卑微，这唯一的高贵！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9-05
韩东喜欢卡夫卡，但他的情况看起来却不像卡夫卡那么单纯。韩东和他的小说有一种明显的不对应。主要原因是韩东现实里给我们留下了太过深刻的印象，现实里的韩东反叛、“极端”并且争议不断，然而他的小说却异常的“低调”、安静，这不仅是指那种朴素、冷静的叙述风格，也指他那种“严格”的个人化取材，这种取材方式决定了他叙述时纯净的个人化视角，同时也决定了一种谨慎而不“僭越”的姿态。
如果说的创造真的能够使人进入一个心无旁骛的境地，并坦呈他现实所无法显现的灵魂内面的话，我们就不应该对韩东的情况表示不解；但是艺术的世界不会那么单纯，一个人的灵魂即使多面也不可能面面相隔，而韩东的小说不仅保持了取材和艺术上的“谨慎”姿态，甚至连内容也绝少那些张扬、猛烈的东西——这不是那个现实中常常袒露自己愤怒的韩东。从“他们”到“断裂”，他给我们留下过太深刻的印象，可是他的小说却如此宁静！联系到韩东是一个有着绝对清晰的理智能力和思维能力的人（全面阅读后得来的印象），这种错位耐人寻味。
一
韩东谈到他所喜欢的小说和语言时，曾列出以下几个特点：收敛、沉静、、质朴、庄重、细致、敏感、微妙、机智、严谨……韩东说这些都是极好的词，都是他所喜欢的。在这中间，他把“收敛”、“沉静”放到了最前面，同时还说，“我喜欢清晰、简单，有时候笨一点的方式。造作、炫耀的东西我不喜欢”。①可见，在韩东心目中，对于好的小说来说，“收敛”和“沉静”是极重要的一点。
浏览他整体的小说创作，我们发现“内敛”和“沉静”也恰是他小说的突出特点。不仅小说本身，就连其写作也是如此：韩东的小说改得多写得慢，九十年代至今，长篇不过《扎根》和《我和你》（新近出版《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中短篇也不算多，和那些发表作品以月、以季度计量的“高产”作家相比，这样的速度无疑要“内敛”许多，而他那种几年磨一部、一部改数稿、甚至常推倒重来的写法，如果没有一种沉静的心态，恐怕也是难以坚持的。当然，最能体现这种“沉静”和“内敛”的还是他的作品。
韩东的小说大部分取材于个人生活经历。他所有的故事和人物，几乎都来自于韩东的个人生活，小说里的主人公——“我”、“小培”、“小东”或者“小陶”——常常闪现着韩东自己的影子。和那些取材远离自我本身的作家相比，韩东的“个人化”取材方式首先就是沉静而内敛的，它有着一种老老实实的态度，似乎是为了确保诚实，韩东拒绝了自己视线之外的世界。与此同时，似乎是为真正实现和保持这种本分老实的姿态，韩东的讲述试图尽可能地去消除“个人化”所常有的主观、易感和激动，这一点在韩东的语言和整体叙述风格上体现得尤其鲜明。
韩东写小说也喜欢讲故事，但和那些“先锋”以及不少“晚生代”作家相比，韩东讲故事要“规矩”很多。他总是以他特有的敏感和细腻娓娓道来，既不兴高采烈，也不眉飞色舞，而他所讲的也都是那些平常的人事——他所经历的现实和往事，身边的或旧日的亲人、朋友以及闲人过客等等；人事都是极现实也极平常的，没有波澜起伏的故事情节，也缺少大起大落的悲欢离合，所谓人生、所谓命运不是被“挖掘”而是被“展示”出来的。这种现实而平常的素材没有丝毫的枯燥乏味，全赖于韩东极具才华和控制力的讲述：他含而不露的幽默，他对人心令人叹服的精微把握，他对细节的雕琢经营和点到为止，以及对人生、命运谦卑而冷峻的审视……小说《在码头》和《革命者、穷人和外国女郎》所讲的无非是一场无意义骚乱和一个自欺欺人、让人怜悯发笑的单身汉，非要在里面挖掘出什么深奥的意义当然是可以的，但我忍不住感兴趣的是它们如何进入到了韩东的笔下，同时又让我们读得津津有味甚至欲罢不能？