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魏北周军号散官双授制度述论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ersonnel Rank Classification in Northern Zhou Dynasty

 　　〔内容提要〕在西魏“九命”体制中，军号序列实现了与官阶的一致化，散官也为一个独立的、首尾完备的序列。这标志着此期的文官等级制，已从汉代禄秩的以“职位分类”为主转型到以“品位分类”为主，并构成了唐代职事官与文武散阶并立互补体制的先声。这一变迁，与北魏后期流行的军号与散官的“双授”惯例，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双授”造成了文散官的滥授，进而使散官向阶官演变；并使军号序列得以“拉动”着文散官走向“本阶化”和序列化。

 　　西魏政权末年依《周礼》改制，建立了“六官”体制。在官品方面，西魏也取裁周制而采用了“九命”等级。从此前的“九品”到“九命”，其间更革不止是名目的改头换面而已，包含在这个“九命”中的军号和散官，从结构到性质都发生不少新的变化，从而构成了古代官员等级制度史上的又一个转折之点。对九命制度，王仲荦先生《北周六典》的考述相当细密，称之为了解这一制度的奠基之作，不算溢美。近年陈苏镇先生的《北周隋唐的散官与勋官》^[1]，也是一篇好文章，于周隋间文武散官及戎秩的发展条分缕析，相关的社会因果也得到了很清晰的揭示。
 　　本文就打算以这些研究为基础，对北周九命体制中的文武散官继续加以研讨。九命体制有一个很引人注目的地方：列于其中的军号和散官，呈现出了很整齐的一一对应关系，并经常是同时授予的。对之，我们姑称为军号和散官的“双授”。本文的计划，就是对这个制度的内容、渊源加以叙述，并试图阐释它的意义和成因。

一  九命中的军号、散官序列

 　　在讨论军号与散官的“双授”之前，这“九命”体制下军号和散官的基本序列及意义，是我们首先要弄明白的，这是进一步论说的前提。
 　　根据《周书》卷2《文帝纪下》，西魏废帝3年(554)春正月：“始作九命之典，以叙内外官爵。以第一品为九命，第九品为一命。改流外品为九秩，亦以九为上。”至魏恭帝3年(556)春正月，北周“建六官”。“九命”的颁行，就是两年之出台的“六官”的前奏。“九命”内容今见于《通典》卷39《职官二一》“后周官品”)，及《周书》卷24《卢辩传》、《北史》卷30《卢辩传》。其中以《通典》所列最详，《周书》及《北史》则省略了大量的职事官名。职事官可以通过官名后所缀的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等字样来区分品位，而军号和散官则显然不能。所以三书的“周官品”对军号和散官均予列述，尽管所记时有异处。
 　　据《北史·卢辩传》所载，我们把“九命”中的军号、散官列如下表：

 　　“表”中列于括号里的侍中、散骑常侍二职，未列于“九命”。但据《北史·卢辩传》：“周制……其开府又加骠骑大将军、侍中，其仪同又加车骑大将军、散骑常侍。”也就是说，与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相对应的，还有加官侍中；与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相对应的，还有加官散骑常侍。
 　　“表”中军号和散官序列整齐而严谨，这十分引人注目：除了最高一级的正九命外，各个品级都列有4个散职，它们包括2个军号和2个散官。此前任何一朝官品中的散秩排列，都没有达到这么严整。可见西魏在规划官品时，对军号和散官曾经有过专门的研讨。不过各级的2个军号和2个散官的排列次序，《周书》、《北史》和《通典》却不尽相同。以正八命为例：

  　　《周书》是先列军号、后列散官；《北史》和《通典》，则以军号与散官相间，采取“一军号、一散官、一军号、一散官”的排序。进而《北史》和《通典》依然同中有异：在官名涉及左右之分时，《北史》一律以冠“右”者居前，《通典》则先之以“左”而后之以“右”。对这“左右”问题，周一良先生指出北周官制以“右”为尚^[2]，我们也能提供更多证据来支持和深化这一看法。^[3]总之，《通典》于此有误，《北史》的记载则是可取的。王仲荦《北周六典》卷9“散官”部分依照《通典》以“左”居前，略失稳妥。
 　　至于对《北史》、《通典》军号与散官的交错排列，周先生认为：“古代石刻署列人名官名有时分别为上下两列，上列读尽然后接下列。后人钞录时往往误上下列为一行。以前引七命从类诸官为例，原本格式应是冠军将军与辅国将军以类相从，并列为上排；而太中大夫与中散大夫等文散官并列为下排。钞录者不解，于是以下列之太中大夫连上列之冠军，而下列之中散大夫遂与上列之辅国相连。其他各命亦皆类此。《北史》与《通典》官名次序之杂乱，当皆由此致误，不如《周书·卢辩传》之正确也。”
 　　这个论断无疑很有启发意义。同时，在九命18级的各个等级中还列有其他官职。这尤以《通典》所载为详，在四、五命以下，有时一级上的职事官名达上百种。在众多官名中，上述军号、散官却总是每级4个官名，以一军号、一散官的次序记于一处、自成一类，从而与诸地方官、府佐、职事官等区分开来。我们认为这种“两两相间”或“一武一文”的排序，并不仅仅是一种“杂乱”，它有其特殊意义。《周书》采用了“左、右光禄大夫”一类笼而统之的叙述，这无疑是一种简化记法；不过它简而不明，使《北史》那种相间排列的意义，隐而不显了；而从这种排列中，我们本能推导出某些很有意义的事实。也就是说，我们认为《周书·卢辩传》的简化记法颇为不妥，而《北史》、《通典》，在这一点上反倒是可取的。
 　　那么，从这种“一武一文”的相间排列中，究竟能推导出些什么东西呢？我们的回答是，能够推导出上阶和下阶的存在。以正八命为例，骠骑将军与右光禄大夫，我们认为构成了上阶；车骑将军与左光禄大夫，我们认为构成了下阶。同理，就周先生所举的从七命而言，冠军将军之所以与太中大夫相联，是因为它们共同构成了上阶，辅国将军之所以与中散大夫相联，是因为它们共同构成了下阶。
 　　让我们从表中的高端始。在正九命中，柱国高于大将军，二者显然分别构成了上阶与下阶；在从九命中，骠骑大将军高于车骑大将军，二者显然也分别构成了上阶和下阶。直到这份表的下端的从九命一级，其中武威将军、淮海都尉为上阶，而武牙将军、山林都尉为下阶。也就是说，《北史》、《通典》“一武一文”的排序，看上去是一种混淆文武的“杂乱”，其实却有其道理。据此而排列出上述军号散官表的并不“杂乱”，反倒是井然有序。
 　　九品官品出现于曹魏后期。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又把这9个等级析分为正、从、上、下。三品以上只分正、从，四品以下正、从再分上阶、下阶。这样，九品共计有30个等级。西魏的“九命”制度，亦承用正、从之法，计有18级。不过如前所述，如从军号和散官的角度看，正、从各命中仍然有上、下阶之分。这便意味着，这“九命”的实际等级，其实有36级。显然，这仍是沿用孝文帝的正、从、上、下之法，略作变通而已。
 　　据《北史》及《周书》之《卢辩传》：周武帝建德4年，在正九命中增置上柱国、上大将军；在九命中，改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为开府仪同大将军，改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为仪同大将军，增置上开府仪同大将军、上仪同大将军。这样，就使正九命和九命进而各自区分为4个等级了：

