，他们大力提倡平易自然的文风，追求中和之美。赵秉文说：“文以意为主，辞以达意而已。古之人不尚虚饰，因事遣辞，形吾心之所欲言者耳……亡宋百余年间，唯欧阳公之文不为尖新艰险之语，而有从容闲雅之态，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辞，使人读之者亹亹不厌，盖非务奇之为尚，而其势不得不然之为尚也。”[28]他赞赏欧阳修的文风，不满“尖新艰险之语”，尤其反对“务奇之为尚”，这一鲜明态度显然针对李纯甫等人有感而发。王若虚与之相似，一再重申“文以意为主”，他说：“文岂有定法哉？意所至则为之，题意适然，殊无害也。”又说：“凡为文章，须是典实过于浮华，平易多于奇险，始为知本末。世之作者，往往致力于其末，而终身不返，其颠倒亦甚矣。”[29]由此，他特别推崇白居易，说：“乐天之诗，坦白平易，直以写自然之趣，合乎天意，厌乎人造，而不为奇诡以骇末俗之耳目。”[30]他还感叹诡异之作盛行不衰：“呜呼，世之末作，方日趋于诡异，而议者又从而簧鼓之，其为弊何所不至哉！”[31]所谓“浮华”“奇险”“奇诡”“议者”云云，矛头所指也是李纯甫、雷渊等人。
李纯甫虽然也有“惟意所适”的观点，但他所说的“意”并非一般的平和之意，而是偏向于“悲愤感激”之意。由于他中年功名受挫，遂纵酒自放，“惟以文酒为事，啸歌袒裼，出礼法外”[32]，常借纵横跌宕的诗歌来抒写他那块垒不平之气，因此，他的“惟意所适”趋向于奇险峭健，正如刘祁所说，“多喜奇怪”。上引长诗《雪后》就是一例。即使是一些短小的篇章，也能以险句怪语来标新立异，如他的《赤壁风月笛图》：
钲鼓掀天旗脚红，老狐胆落武昌东。书生那得麾白羽，谁识潭潭盖世雄。 裕陵果用轼为将，黄河倒卷湔西戎。却教载酒月明中，船尾呜呜一笛风。九原唤起周公瑾，笑煞儋州秃鬓翁。
这首诗就东坡泛舟赤壁而发，中心是议论苏轼的军事才能，主题应该是严肃的，但构思奇险，笔调诙谐，用语峭硬。面对优美平静的清风明月图，却从“钲鼓掀天旗脚红”那样如火如荼的赤壁战场写起，将曹操赤壁战败称为“老狐胆落武昌东”，形容苏轼的军事才能为“黄河倒卷湔西戎”，尤其是将贬官黄州的苏轼称为“儋州秃鬓翁”，真是匪夷所思的险怪之辞。
在李纯甫的带动下，雷渊、宋九嘉诸人“皆作古文，故复往往相法效，不作浅弱语”，雷渊本人“尚简古，全法退之，诗亦喜韩，兼好黄鲁直新巧”[33]。如他的《会善寺怪松》写怪松，用了一系列生硬奇特的诗句：“侏儒蹙髀股，宿瘤拥腮颈。蜿蜒蛟龙戏，腾掷驱虎竞。须髯喜张磔，意气狂怒迸。匠石求栋楹，节目足讥评。刍荛急薪槱，坚悍空盻瞪。”从遣辞造句到设喻想象，都异常险怪。李经《杂诗》写冬日景象，曰：“长河老秋冻，马怯冰未牢。河山冷鞭底，日暮风更号。”首句的“老”字生新奇特，像是形容长河，像是形容秋天，又像是形容“秋冻”，第三句近于无理，其本意似乎是说，骑马行走在寒冷的山河之间，写得像是河山在马鞭下发冷。另一位“颇善李屏山”的诗人马天采“诡怪好异，又喜为惊世骇俗之行”[34]，元好问说其诗“欲别出卢仝、马异之外，又多用俳体作讥刺语……不得不谓乏中和之气”[35]。
两派之间如此迥异其趣，也就难免彼此纷争，这在《归潜志》卷八中有所反映：
赵闲闲论文曰：“文字无太硬，之纯文字最硬，可伤！”
(王若虚)贵议论文字有体致，不喜出奇，下字止欲如家人语言，尤以助辞为尚。与屏山之纯学大不同。尝曰：“之纯虽才高，好作险句怪语，无意味。”
这里只记载了赵秉文和王若虚对李纯甫的批评，而没有记载李纯甫的反驳，但据常情推测，李纯甫不会保持沉默。
王若虚与雷渊的分歧更大，二人关系似乎也不太友好。王若虚为政尚宽松，雷渊尚苛酷，任御史时曾一次杖杀五百人，号为“雷半千”[36]；王若虚诗学白居易，特别反感黄庭坚诗，而雷渊恰好相反，“诗杂坡谷，喜新奇”[37]。因此二人时有争执。根据刘祁记载，王若虚谈话间曾讥评黄庭坚《和答钱穆父咏猩猩毛笔》“平生几两屐，身后一车书”两句太穿凿，说“此两事如何合得？且一猩猩毛笔安能写五车书邪？”雷渊听后则反唇相讥：“不然，一猩猩之毛如何只作笔一管？”[38]他们曾于翰林院、国史馆共事多年，且同修《宣宗实录》，二人曾为史书文体发生过激烈冲突。《归潜志》卷八载：
