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辛弃疾研究的回顾与思索
【内容提要】
辛弃疾是词史的巅峰作家，空前绝后。自从其步入词坛之日起，人们便开始了对辛词的研究，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20世纪以来，围绕辛弃疾及其词的研究，呈现出新的特征与走向。本文拟从清末民初、“五四”至新中国成立、建国初至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以后四个时段对百年辛弃疾研究进行回顾和文化考察。百年中辛弃疾研究与每一时段的环境和学术氛围密切相关，辛词研究反映了20世纪词学嬗变的历程。
辛弃疾是我国词史上成就最高的作家，也是宋词史上创作最多的作家。豪放词的风范即在辛弃疾手中得以成熟。辛弃疾的经典地位，使他在其时及其后的词史上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辛词不仅在宋代广为传唱，而且在宋代以后的词史上仍然居高临下。20世纪以来，辛弃疾的研究不仅呈现出新的特征与走向，而且成为百年词学研究的焦点和关键人物。尤其是建国以后，论辛词的文章约有千余篇，几占半个世纪词学的六分之一。由辛词所体现出的稼轩精神成为20世纪词学研究的热点，尤其是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时刻，反抗侵略、要求统一的稼轩精神便成为鼓舞民族气节的时代武器。时值新世纪之初，有必要对20世纪的辛词研究进行学术和历史回顾，以推动21世纪辛词研究的深入与拓展。
辛词自其产生之日起便成为词学研究的焦点。但历代对辛词的研究多采用词话和评点的形式，散碎支离，不成系统，难以准确衡定和把握辛词的创作成就及其在词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由此，王兆鹏、刘尊明尝试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对两宋有一定影响的词人进行排名（《历史的选择：宋代词人历史地位的定量分析》，《文学遗产》1995年第4期），结果显示：辛弃疾雄踞榜首，苏轼与周邦彦并列第二（以下分别为：姜夔、秦观、柳永、欧阳修、吴文英、李清照、晏几道）。20世纪关于宋十大词人的研究综述和定位，经由王、刘二先生和其他一些学者的共同努力已经基本梳理完成，而没有被“回顾”和“总结”的只剩辛、姜、吴、晏四人。其中后三位作家，无论其词的境界风格还是词作数量、词史地位等都不能比堪稼轩。而令人感到纳闷的是，位居两宋词人之首的辛弃疾，至今缺少对其研究的综合回顾。尤值得提问的是，如此深受学界关注并使普通大众家喻户晓的一位作家竟然没有一篇文章对上个世纪的研究进行整体总结和理性思索。为此，本文试图对20世纪的辛词研究作一历史扫描以弥补词学研究的这一缺憾。
一 清末至民国初期（1908—1918）：传统方法与视野
清朝末年至民国初期，关于辛弃疾研究的单篇论文几乎没有。此期的研究仍以传统的词话、印象评点的批评范式为主。但由于社会处于转型期，受到新文化、新思潮、新学说的影响，辛词研究出现了新的时代特色，基本分为两个方面：
其一、师承传统，乃朴学的延续和常派词学的余波。论词重视寄托之旨，带有儒家功利色彩。晚清四大家郑文焯、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致力于词籍的整理与校勘、词律研究和词论探讨，《村丛书》、《四印斋所刻词》等大型丛书的校刻扩大了辛词的传播，促进了学界对辛词的关注，为20世纪词学研究的深入和广泛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尽管四大家均过世于民国时期，但由于他们自视清朝遗老，他们的研究恪守清朝学术风格，故不将四人的辛词成就纳入20世纪的研究视野。