 　　表中的这8级戎号，再加上八命的大都督、正七命的帅都督、七命的都督，共11级，一起构成了另一个“戎秩”序列。这戎秩序列与军号、散官是有区别的，但无论如何，戎秩的前8级，已进而使得正九命和九命两个等级呈现为8级了。再加上八命以下的32级，合计共40等。也就是说，如不计重合者，北周建德4年后“九命”的实际等级仍不止于18，在经过上述分析之后，它清晰地呈现出了40个级差。
 　　下面我们来讨论军号和散官序列。就军号来看，它们整齐匀称地分布于“九命”的各个等级之上。此前的北魏尚不是如此，在北魏的太和官品中，军号在官品中的分布的不连续的，且杂乱无章而畸轻畸重(这一点在本文第三节还要涉及)。也就是说，北魏的军阶与官阶还没有一致化。而这就将这就将造成许多不便。例如，北魏文武官员的进阶，或取决于考课，或取决于军功，那么军阶在官阶中的不连续，就将在据阶授官时造成麻烦；并使军号文职间官资品级的可比性，变得含糊复杂了。所以西魏“九命”依从于官品的正从上下阶，对军号作整齐匀称的安排，使军号与官阶一致化了，显然就是个不小的进步。相应的整齐、清晰将带来实际的便利，例如便于进阶、汎阶，便于军号与其他各种官职的地位比较，等等。
 　　另一序列中的侍中、散骑常侍、诸大夫、员外散骑常侍、给事中、奉朝请、员外散骑侍郎等职，就其名号来看当然属于文散官。但同一序列中还有中郎将、都尉、司马等，它们从名号上看原为武官而非文职，迳称为“文散官”未免令人踌躇。王仲荦先生在《北周六典》中只把这个序列名为“散官”，而不是“文散官”，这是较为谨慎的。不过考察显示，名为中郎将、都尉、司马，未必就一定是纯粹的武职。(这一点第四节还要专门论及。)毕竟，它们填充了文散官在官阶中留下的空缺，使之得以形成一个完整序列而与军号并存两立。就其与军号并立而言，至少在纳入这个序列后，中郎将、都尉、司马等等，似乎就已具有文职意味了。把它们看成是“准文散官”，甚至把这个序列迳直看成是文散官序列，我想都还说得过去。
 　　这也就是说，在“九命”之中，与军号并存两立的散官，初步形成了首尾完备的序列。这个进步，我以为比前述军号序列的进步，意义来得更为重大。陈苏镇指出：“《旧唐志》说：‘后魏及梁皆以散号将军记其本阶。’其实北魏、北齐和梁、陈的文散官也具有本阶的性质，只是不如散号将军制度成熟。”确实，北魏时军号已是个颇为成熟的“本阶”序列了，而文散官的“本阶化”，则相对缓慢了许多。不过我们仍然看到，时至西魏“九命”，在军号序列外又演化出了一个散官的序列；尽管其中还有些武职官名，但它毕竟已自成一系、首尾完整了。并且我们还将看到，这些散官，此时都已具有了浓厚的“本阶”性质。后世的文武散阶并立体制，显然应该以此为始。
 　　为了显示这个变动的意义，我们来引用文官制度作为参照。众所周知，现代文官系统的等级结构，有“职位分类” ( Position  Classification )和“品位分类” ( Personnel  Rank  Classification  )两大类型。在“职位分类”体制中，文官的等级与行政职位是合一的，无官则无级、位可言；而在“品位分类”之下，文官在职位之外别有官阶。职位确定权力、职责和任务，而官阶则确定官员自身的地位、资格、报酬等等。在后一情况下，官与职是分开的，既可以有官无职、有职无官，更可以官大职小，或职大官小。^[4] 
 　　我们转来观察中国前期的等级制度。汉代实行“禄秩”之制，“若干石”的禄秩所确定的是职位高低；如无职位，则官员本身无等级可言。^[5]比方说，某位郡守解任了，那么其“二千石”的等级也就非其所有了。这显然是较为接近于“职位分类”的。而时至唐代，九品官有职事官与散官之分，散官又名“散位”。在尚未担任或者已经解任了职事官的时候，“散位”仍赋予了或维持着其人的一定资位；当被委以职事官时，这“散位”就构成了他的“本品”。唐制：“入仕者皆带散位，谓之本品” ^[6]，“本品”可能高于、也可能低于职事官──所谓“职事高者为守，职事卑者为行” ^[7]。我们相信，这一“本阶”或“本品”制度，与现代的“品位分类”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假如与近代发展出的一种典型的“品位分类”制度──军衔制相比的话，这一点就更为明显了。军衔制的各个等级都呈现为“名号”，如大将、中校、少尉之类，这与中国古代的军号和散官序列，真是异曲同工。
 　　这就意味着，汉代用禄秩而魏晋以来用官品，其间不仅仅是名目与级差的改换而已。此期演化出了具有“本阶”意义的文武散官系列，这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官等级制度的结构和性质，此期又悄悄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从汉代禄秩的以“职位分类”为主，开始转以“品位分类”为主；开始由禄秩的单一体系，转而向唐宋的职务与本阶(以及勋官等)相分离又相配合的体系过渡，后者是个更复杂、更灵活的复合体系。^[8]在这个进程之中，将军号的进化先行了一步，而文散官的进化则较为迟缓一些。不过，在西魏“九命”所含散官序列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一个系统化的文散官序列，业已脱胎而出、初具形态了。

二  北周军号、散官的双授

  　　在西魏“九命”体制中，军号与散官呈“一武一文”、“两两相间”的排列，这反映了一命之中上下阶的存在。同时，审视有关史料中军号与散官的实际授予情况，我们还进而看到，这些两两相应的文武散号，还往往是被同时授予的。例如，授予骠骑将军之号者同时也授予右光禄大夫，授予车骑将军之号者同时也授予左光禄大夫。对此，我们称为军号与散官的“双授”制度。下面便征引史料，以证明这种“双授”惯例的存在──首先是证明军号与散官的成双授予，其次是证明二者间存在着上下阶相对应的关系。据上一节的西魏北周军号散官表，正八命中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分别与左右光禄大夫列为上下阶。那么请看北周史料中的如下“双授”情况：

黎景熙：从军，还，除骠骑将军、右光禄大夫。(《周书》卷四七《黎景熙传》3/846)

褚该：转骠骑将军、右光禄大夫。(《周书》卷四七《艺术褚该传》3/850)

韦景略：后周骠骑将军、右光禄大夫、青州刺史。(《新唐书》卷七四上《宰相世系表四上》10/3098)

鞏宾：天和二年，授骠骑将军，右光禄大夫。(《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二五《周鞏君墓志》)

曹某：天和五年，君有六子，……次骠骑将军、右光禄、都督。(《金石萃编》卷三七《周故谯郡太守曹 乐碑》)

陈茂：授骠骑将军、右光禄大夫。(《金石萃编》卷三九《隋陈茂碑》)

寇奉叔：改授骠骑将军、右光禄。(《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八图版362《隋寇奉叔墓志》)

罗融：周建德二年，骠骑将军、左光禄、都督、河东郡主簿罗融。(《罗融等造像记》，平子君拓本，大村西崖《支那美术史·雕塑篇》，佛书刊行会1915年，第375页。按，“左光禄”当作“右光禄”，“左”字疑录文有误。)

乐逊：加车骑将军，左光禄大夫。(《周书》卷四五《儒林乐逊传》3/814)

李和：累除车骑将军、左光禄大夫。(《文物》1966年第1期《陕西省三原县李和墓清理简报》《李和墓志》图版)

于是我们就看到：第一，骠骑、车骑与左右光禄是“双授”的；第二，骠骑与右光禄相应，车骑与左光禄相应，二者在上下阶中确实是一一对应的。
 　　进而，在八命这个等级中，四征等将军、中军镇军抚军等将军，分别与左右金紫光禄大夫列为上下阶。请看如下“双授”情况：

黎景熙：孝闵帝践阼，加征南将军、右金紫光禄大夫。(《周书》卷四七《艺术黎景熙传》3/846)

上官略：周保定四年，邑子征东将军、右金紫光禄、都督、洛川县开国伯上官略。(《金石萃编》卷三六《圣母寺四面像碑》)

赵文表：从许国公宇文贵镇蜀，行昌城郡事，加中军将军，左金紫光禄大夫。(《周书》卷三三《赵文表传》2/580)

杜世敬： 天和三年，抚军将军、金紫光禄、安丰王镇徐州东面别将杜世敬。(《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北朝第008册《杜世敬造老君像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37页。“金紫光禄”应指左金紫光禄大夫。)

在正七命中，四平将军、前右左后将军分别与左右银青光禄大夫列为上下阶。请看如下“双授”情况：

崔仲方：后以军功授平东将军、银青光禄大夫。(《北史》卷三二《崔仲方传》/1176)
李吉：天和四年，平东将军、右银青光禄大夫、大都督。(《周李贤墓志》，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83页)
封某：香□平东将军、右银青光禄封□。(《金石萃编补遗》卷一《平东将军题字》[9] )
寇遵考：武成二年，除前将军、左银青光禄。(《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八图版363《隋寇遵考墓志》)

邵道生：建德元年六月廿日造讫，像主前将军、左银青光禄、都督、治思金郡守邵道生一心供养。(《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二三《邵道生造象记》)

宋金保：天和元年，化主尼仁父前将军、左银青光禄、都督、甘州刺史宋金保。(《金石萃编补遗》卷一《甘州刺史宋金保十七人等造像记》)

某某：保定元年，都像主、前将军、右银青光禄□□。(《北周豆卢子光等造佛像铭》，王素、李芳：《魏晋南北朝敦煌编年》第366号，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第247页)

雷某：保定二年，前将军、左银青光禄、潍州□垒□、南郡丞、假德州刺史雷(下泐)。(《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北朝第008册《雷文伯造像记》，第101页)

董道生：保定二年，佛弟子前将军、左银青光禄、都督、中城县开国男(下阙)。(《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北朝第008册《董道生造像记》，第106页)

