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义”是历史范畴
“９·１１”事件受难者的血迹越淡漠，其象征性越突出；它越远离，越成为需要解读其意义之文本化东西。这一事件如果可以被认为比柏林墙之倒塌具有同样改变世界的意义的话，在于它给所有不同倾向的世界力量――、、宗教与知识的――留下了值得思考的教训。
当为复仇激怒的小布什曾失言面临一场"十字军"式"圣战（基督教）"对"圣战（伊斯兰）"，沉着老道的亨廷顿立即纠正，这不是一场宗教战争。布什遂改口说这场战争不是针对伊斯兰教国家的。亨廷顿进而慎重地指出，这也不属于它所提出的"文明冲突"（这似乎有些"叶公好龙"）。知识左派自另有一番评说。在双子大厦废墟上留下后语境文化异质性之思考远比石油资源地单一经济原因复杂。
有一篇论恐怖主义根源的文章指出这场"恐怖主义的根源在现代性"本身，并质问："究竟有什么理由认定’９·１１’事件的制造者属于前现代？"如果是因为宗教信仰决定着"９·１１"恐怖主义发动的这场战争之前现代性质，那么岂非"非犹太人－基督教信仰的人都属于前现代？恐怖行为如果是由西方国家或政府来进行，就是现代的；而由一个或几个非西方的恐怖组织来进行，就是前现代的？" 。
问题被置于"前现代－现代"与"缺席的后现代"线性上历史地提出，但其把"’文明／野蛮’、’现代／前现代’、’民主／专制’等二元分裂"作为可以从历史中抹去的"西方文化中心论"之"思维教条"却是非历史的。一种不同生产方式存在共时态的"当下性"遮蔽了恐怖主义的历史属性。
一 原教旨主义与反基础主义
塔利班为本·拉登牺牲了自己的政权，这是为什么？塔利班成员所受地属深得阿拉伯的瓦哈比复古主义教派影响之印度迪奥邦德宗教学校，其教职员对世俗文化、与妇女取轻蔑敌视态度，采取封闭式教学，其学生对外部文明孤陋寡闻。而本·拉登恐怖组织成员多为接受西方教育的阿拉伯国家成员，把这两种相反教育背景下的成长的知识者死生与共地结合在一起，除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就没有别的东西吗？
１９９８年本·拉登公开宣称："无论是美国军人还是平民都将是伊斯兰圣战者打击的目标"。"９１１"袭击证明了这一点。极端的残忍起于极端的仇恨。"他们为什么这样恨美国人"，这不仅是一般的美国人的问题，也使善良的人们普遍迷惑不解。本·拉登对美国没有私仇，此不共戴天之深仇大恨缘何而起？
２０世纪初有一种基督教思潮，强调按照基督的生平和教诲来解释《圣经》文本，反对宗教改革以来的不断现代化与自由化倾向。这一思潮起于１８９５年美国尼亚加拉的一次《圣经》讨论会所提出的"承认《圣经》无误"等原则。这些原则于从１９０９－１９１５年出版《基础要义》神学教材展开，原教旨主义由此得名。这个字后来被扩张在广义上代替固守某种运动或派别对其基本原则的严格执着性态度。伊斯兰教始祖穆罕默德于公元７世纪死后，围绕着继承人与对注释《古兰经》的"圣训"的理解和阐释分裂出不同的教派，主要为逊尼派与十叶派。"逊尼"在阿拉伯语为"遵守圣训"的意思，逊尼派是根据权威性"圣训"汇编者布哈里和穆斯林二人的《圣训实录》建立的，在倭马亚王朝（公元６６１－７５０）时期逊尼派拥戴当权者，取得叙利亚的阿拉伯统治集团的支持便成为"正统"派地位，占压倒多数。少数十叶派被作为"异端"受到压制，常采取秘密活动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与下层人民相结合，流行于伊朗、也门等地。这样两个教派的斗争贯穿于伊斯兰的历史。塔利班便是阿富汗的逊尼派穆斯林，主要来自阿富汗人口多数的普什图族。
