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王国维的“慰藉”说初探

　　【关键词】“慰藉”说；王国维；文艺功能
　　【论文摘要】　“慰藉”说是王国维文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往对此说的解读并不多。其实通过对它提出背景、实质、文艺功能等方面的解读，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王国维文论思想。此外，“慰藉”说对于今天身处市场的人们精神生活来说，仍具有其极强的现实意义。
　　
　　以往研究王国维先生的文论思想，主要集中于对他的“独立”说、“天才”说、“古雅”说、“游戏”说、“境界”说、“优美壮美”说等文论的读解，而忽视了对王国维先生的“慰藉”说的解读。童庆炳先生在《古代文论的意义》一书将王国维先生文论读解集中于五个要点，即“独立”说、“天才”说、“古雅”说、“慰藉”说、“境界”说，在这之中虽然提到了“慰藉”说，但是并没有展开进行论述。[1]本文将试着从“慰藉”说提出背景、“慰藉”说的实质、“慰藉”说的文艺功能以及“慰藉”说对王国维文学作品创作影响四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慰藉”说提出背景
　　
　　身处近代中国社会动荡和变革时期的王国维先生，初期研究兴趣主要还是在于，他想借对哲学的探究，来寻找“人生之问题”的答案，但是在经过一段对哲学研究以后，他似乎觉得更加痛苦、失望、悲观，甚至于还陷入到了痛苦和矛盾中去。这正如他自己所言的，“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两三年最大之烦闷，而近日嗜好所以渐以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2]他也因此由哲学研究而移于文学，想借文学来给自己精神以慰藉。
　　“慰藉”说的提出并不意味着王国维对哲学的放弃，这主要还来自于他对哲学态度的转变，对当时自身条件的评估。“以余之力，加之以学问，以研究哲学史，或可操成功之卷，然而哲学家则不能成为哲学史，则又不喜，此也疲于哲学之一原因也。”[3]此外王国维本身文学底蕴极其深厚，他尤其对于填词和戏曲研究的兴趣至浓，并且有充分的自信，“近年嗜好之转于文学，亦有由也。则填词之成功是也。余之于此，虽所尚不及百阕，然自南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及余者，则平日之所自信也”。 [4] “余所以有志于戏曲者，又自有故，吾中国文学之不振者，莫戏曲也。”[5]王国维的这些想法，其实还是基于在哲学上的思辩，当他在研读哲学，追问“人生之问题”没有直接答案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追问另外一个更为具体的问题，那就是文学存在的功能是什么？在王国维看来，相对于艺术而言，文学的作用显然更大。“后者（美术）所以供国民之慰藉，而美术之慰藉中，尤以文学为最大。”[6]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是以叔本华的哲学理论基础，叔本华作为唯意志论哲学的创始人，王国维思想在某些方面与叔本华非常契合。叔本华抛弃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辩传统，力图从非理性方面来寻求新的出路，提出了生存意志论。在他看来要摆脱痛苦的途径只有一条，就是抛弃欲求，否定生存意志。他认为一个人可以通过艺术创造和欣赏来暂时解脱痛苦，但最根本的解脱办法是，进入佛教的空、无的境界。王国维也是一样，在面对当时西方武力的蹂躏、文化的冲击，这位饱受传统文化熏陶觉得自己身上的担子越发沉重，“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可决也” [7]因此对于慰藉说的提出，王国维显然还是受叔本华的思想影响最深，“通过艺术的创作与欣赏，我们将意志所生的欲望世界提升到忘我的精神世界中，这是我们可暂时忘却人世的不幸与痛苦。”[8]