其二、输入新学。王国维改变了传统思维方式和考察角度，抛开儒家传统的风雅教化观念，代之以西方的“民族文化精神”，开辟了境界之说，更多地注意到词人的创作观念和创作冲动的悲剧意识。由此，他认为辛词最有境界，辛词代表了中华民族千年不辍的民族文化精神。在艺术特质的精髓方面，王国维极崇北宋，而于“南宋只爱稼轩一人”（《人间词话》）。王国维第一个运用西方的文论观点分析辛词，认为辛氏的一生乃悲剧人生，又因其悲剧抒写——情感之真，无娇柔雕饰，辛弃疾才成为南宋词史上最有词境的词人。王国维的境界使传统词学论者耳目一新而成为20世纪的热门话题，辛词亦由此踏入经典之列而成为这个世纪经久不衰、常说常新的论题。与此同时，胡适也脱去儒家说教的外衣，致力于从艺术的角度审视辛词，认为辛弃疾是“天才的诗人”，视辛词为词体文学的代表，给辛氏以极高的文学定位。胡适首度提出：辛词最大的功绩是打破诗词疆界，词与诗合流。认为豪放词源自“荆公、东坡，至稼轩而大成”（《词选》“自序”，《小说月报》18卷第1号）。因为辛词不但有意境、有情感，而且“顿挫抑扬”、“指挥如意”（《词乃诗之进化》，《胡适留学日记》三，1915年6月6日），词体文学到了稼轩，才达到了“极盛的时期”（《词选》“自序”，《小说月报》18卷第l号）。同时，胡适亦对辛词的艺术特色具有独特把握，他发现辛词开始吸收“对语”入词（《对语体诗词》，《胡适留学日记》三，1915年9月4日），《沁园春》（止酒）即承继古诗“对句”之法。胡适最早运用统计学方法研究辛词，总结出辛词所用长调情况为：《水调歌头》35首；《满江红》33首；《贺新郎》22首；《念奴娇》19首；《沁园春》13首；《水龙吟》13首。并以《水调歌头》为例，统计出所有同一调词的用韵。在辛词研究中，胡适具有抛砖引玉之功。胡适不仅真正完成了辛词研究中由古典传统向现代视野的转换，而且其许多一言代之的观点成为后人继续挖掘探讨的矿藏。其后，吴世昌的《辛弃疾〈传记〉》，是最早为辛弃疾立传的作品，作为一篇“小说”，连载于《新月》月刊（第3卷第8、9期，1931年10月、11月），认为辛弃疾一生的理想是收复失地、建立功名，此论直抉辛秘，亦能洞见词心。
由上可知，20世纪初近二十年的辛词研究既有传统的评点、词话、考据等方式，亦有新、新方法的初步运用。但总体上较为松散自由，缺少抽象分析和逻辑思辨，缺少理论系统性、整体性，未能产生现代学术层面的研究文章，因而亦未进入真正意义上的严谨的辛词研究阶段。但其新内蕴、新形式和新特点，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为百年辛词的研究拉开了序幕，开启了辛弃疾研究的方向和道路。
二 “五四”新文化运动至新中国成立（1919—1949）：全面研究与重点关注
“五四”以后，由于时代的进步，文学革命风潮逐渐引起了学术思想的革命、学术观念的更新，以进化的观念为指导，对辛弃疾的人格精神和实际创作进行系统的归纳考察和分析。三、四十年代，这种具有历史考据性质的文学
阐释方式与唯物史观相结合，被广泛地运用于空前高涨的词学研究中，历史阐释与考据、批评并重。从此期的研究视域看，可分三个层面：
其一、作家生平的考证、词学资料的汇集整理。突破传统的印象感悟批评而出现了一批极有学术价值的研究著作。辛弃疾的生平事迹，因其文集于明代失传，故多隐晦不明。《宋史》所载多有缺漏和疏误。清嘉庆间辛启泰首撰《稼轩先生年谱》，开启了研究史上关于辛弃疾履历的长期讨论。陈思《辛稼轩先生年谱》（《东北丛刊》1930年第7期、第8期）在辛启泰《谱》的基础上又有深发和补充，同时对辛启泰《谱》的疏误亦有所纠正，但仍存在许多未能洞明的时间问题，为后人的继续探讨留下了空间。梁启超晚年倾全力编辑《辛稼轩年谱》，多有高见，他能够从其所处的时代和个人遭际出发，从剖析辛词的思想意蕴入手，理解辛氏的政治理想、人格和情感，揭示其人生悲剧，体现了梁启超作为文学家的敏锐和感悟。其《跋四卷本稼轩词》（《国学论丛》第2期第1卷，1929年8月）对辛弃疾一生行谊作了详细论证，“大之足以补史传方志所不备，次之则稼轩生平、志业、遭际、出处，俱略可悉”（林志钧《稼轩词疏证序》）。郑骞专力于编辑《辛弃疾年谱》，考证严谨，超越前贤，但由于郑氏于40年代末移居，这影响到其所编之《谱》在大陆的传播。尽管成就卓著，大陆仍不得其闻。与郑氏几乎同时，邓广铭以“史学”的视角详撰《辛稼轩年谱》（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1957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成为辛弃疾生平研究的集大成的著作。
为辛弃疾的一生人格立传评估。王伯祥《辛弃疾的生平》（《星海》1924年8月）最早对辛弃疾的一生仕历作出梳理与评价。此后胡云翼《词人辛弃疾》（《晨报》副刊，1925年8月，24—30）、郑振铎《南宋词人》（《小说月报》12卷12号，1929年12月）、黄宝实《读辛弃疾传》（《中兴周刊》71号，1934年11月）、凌沅祥《国防词人辛弃疾》（《青年界》11卷2期，1937年2月）、祝世德《爱国词人辛弃疾》（《新认识》第1卷第5期，1940年7月）、徐嘉瑞《辛稼轩评传》（《国文月刊》，38、39期，1945年9、11月）等一批传记文章先后问世。可以看出，随着抗战形势的日趋紧张，对辛弃疾的生平研究愈来愈突显其爱国的英雄本色，重视对辛氏人格的颂扬。几乎每一篇传记的中心主题都是高歌“爱国”与“抗战”，与时代精神相合拍。邓广铭《辛稼轩晚年的降官和叙复》（《申报文史》1948年3月13日），则对辛弃疾晚年的行谊出处作了专门研究，从而对“英雄”辛弃疾的人生作了客观评估和重新定位。