二公由文体不同，多纷争，盖王平日好平淡纪实，雷尚奇峭造语也。王则曰：“实录止文其当时事，贵不失真。若是作史，则又异也。”雷则曰：“作文字无句法，委靡不振，不足观。”故雷所作，王多改革，雷大愤不平，语人曰：“请将吾二人所作令天下文士定其是非。”王亦不屑。王尝曰：“希颜作文，好用恶硬字，何以为奇？”雷亦曰：“从之持论甚高，文章亦难止以经义科举法绳之也。”
这种争论已经演变为势不两立的相互攻击。雷渊地位稍低，也没有别集传世，论辩时可能不敌王若虚。王若虚除了日常口舌之争之外，还撰写《新唐书辨》、《文辨》、《诗话》等论著，用大量篇幅严辞批驳措辞奇峭的《新唐书》和黄庭坚诗歌，其用意不仅仅是一般的学术评论，还是还击雷渊等人。
这种争论的正面意义，显而易见，就是能促进双方理论的，使各方理论趋于完善。雷渊讥讽王若虚有关黄庭坚诗的评价，应该有利于王若虚纠正偏颇。当他再将有关见解写进《滹南诗话》时，就没有“一猩猩毛笔安能写五车书邪”之类强辞夺理的话，显得要稳妥一些。但另一方面，这种争论的负作用也比较明显。由于双方各执己见，不可调和，加上豪杰式的个性，使得他们在日常辩论时难免逞强斗气，偏激失当。如王若虚对现实性较强的的评价，有时很难像对待《论语》、《孟子》那样，保持心平气和。如王庭筠喜欢黄庭坚，贬低白居易，得到李纯甫、雷渊等人的认同，却引起了王若虚的强烈不满，以致说出一些过头话。他讥笑王庭筠《丛台绝句》“猛拍阑干问兴废，野花啼鸟不应人”两句过于奇异，说出“若应人，可是怪事”[39]这样过激之辞，其实王若虚自己也有“春来底事堪行处，门外流莺枉唤人”[40]之句，他何尝不懂得拟人、移情于景的文学手法？意气之争，使他很难保持公正。王若虚有关《史记》、《新唐书》、黄庭坚诗歌的评价，与对《论语》、《孟子》一类的评价相比，偏颇较多，都应该如此理解，因为这些文献恰好是雷渊、李纯甫等人所感兴趣的。
[1]《元好问全集》卷十六《王黄华墓碑》。
[2]《中州集》卷三。
[3]《归潜志》卷四。
[4]《元好问全集》卷十九《内翰王公墓表》。
[5]王若虚《忆之纯》。
[6]参见胡传志《金代文学研究》第二章第二节《元好问诗论的阶段性特征》，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版。
[7]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
[8]李之仪《姑溪居士文集》卷三《跋吴思道诗》引。
[9]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五《江西诗派》。
[10]《金史·赵秉文传》。
[11]《元好问全集》卷十七《闲闲公墓铭》。
[12][16][22][24][25]《滏水文集》卷十九《答李天英书》。
[13]《滏水文集引》。
[14]《诗人玉屑》卷八引。
[15]《滏水文集》卷十九《答麻知几书》。
[17][32][37]《归潜志》卷一。
[18][27][33]《归潜志》卷八。
[19]《重修面壁庵记》。
[20]《中州集》卷四。
[21]《归潜志》卷八。
[23]《归潜志》卷二。
[26]《中州集》卷五。
[28]《滏水文集》卷十五《竹溪先生文集引》。
[29]《滹南遗老集》卷三十七《文辨》。
[30]同上书卷四十三《高思诚咏白堂记》。
[31]同上书卷四十《诗话》。
[34]《归潜志》卷五。
[35]《中州集》卷七。
[36]《归潜志》卷七。
[38]《归潜志》卷九。
[39]《滹南诗话》卷下。
[40]《再至故园述怀五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