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农民起义研究的死胡同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9-06
关键词：土地价格 人口饱和 王朝威望 联系环节
一、问题的提出
毛泽东在《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这一论断为农民起义研究定下了基调。
为了解释农民起义如何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界曾经有人提出一种“让步政策论”。他们认为，在王朝后期，剥削率高，农民负担达到“见什税五”的程度，沉重的剥削使农民根本无力扩大再生产，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新王朝的统治者被迫采取“让步政策”，农民负担降到“三十税一”，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用统治者的“让步政策”来解释农民起义后农民负担减轻、生产力恢复和发展的事实，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它无法解释，既然统治者已经把农民起义镇压了下去，胜利者还有什么必要再对失败者让步呢？
这一致命的缺陷被“让步政策论”的反对者抓住不放。他们指出，统治阶级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和危机，在农民起义之前，有可能对农民阶级采取一些“让步”措施。但在镇压农民起义之后，地主阶级就不可能再对农民阶级实行“让步”。对于大起义后农民负担减轻的事实， “让步政策论”的反对者也不能给予令人信服的解释。由于不能解释大起义后农民负担的减轻，也就无法解释农民起义如何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这样，在中国古代史中占有十分重要地位的农民起义问题上，历史研究走进了死胡同。下面我们应用学原理，从经济运行的动态过程分析农民起义的原因和作用。
二、“让步政策”是地价降低的结果
探讨农民起义和让步政策，需要利用关于“公共产品”的理论。
所谓“公共产品”，是指像国防、、立法等一些不通过市场交换，而由政府提供的商品和劳务 。提供公共产品需要建立机构和雇用人员，所以公共产品也有生产成本。自从人类进入农业定居以后，就必须有人提供保护和公正等公共产品，社会才能够维持下来，直至现在，政府仍然主要是为它的居民提供“保护和公正”等公共产品，而以税收 作为报酬的组织。从这一原理看，赋税就是居民为消费公共产品而支付的费用，所以不属于国家对居民的剥削。
农民因租种地主土地而向地主交纳的地租，则是土地的价格。同一般商品价格由供求关系决定一样，地租的高低并不由地主的剥削意愿或者农民的支付意愿单独决定，而是双方讨价还价的结果，它取决于土地和劳动这两种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中国的实际情况往往是，地主直接雇佣长工进行剥削（这一剥削形式也可以用经济学原理解释）。雇工剥削虽然 与地租剥削的形式不同，但剥削程度仍然是双方讨价还价的结果。但是随着人口的增长，土地和劳动的供求关系就将发生变化，地租雇工工资也会相应变化。一般情况是，在王朝统治后期，各地人口已经大大增长，往往达到饱和的程度，而土地却大体不变。饱和人口作用于不变的土地，使劳动价格相对于土地价格大大下降，于是雇工工资大大下降或者地租大大上升。据历史记载，在某些时期，赋税和地租合起来达到“见什税五”的程度，这一记载使得用固定眼光认识历史问题的学者得出结论说，在古代中国，地主阶级的剥削率大大高于西欧领主对农奴样的剥削，导致农民无力发展生产，造成社会的长期停滞。但又有人指出汉文帝时国家规定“三十税一”，这一“剥削率”比西欧领主的剥削率还低，所以用“沉重的剥削”来解释社会的停滞是难以成立的。
简单的道理是，所谓“剥削率”在历史上是一个波动幅度很大的变量，在人口增长时剥削率上升，人口减少时剥削率下降。在农民大起义以后，饥荒、战乱和瘟疫往往毁灭了大量人口（据说东汉末年的起义和战乱使人口下降了80—90%，至少下降了2/3），大部分地主被农民起义所消灭或被迫逃亡，幸存者也家境破落，下降为自耕农民。雇农和佃农也大都获得土地，不需要再租种地主的土地（或给地主扛长工），不再受地主剥削了。从整个社会看，人均耕地面积大大上升，幸存人口已经无力耕种全部土地，于是劣质土地就被弃置不用（曹操实行屯田，就是尽量利用幸存人口耕种被弃置的土地）。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地主还拥有土地，也难以找到可供他剥削的农民。自耕农民则都耕种着自己的土地，除了向国家交纳赋税（三十分之一）以外，不需要交纳地租。但传统观点把国家赋税也称为“剥削”，于是就认为新王朝建立 后“剥削程度大大减轻”。