关于辛弃疾的交游，邓广铭《辛稼轩交游考》（《复旦学报》1944年第1期）对辛弃疾一生所交海内知名人士195人一一作了考证，其中见于稼轩词集者共109人，见于辛启泰辑稼轩词补遗者7人，见于稼轩诗集者11人，见于稼轩文者4人，见于《宋史?稼轩传》者9人，见于其他书传中者54人。于此可知稼轩交友之广和共谋国事的交友动机，体现了辛弃疾研究中学术视野的日渐拓宽和逐步深入。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最早为辛词进行系统编年。此书初稿完成于1937至1939年间，1957年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刊行。该书甫一问世便引起学界普遍关注，不断增补，1962年出版增订本，1963年和1978年两次重印。共印行数十万册，说明辛词广被社会各层所接受，从而由学术著作转化为时代“畅销书”。是著与其《辛弃疾年谱》由于反复再版重印而共同成为辛氏研究史的权威著作，其严谨的考证和达到的学术高度在辛弃疾研究中空前绝后。
这一时期的研究特点是：大量的论文、专著多集中于资料的考辨、作家生平的考订、作品的校勘整理和选注方面，为此后的进一步全面、深入地研究辛弃疾奠定了较为坚实的文献基础。同时，年谱的编纂热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辛弃疾研究的开始。40年代，由于抗战的时代需要，辛弃疾成为词坛关注的热点，但集中于颂扬辛词的爱国主题，尚未进入理性思辨的学术层面。
其二、爱国主题的探讨。三四十年代，对辛词爱国思想的挖掘成为此期辛弃疾研究的主格调。刘寿松《辛稼轩的爱国词》（《国闻周报》11卷43期，1934年10月）最早对辛词爱国精神进行专门剖析。其后黄展慎《辛弃疾的文艺及其时代背景》（《协大艺文》第1期，1935年1月）、林德占《爱国词人辛弃疾作品之研究》（《待旦》1期，1935年1月）、梁品如《稼轩词研究》（《日报战时特刊》47、48期，1939年9月）等众多文章继续揭橥辛词的爱国旗帜。辛词作为民族精神的表征与时代精神相合拍，在国难深重、民族危亡之际，起到了激发民族精神、鼓舞民族斗志的作用。
其三、艺术方面的探索。学界关注辛词思想内容的同时，也开始了对辛词艺术精神的探讨。介西《稼轩词意境》（《新苗》14期，1937年1月）专力分析辛词的意境特色。缪钺《论稼轩词》（《思想与时代》23期，1943年6月）较早对辛词作了全面的艺术考察。两文均发表于抗战期间，在抗战救国为举国口号的前提下，专注于研究辛词的艺术成为与时代精神不和谐的“异类”。但在辛词的研究中，却起到了承前启后的过渡作用。
这段时期，学术界也开始了对辛词的比较研究，张鹤群《论苏、辛词之异同》（《国学》专刊1卷2期，1926年5月），最早对苏、辛词进行比较。其后，张尔田撰写《与龙榆生论苏、辛词》（《词学》季刊2卷3号，1935年4月）对龙文所存在的问题进行辩驳和讨论。其后，苏、辛之人格比较、词风比较成为20世纪词学研究中从未间断的话语，相关文章有数十篇，成为辛词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施仲言《南宋民族诗人陆放翁辛幼安之诗歌分析》（《文艺月刊》11卷1期，1937年7月）则对辛弃疾诗歌与陆游诗歌的相似风格进行了辨析，认为二者共同体现了崇尚理趣的宋诗特色。
辛词的一个明显特点是作者屡屡提及古代隐士陶渊明，并表示对陶潜之隐的由衷敬佩和著力仿效。陶潜成为辛词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古代文人。辛氏钟情于陶潜的原因成为20世纪辛词研究中的持续话题。邹啸《论辛弃疾之崇拜陶潜》（《青年界》1934年第6期）最早对这一问题作出分析，认为厌倦官场、向往乡野是辛氏倾慕陶潜的根本缘由。其后，周幼农《辛稼轩与陶渊明》（《文艺月刊》9卷5期，1936年11月）、郑骞《辛稼轩与陶渊明》（《天下》周刊1卷2期；1946年5月）等分别对此作深入剖析，从而证明了陶潜情结成为辛弃疾词诞生的一个艺术渊源。