　　不过除了叔本华，事实上有关文艺慰藉的话题，从来没有间断过对他的讨论，这包括西方的尼采和弗洛伊德，东方的泰戈尔。尼采曾经在笔记中拟订了一部著作的写作大纲，书名是《作为文化医生的哲学家》。弗洛伊德所开创的精神分析学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本人也是无意识心理的发现者，但是他却将这一切荣耀归给文学艺术。泰戈尔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吉檀枷利》就是在现实挫折和精神极度苦闷的情形下创作的，泰戈尔所希望达到的也就是利用文学来慰藉自己的心灵。
　　我用我的歌曲的远伸的翅梢，
　　触到了你的双脚，
　　那是我从来不敢想触到的。
　　在歌唱中陶醉，
　　我忘了自己，
　　你本是我的主人，
　　我却称你为朋友。[9]
　　
　　二、“慰藉说”的实质
　　
　　“慰藉”说用我们今天的文艺理论来看，实际上就是文艺功能论。之所以提出此论，王国维先生主要还是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
　　首先出于当时的形势考虑，王国维先生意识到，提出“慰藉”说有利于提高文学家的地位，他在《文学与》中有言，“生百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何则？政治家与国民以物质上利益，而文学家与以精神上之利益。……彼等诚与国民以精神上慰藉，而国民之所恃以为生命者。若政治家之遗泽，决不能如此广且远也。”[10]
　　其次“慰藉”说的前提是在肯定生命价值的同时，也肯定生活的本质就是欲望，但是要去寻找解脱之道。“与国民以精神上慰藉，而国民之所恃以为生命者。”而在《红楼梦评论》中，他说生活的本质就是欲望，“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11]欲望永远无法彻底满足，“物之能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者，必其物之于吾人无厉害之关系而后可。”[12]怎样才能谈得上是解脱呢？在《红楼梦评论》里，王国维并没有完全阐述清楚，“解脱之道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杀。出世者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者也。彼知生活之无所逃于苦痛，而求入于无生之域。当其终也，垣干虽存，固已形如槁木而心如死灰矣。若生活之欲如故，但不满于现在之生活而求主张之于异日，则死于此者固不得不复生于彼，而苦海之流又将与生活之欲而无穷。”[13]此外，对于解脱之中，又有二种之别:
　　一存于观他人之苦痛，一存于觉自己之苦痛。然前者之解脱，唯非常之人为能，其高百倍于后者，而其难亦百倍，但由其成功观之，则二者一也。通常之人，其解脱由于苦痛之阅历，而不由于苦痛之知识。唯非常之人，由非常之知力而洞观宇宙人生之本质，始知生活与苦痛之不能相离，由是求绝其生活之欲而得解脱之道。 [14]
　　因此对于《红楼梦》的男主人公贾宝玉，王国维赞成他因看破红尘而遁入空门的解脱方式，却不同意叔本华通过自杀来求得解脱的方法。
　　除了《红楼梦评论》以外，在《去毒篇》和《人间嗜好之研究》中，王国维进一步指出了文学和艺术的慰藉作用，“人之有生，以欲望生也。如果胸中偶然无一欲望，则又有空虚之感乘之。此空虚之感，尤人生所难堪……自国民之方面言之，必其苦痛及空虚之感深于他国民，而除了鸦片外无所以慰藉之术也。”[15]
　　
　　三、“慰藉”说的文艺功能
　　
　　王国维文学 “慰藉”说的功能所在，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游戏娱乐；在王国维看来，人们在生存竞争之余，往往会借助文艺来倾泻自己情感，使人从中得到满足和快乐。“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文学、美术也不过成人精神的游戏。”[16]或许有人会认为王国维主张“纯文学”，那么强调文学的游戏与宣泄是不是会降低文学的文化地位和文化档次呢？答案当然是不是，强调文学的游戏和娱乐功能，实际上是更好地说明文学的这种慰藉作用，作家能从文本虚幻世界里获得自我宣泄和满足，读者在阅读的时候，由于文本的召唤，会与作家产生同样的想象化的人生体验，获得角色的转换， 正因为游戏心态的存在，人们才会产生文学创造与文学接受的冲动，人们的游戏心态才能得到最为恰当的疏导和满足，才能在娱乐与享受之中，体现出审美的灵动。高尚的娱乐，必将最终指向高雅的格调。而优秀的娱乐文本，也不止满足益智性娱乐，它必须植根于积极人性，追求高尚的情调与思想。

