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1990年中国近代史研究概述

1．关于近代史的基本线索80年代以来，史学界对什么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展开了争论，主要观点有：以阶级斗争为线索的“三次革命高潮”（太平天国、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辛亥革命）说、反映资本主义趋向的“四个阶梯”（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说和“民族运动”说。近几年继续讨论，有人以资本主义近代化为线索；有人以独立的资本主义近代化为线索(徐泰来：《关于中国近代史体系问题》，《湘潭大学学报》1988年1期。)；有人认为中国近代史的红线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和不发展”而“不发展又是事物的主流”(汪敬虞：《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研究》1988年5期。)；有人以“一条主线”和“两个过程”相结合为基本线索(夏东元：《110年中国近代史应以戊戌变法为分段线》，《历史研究》1988年4期。)；有人认为毛泽东的论断“两个过程”是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最确当的概括(张海鹏：《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求是》1990年3期。)；有的主张以反帝民族革命和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为基本线索(姜铎：《关于中国近代史发展线索之管见》，《社会》（上海）1988年2期。)；有些论者认为，多角度研究中国近代史，可以多种线索并存(俞政：《多角度考察与中国近代史的线索体系问题》，《苏州大学学报》1989年4期。)。

　　2．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

　　过去，近代中国社会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似已成定论。近几年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提出了不同理解和认识。有的认为，半殖民地指国家地位丧失独立，半封建才是指社会形态，其另一半即指半资本主义；前者系向下沉沦，后者为向上发展(《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再认识》（林有能）；李时岳：《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答记者问》，《学术研究》1988年6期。)。另一种观点认为，半殖民地与半封建不能分割，半殖民地不仅指国家地位，还有特定的内涵（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经济），半殖民地半封建是向下沉沦的过程(汪敬虞：《中国近代社会、近代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6年6期。)。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起止时间也有不同看法：有人主张以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为中国由封建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界标(《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再认识》（林有能），《学术研究》1988年6期。)；有人主张辛丑和约为中国半殖民地地位确立的标志；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为中国由封建社会进入半封建社会的标志(李时岳：《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几点思考》，《历史研究》1988年1期。)；有人主张半封建从洋务运动起至辛亥革命止，民国时期中国社会性质为资本主义社会，半殖民地则从鸦片战争起至抗日战争胜利中国完全独立为止(俞政：《多角度考察与中国近代史的线索体系问题》，《苏州大学学报》1989年4期。)。还有的人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之一种类型(陈胜粦：《关于近代中国社会形态的重新认识问题》，《学术研究》1989年2期；《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再认识》（林有能），《学术研究》1988年6期。)。有的则主张撇开五种社会形态的模式，而从人类社会文明史的角度看，说近代中国社会是从中古封闭的农业社会向近代开放的社会过渡的社会形态(《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再认识》（林有能），《学术研究》1988年6期。)。

　　3．关于中国近代史的阶段划分

　　近几年对中国近代史的阶段划分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对从1840年至1949年的中国近代110年的历史，有的主张以1898年戊戌变法为分段线。前58年为资本主义经济酝酿发生和发展的时期；后52年为在政治上实行变封建式的专制独裁为民主的政治改革，以期适应资本主义更好的进一步发展(夏东元：《110年中国近代史应以戊戌变法为分段线》，《历史研究》1988年4期。)；有的主张以政权更迭为分期界标，将近代史分为晚清政府时期、北洋政府时期、中华国民政府时期三段(邱观建：《对中国近代史的几点思考》，《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4期。)；有的主张按中国化过程分期，将近代史分为清末和民国两个时期(丁日初：《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简论》，《历史教学》1990年2期。)，与此相类，有的提出以中华民国成立为标志，中国近代分前后两期，前期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形成期，称中国近代史，后期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终结期，称中国现代史(李时岳：《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答记者问》，《学术研究》1988年6期。)。

　　4．关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

　　对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关重要的课题——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近几年继续取得进展。继1983年上海第一次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学术讨论会后，1988年11月在南昌举行了第二次讨论会。