而《花花传奇》和《小东的画书》则因为明显涉及到了命运和死亡，所以韩东无法再“无动于衷”，但仔细阅读我们会发现，在伤感止不住要弥漫的地方，韩东依然在极力地控制：《花》在写到那只美丽绝伦的猫死去时，韩东只是非常自然主义地描述了“我”冷静、淡漠的举动与感受，似乎生的记忆和死的空虚真的就在那“淡漠”中一笔勾销了；《小》中写父亲去世多年后开始越来越频繁地降临“我”的梦境，作者所写出的无非就是那种历久弥新的悲伤本身，然而他没有延留，而是接着用一种年份罗列的方式呈现了父亲和“我”们之间一种令人怅惘的生命对应——弹指一挥间，悲伤便被适时地稀释了；而《交叉跑动》、《我的柏拉图》对男女情爱过程的描写则让我们看到了他对人性心理那种超强的洞察和把握能力，那些迂回试探、敏感和自卑、受控和失控、对灾难的直觉以及它令人绝望的应验……所谓存在的意义、生存的处境，所谓思考和追问，韩东都统统留给了我们，他所“乐此不疲”的是对情爱事件、心理的展示与追踪，他紧紧抓住心理和情感的幽微和曲折，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和风吹草动，向我们展示出幸福的来去和爱情的枯荣。事件和过程是不平静的，生活和心理的波澜甚至是剧烈的，但韩东的叙述始终像外科医生那样临危不惧，精确而镇定。
个人化取材连同语言和叙述透露出的这种内敛和沉静，已经形成了韩东独特的风格。一种风格的形成既有作者个人气质和性格的原因，也有他着意经营和用心的原因，不然韩东何以抱守这种个人化取材方式而紧紧不放？难道仅仅是出于自发和无意？个人的生活经历和作家的创作固然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一个作家始终以这样一种紧密的姿态追随个人经验几乎不越“雷池”半步似乎并不多见。不管怎样，这种沉静和内敛的风格和它背后透露出的谨慎、节制与现实中韩东给我们的印象确实不同。那么，是什么让现实里“放肆”、“张扬”的韩东在小说中显出完全相反的模样？
二
其实，放肆、张扬这些印象式的东西都是表面化的，如果不深入了解，很容易落入片面和主观的境地。大闹天宫的孙悟空放肆、张扬到了极点，但大多数人都不会去指责，所以放肆和张扬仅仅被作为一个印象是无所谓的，但若由此推断出其人可憎甚至可杀那就是主观主义了。和人云亦云、鼓噪起哄相比，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首先弄清楚为何放肆、张扬，其人反对的是什么，倡扬的又是什么。
全面的阅读之后，韩东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愤怒，这和其反叛的姿态是相符的。很多人对韩东的愤怒和反叛报以怀疑和指责——认为这激烈态度背后包藏的是个人的私欲和野心，而反叛也不过是一种作态——却不愿意去了解韩东到底在愤怒和反对着什么，也许真正了解这一点需要更全面而细致的阅读，而很多人显然缺乏这种耐心。那么，韩东到底在愤怒和反对着什么呢？
韩东的愤怒和反叛首先是针对于当前的文学界。当年和朱文发起的“断裂”，当年他曾留下过的名言——“如果他们的是写作，那我的就不是；如果我的是写作，那他们的就不是”……它们的批判和反抗都相关于文学：“断裂”指向的是现有的文学体制，“他们”则是指那些因体制和其他因素而无法保持或干脆乐于放弃写作独立与自由的人。话说得激烈，但我们不得不承认韩东道出了一种大家都心照不宣的事实——还用再解释吗？我们虽然不愿承认，但心里都明白。韩东就是那个皇帝展览新衣时说真话的孩子。
韩东最为憎恶的就是：伪善、欺世盗名，一切名义下的僭越和扩张。甚至可以说，韩东的所有愤怒和憎恶最终都是指向它们的。而这种愤怒和憎恶也绝不仅仅局限于文学。在接受安琪的访谈时他曾谈到自己对“学院”的看法，他说，“既然学院是体制化的产物，它的问题就是先天的，前提性的。但像现在这样问题这么严重……当然无独有偶，这也不仅是学院方面的事，和社会的整体方向是直接相关的。学院是社会的一部分……这一认识可将学院的真相从不证自明的纯洁高贵中揭示出来，这就足够了”，这里间接地道出了他对社会的一种看法，而下面的话则更明确地表明了他对我们这个时代和社会的态度：“对社会问题我一向悲观，这段时空下的人类早已罪孽深重，自作孽不可活了。”②社会应该有其好的和不好的方面，但至于到底是不是这样，或者说好与坏的方面谁是主要的、决定性的，各人有各人的看法，而韩东显然是极悲观的。
