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余秋雨批评”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9-05
首先就总的感觉而言，这些批评大多较为零散化，往往揪住一个枝节问题甚至是细微末节问题纠缠不休，小题大作；还有就是在一些非之内的问题上大做文章，完全脱离艺术规范，只图从道德和人品上置人于死地。余秋雨说，使他心悦诚服、刻骨铭心的批评尚没有见到。而所谓刻骨铭心的批评，就是能够指出他学术研究中无法超越的局限，并且是终其一生都永远不能超越的局限。这话说得确实太大了一些，期望也太高了一些，所以很显然地伤了一些批评者们的心，但细细思量，却也不无道理。从现有的这么多的批评文章中，你能找到一篇确实能够在整体上居高临下地以真正艺术的眼光对余秋雨散文做出入木三分的批评的吗?先后出版的《余秋雨现象批评》和《秋风秋雨愁杀人》等书，看上去很有规模，但实际上也只是一些零散文章和观点的集合和凑合而已。
我本人也曾经是余秋雨的批评者，在我的《’99文化散文气象》(2000年1月25日《文艺报》)一文中，就有这样一段：“1999年的余秋雨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霜冷长河》在文化品位上的整体下滑，里面有许多内容都暗暗转向了对个人某些优越生活的津津乐道。所以，《霜冷长河》已经失去了作家本来的文化优势。至于他的那篇《余秋雨教授告全国读者》，就不仅有自我炒作的味道，而且其中一再强调批评他的散文与盗版他的散文好像是同谋，也显然伤害了严肃的批评界。这篇檄文以及‘像在偷卖海洛因’(马兰语)一样的出版运作，抑制了盗版，其实同时也大大地抑制了这本书应该有的市场。所以，在很大程度上，那篇檄文不仅伤害了批评界，也同时冷落了他自己的市场。他所预料的只能逃过盗版者十天的神州并没有兑现。这也表明余秋雨的时代即将成为过去。”这样的批评绝不是在赶什么骂余秋雨的时髦，因为文中随后还有这样的一些分析：“不过，后来又紧接着登场的日记体散文《千年巡拜》，在文化视野上显然大大扩展了。尤其是那些国外风情和文化习俗无疑开辟了文化散文的一个新的界面。但是，我觉得，这也毕竟不太可能再现余秋雨‘苦旅’那样的辉煌了。这一年中对余秋雨散文的各种批评，大多停留在指出其知识方面的所谓‘硬伤’一点上。一些历史学家甚至说是‘一个搞戏剧的人抢了我们的生意，把历史搞得不伦不类’(见《楚风》1999年第9期林波文)。这其中对文化散文的误解也颇深，文学批评界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作风。”我以为，这种比较客观的批评是不能等同于那种一味要将人一棍子打死的态度的。
以下我想从几个方面谈谈我对目前关于余秋雨批评的一些看法。
其一是对于余秋雨“文革经历”的道德审判。这样的文章在关于余秋雨的批评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有的人要求余秋雨“忏悔”，有的人要求余秋雨“反思”。也许是因为余秋雨没有及时地、雷厉风行地按照这些最高的道德审判者们的指令去痛哭流涕地写出一份“悔过书”，于是，这种审判就更加不断升级。李国文先生本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作家，但他对余秋雨的批评实在是太出格了，他认为：“凡能够忏悔者，悉皆良善，而怙恶不悛者，是从不忏悔的。”