　　其二，终极关怀；文学能产生类似于宗教的功能，当人们在社会疲于生存竞争，而感到生命无所归依感、着落感时，文学能如同宗教一样，给予人以解脱。终极关怀可以说是文学和艺术精神价值的最大体现。终极关怀意义上，“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解脱之道，而使吾倚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斗争，而得其暂时之和平，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17]这种纯粹美术目的显然是超功利性的，他是在继承了我国古代文论以及“神韵”、“滋味”等美学思想基础上，又接受了外来的诸如康德、叔本华的美学思想。本来人的终极关怀最显著的方式是哲学，但是在哲学思辩无所依从的时候，只有求诸于佛学。面对当时的形势，孙中山先生也曾说过，“佛教乃救世之仁,佛教是哲学之母,研究佛学可佐之偏。”文学、哲学与宗教的关联紧密，许多宗教作品本身就是优美的文学作品。

　　夫然，故世界之大宗教，如印度之婆罗门教及佛教、希伯来之基督教，皆以解脱为唯一之宗旨。家如古代希腊之拍拉图，近世德意志之叔本华，其最高之理想亦存于解脱。殊如叔本华之说，由其深邃之知识论，伟大之形而上学出，一扫宗教之神话的面具，而易以名学之论法，其真挚之感情与巧妙之文字又足以济之，故其说精密确实，非如古代之宗教及哲学说徒属想像而已。[18]
　　在王国维看来，《红楼梦》便是体现了这种终极关怀的指归。
　　夫如是，则《红楼梦》之以解脱为理想者，果可菲薄也欤！夫以人生忧患之如彼，而劳苦之如此，苟有血气者，未有不渴慕救济者也。不求之于实行，犹将求之于美术，独《红楼梦》者同时与吾人以二者之救济。人而自绝于救济则已耳，不然，则对此宇宙之大著述，宜如何企踵而欢迎之。[19]
　　其三，心灵家园；这主要是在感情方面，当人在痛苦时，文学可以慰藉人的情感，因感情带来的疾病。“此等感情上之疾病，固非干燥的与严肃的道德之所能疗也。感情上之疾病，非以感情治之不可。”文学作品所写的人和事物都是人们似曾相识的。至于在文学作品中一些手法的运用，比如陌生化，也不过是作家为加强人们的通感 而设计的途径。一部优秀的作品，会给人以家园感，《红楼梦》就是这样一部伟大作品，自从问世以来，便以手抄本的形式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这可以说是其他所有古典文学作品所不可企及的。在清代竹枝词里有“闲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的句子，这足以说明《红楼梦》在当时民间影响之大，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士卒……。在王国维先生心目中，红楼梦是一部“宇宙大著作”，是“以生活为炉，苦痛为炭，而镀其解脱之鼎”。 [20]当然有关它的讨论从来就没有间歇过，即便在文革这样动荡时期，不少知识分子仍然一直都没有放弃对《红楼梦》的研究，越是斗争复杂的时期，《红楼梦》越能成为作为自己心灵休歇地。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在《我与〈红楼梦〉》一文，叙述了自己与《红楼梦》的不解之缘。
　　 1966年“文革”开始，我首先受冲击，也遭到了“抄家”。这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虽然很气愤，毕竟不是我一人的遭遇。令我气愤而又吃惊的是把我的《红楼梦》抄走，而且当黄色书展览。这对我的刺激很大。因为明明在文学史课上都讲了《红楼梦》，怎么一下就把它作为黄色小说示众了吗？我生怕这一阵风刮向全国，会把这部巨著毁了，所以不管我当时正在受批斗，每天夜深人静以后，我就用毛笔据影印庚辰本《石头记》，依原著行款朱墨两色抄写，因为每天只能深夜抄写，所以整整抄了一年。这一年的抄写，是我真正深入《红楼梦》的过程，联系当时社会的混乱状况，特别是许多朋友和熟人挨整后愤而自杀，我每每抄书到动情之处，不禁掩卷痛哭；到抄完这部书，我自觉从思想上与曹雪芹的“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接其中味！”相通了许多 我最后抄完了重读此诗时，忽觉这四句话实在就是一部《红楼梦》的最好的概括，此诗既是开头，更是全书的！[21]
