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太湖流域郡邑词派述论
【内容提要】
明末清初，太湖流域的郡邑词派及其结集郡邑词选是唐宋以来少见的词学现象。本文对这一现象展开综合考察。在考察郡邑词选的分布与选况后，分析该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在于特定人文空间中形成的区域文学观念，以及乡邦情结与时代心理的相互作用；进而从词学的多元化格局、词派的再生性态势两个方面，论述郡邑词派于明末词坛起废振衰，至清初开创词学新局面的历程；这既揭开了词学中兴的序幕，并长期影响清词的，又谱写了一段相对独立的词史。
自明天启年间（1621—1627）至清康熙十八年（1677）的半个多世纪，太湖流域词人辈出，他们分别以郡邑为依托，操觞词政，前后相继，传承有序，涌现了不少郡邑词派；作为诸多郡邑词派的结集，郡邑词选也相继问世。这些词派都经历了“甲申之变”；也共处相同内涵的人文空间。改朝换代的沧桑巨变激活了他们新的创作生机，成功地承接了异代之间的词学发展链；相同内涵的人文空间又使他们彼此声息相通，互为呼应，合力揭开了词学中兴的序幕，谱写了一段相对独立的词史。因此，将这些郡邑词选与词派作为一个整体，考察其成因，揭示其地位，对于词史研究来说，也就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论题。
一 郡邑词选的分布与选况
明朱右《太湖赋》说：“夏名震泽，商曰具区。下属三江，实为五湖。右接天目、宣歙出溪之源，左通松娄中江入海之洳。众流之委，群利之储。”①具体地说，这个水系的西南部由宜兴茅山和临安天目山诸多水流分别汇于荆溪和苕溪，转入太湖，此为太湖上游；太湖湖水的下泄，则经苏州、无锡境内的沙墩口、胥口、瓜泾口、大浦口诸港，再分别经望虞河、胥江、娄江、吴淞江、黄浦江等数十条河港流入长江或东海。该水系经过的地区，被称为“太湖流域地区”。它东临大海，南靠杭州湾，西以天目、茅山与内地相界隔，地跨今天浙江省的杭州、嘉兴、湖州与江苏省的常州、苏州、无锡以及上海市，覆盖了自宋以来中国与文化上最为重要的一个单元。清初相继问世的郡邑词选，就分布在这些地区，其中现存的主要选本有：
《柳州词选》六卷，戈元颖、钱士贲、钱、陈谋道等辑，约刻于顺治十六年（1677）②，今藏于北京图书馆。
柳州因嘉善县治魏塘镇的名胜柳州亭而得名。魏塘又名魏里、武塘，明宣德五年（1430），建为县治，又因邑有迁善乡，故名嘉善，属嘉兴府。在明清之际太湖流域的“词学地理图”上，柳州词坛左连嘉兴的梅里词派，右接松江的云间词派，南有杭州的西陵词派，跨过太湖，西有常州府的阳羡词派，北有苏州府的松陵词派。在时间与阵容上，柳州词派却是其中创派最早、词人最多的一个。邹祗谟说：“词至柳州诸子，几二百余家，可谓极盛。无论袁、钱、戈、支诸先辈，吐纳风流如尔斐、子顾、子更、子存、卜臣、古诸家，先后振藻。飙流符会，实有倡导之功。要之阮亭所云‘不纤不诡，一往熨帖'，则柳州词派尽矣。”③《柳州词选》便见证了这一点。惜北图藏本已非完璧，所缺除卷一目录外，序引、凡例也无可考。此书按词调而编，卷一、卷二为小令；卷三、卷四为中调；卷五、卷六为长调；收录词人158家，词552首。卷首目录后，列词人姓氏录，前为“先正遗稿姓氏”41家，其中吴镇属元代，余皆明代人，此书编集时皆已作古；后为“名公近社姓氏”117家，均生活在明清之际。
《松陵绝妙词选》四卷，附《华胥语业》一卷，周铭辑，康熙十一年（1672）宁静堂刻本，今藏于上海图书馆与浙江图书馆。
松陵，为吴江县治，属苏州府。康熙九年（1670），周铭在完成《林下词选》的选编后，又考虑到本邑诗选与文选均有刊行，唯独未见词选，故又旋操选政，编辑《松陵绝妙词选》。该选前有许虬、周铭二序，后有薛氏跋，均表述了操此选政的目的。周铭《凡例》又云：“吾邑文章诗赋向推渊薮，而诗余之秘，奇光未发，岂非后起者之过乎?兹之所辑，亦大概可论焉。其在廊庙则半江（赵宽）扬其风先，恭肃（周用）绍其武，而东湖（吴易）后出，杰然独秀；山林则西村（史鉴）扬其休遐，周嗣其响，而君晦（沈自炳）其颖异自拔者也。迨至今日，几家秦、黄而户苏、辛矣，其尤可称者，如笑庵老人徐白之宕折多姿，见桃居士陈启源之规格秀整，赵孝廉之金相玉质，吴榷、沈永两文学之清新雅赡。三江五湖之精蕴，殆尽泄于此矣。”其体例按人编排，上起成化年间，下迄康熙朝。卷一、卷二所录词人主要生活在明代，此书编集时皆已作古，卷三、卷四所录词人均生活在明末清初，凡历四代，共105家，词295首。所附《华胥语业》为周铭词集，共92首。
《西陵词选》八卷、卷首《西陵宦游词选》一卷，共九卷，陆进、俞士彪辑，康熙十四年（1675）刻本，今藏于北京图书馆与南京图书馆。
西陵又名武陵，为杭州的代称。据《凡例》，此选始于康熙十二年冬，成于康熙十四年秋。前有梁允植、丁澎、陆进、俞士彪四序。陆进序云：“西陵山川秀美，人文卓荦，宋元已来，以词名家者众矣。迄于今日，词风弥盛。然篇帙浩繁，颇多散佚。自天子不复采诗以观民风，则士大夫之责也。予生长兹土，有志未逮，今颠种种，偶与俞子季论及之，慨然欲成其事。因取时贤名词，裒辑论定。共得八卷，而以宦游诸公之词冠于首卷。于是词之散者以聚，佚者以显，蔚为巨观。”内有宦游官员十家，词78首；本郡词人175家，包括方外6家，闺秀11家，词664首，均按词调排列。卷一至卷三为小令；卷四、卷五为中调；卷六至卷八为长调。目录前列词人名单，上起天启，下迄康熙，凡历三代。第一代徐士俊、陈进暹、徐之端、沈捷、关键、曹元方、陆嘉淑、胡介等，入清后都以遗民自居。第二代以“西陵十子”沈谦、陆圻、柴绍炳、孙冶、陈廷会、毛先舒、丁澎、吴百朋、虞黄昊为主。第三代大都是“西陵十子”门人或弟子，如“江东八子”潘云赤、沈丰垣、俞士彪、张台柱、王升、王绍曾、唐弘基、洪升。
