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古代词论批评的特点
【关键词】古代 词论批评 特点
【论文摘要】古代词论批评晚于诗文理论批评,因而受到诗文理论批评的影响和启发,并随着词学创作的而不断壮大;古代词论批评主要体现于词话、词集序跋、词集评点、论词诗词等形式中;古代词论批评具有鲜明的形式特点和表现特征。
Key words:ancient;theoretical criticism ofci;feature
Abstract:Ancient throretical criticismciappeared later than that of poems,so influenced and inspired by theoretical criti-
cism of poems,it went from strength to strength following the development of creation ofci.Ancient theoretical criticismofciwa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forms of notes and commentaries onci,preface and postscript of collections ofci,annota-
tion on collection ofci,reviewingciand poems,etc.Ancient theoretical criticism ofcihad distinct form feature and charac-teristic of expression.
众所周知,文学先有创作,后有理论与批评。所以词论批评首先是奠基于深厚的词学创作实践的基础上的。“词”是古代各体文学中独具魅力、深有意味的一种形式。其发展演变经历了两个阶段:初期词是“曲子词”,是一种词乐综合艺术;后来词乐分离,“词”才演变为一种有固定词牌、以长短句为主要形式特征、讲究平仄的抒情文学样式。相对于源远流长、早慧早熟的诗文创作而言,词虽起步较晚,但发展迅猛,大有后来居上之势。而词学理论批评相较于古代著作林立、体系周密、辐射力强而又占据主流位置的诗、文理论批评而言,则似养在深闺的“小家碧玉”,秀外惠中,不显山露水,囿于深闺,自由成长。从词论批评与创作实践来看,虽然理论批评大大落后于实践,但随着词学疆域的不断拓展与繁荣,词学理论批评的幼苗在词人的抚育下,在诗文理论批评、尤其是诗歌理论批评的启发下,终于找到了适宜的土壤,不断成长壮大。由此,词学理论批评就形成了既与诗学理论批评血脉相连而又名同实异的批评术语、理论命题和批评形式。
古代词论批评是在词学创作实践具有比较丰富的积累之后,才逐渐发展壮大的,经历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从朦胧到日渐明晰、从粗略到日渐繁富、从杂乱琐碎到日渐成熟的系统发展历程。唐五代北宋词论批评尚处于萌发阶段。五代词人欧阳炯为赵崇祚编选的《花间集》所作《叙》,是词论史上第一篇独立成熟的词学论文。文章系统阐述了“花间”词的“侧艳理论”,影响深远。北宋虽有苏轼对柳永俗艳词风的批评与改造;晁无咎论本朝乐章之短长得失;李清照的雅化理论及对前辈词人的批评和自许。然而,词论尚嫌琐碎,还处于词论批评发展的草创阶段。南宋词论在北宋词论的基础上有了很大发展。由苏轼所奠定的“壮”词风格,不仅在理论上得到肯定,而且在继起词人的创作中得到发扬光大;北宋的雅词理论也引起了大批词人、词论家的共鸣,出现了一批积极响应者、追随者,积极倡导“复雅”词风。尤其是南宋后期出现了张炎的《词源》、沈义父的《乐府指迷》这样的专门词论批评著作,重视词的创作理论的,为学词者指出学词门径。经过众多词人、词学家的理论阐发,词学诸多问题尤其是创作理论得到了详尽阐释,词论初具形态。