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语视角:一种可行的新诗阐释途径

　　文学研究这一学科越来越拥挤了，几千名研究者和数不清的博士、硕士在３２年有限的时空里不停地探寻、发掘，资源几近枯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里再也找不到一块没有被摸过的石头了。要想从这个学术困境里突围，只有把研究对象同出版、、地域、等文化因子嫁接，锻造新的学术“合金”；或者启用一种全新的理论视角、方法去审视固有的文学景观，重组学术资源，此外别无他法。正是基于这种背景，当初我的博士陈爱中和我商量要把“中国现代新诗语言研究”作为学位选题时，我稍加思考后便答应了他。
　　因为我清楚，２０世纪以来，随着哲学领域“语言学转向”带来的语言本体自觉，西方的诗人们纷纷规避传统的语言观念，不再仅仅把语言当作技巧手法层面、带有载体功能的工具符号，而是把之视为自己的故乡，视为诗歌存在的居所与形式。认为它本身就体现存在，就是存在，它的运动可以直接构成生命的运动，不是诗歌创造了语言，而是语言创造了诗歌，诗人的使命就是让语言顺利优卓地“出场”，于是“语言的欢乐”成为２０世纪诗歌的一个基本主题。甚至海外一些先贤不无绝对地强调，诗歌就是“把语言翻新”（谢洛夫斯基语），“诗歌史就是诗的措词发生、、消亡的循环史”（伊丽莎白·朱语），诗歌的数次革命也都相应从语言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说，从语言视角去研究受外国诗歌引发而出现的中国新诗，就成了一个理想的阐释途径。
　　只是选择这个题目本身也就意味着选择了艰难。传统语言观巨大广泛的笼罩，和作者多年出入其中的浸淫，要完成向语言本体观的转换，必须克服旧有知识结构的抵制和排斥；寻求符合语言研究视点、大量充足的新诗语言事实，并和作者的语言观念合理对接，更是一份琐碎而缠人的“活儿”；尤其是在新诗语言学领域掘进，犹如头顶漫天荒芜的孤寂跋涉，可借鉴的成果积累少而又少。但是面对这块要求高、难度大的学术“硬骨头”，爱中却“初生牛犊不怕虎”，知难而进，硬是以三百六十多个坐功，写出这本《中国现代新诗语言研究》（入选中国社会出版社高规格的“博士文库丛书”，２００７年７月出版），交上了一份令人比较满意的答卷。它基本上达到了“从诗歌语言的角度来重新解读现代新诗文本的目的”，实现了既定的学术目标。
　　找到了自己介入研究对象的理论支点，爱中就获得了重新阐释新诗的可能。他恪守着明不正则言不顺的古训，先在中外诗歌语言理论的支持之下，对语言的基本概念内涵进行界定，指认“欲说还休”式的策略乃诗歌语言的本质，语言表述的时间意识、语词意义的重新澄明和祛魅以及现代语法规范的建立，为白话诗的三大具体表征。进而逐步梳理现代新诗语言研究的现状，阐明以往的二元对立思维和他者阐释使新诗研究视野日趋偏狭，各个阐释体系本身逻辑起点的“绝对正确性”背后恰恰隐伏着致命的危机。之后再立足于语言本体，从发生学的角度，将语言作为一种动态的表述过程，逼视与追问新诗语言表述形态的由来、归宿、特质和局限。并且在语言视角的基础上，对传统的新诗流派、文体、诗人群、诗学理论等归类方式重新“化”，重新划定论述范围，施行再度“洗牌”和组合。如他把现代新诗的语言表述分为初期新诗、新月诗派和初期象征派诗歌、现代主义新诗以及现实主义新诗四部分，这种对新诗时段、派别关系的取舍和划分，迥异于传统的认知方式，令人耳目一新。特别是将几成定论的象征诗派的现代主义特质，在语言身份辨析的语境下质疑为“没有摆脱汉语诗歌语言的外在音韵、节奏乃至空间形态的追求，就现代新诗而言，这种认知尺度显然是非现代的，而是传统的”，在语言上并没有实现“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化”，更可谓石破天惊之语。这种循序渐进的操作方式，这种从语言角度的重新划分和判断，既符合学术规范，为论题进一步的逻辑展开廓清了道路；也相对客观合理，敦促着作者的研究逐渐摆脱了外在的非诗化的言说，而回归了诗歌和诗歌研究本体，规避了泛泛之论的侵入。最终为新诗解读学的建立，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资借鉴的述史模式和批评视角。

