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鸳鸯蝴蝶派的兴起
对于鸳鸯蝴蝶派的研究，近年来有过度拔高的倾向，这应该是对过去全盘否定的一种矫枉过正，或许还有其它什么原因。本文从社会学的角度，对鸳鸯蝴蝶派的兴起进行考察，提出它是晚清社会改革，尤其是废除科举的一个必然结果。循此，进一步研究了鸳鸯蝴蝶派作为一个职业化的社群如何进入口岸城市社会，成为一个结构性的社会共同体，解释了它的兴起的必然和基础。同时对鸳鸯蝴蝶小说的读者群体，即市民阶层进行了意识形态分析，指出市民文化对鸳鸯蝴蝶派文学价值生成的规约性和局限性。
引言：鸳鸯蝴蝶派的发生之成为问题
围绕“鸳鸯蝴蝶派”，似乎打了将近一个世纪的笔仗。自从它刚一诞生，就有来自外界很强烈的反应。最早为之，并发攻击的应该算1915年梁启超的《告小说家》，1再后来是钱玄同、周作人、鲁迅、郑振铎、沈雁冰等一大批新文学家的猛烈抨击。之后断断续续，对鸳鸯蝴蝶派的声讨仍是不绝于耳。在当时众多的责骂嘲笑声中，鸳鸯蝴蝶派作家们似乎并不为之所动，依然是我行我素：你说我是鸳鸯蝴蝶派，我就接受你的称谓，你骂我是“文丐”，我就用“文丐”的笔名发表文章。2只有到了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鸳鸯蝴蝶派得以存在的经济和基础才真正完全丧失，在文化上没有了立脚之地，作为一个流派便很快风流散。这时的批评更多的来自于文学史的写作。20世纪50、60年代几本通行的文学史几乎不约而同地称鸳鸯蝴蝶派为“小说逆流”、“小说的反动”、“文坛逆流”之类，3似乎要牢牢地把它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但事情还没有这么简单。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1990年市场经济地位确定之后，中国文坛便不期然涌现出大量休闲、娱乐、武侠之类的作品，似乎又接续了中断了将近半个世纪的香火，鸳鸯蝴蝶、风花雪月、江湖武侠等等被尘封多年的东西又潮水般涌来。文学研究界对此也并非无动于衷，“超越雅俗”、“鸳鸯蝴蝶派‘倒是中国小说的正宗”、“被压抑的性”等命题也接踵而至4，纷纷为鸳鸯蝴蝶派争取理论的合法性和现实的合理性。在思想解放的旗帜下，在追求学术独立的口号下，抑或在追求学术研究的创新和突破的一片呼声中，鸳鸯蝴蝶派连同张爱玲、苏青等人的价值放在新的天平上被重新掂量。于是，在放逐诸神，推翻典范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重造新神，再立经典。所谓“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经过多半个世纪的埋没，鸳鸯蝴蝶派重新被打捞出来，几经打磨，又放光彩。
一个文学流派，乃至一段文学史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遭到贬抑，悄然隐入历史的背景中，而在另一个特定的时期又复被重新发现，得以复活，给它重新赋予意义，这其实是平常的历史现象，古语称之为“借尸还魂”，用当下时尚的语言叫做恢复“文化记忆”，重理“思想资源”。尘封多年的鸳鸯蝴蝶，在20世纪末叶的中国文坛和学界又翩翩飞舞，而且愈加色彩斑斓，这其实是人们重新挑剔出一段遭到压抑的历史线索，为当下的某种思想困境寻找突破的一种策略。似乎不必煞费苦心地去寻找其背后的意识形态支撑——这样做倒不是因为其间涉及的线索和面相太过复杂，只是因为如若单纯究诘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内容，往往又会遮蔽掉另一些更重要的认知向度。比如说，你可以指出自上个世纪80、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研究界对鸳鸯蝴蝶派——乃至对整个50、60年代否定或批判过的文学流派、作家作品——开展了持续不断地历史面貌的“恢复”工作，其实是配合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即所谓“思想解放运动”，不过是文学上的“拨乱反正”，仍然是一种政治行为，只不过这种政治行为与80年代以前的方向恰恰相反而已。你还可以进一步指出鸳鸯蝴蝶派以及张爱玲等海派文学家的重新发掘，他们作品中的通俗性、市民性、娱乐性被给以重新评价，甚至被推至高出另一些新文学作家——比如鲁迅和茅盾——的作品水平的地位，也不过是与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商品化、市场化地位的确立有关，因为文学的商品价值、文学运作的市场形式、文学创作的商品取向、文