但在对社会的看法方面，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不是他的悲观，而依旧是他的愤怒。他的言辞及激烈的语气已经鲜明地表现了这一点，而对任何形式的卑鄙和伪善他都报之以更为激烈的批判。最典型的就是他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你真的以为知识分子和作家‘分担’了什么吗？他们分担了荣誉、名声、精神的优越和物质的保障，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苦难、危险、煎熬、贫困那大概是昨天的事情了吧？……他们什么都想得到，两头做人，一头也不愿意落下，按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既要当婊子又要树牌坊。‘知识分子’和‘作家’就是牌坊，下面站着的是不是都是婊子我不敢说，但非要这块牌坊装点门面不可的却有很大的嫌疑”，他明确地表示：“我拒绝与知识分子为伍，拒绝认为自己是一个所谓的作家，无非是对这种伪善的反感。”③同时韩东认为这种伪善和恶劣的东西充斥了我们生活的四周，他说：“我们的环境是很恶劣的，因此，任何反抗、抗议、抗争或对立的声音都是有道理的，甚至于必要。”④韩东对于伪善和所有卑鄙无耻的行径都怒不可遏，而他的愤怒和对愤怒的表达也决不是意气用事、逞一时之快——伪善和险恶已经成为他对当代人群环境的一个基本判断。
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韩东曾打过一个比方，说他们（他和他的朋友）犹如行走在暗夜的途中，连前进本身和目的地也许都是一种虚妄，但他们依旧面孔朝前并对光线敏感。⑤在这样的处境之下，韩东认为，我们应该而且必须追求和做到两点：一是怀疑精神，二是卑微。 他说：“我所谈论的怀疑精神当然不是一种智力手段，毋宁说它是一种与我们的生存直接相关的精神力量（或能力）。它针对的是确信者、神话或谎言，是保证我们不在途中停留的基本可能。”⑥环境的恶劣决定了怀疑精神是如此地必要！怀疑是为了揭穿伪善，而惟有卑微才能求得诚信。韩东认为我们应该学会缄默，尤其是面对神圣之物，言说的背后则险恶万重，只有卑微才能抗拒伪善和险恶，才能保持住诚实，正如他所言——“当人们的生活不堪忍受时，卑微就成了我们这个时代里一个崇高的主题”。⑦
对卑微的提倡，让他反对一切的僭越和扩张，包括在方面。
韩东不喜欢史诗，他认为“诗歌的方向是自上而下的，是天空中缥缈的事物……而不是向下的挖掘，它不是煤”，⑧他不赞同那种失去灵感后仍死死支撑的诗歌写作，他觉得那是对诗歌和自己的折磨，他认为史诗那种明确的“非个人化”的东西包含的往往是“好大喜功”。⑨而在小说方面，他反对那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化写作，他说观念上的东西不是不考虑，“但它似乎不能够单独地、作为一种分离式的考虑。我们不能把所有的希望都集中在那里，首先了解什么是小说，什么是高级的小说最高级的小说，在此观念的引导下再去写作”，⑩他觉得这是一种功利的想法。
功利很容易导向伪善，韩东非常厌恶那些整天把“崇高”、“神圣”挂在嘴上的人，他说：“对某种东西的感觉是免不了的，都会考虑到的。但如果你拼命地强调自己在这方面的发言权，甚至你写作的价值因此而变得与众不同，你有这方面的权利，我觉得那就大可不必了”，他认为人们在神圣之物面前应该学会保持缄默，同时要识别伪善：“实际上，在以神圣自居者那里神圣似乎并不存在。大家都很虚无，但他们从中受益。在虚无主义的这片废墟上充满了僭越的可能，反正没有上帝，我就是上帝，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这种感觉。真正的对神圣之物的那种卑微、那种诚信看不到。看到的就是这种僭越的欲望，太强烈了。”{11}
那么，既然先入为主的观念化写作不值得提倡，好大喜功的功利主义写作应该抛弃，所有喧嚣、鼓噪的声音也都值得怀疑，惟诚实和卑微的写作才是我们所应该追求的。
三