赵佺：及皇室勃兴，冢宰作相，乃召公为中外府集曹，加前将军、左银青光禄大夫。(《北周赵佺墓志》，《魏晋南北朝敦煌文献编年》第395号，第262页)

(又《周书》卷三四《韩盛传》2/593：累迁至帅都督、持节、平东将军、太中大夫、银青光禄大夫、大都督。疑平东将军实与银青光禄大夫同时加授，而太中大夫则在此之前。)

 在七命中，冠军将军、辅国将军分别与太中大夫、中散大夫构成上下阶。请看如下“双授”情况：

栾乐：天和六年，化主冠军将军、大中〔大夫〕、都督、大将军龙 公记室栾乐。(《匋斋臧石记》卷一四《赵富洛等二十八人造观音像记》)

李康：冠军将军、大中、帅都督、恒州九门县令。(《集古录》《隋李康清德颂跋》，原记开皇十一年二月十二日建。“大中”显为“太中大夫”之省。按《隋书·百官下》，隋开皇年间冠军、辅国将军在从六品下阶，散官中无太中大夫。故李康官号，应为周官而非隋官)

韩盛：累迁至都督、辅国将军、中散大夫。(《周书》卷三四《韩盛传》2/593)

地连敦：保定四年，邑子辅国将军、中散、金曹从事、郡主簿地连敦。(《金石萃编》卷三六《圣母寺四面像碑》)

李庆宝： 保定四年，邑子辅国将军、中散、都督李庆宝。(《金石萃编》卷三六《圣母寺四面像碑》)

同王帝永孙：保定四年，西面邑主辅国将军、中散、别将同王帝永孙。(《金石萃编》卷三六《圣母寺四面像碑》)

宇文建：建德三年，辅国将军、中散、都督、开国子宇文建。(《金石萃编补遗》卷一《建崇寺造像记》。按此“宇文建”诸书著录不同，或作“宇文达”，或作“宇文建崇”)

宇文嵩：建德三年，辅国将军、中散、大都督宇文嵩。(《金石萃编补遗》卷一《建崇寺造像记》)

寇士璋：广州主簿、辅国将军、中散大夫，大都督。(《魏寇炽墓志》，《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490页)

 在正六命中，镇远将军、建忠将军分别与谏议大夫、诚议大夫列为上下阶。请看如下“双授”情况：

费永进： 天和六年三月廿一日，造像一区。□□将军、谏议、长利县南 二县令、慎政郡丞、治都督费永进。(《金石萃编》卷三七《费氏造像记》。按，文中“□□将军”应为“镇远将军”。)

寇遵考：周元年，迁掌朝上士，俄而加建节将军、诚议。(《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八图版363《隋寇遵考墓志》。按建节将军与建忠将军实为一事，隋代因避“忠”之讳而改也。)

郭永：保定元年，南面邑主、建中将军、诚议、别将郭永。(北周《豆庐子光等造佛像铭》，《魏晋南北朝敦煌文献编年》第366号，第247页。“诚议、别将”录文原作“诚紫别将”。“诚紫”无义，必为“诚议”或“诚义”之讹，且与“别将”为二官。)

在正五命中，宁远将军、扬烈将军分别与左右员外散骑常侍列为上下阶。请看如下“双授”情况：

陈茂：转泾州总管府司录，宁远将军、右员外常侍。(《金石萃编》卷三九《隋陈茂碑》)

寇遵考：周元年，除扬烈将军、左员外常侍。(《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八图版363《隋寇遵考墓志》)

(又，《金石萃编补遗》卷一《邑子一百廿八人等造像记》：天和元年，都化主□□□军、□员外常侍、都督冈井□。按，“□□□军”当作“宁远将军”或“扬烈将军”，“□员外常侍”当作“右员外常侍”或“左员外常侍。)

在五命中，伏波将军、轻车将军分别与奉车都尉、奉骑都尉构成了上下阶。请看如下的“双授”情况： 

张敏：六官建，授冬官下士、勋州别驾、伏波将军、奉车都尉。(《唐代墓志汇编》开元052号《唐张齐丘墓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在正四命中宣威将军、明威将军分别与武贲给事、冗从给事构成了上下阶。请看如下“双授”情况：

元岩：仕周，释褐宣威将军、武贲给事。(《隋书》卷六二《元岩传》5/1475)

刘德：公讳德，周建德三年，出身宣威将军、虎贲给事。(《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八图版448《隋刘德墓志》)

某某：北周保定四年，□威将军、虎贲给事□□。(《蒲州刺史王重兴等造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拓片000838号[10] 。“□威将军”应为宣威将军。)

邵令和：北周保定四年，明威将军、冗从事邵令和。(《蒲州刺史王重兴等造像》，按“冗从事”应即冗从给事。)

王仲远：北周保定四年，明威将军、冗从事王仲远。(《蒲州刺史王重兴等造像》，按“冗从事”应即冗从给事。)

 在四命中，襄威将军、厉威将军分别与给事中、奉朝请构成上下阶。请看如下“双授”情况：

陈茂：迁振威将军、给事中。(《金石萃编》卷三九《隋陈茂碑》。按，“振威将军”或为碑文之误，或为“襄威将军”之异名。)

雷 安：天和□年，□威将军、辅(奉)朝请、别将雷 安。(《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北朝第008册《雷明香等造像记》，第151页。按，“威”前一字残泐不清，从“双授”推测应为“厉”字。)

在正三命中，威烈将军、讨寇将军分别与左右员外侍郎列为上下阶。请看如下“双授”情况：

牛弘：在周，转纳言上士，加威烈将军、员外散骑侍郎。(《隋书》卷四九《牛弘传》5/1297)

在三命中，荡寇将军、荡难将军分别与武骑常侍、武骑侍郎构成了上下阶。请看如下“双授”情况： 

秦业：保定二年，荡寇将军、武骑常侍、雍州典驿、幢主敬信士秦业敬造石像佛。(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室藏三1082号拓片《秦业造像》)

在正二命中殄寇将军、殄难将军分别与强弩司马、积弩司马构成了上下阶。请看如下“双授”情况： 

宋永贵：君讳永贵，解褐登朝，以周天和四年，出身授殄寇将军、强弩司马。(《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二八《隋宋永贵墓志》)

雷□ ：天和□年，殄□将军、强弩司马雷□ (《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北朝第008册《雷明香造像记》，第151页。按，“殄□将军”当作“殄寇将军”。)

在二命中，扫寇将军、扫难将军分别与武骑司马、武威司马构成了上下阶。请看如下“双授”情况：

李 □：天和六年，邑子扫寇将军、武骑司马李 □。(《匋斋臧石记》卷一四《赵富洛等二十八人造观音像记》)

梁嗣鼎：扫寇将军、武骑司马梁嗣鼎，从父入朝，蒙敕授官。以周大象二年六月廿一日临终。(《周梁嗣鼎墓志》，《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490页。)

在正一命中，旷野将军、横野将军分别与殿中司马、员外司马构成了上下阶。请看如下“双授”情况： 

赵迴昌：周保定四年，南面上堪像主旷野将军、殿中司马赵迴昌。(《金石萃编》卷三六《圣母寺四面像碑》)

屈男神□：周保定四年，左箱维那旷野将军、殿中司马屈男神□；(《金石萃编》卷三六《圣母寺四面像碑》)

雷荣显：周保定四年，东面邑主旷野将军、殿中司马雷荣显。(《金石萃编》卷三六《圣母寺四面像碑》)

费雷：周天和六年，典坐、旷野将军、殿中司马费雷。(《金石萃编》卷三七《费氏造像记》)

仲茂：建德元年，檀越主旷野将军、殿中司马 □□。(《金石萃编补遗》卷一《邑子 仲茂八十人等造像记》)

王嵩庆：建德二年，旷野将军、殿中司马、别将嵩庆。(《北周王令猥造像碑》，《魏晋南北朝敦煌文献编年》第401号，第265-266页。录文原作“息旷卩里，将军殿中司马别将嵩庆孙子彦……”。按“卩里”应为“野”字别体，“旷野将军”不当断句，“息”至“嵩庆”为一读，“息”为子辈；“孙”以下为孙辈，又起一句。)

滕归洛：开皇十六年四月，□父旷野将军、殿中司马归洛。(《金石萃编补遗》卷一《滕钦造天尊像记》。按，滕归洛之军号、散官，皆为周官而非隋官。[11] )

同王帝永：周保定四年，左厢邑正横野将军、员外司马同王帝永。(《金石萃编》卷三六《圣母寺四面像碑》)