据本·拉登弟妹回忆，有一次本·拉登在家中突然遇见她没有佩戴面纱便立即转过脸去不愿正眼看她。这件事足以说明他对自己的信仰，对原教旨主义，虔诚到何等程度。本·拉登的嗜杀性起于几次中东－海湾战争后一个诚笃的正教徒对被视为异端的邪教之仇恨。他深信"美国是最大的恐怖主义"，他的唯一战斗口号就是把美国人赶出阿拉伯。这是早在他童年的导师就灌输给他的教义："当土地被异教徒占领的时候，圣战是伊斯兰的基本支柱"。随时准备殉教是他的梦想，也是他的恐怖组织成员的梦想。伦敦的一位阿拉伯文报编辑阿特沃在采访本·拉登谈到伊斯兰教的圣地还有异教徒时，"这个全世界要捉拿"的恐怖大王，"竟然变得眼泪汪汪"。 本·拉登的人生可以说没有任何私心，他把自己的一切奉献于真主，所剩在尘世上的只是杀灭愿望的肉身化，所以在任何公众场合出现他都离不开亲手杀死一个前苏联将军夺得的卡尼什科夫自动步枪。
然而，原教旨主义之下掩盖着反教旨主义，"伊斯兰"之阿拉伯文原意是"温顺与和平"，恐怖主义恰恰是对此的背离。由此可见，本·拉登的恐怖组织与塔利班政权的纲领恰恰是反教旨主义的。
如果认为前现代－现代－后现代这样线性史仍然是可描述的史实的话，宗教史不在其外。世界三大宗教在它们各自历史过程中都经过不同的变革。天主教经过与民主主义革命同步的变革，从政教合一到分离，"异端裁判所"的解除，宽容敕令的发布。原教旨主义虽源于现代基督教，但由于西方政治民主革命的彻底，基督教的总趋势是世俗化、自由化，也就是现代伦理化。佛教虽也经过大乘小乘禅宗与儒道释三教合一等变化，却从来没有教权时期，而是以意识形态影响政治权力。惟有伊斯兰教一开始便是由其创始人穆罕默德通过军事统一阿拉伯的事业结合在一起的，虽有教派分化，没有经过天主教那样的现代革命。许多现代伊斯兰国家通过现代性改革已经实现教权分离。塔利班在阿富汗的统治继承古老的宗教政治军事武装一体化政权之典型形态。离开这样具体历史描述提出"是否非犹太人－基督教信仰的人都属于前现代"这样的笼统的问题实在叫人啼笑皆非，莫衷一是。就拿对待同性恋来看，塔利班严格按照《古兰圣》对同性恋施以残酷的刑法（经文就是文本），凡犯此法者或是被罚扔下悬崖绝壁，或推倒在一面墙下，死活由其运气决定。还有其他刑法，如对偷盗者剁手，用石块砸死通奸犯等等都为中世纪遗留下来的。现代西方放弃了古代对同性恋者的残酷刑法，但是二战后一段时间仍然禁止同性恋公开活动。直到６０－７０年代以后欧美国家方先后取消对同性恋的禁令，并逐步在法律上允许同性恋婚姻。２００１年我国精神病学会把同性恋从精神病现象中勾除。此轨迹反映了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从对异端迫害到宽容之变化。
在知识上对应于"原教旨主义 (fundamentalism)"的东西被"后学"改称为"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如果把宗教圣文教义追求的真理与知识追求的真理加以对照的话，基础主义与原教旨主义在真理观价值观与方法论上有一致的东西。基础主义来自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所认为知识，特别是所对面的是真理。可穷尽的真理正是在知识的树状谱系生发与建立起来，并指向终极真理。这正是后现代主义要颠覆的东西。法国后结构主义以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德里达），对"知识合法化"的危机（利奥塔），与无根无基的"块茎"思维方式（德鲁泽和加塔尼）宣布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美国科学哲学与新实用主义也以反实在论的方式取消基础主义的真理观。以上指出的对恐怖主义本源的历史相对主义正是建立在取消历史实在论之上的后批评的基本特点。