学价值的货币化评价标准等等这些现今流行的东西，都在鸳鸯蝴蝶派那里，在鸳鸯蝴蝶派发生的年代最早确立。90年代人们重新发现鸳鸯蝴蝶派，所产生的相见恨晚的感觉，以及当下过度拔高的鸳鸯蝴蝶派研究其实也是符合当前文学资本化的新的意识形态，仍然不脱政治的羁绊。你甚至可以沿着这个思路梳理出一条文学与政治经济之间相互关联、纠缠的理论线索来。
但这些工作都必须首先解决一个前提：鸳鸯蝴蝶派是怎样进入历史的。进一步引申的问题便是，在清季民初，这个文学集团是怎样嵌入世纪初上海那个纷繁动荡而又相当活跃的文学时空的?历史给它提供了怎样的机遇?它的哪些特质恰恰契合了彼时的文化神经?那些作品中究竟是什么东西启发了人们的想象力，提供了哪些思考问题的向度?它在创造上究竟为自己预留了多少空间?它的美学含量究竟有多少?它的致命伤在哪里?它缘何成为新文学家攻击的对象?等等。若想切实解决这些问题，在话题里面兜圈子只能是自逐其尾，徒费周章。有效的途径则是做一些沿波讨源的工作，尽量回到现场；另一方面，因其涉及到鸳鸯蝴蝶派的发生问题，仅仅在文学内部讨论似乎缺乏一种宏观的视野，因而这里尝试着用社会学的角度对此加以考察。
一、发生背景：晚清的废科举与江南士子的社会变动
关于鸳鸯蝴蝶派，历来有两种理解。一种观点认为发生在民初，并在以后若干年仍活跃在文坛上的言情、哀情、艳情、武侠、侦探、滑稽、历史、宫闱甚至黑幕小说，都属于鸳鸯蝴蝶派，因为所有这些小说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以游戏的、消遣的、趣味主义文学观为基础。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真正的鸳鸯蝴蝶派应该是那些专描写才子佳人故事的作品，包括哀情、悲情、艳情、苦情、惨情等等涉足“情”字的那一类才是名副其实的鸳鸯蝴蝶派。于是，有论者认为，“前一说是从它们的基本倾向出发，后一说是从内容和形式着眼，二者都有道理，不过后一说比较形象化，能够概括出作品特色。”5这两种划分由来已久，历来被当作鸳鸯蝴蝶派的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表面看来，这种区分有一定的道理，其实是一种误解。鸳鸯蝴蝶派只有一个，并非只有专写言情小说的鸳鸯蝴蝶派，鸳鸯蝴蝶派发生和发展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也是一个经过历史累积和意义叠加的存在。
他们并非只是固定地写一类作品，而是因着时尚的更替，随时变换笔墨。包天笑写过哀情小说《一缕麻》，也写历史小说《留芳记》，还写滑稽小说《新西游记》。再比如以写武侠小说著称的顾明道，是以首先写《芳草天涯》、《啼鹃录》等哀情小说、社会小说起家的；被誉为“哀情巨子”的李定夷有《香闺春梦》、《茜窗泪影》，也有《僧道奇侠传》、《武侠异闻》、《尘海英雄传》这样的小说。大致而言，鸳鸯蝴蝶派在中国文坛经历了二三十年的时间，其创作思潮也经历了几度变迁：民初刚刚走上文坛的所谓哀情、艳情小说，骈四俪六，才子佳人，遂被冠以“鸳鸯蝴蝶派”的形象称谓，自此难以摘掉“帽子”，干脆以此名行世；随后鸳鸯蝴蝶派渐渐关注社会问题，但仍离不开儿女情长，只不过以风月看取社会，这就是所谓社会小说的流行；由于作家与社会真正接触不多，写作多半向壁虚构，有的为了取巧、为了赚取稿费，竟专门搜集黑暗事件，编写成书，走入末流的便成了黑幕小说。五四运动时，鸳鸯蝴蝶派经受了新文学运动的打击，曾一度一蹶不振，但20年代后，这个流派忽然兴起写作武侠、侦探、滑稽小说，而且十分火爆，原来许多写言情小说的作家，也都开始创作此类作品。30、40年代，由于民族危机加重，鸳蝴派所赖以生存的口岸城市渐渐陷入敌手，出版印刷遭到重创，文化中心渐渐转入重庆、桂林、昆明等内地城市，这个流派只能在上海等沦陷区城市艰难维持。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它存在的社会基础崩解，于是鸳鸯蝴蝶派很快消失。因此我们以为，谈鸳鸯蝴蝶派，不能只突出言情、哀情的一方面，应该把它作为一个完成得流派来对待比较符合实际，也容易探索这个流派的本真面目。
在民初时期，鸳鸯蝴蝶派以言情、爱情为主题，这本无疑义；但问题是，为什么鸳鸯蝴蝶派首次在文坛亮相是以“言情”的面目示人，为什么那些骈四俪六的文句，哭哭啼啼的男女，藻采纷披的文体就如此动人，获得人们的青睐?这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从哪里来?为什么会在上海这个地方扎住阵脚，形成流派?