平国： 天和元年十一月，□野将军、员外司马、斌州市令 平国。(《金石萃编补遗》卷一《甘州刺史宋金保等十七人造像记》。“□野将军”应作“横野将军”。 

以上材料足以证明，在“九命”各等级中，一武一文的散秩“双授”，业已形成了相当固定化的惯例。

 　　至于九命这个等级稍微特殊一些，其中军号和散官不止于“双授”，而进至于“三授”了。《北史》卷三十《卢辩传》2/1104：“周制……其开府又加骠骑大将军、侍中；其仪同又加车骑大将军、散骑常侍。……以此为常。”换言之，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与侍中构成一个固定组合，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与散骑常侍构成一个固定组合。其例如：

崔说：进爵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侍中。(《周书》卷三五《崔说传》2/614)

梁羽：迁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散骑常侍。(《周书》卷二七《梁椿传》2/452)

高宾：加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散骑常侍。(《周书》卷三七《高宾传》3/670)

杨文思：在周，年十一，拜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散骑常侍。(《隋书》卷四八《杨素传》5/1294)

强独乐：周明帝元年，大周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大都督、散骑常侍、军都县开国伯强独乐。(《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二三《强独乐文帝庙造像碑》)

萧太：蒙授车骑大将军、散骑常侍，仍为持节、都督、永州刺史；以保定五年除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庾信《周大将军义兴公萧公墓志铭》3/1007)

如果把“使持节”及“持节”的头衔也算上，则此已至“四授”。

 　　由此“双授”规律，我们就能纠正某些古籍的错误，庾信《周大将军襄城公郑伟墓志》3/939：“仍除使持节、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余如故。迁骠骑大将军、开府，加侍郎。”语中之“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必衍“开府”二字；而文末之“加侍郎”，必当作“加侍中”。[12] 西魏“九命”时其中并未列入侍中、散骑常侍二号，不过从《卢辩传》可以推知，这两种散官并未废止，二职的加授现象也常见于史籍。只是周武帝建德四年改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为开府仪同大将军、改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为仪同大将军，此后一度不见了侍中、常侍二职。不过《初学记》卷十二“侍中”条2/280：“后周宣帝末，又别置侍中，为加官。”大约到了周宣帝时，又恢复了加官侍中之职。又《唐六典》卷八182谓“后周散骑常侍为加官”，常侍的变动大约与侍中相似。至于利用“双授”规律修正石刻录文的情况，除已见于上者之外，又如《北周鲁恭姬造像铭》[13] 有“天和二年六月十□□和□□左员□□郎……”一句，我们有相当把握将之复原为“天和二年六月十日威烈将军左员外侍郎”。
 　　当然，史料中单授军号或文散官的情况，在此期也同样常见。不过我的看法是，事实上的“双授”仍应比史料中所见更多一些。多数情况下史传不可能详记个人的所有历官，必然经常略其军号或略其散官，而这就意味着，有些就史料看只拥有军号或散官二者之一的人，事实上还可能同时拥有着另一种散秩。
 　　此外还有些同时拥有军号和散官，但二者并不处于同一阶级，也就是说不符合上揭“双授”规律的事例。例如《唐罗君副墓志》：“曾祖和，周中散大夫、冠军将军。”[14] 如按“双授”惯例，七命冠军将军本与太中大夫相应，辅国将军方与中散大夫相应。又《唐左法墓志》：“父广，天和年中，诏授扬烈将军。……□迁□□将军、左员外常侍。”[15] 但扬烈将军恰好与左员外常侍相应，左广后来所迁的“□□将军”，不知何号。又《金石萃编》卷五六《唐于志宁碑》：夫人宏农刘氏，曾祖延，周使持节、左光禄大夫、都督、骠骑大将军；《周书》卷三六《刘志传》3/649：“世宗即位，除右金紫光禄大夫、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刘延、严忻、刘志军号与散秩的对应关系，都与上述“双授”惯例不甚相合。尤其是以下造像题记：《金石萃编》卷三七《宇文达造像记》周天和五年，持节、骠骑□□、□金紫光禄、□□刺史、都督、乌□□开国子宇文康；《金石萃编补遗》卷一《甘州刺史宋金保等十七人造像记》：天和元年十一月，邑胄肆浩父镇远将军、左银青光禄、步兵校尉、故县开国伯、帅都督严忻。这两条材料时间均在北周天和年间，但军号与散官的对应均与前揭“双授”规律不合，很可能引发疑问。
 　　可以推测这至少有两种情况。其一，是史传省文与罗列历官因素，史传对某人的不同时期所居官职做摘略记述，所罗列的乃是所历之官，而非同时拥有的官号。即使在造像题记中也存在着这类现象。例如《八琼室金石补证》卷二三《昨和拔富等一百廿八人造像记》有“南面斋主、虎贲给事、中散大夫昨和富进”，而虎贲给事与中散大夫均在北周散官序列之中，前者在正四命上阶，后者在从七命下阶。显而易见，一个人不大可能同时拥有同一序列中高低各异的两个散官头衔，我想这虎贲给事与中散大夫是昨和富进先后所历之官。这就证明，即使是造像记题名列衔，也存在着罗列历官现象。其二，是在某个时期军号与散官序列及其对应关系曾有过变化调整，但我们不知道其确切细节。无论如何，对这些矛盾记载我们能够做出较为合理的解说，它们不足以推翻上述“双授”论断；同时证明着“双授”是当时通行惯例的史料，则数量众多，确凿可信。
 　　为了更清晰地显示这样一点，不妨再把前已引及的陈茂、李和、寇遵考、寇奉叔和黎景熙等5人的“双授”仕历，再集中起来加以观察： 

陈茂：迁振威将军，给事中；……转泾州总管府司录，宁远将军、右员外常侍；……蒙褒赏，授骠骑将军、右光禄大夫。

李和：魏末，除安北将军、银青光禄大夫；入西魏北周，累除车骑将军、左光禄大夫；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寇遵考：仕魏为奉朝请，加威烈将军；……周元年，除扬烈将军、左员外常侍；俄而加建节将军、诚议；武成二年，除前将军、左银青光禄；……又授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

寇奉叔：庄帝时，又授威烈将军、奉朝请；转〔宁〕远将军、步兵校尉；西魏时，授安东将军、银青光禄大夫；北周时，改授骠骑将军、右光禄。

黎景熙：魏末，迁镇远将军、步兵校尉；从侯景，授银青光禄大夫，加中军将军；西魏恭帝元年，进号平南将军、右银青光禄大夫；孝闵帝践阼，加征南将军、右金紫光禄大夫；从军还，除骠骑将军，右光禄大夫；天和三年，进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

 由此可见，军号与散官不仅经常同时授予，而且它们还往往同时变动。陈茂有3次散秩变动，都采取了“双授”形式；李和4次散秩变动为“双授”，其中1次在魏末；寇遵考有5次散秩的变动为“双授”，其中1次是在东魏。寇奉叔4次“双授”，有3次是在北魏和西魏；而黎景熙6次“双授”，3次在北魏、西魏，3次在北周。就是说，还是在西魏颁行“九命”之前，“双授”就已是通行的做法了。到了“九命”问世，军号与散官间建立了制度化的对应关系；那么这时的“双授”，即使不是基于法定制度，至少也是由惯例而形成的制度。
 　　庾信《周兖州刺史广饶公宇文公神道碑》是这样赞美郑常之父郑顶的3/910：“银青、金紫，方于温羡、傅祗；镇南、征东、比于刘弘、荀顗。”又其《周骠骑大将军开府侯莫陈道生墓志铭》赞侯莫陈道生之授骠骑、金紫：“赵俨之为骠骑，正驾单车；张堪之拜光禄，长乘白马。以斯连类，朝野荣之。”可见同时拥有文武散号，在时人看来真是个吹捧的口实或夸耀的本钱。诸如中郎将、都尉、武贲给事、武骑常侍、武骑侍郎及诸司马等等名为武职，它们与军号的“双授”，还可以说只是一种名号之滥；至于诸大夫、员外常侍、员外郎、给事中、奉朝请等文散官之与军号的“双授”，则进而还导致了文武职类的混淆不分。这颇能显示西魏北周政治的特殊之点，例如它以军事立国，文武不分、“选无清浊”的特色。那么为弄清这“双授”的由来为何，在就让我们转向此前的北魏，来考察其来龙去脉。 

三  北魏的滥授与“双授”

 　　制定“九命”之前的大统年间中，西魏统治者为笼络将士计，对名号的授予毫无吝惜珍重之意。诸如“侍中  骠骑大将军  开府仪同三司”、“散骑常侍  车骑大将军  仪同三司”这些崇高的名位，其授予颇为轻易，拥有者比比皆是；诸大夫与各种重号将军的“双授”，也已习以为常。

 　　进一步的考察显示，这种名号猥滥乃是其来有自。据《魏书》卷75《尔朱世隆传》，前废帝元恭时，尔朱世隆为尚书令而总朝政，这时他曾有如下举措：

 　　又欲收军人之意，加汎除授，皆以将军而兼散职，督将兵吏无虚号者。自此五等大夫遂致猥滥，又无员限，天下贱之。

 “皆以将军而兼散职”，即凡是授予了将军号的，同时也都授予文散秩；“督将兵吏无虚号者”之“号”不只是指军号，也包括着文散官，这主要就是“五等大夫”之类。换言之，尔朱世隆用来“收军人之意”的手段，正是军号与散职的“双授”。

