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启蒙：沈从文的另一种现代启蒙
【内容提要】
在启蒙文学运动中，由鲁迅所开创的理性启蒙传统占据了思想的主潮。沈从文从维护生命的庄严出发，对这种启蒙文化传统提出了质疑与批判。他不满于现代中国从底层到上流社会，感性主体普遍缺失的状况，试图用审美精神激发生命离开动物人生观，产生一种高尚情感，使他们在人类新的生存竞争中获得一种诗意的人生形式。
【关键词】 理性启蒙；审美启蒙；沈从文
Abstract: In the movement of modern literature enlightening of China,the reason enlightening Started by Lu Xun occupied the thought tide,but Shen Cong Wen questioned and criticized this enlightening culture tradition based on solemn of life.He was dissatisfied with the absence of perception from the bottom to good society in China ,he tried to use appreciation of the beauty spirit to arouse people to leave a animal outlook on life and produce one kind of noble emotion.
Key word:reason enlightenment; beauty appreciation enlightenment;
启蒙是人类从“未成年”状态中解脱出来，确立自身的主体地位，获得现代性的过程。启蒙运动“给一切可称之为现代思想和社会生活之问题盖上了日戳。[1]P175由于在追求现代性的进程中，反宗教、反神学、反传统的首要任务，使得理性主体的确立在启蒙工程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理性启蒙成为了启蒙运动的主潮。在启蒙理性精神的引导下，西方社会一步步从宗教神学和君主专权的蒙昧统治中解放出来，进入了一个、、文化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
在中国，也是启蒙运动打开了古老中国黑暗的闸门，开启了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进程。中国的启蒙工程在反传统、反封建之外，还肩负着救亡保种的双重任务。因此，从一开始理性启蒙就占据了上风。理性启蒙成为了中国追求现代性进程中，各阶段社会变化，尤其是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理论武器和文化资源。在这场意义深远、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中，文学担任了重要角色。
（一）
中国现代文学的理性启蒙传统肇始于鲁迅。他着力用现代理性精神，解剖国民性，攻打病根、撕去假面，揭去国民的愚昧、保守、迷信、麻木、苟且、孱弱等痼疾，活画出一个个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以引起疗救的注意。由鲁迅所开创的现代文学的这种启蒙传统，对封建统治形成了催枯拉朽之势，对中国现代民族精神的建构、现代社会的形成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大部分作家跟从了鲁迅这一理性的叙事模式。他们往往以、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现代西方理性精神为武器，站在启蒙者的高度，将那些未受过现代的民众视为蒙昧的人，当作他们要批判、启蒙、救治的对象。尤其中国的乡土社会，在他们看来，充斥着“阿Q”、“祥林嫂”、“润土”之类的人物。因此，乡土更是他们要贯注现代理性精神，进行救治的所在。
可是，沈从文没有跟从这一启蒙模式。如果按照当时的启蒙叙事模式，“沈从文湘西题材作品里的人物，大多应该处在被启蒙的位置”，但沈从文“似乎颠倒了启蒙和被启蒙的关系，他的作品的叙述者，和作品中的人物比较起来，并没有处在优越的位置上，相反这个叙述者却常常从那些愚夫愚妇身上受到‘感动’和‘教育’”。[2]P70在其他启蒙作家笔下，无知无识的乡下人被贴上了愚昧、保守、落后等种种标签，而沈从文从他们身上发现的却是生命的“神圣与庄严”。做水手的从天明起始到天黑为止，做他应分做的事情，遇应当下水时，便即刻跳下水中去，遇应当到滩石上爬行时，也毫不推辞即刻前去，毫不吝惜气力打发了每个日子。撑渡船的，一生都在小溪边，把船来去渡了若干人，从不思索自己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的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还有那些农人和兵士，对于生存同样地那么努力执着。“他们那么忠实庄严的生活，担负了自己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继续在这世界中生活下去。不问所过的是如何贫贱艰难的日子，从不逃避为了求生而应有的一切努力。”[3]P142沈从文认为，面对底层生命那种手足贴地，生生不息的人生时，那些自命为启蒙者的读书人，不配说“同情”，更别提“救治”，实应当“自愧” 。“正因为这些人生命的庄严，读书人是毫不明白的”。[3]P256所以沈从文在一次归乡的途中，遇到一个美丽的女孩，还只十九岁，却为一个年过五十的烟鬼老兵所占有，面对这种情况，他没有发出启蒙者般的批判与呐喊，只觉得“他们的欲望同悲哀都十分神圣”，他“不配渗进他们的命运里去，扰乱他们生活上那一份应有的哀乐”。[3]P161