在20世纪之前，中国葆有一个相当稳定的社会结构。所谓“四民社会”就是由士、农、工、商四个阶层组成，各就其职，各思其位。“士”是最高阶层，“士”与“大夫”相连，是社会的管理者和统治者，但“士”与其它三个阶层并不隔绝，农、工、商阶层可以通过科举，获得功名，进入“士”的行列。这是一个人的上升性社会变动的循环结构。通过读书，普通百姓家的子弟可以晋身到士大夫的阶层。而在的读书人，虽然有的没有获得更高的功名，进入权力中心，但因他是“士”这一阶层，成为农村无形的管理者，即所谓的“士绅”，同样得到人们的尊重，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因而，科举对于国家而言是选拔人才、政府机构获得源源不断的官僚人员的有效机制，同时使农村和国家的稳定获得制度保障。对于普通百姓而言，科举则成了一个向上的台阶：没有特权和贵族背景的青年，可以凭借自己的聪明和勤奋，通过逐级的，步步进入国家权力中心，获得地位、财富和权势。科考，是每一个普通百姓家庭都孜孜以求的富贵事业。
但是，到19世纪末，中国几度遭到列强的痛击，所谓“自改革”不得不行，整个稳定的社会结构也随之变动，而1905年的废科举、兴学堂对中国社会的打击则是十分深重，影响巨大的。6在此，其他问题暂且不谈，我们主要关注的是晚清废科举对江南士子的社会流动的影响。谁都知道，江浙文风鼎盛，为全国之冠冕，且有悉心培养士子的传统，读书人醉心于“进学、中举、中进士、点翰林”，人人苦读经传，家家经营举业，为的就是搏取功名，所谓“十载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显达荣耀，进入社会上层，进入主流社会。明清两朝，甲第首选，大都由江浙士子获售，常州庄氏一家三代，出了4位翰林、8位进士、4位举人7，可见江南科考风气之盛。而一旦停止科举，实际就堵塞了人们的上升的一个重要台阶。辛辛苦苦学来的知识，十年寒窗练就的制艺本领，一切都付诸东流。
既然科举考试获得功名的路子走不通，多数江南士子除了留在本土固守田园或跟随亲友走南闯北以经商为业之外，大多选择了三条道路。一是当兵。晚清是一个动荡的时代，军人的社会地位逐步上升，尤其是曾国藩、李鸿章的湘、淮两军的崛起，袁世凯训练的新军更加耀眼，许多人凭借军功也能不断升迁。人们渐渐放弃“好汉不当兵”的古训，认为吃粮当兵不失为一条通向社会上层的重要途径。事实上，民国时期军阀的当政和军人的显赫也与此有关。二是出国留洋。鲁迅、周作人等人就是在这个时期留学日本的。尽管那时人们对出国留学还存在一定偏见，但有眼光的江南人士从洋务派的兴起、中国的渐次对外开放、通商口岸的繁华中看到把子女送到国外读书，也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投资方向。实际上这是一个相当有远见的明智之举，那时的许多留学生回国以后大都成了民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领域的重要骨干。8三是进入附近的口岸城市。这批士子既无缘出国留洋，又无扛枪打仗的身体条件，但他们是士子中较有才华者，或进过学，或在新式学堂读过书，善于舞文弄墨、精于吟诗填词，于是这批江南士子很多来到附近的口岸城市，或进报馆和书局，或在新式学校任教，也有的成为职业革命家或革命宣传鼓动家。他们的生涯总是离不开文化这个行当，离不开领风气之先的大城市，离不开渐次发达的新闻出版业。9他们成为脱离了儒生举子之业的较早的一批现代知识分子。
上述的第三种江南士子流动的方向便是民初鸳鸯蝴蝶派作家的来源。他们是晚清白改革的牺牲品，也是中国新兴文学的探索者。他们当中有的是举人秀才，有的是未进学的年轻童生，还有的是晚清学堂里的举子性质的学生，若非遭到废除科举，他们当中有多少人题名科甲，点入翰林，亦未可知。王尔敏曾对此作过这样一段描述：“停止科举，考试无用，仕途湮塞，举子弃学，儒生失业，各奔谋生之路。别无它能者，只有就近奔赴江海口岸，卖文求活，乃不能不弃八股而著小说，因是多用笔名，不肯暴露真名。适报刊发达，相得益彰，得风气之先者，成名最速，然此名而非彼名也。且多为举人秀才，岂是偶然而有?”10所谓弃八股而著小说，在他们来讲，不过是谋生之道的变化，并非得己；但始料未及的是，著小说竟然也能成就一番事业。
