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个人话语的悲剧历史

  一
    翻开《野草》，它的第一句话“当我沉默的时候，我感到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大概会使很多读者感到一种过于贴近生命的沉重与灼热，因为谁都可能有过这种体验，感受过不得不沉默的痛苦，哪怕只在一瞬间。但鲁迅这句话的份量，却不仅在于这种瞬间体验，更在于他的充满绝望与痛苦的个人话语历程。
    作为会说话的动物，人能在语言的思索与交流中，把握自己的存在。但是，人优于动物的地方，也正是人的生存困境所在。因为语言作为人类最基本的符号存在形式，同时又圈定了人类意识的存在范围。这是一个经验性的文化约定，即共同意义和表达方式的绝对非个人的普遍性。它给不同民族间的交流设置了重重障碍，也在人与人之间造成了心灵隔膜，把每个人都隔离成孤立的个体。尽管人们一直在用诉说来努力融通这层隔膜，但每个人都必须用大家都能听懂的话语来说出自己，否则，就无法获得理解和意义；更何况还有一个自己的意思能否为语言所准确传递的问题。因而生命体验的绝对个体性和语言表达形式的绝对非个体性的悖反，便构成了唯人才有的“语言生存”的基本境遇。动物不说话，也就没有欲说不能的痛苦。但人却只有通过语言才能进入社会生存，个人经验必须获得话语形式，才能被交流、理解和获得意义。然而我们常常能体验到自己的生命激情、心灵颤动，却因无法表达而只能沉默于不可言说的世界中，承受上帝的惩罚。
    所以，人在说话时，并不是自由物，因为语言有其经验性边界。如果它对一个人的表达不构成任何障碍，说话者完全处于自由状态，那么几乎就能断定，他实际上说不出任何新东西，而不过在用日常话语的旧模具，冲压出一些别人早已无数次生产过的相同产品，毫无他个人经验的新印记。也就是说，新的意义只能在新的话语形式中诞生。为了说出更多的东西，人类已经创造出修辞、寓言等古老的象征形式。但是，在一种需要表达的更大丰富性和可能性面前，它们就难以单独胜任了。于是，人们便别求于文本话语的设计，用经过一定结构处理的书面话语形式，把它们展示或意指出来。这就是意义上的文学文体和语体产生的原因。同样，这也是当年鲁迅所以写小说的基本动因。
                                               二
    “五四”前夕，长期沉默的鲁迅终于因朋友的要求而再度启笔，重新开始了启蒙主义写作。尽管早年的经历已经使他对启蒙主义深感怀疑，但他仍把一种渺茫的希望，夹杂在对革命前驱者的遵命和自我怀疑之间，而全力着笔于解剖的和现实，挖掘民族文化心理中的痼疾与劣根，并试图寻找再造国民人格的可能性。他确信，只有在我们拒绝了“吃人”历史所给定的“将人不当人”的生存前提之后，民族的新生才会显示出可能的希望。否则，它的未来只能属于被淘汰的历史必然性，即进化论所指示的弱者命运。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这个拒绝是否可能，如何可能，是鲁迅在切身体验中思考已久的问题。但一旦他想诉诸文笔说出来，那么马上就会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这不只是一个小说的主题问题，更是一个言说方式和结构意向的问题。鲁迅未必不知道，这是一个险峻的选择，因为他不仅要对大众说出一个在几千年来民族生活史中从未有过的文化意图，而且还必须为此创造出新的说话方式。否则，他就无法说出任何新东西。他终于说了出来，而那是一声震撼中国历史的呐喊，就在他第一个为说话而苦心设计的小说《狂人日记》中。