李文还特别告诫人们：“千万不要对那些嗜血之辈存有幻想。因为指望小人良心发现，大概要比《圣经》里说的‘富人想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的讽刺，还要难上千倍。”这么一来，余秋雨就成了“怙恶不悛者”，成了“嗜血之辈”，成了根本不可能良心发现的“小人”，这样的人格评判能说是准确客观的吗?余秋雨怎么说也不至于坏到如此程度吧!当然我理解李国文先生，他毕竟属于那种“吃过小人苦头的公民”，所以文章中的言辞难免过于尖刻，因为他实际上所恨的是那些“文革中的大小笔杆”的整体，而只是借机把这种仇恨迁怒给了余秋雨一人，这在李先生的文章中是非常分明的，他紧接着在文章中这样说道：“二十年过去了，有谁站出来承认自己错过?NO !有谁哪怕表露一丝悔意!也是NO!而现如今，一个个在文坛，在学界，在文化圈子里，作学者状，作泰斗状，作指点迷津状……就是没有一个敢回过头去，审视一下那段‘不幸’成为小人的路。”如果说李国文先生的这种过头批评是有情可原的，那么，何满子先生在《盗版与批评》一文中引用《黠妓斥盗》的故事把余秋雨比做“黠妓”，就让人觉得更是没来由了。而旷新年先生则更进一步认为：“娼妓是自知下贱的，然而余秋雨先生却是扮演着高贵的角色。”(旷新年《秋风秋雨喜死人》，2000年4月12日《中华读书报》)这就更把余秋雨看得连娼妓不如了。其实这样的人格批评(就不要说是谩骂了吧!)在文学批评中究竟有多少实际的意义呢?一个作家首先是要用他的作品向社会说话的。对一个作家的价值认定也就首先要看他的作品质量如何以及究竟能够产生多么大的社会效益。当然，如果这位作家的确是一个“怙恶不悛者”，或者“十恶不赦”者，我们根本没必要为他做人格的辩解的。可我们的这些批评者们除了采用那些泛泛的比喻或者笼统的推论，能够举出哪些余秋雨“十恶不赦”的事实呢?况且，一个真正的“怙恶不悛者”也能够写出余秋雨那样的简直征服了一代人的散文吗?文品总是要体现出作家的人品的，无论如何掩藏不住的。而从余秋雨的那些散文中，我怎么也读不出写这些散文的人会有哪些让人难于容忍的人格上的污秽或卑劣。而如果说人格上的小疵，又是谁能没有的呢?虽然不一定像安波舜先生充满理想激情地所说的那样：“假如我们这个民族人人手捧一本莱蒙托夫诗集，个个都读《文明的碎片》，那么会发生在四个年轻的杀人犯面对一船人求生的呼号而毫不心软的‘千岛湖事件’吗?”但是，正如有人所说的“余教授的许多散文都在探讨文人自觉和文化人格及文化节操”(余开伟语)应该是没错的。这起码透露的是一个作家自觉向善以及人类关怀的崇高的愿望和勇气。
非常有意思的是，当许多人都努力把自己打扮成道德审判官的形象，声色俱厉地指责余秋雨的“文革写作”之不道德的时候，他们有的人却也疏忽了，自己在做人方面实际上也并不是那么绝对地纯洁如玉。就拿余杰来说吧，他对余秋雨骂得也算是不留余地的了，诸如“文革余孽”、“才子加流氓”、“余秋雨卑琐的人格昭然若揭”等等，但是，紧接着徐江、祝勇等人也同样从人格方面对余杰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比如他们指责余杰的新书《想飞的翅膀》里，“搞摘抄的部分又多了许多，‘抄+评’比写的要多”，并分析他是“这几年忙于还文债挣搞费，逼的”等等，尤其是最近的媒体上，余杰一会表示与余秋雨和解，并且当面说了那么多好话，转眼却又不认账，对别的媒体说根本没那么回事。