从对待真理或价值观念的思想方法看，西方后现代主义之反基础主义与伊斯兰的原教旨主义本应是相反的极端。西方文化中基础主义与西方中心之间有着一种不可或无的关系，这很容易从文化传统，从知识谱系，从思想史的发展得到理解。由此，后结构主义的反逻各斯中心在另一方面讲就是反基础主义，而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则是西方中心的基石。这样，后现代话语与东方主义（广义）便齐声对西方中心说"不"。 这种反对同一目标――世界资本主义――的亲和力，正如６０年代激进运动的精神支柱之一的萨特在晚年与记者的对话中公开表示对恐怖主义的同情，并曾到监狱探望德国"赤旗军"领袖。正是这样一种共识使得后殖民主义批评之大擘爱德华·赛义德，每当发生一起恐怖事件时就感到好象自己就是恐怖分子似的不自在。武器的批判与批判的武器，恐怖主义与非恐怖主义只是在同一打击目标下手段的差异。
"现代性"被当作清洗了种种"社会主义"之现代资本主义的同义语，被华勒斯坦、德里达等当作连封建的中世纪也不如的东西，成为东西方新老左派与激进的解构运动联手打击的过街老鼠。反现代性与６０年代左派运动有着天然的渊源关系，与１９９９年从西雅图、２０００年布拉格到２００１年热那亚反对大国经济合作会议的运动相接。因此反现代性也就是反全球化，并在反西方中心，反西方文化上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分子有所呼应。但是这种一致中又包含着极其相反的东西，如以上所说对待同性恋问题，此外在对待妇女问题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后现代女性主义则为对立的两个极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宗教狂热政权一方面维护着法定的多妻制，一方面是最严厉的"性禁闭"等等无不表明其自觉的"前现代"性。赛义德就"９·１１"批评美国的中东政策使其恶果自食的同时尚能指出近百年来阿拉伯的民族运动忽视了民主、人权，一味为当前恐怖主义"前现代性"辩解又说明了什么呢？如果在尚未完成现代性的地缘政治中，以"彻底"后现代立场把现代性作为可以完全抛弃的东西，除了"前现代"还有没有别的退路，如有的话，退路又在哪里呢？
二 对面死亡与灾难的快意
当普通美国人在网上发问"这是为什么"，"我们何罪之有"时；巴勒斯坦、伊拉克民众上街欢呼跃；中文"新浪"网上充满"活该"，"让美国佬也尝尝苦头" 这样的帖子……
有些人赞叹本·拉登之敢作敢为，各阶层，甚至相当一部份知识界都有持这种态度者。最有讽刺意味而令人深省的是在中东本土的本·拉登赞赏者为阿拉伯的富有阶层子弟把本·拉登作为美国好莱坞式的英雄兰博来欣赏，甚至把他的头像印在Ｔ恤衫上做偶像崇拜。
在战争现场也呈现出冷漠与麻木，我国赴阿富汗战地采访的新华社记者所写的报导写道："在阿富汗难民营，我们接触的人没有一个在哭――谈起他们自家的事，谈他们的爸妈死了，孩子死了，不管大人小孩都没有泪水，有的还笑嘻嘻的……"
以上两种绝然不同 "面对死亡与灾难的微笑"之情境却有着同一全球文化语境。在宗教仇恨、民族仇恨、文化仇恨荫蔽下面更深也更本质的是边缘对中心，前性对现代性的仇恨。一种教义的狂热与极端形态的排他性，往往导致对异端之恐怖手段，以权力与法的形态行施便无需恐怖主义组织，而当前塔利班与本·拉登的结合则使恐怖主义在民族国家中合法化，原教旨主义宗教狂热基础上政教军的结合。塔利班成员的极端封闭与保守性与西方的文化产物的畸型混合物。从塔利班成员对自身之外的世界文明的闭目塞听状况是不可能在欧美社会如出入无人之境恐怖组织恐怖活动的。送子女去欧美留学几乎是"第三世界"上层社会的长期习尚，这条道路决不会向那里的贫苦人民开敞，即使少数自我奋斗成材的平民也不可能脱离本土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统治。第三世界在西方中心的新一代移民虽然多半出身于中东豪门世家居万贯之财，但在西方文化中仍然不入主流，备感边缘冷落之苦，在自身家门内无论怎样身居王侯富可敌国，在西方中心之主流文化下"二等公民"之强烈反差使他们看透西方社会平等、自由、民主之虚伪，心怀尼采式怨愤。这种居于西方中心的边缘感与塔利班政权建立后不被普遍承认之孤立感在原教旨主义对于基督教作为"宗教异端的仇恨"基础上地形成一种以边缘对抗中心的稳定牢固的联盟。