这里有一点，值得进一步分疏：这个作家群和他们的上一代，即梁启超、李伯元、吴沃尧、刘鹗这些晚清小说家群体有着相当不同的代际差异。首先，正如上述分析，这个群体是晚清科举改革的受害者，他们更年轻，有的还未来得及进学就被拒之门外，迫使他们自谋生路。而晚清小说家，则大都有功名在身，或有一定的官职，他们写小说办杂志，多半是表达自己的理想，鼓动社会变革，有着更自觉的启蒙意识，因而他们显得更成熟更稳健。他们进入小说家行列多半是主动的选择，而民初小说家却是被社会动荡的局面所冲击，选择写小说更多是为谋生、为糊口，是一种职业选择。其二，在知识结构上，晚清小说家要比民初小说家有更深厚的旧学底蕴，文史、经学的知识要多，社会经验更丰富，而民初小说家的特长在于新学知识掌握得更丰富，大多擅长诗词，有文才，善词藻，因为年纪较轻，故而情感热烈，易于冲动，容易陷溺于感伤。其三，在社会的适应性上，民初小说家更易于接受新鲜的思想和外来的事物，因而他们更适应于大都市和通商口岸，更喜欢十里洋场的声色犬马的生活。他们会很快甩掉道德、礼教的包袱，对待金钱、市场、商品、物质的东西无不接纳，很少有所顾忌，因而他们一部分人更容易陷入城市的糜烂生活里去而不能自拔。
二、成因分析：作为职业化的社会群体
鸳鸯蝴蝶派首先是作为一个职业化的社会群体，出现在民国初年的口岸城市，尤其是上海的。有学者曾专门研究过晚清时期从江南到上海的文化迁移问题，认为，清季社会的动荡和殖民化的加速，对不同的社会群体意味着不同的东西，“散了架，错了位的南方社会文化碎片，与多种西方因素以意想不到的方式，重新聚合再生，形成新的职业，新的群体，新的经济行为，文化资本，社会和文化机构。这也是上海的近现代社会和文化的特点。”11这个判断是准确的。可问题是，晚清“散了架，错了位”的社会结构不会永远处于瘫痪和混乱状态，它必须在新的历史语境中予以重组或重构。江南士子的纷纷离开本土，来到上海这样的商业都市，重新寻找适当的职业和适合的位置，便是这种社会重组或重构过程中的一部分。鸳鸯蝴蝶派的形成也是这个社会运动的一个重要表征。问题的关键在于，是什么力量把这个散落在江南城乡的知识分子聚拢在上海的这个五方杂处的口岸城市?他们通过什么方式走到一起来?如何开始他们的写作生涯?这个崭新的职业对他们提出了哪些挑战，同时又创造了哪些机遇?我们不妨从几个具体的个案分析开始解答这些问题。
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家最初的职业大都不是写作，很多是从教书开始的。包天笑（1876—1973）在19岁进学以后，社会便发生很大变化，上海的新风气很快吹至苏州；甲午一役失败，变法自强之说蜂起，各种新学报刊也传至苏州。包天笑就是在这种新风气中开始学外语，开书店，办起了《苏州白话报》，译小说《迦因小传》、《三千里寻亲记》、《钱世界》等。这种种的文字生涯和包天笑今后的文学道路关系密切，因为在这些初步的生活历练中他基本熟悉了新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基本路径，知道做一个新型的读书人所要了解、掌握的东西不会仅仅囿限于书斋，更重要的是要学会操纵现代知识传播和文化流通的本领。学外文是开眼看世界之始，开书店是传播知识的开始，办报纸是从一个传统的科举士子转换成为一个近代的知识分子的先决条件。传统文人和知识分子的区别不仅在于知识结构方面的差异，更重要的是在知识生产和知识传播方式的不同。包天笑在历史转型期，受新风气的鼓动，新思潮的冲击，不自觉地从事办报、译书之类的新事业。很多晚清知识人，尤其是江浙闽粤沿江海地区的知识人都程度不同的经历过、参与过这些活动。经过这样的文化实践和历练，他们不约而同地放弃了举业（大多是因清廷的一纸废科举的诏书而被迫放弃的），进入了附近的口岸城市，从事了近代文化传播的新事业。
为了生活计，包天笑在苏、沪、宁三地周旋了一阵后，受聘来到了山东青州府的新学堂中从事教书生涯。但包氏并非等闲的内地教书匠，了解外界事物和新思想的欲望使他格外留心那时仅有的几份报纸，他还自己订阅了一份《时报》，与上海的几位朋友如写《孽海花》，办《小说林》杂志的曾孟朴等人经常书信往还，了解更多的信息。内地生活的呆板和寂寞，充裕的时间，朋友的激励促使包天笑写起了小说，并从此进入作家的行列。他回忆自己进入上海的小说界的经过时，颇有兴味——我此时不觉技痒，偶亦投以笔记、短篇，立见登载，并寄来稿费。既而狄楚青、陈景韩均以书来，询问近状，并暗示与其在山东那种官办学堂，何不到上海来帮帮我们的忙呢?同时曾孟朴也有信来，意思说：高兴到《小说林》里来吧?我们正虚坐以待呢?……于是我想即使放弃了这只新式的冷板凳，也不愁没有但凡瞰饭地，于是我便浩然有归志了。我是到了明年（一九零六年，光绪三十二年）夏历二月中旬，才到了上海来的。12