这不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吗?(《想说爱你不容易》，2000年3月8日《中华读书报》)而且，就在笔者正操笔写作这篇小文的时候，又从《中华读书报》上得悉，余杰的那篇《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完全抄自重庆作家张育仁的《灵魂拷问链条的一个重要环节》。让别人忏悔者竟然也是以更加违反道德的行为在指责别人。这样的指责还有什么力量呢?而在本文即将写完的时候，笔者又突然发现了一个发生在批评者中新的“违背文德”的事实，一位叫彭公亮的先生，在《文艺报》1月15日发表的《余秋雨可能反思吗?》又被他化名“楚子”，将文题改为《余秋雨不会反思》，将原文重复发表在《散文百家》今年第5期上。按照这些道德审判者们的意思，这样的批评家不也应该首先自我反思一下吗?这就难怪余秋雨对那些“不断地更换着一个个化名”(《余秋雨教授敬告全国读者》)而翻来覆去对他进行爆炒式批评感到不能接受了。尤其是这个叫“楚子”的作者如果不是彭公亮本人，那就更是对彭文的公然抄袭，也就更不道德了。
这里实际上已经牵涉到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根本原则问题。即，作为一个文学创作者，是否他的人生历史上必须是绝对干净的才能有资格进行创作呢?或者，当一个作家在创作上取得了重大的成功，在文学上产生了重大影响之后，又都必须赶紧回过头去公开检讨一下自己在历史上所曾有过的全部过错呢?假如这样的一种“规则”果然成立的话，就不禁又让人想起文革时期的那种“原罪”意识了，也就是说每个作家又要不断“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甚至要不断“狠斗私字一闪念”了。况且如果真的需要建立那样的“规则”的话，茫茫人间还能剩得几人是有资格进行写作的呢?在对余秋雨的“文革写作”进行反复审判的过程中，有人经常为余秋雨树立道德样板(通常叫模范榜样)，如“像人品与文品俱佳，在‘文革’中备受折磨的邵燕祥先生都进行灵魂自审写出《人生败笔》这样的警世之作，像德高望重的老作家韦君宜先生在临终前还在进行精神反思写出《思痛录》，思国家之痛，思个人之痛”(见余开伟文，《余秋雨现象批判》，湖南人民出版社)。这种榜样的力量的确是无穷的。问题是，第一，凡是有个性一的文化人，能够或必须完全以别人做人的标准和尺码去做人行事吗?第二，余秋雨明确表示过他绝不忏悔吗?(像浩然那样公开宣称不后悔)据我所知，余秋雨是多次说到过要在自己的《自传》中写清楚文革中的一切事情的。第三，一个作家，对自己的创作总是有一个大致的时间上的规划的，总不能像文革逼人做检查或交代问题那样非得立刻放下眼前的写作计划，按照批评者的意志，去写一部忏悔录才能过关吧!第四，即使是批评家们所树立的那些样板，也大多是在他们的晚年甚至是“临终前”(如君宜先生)才专注于写作反思文章的，余秋雨又为什么必须马上“坦白交代”呢”
我认为，就余秋雨的“文革写作”问题，最关键的还是看他是不是已经向有关部门说清楚，是不是真正从内心深处有自我否定之意，至于究竟何时做公开的忏悔，应该允许作家本人选择适当的时机和适当的方式。余秋雨毕竟是早已通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和结论的人，他并没有那么罪大恶极。灵魂的反思问题，也许沉淀得越久一些，反思得越深刻一些。在这样严肃的问题上，批评家们是否性急一点?