可见，大起义后农民负担的减轻，不是统治者对农民实行“让步政策”，而是人口下降土地丰裕后土地价格降低的结果。 三、人口降幅大于粮食减幅
按照马尔萨斯原理，只要生活资料增长，人口一定会坚定不移地增长，但饥荒、战争和瘟疫又对人口增长造成抑制。上人口多次大起大落，都是体现了马尔萨斯所归纳的人口原理。但中国的特点是。人口波动幅度很大，大起时成倍增长，大落时甚至落到只有原来的几分之一。中国人口为什么会如此大起大落呢？
至迟从春秋时代起，中国就形成了以单一粮食作物为主的消费结构，粮食的替代物品很少。粮食的特点是需求弹性很小。为了简化我们的研究，我们假定粮食需求与人口数量成正比。在这一假设条件下，粮食每增加一倍，就可以多供养一倍的人口。如果把粮食作为自变量，那么可以供养的人口就是粮食的函数。历史上每次人口增长，都是粮食增长的结果。但是，正比关系不能用来分析粮食下降时人口下降的幅度。例如，我们假定人口饱和时，粮食产量正好能够供养饱和人口，根据正比关系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说，当粮食减产10%时，所能够供养的人口也将减少10%，即能够养活现有人口的90%。这一推理成立的条件是，即将被“淘汰”的人口在粮食刚产下时不消费粮食就全部死亡，以便将所产粮食尽可能地供养最终活下来的人口。可惜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如果我们不考虑农户的贫富差别，那么所产粮食就大致均匀地分散在农户手中。由于正常年景粮食刚好能够维持饱和人口，所以粮食短缺就会使绝大多数农户在下一季收获前都有断粮的危险。初看起来，10%的减产幅度似乎并不严重，但由于农户无往年存粮，所以减产10%就意味着一年中短缺36天的口粮。有机体的消费具有连续性，不要说36天，只要10天不吃东西就会全部饿死。当然，人们不会把绝粮断食安排在连续的36天之中，所以实际情况比我们设想的要复杂得多。一般地，粮食短缺会迫使人们以米糠、野菜、树皮、草根、烂肉等充饥，致使健康恶化，对疾病抵抗力降低，老弱病残者首先大批死亡……如果减产幅度大大超过10%或者连续数年发生天灾，对人口的毁灭程度就会非常可怕。历史上中国人口多次大起大落，主要就是这一原理造成的。1960年春天青黄不接时饿死人的情况，为我们认识粮食减产与人口下降的关系提供了难得的例证。欧洲的情况大不相同，那里条件多样化，食物结构复杂，替代食品种类较多，灾荒时就不容易饿死太多的人，所以历史上人口的波动幅度远没有中国剧烈。中国天灾的波动幅度大，食物结构单一，所以人口饱和时对天灾的承受能力很低。死亡人口大都在消耗了自己的全部粮食直到生命耐力无法承受时才“退出历史舞台”，导致了历史上中国人口的大幅度下降。如此简单的原理却往往被人忽略，以致常常无法理解历史上人口的大幅度波动。
四、人口饱和是农民起义的前提条件
历史上许多农民起义由天灾引发，最后导致了王朝的兴亡。最明显的例证它们要数绿林赤眉起义和李自成起义，分别导致新莽政权和朱明王朝的灭亡以及东汉王朝和满清王朝的建立。于是很多人认为，自然灾害是农民起义和王朝兴亡的根源。
但是实际上，大面积严重的自然灾害（在中国主要是旱灾）并不都具有改天换地的力量。统计资料表明，在一个长寿王朝统治的二百多年中，天灾分布并没有明显。不过在王朝初期，人口少而土地多，正常年景农民会有结余，遇到小灾粮食还会够吃，如果遇到大灾，可以动用往年的储备，一般农民还能够生存，这就不会发动或参加起义。即使某一地区发生起义，起义规模也不会太大，一般不会危及王朝的生存。但是人口饱和以后，天灾的作用就大不相同了。在古代条件下，风调雨顺时中国土地（所产粮食）可以供养6000万人口，但严重天灾时，或许只能够供养1000万。当许多农民无法生存时，就必然会爆发大规模的起义。历史记载中王朝末年的天灾显著，完全是由于人口饱和后，社会已经无力承受自然灾害的打击所致。此时，任何改革也无济于事，再英明的统治者也无法挽救王朝衰亡的命运。西汉末年，王莽以自己的勇气和决心实施改革，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拥戴，从而代汉称帝，建立了“新”朝，但不久却葬身于天灾引发的农民大起义中。王莽的下场表明，由人地矛盾和天灾引发的生存危机，非人力所能解决。