    这篇小说的基本奥秘在于，日记的作者是一个疯子，他的话语构成了一个非常态经验的语境。因而它能够间离读者与其现实生活和常态心理之间的必然联系，迫使他们重新审视已为自己熟视无睹的常态生活。一旦进入这种审视，读者便会被自己的眼光推向历史的对立面，使历史的被还原、怀疑和动摇，成为不可避免的意识趋势。这正是小说结构的意向所指。在这里，导致狂人疯狂的心理阻断，就成了一种文本结构力量，即一种巨大的反历史的形式破坏力量。正是它，撼动了整个民族历史的古老根基。但问题在于，鲁迅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说话?要召唤这样一种破坏性力量?其实，这种说话的方式本身已经表明，他很清楚自己所面对着的困难。
    所以，在《狂人日记》的文本背后，隐藏着鲁迅深重的人文忧患。只要他想说，就必须和只能用这种方式说话，即把人从文化土壤中连根拔起，俯视整个民族的历史和人文现状，发扬火力，攻其要害。在一个没有上帝的国度里，能够挣脱道德因而能够挣脱历史枷锁的，惟有疯子。一个人只有在疯狂时，才能说出平时说不出也不敢说的真话来，这本是一出文明的荒诞剧。但因此狂人的话语才能产生“间离效应”和“还原效应”。疯狂使他的话语逸出了历史的轨道，成为一个“反历史”的话语系统。所以他能对历史给出一个“吃人”的反历史解释。小说的叙述结构凸现并放大了狂人话语与历史话语间的价值断裂，并给出了一种新的组合。在这个新的结构中，历史成了一个被狂人话语反规定的有限命题而丧失了它的绝对性，并随着它的生存论意义被还原为虚无即“吃人”，而只能陷于被解构的境地。于是，一种“非历史”的可能性便在小说结构中被显现了出来。尽管狂人本人是以其疯狂而挣脱历史的，但在被小说结构意指出来的价值时空中，却意味着历史必然性的解体和某种可能性的解放。在阅读过程中，它首先表现为读者被推出常态生活，能停立于生活之上，重新审视生活。而他们都是正常人。
    当然，这里有一个问题，即如李欧梵所说，狂人病愈后赴某地“候补”，表明他已恢复常态，“这种‘团圆结局’，事实上也就指出了另一个暗含的主题，即‘失败’”。这是小说中一个更深层的结构性隐喻，即狂人的话语及其“反历史命题”被世俗常态生活所消解，并重归历史话语系统。这不仅是狂人对自己的失败，也将是包括《狂人日记》在内的整个启蒙主义的失败。这种思考和准备在鲁迅那儿并不难理解，看一下他对中国的改革和改革者命运的深刻见解即可知道。但是这在小说中并不是一个单一意向。“序”已交待，虽然狂人因其恢复了常态而失去了光彩，但这个常态已不再是天衣无缝的“原生态”了。因为他至少已经留下了一部被他自己题名为《狂人日记》的话语文本，透露了他的全部病症、病源和病史；而“余”已准备将其发表，“供医家研究”。研究的结果如何，固难预料，但发表出来，让医家看到，毕竟是眼下惟一能切实走出的第一步。在鲁迅看来，这一行动无疑更重要，决无因前者而取消的理由。因为打破中国人对于历史和常规的崇奉与执迷，以达到对更高存在及其可能性的领悟和思索，就意味着给中国历史造成了第一个无法修补的破缺。而这正是未来“新生命”诞生惟一可能的空间所在。                                                三
    《阿Q正传》和《狂人日记》是两篇有深厚血缘关系的小说，但二者间又隐含着一种话语的转向。单就故事性而言，《阿Q正传》应更像小说。但从序言和本文的关系看来，两者却又相反。在《狂人日记》里，“余”的语态平实而。但在《阿Q正传》序里，叙述者“我”却一再直抒自己的主观意图，半虚半实地强调小说的处理问题，甚至扯上了陈独秀办的《新青年》、胡适之的“考据癖”之类，语态充满了嘲讽的辛辣，像是一篇并不相干的杂文。作为小说的序言，它又像魔术师头上的一顶帽子，不免有过于显眼之嫌。就创作意图的交待来说，《狂人日记》用的还是隐喻手法，但《阿Q正传》的序就很大程度地直说了出来。至于在说到阿Q的姓名时，“我”用了—个阿Q自称姓赵而遭打的故事，则更是明显地在制造一种观摩效果。犹如一位教师，在用教鞭敲击黑板，告诉愚顽的学生：这就是阿Q!