《荆溪词初集》七卷，曹亮武、蒋景祁、潘眉等辑，吴雯评，康熙十七年（1678）刻本，今藏于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与上海图书馆。荆溪因溪出荆山而得名，在宜兴境内。宜兴为清初常州府所辖八县之一，早在秦时就已建县，名阳羡县，隋改名义兴，北宋初避讳再改名，始称宜兴，后世却常以阳羡或荆溪为相称。康熙十七年春，曹亮武、蒋景祁、潘眉始辑《荆溪词初集》，当年冬竣工，经同里陈维崧审定后付梓。卷首有蒋、曹、潘三序，以及吴雯为此选所作赋一首。曹亮武序云：“今年（康熙十七年）春，中表兄其年（陈维崧）客玉峰，邮书于余曰：‘今之能为词遍天下，其词场卓荦者，尤推吾江浙居多，如吴之云间、松陵、越之武陵、魏里皆有词选行世，而吾荆溪虽蕞尔山僻，工为词者多矣。乌可不汇为一书，以继云间、松陵、武陵、魏里之胜乎?子其搜辑里中前后诸词，吾归当与子篝灯丙夜，同砚而论定之。'”说明了编辑的缘起与用意。全书按词牌排列，卷一与卷二为小令；卷三为中调；卷四至卷七为长调，共810首。目录前列有人名录，共96家，其中非宜兴籍的名宦4人、流寓9人、方外5人，凡历二代，上起天启，下迄康熙。
《梅里词绪》二卷，乾隆五十一年（1786）薛廷文首辑，稿本，今藏于上海图书馆；《梅里词缉》八卷，道光九年（1892），冯登府重辑，稿本，今藏于浙江图书馆。
梅里，又名梅会里，距嘉兴三十里。顺治六年（1649），朱彝尊自塘桥移居于此，后买宅竹，结曝书亭，终老于梅里。此选前有赵怀玉、薛廷文、冯登府三序。薛廷文序云：“梅里自明之初叶，迄今四百余年。虽一隅之地，而骚人词客，代不乏人，本朝为独盛。曩年李子蜕庵辑里中古今人之诗，编曰《梅会诗钞》，为桑梓发潜彰隐，洵为盛事，惜词家尚未及也。文廷不揣狂鄙，拟袭蜕庵之余意，因与王子秋坪、杨子文朴辑录里中古今词人七十一家，得词三百六十五首。”冯登府序则认为薛氏所辑，去取评骘，间有失当。故广搜遗稿，为之重编，采录词人86家，词423首，衍为八卷，易名《梅里词缉》，但未刊行。咸丰年间，慈溪叶元阶据冯氏稿本，续补郭征、李德华、冯元曦等10人，词32首，也未刊出。入选之词依人排列，上起明末，下迄乾隆期间。卷一录缪崇正、褚醇、范路、王、王庭、胡山、周簧、周篁八家；卷二录朱一是、缪永谋、钱枋、徐、杜致远、沈进六家；卷三录朱彝尊词；卷四录李绳远、李良年、李符三家。以上18家中，缪崇正为万历间处士，褚醇以下处于明清之际。卷五录16家，大都为朱彝尊的子婿门人；卷六以下则是乾隆时期的梅里词人，多朱彝尊、李良年两家后裔。
另有被认为是云间词派结集的《清平初选后集》十卷，张渊懿、田茂遇辑，康熙十七年（1678）刻本，今藏于北京图书馆与上海图书馆。卷首有田茂遇、计南阳二序。张渊懿《凡例》云：“此选分前、后两集。启、祯以前为一集，本朝诸家为一集。有词名最著而此集不及者，概登前集。”惜前集未见。后集无陈子龙、夏完淳词，却选与陈、夏同时的李雯、宋征舆、宋征璧等人之作。词按调编排，卷一至卷五小令，卷六至卷七中调，卷八至卷十长调，共1157首。目录前有作者姓氏录并附里籍，共339家，凡历两代，生活在明清之际，但其里籍并非均属云间，而是来自整个太湖流域，甚至还有顺天、福建、长沙等地的少量词人，但以入选云间一郡为多，共110家，566首，作品数几占全书的近二分之一，这多少反映了云间词派的阵容。又《凡例》：“敝乡自《幽兰》三子溯源导流，近来作者抽秘骋妍，竞相慕效，故此选搜采独多。”“三子”即云间派代表词人陈子龙、李雯、宋征舆；三人词集合为《幽兰草》，刻于明崇祯年间；选者对“竞相慕效”《幽兰》之作，“搜采独多”，则又反映了该派的词学主张。因此，视之为云间词派的结集，是不乏依据的，但非真正意义上的郡邑词选。前引陈维崧书信有云：“吴之云间、松陵、越之武陵、魏里皆有词选行世。而吾荆溪虽蕞尔山僻，工为词者多矣。乌可不汇为一书，以继云间、松陵、武陵、魏里之胜。”或以为其中云间“行世”的词选，即指《清平初选后集》，然据其语意，所指均为专录一地之词的选集，而且该书信写于康熙十七年春，《清平初选后集》则于康熙十七年冬付梓行世；又陈维崧主编有《今词苑》，刻于康熙十年冬，“是阳羡词派鼎盛时期的一个外部标志”及其“理论建树的集中成果”④，其性质与《清平初选》如出一辙，但由于非阳羡一地词选，所以七年以后，为了继云间、松陵、西陵、柳州“行世”词选“之胜”，曹亮武等人应陈维崧之请，专门选刻了《荆溪词初集》。这也表明陈维崧所谓“云间有词选行世”，并非指《清平初选》前集或后集，疑另有所指。
若据陈维崧书信所述，云间也有专门的郡邑词选行世，惜今不存。上述郡邑词选也属珍本秘籍，流传不广，《四库全书》以及近年来陆续影印的《续修四库全书》、《四库未收书辑刊》、《四库存目丛书》等大型，也均未收录。但它们分别记录了诸多郡邑词派的基本阵容与发展足迹。“这些词派往往百十成群，藏龙卧虎，然而或仅吉光片羽，并非人各有集。存人存词的责任，便由嗣后的郡邑词选承当起来。一部完整的郡邑词选，就是跨越明清两代、历时数十年的一个郡邑词派的结集，包括中期结集或最终结集”⑤，在词史上具有弥足珍贵的价值。
二 郡邑词派与词选的成因
上述现象，在以往的词史上是不曾有过的，在同时期的其他地区也并不多见。那么，是何种原因导致这些郡邑词派与词选接踵而至，在太湖流域绘就了一张群星璀璨的“词学地理图”?