 　　我们推测，在此之前想必已有不少类似现象，因而才吊起了广大将士们的胃口；再经尔朱世隆的推波助澜，这“皆以将军而兼散职”之事，就更变本加厉了。为了弄清这一情况，我们不惮其烦，从史书碑志中搜录了上千人次的“双授”材料(包括赠号在内)，烦琐的排比提供了较为清晰的认识。
 　　根据史料排比首先可以肯定，在魏末军号与散官的“双授”确实已是通行的做法了。例如东魏孝静帝武定4年《魏章武王妃卢氏墓志》^[16]：

长子元景哲，初为车骑将军、左光禄大夫，后至侍中、骠骑大将军；

次子元叔哲，员外散骑侍郎、征虏将军、中散大夫；

三子元季哲，征虏将军、中散大夫。

仅这家元氏兄弟，便有3人兼有军号与大夫；其长子和次子还拥有侍中、员外郎之号。类似情况，又如后废帝普泰2年《魏韩震墓志》：

次子韩显安，征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

三子韩晖，中坚将军、奉车都尉；

四子韩光，通直散骑常侍、征虏将军；

五子韩钦，威烈将军、奉朝请；

六子韩遵雅，中军将军、金紫光禄大夫。

这韩家兄弟之中，拥有“双授”名号的更达5人之多。其中，奉车都尉、常侍、奉朝请，在北周“九命”体系中，都是与军号“双授”之阶。据一斑而窥全豹，仅此这两个家庭已可显示，魏末“双授”已成“时尚”了。
 　　曾经得到1、2次或3次“双授”的例子实在太多，姑且略而不叙以免烦秽。兹选择若干“双授” (连赠号在内)多至4次者，提供于读者以便参览： 

邢逊：孝庄初，除辅国将军、通直散骑常侍；除散骑常侍、加前将军；永安二年，寻除抚军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孝武帝时转卫将军、右光禄大夫。(《魏书》卷65《邢逊传》)

裴良：节闵帝时，除征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又加车骑将军、右光禄大夫；转骠骑将军、左光禄大夫；孝静天平中卒，重赠侍中、骠骑大将军。(《魏书》卷69《裴良传》)

尔朱荣：明帝时，进号平北将军、光禄大夫；征东将军、加金紫光禄大夫；又迁车骑将军、右光禄大夫；立庄帝，使持节、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开府。(《魏书》卷74《尔朱荣传》)

卢同：明帝时加抚军将军、光禄大夫；孝昌三年，除左将军、太中大夫；节闵帝普泰初，除侍中，进号骠骑将军、左光禄大夫；孝武帝永熙时卒，赠侍中、骠骑大将军。(《魏书》卷76《卢同传》)

羊深：明帝时加平东将军、光禄大夫；庄帝时，抚军将军、金紫光禄大夫；普泰初，散骑常侍、卫将军、右光禄大夫；孝武帝时，转车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魏书》卷77《羊深传》)

刘懿：庄帝时左将军、太中大夫；散骑常侍、抚军将军；又为征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又加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余如故。(《东魏刘懿墓志》)

 进而，甚至还有多达5次的散阶获得，都采用了军号和散官的“双授”方式的：

贺拔胜：庄帝时，加通直散骑常侍、平南将军、光禄大夫；庄帝还宫，复加通直散骑常侍、征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寻除卫将军、加散骑常侍；节闵帝普泰初，进号车骑大将军、右光禄大夫、仪同三司；孝武帝时，使持节、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魏书》卷80《贺拔胜传》)

常景：宣武帝时，累迁积射将军、给事中；明帝初，拜谒者仆射、加宁远将军；正光初，除龙骧将军、中散大夫；击杜洛周，授平北将军、光禄大夫；节闵帝普泰初，除车骑将军、右光禄大夫。(《魏书》卷82《常景传》)

杨?：孝庄帝立，拜伏波将军、给事中；加镇远将军、步兵校尉；进平东将军、太中大夫；从孝武帝入关，加抚军将军、银青光禄大夫；授通直散骑常侍、车骑将军。(《北史》卷69《杨?传》)

高建：魏末从尔朱天光，除宁远将军、奉车都尉；迁前将军、太中大夫；投高欢，除镇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又加卫将军、右光禄大夫；骠骑大将军、散骑常侍。天保六年卒。(《北齐高建墓志》)

《文馆词林》卷452魏收《征南将军和安碑铭》中，更有多达6次的“双授”纪录：

和安：孝明帝时，除襄威将军、员外散骑侍郎；尔朱荣专权，授明威将军、给事中；转通直散骑侍郎、宁朔将军；寻除通直散骑常侍、冠军将军；尔朱(世)隆授太中大夫、平东将军；东魏孝静帝，征拜散骑常侍、征南将军。

 这足可说明，军号与散官的“双授”，在此期确实已成时尚。由于北魏的军号与官阶还没有建立一一对应的关系，军号的阶级也远多于散官等级，所以军号的晋升比散官频繁得多，经常有军号单独变动而不及散官的情况。在上引材料中，我们只提供了“双授”的名号，至于各人仕历中军号或其它官职的单独变动，也就是不属于“双授”的那些迁转，我们均予省略，以清眉目。无论如何，军号经常与散官双授，二者往往同时变动，这在上述例证中，已经明白无误地表现出来了。
 　　这也就意味着，北周“九命”体系中军号与散官的一一对应关系以及“双授”惯例，并不是平地起楼台，它有一个不算短的累积过程；北周的“双授”，乃是北魏同类现象之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演进结果。
 　　问题当然还没有到此为止。前已指出，西魏“九命”中文散官的自成序列及其“阶官化”，乃是一个重大进步。那么，这个质变是怎样发生的呢？这千例以上的“双授”材料，与文散官的如上，是否有关、关系为何呢？这当然是我们最感兴趣的问题。就材料所示，大致说来，加官侍中、散骑常侍之与军号“双授”，乃久已有之；而诸大夫与军号的“双授”，则主要是在宣武、孝明帝以后才逐渐弥漫开来的，虽然此前也时有所见。对此我们要一步步分别加以讨论。
 　　首先来看加官侍中、散骑常侍一类。王公拜重号将军，同时加以侍中或散骑常侍之职，这在北魏前期已不是罕见现象了。例如，明元帝时，王洛儿为散骑常侍、新息公、直意将军；太武帝时，卢鲁元，赐爵襄城公、加散骑常侍、右将军；王建赐爵济阳公、加散骑常侍、平南将军；皮豹子，为散骑常侍、赐爵新安侯，加冠军将军；奚眷，赐爵南阳公，加侍中、镇南将军；东平王拓跋翰，太平真君3年封秦王，拜侍中、中军大将军；等等。在以重号将军出镇地方时，其人多加以使持节、侍中、常侍。如陆俟，太武帝时以使持节、散骑常侍、平西将军为安定镇大将；罗结，明元帝时以持节、散骑常侍、宁南将军为河内镇将。又，派往外国的使者例假常侍、侍郎(及军号、爵级)，这也是一类“双授”。如游明根，文成帝时假员外散骑常侍、冠军将军、安乐侯，使于刘骏；郑羲，孝文帝时兼员外散骑侍郎，假宁朔将军、阳武子，使于刘准。
 　　加授侍中或常侍，便得以佩貂珥蝉，位望大增。可是这时的侍中或常侍，是否已具有了“本阶”的意义呢？有些材料会给人以这种印象。例如《东魏元均墓志》记载，元均在魏末拜员外散骑常侍、宁朔将军；庄帝时又除征虏将军、通直散骑常侍；寻加散骑常侍、安东将军。他的3次“双授”，散官均为常侍，是由员外、通直升至正员的。仅就这条材料，似乎“常侍”一官已经演变成了“本阶”。不过从更多方面看，就不完全如此了。侍中或常侍这种加官，在解任或迁转后是要取消的，除非被给予“侍中(或常侍)如故”的优待。请看《魏书》卷41《源子恭传》：

 　　进子恭为持节、散骑常侍、假平北将军。……寻加散骑常侍、抚军将军。……(庄帝)车驾还洛，进征南将军、兼右仆射，假车骑将军，后加散骑常侍。……录其前后征讨功，封临颍县开国侯，食邑六百户，加散骑常侍。俄迁侍中。……前废帝初，除骠骑将军、左光禄大夫，侍中如故。寻授散骑常侍[17]、都督三州诸军事、本将军、假车骑大将军、行台仆射、荆州刺史。