艺术上的诚实和卑微首先是一种写作的姿态，韩东是这方面的表率。昌切先生说，相对于“斗士”型的张承志、“商人”型的卫慧以及“官员”型的赵树理，韩东是个艺术家，韩东的写作拒绝了“道义”、规避了“市场”并且“断裂”于体制，如昌切先生文章所引的韩东自己的话说，他的作品写出来之后也希望卖个好价钱，“但这和写作是截然分开的”，{12}在写作过程当中，艺术家韩东是纯粹而独立的。坦陈写作的独立和艺术的纯粹，这不是艺术家的孤傲，而是一种卑微，因为他寻求的只是一种“断裂”——以此求得自处，这是他心目中排除任何形式的僭越和被僭越的唯一途径；而艺术之外的韩东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他的诚实体现了他的坦然。卑微是这个时代崇高的主题，自处是这个时代高贵的品行，“断裂”后的韩东坦然而自信——这种状态也是他最乐意保持的。
我相信，这种明确而坚定的追求已经成为了一个渗透他全身心的精神指令，不仅让他在写作姿态上保持了诚实与卑微，也令他的艺术不自禁地浸染一种高贵的气息。高贵，“自处”的道德和能力是它的前提，还需要的是它优雅的态度和举止——这反映于韩东沉静、简约的艺术风格本身。
执著的个人化取材，沉静、内敛的艺术风格，我认为这都是诚实和卑微的体现，尽管它也可能确实出于作者的无意，但当对某种德行品质的追求成为浸透身心的精神指令，那么与此相关的行为和忏悔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也许就不是那么重要了。
至此，我们终于可以明白，韩东和他小说表面的不对应其实暗含着内在的一致：他用叛逆、“极端”的方式表达着他现实的立场和愤怒，同时以艺术上的表率实践着他所倡导的卑微与自处。联系到文学是他的唯一职业，韩东的实践可谓全力以赴。
然而，这种努力给他的艺术创作本身又带来了什么呢？
四
首先自然是那种沉静、内敛的叙事风格。这种风格使得韩东的叙事展现出两种充分个人化的姿态：“回望”和“沉思”。它们对应于韩东小说的两种题材类型：一是童年记忆，二是现实经历。而这两类题材基本能概括韩东小说创作的全部，它们来自于他的童年，他的家族，还有他的爱情……
童年记忆尤其是下乡经历是韩东小说的叙事“热点”。这一段特殊的生活经历给韩东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和影响，他在八十年代作的诗中写道，“我有过寂寞的乡村生活／它形成了我性格中温柔的部分／每当厌倦的情绪来临／就会有一阵风为我解脱／至少我不那么无知／我知道粮食的由来／你看我怎样把贫穷的日子过到底／并能从中体会到快乐／而早出晚归的习惯／捡起来还会像锄头那样顺手”（《温柔的部分》）；韩东对人板滞的生活充满怜悯，他为那种从生到死都没有见过浩瀚银河的人生感到惋惜，对那种缺乏想象力的大众生活理想嗤之以鼻，然而这绝不代表他的小说是在表达对田园自然的向往和对现代文明的批判。《扎根》是他写童年下乡生活的代表之作，此前的创作中，对童年下乡和家族记忆的书写是零星、散乱的，如一次次不期然的回头，而《扎根》则召集了几乎所有与童年下乡有关的中短篇作品，将不期然的回头化成一次长长的回望。“回望”姿态本身就充满着忧郁和哀伤，尤其当它指向的是童年、故地还有父亲，小说跨越了作者的整个童年和少年，几乎倾尽了他关于父亲的所有记忆，当成年后的梦境时时复原旧日时空下的一切，“扎根”便完成了它最终的反向运动——不是我和我的家族扎根在了三余，而是那段时空下的一切越过漫漫时间长途把根扎进了我的记忆。整个小说是平静而悠远的，然而内里却是抒情的、哀伤的，温馨和伤感是回忆的底色，回忆是属于作者个人的，所有对于时间、生死、命运的体验浑融其中，在这次长久的凝神回望中显得悠远而宁静。
韩东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爱的是他的同道和写作，憎的是狡诈、伪善和欺世盗名；同时韩东又有着清晰的理智和思维，无论诗歌还是小说，他都有着自己明确的观念甚至理论，这都显示了他良好的理智和智力，他应该是一个始终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和怎么去做的人。所以我想，他的小说所呈现的那种整体的风格至少应该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于他着意经营的用心。也就是说，当他认为艺术应该追求诚实和卑微，那么他势必会用力，以使自己写作趋向于这种理想，并最终呈现以那种沉静、内敛的风格，而我们感受到的这种“力”就是其作品所隐隐透出的那种谨慎和克制。那种“个人化”的取材方式、那种“回望”和“沉思”的姿态都是这种谨慎和克制的外化体现。