许虬《松陵绝妙词选序》传达了个中消息：“（周铭）袖所辑《林下词选》惠示，留人心坎，脍炙千秋。山左词坛王西樵有《朱鸟逸史》一书，记闺秀之能文者，光艳照耀玉台，其意将无同。予自是知周子赤帜艺林，表彰苦心，曲而且至。诸同人向君请事《十五国诗余》，周子曰：‘必备必精，虽在一邑，未遑仓卒，何况其远乎?无已，盖先梓里用。'是有《松陵词选》之役，盖取前朝迄昭代名篇，采其尤者，拔之剞劂。……松陵固才薮，先后辈出，风华足掩中吴，自今文、古文而外，一邑之诗，向有《枫叶社丽则集》、《吴江诗略》诸选，取次扬光，既无遗憾。一邑之词，惟史西村、赵半江数公以后，阳春绿水，湮抑勿彰，良可悯惜。……是编既成，采风渐广，十五国大观，予将拭目以待。”这里有三点值得注意：首先，松陵一邑文学风气昌盛，从事诗词文各体创作，不完全为须眉所专，闺秀也不让须眉专美于前；其次，《枫叶社丽则集》、《吴江诗略》、《松陵绝纱词选》的相继问世，昭示了松陵人视整理乡邦文献为责无旁贷的责任及其强烈的乡邦文献意识；第三、整理乡邦文献的目的是“取次扬光”，表彰一地文学，体现了自觉的区域文学观念与流派意识。不过，这并非松陵所仅有，而普遍存在于太湖流域的其他郡邑。前引陈维崧“吾荆溪虽蕞尔山僻，工为词者多矣。乌可不汇为一书，以继云间、松陵、武陵、魏里之胜”诸语，就传达了相同的信息，也同样说明了太湖流域郡邑词选的相继问世，为区域文学观念与乡邦文献意识所驱使。这种观念意识，则主要源自以下两个方面。
（一）具有特定内涵的人文空间
太湖流域并非纯意义上的地理区域，同时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具有多层内涵的人文空间。该人文空间既是文化大一统的组成部分，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事实又表明，在人文活动相对独立的区域里，当某些秩序得到大多数人的维护而被建立起来后，个体或群体行为往往习惯性地保持他们既定的秩序，从事其人文活动，从而形成特定内涵的人文空间。在太湖流域既定人文空间中，以“读书为事”、以文学为业，就是为大多数人所保持的一种秩序；在此秩序下，钟情文学，“笔耕舌种”，则为其人文活动的一种表现形态。
众所周知，自宋代以来，“江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的地位不断凸现，而太湖流域则为其中的主要地区。在明末清初的半个多世纪里，该区域更是人才辈出，人文郁蒸，文学昌盛。乾隆年间金友理所撰《太湖备考》卷六谓太湖“山水秀灵之气，发为人文，非特科第之盛，如《震泽编》所云已也。其不由科第而以诗文名者，如近日吴友篁搜辑《七十二足征集》，姓氏凡若干辈，诗文凡若干卷，皆能吟弄风月，……声重艺林，名播海内，亦足表湖山文献之盛矣”。这是太湖中心区域震泽，也是整个太湖流域所普遍流行的风气。该风气不仅体现于书香门第，同时还表现在“田野小民”身上。赵怀玉《梅里词绪》说：梅里“小民”除“农桑之外，父兄教而子弟率者，舍读书无他好。”康熙年间郭廷弼主修的《松江府志》卷五也指出：“田野小民生理裁足，皆知以教子孙读书为事。……凡词赋之业，童而攻之，多有文集表见于世。”这些足以显示，作为被大多数人所遵循的秩序之一，以“读书为事”在太湖流域广泛运行的程度，以及“家娴而户习”的文学风气的昌盛。
在这种风气里，词也成了广为人们所钟爱的一种文体。陈维崧谓“今之能为词遍天下，其词场卓荦者，尤推吾江浙居多”，就说明了这一点。康熙八年（1669），朱彝尊又从宋以来浙东与浙西词坛演变的角度指出，“宋以词名家者，浙东西为多。钱塘之周邦彦、孙惟信、张炎、仇远，秀州之吕渭老，吴兴之张先，此浙西之最著者也。三衢之毛滂、天台之左誉，永嘉之卢祖皋，东阳之黄机，四明之吴文英、陈允平皆以词名浙东。而越州才尤盛，陆游、高观国、尹倚声于前，王沂孙辈继和于后”，但“三十年来，作者奋起浙之西者，家娴而户习，顾浙江以东鲜好之者。”⑥则强调了明末清初词在浙西盛行的状况。“浙西”不是一个固定的地理概念，在不同时期，其范围不尽相同。宋时以钱塘江为界，置浙东与浙西两路。南宋的浙西路有临安、平江、镇江、嘉兴四府与安吉、常、严三州及江阴军。清初，浙西有杭州、嘉兴、湖州三府。就清初的行政范围而言，朱彝尊所说的“浙西”，当指杭、嘉、湖地区；若从历史地理的概念或当时词坛的实际情况观之，不妨将它括展到整个太湖流域。而太湖流域世家望族的流衍，在该地区“家娴而户习”的词坛盛况，以及整个人文空间的形成过程中，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明清之际的思想巨子顾炎武在痛惜北方望族衰落时指出：“今日中原，北方虽号甲族，无有至千丁者。户口之寡，族姓之衰，与江南相去?绝。其一登科第，则为一方之雄长，而同谱之人，至为之仆役，此又风俗之敝，自金元以来，陵夷至今，非一日矣。”⑦太湖流域则是明清之际江南望族最为集中的一个区域。关于太湖流域望族的流衍现象，早已为学界所关注。20世纪30年代，潘光旦对嘉兴地区望族的“血系”、“血缘”、“世泽流衍”作了全面考察，共得91个血系⑧。近十年来，学界对明清时期江南望族研究有了进一步拓展，取得了不少成果。这些成果充分表明，作为地方精英群体的一种生成形态，望族是明清两代文化传承和发展不可或缺的支架；其中贡献最大的，当推文化世族与簪缨世家⑨。所谓文化世族，主要是指“学术昌盛、诗文书翰流布海内外累世不绝的‘文献之族'”⑩。这类世族的一个共同追求就是“笔耕舌种，固我家世业”，“但得世世读书能文章足矣”11，因而直接影响了家族成员及其后代的价值取向与文化心理的形成；对同区域人群及其后代的思想观念与行为模式也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梅里、松江“田野小民”，“皆知以教子孙读书为事”，“凡词赋之业，童而攻之”的事实，便佐证了这一点；明清之际太湖流域郡邑词派与词选接踵而至，其实也主要是该地区以文化望族为支架的人文空间在词坛的一种表现形态。在阳羡，陈氏、史氏、储氏、徐氏、任氏、万氏为文化世族，《荆溪词初集》以陈维崧、史惟圆、储贞庆、徐锴明、任绳隗、万锦云诸门两代家族成员为主选对象，以同邑其他词人为群从，展示了阳羡在以陈维崧为领袖、以望族为支架的词学空间中人人灵珠、家家荆玉的局面。云间词派同样呈现了这种局面。