源子恭先后五加常侍，二为侍中，这就反映了加官侍中、常侍的临时性。这种临时性，无疑淡化了这两种加官的“本阶”意义；维系着官员本阶之官，不应该是临时或随机加授的东西。所以，就文散官的序列化和“本阶化”进程而言，对北魏前期的侍中、常侍与军号的“双授”，评价不能太高，它们的促进作用是有限的。
 　　下面再来看诸大夫与军号的“双授”。在北魏前期，重号将军与侍中、常侍的“双授”已很平常；但军号与诸大夫“双授”，在上千人次的统计中却仍是个别现象。确实，早在道武帝时，有许谦赠号平东将军、左光禄大夫；太武帝及明元帝时，有司马休之赠号征西大将军、右光禄大夫，崔浩加侍中、抚军大将军，左光禄大夫，毛修之为散骑常侍、前将军、光禄大夫，又迁特进、抚军大将军、金紫光禄大夫；等等。但总的说来，此期的诸光禄大夫，仍如魏晋旧例，乃崇重优礼之位。而崇重优礼之位，与作为“本阶”的阶官，仍然是有些区别的。中散大夫、太中大夫后来被视为“散秩” ^[18]，此期也是散官；承袭了爵位的人，有时就以这些散官起家^[19]。至于属于集书省的谏议大夫还要特殊一些，居其位者有规谏之责，还不能完全视之闲冗^[20]。
 　　在北魏前期，散官诸大夫之职没有确定职事，但又维系着居职者的地位，就此而言它们多少还是具有一些“本阶”色彩的，但这色彩仍不浓厚。因为诸大夫员额有限，还没有被广泛地作为名号而普授、并随时变动以反映官员的资格变动；并且，它们也没有像西魏“九命”那样，与其他散官一起构成首尾完备的序列。
 　　不过逐渐地，官员在文散官和职事官之间的频繁迁转，构成了调整、变动官员资位的重要方式。比方说，出为州郡长官者任满还朝，就经常采用征授大夫(当然这时也往往晋升军号)的方式。例如崔延伯为并州刺史，还朝为金紫光禄大夫；薛安都自扬州刺史还朝，除金紫光禄大夫；元法寿为安州刺史，征为太中大夫、加左将军；等等。在州任已解、新职未授的期间，所授予的大夫之职就构成了过渡，并维系着其地位待遇不至发生过大变动；如果散官品阶高于原官，那就还构成了褒奖晋升。同时，不解散官而领、兼实官，也是通行的做法。如阴道方以安东将军、光禄大夫领右民郎中，这时安东与光禄确定了他的资位，而右民郎中则是其职事。元顺以银青光禄大夫领黄门郎，郑伯猷以征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领国子祭酒，亦属其类。或谓魏晋南北朝的“领”“是兼领的意思，已有实授主职，又领他官他职而不居其位。” ^[21]这个概括并不全面，未能把散秩领职事的情况涵盖在内。对职事实官，以散职“领”者并非“不居其位”，反是要居其位而任其事的。以散官而任职事，亦称为“兼”。如于纂以辅国将军、中散大夫兼大鸿胪卿；高道穆以征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兼御史中尉。
 　　这种以诸大夫作为迁转的中介，或以散官“领”、“兼”实官之事，在北魏后期变得频繁起来了。自宣武帝、特别是孝明帝以后，散官任命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尤其六镇起义以来，军机日繁，为激励将士就不能吝惜名号，诸大夫之职的普授、滥授，特别是它们与军号的“双授”，一发而不可收地泛滥开来了。我们觉得，比起侍中、常侍与军号的“双授”，这是个更值得注意的重要发展。当诸大夫被广泛地授予、官员阶位在诸大夫间频繁变换迁升的时候，它们就不止是员额有限的冗散之职了，而是在由一种“职位”向一种标志等级的“名号”迅速进化。于是，它们的“本阶”色彩就日趋浓厚起来了。为说明这样一点，请来看《魏书》卷69《裴良传》的节录：

起家奉朝请，宣武初为中散大夫；后为太中大夫，孝庄末为光禄大夫，节闵帝时，除征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又加车骑将军、右光禄大夫；转骠骑将军、左光禄大夫。孝静天平中卒，重赠侍中、骠骑大将军。

裴良先后仕为奉朝请、中散大夫、太中大夫、光禄大夫、金紫光禄大夫、右光禄大夫、左光禄大夫，终于赠官侍中，其中有4次是军号与散官的“双授”；其曾经拥有的文散职共计八官，其中六为大夫。他所经历的6任大夫，决不仅仅是散职而已，而是构成了地位上升的标志──这6任大夫所标志的不是他的职务，而是他的阶次。再看《周书》卷33《赵刚传》：

累迁镇东将军、银青光禄大夫；历大行台郎中、征东将军，加金紫阶。

请注意这“加金紫阶”一辞，它显示着金紫（以及前此的银青）光禄大夫这类崇重优礼之“官”，已逐渐变成了“阶”，已被时人视为一种等级的“符号”，而非仅一种职位了。
 　　侍中、常侍作为加官具有临时性，可能会反复加授；而加之以诸大夫则不是这样，此后等待变动的是迁至它官或更高的大夫之阶，而不大会再居其位。请再来比较《魏书》卷44《宇文福传》： 

 　　(自豫州)还，为光禄大夫，转太仆卿。(宣武帝)延昌中，以本官领左卫将军，除散骑常侍、都官尚书，加安东将军、营州大中正。熙平初，除镇北将军、瀛州刺史。……解任，复除太仆卿，又为金紫光禄大夫。出除散骑常侍，都督怀朔、沃野、武川三镇诸军事，征北将军、怀朔镇将。

我们看到，宇文福自豫州还，为光禄大夫；自瀛州还，升为金紫光禄大夫；其间散阶是在升迁之中；而他为都官尚书时兼常侍，出督怀朔等三镇时再除常侍，其间加官常侍并未发生变动。可见，加官常侍具有临时性，而诸大夫阶的变动，显然才标志着“本阶”的上升。
 　　同时，诸大夫较侍中、常侍等级为多而地位为低，因而更多地下及于中级军号拥有者。还有一点似乎也不宜忽略：侍中、常侍除了作为加官外，自有本官──侍中为门下省长官，常侍在集书省居首──因此不免有“一物两用”之嫌，在名目上缺乏区分职类的清晰性。在西魏散官系列中，侍中和常侍并不独立而是与骠骑、车骑同授，并在建德4年为开府仪同大将军和仪同大将军所取代；常侍、侍中及左右员外常侍、侍郎，最终因隋炀帝改革而退出了散官体系，这都不是没有理由的。所以我们认为，在那些涉入“本阶化”进程的各种文散官中，诸大夫的变迁发挥了主导作用。它们的普授以及与军号“双授”，对于文散官的“本阶化”，是个比加官侍中、常侍更强劲的推动。
 　　西魏“九命”诸大夫以下的文散官，还有员外常侍、员外侍郎、给事中、奉朝请等。这些都是集书省散官，与诸大夫颇多类似处，例如经常被用为加官。员外郎、奉朝请二职因品级较低，所以常常被用为起家官；给事中在孝文帝《前品令》中居从三品上，品位不低；但在《后品令》中降为从六品下，于是也成了起家散官或初仕的历阶了。这些散职的“双授”例，如崔昂以伏波将军、韩裔以宣威将军、柳范以前将军与给事中“双授”；高谦之以宣威将军、韩武华以讨寇将军、元延生以威烈将军与奉朝请“双授”；李苗、崔朗以襄威将军、崔暐以宁朔将军、崔孝直以宣威将军与员外郎“双授”。它们在诸大夫以下构成了又一个散官层次，并在诸大夫的带动之下，也大大加速了“阶官化”进程。 

四  军号对散官的“拉动”