　　
　　四、“慰藉说”对王国维文学作品创作影响
　　
　　根据《王国维诗词全集》所收录的，王国维诗有190首，词有115首。王国维诗词创作的高峰时期，也正是他面临“哲学”与“文学”的矛盾，“理性”与“感情”冲突的时期。这个时期他性情高涨，写下了大量的诗词，诗词充满了哲学的思辩，反映了一种忧生梦幻的主题。以下让我们试举《〈偶成二首〉其二》一例进行说明。
　　蠕蠕茧中蛹，自缚还自钻。解铃虎颔下，只待系者还。
　　大患固在我，他求宁非谩。
　　所以古达人，独求心所安。翩然鸿鹄举，山水恣汗漫。
　　奇花散磵谷，喈喈鸣鵷鸾。悠然七尺外，独得我所观。
　　至人更卓绝，古井浩无澜。中夜搏嗜欲，甲裳朱且殷。
　　凯歌唱明发，筋力亦云单。蝉蜕人间世，兀然入泥洹。
　　此语闻自昔，践之良独难。厥途果奚从，吾欲问瞿昙。
　　这首诗创作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此诗可看作是叔本华非理性主义伦理观的诠释。人能役使万物，而无法摆脱自己，个体在欲望和痛苦中挣扎。只有弃世绝欲，达到佛教所说的涅盘境界，才是最高理想。前三句借蚕吐丝作茧自缚来比拟人生，说明人生也是一样，人生的种种痛苦都是自寻烦恼。后八句表达出理想，认为要想达到一种无欲无求、无忧无虑的境。必须要象庄子《逍遥游》中的“至人”学习，要让“心”战胜“欲”，才能得到最后的解脱。诗歌最后两句说明解脱“欲望”之难，尤其对于知识分子而言，道理似乎明白，但是要实践起来却很难。当然这种困惑影响到了他的一生。不过不管怎么样，就是在那样一段艰难的岁月，当哲学已无法消解先生内心的苦楚时，文学却张开着怀抱，“慰藉”着先生度过那一年又一年。
　　
　　小结
　　
　　总的来说，“慰藉”说对于身处市场的人们精神生活来说，仍具有其极强的现实意义。
　　面对市场经济空前的今天，在许多人身上，金钱似乎成为人们生活的主题，成为人生追求的终极目标。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这样一股追逐利益浪潮之下，人们的情感操守遭受日益侵蚀。许多人变得悲观起来，认为这是一个文学迷失的时代。其实越是在这个时候，人就越需要精神的慰藉。文学作为情感的力量，作为精神家园，它可以从不同层次作用于人的心灵，就像雨露渗入人的干枯心田，慰藉着人的精神生活。在正视现实的背后，我们也可以看到文学并非人们想象中的那么悲观，它仍然坚持着自身的功能导向。也许就在此时，还有不少人仍然在孜孜不倦地追寻着自己文学之梦，还有不少人仍然乐此不疲地默默耕耘着那三亩文艺自耕地，还有不少人在饱读文学作品，寻找又或是坚守着美好的精神家园。借用汉代大儒董仲舒的一句话来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 道亦不变。我们也可以说，文学之大也是出于天，天不变，文学亦不变。因为这不仅是文学的功能所在，也是无论沧海桑田如何变化，文学存在的理由之所在。
　　
　　【】
　　[1]童庆炳.《中国古代文论的意义》 [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2][3][4][5][6][7][16]王国维.《静安文集》 [M].辽宁：辽宁出版社，1997.
　　[8] 叔本华.《人生的智慧》[M].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
　　[9]泰戈尔.《泰戈尔诗选》，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2.
　　[10][11][15]王国维.《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M].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
　　[12][13][14][17][18][19][20][21]郭皓政.《红学档案》[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