该派的代表词人陈子龙、李雯、宋征舆均出文化世家，尤其是宋氏祖先自宋亡迁居松江后，就已成为“松之望族，首著肖塘”12；其中宋征舆、宋存标与宋思玉、宋泰渊等父子昆仲为云间词派的一支重要力量。《松陵绝妙词选》所选沈、沈瓒兄弟及其曾孙沈丹、曾孙女沈树荣，凡历四代；另一世家叶绍袁、叶燮、叶舒颖等祖孙三代，则又与沈氏世代通婚，呈现了一张世族血缘网，并网络了其他乡人，融入词坛，卓然成派。《梅里词辑》所选缪永谋与缪崇正、朱彝尊与朱昆田、沈进与沈翼为父子关系；王与王庭，李绳远、李良年与李符，周?与周篁为兄弟关系；其中朱氏、李氏两大家族，有四代之久。相比较而言，《柳州词选》的家族性更为突出。此书选录钱氏四代，凡十四家71首；魏氏三代，凡八家26首；曹氏三代，凡十家54首，其词数量超过了全书的五分之一。钱、魏、曹三家为旧门世家，始于明代。词学既成为这三大世家的家学之一，世代相传，又成了柳州人文活动的内涵之一，沾溉乡人。柯氏一门词学的兴盛，就是一个明证。据李富孙《鹤征录》卷三，入清后，柯耸“一门子姓，时人以比乌衣之盛”。《柳州词选》选顺、康年间柯耸词三首，首开柯氏词录。其后柯崇朴、柯维桢，柯煜、柯炳、柯焕等，均以词名世，为柳州词派的后进，旋又汇入初起的浙西词派，成为浙派的前期词人。这与钱、魏、曹三大世家的词学沾溉息息相关。
上述可知，自金元以来北方望族不断“陵夷”的过程中，江南文化世族却仍然保留了坚固的门户，在太湖流域着力营造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人文空间，为明清之际的词学兴盛、文化传承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不过，正如周家楣《宜兴丰义储氏分支谱序》所说：“海内言文章者必推宜兴储氏，夫储氏岂徒以文章显哉!……官于朝者实望并美，业焕旗常，仕于外者功德在人，至今馨香勿替，敦望于乡者，士以为矜式，家以为典型，诚非文章所能概。”13宜兴的文化世家储氏同时扮演了“簪缨”角色。事实上，在江南的望族中，文化世族与簪缨世家之间并非彼此绝缘，有的则是相互交叉，兼长并美的。而无论是文化世族抑或簪缨世家，都是明清两代文化传承和发展不可或缺的支架，同时又都具有明显的情怀。
（二）改朝换代的沧桑巨变
赵尊岳在分析明末清初词坛中兴的原因时指出：“明代亡国时，词人特多，尤极工胜，以视南宋末年，几有过之，殊无不及。且皇皇巨著，如曹元方、王屋、曹尔堪诸家，均积至数百首，更视稼轩、后村为富。而夏存古（完淳）、陆钰、陈卧子（子龙）著作，雄奇凄丽，更多水云诸贤之席。盖甲申之变，内乱外患，相迫而来，忠义之流，势穷力促，或挥鲁阳之戈（陈、夏均以儒生起义），或励薇葛之节（陆系亡国后饿死），而多托于变徵之音，其人固大节凛然，其词亦纯金璞玉矣。”14这里主要是指太湖流域的词坛情形。其实，改朝换代的沧桑巨变不仅在太湖流域造就了一批“大节凛然”的“忠义”词人，激活了他们新的创作生机，而且进一步激发了强烈的区域文学观念与乡邦文献意识。
在明清之际，太湖流域的文士行为，既习惯性地保持他们既定的秩序，营造了相对独立的人文空间，又受益于文化大一统的浸润，孕育了“以枉寻直尺为舍身济天下”的情怀15。明末以继承“东林学”自居的复社、几社，以及清初由几社分化出来的同声社、慎交社等诸多政治文化团体的活动，便体现了这种情怀。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顾宪成在无锡修复东林书院，与同里高攀龙聚众讲学，以张扬实学为号召，形成了“东林学派”；由于他们在讲学之余，品评人物，抨击朝政，被视为“东林党”。嗣后，复社、几社继起，相继活跃于崇祯年间。崇祯二年至六年（1629—1633），复社分别在尹山、金陵、虎丘召开大会，倾动朝野。顺治六年（1649），同声社、慎交社的活动中心从松江转移到了苏州。这两个社团与江浙各地的文社在苏州虎丘联合举行大会，近千名文人参与了这次盛会，赋诗，以文会的形式表现了对晚明的哀思和对清朝的不满16。在这些社团中，不乏词人。柳州词派钱旃、曹尔堪等十余人先后参与复社，其中钱旃又为复社的创始者之一；西陵词派徐士俊、卓人月，松陵词派沈自继、沈自炯，梅里词派朱一是，阳羡词派任绳隗，也为复社人员。云间派词人陈子龙则为几社领袖，该派的夏完淳、李雯、宋存标均为几社主将。明清易代之际，他们中的不少成员又参与了抗清活动，夏完淳、陈子龙等人还殉难于抗清之役。
因此，不妨说，太湖流域郡邑词派是明末清初江浙政治文化社团在词坛上的一种延伸；进而言之，这些词派与社团在际遇、创作与命运上有不少相同之处。他们共同经历了明末的内乱外患，也共同面对清廷的高压统治。社团以文会的形式赋诗论文，表达对晚明的哀思和对清廷的不满，体现了特定的时代心理；郡邑词选表明，这也是郡邑词派创作的内涵之一。社团的活动因直接受到高压政治的控制而相继消失；郡邑词派也在高压政治下相继湮灭。入清后，社团的文会活动，引起统治者的不满。顺治六年，清廷就开始下令禁止结社活动，加强对文人的控制17。据同治《苏州府志》卷184《杂记五》，“于时定乱已四五年，迹其始起盖在顺治庚寅，诸君以故国遗民绝意仕进，相与遁迹林泉，优游文酒，角巾方袍，时往来于五湖三泖之间，而执法之吏不相谁何，国家文网之宽，诸君气谊之笃两得之矣。其后‘史案'株连，同社有罹法者，社集遂辍。”所谓“社”，即吴江的“惊隐诗社”，又名“逃之盟”；“逃”也就在精神上脱离新朝政权，以“逃”的姿态表达深怀故朝之思和不愿与新朝合作的态度；而“国家文网之宽”，显然是粉饰之词；“史案”即康熙二年（1663）五月发生的“归安庄廷?私修《明史》案”，此案株连甚广，杀戮众多；“有罹法者”即吴江的潘柽章、吴炎。潘、吴二人因被列入该书的“参阅”名录中，案发不久，在杭州遇难，“惊隐诗社”也随之云散。众多不与新朝合作的社团，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相继消失的。为了控制士人的思想意识，清廷采取了严厉的钳制行动，致使顺、康间狱案不断，士人屡遭劫难。柳州词派的盟主曹尔堪，虽于顺治九年（1652）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升侍学士，但深陷“奏销案”，整个曹氏家族几遭灭顶之灾，柳州的其他士族也遭重创，柳州词派因此一蹶不振。