  　　如上所述，北魏末年存在着散官的滥授和“双授”普遍现象。就前者、也就是散官的普授和滥授而言，我们已说明这是它们向阶官演进的必要条件：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官职的性质迅速发生着变化，它们不再仅仅是员额有限的散官，而是为员额无限的、用以标志官员地位及其变迁的名号了。那么与之并行着的“双授”，在此发挥着什么作用呢？当然，“双授”也就是一种滥授，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半。我们要进一步指出，“双授”的泛滥，使军号得以“拉动”文散官走向本阶化和序列化，使军号得以发挥一种“拉动”作用。本节就来集中讨论这一点。
 　　军号的系列化和“本阶化”，在魏晋南北朝时比文散官发展更快。曾有学者考得此期将军官印在70余号以上^[22]，实际的军号远不止此。北朝尤其是如此。北魏“以散号将军记其本阶”；“边外小县，所领不过百户，而令长皆以将军居之” ^[23]，“洛京、邺都，(尚书)令史……皆加戎号。” ^[24]等级低微如令长、令史者，也都普遍以戎号作为本阶。东魏兴和二年《李仲璇修孔子庙碑》^[25]，碑阴所见太守、县令、别驾、治中、功曹、主簿、参军等63人，其中拥有各种军号者达35人，超过半数，其高者如征东、征虏将军，其低者如殄寇、明威将军。
 　　文散官的演进，就没有这么迅速、成熟了。在魏末，诸大夫虽因滥授而相当“本阶化”了，但法制上尚没有完全认可这一点，诸大夫形式上仍是“官职”，而非纯粹的法定本阶。前述“领”、“兼”之辞，就反映了散官正在走向、但又未充分完成“本阶”化的情况。又，杨津于庄帝永安二年“兼吏部尚书，又除车骑将军、左光禄大夫，仍除吏部”，杨津实际是以吏部尚书而加车骑、光禄，但因制度上车骑、光禄仍是官任，并非纯粹的“本阶”，授此二职相当迁官，所以要特诏“仍除吏部”，以使之继续承担吏部尚书的工作。其事又如：杨遁，“除尚书左丞，又为光禄大夫，仍左丞”；李奖，“吏部郎中，征虏将军；迁安东将军、光禄大夫，仍吏部郎中”；元晖，“入为尚书右仆射，寻迁左光禄大夫，尚书仆射、常侍悉如故” ^[26]。同理，这“仍左丞”、“仍吏部郎中”、“尚书仆射、常侍悉如故”所以要特加记载，是因为如果没有这种说明，则按当时惯例，上述诸人本应该解除左丞、郎中或仆射之职的。
 　　不过以西魏“九命”为标志，文散官制度终于也获得了长足发展、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究其原因，军号、散官的“双授”，在此曾经发挥了强劲的“拉动”作用：由于将士们强烈要求在占有军号的同时也占有文散官，便导致了“双授”现象的泛滥；由于“双授”日益普遍，文散官便与军号日益建立了密切的对应关系。这样，已先行一步发展为“本阶”序列的军号，就“拉动”着相应的文散官向“本阶”继续迈进；并由于军号的序列化程度高得多，军号便“拉动”着与之“双授”的文散官，也逐渐形成为首尾完备的等级序列了。这样一点，在西魏“九命”军号与散官的一一对应关系上，得到了最为鲜明的体现。其中并立的军号和散官作为本阶序列，已无可置疑。
 　　北魏后期，文散官制度虽已颇为发达，但仍未自成首尾，在类别和品级等方面，都存在着重合或空缺，仍是很不严密、很不系统的。为便于比较，我们根据北魏《后品令》，把北魏的军号和文散官列如下表：

读者首先就能发现，北魏的军号和东省文散官并非均匀分布在九品18阶30级的各个层次上的。凡是散职阙如的层次，我们都加上“○”号以便观览。对于文散官来说，正四品以下的24级中只有9职，空位多达17个。军号虽然等级较多，但在正四品以下仍有8个空位，同时另一些等级上却分布着10多个军号，拥挤不堪。可见北魏的军号阶级与官阶是不一致的，文散官也远没有形成序列。这甚至使由此列出的表格，看上去都远不如前述西魏军号散官表那么美观。
 　　西魏“九命”的改革，首先就是使军号与官阶一致起来，使军号均匀分布在官阶的各个等级之上。这已是个不小的进步。进而在此之后，军号对散官“本阶化”的“拉动”，就开始显示出来了。为优遇将士计，西魏继续采用着魏末“皆以将军而兼散职，督将兵吏无虚号者”的“双授”做法，那么每一级军阶就都要“拉”上一个文散官，与之配成一对以便“双授”、以免出现“虚号”。
 　　在军号一方，由于其数量颇多，略加整理就能排成一个从一命到九命、每命两个军号的序列；这时不但无须创置新号，甚至对大量旧号还要加以删减。但散官一方就不同了，它们数量较少且不成序列。为了填充散官一方的那些空位，西魏统治者所做的，首先是把金紫、银青光禄大夫和员外散骑常侍、侍郎都分出“左”、“右”，以增加其数量。而这就意味着，军号“拉”出了更多的大夫、常侍、侍郎之职。除此之外，他们还利用了左右中郎将、奉车都尉、武骑常侍等职称。这些西省的官职，至少在北魏后期已经相当散官化了，并因“双授”而被军号“拉”入了阶官的序列。
 　　“西省”与员外常侍、侍郎、给事中、奉朝请等所属的东省(集书省)相对，西省为武官而东省为文职。要了解此期的选官体制，不知道东西省就是个重大疏漏，因为东西省和两汉魏晋的郎署颇为相似，构成了入仕迁转的重要环节，具有储才待调的意义。也正是为此，它们经常成为冗员聚集之所，北魏后期“天下多事，东西二省官员委积” ^[27]；北齐天保8年欲减东西二省官，更定选，员不过三百，而参选者多达二三千人。故其时的西省散官，同样也用作初仕之位、用作迁转的过渡，用以“领”“兼”职事官。这样看来，尽管左右中郎将、奉车都尉、武骑常侍等名为武职，但因东西省的特殊性质和东西省的对应关系，它们与东省的员外郎、给事中、奉朝请等已颇接近了。尤其是它们也用作加官^[28]，并进而与军号“双授”。例如元颺、乞伏宝、张元亮以显武将军与左中郎将“双授”，辛纂以平东将军与中郎将双授；吕罗汉以宣威将军、路恃庆以伏波将军、王悦以宁远将军、李育以轻车将军与奉车都尉“双授”。换言之，左右中郎将、奉车都尉、骑都尉、武骑常侍这些西省散官，从官名上看虽然像是武职，但从性质上看，它们与东省文散官相当类似。其实早在北魏道武帝时，“三都尉” (即奉车都尉、驸马都尉及骑都尉)，就已是文散官之比了^[29]，尽管它们名似武职。这就提示我们，西魏朝廷“拉”入西省武号来填充文散官序列的空位，乃是渊源有自，而不是没有依据的。
 　　为填充空位，西魏统治者还新创了一些官名。奉骑都尉，应是来自此前的骑都尉。冗从给事一职，似融汇冗从仆射、给事中二名而来。冗从仆射亦西省官，在北魏，有侯刚以虎威将军、于纂以明威将军、贾显智以伏波将军与之“双授”。此外如“九命”中的武贲给事、武骑侍郎、强弩司马、积弩司马、武骑司马、武威司马、殿中司马、员外司马等等名号，看上去也是昔日西省积弩将军、积射将军、武骑常侍、殿中司马督、员外司马督等等的重新组合变换。这些形为武职的官名，因其来源，其实此前都已具有文散官的意味，至少在被“拉”入了九命的散官序列之后，便都具有了文散官意味了。
 　　在北魏《后职令》中，侍中与银青光禄大夫、常侍与太中大夫居于同品，遂造成了重合。按，侍中、常侍与诸大夫本是性质不同的加官，所以常有并授现象。如田益宗以征南将军加金紫光禄大夫、散骑常侍，杨宽以骠骑将军为散骑常侍、右光禄大夫，王诵以前军将军为散骑常侍、光禄大夫。不过经西魏的整理，侍中、常侍专与骠骑、车骑大将军双授，消除了重合现象，与诸大夫等并入了一个统一序列。
 　　北魏后期被“双授”的军号与散官，二者间虽然有大致对应关系，就是说二者品级相近而不会相差悬殊，但就诸多实例看，那仍无定制。如骠骑大将军、车骑大将军二号，有加仪同三司者，有加开府仪同三司者；有加侍中者，有加常侍者。“双授”组合的混乱多样，使官员地位丧失了简明划一的高下比较。于是，西魏统治者着手使之整齐化：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侍中为一固定组合，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散骑常侍为一固定组合。同样，诸大夫与军号的“双授”，其等级对应在魏末曾十分杂乱，而在西魏“九命”中，这也得到了彻底的厘清。
 　　总之，由于“双授”制度，军号便把一大批来源不同、零散杂乱的散官，“拉”入了与军阶对称的各个空位，使之形成为又一个完整划一的序列，有如军阶序列的镜中映像一般。与之同时，军阶业已具有的“本阶”性质，便由于这种对应关系而传递给了散官；也就是说，早已发展为“本阶”的军号序列，又把这些依然滞后于“散官”阶段的官职，“拉”入了与军号并驾齐驱的“阶官”境界。就是这样，军号“拉”出了一个整齐完备的文散阶序列。
 　　“双授”对文散官的本阶化和序列化，曾是一个强劲的“拉动”因素。尽管孤立地看上去，北魏后期“督将兵吏无虚号者，五等大夫遂致猥滥，又无员限”，是个令人摇头蹙眉的弊端，不过正是由此“弊端”，西魏得以完成了一次散官制度的飞跃。由西魏“九命”制度，原本在各品级上杂乱分布的军号，变得分布匀称、结构清晰了；同时一个与军号分立的文散官序列，也在军号的强劲“拉动”下呱呱堕地，并已明确无误地呈现为“本阶”序列。这个序列的渊源及进化历程，在史籍中原是斑斑可考。