沈从文不仅没有跟从理性启蒙模式，甚至还对它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小说《虎雏》就是一个质疑理性启蒙的文本。虎雏是一个来自湘西的小兵，“美丽的匣子里装着一颗野蛮的灵魂”。生活在上海大都市的知识者“我”，试图用现代的知识教育他、改造他，使他脱离野蛮状态成为一个文明人。眼看现代教育似乎在小兵身上产生作用时，小兵却在一次打架杀人后逃走了。当沈从文见到现实中的“虎雏”在湘西深山大泽里自由地挥洒着生命时，由衷感叹“幸好我那荒唐打算有了岔儿，既不曾把他的身体用学校锢定，也不曾把他的性灵用书本锢定。这人一定要这样才像个人”。[3]P191在这里，沈从文否定了理性启蒙的救治功能，甚至看到了理性启蒙的负面影响，即现代理性会对人造成身心的禁锢，造成不健康的人生样态。认为“一切水得归到海里，小豹子也只宜于深山大泽方能发展他的生命”。[3]191
沈从文对理性启蒙的批判态度更鲜明地反映在小说《八骏图》中。小说中八个专家教授，个个学识丰富，才华横溢，无疑是一些具备启蒙资格的现代社会精英。可是在沈从文看来“这些人虽富于学识，却不曾享受过什么人生。便是一种心灵上的欲望，也被抑制着、堵塞着”，“皆好象有一点病”。他们由于受知识、理性的压抑，而造成人格分裂，心灵扭曲。在他们身上“理性压抑感情，道德约束自由，工具理性反过来统治主体自身，启蒙走向了它的反面”。[4]启蒙者变成了病人，变成了理性的奴隶。
沈从文曾说，“我是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3]P324他从维护生命的忠实与庄严，守护生命的灵性出发，站在了理性启蒙的另一面。从而“既从‘五四’流行思想的影响下脱出，又由30年代的普遍空气中脱出”。[5]
（二）
但脱出启蒙的主潮并不意味着沈从文放弃了一个知识分子匡时济弊、救国救民的启蒙立场。其实，他也正对灾难深重的深感忧虑，为民族的未来忧心忡忡，为国家的现代化思索着出路。当大部分启蒙者看到：由于缺乏理性精神，国民精神麻木、思想落后、个性泯灭而处于蒙昧状态时；沈从文看到的却是：由于缺乏高尚情感，从蝼蚁般的底层生命到社会上流阶层，都不免处于一种动物人生观中。
沈从文看到，底层生命虽然坚韧顽强，忠实而庄严，在与的融合中，“很从容的各在那里尽其性命之理”，但这种生命“惟在日月升降寒暑交替中放释、分解”，“与其它无生命物质一样”。[3]P174小说《萧萧》对这种植物般的生命形式做了形象地刻划。萧萧十二岁，什么事也不知道，就做了人家的童养媳，丈夫还不到三岁。糊里糊涂地被花狗引诱破了身。照习惯萧萧要被发卖或沉潭。在大家全莫名其妙地等待萧萧的买主时，萧萧生了一个大胖儿子，被全家欢天喜地地接受下来。儿子十二岁时，也娶了一个大他六岁的大姑娘。接亲那天，萧萧“抱了自己新生的毛毛，在屋前榆蜡树篱笆间看热闹，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在萧萧身上，一种感性主体缺失的生命状态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展现。萧萧们在有饭吃，有衣穿，有容身之处后，没有了其它的幻想和更高的追求，就安安心心的活下来，满足于一种传宗接代工具般的人生形式。他们无力也无从想要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成千上百年来，因循着一种简陋可怜的生活。“对于他们俨然毫无意义，然而提到他们这点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却使人引起无言的哀戚”。[3]P146
沈从文对底层小人物的生存状态感到哀戚之外，更有着深深的忧虑。他从那些人顽强的生命韧性，从他们划龙舟等娱乐上的狂热中，看到了他们蕴含着巨大的生命能量，“许多人活力充沛”。但他们“常常不知如何有效发挥，结果便终不免依然一个个消耗结束于周期性悲剧命运中”。[3]P332沈从文担心，他们这种“对历史毫无负担”，对“明天毫无惶恐”，“与自然妥协”的生存态度，会使他们在一种新的竞争中失去生存下去的权利。因为，“另外尚有一些人……在慢慢改变历史。一份新的日月，行将消灭旧的一切”。[3]P274可以看出，沈从文的这种忧虑是对民族未来的忧虑。他急切地希望能将这些人原始的生命能量引导到另一个方向，“使他们还配在世界上占据一片土地，活得更愉快更长久一些”。[3]P174
底层的小人物处于一种感性主体缺失、动物般本能的生存状态，都市社会上流阶层则受着一种物欲膨胀，情感低级，与动物无异的人生观控制。小说《绅士的太太》中，处于上流社会的人们，表面看来个个温文尔雅，高贵端庄，揭开那层体面的遮羞布，显露出来的是龌龊不堪的人生景象。他们以打牌、赌博、调情打发时光。乱伦、通奸、你瞒我骗，无所不为。人人都在追逐欲望的满足、官能的享受。整个上流社会物欲横流，道德颓丧。“人与人关系变得复杂到不可思议，然而又异常单纯的一律受‘钞票’所控制”[3]298沈从文看到，即使在知识者，社会中优秀分子身上，“一种可怕的庸俗‘实际主义’也在普遍流行，腐蚀他们做人的良心，做人的理想”，且在同时把他们许多人都“有形无形市侩化”，“毫无一种较高的情感，更缺少用这情感去追求一个美丽而伟大的道德原则的勇气”。[3]292在这种情况下，整个民族都有覆灭的可能。