　　关于中国资产阶级有无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区分的问题，有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提出官僚资本主义问题，特指国民党统治时期，系政治概念。后进国家依靠政权移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般的国家资本不能称作官僚资本。在资本形态上，官僚私人投资与一般中私人投资相同，均属私人资本。洋务运动时期，洋务企业中出现的是民族资本家，而未出现官僚资产阶级。另一种观点坚持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有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部分。洋务运动时期官僚资产阶级就已出现，至国民党时期“四大家族”最后定型。旧中国官僚资本就是国家资本，在具体企业里官股股东资格，直接代表和支配国家资本，表明了官僚资产阶级身份(沈祖炜：《近几年国内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述评》，《历史研究》1989年2期。)。

　　对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过去作上、中、下层的区分，并将这种阶层划分与政治态度上的左、中、右对应起来。有的学者认为，资本家无不希望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他们的政治态度是随革命高潮低潮的起伏而变化的，不是按“上、中、下——左、中、右”公式表现的。关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一种观点认为，他们在近代中国是时代中心，对反封建斗争和发展资本主义起积极作用。另一种观点认为，19世纪60年中时代中心仍是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只在20世纪初年到五四前十年中充当了时代中心，有人甚至认为，就是这十几年里，资产阶级也没起多大作用。有人还认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沈祖炜：《近几年国内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述评》，《历史研究》1989年2期。)。

　　关于资产阶级的形成，过去一般都认为较晚。有的学者提出，如果承认兼有买办职务或不兼买办职务的进出口贸易商人是我国最早的民族资本家，那就可以确定民族资产阶级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开始形成了(沈祖炜：《近几年国内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述评》，《历史研究》1989年2期。)。

　　近几年对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本集团和近代商会组织均有不少研究。有天津市档案馆、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合编有《天津商会档案汇编》和夏东元著《盛宣怀传》、虞和平编《经元善集》等书出版。

　　5．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拓宽

　　近几年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继续拓宽，除经济史、文化史、中外关系史研究取得进展外，突出的有近代军事史和社会史研究的开拓发展。1986年12月举行了首届近代军事史学术讨论会，并成立了近代军事史学会。中国近代战争史、中国近代军事史的著作均有出版。1986年中国社会史学术讨论会后，近代社会史研究受到重视，对秘密社会，社会风尚、意识心理，人口，租界，移民，灾荒等诸多社会生活问题的研究均已着手，出版有蔡少卿著《中国会党史研究》、李文海主编《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等著作。

　　二　晚清史研究

1．鸦片战争

　　近几年对鸦片战争中清统治阶级内部的立场态度研究有新的认识。如鸦片战争前夕关于禁烟的争论，并不存在弛禁和严禁两派的斗争，更不能与后来的抵抗、投降方针联系起来，是道光帝的禁烟态度影响了内外大臣(朱金甫、郦永庆：《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禁烟问题新探》，《人民日报》1986年1月6日。)。过去对林则徐的被黜，说成是清廷投降主义和扶满抑汉政策所致，现在研究者指出，原因在于林则徐违反了道光帝的“护国体、避边衅”的对外政策，以启边衅罪被黜(见王纪河：《1988年近代史研究中提出的新说五种》，《教学》1989年6期。)。

　　2．太平天国

　　近几年出版的资料著作有《天父天兄圣旨一新发现的太平天国珍贵史料》（王庆成编注），《太平天国运动》（王戎笙、龙盛运、贾熟村、何龄修著）。一般研究均在细部深入探讨。在对太平天国历史作用的分析中，提出了太平天国与近代化的关系问题。一般学者均认为，太平天国对中国近代化起了积极作用，表现在：它打击了清王朝封建统治秩序，引发了洋务运动；《资政新编》是推进中国近代化的纲领，显示出先进中国人为国家近代化绘制了蓝图(李时岳：《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几点思考》，《历史研究》1988年1期；茅家琦：《太平天国革命对中国近代化的过程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太平天国与中国近代化笔谈》，《宝鸡师院学报》1989年2期。)。有的学者说：太平天国促使小农大和它的商品率大提高，对资本主义近代的产生起了“助产”作用(夏东元：《110年中国近代史应以戊戌变法为分段线》，《历史研究》1988年4期。)。但也有反对将太平天国与资本主义近代化联系起来的意见，说农民造反与资本主义的发生无必然联系，《资政新编》是由洪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