 　　下面，就已到了本文各节论点的时候了。首先我们在有关史籍中发现，西魏“九命”中已经存在着两个并立的散阶序列了：一个军号序列和一个散官序列。当上溯汉代禄秩体系，下观唐官品中的职事官与文武散阶体系之时，我们认为对于官员等级制从“职位分类”为主到以“品位分类”为主的演进历程，“九命”体系构成了重大转折之点。其次，从西魏“九命”中军号和散官的排列看，我们认为其间存在着一一对应关系；并进而以充分的史料，证明了二者的“双授”惯例的存在。第三，我们转向此前的时代考察“双授”的渊源，发现这种“双授”在北魏就已萌生，在北魏后期它就已迅速泛滥开来并成为“时尚”了。最终，本文的分析说明，魏末的“五等大夫”等散官的普授和“双授”构成的名号滥授，有力地促进了有关散官向“散阶”的进化；尤其是“双授”，它使在“本阶化”进程中先行了一步的军号序列，得以发挥出一种特别的“拉动”作用，从零散而不成序列的各种散官中，“拉”出了一个整齐完备的文散阶序列。这也就意味着，包括散官普授和“双授”在内的名号滥授，本来是一种无可置疑的弊端，然而就是从这种“弊端”之中，发展出了一种颇有生命力的新生事物。
 　　以上讨论，当然远没有结束我们的研究兴趣。我们的视野，进而及于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在南朝政权下，就没有发生相近的制度变迁呢？在西魏北周出现了如上改革成果之时，在东魏北齐又发生了些什么？对学者向来关注的南北朝与隋唐制度源流关系问题，上述官员等级制度的进化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新认识？不过一篇文章显然是容纳不下这么多内容的，为此我已另外成文专论，就不赘于此了。

[1]陈苏镇：《北周隋唐的散官与勋官》，《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下面引用此文时，不另出注。

[2]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周书札记·官品排列次序”条，中华书局，1985年。下面引用此文时，不另出注。

[3]为免枝蔓，相应的考述我已另成《西魏北周官制的尚左尚右问题》一文，将刊于《北大史学》第5辑。兹不赘述。

[4]可参看杨百揆等：《西方文官系统》，“走向未来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章。

[5]对于汉代，我们有理由把爵位的因素排除在外。正如《通典》卷36《职官十八》所言：“二汉并有秦二十等爵，然以为功劳之赏，非恒秩也。”

[6]《旧唐书》卷22《职官志》。

[7]《通典》卷34《职官十六》，贞观11年令。

[8]就职务与本阶分离业已为二而言，我们认为这已经具备了“品位分类”的最重要特征。当然，我们也不想把文武阶官制与的“品位分类”制完全等量齐观。阶官皆有官名，这就不同于现代。俸禄、礼遇及其他各种特权，是取决于职事官还是本阶，这在各时期都有很复杂的情况，并在经常变化。唐制，“与当阶者皆解散官”，散官与职事官同品就要解除散官，这也与今有异。唐初俸钱依本品授给，乾封、开元时则改按职事品授予。但唐代后期由于“使职差遣”逐渐盛行，不少职事官又趋于“阶官化”了，至宋初遂演变出以“寄禄官”为本阶之法。不过元丰改制后，复以散官为寄禄阶官。对唐代阶官，可参看马小红：《试论唐代散官制度》，《晋阳学刊》1985年第4期；张国刚：《唐代的阶官与职事官的阶官化论述》，《中华文史论丛》1989年第2期；黄正建：《唐代散官初论》，《中华文史论丛》1989年第2期。对宋代阶官，可参看朱熙瑞：《制度通史》第6卷，第10章第3节“官员的品阶、加官和俸禄”，人民出版社。

[9] 按，此《造像题字》无年代，毛凤枝《关中金石存逸考》卷十谓近于后周作品。今由平东与右银青光禄之“双授”，知其必为北周之物无疑。

[10] 1999年6月下旬应邀赴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访问期间，刘淑芬女士介绍所藏石刻拓片整理工作，其时得见。特此致谢！

[11] 隋开皇年间的造像题名沿用前朝官号，其例又如《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二四开皇六年《龙藏寺碑并阴侧》，其题名列衔有云“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内邱县散伯”者，“跋语”考之《隋志》，谓“然则此数人者，皆齐官而非隋官矣”。

[12] 《庾子山集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许逸民先生《校勘记》(第946页)，据《文苑英华》及屠本谓“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中“开府”二字衍，其说是。按《郑伟墓志》下文又云：“常伯位重，霍去病之登朝；上将官尊，公孙敖之出塞”，这“常伯”正是就侍中而言的。

[13] 引自《魏晋南北朝敦煌编年》，第228-229页。

[14] 《唐代墓志汇编》贞观058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6页。

[15]《唐代墓志汇编》贞观117号，第82页。

[16]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以下所引墓志均据此书。

[17]按，原文作“寻授散骑侍郎”，这个“侍郎”必为“常侍”之误，迳改。

[18]《魏书》卷47《卢义僖传》：神龟中转冠军将军、中散大夫；后拜征虏将军、太中大夫，“散秩多年，澹然自得”。又《魏书》卷47《卢昶传》：“永熙中，除右将军、太中大夫，栖迟桑井而卒。”

[19]《魏书》卷19下《元燮传》：“世宗初，袭拜太中大夫。”同书卷20《元延明传》：“袭，世宗时，授太中大夫。”《元延明墓志》：“起家太中大夫。”《北史》卷36《薛辩传》：薛孝绅，“袭爵，位太中大夫”；《北史》卷37《田益宗传》：“少子纂袭(袭其父田益宗曲阳县伯之爵)，位中散大夫。”

[20]参看《魏书》卷62《高道悦传》：“转治书侍御史，加谏议大夫，正色当官，不惮强御”，孝文帝赞其“居法树平肃之规，处谏著必犯之节”；卷68《甄琛传》：太和初“迁谏议大夫，时有所陈，亦为高祖知赏”；卷78《张普惠传》：“转谏议大夫。(任城王)澄谓普惠曰：不喜君得谏议，唯喜谏议得君”，张普惠自谓“我当休明之朝，掌谏议之职，若不言所难言，谏所难谏，便是唯唯，旷官尸禄”，庄弼赞其“明侯渊儒硕学，身负大才，秉此公方，来居谏职，謇謇如也”；等等。又卷113《官氏志》，道武帝天兴中置“训士”，“职比谏议大夫，规讽时政，匡刺非违”。

[21]黄惠贤：《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4卷魏晋南北朝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07-408页。

[22]叶其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将军及有关武职官印》，《秦汉魏晋南北朝官印研究》，相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90年。作者所搜罗武号官印88枚，其中所见将军号70余。

[23]《北史》卷40《甄琛传》。

[24]《唐六典》卷1。

[25]《金石萃编》卷31。

[26]以上分见《魏书》卷58《杨津传》，卷58《杨遁传》，卷65《李奖传》及《元晖墓志》。

[27]《魏书》卷77《羊深传》。

[28]《魏书》卷113《官氏志》宣武帝正始4年诏：“五校昔统营位，次于列卿；奉车都尉禁侍美官，显加通贵。世移时变，遂为冗职。既典名犹昔，宜有定员，并殿中二司马亦须有常数。今五校可各二十人，奉车都尉二十人，骑都尉六十人，殿中司马二百人，员外司马三百人。”以上所涉，都是西省散官。奉车都尉“显加通贵”，是为加官，此时已成冗职散官。至于五校，从其员额达“各二十人”之多一点，便可知其早已与营兵无干，亦成散职。五校与军号的双授，亦颇常见，如王仲兴除折冲将军、屯骑校尉；后除振威将军、越骑校尉。又如刘文英以游击将军、刘道斌以广武将军与步兵校尉“双授”；封和以建威将军与屯骑校尉“双授”；张元宾以中坚将军与射声校尉“双授”、杨钧以中垒将军与长水校尉“双授”。从五校之例，亦可旁证左右中郎将、奉车都尉、武骑常侍等西省散官虽名为武职，但与文散官已颇为接近了。

[29]据《魏书》卷113《官氏志》，道武帝时定制文散官五品：“五品散官比三都尉，六品散官比议郎，七品散官比太中、中散、谏议三大夫，八品散官比郎中，九品散官比舍人。”“三都尉”即奉车都尉、驸马都尉、骑都尉，均为文散官之比。又，疑六品散官应比三大夫而七品散官应比议郎，《官氏志》误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