这种焦虑不安的峻急之风，并不只表现在序里，本文同样如此。小说写了阿Q的命运，但其性格并没有变化，叙述始终是在对他作认读式的多侧面展示。而且本文叙述的切入点，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在鲁迅的构想中，这是一个文化心理问题，而不是纯粹的个性问题。它分明透露了小说的构思，旨在为一种文化人格作“解剖示范”。而这正好说明了序与本文的内在关联和语言风格上的直正一致性。因为杂文手段在本文中并未被废除，而是被保留着，并掺入了故事的叙述中。人格解剖的动因，自然是来自于鲁迅的理性批判意向。它不仅指向阿Q的人格，也指向塑造这种人格并与之浑然一体的文化与。于是，这导致了一种最富于鲁迅个性特征的小说话语的出现。大量的讽刺手法、议论、典故和文言句式介入叙述，故事的连续性被一再中断和切割。长短不一的故事片断在各种超常规的拼接下，组合成一幅幅触目惊心的人格解剖图。鲁迅声称这是在给阿Q立传，但他使用的却不是传记式的话语，因为叙述就是解构。为此，他才“不择手段”地把通常只在杂文中以及后来的《故事新编》中才能见到的手法，全都糅进了故事叙述中。
    狂人的声音是鲁迅第一个呐喊出来的声音，它就是启蒙主义的声音。但是到了《阿Q正传》这个声音遭遇到了异物的撞击，发出了一片混乱的噪音，鲁迅自己也不愿意听到。但它们嘈杂作声，喧嚣而起，几乎淹没了那声震撼东方世界的呐喊。5年之后，鲁迅仿佛不经意地谈起纪晓岚对《聊斋》的攻击，“竭力只写事状，而避击心思和密语。但有时又落了自设的陷阱”。无疑带着他自己的痛苦记忆。鲁迅当初对启蒙主义的怀疑，是对其效果的怀疑。而现在，危机又从他的话语内部发生，这恐怕是他未曾料及的。《阿Q正传》表明，鲁迅的启蒙主义遇到了双重危机。他还没来得及突出怀疑的包围，又落入了自设的陷阱，不仅启蒙主义的意义和希望都被吞噬，更使他自己陷入了无法自拔的话语绝境。这时，言说的荒谬感一定使鲁迅再次体味到彻底的孤独。他已经走到了第一个声音的边缘地带。世界的那一边，已不再是启蒙主义话语可说的世界，而这正是他作为一个启蒙者的生存边界。如果他沉默，就会丧失自己的存在，所以他必须说。但在《阿Q正传》之后，《呐喊》的主题发生了明显的分化，最后一篇《不周山》甚至走向了远古神话，而“油滑”也就是从那里开始的。显然，鲁迅的中期启蒙主义已经走到了“穷途”。照孙伏园的说法，《呐喊》以后，鲁迅似乎已不打算再写这类小说了。
                                              四
    但一年多以后，鲁迅又开始了《彷徨》的写作。促使他重新提笔的内外原因很复杂，但有一点他很清楚：他不能沉默，而宁可“彷徨于无地”。穷途的彷徨就成为“歧路”。即使不得不蹩入刺丛，无可奈何，却不妨“姑且走走”，或可开出一条新的言路。当然，如果他还想说话的话，那么首要的已不再是给读者讲故事，而是清理和说出自己。事实上，一旦给读者的故事讲不下去了，则他所能讲的也只有他自己了。其实，这对于鲁迅来说，未必不是一种解脱，至少他可以稍稍摆脱启蒙主义写作的超负荷状态，而静心凝听一下自己的心声。直到这时，我们也才真正注意到，鲁迅内心确实还有另一个声音。尽管因为它“太黑暗”，而被他打入了心灵的地狱深处，以防干扰启蒙主义写作。但它不仅存在着，而且一直挣扎着试图发出自己的声音。对于启蒙主义来说，它确乎是“噪音”源，但它不仅在《呐喊》中留下了深沉的痕迹，而且使鲁迅的心灵经受着炼狱般的苦难。在启蒙主义的穷途中，它驾着言说的冲动，向鲁迅发出了越来越强烈的召唤。在两种彼此消长的声音面前，鲁迅不能不踌躇了。他必须重新权衡自己的选择，是话语方式的选择，也是生存方式的选择。于是鲁迅在徘徊，在彷徨。