“奏销案”起于顺治十八年（1661），是清廷钳制江南士族的一次大行动。嗣后，清廷在不断采取钳制行动的同时，又推行了一系列的羁縻政策，从而改变了江南士人的生活道路，“多托于变徵之音”的郡邑词派，也失去了其生存的空间而走向湮灭。至于康熙十八年后，朱彝尊一改以往的遗民身份，出仕新朝；并走出梅里，倡导“雅正”，领袖浙西词派，则是顺应清廷羁縻政策的产物。这是太湖流域郡邑词选为何大多结集于康熙十八年以前的原因所在；同时也不难想见这些词选接踵而至的契机。康熙五年（1666），朱彝尊在一篇序文中指出：“甲申以后，屏居田野，不求自见于当世；顾思得海内善诗之家，其辞之工，可以出入风雅，必传于后无疑者而与之游，庶几或附之以传焉。盖自十余年来，南浮浈桂，东达汶济，西北极于汾晋云朔之间，其所交类皆幽忧失志之士，诵其歌诗，往往愤时嫉俗，多《离骚》、变雅之体，则其辞虽工，世莫或传焉；其达而仕者，又多困于判牍，未暇就必传之业，间或肆志风雅，率求名位相埒者互为标榜，不复商榷于布衣之贱，信夫传者之难其人而欲附之以传者又难也。”18从中不难看出，朱彝尊以前朝遗民自居，对“布衣之贱”及其诗歌充满崇敬之情，对“达而仕者”及其作品深表不满。他怀着这种情感，漫游全国，采集散在各地布衣之士的诗文，使之流传后世，不能不说别具苦心孤诣。其实，这不是个别现象。王士《倚声初集序》称他与邹祗谟有意搜罗“五十年来荐绅、隐逸、宫闱之制”，编成《倚声初集》，也是为了“使夫声音之道不至湮没而不传”；陈维崧则明确指出：孙默四处征词，于康熙前期编成《国朝名家诗余》，并非纯为艺事雅趣，而主要出于因“吴宫废苑日萧瑟”而产生的“悲酸”的“怀古心”19，由此等等，均体现了特有的时代精神和隐秘心态。这种精神与心态同样反映在对乡邦文献的搜集与整理中；换言之，反映太湖流域诸多郡邑词派的基本阵容与发展足迹的郡邑词选接踵而至的驱动力，固然在于区域文学观念和乡邦文献意识，但这一观念意识赖以产生的契机，就是“吴宫废苑日萧瑟”的现实，以及由这一现实带来的“悲酸”的“怀古心”，与朱彝尊、邹祗谟、王士、孙默等人有意搜集汉文化成果而使“不至湮没”一样，既体现了传承汉文化命脉的责任感，又隐约地透露出怀念故朝的心理，都是特定历史环境中的特定产物；不同的是，这些郡邑词选既横亘着浓烈的乡邦情结，又积淀着凝重的民族心理，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
三 郡邑词派与词学中兴太湖流域分属两朝的郡邑词派于明末词坛起废振衰，为清词中兴拉开了序幕，在易代之际建构了一段前后传承有序的完整词史。
对待明清之际的词史，学界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如以往的《明词综》、《国朝词综》正续诸编与当代的《明词汇刻》、《全清词》（顺康卷）等，不管词人入清时间多长，均将为明殉难或入清不仕者归入明词史；无论词人出仕的心迹如何，都将出仕新朝取得功名者例入清词史。一种如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首选陈子
龙词，认为“词学衰于明代，至子龙出，宗风大振，遂开三百年来词学中兴之盛”；熊和师也认为“至少是天启、崇祯的二十余年，明词已起废振衰，出现转机，形成初盛局面，无疑是清词兴盛的前奏或先行阶段”20。后者不以朝代或易代之际词人的行迹为界限，而将明清之际半个多世纪作为词史上的一个阶段来看待，是建立在词自身演进轨迹之上的，有利于地认识词学中兴的进程。其实，太湖流域的郡邑词选早已明确告示后人：这些词派创始于明末，盛行于清初，是由在同一风会所趋下相继而起、各有传承的两代或三代人，合力开创了词学兴盛的新局面，成功地扮演了引领全国词坛走向中兴，并长期作用于清代词学发展的角色。这从以下两个方面可见一斑。
（一）在词学主张与创作实践上，取径多样，众体兼备，呈现出多元化格局
明人学词，以《花间》、《草堂》二集为范本，尤其是后者，据李康化统计，自洪武以后，有33种不同版本的《草堂诗余》行世21；同时《天机余锦》、《花草粹编》、《花草新编》、《诗余广选》、《词菁》等大量追拟《花间》、《草堂》者也接踵而至，对词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致朱彝尊在《词综?发凡》中不禁感叹：“《草堂诗余》所收最下，最传，三百年来，学者守为兔园册，无惑乎词之不振也。”王士《倚声初集序》又说，“《花间》、《草堂》尚矣”，词却失“博”而“多疏”，至《古今词统》，才“撮诸家之胜”，则指出了词学转变的新动向。《古今词统》为西陵词派的第一代词人徐士俊和卓人月所编，刻于崇祯六年（1632）。全书共十六卷，上起隋唐、下迄当代，共录词人485家，词2030首。自万历以后，各种词集相继刊行，不少辨识词谱、词韵的专书如张?《诗余图谱》、沈谦《东江词韵》等也陆续问世。这些都透露了词学新变的信息，但比较而言，“《词统》一书，搜采鉴别，大有廓清之功”22，影响最大。所谓“廓清之功”，就是通过代表古今“诸家之胜”的各类作品的示范，全面倡导兼收并蓄的多元化词学主张，引导词坛创作实践，改变以往惟《花间》、《草堂》是从的单一取向，纠正由此造成的失“博”而“多疏”之弊。
《古今词统》的问世，既出于对以往词史的反思，又基于词坛的创作实践。换言之，其多元化的词学主张固然是为了救以往词学之弊，但其“廓清之功”的显现，是与词坛新的创作实践互为呼应。事实上，天启以后的词坛，尤其是太湖流域郡邑词派的创作已充分显示了多元化的格局。俞士彪《西陵词选序》：
其间学为周、秦者，则极工幽秀；学为黄、柳者，则独标本色；或为苏、辛之雄健，或为谢、陆之萧疏；或年逾耄耋，而兴会飙举；或人甫垂髫，而藻采炳发；闺中之作，夺清照之丽才；方外之篇，鄙皎如之亵句。连章累牍，唯恐其穷，片玉寸珠，不嫌其寡。可谓各擅其所长，俱臻其极者矣。这说明了兼收并蓄的选词宗旨，也展示了西陵词派不拘一格的创作实践。又顾孝茅《松陵绝妙词选序》指出：“词学之盛，莫逾今日；而今日之以词著，半萃东南。吾邑虽褊小，然溯胜国以迄今，兹其学为南唐者有之，其学为北宋者有之，其为秦（观）、黄（庭坚）、苏（轼）、辛（弃疾）者，亦无体不具。……勒山（周铭）自着《华胥词》甲乙集，似取栽与遗山（元好问）、放翁（陆游）之间者。”这同样体现了词学主张与创作实践的多元化格局。