金元明词论批评,在某些方面有所深化发展,但建树不多,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清代词论批评犹如清词的创作一样,犹如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冬季之后,进入了一个阳光明媚、繁花似锦,百花争艳的春天。创作上百派回流,百家争鸣,争奇斗艳;词论批评也是“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九万里”;形成了创作与理论“比翼齐飞”、词章与著述“百舸争流”的“中兴”局面,为古代词学园地泼洒出了浓墨重彩的巨笔,翻开了灿烂辉煌的篇章。
古代词论批评是通过一定的批评载体来加以表现的。其形式大体有四:一是词话。这是古代词论批评的主要载体,是词人阐述词学思想、词论主张、进行词学批评的主要“话语”方式。古代词话始于宋人,而宋人词话则受到诗话的影响,以记事为主。最早的词话应是北宋杨绘的《时贤本事曲子集》,而杨湜的《古今词话》则始冠以“词话”之名。词盛于宋,而宋人词话少,与诗盛于唐,而唐人不作诗话的情况颇为相似。词话这一形式至清代及近代蔚为大观,著作林立。仅词学大师唐圭璋《词话丛编》(修订本)就收录古、近代词话著作八十五种,其数量惊人,然尚不免有遗珠之憾。在众多的词话著作中,篇幅或大或小;体例或严整或松散;既有感性的鉴赏分析,也有理论上的缕析、观照;几乎所有词学问题都在其中得到了集中而深入的阐发。二是词集序跋。古人词集有总集、别集、选集之分,每有序跋,且数量惊人。最初的词论批评,即始于词集序跋这种形式。今人金启华《唐宋词集序跋汇编》、张惠民《宋代词学资料汇编》、施蛰存《词籍序跋萃编》搜罗丰富,但可补者尚多。清人词集,据统计在五千种上下,词集序跋当以千计。这些词集序跋短长互见,玉石俱存:或言过其实,揄扬过当;或评价恰如其分,珍宝尚多;或成为一派词学纲领,指引词学创作的方向。所以词集序跋中也蕴含着许多有价值的词学材料。三是词集评点。明清时代,不仅盛行戏曲小说评点,而且也盛行词集评点。如清初由王士祯和周祗谟二人选编的《倚声初集》作为一部清初大型词选,其中的许多词作评点即具有批评价值。又如张惠言的词学观点也多体现在对《词选》作品的具体鉴赏与评析中。所以,词集评点材料也不容小视。四是论词诗词。包括论词诗和论词词。论词诗主要是绝句,由论诗绝句演变而来,当然也有其他形式的论词诗。清人的此类作品也是数量惊人。今人吴熊和列举清人诗集中的论词绝句名目即近八百首,然仅是“冰山一角”。[1]此外,清人也擅长以词论词,许多论词词多为夫子自道,皆不乏真知灼见。除上述形式外,古人在书简、笔记、小说、诗话、丛谈等形式中也蕴含着一鳞半爪之词学真知灼见。
古代词论批评不断发展壮大,逐渐傍去扶持,长成“参天大树”。其成长过程既与诗论批评相伴相生,又在词创作的沃土中吸取丰富营养;其理论表述方式、批评方式既有自己的鲜明特色,也有对诗论批评的借鉴发扬。从其阐释形式和内容考察,具有这样一些鲜明特点:要言不烦,点到为止,耐人寻味。清代著名文学批评理论家刘熙载在《艺概·叙》中谈论自己以“概”论艺之由说:“或谓艺之条绪綦繁,言艺者非至详不足以备道。虽然,欲极其详,详有极呼?若举此以概乎彼,举少以概乎多,亦何必殚歇无余,始足以明指要乎?是故余平昔言艺,好言其概?……盖得其大意,则小缺为无伤,且触类引申,安知显缺者非即隐备者哉!”熙载所言不仅是《艺概》一书之写作纲领与追求,同时也体现出古代词论著作的一个共同特点:语录体的论述形式,精练要约,言简理明,方寸虽小,张力极大。
古人论词不重逻辑思辩,而重直觉感悟,“在表述时往往略去思考的过程,跳跃似的直接端出结论。说一首诗好,并不作详尽的分析,而是三言两语点到为止,读者也不习惯去看长篇累牍的评论,而是靠了那三言两语的启发,自己领悟其中的三味”[2]。诗论如此,词论亦然。如王士祯《花草蒙拾》说:“或问诗、词、曲分界,予曰:‘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定非‘香奁’诗。‘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定非《草堂》词也。”这种辨析只摘要例举词曲名句加以并列对照,以显示两者的区别,真是简而又简,惜墨如金。读者非具灵心慧眼、洞幽烛微之审美鉴赏力,实难体味其中三味。