　　爱中的思维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经常能够平中见奇，在貌似不相干的事物之间建构起自己的联系途径。这种思维特点在精神思考里的折射，和大凡优秀的著述皆致力于思想经营的学术认知遇合，保证了他的研究每每都能注意原创和问题意识的张扬，多有闪光的创见。对“欲说还休”诗歌语言本质维度的发现，决定了他更多时候不看诗人表白了什么，而看作品表现了什么，一切从文本出发，挖掘诗歌文本的召唤结构；这样他在诗人诗作个案以及思潮流派的研究上，或能察漏补缺，让被忽视的问题“出场”，或对看似已成定论的被读者误读的命题去蔽，“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恢复其本来面目，提出新观点。例如从实证思维、现代时间等角度分析、现代新诗语言的内在变革动力，认为是现代时间及其价值观念和现代实证思维共同催生了现代新诗，并决定现代新诗选择现代白话作为语言表述媒介，继而由之引发了语言表述方式的快速更迭，基本的诗歌语言模态的形成，和引入翻译视角研究新诗等，这些本是新诗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过去却因研究方法和框架的陈旧，少有人深入地对之进行探究，爱中现在把它们适时地填补上了。即便是对已经被人们充分认识的研究对象，他也能避开流行的规矩的却不痛不痒的定评结论，有自己的独到发现。如在论述新月诗派的语言表述形态时，爱中后发制人，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将之纳入整个新诗语言史的宏阔背景下，透过诗歌现象挖掘深层，引发出对规范的思考。他以为传统批评对新月语言特征的格律化指认，是一种深深的误读，新月奉行的是传统格律与西方自由理念融合下的规律化诗学，这种语言诗学不仅反驳了初期新诗过于散漫、趋向解构的语言表述方式，而且第一次在语言表述上给予了现代新诗以现代的语言身份，为现代新诗确立了“熟悉而陌生”的语言表述理念。这种判断标示出了新月在新诗语言史上承上启下的作用，估衡准确，立论平稳却自有创见新解，平实又自有深度厚度，让人感到比较中肯可信。应该说，这种阐发和描述虽然只是一家之言，未必都很正确，有些看法也远非定论，还存在着可商榷的余地，但它在某种程度上突破、改写了新诗的研究历史，必将引起人们进一步的思考，为新诗史的重写提供了一种新的参照。
　　要完成新诗语言研究，仅仅具有冒险的勇气和精神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有坚实的学养做支撑。对这一点爱中十分清醒。所以几年来他边精细地研读质感的诗歌历史文本，边冷静钻研中外诗学理论，边深入涉足结构语言学等研究领域，更注意寻找三者的结合点。正是由于有这种清醒的理论自觉和扎实丰富的学术积累，他的论述基本上做到了厚积薄发，有条不紊，出入裕如，避免放空疏平庸之言，有深度有见地。第一手丰瞻文本材料的甄别、启用、比较、细读，保证了结论和观点的客观，实事求是，不论是宏观的俯瞰还是文本的细读，都比较符合新诗的语言表述实际；与诗歌文本诗歌现象紧密糅合的美学、、心、结构主义、原型批评等多元理论的运用，由于消化融汇的巧妙大都恰到好处，渐进习焉不察的境地，克服了有些年轻学者满口新名词却不着边际、以理论硬套研究对象的弊端，显示了专业化的学理上的通达与深入。全书视野阔达，叙述从容，其征引之多，涵盖内容之广，论证用功之细，都使文章体现了一种严谨认真、客观公正的实证精神和优良学风。在写法上以论带史，史论结合，突破了一般诗歌史研究著作的叙述格局，极力张扬历史研究中的主体性；并且这一相对科学的架构，和作者喜欢注意精神活动的抽象性、在理论王国漫游的个性气质谐和，为全书烙印上了比较浓郁的理论思辨色彩。只是他从不以理论思辨取代新诗历史的客观性，不因主体的扩张牺牲研究对象的丰富和绚烂，所以，优点即局限，过多的理论高蹈、纠缠有时让人感到玄、涩，个别处和文本扣合得不十分紧凑，离哲学近，离文学远。
　　也许是由于学位篇幅的限制，也许是作者刻意追求理论密度之故，论文还像没有完全打开的提纲，略显单薄；但这也为作者将来的学术研究提供了许多可待拓展的张力。希望早日看到他博士学位论文的姊妹篇——中国当代诗歌语言研究的成果出来。
　　在一些人先验的认识中，有过新诗创作经历的人更能深刻体会诗人的创作甘苦，更适合于新诗研究。这其实是一个必须击破的思想迷信。爱中随我读书之前几乎没有写过诗，念研究生以后也很少写诗；但他在诗歌研究领域却找准了自己的位置，并做出了不菲的成绩。也就是说，写诗的人固然宜于研究诗，不写诗的人同样能够研究好诗。我一直固执地以为学问之道寂寞而漫长，它是靠一代一代不断传承的接力。在这条路上，任何人都只能以断代的方式加入、丰富整个人类文化精神的历史，而无法独立地走向永恒。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每逢看到学生的研究成果问世，我都比自己的著作问世更加高兴。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愈发相信“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句老话，愿爱中在学问之路上走得更稳、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