这种多元化格局，不仅表现在同一词派内部取径的多样性，而且还体现在不同词派之间的不同取向上。与西陵、松陵两派兼收并蓄不同，云间词派的代表陈子龙、李雯、宋征舆专尚南唐、北宋小令及其“绮语”。据彭宾《彭燕又先生文集》卷二《二宋倡和春词序》载：
大樽（陈子龙）每与舒章（李雯）作词最盛，客有啁之者，谓得毋伤绮语戒耶?大樽答云：吾等方少年，绮罗香泽之态，绸缪婉娈之情，当不能免。若芳心花梦，不于斗词游戏时发露而倾泄之，则短长诸调与近体相混，才人之致不得尽展，必至滥觞于格律之间，西昆之渐流为靡荡，势必然也。故少年有才，宜大作于词。
词当表现“绮罗香泽之态，绸缪婉娈之情”，否则便与“近体相混”。这一主张是建立在词“别是一家”的本色论之上的，但又不同于北宋本色论者所主张的“以《花间集》所载为宗”23。陈子龙《幽兰草?题辞》说：“晚唐语多俊巧而意鲜深至，比之于诗，犹齐梁对偶之开律也。自金陵二主以至靖康，代有作者，或浓纤婉丽，极哀艳之情；或流畅淡逸，穷盼倩之趣。然皆境由情生，辞随意启，天机偶发，元音自成，繁促之中，尚存高浑，斯为最盛也。南渡以还，此声遂渺。”并指出：李雯词“丽而逸，可以昆季、煜，娣姒清照”，宋征舆词“幽以婉，淮海、屯田，肩随而已”，不取“花间”与南宋，而专主南唐与北宋“元音自成”之作。这既是对《幽兰草》创作的理论，又是云间词派的理论纲领。《清平初选》对“竞相慕效”《幽兰》之作，“搜采独多”，便从选词宗旨上反映了云间词派的词学主张与创作实践。
云间词派的词学主张与创作实践，旨在张扬词体的本色特征，展现词人的当行特质，所以邹祗谟说：“丽语而复当行，不得不以此事归之云间诸子。”24“体现了鲜明的尊体观。然而，同样是尊体，阳羡词派则另有所尊。陈维崧《今词苑序》指出：
盖天之生才不尽，文章之体格亦不尽。上下古今，如刘勰、阮孝绪、郑夹?诸家所胪载文体，仅部族其大略耳，至所以为文不在此间。鸿文巨轴固与造化相关，下而谰语卮言，亦以精深自命。要之，穴幽出险以厉其思，海函地负以博其气，穷神知化以观其变，竭才渺虑以会其通，为经为史，日诗日词，闭门造车，谅无异辙也。……余与两吴子、潘子仅仅选词云尔乎?选词所以存词，其即所以存经史也夫。
与《幽兰草?题辞》一样，该序是阳羡词派的理论纲领，也均从本体论的角度推尊词体。但前者以本体风格的规范性，期待创作主体的适应性，所以主张“少年有才，宜大作于词”；后者则以创作主体的决定性，观照本体“体格”的差异性，即所谓“天之生才不尽，文章之体格亦不尽”。因此，决定了两者对词的本体功能的不同认识。前者因强调创作主体对词风规范的适应性，所以词的功能被限制在抒发“绸缪婉娈之情”上；后者因强调创作主体的决定性，而且在陈维崧看来，文章体格虽不尽相同，创作主体“思”与“气”的特质、“变”与“通”的思维活动却无二致，这就导致了经、史、诗、词诸体虽异，功能却“无异辙”，所以将选词存词，径直视为“存经史”。陈维崧将词并肩于经、史、诗的尊体观，目的在于纠正“词为小技”的观念。其《百字令?咏史》评曹贞吉便指出：“置此等词于龙门列传、杜陵歌行，问谁曰不如。彼以填词为小技者，皆下士苍蝇声耳。”因而强调创作主体的“思”与“气”、“变”与“通”，赋予词像诗、史、经一样传导时代脉搏、载负时代精神的功能。蒋景祈《荆溪词初集序》说，所选“大抵皆忧伤怨悱不得志于时，则托为倚声顿节，写其无聊不平之意”，也从选词宗旨上体现了阳羡词派的词学主张与创作实践。
“词为小技”的观念也为柳州词派所反对。该派盟主曹尔堪《汪懋麟〈锦瑟词〉序》说：“两公（欧阳修、苏轼）须眉生动，偕游于千载之上也。世乃目词学为小技，谓欧、苏非伟人乎?”但其词学取向、创作风格与阳羡词派不尽相同。尤侗《南溪词序》说：“顾庵（曹尔堪）独以深长之思，发大雅之音，如桐露新流，松风徐举，秋高远唳，霁晓孤吹。第其品格，应在眉山、渭南之间。”《倚声初集》选曹尔堪词57首，每首均有邹祗谟、王士的评论，也认为其词在苏轼、陆游之间，并每以“萧散”、“清越”相论；“清越”也是王士用来评价柳州词派的风格特征。熊和师在总结这些评论后说：“王士曾曰：‘清越是武塘词派。'……以‘清越'二字举概柳州词派的共同词风，我以为是比较恰当的。柳州词人百余，词风各有所偏，但无论柳州‘先正'或‘近社名公'，可以广泛听到这种清越之风的回响。曹尔堪则是此中翘楚。”25阳羡盟主陈维崧则心仪辛弃疾。朱彝尊《迈陂塘?题其年〈题词图〉》云：“擅词坛，飞扬跋扈，前身可是青兕（辛弃疾）。”王煜《迦陵词钞》评语也说：“沉雄壮阔，?丽苍凉，合称转世青兕。清初词家，断为巨擘。”当然，陈维崧并非一开始就心仪辛弃疾，其前期创作步趋“云间三子”，被视为“入室登堂”者26，同样，众多阳羡词人的创作风格也各有所偏，但“沉雄壮阔，?丽苍凉”却是陈维崧成为词坛“巨擘”的标志，也是回荡在阳羡词坛的主旋律，即蒋景祈所谓将“忧伤怨悱”与“无聊不平之意”，“托为倚声顿节”。
上述不难看出，这些郡邑词派在词学主张上，既有同派内部的兼收并蓄，不拘一格；又有不同流派之间的各取所需，独有所宗，呈现出众体兼备的多元化格局，结束了惟《花间》、《草堂》是从的历史，开启了词学中兴的时代。
（二）在词派流衍上，呈现出强劲的再生性态势，作用于清代词学的持续发展
明清之际太湖流域诸多郡邑词派，虽因清廷不断采取钳制行动而相继走向湮灭，但作为一种历史积淀，郡邑词派的词学观及业绩并没有消失，而是呈现出强劲的再生性态势，形成了新的词派，近如浙西词派，远如常州词派。浙西词派是主导清代词学百余年之久的一个流派。关于该派的形成，学界通常以康熙十八年《浙西六家词》的问世为标志。诚然，浙派正式树旗扬帜，肇始于此，但正如蒋景祈所说：“浙为词薮，‘六家'特一时偶举耳，故未足概浙西之妙。魏塘柯氏，三世（岸初先生、寓匏昆仲、南陔群从）齐美；武林陆君，二难（荩思、云士）分标。其他作家，不可枚数。”27六家”就是朱彝尊、李良年、李符、沈日、沈登岸与龚翔麟。在蒋氏看来，浙派远非止于这六家，除了柳州词派柯耸及其子弟、西陵词派陆进、陆次云，“其他作家，不可枚数”。这就提醒我们，浙派有个形成过程，需要结合原有郡邑词派，作出全面的认识，而浙派盟主朱彝尊的归属，则为其中的关键。