沈曾植《稼轩长短句小笺》（《词学季刊》1期2卷，1933年8月；第2期2卷，1935年1月）的发表标志着对辛词单篇赏析的开始。顾随《倦驼庵稼轩词说》（天津《民国日报》1947年）则选择辛词中的部分精华之作进行专门艺术鉴赏，而余生《评顾随无病词味辛词》（《大众报》文学副刊，1929年6月3日）则对顾随的辛词赏析做出艺术回应。同时，龙榆生、赵尊岳、夏承焘、唐圭璋、王国维、胡适、郑振铎、薛砺若、俞平伯、刘大杰等也多有赏析类文章问世。这说明，关于辛弃疾的研究由整体向局部、由宏观向微观的逐渐延伸。
与此相关的是对辛弃疾文学地位的评估。刘毓盘《词史》（1926年10月，手定稿，1985年上海书店第1版）谓辛弃疾于“南宋自成一家”。胡云翼《宋词研究》（中华书局1928年版）、薛砺若《宋词通论》都将辛弃疾放置到整个词史的进程中加以定位，认为“稼轩是中国最伟大的词人”。由此，辛弃疾的词史地位得到确立。
总之，这段时期的辛弃疾研究已经全方位展开，涌现出一批深具学术分量的力作，此期论文有36篇之多。尽管成果数量不多，却为后人继续研究指示了新方向，提供了新思路。因此，三四十年代为辛弃疾研究史的第一个高峰期。
三 五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末（1950—1979）：时代断裂与学术延续
50年代到70年代，文学研究强调文学的社会意识形态，将文学史看作是以形象方式反映社会政治经济变革和阶级斗争的思想史，有无“人民性”和“在历史上有无进步作用”成为衡量文学作品的尺度，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区分作品的精华和糟粕。由此，辛弃疾以其作品中强烈的爱国精神再度成为词学研究的亮点。此期有关辛弃疾的研究成果突飞猛进，论著数量较前期翻了一倍。三十年间，发表在报刊上的专论辛弃疾及其词的文章即占建国三十年来词学研究文章的六分之一。大致体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观点和方法的改变，重思想、轻艺术。研究逐渐政治化，以阶级斗争为纲，文艺研究要求政治标准唯一，人民性、爱国主义成为衡量文学作品的唯一尺度。关于辛弃疾的评价，基本沿着邓广铭的取向，强调辛弃疾的词史地位。政治倾向越来越鲜明。三十年的辛词研究集中于两个时段：1956年毛主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并亲自实践，创作豪放词。在这一政治背景下，1956、1957年发表的辛弃疾研究的文章空前增多。而1957年下半年，由于政治风云突变，左倾思潮泛滥，到1958年，辛词研究的文章就顿然减少。1960年全国掀起对“人性论”、“共鸣说”、“共同美”的大批判，关于辛弃疾的研究迅速消沉。1961年，中央调整了文艺方针，词学研究中，辛弃疾再度辉煌，1962年发表的文章空前高涨，随后迅即衰落。大致说来，1957年到1963年有关辛弃疾的研究文章数量猛增超越前代。基于研究者的热情，到“文革”前夕，郭预衡《从对辛弃疾评价中的一个问题谈起》（《光明日报》1965年5月30日，《文学遗产》510期）首先对辛弃疾的词史地位提出质疑，认为辛弃疾的爱国行动和创作成就应当肯定，但“对于他为统治阶级镇压人民起义而效劳的行为，则不该肯定”。该文发表后，迅即引起了学术界的激烈论争，论争的焦点在于辛弃疾所镇压的是“地主武装”还是“农民起义”，由此揭起了批“辛”的旗纛。陈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观点和方法——评邓广铭同志在辛弃疾及其词的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光明日报》1966年2月13日，《文学遗产》543期）、杭文兵《为什么替封建官吏辛弃疾唱赞歌——评邓广铭同志在辛弃疾研究中的历史观》（《光明日报》1966年4月3日，《文学遗产》549期）、《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部分师生讨论辛弃疾及其词的评价问题》（《光明日报》1966年3月27日，《文学遗产》548期）等系列文章的刊登，证明了“文革”期间辛弃疾必然被打倒的命运。从1966年开始，到1974年，特殊的政治气候，使得文化学术领域遭遇空前灾难，思想意识形态的急剧左转，辛弃疾研究终于被政治风浪所吞没，近十年的辛弃疾研究近于停滞。70年代，评法批儒运动，完全以论代史，由于辛词的革命性，“辛弃疾研究”参与了当时的政治斗争。