转了一圈，终归回到上海，几经挣脱，依然重操旧业。文字的魅力是如此之大，小说的事业亦令人牵挂。包天笑从苏沪而青州，最后又回到上海，专门从事编辑写作生涯，并非偶然的事件。
另两位鸳鸯蝴蝶派重镇，被称为“哀情巨子”的徐枕亚和吴双热也有类似的经历。徐枕亚（1889—1937）和吴双热（1887—1940）要比包天笑年轻一些，尽管他们没有进过学，但却出身于晚清官办的新学堂——虞南师范学校，13也是擅长文辞，喜读小说的多情士子。徐、吴二人毕业后都在乡间教书，但教书之余，喜欢舞文弄墨，做诗填词，竟然颇负文名。这时，自由党领袖周浩在上海办《民权报》，便聘请二人入报馆，担任新闻编辑。二人凭着个人的兴趣和热情，各撰写小说一部，即《玉梨魂》和《孽冤镜》，两部小说交替着隔日登在副刊上，不料竟引起轰动，使《民权报》销路大增，自此徐枕亚和吴双热便正式开始了他们的文学事业，成为职业小说家。
鸳鸯蝴蝶派作为职业化的社会群体出现在民国初年的上海，并很快成为小说创作的主要流派，的确不是偶然的现象。以下几条线索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厘清它的社会成因。
一是如前此分析的那样，晚清以降社会的持续动荡，特别是来自中国政权上层的“自改革”步伐的加快与失衡，尤其作为影响读书人个人前途命运的科举制的废除，阻塞了文人学士个人上升性的正常途径，致使许多年轻士子纷纷走出耕读仕进的个人模式，不得不另找出路，另寻社会所认可的发展道路；而此时的新思潮、新知识和新职业把他们吸引到了通商口岸城市，在这里他们重新寻找成功之路和“向上的台阶”。
二是口岸城市发达的新闻传播业，书刊印刷业，尤其是更符合市民口味和精神需求的小说业，为那些富有文学才情，有一定的写作经验，熟悉文化传播机制，了解市民文化情趣的那部分文人率先进入以小说写作为职业的社群行列中来。这个新兴的职业群体我们可以称之为“小说社群”，因为给各类报刊写作新型文体的畅销小说是最容易辨识他们的徽记。
三是这个小说社群的职业化活动有一个大致清晰的发展过程。他们首先依托于新兴的商业报纸的副刊，为这个副刊编辑小说、创作小说，实际是为这张报纸打开销路，赢得更多的读者服务，因而副刊也被蔑称为“报屁股”，我们姑且把这个时期的小说写作叫做“副刊写作”阶段。待到小说接受的范围不断扩大，读小说成为时尚，有了更大的市场空间，小说家们便自己创办小说杂志，刊登自己写的或约来的小说稿件，此种写作方式可称之为“杂志写作”。再到后来，小说家们发现只是办小说杂志，在杂志上刊载受欢迎的小说往往被书商印成单行本发行，获利更多的仍是商人们，于是他们为获得更大的利润空间，在办杂志的同时，也开书局，搞发行，使小说二度传播，这种方式可称之为“书局写作”。14于是这个小说社群的职业化程度更纯粹，完全进入市场运作的轨道，形成一个有利于社会组织巩固发展的基础。
从“副刊写作”到“杂志写作”直至“书局写作”，鸳鸯蝴蝶派由附庸蔚为大国，走向一个完全职业化的写作道路，并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得以形成，完全融入口岸城市的经济和文化格局，这是它在几十年间风云变幻的中国能够一直延续发展的深在原因，即是说，它已经在城市社会中生下了根，成为口岸社群中的结构性的一部分，直到1949年以后，它所赖以生存的自由经济体系和市民文化体系，以及口岸城市的殖民体系全部崩解，这个职业化的文人群落无法获得结构性、制度性的适应，才告风流云散。这是鸳鸯蝴蝶派与现代中国几十年斩不断、拆不散的命运关联的内在原因，也是它消失了几十年后，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戏剧性地重新复活的一个社会缘由。三、社会接受：鸳鸯蝴蝶派的认同基础职业化使鸳鸯蝴蝶派作为一个社群深深嵌入口岸城市的经济结构，与其他社会阶层形成一个稳定的社会关系：它给中国市民阶层提供精神产品的同时，也为新闻出版、报刊印刷、邮政服务、发行递送等行业带来利润和就业机会，自己也相应地获得报酬和声誉。但这个循环性的结构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社会接受。质言之，鸳鸯蝴蝶派融入口岸社会是以它的小说受到社会接受和欢迎为条件的。
这就必须探讨为什么人们会喜欢读鸳鸯蝴蝶派小说，都是哪些人喜读这些小说，这些小说在何种程度上契合了当时的社会心理等问题。而解答这些问题仍需要从口岸城市的社会阶层分析入手。