在中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是自耕农，他们是社会稳定或战乱的基础。只要自耕农的生活能够勉强维持，他们就不会丢下妻儿老小去参加什么起义。当人口饱和时，劳动报酬递减规律必然导致自耕农贫困，贫困是他们参加起义的前提。因此，尽管大规模起义的起因和导火线可能比较偶然，但人口饱和都是最基础性的原因。五、提供公共产品使王朝享有威望
传统阶级斗争理论认为，汉高祖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背叛了农民阶级，由农民起义领袖变成了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的总代表。光武帝刘秀和唐高祖李渊，则是代表地主阶级窃取和利用了农民起义的伟大成果。
但是人们又几乎公认，刘邦、刘秀、李渊、朱元璋这些开国帝王，在百姓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这就产生了一个疑问：压迫和剥削农民阶级的专制帝王，何以在农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呢？
按照公共产品理论，统治者是公共产品的“生产者”，而被统治者则是公共产品的“消费者”。在的上，统治者包括专制王朝以及国家的各级军政长官（官吏），而被统治者则包括所有上没有特权，上必须向国家缴纳赋税的人。大量历史资料表明，历史上大部分地主阶级成员，都既要向国家交税，又没有什么政治特权，所以应该属于被统治者。这样，被统治者就包括雇佃农、自耕农和地主三个阶层，其中自耕农占大多数。
地主阶级在社会中具有双重身份，他们既是剥削者，又属于被统治者，所以在特定情况下，他们也会参加反对统治秩序的起义和斗争。
早已有人发现，朱元璋参加的反元起义与李自成领导的反明起义，起义基础、过程和最终结局都有很大不同。考虑历史上八次全国规模的起义，秦末大起义、绿林赤眉大起义、隋末大起义和元末大起义这四次起义，参加者不仅有贫苦农民，而且还有广大地主阶级成员；而黄巾起义、黄巢起义、李自成起义和太平天国起义的参加者，却几乎都是被生活所迫的贫苦农民。为了全面认识“农民起义”，我们有必要把两类起义进行区分。笔者把包括地主阶级在内的全体被统治者参加的起义称为“社会起义”，而把只有贫苦农民参加的起义叫做“贫民起义”。这样，历史上真正代表“贫苦农民”利益的起义领导人，依次有张角、黄巢、李自成、洪秀全等（毛泽东也是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领袖）；而刘邦、朱元璋参加和领导的起义，是包括地主阶级在内的全体被统治者的起义，所以他们是“社会利益”的代表而不只是“农民利益”的代表。尽管汉光武帝刘秀和唐高祖李渊都出身于地主阶级，李渊还是统治阶级中的一员，但他们参加、领导或利用农民起义，并不是单纯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而是当时整个“社会利益”的代表。
地主阶级优越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大都愿意维护统治秩序。正因为如此，所以历史上很少出现地主阶级也积极参加的反对专制王朝的起义。四次全国规模的“社会起义”，与一般的“贫民起义”发生的背景大不不同，起义的过程和结局也大不不同。全面分析两类起义的背景（基础）、过程和结局，已经超出本文的论题，有机会再详论。
“社会起义”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推翻专制王朝并不困难（而贫民起义推翻专制王朝却非常困难）。不过，在社会由混乱走向有序的过程中，争夺帝位者远不只一个，谁能实现“皇帝梦”，就看谁最能够利用所有被统治者的力量。刘邦、朱元璋出身于社会的下层，所以号召贫苦农民可能比较容易，但他们要获得地主阶级的支持，则肯定要比出身于豪强地主的刘秀更为困难。但是，刘邦、朱元璋毕竟吸引了不少地主阶级成员参加他们的队伍，完成了在全国建立统治秩序的任务。当然，从根本原因上分析，他们之所以能够利用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建立统治机构，并不是因为他们比农民领袖李自成更有才干因而更能知人善任，而是因为推翻统治秩序也符合当时地主阶级的利益。地主阶级利益的这一趋势，显然并不是刘邦和朱元璋所创造。既然利益驱使许多地主阶级成员也参加了起义，那么起义领袖究竟是出身于农民还是出身于地主倒并不重要，因为他们都不只是代表他们出身的那个阶级，而是代表了当时社会的共同利益。刘邦和朱元璋在战乱中建立了统治机构，为社会各阶层人民提供了公共产品，这些活动符合全社会的利益，当然也符合“农民阶级”的利益。过去往往认为刘邦和朱元璋在起义胜利后背叛了农民阶级，这一认识显然是不正确的。刘邦和朱元璋从来也没有背叛农民阶级！