70年代中期，辛弃疾被认定为法家代表，辛词研究仅有论文共7篇，且全部用来诠释儒法斗争的法家路线。作为“法家代表人物”，在所有的词人中，辛弃疾是唯一的幸运者。在苏轼、李清照众词人遭遇批判的同时，辛弃疾在“接受”举国颂扬。王延梯《辛弃疾在民族斗争中的法家路线》（《文史哲》1975年第1期）率先将辛词树为法家旗纛，认为辛弃疾南归后，“力主抗战，与宋高宗赵构为代表的儒家投降卖国路线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他以词作为其“抗战的政治路线服务”。辛词表现了强烈的政治性，对当时的儒家投降派，表示了“辛辣的讽刺和尖锐的斥责”。辛弃疾不仅是文学史上“杰出的爱国文学家，而且是南宋的一位颇具法家思想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不久，为了“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批林批孔运动，王延梯又发表《论辛弃疾的法家军事思想》（《齐鲁学刊》1975年第3期）认为儒家作为“没落阶级和保守集团”的代表，总是反对进步战争，搞“投降主义”。而辛弃疾则以自己的创作与投降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其后，钟文《辛弃疾的爱国主义与尊法反儒精神》（《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75第3期）、宋晓玲《辛弃疾词的反民族投降主义精神》（《厦门大学学报》，1975年4期）、郁贤皓《辛弃疾反民族投降的爱国词》（《南京师院学报》1976年2期）等颂扬辛弃疾的爱国精神的文章便大批涌现，认为辛弃疾“以词为武器，宣传抗金反投降主张，愤怒谴责南宋王朝统治集团的卖国罪行”，学习辛词，批评和抵制修正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即使论述他的文艺思想时也以阶级论代替具体的艺术分析，时代印记、政治色彩太过明显。
粉碎“四人帮”后，历史上拨乱反正，辛弃疾也开始脱下了“法家代表”的政客圣装。辛词研究由专讲思想内容与人格精神逐渐扩展到艺术、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从此，关于辛弃疾的研究才真正进入客观严谨的学术层面。
其二、对辛词“人民性”的论争。以革命者的标准进行衡量。在充分肯定辛词爱国精神的前提下，有学者从人民性的视角重新审视辛词。认为，辛弃疾不能融入到人民群众之中，不能认识到人民是巨大的社会力量，不能从人民群众中吸取前进的动力。作家和人民群众的命运密切相连，用自己的作品去引导人们积极向上，这是党对文艺工作者的要求；照此标准，辛弃疾显然成为脱离群众的封建地主阶级作家了。王永健《试论辛弃疾及其〈稼轩词〉的局限性》（《苏州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认为，由于辛弃疾的抗金爱国，所以评论界将其“捧上了天”，却忽略了他“镇压农民起义的史实”。该文认为，在民族斗争中，辛弃疾站在人民的一边，是积极进步的。但在阶级斗争中，“他却效忠于南宋王朝，毫不犹豫地站在他出身的官僚地主阶级立场上，表现是恶劣的，思想是反动的”。从而得出辛弃疾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的结论。进而分析辛词的主要内容是“粉饰现实，为帝王将相高唱赞歌”，辛词中的山川景物之作则是“在政治上受压抑而报国无门的情况下，他便消沉感伤，逃避现实，流连山水”消极虚无思想的表现，而辛弃疾希望帝王大臣的抗金之举又是“把抗金复国的希望寄托在‘真儒'们的身上，是《稼轩词》的爱国主义的局限性”。几乎对六百余首的辛词和辛弃疾人品作了全盘否定。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辛词是否“爱国”的激烈论争。严迪昌《辛弃疾及其〈稼轩词〉的思想倾向论辩——与王永健同志商榷》（《苏州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增刊）、吴恩培《辛弃疾爱国思想辩——与王永健老师商榷》（《苏州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增刊）同时对王文的观点进行针锋相对的驳击，认为对辛弃疾的“忠君”和“功名”当以历史的观点具体分析，不能以今天的无产阶级的道德标准和党性原则去苛求历史人物。刘乃昌《关于评价辛弃疾的几个问题》（《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78年第3期）则对报刊上众口一辞的辛弃疾的“法家”之说提出质疑，认为，辛弃疾以儒家自居，多涉佛学和老庄，而与“法家没有多少瓜葛”。辛弃疾为“法家”代表之说是文化专制时代的产品。