在籍贯上，朱彝尊虽为秀水人，但《梅里词缉》表明，他属于梅里词派，其词学主张与创作实践均始于梅里。朱彝尊说：“予方避地长水，偕里人诗篇酬和。处士谓予曰：‘子之才，里中罕俪。吾门有李生（良年），将来庶几予子并驾。'予遂与君定交，昼夜剧谭，夜或幞被共寝。四方宾客至，则醵钱留饮，相与论诗文流别。……于诗持格律甚严。尝抄撮诗中‘禁'字一卷，授学诗者。继乃舍初盛，取中晚唐及宋元诸集，别出机杼，锵洋淡沱，极唱叹之致。于词不喜北宋，爱姜尧章、吴君特诸家，故所作特颖异。”28介绍了他于顺治六年移居梅里后与李良年始交的情形，也明确交代了词宗南宋，推尊姜夔，是他们早年就有的主张。
不过，浙派词宗南宋，推尊姜夔与张炎，并不始于朱彝尊，而是源自曹溶。朱彝尊《静惕堂词序》在回忆从曹溶“南游岭表，西北至云中”期间“往往以小令慢词更相唱和”的情景后，称曹溶“念倚声虽小道，当其为之，必崇尔雅，斥淫哇，极其能事，则亦足以宣昭六义，鼓吹元音。往者明三百祀，词学失传，先生搜辑南宋遗集，尊曾表而出之。数十年来，浙西填词者，家白石而户玉田，舂容大雅，风气之变，实由先生。”曹溶，秀水人，明崇祯十年（1637）进士，官至御史，顺治初，复原官，累迁顺天学政，户部侍郎，广东布政史；康熙初，任山西按察副使，备兵大同，旋丁忧不复出。曹溶既擅长填词，又善于论词，常为当世名家作词序词评，曾为词体正名：“上不牵累唐诗，下不滥浸元曲者，词之正位也。豪旷不冒苏、辛，秽亵不落周、柳，词之大家也”29。所以他搜集南宋遗集，崇尚南宋雅词，以正词体，开浙派风气之先。
曹溶是朱彝尊的师长，朱彝尊初拈词笔，深受其影响，并为朱彝尊编辑《词综》提供了资料保证。然而，由于曹溶词多雄锐高亢，与姜夔、张炎异调，或认为“朱彝尊推举曹溶为浙西词风的启变者，带有‘追赠'的意味”，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浙派“先河”30。就曹溶的前期创作而言，确实缺乏姜张“舂容大雅”之风，但隐居后所作的不少词如《烛红摇影?扬州己未正月十四夜》等，明显表现出步趋白石、玉田之调；同样，朱彝尊《水调歌头》自谓“吾最爱姜史，君亦厌辛刘。”对辛弃疾词有所不满，但他从曹溶“南游岭表，西北至云中”期间所作的不少词如《消息?度雁门关》等，却与曹溶词相似，格调遒上，时有变徵之音，可以说“歌词微近稼轩风”了。这表明文学主张与创作实践并非完全一致的惯例，也佐证了一个人的创作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前后演变的。因此，不必怀疑朱彝尊在《静惕堂词序》中所说的真实性，换言之，朱彝尊推尊南宋，师法姜张，源自曹溶绪论，经梅里词人的发扬光大，浙西后起者的响应，形成了“家白石而户玉田”的盛况。
曹溶因为秀水人，未能入专选一镇词人的《梅里词缉》。其实，梅里隶属秀水，曹溶与梅里词人的关系也非同一般。其《贺新郎?答王迈人》云：“天壤内，空阔仍同梓里，齐名敢觑苏米。”王庭字迈人，梅里词派的第一代词人，曹溶自称与他为同里，并齐名海内。又《鹤征录》“曹溶”条：“性好奖借后进。从曾祖耕客公（李符）为先生门人。先是鸿词之征前一年，早有信，政府首推之，先生坚辞云，‘某为东家妇，焉能复理妆效西家颦乎?吾禾有朱彝尊、李良年、徐嘉炎率皆淹雅闳通，深达国体，其材施之，无所不可。'其推毂类如此。”从种种事实观之，视曹溶为梅里词派的第一代词人，并不为过。大量事实又表明，太湖流域郡邑词派虽以一郡或一县、一镇为依托，但彼此之间并无隔阂；或者说，作为同属于浙西的杭州、柳州、梅里诸派，并没有固守一地一派，而是声息相通，并且柳州、西陵两派均有取法南宋的表现，因此，当朱彝尊雄视大江南北词坛之际，包括柳州、西陵两派在内的浙西群彦起而奉为盟主，也就成了水到渠成之事了。
如前文所述，郡邑词派因清廷不断采取钳制行动而相继走向湮灭。然而，其形虽灭，其神犹存，当遇到适合其生存的生态环境，便旋而复起，再生为新的词派。浙西词派的形成便是一个明证；阳羡词派流衍为常州词派，同样表明了这一点。
常州词派是继浙派之后又一个主导清代词学的流派。张德赢《词征》卷六说：“本朝词亦有三变，国初朱、陈角立，……尽祛有明积弊，此一变也。樊榭崛起，约情敛体，世称大宗，此二变也。茗柯开山采铜，创常州一派，又得恽子居、李申诸人以衍其绪，此三变也。”将朱彝尊、陈维崧与厉鹗列为前“二变”之魁，至第三变，则以张惠言为首，其标志是“开山采铜，创常州一派”。“开山采铜”，就是指《词选》的编纂。暂且不论嘉庆时期《词选》的问世是否标志了浙派谢幕而词风为之一变，张惠言为常州词派的开山鼻祖，却为学界所公论。但正如浙派的形成一样，常州词派也渊源有自，其渊源从常被学界忽视的《国朝常州词录》可见一斑。
《国朝常州词录》，缪荃孙编，刻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凡31卷，词人498家，词3110首，上起崇祯，下迄光绪，虽未能足概常州词派，却展示了该派的基本阵容。其《例言》云：“是录因人存词，因词存人。因词存人，则词在所详；因人存词，则词在所略。”“因词存人”的目的在于展示其词史地位。全书入选20首以上的词人共34家，其中陈惟崧61首，为全书之冠，万树34首，蒋景祈27首，史惟圆23首，曹亮武21首，五家均属阳羡词派；梁溪顾贞观43首，武进董元恺26首，二家享誉于康熙词坛，尤其是顾贞观词，“出入南北两宋，而奄有众长”，“海内巨儒，争相订交”31；阳羡史承谦29首，任曾贻30首，武进黄景仁40首、赵怀玉21首，阳湖洪亮吉28首，五家为乾隆时期阳羡词派“余绪”32；武进张惠言32首、董士锡38首，阳羡周济45
首，三家为嘉庆年间常州词派的代表人物。这勾勒了从陈惟崧到张惠言常州一郡前后承传的词学史纲，也昭示了常州词派的渊源流变。又缪荃孙《国朝常州词录序》：
国朝词家，推吾州为极盛，在昔先路之导，邹、董并称，以及玉虬（董文骥）、舜民（董元恺）、椒峰（陈玉?）狎主，敦同音，笙馨顾矜。语性灵，颇流率，易溺情闺闼，亦落猥琐，沿明季之余习，犹大雅所弗尚。其年（陈惟崧）郁青霞之奇气，谱《乌丝》之新制，实大声宏，激昂善变。梁汾（顾贞观）抱范、张之友谊，蹈秦、柳之茂矩，兴往情来，庶几并骛。他若纬云（陈惟岳）、半雪（陈惟嵋），皆迦陵（陈惟崧）之连枝；藕渔（严绳孙）、汉石（秦松龄），亦弹指（顾贞观）之同调。麟彬风雅，辉映一时。红友（万树）《词律》，取法唐宋，考调名之新旧，证传写之舛讹，辨元人词曲之分，斥明人自度腔之谬；词析句读，不立三等之名，谱填平仄，谨辨四声之异，句敲字炼，宫鸣商应，倚声之士奉为圭臬。雍、乾以降，词学少衰，拾阳羡之余渖，储、史同盟，续梁溪之逸响，邹、华竞秀。当浙派横流之所，而有振衣独立之概。皋文（张惠言）晚出，探源李唐，止庵（周济）和之，遂臻正轨，极意内言外之旨，推文微事著之原，比傅景物，张皇幽渺，约千篇为一简，蹙万里于径寸，上之则小雅怨悱，离骚之诡；次之亦触类修鬯，感物流连，予怀信芳，结想斯远，真乐府之结橥，词林之津逮也。子居（恽敬）、季重（钱梦兰）同学，识其苦心；晋卿（董士锡）申受及门，演其坠绪。读江都之续选，具有典型；聆山阳之异议，何损毫末，海内正宗，于斯为盛，渊源授受，师承可表。