以自耕农民为主体的广大人民往往对王朝和帝王怀有爱戴和崇敬之情，也可以用公共产品理论予以解释。稳定有序的社会结构，对全体人民都具有实际利益。在混乱局面中“打江山”的开国皇帝，为战乱的社会建立了提供公共产品的机构，使得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所以在百姓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从经济学观点看，专制王朝之所以在人民中享有威望，就是由于它们为社会提供了“保护和公正”等公共产品。
六、三阶段循环和重要例外
我们知道，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一次大分裂时期，隋朝用兼并战争实现了统一，但很快被全国规模的“社会起义”推翻，最后由李渊、李世民父子建立了大一统的李唐王朝。这一阶段突出显示了中国历史循环的特点。中国宏观历史运行的一般过程是：分裂割据经兼并战争建立统一王朝；兼并王朝被“社会起义”推翻（短命而亡）建立长寿王朝；长寿王朝发生“贫民起义”又形成分裂割据……分裂割据、短命王朝、长寿王朝三个阶段构成历史循环的一个周期。在两千多年中，中国历史大致经历了战国分裂到秦两汉统一，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分裂到隋唐统一，五代十国宋金辽的分裂到元明清的统一三个周期。
很明显，长寿王朝东汉紧接西汉，清朝紧接明朝，都是历史运行中的重大例外，这两次例外是由王莽代汉和清军入关这两次“偶然”事件引起的。如果忽略（这一忽略会使很多人难以接受）这两次例外，“整齐划一”的中国历史就可以用经济学原理给予非常简明的解释。
分裂割据由兼并战争实现统一，可以用公共产品理论予以解释。在古代社会中，“保护和公正”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公共产品。公共产品具有规模经济效益。就边境防卫来说，可以认为所需费用与边界长度成正比，但就收益来说，则大致与领土的面积（以及对应的人口）成正比。简单地数学原理是，面积扩大100倍，周长才扩大10倍。随着国家所辖范围的扩大，总收益按面积成比例增加，而成本却所增无几，这就带来纯收益的增加。这一收益如果在统治者和老百姓之间进行“合理”分配，则对双方都有好处。所以统治者都极力扩大统治范围，而居民都拥护建立统一国家。在长期分裂割据以后，那些物质资源和人口资源（结合起来就是军事力量）丰裕的政权，就能够由兼并战争实现统一。历史上秦、隋、元的统一都是如此。
由兼并战争实现统一的王朝（秦、隋、元）都是短命的，它们都引发了“社会起义”，此后建立了长寿王朝。兼并王朝何以都短命呢？
兼并王朝秦、隋、元都是在长久的分裂割据以后出现的。在分裂割据时期，地方政权也为各地提供了公共产品，因而社会秩序稳定，人口和经济增长。由兼并战争实现了统一的中央王朝，虽然从宏观上解决了与地方王朝的政治矛盾，但不可能将地方各级政权全部打乱重新组织，因而不具有稳固的结构；另外，各地被消灭的政权及拥护他们的军政官僚、知识分子，一有机会也会参加反对中央王朝的起义，从而形成由社会各阶层参加的“社会起义”；最后，兼并王朝很难在割据地区形成王朝正统观念，不能在全国百姓中产生足以维护它的向心力；更为基础的原因是，在分裂时期，稳定的社会秩序使各地人口大大增长，统一政权建立时已经基本饱和，导致居民生活贫困。但贫困人口并没有从国家统一中获得任何好处，于是就将不满情绪指向“外来的”兼并王朝，一有机会就会参加推翻中央王朝的起义或战乱。所以兼并王朝都很快被推翻，成为与长寿王朝反差很大的短命王朝。传统观点把秦和隋短命而亡归咎于“暴政” 实属肤浅，因为“暴政”也是经济人理性选择的结果。退一步说，即使兼并王朝由刘备那样爱民如子的帝王来统治，它们大概也不会维持得更为长久。