此外，鉴赏类文章层出不穷。关于辛词的鉴赏，建国前已经有，但数量较少。五六十年代开始大量涌现，也集中于赏析辛词的“爱国”。夏承焘《辛词论纲》（《文学评论》1959年第3期）全面论述了辛词中所体现出的强烈的爱国精神。辛弃疾全部词作中，《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成为被关注最多的两首。传统考证辨析的文章仍然细水长流，并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又进而向纵深方向开拓。邓广铭对诸本辛弃疾《年谱》拨乱反正，正本清源，重新编辑《年谱》，辛弃疾一生的履历轮廓基本梳理清楚。同时编写《稼轩词编年笺注》，这是辛弃疾研究史的巅峰之作，是前无古人的学术巨帙。《稼轩诗文抄存》（上海商务印书馆版，1956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杜、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香港中华书局重印），显示了学术界开始对辛弃疾诗文付以关注。邓广铭《辛稼轩传》（195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樊维纲《辛稼轩陈同甫的交谊及鹅湖之会》（《浙江师范学院学报》1955年第1期），华录《陈亮和辛弃疾》（《光明日报》1962年9月11日），刘乃昌《辛弃疾与陈亮的鹅湖之会》（《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78年第4期）则对辛弃疾的部分重要履历作了考证和补充。这一时期，学界也开始对辛词的思想和渊源进行关照与探讨：朱廓《辛弃疾与李清照》（《新民晚报》1961年6月），陆永品《辛弃疾与屈原——读书札记》（《吉林大学学报》1978年5、6合期），认为辛弃疾的爱国思想与屈原、李清照一脉相承。夏承焘《夏承焘讲辛弃疾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9年第2期）在辛词研究中首先提出应当重视辛弃疾的婉约词，认为传统词学研究中一直偏重豪放词，而辛词中真正的豪放之作并不多，其大量存在的是婉约词。张忠纲《简论辛弃疾词的独特艺术风格》（《山东大学文科集刊》1979年第1期）对辛词的抒情手法和艺术规范作了探讨。陆坚《稼轩词琐议》（《杭州大学庆祝建国三十年报告会论文集（语文分册）》1979年10月）则专门探讨了辛弃疾农村词的风格特色。此期的辛词研究给我们一些学术启示：一个时代的研究创新和成就的取得固然脱离不了时代的文化思潮，但不应把学术研究简单地变成一种社会思想或运动的附庸，尤其不能以一时的激情或者一时的偏激言论来取代客观的学术思考。四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末（1980—2000）：途径多元与继往开来20世纪80年代之后，文学研究进入多元阶段，不仅传统的朴学方法得以发扬，唯物史观和社会学方法在作家作品研究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文学的艺术特性和审美研究亦受到高度重视。学术研究摆脱政治的影响而逐渐正常化。人们基本能以学术的、客观的眼光来审视辛词。辛弃疾研究再度繁荣，成果空前增多，取得非常可观的成就，发表论文近600篇，各种选集陆续出版，研究专著也先后问世。无论从问题的发掘、视野的开拓，还是思路的更新等，较之80年代以前的各个时段，研究水平都显示出新的发展与提高，尤