这清晰地揭示了张惠言在“阳羡之余渖”、“梁溪之逸响”的基础上创立常州词派的历程，使阳羡词派到常州词派之间的“渊源授受，师承可表”。需要补充的是，常州词派“意内言外”的论词宗旨，肇始于徐士俊《古今词统序》，至阳羡词派，更具理论形态。陈维崧《迦陵文集》卷二《蝶庵词序》说：“今天下词亦极盛矣。然其所谓盛，正吾所谓衰也。家温、韦而户周、秦，抑亦《金荃》、《兰畹》之大忧也。夫作者非有《国风》美人、《离骚》香草之志意，以优柔而涵濡之，则其入也不微而其出也不厚。人或者以淫亵之音乱之，以佻巧之习沿之，非俚则诬。”明确提出了词贵“志意”论，与前述《今词苑序》的观点完全一致；而主张通过“美人”“香草”，寄托作者的“志意”，则是后来张惠言等人张扬“意内言外”或“寄托说”的核心论点。
一个词派的形成，需要有若干先行者开创风气，经过逐步酝酿，才能形成气候；而其生命的长短，则取决于时运。明末清初，太湖流域诸多郡邑词派应时而起，随时而运，却终因“多托于变徵之音”，与时相违，失去了生存空间。仅此而言，这些词派所谱写的既非纯属明词又非纯属清词的相对独立的词史。但正因为这段历史拥有了朱彝尊等杰出词人，他们应时调整原有的风气，师法姜张，倡导“雅正”，聚集众多浙西群彦，遂成浙西词派，主导词坛长达百余年之久；也正因为这段历史孕育了阳羡词派及其“意内言外”的论词宗旨，在百余年后，张惠言等人应时相承，发扬光大，逐渐为常州乃至南北词坛所广泛响应，遂成常州词派，长期主导清代后期词学的发展。
注释：
①引自金友理《太湖备考》卷十二《集文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70页。
②按《柳州词选》刊刻年代不详。现存陈增新、李、曹鉴平、魏允枚合辑的《柳州诗集》十卷（藏北京图书馆与嘉兴市图书馆），刻于顺治十六年，《柳州词选》的刊刻时间当与此相近。又顺治十七年刊邹祗谟、王士合辑《倚声初集》，内有104首词选自《柳州词选》，故《柳州词选》所刻时间至少先于《倚声初集》前一二年。
③《远志斋词衷》，《词话丛编》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56页。
④严迪昌《阳羡词派研究》，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75—76页。
⑤吴熊和《〈西陵词选〉与西陵词派》，《吴熊和词学论集》，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4页。
⑥《孟彦林词序》，《曝书亭集》卷四十，四部丛刊本。⑦《日知录集释》卷二三“北方门族”条，四部备要本。
⑧《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潘光旦文集》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74—382页。
⑨严迪昌将当时望族划分为文化世族、簪缨世家与豪门右族三类，见《文化世族与吴中文苑》，《严迪昌自选集》，书店2005年版，第282页。江柏庆认为称雄一方的豪门右族为数不多，“可以忽略不计”，见《明清苏南望族文化研究》，第46页。
⑩吴安仁《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页。
11分别见恽思赞《毗陵恽氏家剩》记贞伯公语（光绪十年光裕堂刻本）、周基《毗陵周氏家集?先德小记》（光
绪六年刻本）。12何良傅《祭宋敛斋叔父》，《何吏部集》卷三，民国廿一年金山姚氏复庐影印本。
13《宜兴丰义储氏分支谱》卷首，光绪七年活字印本。14《惜阴堂汇刻明词纪略》，《明词汇刊》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15顾宪成《小心斋札记》卷十八，《顾端文公遗书》，光绪三年刻本。
16详见冯而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3—67页。
17详见《清世祖实录》卷一三一“顺治十七年正月辛巳”条。
18《王礼部诗序》，《曝书亭集》卷三十七，四部丛刊本。
19《送孙无言由吴阊之海盐访彭十骏孙》，《湖海楼诗集》卷一，四部丛刊本。
20吴熊和《〈柳州词选〉与柳州词派》，《吴熊和词学论集》，第374页。
21《明清之际江南词学思想研究》，巴蜀书社2001年版，第16—22页。
22王士《花草拾蒙》，《词话丛编》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85页。
23李之仪《跋吴思道小词》，《姑溪居士文集》卷四，四部丛刊本。
24《远志斋词衷》，《词话丛编》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56页。
25吴熊和《〈柳州词选〉与柳州词派》，《吴熊和词学论集》，第400页。
26王士《远志斋词衷》，《词话丛编》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51页。
27《刻〈瑶华集〉述》，《瑶华集》卷首，康熙二十五年刻本。
28《征士李君（良年）行状》，《曝书亭集》卷八十，四部丛刊本。
29《古今词话序》，沈雄《古今词话》卷首，《词话丛编》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29页。
30严迪昌《清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58页。
31《国朝常州词录》卷二《顾贞观小传》。32详见严迪昌《清词史》，第392—4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