其二是对余秋雨散文中的“硬伤”的挑剔，这看上去好像是属于文本批评之内的事了，但实际上仍然不属于艺术批评的范围。所谓“硬伤”，主要是指文章中的一些史实或用语上的错误或漏洞。有人在余秋雨散文中拣出了几个完全是偏僻史料方面的小“差错”，于是就借题发挥，大做文章，“像苍蝇一样追着余秋雨先生”，(旷新年语)甚至认为“余秋雨读书心浮气澡，随心所欲，说得不客气一点简直是不懂装懂”。(吴海发：《再致余秋雨先生的一封信》，2000年3月8日《中华读书报》)且不说余秋雨如果真的像吴海发先生说的那么严重，还能不能写出那么精彩的有数百万读者的文化散文，就说是余秋雨散文中的确出现了几处并不影响整体质量的局部的与个别的“硬伤”，真就值得那么大动干戈，而且穷追不舍吗?况且那些“硬伤”又都是些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拿吴海发《再致余秋雨先生的一封信》里所挑剔的一处来说吧，那封信洋洋洒洒地写了那么一大篇，我当时以为余秋雨散文中指不定又有多么了不得的问题了呢。读来读去，最后才明白，只是余秋雨在《遥远的绝响》一文中，为了使文章更好读一些，翻译他引用的《晋书·嵇康传》的一段时，把其中的“公”这一对司马昭的称呼，误译成了“陛下”。当然这无疑是应该被指出来，并且对于每个作家来说也都应该尽量加以避免和纠正的。问题是何必非要搞得那么气氛紧张煞有介事呢?事实上很多专门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都懂得，古代的各个朝代的官制和称谓本来就是极其复杂的，尤其要翻译成称呼，就更是很难找到绝对准确的相应的词语，有时为了通俗一些起见，就只好做些不得已的“张冠李戴”的事。有一个事例很能证明我的这样的一种也算是无可奈何的说法。龙吟的“文侠小说”《智圣东方朔》被读者练建安批评在有关的官制等问题上有失实之处，龙吟看到批评后不无幽默地这样解释道：“我是学历史的，如果开个中国古代官制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会提出严谨的。可是，如果把汉代混乱的官制照搬到小说里，不要说一般读者会坠入五里雾中，专业人士都会稀里糊涂。汉代一开始是‘实物工薪制’以两千石、一千五百石、一千石等粮食数量作为官位大小的标志，而后来就改为‘货币工资制’了，用‘石’已无法解释汉代官品。汉人还把上衣叫‘襦’，内衣叫‘(左衤右罩)’，如果按练先生的观点，这样来写小说才叫尊重历史，那么我的小说可能只有练先生与我两个人来分享了(大笑)。”龙吟先生还谈到了其他一些历史上的不解之谜。(2000年4月5日《中华读书报》第8版)由此看来，专门对文学作品中的一些微不足道的史实问题吹毛求疵，反而容易贻笑大方。 而又让人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当吴海发先生刚刚发表了大批特批别人的那些“硬伤”的文章之后，很快又有人从吴海发的文章中发现了更为严重的“硬伤”。一位河南的中学教师指出：“吴(海发)先生文中有‘他(司马昭)是西晋王朝的王族，先封为大将军，后封为晋文帝’，我奇怪得很：司马昭死后数月，西晋王朝方才建立，他怎么会是西晋王朝的王族?又，古代臣子只可能封王、封侯，焉有封帝一说?吴先生讲：‘这种帝不是最高的天子，也不是一国的国君，而是对皇族与功臣的封赏的称号’，不知何据。”(见2000年4月19日《中华读书报》第8版雷军利文)我的一个观点就是，任何一个学问家都不可能是一个绝对精确和精密的资料库，每个人所占有的知识以及思想中都难免会出现一些错误或漏洞，学术研究和学术批评因而才有了无限的可能性，而所有后来的研究也都是对此前研究的超越和否定。所以，当一个学者或作家在他的作品中出现了某些“硬伤”的时候，善意地指出和批评无疑是必要的，以此纠缠不休甚至故意贬低其作品的整体价值，就大可不必了。况且，余秋雨作为一位散文作家在一些历史问题上出了几处“硬伤”，那些天天搞历史的学者们就都把历史搞得清清楚楚毫无漏洞了吗?你自己批评别人的“硬伤”的时候，好像对一切都明白得不得了，把别人损了个臭够，你就忘了看看你自己的屁股擦干净了吗?(这时候我一下子也想到了我自己，肯定也是不怎么干净的。敬请方家指正、教诲!)