其突出了对影响辛弃疾词风的社会政治背景和时代思潮的考察，逐渐进入辛弃疾研究的高潮阶段。80年代以来，专门的学术研讨会连续召开。1987年3月，在山东济南召开了首次辛弃疾学术研讨会。1989年，李清照辛弃疾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济南举行。90年代，继续升温，而在研究的质量方面又有大的突破，学界不仅努力从不同层面揭示辛词的丰富内涵，而且对辛弃疾的、人格等方面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1990年11月，江西上饶召开第三届辛弃疾学术研讨会。1992年6月，海南大学举办第四届辛弃疾研究国际会议。1996年10月、1999年11月，山东济南两次召开李清照辛弃疾学术研讨会。2003年10月，江西上饶、2004年4月，福建武夷山分别召开辛弃疾学术研讨会。由此可知，辛弃疾研究已经成为新时期学术研究的一门显学，出现了百花齐放的新局面，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80年代我国正处于全社会向市场转型的改革开放初期，学术研究也在这一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发生着转变。80年代初期的辛弃疾研究，内容方面纠正了五六十年代的研究中所存在的教条主义和概念化的倾向，纠正了以前的一些极左和僵化的观点，突破了重思想轻艺术的传统，出现了从艺术审美方面重新审视辛词的大量文章，对一些认识较肤浅的重要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思考，其中有不少开拓性的研究成果，填补了研究的空白，开拓了研究的思路和视野。如对“稼轩体”的研究，对辛词意象的研究，对辛词咏物词的研究，辛词的用典特色，苏辛词的异同，辛弃疾对陶渊明、屈原、庄子的继承等。也有从美学、心的视角从事研究者，刘扬忠《辛弃疾词心探微》（齐鲁书社1990年）对辛词的思想和艺术作了细致剖析。张廷杰《简论辛弃疾的归隐思想》（《宁夏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则对辛词中的归隐之思作了历史剖析。固然，这种进展仍然偏重在道德评价性方面，认知性的研究尚不多见。
其二、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思想界的愈益开放，西方的许多新观念的输入，拓宽了研究视域，多元化的研究格局与评价体系开始形成。对辛弃疾的研究拓展到政治、军事、经济、家庭等角度，并开始与经济、美学、哲学、艺术等多种学科发生关联，这对于深入剖析辛词和诠释辛词提供了新角度。如关于辛弃疾的家庭生活：罗?烈《漫谈辛稼轩的经济生活》（《词学杂俎》，巴蜀书社1990年）分析了辛弃疾的家庭状况、产业及极侈靡的消费现象，揭示了南宋时期的吏治腐败的事实。1993年，邓广铭发表《读〈漫谈辛稼轩的经济生活〉书后》对罗文所谓辛弃疾的腐败作出辩解。程继红《辛弃疾的家庭研究》（《上饶师专学报》1999年第4期）则对辛氏的家庭成员包括妻妾、子女人数及辛弃疾过世之后的家庭遭际及后世凋零作了专门探讨；辛弃疾对于北伐的态度：邓广铭《辛稼轩归附南宋初衷和奏进〈美芹十论〉的主旨——纪念辛稼轩诞辰八百五十周年》（1991年），邓广铭《略论辛稼轩作于立春日的〈汉宫春〉词的写作年份和地点——读郑骞教授〈辛稼轩与韩佗胄〉书后》（1992年）等对辛弃疾晚年的北伐情结作了剖析。认为，辛弃疾乡居期间的词，其主旨是对英雄迹业的追怀，他的借酒浇愁、游山玩水、效法陶潜、追仙慕道等都寄寓着他的遭遇与愤慨，他在宁静的乡村过着心情并不宁静的生活。
此后，学者们继续探讨，不断补充完善前人研究中的空阙之处。如80年代初江西铅山县新发现的《辛氏宗谱》中有《宋兵部侍郎赐紫金鱼袋稼轩历仕始末》一文，即保存了极有价值的史料。钟陵《辛弃疾南归初事迹臆探》（《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吸取《历仕始末》的资料，论证了辛弃疾初寓京口（镇江），解决了邓广铭《辛稼轩年谱》中辛弃疾南归之初寓居何处的悬疑。关于辛弃疾江阴签判任满后的行踪，邓《谱》认为“莫可踪迹”，此后蔡义江、蔡国黄考证辛弃疾于其间“漫游吴楚”，亦曾潜入金国“考察敌情”（《辛弃疾漫游吴楚考——探索其史传中的一段空白》，《北方论丛》，1979年第2期），此说引起学界激烈争论。辛更儒《跋〈铅山辛氏宗谱〉和〈辛稼轩历仕始末〉》（《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2期）论证《始末》中已经清楚地记载了辛弃疾江阴签判任满后改任广德军（安徽广德县）通判。李剑冰《辛词〈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作年考》（《齐鲁学刊》1987年第1期）、邓广铭《辛稼轩〈念奴娇?书东流存壁〉的写作时、地问题：与陈志昂君商榷》（《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等文章对辛弃疾的生平及其部分作品的作年作了考证，从而补充并修正了前人研究的不足和缺漏。