（三）
对中国现代大多数启蒙主义者来说，启蒙的任务就是用现代理性精神，改造国民的灵魂。而对沈从文来说，面对中国社会从底层到上流阶层，由于感性主体缺失，造成情感低级动物般的生存样态，启蒙的任务则是用审美精神给生命以刺激与启迪。他认为“一个人不应仅仅能平安生存即已足”，更不用说寡廉鲜耻地去追逐物欲和享乐，“尚必需在生存愿望中，有些超越普通动物肉体基本的欲望，比饱食暖衣保全首领以终老更多一点的贪心或幻想，方能把生命引导向一个更崇高的理想上去”。而能“激发生命离开一个动物人生观，向抽象发展与追求”的是“文学作品”。[3]P114
与其他启蒙作家一样，沈从文扛起了文学启蒙的重任。不同的是大多数启蒙者力图通过文学作品对大众注入理性精神，而沈从文要给大众注入的是审美精神。他企图用、用美，“慢慢的陶冶我们，启发我们，改造我们，使我们习惯于向远景凝眸”，“时时刻刻能把自己一点力量，黏附到整个民族向上努力中”。[3]P292为此，沈从文构筑了一个审美的“湘西世界”，用它来“燃烧起这个民族更年轻一辈的情感，增加他在忧患中的抵抗力，增加活力”[3]P261
在“湘西世界”里诗意处处流淌，审美精神贯注到了每个人身上。如《边城》里，人物几乎个个都是诗意化的。少女翠翠，美丽善良，本身就是诗和美的化身；傩送英俊勇敢，具有“诗人般的性格”；老船夫虽已饱经沧桑，心地仍纯洁美丽如一快璞玉；连一个老马兵也有着年轻时用歌声追求翠翠母亲的浪漫情怀。在那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充满了诗意。傩送、天保两兄弟，都爱美丽但清贫的翠翠，宁愿要渡船而不要碾坊。管水码头的和撑渡船的，没有尊卑之别，经常在一起喝酒、拉家常。做买卖时，顾客和店主都千方百计不让对方吃亏等等。总之，审美精神成了这个世界的原则，成了每个人的心灵律令。从《边城》，到《雨后》、《三三》、《阿黑小史》等等其他“湘西”小说，沈从文都是在用审美，用诗，为现实世界设定依据、设计样板。让现实世界的人们从审美的、诗意的“湘西世界”里获取高尚情感，使他们能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胜出，获得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3]P169一种诗意的人生形式。沈从文作品的价值，“无论从思想上说，还是从文学观念上说，都在某些重要而基本的范畴内，提出了与德国大师海德格尔相近的看法，这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诗意性思想’”。[6]P156
沈从文的审美启蒙，他的“诗意性思想”，表面看来与理性启蒙持相反的立场，实际上是对理性启蒙的推进与完善。如果鲁迅开创的理性启蒙文学传统推动了中国的现代性进程，是社会变革的重要思想动力，那么沈从文所致力的审美启蒙同样不可或缺。因为，“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要想获得成功，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要真正建立起来，首先得经历一场自身的审美革命，只有通过审美状态，才能进入自由”。[7]P254
启蒙运动以来，理性长期占据着思潮的主流，它为人类带来进步的同时，也对人类造成了新的钳制。面对理性的过度膨胀，审美一直在担当批判、救赎和超越的重任，为人类重新找回理性与感性想统一的完整的诗意的世界。沈从文的审美启蒙不仅对中国现代启蒙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与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生命哲学思潮相应和，对人类的生存提出了更高的目标与要求。因此，沈从文的启蒙不仅指向了他的当代，更指向了人类共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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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2]张新颖．沈从文精读［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3]沈从文散文选{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
[4]周宪．审美现代性与日常生活批判[J].哲学研究,2000,(1)。
[5]赵园．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J]．文学评论，1986，（6）。
[6]蓝棣之．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
[7]刘小枫.诗化哲学[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