古代词体创作最初尚处于自发状态,理论批评相对滞后,但从苏轼开始,即具有自觉的理论批评意识。苏轼不仅在创作中革新词风,而且在理论上自觉倡导,使创作与理论同声相应。越到后来,词人这种自觉的理论批评意识就越强烈,影响着、甚至指导着创作实践,牵引着词学创作的方向。创作推动理论的发展,理论又回过头来指导创作,这是古代词学创作与词论批评的双向互动。
相对于诗、文创作而言,词是古代文学中的“后起之秀”,而词论亦然。古代诗文创作与理论批评的深厚积淀,为词论批评的发展提供了沃土。同时,词学与诗学相伴相随,比肩并骋。而许多作家一身多任,既写诗,也填词。所以词与诗的对流沟通和分工又是随时随地、无处不在的。词学传统中有诗言志,词言情的分工,有词为艳科的定位,但也由此造成词卑的地位。为了提升词的品格,推尊词的地位,词就必须不断地拓展自己的表现空间,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向诗的表现领地大肆介入;并且词学理论批评也不断向诗学理论批评靠拢贴近,许多诗学批评的概念术语被借用过来,成为词学理论批评奠基的基石。如宋人林景熙《胡汲古乐府序》评汲古乐府“诗之法度在焉。……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一出于诗人礼义之正”。又如刘体仁《七颂堂词绎》说:“温柔敦厚,诗教也。陡然一惊,正是词中妙境。”这些词论家以诗义解词、以诗语评词,由此词卑的地位在诗教的诠释下得到改造提升。然而,过度介入诗学园地,词容易在诗的汪洋大海中迷失自我,甚至有被诗同化、熔化的危险。所以,在词学史上又不断有人鼓倡词“别是一家”,以保持词的独立品格。
相较于诗、文理论批评的理论建构、体系周密而言,古代词学理论批评虽材料丰富,但多感性赏析与形象阐释,且琐碎支离,逻辑性不强,系统建构不足,条分缕析而又自成体系的著作不多见。然而,仍有个别词论家试图建构一套相对完整的批评诠释体系。如清代词学家江顺诒的《词学集成》“条分缕析,撮其纲,曰源、曰体、曰音、曰韵,衍其派曰派、曰法、曰境、曰品,分为八卷,以各则丽之”[9]。宗山评此书“寻源竟委,审律考音,取诸说之异同得失,旁通曲证,折中一是”[10]。全书纲举目张,每卷皆有中心且相互勾连,因而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体系,可惜的是这种著述体例和尝试未引起后来者重视,未能得到发展。
【】
[1]吴熊和词学论集[C].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133-135.
[2]袁行霈等.诗学通论[M].合肥:安徽出版社,1994.11.
[3]田同之.西圃词说[A].唐圭璋.词话丛编[C].北京:中华书局,1986.1450.
[4]王又华.古今词论[A].唐圭璋.词话丛编[C].北京:中华书局,1986.609.
[5]问花楼词话[A].唐圭璋.词话丛编[C].北京:中华书局,1986.2543.
[6]介存斋论词杂著[A].唐圭璋.词话丛编[C].北京:中华书局,1986.1633,1631.
[7]江顺诒.词学集成:卷八[A].唐圭璋.词话丛编[C].北京:中华书局,1986.3295-3297.
[8]郭麐.灵芬馆词话:卷二[A].唐圭璋.词话丛编[C].北京:中华书局,1986.1524.
[9]词学集成.凡例[A].唐圭璋.词话丛编[C].北京:中华书局,1986.3209.
[10]词学集成.序[A].唐圭璋.词话丛编[C].北京:中华书局,1986.3206-3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