其三是关于余秋雨散文中的虚构，这应该说是在我国文学理论界已经争论的几十年了“老”问题。余秋雨作为多年的理论研究学者和中人当然不会不知道，但他就是在散文中公然采用了那么多的虚构的内容。你能因此就提出质问，余秋雨会写散文吗?余秋雨懂得散文的规矩吗?其实在我看来，第一，文学向来就是蔑视规矩的。文学需要规矩，但又绝不简单而被动地囿于死的规矩。这其实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尤其是，充满创造力的文学，它同时也应该有能力创造一种新的规矩。散文怎么能够死死地或僵硬地固守那种“不能虚构”的教条和框框呢?第二，散文究竟允许不允许虚构，最根本的是要看某个具体的作品和具体的艺术环节需要不需要虚构。像人们议论最多的余秋雨的《道士塔》中的那一段，如果不采用虚构的手法，如果不把那位道士的愚蠢行为和思维以形象的画面真真切切地再现出来(尤其是余秋雨又采用了那样一种看似轻描谈写的语调)，你能读得出那种整个民族的悲哀与沉重吗?我的好朋友韩石山先生认为：“这哪里是写散文，分明是写小说。若老一辈学者，写到这些地方，有史料，就引用史料，若于史无证，断然不敢这样下笔。”当时读了韩先生的这段话之后，我简直都怀疑这是不是韩石山所说的了，因为，老韩怎么也突然拿出“老一辈学者”的规矩来要求现今的文学创作来了呢?我了解的韩先生可是从来都不属于那么一种循规蹈矩的作家的。况且，那段写王道士的话若果然如老韩所言，老老实实地从史料中引证一番，那也许算得是绝对真实可靠了，可那样的一篇《道士塔》还能被叫做散文吗?就不要说其艺术性的高低了。而且假如又如老韩所言，我们根本没有现成的有关的史料，作家也就“断然不敢这样下笔”，这篇散文又该怎么写下去呢?就只有不写了吧!这倒的确免去了许多麻烦。这个世界也许会因此而清净了许多。然而，艺术创造的领域能够是这种畏畏缩缩的样子的吗?
归根结底，从普遍的理论的意义上来说，散文到底能不能虚构，在当今已经不应该再成为什么问题了，一个最根本的原则就是要一切服从艺术的需要。余秋雨极其大胆地冒犯了散文不能虚构的陈规，这本身就是一种大家风范。把那么精彩的想象植入散文的肌体，顿时使萎缩多时的散文创作重新焕发了艺术的活力和生机。这样的散文文体究竟能否被认定为“秋雨体”，当然还需要批评家们进一步从余秋雨的作品中去发现他对散文文体的其他方面的独特贡献，总之将虚构的成分引入散文，从而大大增加散文的文学性和艺术性，又不伤害基本的整体的历史真实，应该说是余秋雨的一大创造。
至于余秋雨散文中的生造词语的批评，那就更是属于小儿科了。任何真正的艺术创造都离不开对语言自身的创造。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说到底只是那几千个常用汉字的不断地重新组合。而这种重新组合又不能仅仅是在整体篇幅上的词语编织。它同时也包括必要的对词汇的重新创造。其实，真正的大师级的文学创造者，都少不了对词汇的创造。只能一味地乖乖地使用那些汉语词典中标准的字词，在语法上挑不出半点毛病，不会成为文学上的杰出者。当然艺术化的语汇的创造也是有其必然的的，这里还有必要特别说明一点的是，创造性的对语言和语法规则的突破，与某些明星出书中的低级的语法错误不是一回事。理论家们只有不断进行理论化的，从而辨别哪些是有效的，哪些是不符合规律的，千万不能一见到文章中的一些新造的词语便不分青红皂白地大加挞伐。语言总是要随着时代的而发展的，时代的发展越是迅速，社会生产和人的观念变化越快，语言的更新和再造的能力就必然越强。所以，像八十年代的新潮文学那样的新名词繁多的现象就可以理解了。而如果一种艺术批评只能停留在挑语法毛病的水平上，说得好听一些，他们是充当语言警察的角色，说得不太好听一点，这样的批评者也就相当于“吐痰罚款”的街头卫生监督员。这样的批评者窃以为是没有力量与高层次的艺术进行对话的。就余秋雨文中的自造语词来看，首先是要看这样的词语是否读起来就让人莫名其妙，不知所云，如果根本没有这样的感觉，而是大大增加了语言上的表现力，并且丰富了语词的内涵，扩大了“能指”，那又何必大惊小怪或者少见多怪呢?