对辛词艺术的探讨也更为深入和广阔。对于辛词的语言、用韵等方面也多有关注，辛词对后世词坛的影响，辛派词人、辛词的美学特征也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论题，楚刃《辛弃疾悲壮词风的成因》（《晋阳学刊》1983年第4期）较早地对辛词悲壮的成因付以关注，立足于辛氏的生平遭际，并没有新观点、新思想的产生，但开启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王少华《沉雄悲壮稼轩诗——试论辛弃疾诗歌的艺术风格》（《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更注重从文本的视角分析辛词的悲壮特色，体现出西方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影响。傅承洲《稼轩词风与南北文化》（《烟台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则在前两文的基础上深入到文化形态内部，认为，辛词的悲壮乃是南北文化相融合的产物，标志着对传统文本研究和作家身世研究的超越，从宏观的大文化背景中分析辛词的独特风格，从而进一步拓宽了研究的视野。严迪昌《论辛弃疾的“咏春”词》（《南京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对辛词咏物主题及其咏物艺术作了剖析。范进军《辛词用典的修辞作用》（《修辞学习》1984年第1期）分析了辛词的用典特色。胡敦伦《试论晏殊和辛弃疾艳情词的同异及成因》（《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对辛词的艳情进行专门研究，并在比较的视野中分析其成因。王水照《苏、辛退居时的心态平议》（《文学遗产》1991年第2期）通过对苏、辛退隐闲居时期的创作分析了二人不同的心态，证明了致力于恢复是辛弃疾的终极理想和人生使命。上述诸文章显示了辛词研究的广阔视野和理论深度的逐步提升。
此期的研究表明，由于宏观理论思维的开拓，辛弃疾研究在纵向和横向的贯通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进展，尤其是90年代以后的研究成果显示了概括能力和综合分析能力的极大提高。
五 小结：盛世繁荣后的深思与展望
辛弃疾研究在20世纪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成就。固然，任何事物在发展中都难以避免偏差，有时成绩和缺憾相并而生。80年代以后的研究，尽管硕果累累，但同时存在许多明显的不足，主要体现于两点：其一，研究内容的大量重复，出现了毫无学术价值的“低层次重复”现象。有些在民国时期或五六十年代已经论述清楚的问题又旧调重弹，毫无新意。这说明，作者一方面对于前人成果未曾过目，而作了无效的重复劳动；一方面缺少发现和解决新问题的理论眼光，缺少理论的建构与超越。其二，单篇的研究文章汗牛充栋，却没有系统的研究专著的问世。到90年代末，对于辛弃疾的研究已经硕果累累，已经到了对整个世纪的研究进行的时候，但却缺少这方面的文章或著作。其三，辛词赏析类的文章一直保持着旺盛发展的强劲趋势，令人瞩目，但始终囿于辛词的部分经典之作，成为对少数单篇作品的反复不懈的无穷诠释。对于辛词的进一步普及固然必不可少，但几乎所有赏析文章多偏重于鉴赏价值而忽略其认知价值。
总之，百年辛弃疾研究除了“文革”期间的间断外，整体呈现上升趋势，论文著作近千余项，这个数字证明了20世纪辛弃疾研究的繁荣盛况。就总体发展趋势而言，20世纪研究经历了早期的资料搜集与考证，到后来对辛词思想意蕴的挖掘，到辛词美学风格的探讨及艺术鉴赏等多方位的动态发展过程。
辛弃疾研究已经融入到古代文学研究日益蓬勃的洪流中，至今方兴未艾，但也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将辛弃疾研究推向新的高度，有必要在文化学的视野中，全方位认识“辛弃疾世纪”；在时代与个性的交叉点上，重新认识辛弃疾作品的内涵；在尊体与变体的双向互动的词史历程中，重新评估辛弃疾的词史地位；在先进科学技术条件的支持下，解决前人遗留的疑难问题，以期取得比20世纪更为可观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