但是，这种谨慎和克制是不是有点束缚住了韩东的手脚？就像有人提出的那样——韩东个人化的取材是不是视角太过狭窄，执著于个人经历的写作是否缺少足够的发掘潜力呢？韩东曾经说过自己是一个对书写现实生活感兴趣的人，言外之意是那些所谓的幻想、历史题材可能与他是无缘的了。数一下韩东的小说创作，《扎根》几乎囊括了他六岁下乡到返城读大学的全部经历，在这部小说中被“一笔带过”的县城生活在新近发表的《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里得到了充分的展开，但是进入的方式不同，那么记忆将永有可挖掘之处；而且生命生活的延伸自然会给他带来新的现实的素材，新途变旧途，肯定会有新的捡拾……可能这种小孩掰指头算法有些好笑，但不管怎样，有些人总是摆脱不了这个疑问：韩东这种个人化的取材是不是确实有点“狭窄”了？韩东是不是有点太刻意了？
我想，任何的写作都是和个人经历相关的，韩东这种稍显紧密的取材方式首先应该是和韩东的个性气质有关，有些记忆和体验对于他来讲可能是永远都绕不过去的，他无法忽略自己敏感的内心——这正是一个诗人的天性和气质，和那些能够自由出入于他人世界和情感的“天生”小说家相比，诗人永远都无法逃避和忽略自己。但另一方面，这种取材方式和韩东对真诚、卑微的追求应该也有很大的关系，也许这种关系不是直接的，或者说韩东没有刻意这样去做——当他迈出第一步的时候，他没有想到（甚至没有想过）要留下怎样的脚印，踏出怎样的路来，一步步走开了之后一切才渐渐清晰明朗起来，直至自己的艺术风格开始形成，自我意识也便渐渐开始发挥作用，那种沉静内敛的气质、追求卑微真诚的内在观念便开始对写作发生作用力，这时，个人化取材便可能因其和沉静内敛风格的亲缘关系——后者是在前者中孕生和发育的——以及自身天然具备的真诚、卑微的姿态特性而受到韩东的青睐和“扶持”。
其实，在这里我只是想推断而不是下结论：韩东基于卑微和真诚的追求而坚持了自己个人化的取材方式，并保持了似乎有些过分的谨慎和节制。然而，这一点无关紧要，我想强调的是诚实和卑微这种精神信仰和追求本身，即便它们确实导致了某些人所认为的那种刻意，那至少更能证明一点：韩东是真诚的，而且心口如一、言行一致。至于所导致的后果，那是纯粹艺术上的事，在读完了韩东之后，我想强调和突出的已经不是艺术，而是他的“写作”——那种贯注了个人精神信仰和追求的写作。
当然，谁都不会承认自己没有信仰，所以信仰和追求什么才是关键。我相信，当韩东指斥我们的时代和时代的人们“恶劣”、“罪孽深重”的时候，很多人并不同意，但是他们不应该反对另一点，那就是我们确实需要诚实和谦卑。卑微是一个崇高的主题，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高贵，在一个喧哗不止的时代，它甚至可能是我们唯一的高贵！
注释
①②④安琪：《韩东访谈：看我们如何自处》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434627010006t7.html｡
③韩东 姜广平：《韩东：我写小说不是为了……》，《西湖》，2007年第3期。
⑤⑥韩东：《怀疑与确信》，《韩东散文》，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版，第232、233页。
⑦《通讯采访韩东》，《韩东散文》，第327页。
⑧韩东：《关于诗歌的十条格言或语录》，《韩东散文》，第153页。
⑨韩东：《第二次背叛：第三代诗歌运动中的个人及倾向》，《韩东散文》，第133页。
{10}{11}韩东：《谈小说写作》，《韩东散文》第192、197页。
{12}昌切：《谁是知识分子？——对作家身份及其功能变化的初步考察》，《文艺研究》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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