在世界殖民主义体系在民族独立解放战争下崩溃之后，一些民族解放组织旋即发生新的分化，一方面是亲西方的军人独裁统治，另一方面则往往是极端的民族主义势力。其中不乏以"社会主义"旗号招摇者，如伊拉克复兴社会党之萨达姆。他们无论偏左还是偏右，都是一些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取得既得利益者。一旦把外来殖民主义势力赶走大权在握便聚敛社会财富，代表着新兴贵族豪门特殊利益集团的专制统治。萨达姆代表着一个在位的暴君，本·拉登则是一个游击式的山大王。后者从商业家庭继承了三亿美元遗产，在世界范围进行工商投资，并从事贩毒、军火交易、偷运核材料、制造化学武器等等勾当。他在阿富汗反苏战争中，一方面制造地雷，另一方面制造被炸者假肢，从伤害者与受难者两面获利，大发战争财。他把亿万资财全部投入在恐怖主义事业之中，自己过着风雨飘摇穴居野人式的殉道者苦行生活，在上却代表级少数封建奴隶主义式的豪门贵族和宗教统治者的利益，以极端的疯狂把历经战乱不堪其苦的阿富汗人民再次投向战火。
我们不能确定"９１１"的攻击方式是否真从一部美国描写外星人攻击双子大厦的电影得到启示，本·拉登恐怖组织的成员受过美国在阿富汗反苏战争期间的特种训练却是不争的事实。后现代文化多元性，美国开放的移民政策，武器管制的失控，军火交易之普遍等等都为恐怖主义滋生提供了方便。后现代高科技虚拟的真实性使传媒文化中的性与暴力的逼真达到前所未有的赤裸与血腥程度。电视的出现对电影造成存在的威胁，电视作为传媒文化对大众的"暴力"也就是对电影的"暴力"。电影以表现电视视屏暴力向真实暴力的转化暗喻电视文化暴力。法国影片《危险的游戏》和美国影片《死亡极限》（施瓦辛格主演）讲述某电视台为了提高收视率编排了安排若干杀手追杀一逃跑者，以跟踪进行血淋淋的现场报导，造成刺激效果。由黑帮势力顾用的杀手变成了电视台的操纵，电视文化成了真正的暴力。但是此类影片由于本身因为票房价值而以趣味娱乐性遮蔽了其批判性思想内容，其效果相反也宣扬了暴力，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电视暴力的共谋。电视营造的虚拟暴力的"真实"被推演为现实的真实，电影、电视与现实共同经营着同一种暴力。虚拟的真实与现实真实的界限似乎真的如鲍德里亚所说"内爆"了，消失了。影视暴力、美国校园惨案与国际恐怖主义愈来愈血腥残忍同步增长。 这种虚拟真实与现实真实的互动效果以至人们通过电视看到飞机撞击双子大厦爆炸倒塌的画面竟以为是科幻新作。然而，超乎导演大师们想像的是毁灭性打击力量并非来自天外而是地球，不是数字合成虚拟图像而是与高新科技所代表与文明中心对峙之边缘地带的仇恨。本·拉登确实符合垃圾文化教养出来一代人心目中的传奇式圣徒加英雄又带有冷血杀手般神秘性的偶像，一个美式兰博英雄之伊斯兰版本。
所以赞赏本·拉登的人群在意识形态另一层面上恰恰与本·拉登的原教旨主义相反的，也就是就这群后现代人群真正是由美国式的物质文明美国生活方式与西方文明熏陶出来的一代，欣赏好莱坞制作的血腥刺激场面……冷漠、无意义无深度感、痞性、享乐主义与犬儒式的混合，加上种族主义与地缘政治统治意识形态的主宰。就凭这些"新新人类"女性的暴露式打扮就会被本·拉登和他的塔利班政权处死一百遍，然而他／她们却把本·拉登奉为心目中真正的英雄。极度宗教狂热与极度无信仰相遇。本·拉登的女性崇拜者非但不愿全身罩在黑袍，连毛式灰制服想也不会去想，当他／她们充分享受"一夜情（或性）"时不会担心在脖子上挂着"破鞋"游街。他们崇拜本·拉登是敢于向使这些天然"精英"不能进入的那个世界"中心"挑战。