    从《呐喊》的角度看来，《彷徨》的首篇《祝福》的结构极为费解。小说讲的是祥林嫂的故事，但关于叙述者“我”的叙述，却足足占了全篇的三分之一。如果把这部分去掉，余下的部分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而且正是“呐喊”式的故事。这就是说，小说中关于“我”的叙述，是《呐喊》中所没有的。而《祝福》的结构容量扩展了，它把言说者“我”本身的生存境遇也投入了小说结构中。如果我们把这一部分与《狂人日记》、《阿Q正传》的序言以一线贯连，那么它们就清楚地显示了鲁迅中期与启蒙主义的关系及其全部动态过程。《狂人日记》的叙述者，冷静地置身故事之外，并且尽可能表现出客观主义态度。而《阿Q正传》的叙述者，则已经很难掩饰那种不可名状的焦灼感。虽然他也在故事之外，但迫于焦虑，常常情不自禁地要用杂文手段连议带讽地侵入故事的叙述。至于到了《祝福》，则叙述者自身也无可挣脱地成了故事中的人物。而且“我”在小说中所直接面对的，恰恰是应作为启蒙对象的祥林嫂。尤为难堪的是，在《祝福》中，《狂人日记》式的结构情势完全倒转了，它的追问者已不是一位阳刚男性，更谈不上疯狂与执拗，而是一位受尽苦难的垂危女性，男性的“我”却在她的追问下狼狈逃窜。在这里，启蒙对象的生存状态，要求和愿望等等，都成了启蒙者反身自测的镜子。小说结构表明，言说者的自身人格状态及其与启蒙对象的关系，成了鲁迅关注的真正对象。在这种关注下，言说者完全丧失了人格和心理优势，而且被自己的话语二重化了。显然，言说者的话语转向，使它变为刺向自身的利刃，它造成了“我”的自我间离和整个语境的自我悖反。而它们导致的最明显的效果，就是确定性的丧失。
    小说结构显示了一种近乎残酷的心灵的自我拷问。它贯穿于整个《彷徨》，成为小说话语的基本形式和动力。叙述者“我”从《祝福》中的鲁镇逃出，先后扫视了吕纬甫式的“模模糊糊”，魏连殳式的“死的反抗”，最后走向涓生“世纪末”式的忏悔与独白的过程，便清楚地展示了这一点。这种自我审视的真正可怕之处，不在于言说者的直面自己，而在于启蒙者注定最后要成为绝望的承担者，并且这个绝望就来自于启蒙主义及其言说者的人格本身。这就是文化的无可言说的荒谬性。而中国启蒙主义的最大悲剧也就在于此。
                                                五
    所以，在《阿Q正传》之后，《祝福》以其独特的结构和话语方式，向我们预告了鲁迅中期启蒙主义的终结。从这里的“说不清”，到后来的“无话可说”，已不过数步之遥，这是鲁迅一生中最艰难的几步。而鲁迅所以成为鲁迅，就在于他的直面绝望与死亡，在于他在无路可走的刺丛中，走出了一条自己的生命之路。就在写完《祝福》半年之后，鲁迅又平行地展开了《野草》的写作。《野草》发出的已完全是他内心的另一个声音。由小说走向诗，这是鲁迅以全部生命再一次面向存在的悲剧性冲刺。它用苦难的歌声伴随了涓生的逃亡，预示了鲁迅将再次改变自己的语言和人格生存方式。而在《野草》写作开始半年之后，鲁迅就宣布了中止启蒙主义。
    所以，《野草·题辞》的第一句话，作为解读《野草》的一把钥匙，是来自于鲁迅对于中期启蒙主义的痛切回顾。启蒙主义曾经是鲁迅人格的支撑物，但它终于倒塌了。于是在语言的最后边界上，言说的“空虚”和沉默的“充实”把鲁迅的世界无情地撕碎和颠覆，他自己也被抛到了生与死的最后边缘。所以，这句话真正道破了鲁迅中期绝望的语言生存论内涵。当然，鲁迅说出这句话时，已经走出了绝望的峡谷。然而这部个人话语的悲剧史，不只是把对我国现代启蒙主义悲剧的沉思留给了我们，而且在我们面前真正展示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在古典理想主义和确定性的乌托邦被荒谬性击碎以后，死亡，或者在废墟上重建生存和意义，就成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以生命的抉择来给出回答的根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