“墙倒众人推”是民间的一句俗话，有许多时候，只要一种舆论成了时尚，成了一股风，凡附和这种舆论的什么言论也都成了真理。在对余秋雨批评的风潮中，有一句被转载和引用频率很高的批评话语，那就是有一位叫做樊百华的先生引用过的他女儿的一句话，樊先生说：’我的才十四岁的女儿说：‘余秋雨走了那么多的穷山苦水，怎么没有贫困人家进入他笔下呢?’”因而就被有人顺此思路认定为：“余秋雨岂止是不关心最底层的人的苦难，他的有些散文简直是在精神上扼杀最底层的人的反抗和斗争。” (彭公亮：《余秋雨可能反思吗?》，2000年1月15日《文艺报》)我的妈耶!这不是在搞文化大革命吧?要是在那时，这样的帽子如何了得!而这样的思维方式连同语言方式，不正是“文革”式的吗?余秋雨也许只是在文革中进过写作班子，可批评余秋雨“文革写作”的人却恰恰至今还在使用“文革”语言。这样的批评家本人是不是也该反思反思呢?这里，不要说那位年仅十四岁的小姑娘一句天真的疑问根本不能被真的当做文艺批评，因为常识告诉我们，每一个作家都大致要有自己创作的相对稳定的题材领域，不是说哪种题材或主题看上去最“革命”、最“红色”，就必须要所有的作家全都去写那样的题材或主题，那也是一种“文革标准”。大诗人屈原，不也没写过多少表现最底层人们的诗篇吗?大诗人郭沫若、大作家钱钟书等人就更是知识分子情调了。本来樊百华先生对女儿的解释是很清醒的，许多批评家却借题发挥，弄得好像余秋雨简直不如一个十四岁小姑娘的水平了。故意把这样的问题上升到的高度，以取得对作家的思想高压的效果，那就更是超出了文学批评的正常轨道了。
在众多的批评余秋雨的文章中，我格外看重的是王开林先生的《打量“二余”》，(原题为《从余勇可贾到余音绕梁》，载《书屋》2000年2月，《中华读书报》3月1日转载)文章字里行间透露着作者的饱学和俯仰自如的大气。许多评点在三言两语间就一针见血。是很值得被批评者甚至每一位学者以及普通读者对照深思的。但是，我觉得特别可惜的是，王先生在写这篇文章时又似乎太拘于成见了。他在头脑里首先对二者(余秋雨和余光中)事先做出了一高一低的定位，然后才按其既定眼光对“二余”以文章的形式进行打量。所以，全文涉及到人品与文品的那么多方面，每一比较，都是余秋雨略低一筹或稍差一截。两位学者的种种品位和各个方面真的就都是那么整整齐齐吗?都是那么高低分明吗?这里显然有着也许是并不自觉的偏见在起作用。我之所以特别提到王开林先生的大文，是因为觉得，像王先生这样饱学的批评家还很容易被成见所囿，或者被一种情绪所限，致使一篇很深透的批评文章也难免沾染了感情倾斜的色彩，那么，其他的一些充满意气情调的文章就更容易因情绪化而有损批评观点了。好多文章其实批评的并不是没有道理，关键是批评者故意把屁股坐歪，并在文章的气势上咄咄逼人，几乎非把余秋雨拉下马不肯罢休。可是那用于批评的根据和理由又没有那么充分，这就反而让自己站不住脚了。
以上说了那么多，几乎对所有的批评余秋雨的观点全都辩驳了一通，我必须再强调的一点是，我并不认为凡是对余秋雨的批评全都批错了。我只是觉得这么多的批评竟然有许多非常情绪化或者批评本身又给人留下了明显把柄的东西，以及有失公正和客观的东西。这是整个批评界不能不加以警惕的。以后的余秋雨批评，能否真正进入一种学术化的和学理化的批评。尽量少掺杂一些个人情绪的因素，多做一些艺术的、美学的以及理性的分析和洞察。当然我自己的这篇小文也还没有上升到这样的水准，这也是我下一步需要加以扭转的。