一些居于边缘国家与中心格格不入有可能有可能被打为"无赖国家"者遭受"制裁"，弄不好便可能遭受如科索沃式的狂轰滥炸。这些国家的上层的贵族豪门子弟在美国成为新移民和亚文化层，以反中心主义维护自己的文化传统，表达他们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另一方面本土之内弱势民族的离心倾向又使之毫不犹豫在反恐怖主义法上签字。而这种两面性与美国国家之实用主义在人权与反恐怖主义等决策上的双重标准形成双重反向对应。这就不仅"在可口可乐与圣战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而是某些表面相反的东西却存在着更广泛在更深更远的关系。恐怖大王的崇拜者未必不是美国文化的"追星族"；反现代性论者在实际生活上可能更牢固地依着于现代性；越是边缘化也许受着越强的"向心力"作用。正如布尔迪厄指出，知识分子作为"统治者中的被统治者"，尽管"反抗他们称之为资产阶级的人，但他们却忠于资产阶级秩序"。就此而言，前现代性，现代性，后现代性，反正都是"性"；作用力，反作用力，反正都是"力"，可以说"恐怖主义的根源是现代性"。
嗜血成性的本·拉登"见美国人就杀"的种族灭绝主义观念比希特勒的灭犹主义有过之无不及，他的下场当然不会更好。山姆叔如不就此反省自身后面还会有更大苦头。塔利班与本·拉登的覆灭之下潜伏着新的世界危机，汤因比在"冷战"期间有一句名言，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怎么打法，只知道第四次世界大战将用石块和棍棒来打。即使把所有美国人从地球上清除得一干二净，这个世界的贫富两极之基本结构也不可能有任何改变，所有宗教、民族与文化的矛盾冲突无不根源于此并随时可能激化，因此即使本·拉登的恐怖组织成员全部被斩尽杀绝，这个世界也不可能指望持久太平。正如曼德拉在联合国召开的第三届反种族主义大会上所说："压迫者与受压迫者都同样被剥夺了应有的人性：当我剥夺他人的自由时，其实我也并不真正自由"。
世纪末前后的包括本·拉登在内的恐怖主义是一种国际性的新型恐怖主义，它们与各种各样的正教或邪教的"末世论"之流行有关，诸如末日审判、天堂地狱、转世轮回、再生复活等等。在本·拉登的训练营地一方面进行攻击杀灭的训练，一方面灌输这样的思想。使那些执行恐怖任务的殉教者笃信他们为"安拉（伊斯兰上帝）"杀灭带来世界末日的异教徒而死就会升入天堂。所以这些为宗教狂热驱动的年轻人毫不犹豫地充作"人体炸弹"去屠杀无辜。天堂与地狱对应着现实世界的贫穷与苦难。他们牺牲自己年轻生命去杀灭他人的原因正是他们的人民贫穷和苦难的原因。
２０００年塔利班毁坏巴米扬石佛群像时奥马尔曾声称："我对伊斯兰教以外的任何事情都没有兴趣，凡是有悖伊斯兰教的东西都应该被销毁。"正是比"第三帝国"更为独裁专制残暴的种族主义与宗教狂热主义的极端分子的世界统治的疯狂企图带来疯狂的行为。福科在《疯颠与文明》一书中说："不再由时代和世界的终结来回溯地显示，人们因疯颠而对这种结局毫无思想准备，而是由疯颠的潮流、它的秘密侵入来显示世界正在接近的灾难。正是人类的精神错乱导致了世界末日。"世界末日景象正是一群执于末世说而丧失人的基本理性妄想世界同归于尽的狂人制造出来的。