像上海这样的口岸城市真可谓三教九流，五方杂处。民初时期，尽管此地人员更加复杂，但一个现象尤为突出，即市民阶层的崛起。其构成主要有四：一是由于鼎革，使大批在清王朝做官的遗老遗少跑到上海来定居，来逃避政治纠葛，人们称之为“寓公”；二是因新知识界的迅速崛起而产生的文化人、青年学生、学校教师；三是帝国殖民事业中的买办阶层也在迅速增长，又因辛亥革命没有触及西方帝国的殖民体系，进入民国后，西方的在华势力反而增强，致使这个阶层更加膨胀15；四是民族的扩张和口岸商业的繁荣，培养了一个民族家和商人阶层。这四个社会群体构成了口岸城市的市民阶层，这个阶层便是鸳鸯蝴蝶派的读者群的主体，换言之，市民阶层是鸳鸯蝴蝶派小说家的“上帝”和“衣食父母”——是他们收购了小说家手中的精神产品，使之转化为生活资料；也是他们的趣味、爱好、信仰和情感方向引导着作家们的笔墨，指挥着作家们的想象，调遣着作家们的才情。反过来也可以这样说，鸳鸯蝴蝶派作家生产出的小说作品也为市民阶层安妥他们的精神，寄托他们的理想，满足他们的欲望提供了一个文学空间。市民们喜读鸳蝴小说，而鸳蝴作家为市民们写作，这便是鸳鸯蝴蝶派在民初兴起的现实原因。
每一个社会阶层都有它自己的意识形态。理查德?奥曼说：“意识形态是一群拥有共同利益的人的观点——如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政府、一个社会或经济阶层、一个职业群体、一个产业等等。
最常见的意识形态策略，就是说明这个群体的利益怎样‘真的'大体上等同于整个社会的利益或整个人类的利益。”16市民阶层的意识形态是以利益和交换为中心点向各个领域延展的，他们看待任何事物，对待任何问题，都是以货币和金钱作为几乎是唯一尺度的。因为隔着货币，对购买来的商品便保持了一种居高临下，或是隔岸观火式的优越感和距离感，只关注它的使用价值，其自身价值如何则一概不感兴趣或不必深究。对待一般商品如此，对待精神层面上的诸如婚姻、爱情、亲情亦不过如此。
对待文学又何尝不是这样?他们关注的是文学的娱乐性、趣味性、自适性和实用性：我花了钱，你就要让我高兴，给我快乐。文学里面如果有教训和意义，他们就会很反感，很讨厌，觉得这个钱花得冤枉、不值；文学里如果描写工人和农民的疾苦，他们也不高兴——但描写工人农民的丑恶和卑贱用以反衬他们的高贵，他们是乐意的。他们以为娱乐就是艺术，风月就是审美。他们不明白文学还能“为人生”，更不理解文学还能使人获得解放。与其说他们反对五四新文学，不如说他们对五四文学的价值诉求太过隔膜。这与他们的意识形态有关，是不可求全责备的，尤其在民初那样的历史背景和现实语境中，要求鸳鸯蝴蝶派“为人生”，无异于缘木求鱼，他们的文学只能为娱乐、为趣味、为许多洋场的男女排遣寂寞了。
民初又是一个新旧杂揉的时代。随着风气渐开，青年男女已经知道争取婚姻恋爱自由，但礼教的空气仍然很浓重。袁世凯政府在提倡复古，表彰节烈，康有为还发起了“孔教会”。表现在婚姻上则是恋爱自由受到压迫。正如范烟桥分析的：“盖以前才子佳人，始离终合之小说，已发见事实上之反证，而认为不普通的偶然之事。于是乃有才子佳人终于不能团圆为一时之风气，盖悲剧也。悲剧易起人之同情，故此等作品，在青年企求家庭幸福时代，最为合适。”17况且，鸳鸯蝴蝶派写的才子佳人小说，写自由恋爱的悲剧一则契合了年轻人的心理，另一方面又未始不符合遗老们的心理。像《玉梨魂》表现的“发乎情止乎礼义”的爱情正符合礼教的恋爱规范，何况小说中表现出的恋爱失败，也暗示了礼教的胜利。而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形式所表现出的骈四俪六，辞彩焕然的格调，还有小说中植入的大量情诗和情书，及其所弥漫的那种凄切的意境，感伤的情调，不免令洋场里的青年男女断尽情肠；采用旧诗词，配以八股调，使得有科场经验，善于制艺的老辈文人，不免产生追忆前尘，感时伤怀的同调。民初鸳鸯蝴蝶派亦新亦旧，半土半洋的写作方式，既符合趋新人士的时代心理，又迁就了旧式文人的怀旧情调，其间弥漫的那种感伤、悲悼的情绪又恰恰契合了民初时期普遍存在的精神气质，《玉梨魂》不胫而走，《孽冤镜》被争相抢阅，鸳鸯蝴蝶派在中国文坛上振翅而飞，真是势所必至，理有固然的事情了。