最后，我还是特别希望读者朋友和同行师友们能够真正地理解我的意图，我的这篇文章绝不仅仅是为了余秋雨个人和其作品做单纯的辩解，而是尽量通过其中的一些事例，进一步澄清一些理论问题。至于对余秋雨先生个人，我在这里也还是要提出一些我本人的批评的。
我以为应该对余秋雨提出更尖锐一点的更不留情面一点的批评是，余秋雨在强大的现实和众多的对手面前的自我退缩。据有关媒体报道，(这话怎么那么“套”呢?)余秋雨曾经宣布封笔。而且有其夫人马兰的话为证。据说封笔的原因主要是对盗版现象和行为的彻底失望。但很快媒体又纠正说，余秋雨并未封笔，而是开始潜心写作《自传》。我觉得，不管余秋雨到底是全封笔还是半封笔，都反映的是他的一种退缩心理。首先是对盗版者的厌战。其次也显然是对铺天盖地的批评的厌战。那么，这两种厌战实际上哪一种都不能算是余秋雨的原本性格。就在一年之前，余秋雨在《敬告全国读者》书中，那言辞是何等凌厉激烈!那态度是何等强硬刚直!那与盗版集团包括一些不正常的批评者决战到底的决心是多么十足!然而，仅仅这么一年时间，还不出几个回合，余秋雨就自己挂起免战牌，就不明不白地鸣金收兵了吗?当然，余秋雨也许是为了避免像他的《告读者书》中所意料的那样“在文坛上扭打成一场混战”，但封笔之说毕竟不是进击而是退缩。如果余秋雨的确已经忘掉了自己承担的使命和自己发过的誓言，我这里不妨再引你自己的一段，也好给你一个提醒：“他们的最大失误是看错了人。他们年轻凭想象以为我是一个胆小怕事、呐呐难辩的前辈书生，一听别人说有写作方法和史料上的‘差错’就会羞愧难当、遮脸逃遁；他们有时又把我当做是某种神经衰弱、一触即跳的稚嫩新秀，看到掷过来的石块立即反击，在文坛上扭打成一场混战。其实呢，我们这代人什么没经历过?即便集中了天下一切羞辱的语句也羞辱不了我们。我们哪怕被说成是完全不会写作、没有半点学问也不会在意，反而会对装腔作势、腼腆的假斯文遗少们哈哈大笑，这一点我已在《山居笔记》的《伪贵族心态》一文中作过描述。你说我拒绝你们的批评，这好像很没有风度，但我要坦诚地宣布：当然不能接受，因为如果接受了，我就再也搞不成任何像样的学术，写不成任何能读的文章，那如何对得起广大读者!”“我们是不容易受到干扰的一群。不管耳边多么喧嚣，也改变不了心中的基本判断。其中一个基本判断就是：在世纪之交，文化如果不驱逐文化盗贼和文化杀手，将从根本上失去原创力，在二十一世纪国际间诸种文化的对峙、对话中将处于弱势。现在，文化盗贼和文化杀手们已经有比较大的活动空间，他们打着多种名号，利用多种，对一个个作家、一本本著作连着开刀，轮番劫持，而我们的当代文化资源本来就不丰富，因此要不了几个回合，处处便是大漠荒荒、夕阳残烟。”(1999年1月7日《文论报》)当然，余秋雨这种由于一时的义愤，把有些正常的批评也似乎和盗版者们捆在了一起，夸大了批评与盗版的关系，这是余秋雨应该冷静检讨的。但是，这其中所贯注着的那股斗士之气，是无论如何应该保持下去的。余秋雨既然已经开始写起了《自传》，当然就一定要兑现他曾经表示过的将在自传中说清楚文革时期的那些事的承诺，我希望他通过这样的全面述说能够真正经受一次灵魂的洗礼，千万不能遮遮掩掩或躲躲闪闪，然后又站立起一个新的更加真诚和勇猛的文化战士，向着新的世纪更加高远的目标走下去。那时候，我会与你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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