在“社会大起义”之后建立的汉、唐、明三个大王朝（实际上也可以把东汉和清朝包括进去）都延续了二、三百年，道理是不难解释的。起义和战乱使社会中的每个成员都深受其累，人心思治，渴望建立稳定的秩序，新王朝的建立，得到全社会的广泛拥护，王朝基础稳固；起义和战乱破坏了社会经济，毁灭了大量人口，人地矛盾彻底缓解，也为新王朝留下了充分的发展余地；统治者利用开科取士制度吸收地主阶级精英参与统治，使得地主阶级与统治王朝的利益长期保持一致；长久的统治使得统治王朝获得了真命天子的正统地位，这就很难发生反对中央王朝的起义。当王朝后期由人口增长导致的人地矛盾危机引发起义时，这些起义只可能由贫苦农民参加，而广大地主阶级成员则不但不会参加起义，而且还会积极参与对起义的镇压，所以历史上的“贫民起义”都归于失败。但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各地都崛起了许多军事集团，中央王朝则无力控制他们，于是形成分裂割据的局面。三国两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宋金辽时期的两次大分裂，都是这样形成的。
按照一般，大一统王朝后期发生的起义必然是“贫民起义”，此后导致分裂割据。但西汉的情况却比较特殊，在“贫民起义”出现之前，首先发生了王莽代汉称帝的事件。王莽实行的改革没能满足广大贫困农民百姓的愿望，又惹恼了拥护西汉王朝的地主阶级成员，当人口饱和外加天灾引发了绿林、赤眉大起义（贫民起义）时，这一起义迅速扩大演变为各阶层共同参加的“社会起义”，最后产生了与“社会起义”相同的结局——又一个长寿的大一统王朝（东汉）。
清朝代明的情况又有不同。明朝后期，满族建立的后金政权在东北崛起，它迫使朱明王朝分兵遏制其向本部的扩张，这就削弱了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力量，为李自成攻占京城造成了机会。也许更为重要的是，清军的势力使明朝皇室在“贫民起义”攻入北京时没有回旋余地，结果崇祯皇帝被迫自尽于煤山，导致明王朝迅速垮台。可以设想，假如没有满清势力对明王朝的“夹击”，那么崇祯皇帝在李自成即将进入北京时也会象唐玄宗李隆基抛弃京城长安一样从北京撤出，到外地组织力量继续与农民军对抗，那么明朝就不会直接被“贫民起义”所推翻（这在历史上是仅有的一次），国家就会出现汉末或唐末那种分裂混乱的局面……清军入关使中国本部掺入了一个重要的“外生变量”，从而大大改变了历史进程，使中国历史又一次出现了连续两个大一统的长寿王朝。
对中国本部的历史发展来说，王莽代汉和清军入关都可以认为是偶然事件，但它们却大大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七、农民起义既未促进也未阻碍社会的发展
我们知道，历史上中国农民起义的次数和规模远远超过世界上其它国家和地区，例如西欧的农民起义就远不如中国的农民起义规模巨大而且频繁。假如只有农民起义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那么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应当最高。事实上，明清以来，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欧。因此，所谓“农民起义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观点，与事实并不符合。
另有人认为，农民起义后人口减少，经济下降，使社会退回到原来的状态，所以农民起义对社会发展具有“反动作用”。这种观点实属牵强，因为前后相继并不等于前因后果。起义农民的内在动机，只不过是一般动物都具有的求生本能。当他们无法生存时，参加起义就是他们最为合理的“选择”。从另一个角度看，起义农民用非法手段获取生存资料，可以最大限度地供养人口，也许缓解了天灾对人口的毁灭作用。如果穷人都待在家中坐以饿毙（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人口下降的幅度可能更大。因此，认为农民起义使人口毁灭和生产下降，从而具有反动作用，理由不能成立。
从历史阶段之间的联系看，农民起义只不过是历史联系的环节。在没一次农民起义之后，社会仍然形成了小农经济，其基本结构没有改变，。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农民起义的作用是中性的，它既未促进社会进步，也未阻碍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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