由是观之，鸳鸯蝴蝶派是另一种意识形态的产物，它甚至就是这种意识形态在美学上的一种反映。它代表市民文化，只为市民社会服务和发言；让它把握整个人类的命运，甚至让它发现所谓“人性”也是困难的，但若让它反映市民心态，发掘市民的“人性”还勉强可以，像张爱玲那样。（当然，张爱玲只擅长挖掘曹七巧那些没落贵族们的人性，真正活泼泼的市民底层的人性她很陌生、也更隔膜，别说广大的工人农民的人性了。不信请看她写工农的《秧歌》、《赤地之恋》。）资产阶级美学家总喜欢把他们的美学标准适应于全人类，爱讲普遍的人性之类的东西，其实他们的趣味之狭，眼光之窄，艺术感觉之乏，即便连整个市民阶级都无法涵盖，更别说他们视野之外的更加广阔的空间和群体了。民初崛起于上海等口岸城市的鸳鸯蝴蝶派，因了自身的视野局限和思想局限只能发展一种趣味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美学，所谓“人不能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你真的不能指望他们的创造力能突破风花雪月和黑幕武侠那样的樊篱，更不能硬把他们的创作水准捧上天去。文学直接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固然难于产生多大伟大的作品，但只为市民服务，为市场服务，为资本服务也难说有多大的作为。这是从上世纪初鸳鸯蝴蝶派兴起的考察中给我们的一点启示。
1梁启超警告人们说：“现今之所谓小说文学者何如?呜呼!吾安忍言!吾安忍言!其十九则诲盗与诲淫而已，或则尖酸轻薄毫无取义之游戏文也。于以煽诱举国青年子弟，使其桀黠者濡染于险诚钩距作好犯科，而模拟某种侦探小说中之一节目。其柔靡者，浸淫于目成魂与逾墙钻穴，而自此于某种艳情小说之主人者。于是其思想习于污贱龌龊，其行谊习于雅曲放荡，其言论习于诡随尖刻。”梁启超：《告小说家》，载《中华小说界》第2卷第1期，1915年7月。
2参见胡寄尘：《一个被强盗捉去的新文化运动者的成绩》、《文丐之自豪》，西湖人：《不领悟的沈雁冰》，文丐：《文丐的话》，张舍我：《创造自由》、《什么叫做“礼拜六派”》等，分别收芮和师、范伯群等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1页、第185页、第173页、第176页、第179页、第182页。
3这些文学史著作中，集体编著的代表有：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年级集体编著：《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组集体编著：《中国文学史》（中华书局，1959年）；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年级中国小说史编辑委员会编著：《中国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复旦大学中文系1957年级文学组学生集体编著：《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复旦大学中文系1956年级中国近代文学史编写组编著：《中国近代文学史稿》（中华书局，1960年）等。个人编著的代表有：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生活书店，1953年）；
叶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稿》（作家出版社。1955年）；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作家出版社，1956年）等。
4在这方面有三篇文章值得注意：陈平原：《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侠小说的出路》，《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南宁：广西出版社，1999年，第218—233页；范伯群：《鸳鸯蝴蝶派
“倒是中国小说的正宗”》，载《文汇报》，1996年10月31日；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想像中国的方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3—19页。
5参见徐佩：《谈鸳鸯蝴蝶派小说》，收中国社会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近代文学集?小说卷》（1949—197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622页。
6参阅罗志田：《清季社会变迁与民国政治——科举制改革的影响》，《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17页。