"全球化"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在多国资本中通过种种与政治、军事的联盟联合成一个整体，另一方面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圣战者组织也在阿拉伯世界以外，在凡是有穆斯林的地区进行"全球化"运动。正当难以彻底摆脱自由主义的西方左派把"非我族类"话语融为一种消解本土权力之世界主义之时，同样难以摆脱专断主义的东方左派却把"说不"上升为强化本土权力话语的国家主义。布鲁斯·罗宾斯《比较世界主义》中一文指出："当我们今天谈到’世界文学’或’全球文化’时，我们不是在命名某种经典的可延伸性，我们是在谈论一种塑造全局的新框架，它既重新估评鲜为人知的文类，也重新估评那些长期为人们接受的文类，它产生出新评判要领和标准，甚至还影响了那些从不’搞’世界文学和殖民地话语的批评家――影响了所有的批评家，就是说，它改换了批评对精神事业的整体感觉。它所指的知识分子或批评家，好像以一种前所未有而又有点神秘的方式变得具有了世俗性或跨国性或者――用一个有意引起争议的词语来说――世界性。但是这种世俗性或世界主义似乎还没有发展到进行自我界定、自我合理化或自我辩护的阶段。"
在后现代全球化氛围中，当文本主义为泛文化取代，文化以其无边包容性涵盖了一切时，也遮蔽了一切，遮蔽了意识形态。宗教信仰、民族性、文化身份模糊了阶级分野。正如赛义德在《东方主义》一书中把马克思所说"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中的阶级代言修改成文化身份。在马克思时代"工人阶级没有祖国"，在后现代市场经济全球化之民族国家中，"资产者没有祖国"。没有恰当政治和文化上的代言者的工人阶级却有可能在"股票持有者"的梦想中丧失自己，又从自为的阶级返回自在的阶级。诚然，本杰明有一句明言："任何文明史无不同时是一部野蛮史"。但是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对当前恐怖主义的批判是两个层面的问题。正如"革命"本身也不可避免恐怖，如法国１７９３年，便认为上的革命一概可在"告别"之列。这也就是在对现代性的批判上，不分前现代、后现代之非历史立场。这样看"恐怖"问题必然陷入历史相对主义而失去基本的是非标准。正如利奥塔把"总体"作为恐怖的根源。这样对恐怖主义本源的探讨的结果必离本源更远。而这种话语的"本源"正是那个产生"思维教条"之中心。反现代性也好，现代性批判也好，有一个以什么立场，反现代性中的什么东西的问题。"前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在这个问题上，"后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后者把现代性看作前现代性的进步，前者则否认，拒绝这一点。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在新的历史语境中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只能仰赖文化批评，变成一种"镀过金"的文化身份之时髦。新老左派无以在"阶级"这个座标系上定位，如无本之木，无根之萍。在那些以"马克思主义"为权力话语的地方，知识左派与官方意识形态有着纠缠不清的思想渊源与实际利益关系。英国老左派佩里·安德森期待以一场阿拉伯革命来代替恐怖主义。"革命"，有喊"告别"的，就有召唤的，然而究竟来不来不是由喊声决定的，虽然这种喊声不在历史之外。切·格瓦纳没有来，本·拉登来了……"革命"不在其道，邪行必大虐于世。这正是人类在末日前从用石块棍棒厮杀到把剑铸成犁，从"后"到"后之后"并走出"后之后"的一段难耐的过渡时期，以全部失语和聒噪所传达的基本苦难与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