7参阅艾尔曼：《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赵刚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7页。
8据张朋园的研究，清末民初，“留学生回国，不入政界则从事教育，两者的机会都以大城市为方便，留学生入教育界的比例最大，而学校更是集中在大城市，尤其是北京和上海两地，知识分子大部分分布在这两大城市。”张朋园：《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3页。
9柯文曾探讨过以王韬为代表的近代知识分子的形成与近代口岸社会的关系，提出一个“河海文化”的概念，即谓中国早期知识分子，尤其是近代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都是产生在沿海和沿江的口岸城市。不过我们致力讨论的这些“后科举”时代的士人要比王韬他们更年轻一点，但他们依存于“河海文化”而生的生存方式大致是一致的。参阅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雷颐、罗检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9—141页。
10王尔敏：《近代文化生态及其变迁》，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82页。
11孟悦：《商务印书馆创办人与上海近现代印刷文化的社会构成》，收王晓明主编：《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第90页。12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第313页。
13晚清学堂与培养举子的学宫差别不大。首先，学堂里没有新式教师，教学人员仍延用原来的私塾先生，教学内容仍不出四书五经，诗词歌赋之类，只不过加一点外文、格致，有的地方还因教师缺乏开不起课来；其二，有的学堂仍然按旧制授予毕业生进士、举人、生员的学衔，儒学仍是学业的基本内容，因而，有研究认为，“晚清学堂与科举仅仅一词之异而已。”只是废科举和进入民国后，此等现象才渐渐改观。参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440—441页。亦可参阅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之《记青州府学堂》（1）（2），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第283—298页。14因为民初时期上海办个人书局不需登记，不用太多投资，印刷所遍地都是，发行畅通.很容易开办，所以许多小说家避开商业资本家的盘剥，自己筹资办书局，比如，著名的“民权出版部”，南社社员集资创办的“七襄发行社”，吴双热、徐天啸、徐枕亚合资创办的“小说丛报发行社”，孙玉声他们办的“锦章书局”，徐枕亚自办的“清华书局”等等。不过小说家毕竟不懂资本运作，当然竞争不过商务、中华、文明、世界这些实力雄厚的大书局，因此许多小说家自办的书局难以为继，旋生旋灭，但在民初，小说家自己办的书局是很多，这是事实。关于办报刊之便利，可参阅赖光临：《中国新闻传播史》，台北：三民书局，1983年，第128—129页；亦可参阅秋翁：《三十年前之期刊》，载《万象》第4年，第3期（1941年9月），收入芮和师、范伯群等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75页。
15参阅《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12章《中国的资产阶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814—815页。
16理查德?奥曼：《广告的双重言说和意识形态：教师手记》，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99页
17范烟桥：《最近五十年之小说》，收入芮和师、范伯群等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