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古典作家对古希腊城市的论析——基于雅典城市的评述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9-06
目前，学术界对城邦及中世纪晚期和近、城市的研究较多。其实，城邦和城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城市也有其自身的发展，没有古代的城市文明，就没有近、现代的城市文明。本文试以雅典城市为例，简要阐释古希腊城市的兴起，综述古典作家的相关论析，以供。
一
希腊古代城市的兴起，远可以追溯到爱琴文明时期。爱琴海区的城市始于克里特岛。米诺文化（MinoanCulture）的中心就在克里特。在克里特岛中部的克诺索斯（Knossos），考古发现了早期的聚落核心———宫殿，克诺索斯也因此被称为“宫殿国家”（palacestate），宫殿里的庙宇清晰可见。克里特岛的社会生活在米诺文化早期得以繁荣。尽管克诺索斯宫没有城墙，但是，于克诺索斯发现的那些陶制水管（thetiledconduits），以及宫殿中的内部装饰，诸如住宅设计、宫殿中的卫生设施等，表明当时、当地的劳动组织和工程技术，堪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古城相媲美。“克里特文化最新奇之处是那些窗子，克诺索斯正是在这一点上超过了苏美尔城那些幽暗无窗的住宅”[3]（pp．145～146）。随着克里特殿堂的全部被毁，该地区的社会活动缩小到地域较为有限的城堡内（德文the Zwingburg，意指“有限的城堡领域”the meager occupations of the citadel），爱琴文明的中心也由克里特移至欧洲大陆的迈锡尼。
相传，凯克罗普（Cecrops）是雅典的创建者及第一任国王。其上半为人，下半为蛇，为人民制定婚葬、书写等制度[4]（p．42注释②）。考古发现证明，希腊铜器文化晚期，雅典已是一个重要的地方[5]（p．31）。迈锡尼文明时代（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12世纪），雅典已成为迈锡尼文明的一个中心，它拥有几近可以与迈锡尼和梯伦相媲美的王宫与城墙[6]（p．34）。迈锡尼文明后期，雅典扩大了防御工程，建立了引水系统，加强了同地中海区一些重要城市的商业往来。
大约公元前12世纪后半期，多利亚人入侵希腊半岛，迈锡尼文明衰亡。所幸的是，多利亚人并没有侵入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半岛。阿提卡的和平环境有助于雅典城市的产生。
尽管米诺－迈锡尼文明与希腊历史的关系很难明晰而又准确地述说清楚，但是，米诺和迈锡尼无疑可作为西方古代城市的前身，“米诺城市以宫殿和用于节日及集会的公共场地（即早期的阿果拉）为中心。迈锡尼城市则是附加有防御工事的城堡”[7]（p．2）。只是古代爱琴海地区并没有什么适宜原始城市发展的条件，甚至连足够的建筑场地也没有。城址多是在光秃秃的岩山之岬。古城德尔菲（Delphi）即是如此。即使在平原地带，城市建筑也必须挤占耕地。城市的规模极其有限。
及至荷马时代，从荷马史诗中可以感悟到迈锡尼时代或该时代以后的宫殿与城砦的情景，发现希腊城市所具有的双重遗产———迈锡尼时代以后的堡垒和当地的山村[3]（p．158）。这说明古希腊城市的源起，既有防御之基本因素，也与乡村密切相连。荷马史诗里的核心社区单位即是城堡或市区（Polis，Asty）。部落首领或“王”占据城堡犤8犦（p．162）。关于Polis和Asty二者的区别，格劳茨认为，“高城市起初称为Polis（πολισorπολιεθρου），同时，较低的城市称为‘阿斯提’Asty（αστυ）”[9]（pp．10～11）。“波里斯（polis）是由村落联合而成的。在拉斯第孟（Lacedaemon），斯巴达是由四个村落联合组成的。在阿果斯，它包含了拉里萨（Larissa）的两个城堡和阿斯匹斯（Aspis）以及一个由多利亚人3个部落组成的城堡。在克里特，Polis由兴起于肥沃山谷之上的所有的高地组成”[9]（p．13）。雅典人常常将雅典卫城（Acropolis）简称为波里斯。因此，Polis或Asty既是抗御敌人进犯的堡垒，也是平常部落集会或其他社会活动的中心。阿基琉斯战盾上所锻铸的两座城堡或城镇，则是战争及与平时两种不同社会生活景况的具体表征。城堡的外围多是一片农野或乡村，城市和乡村一起组成“德莫”（Demos）。据此，荷马时代的城堡或城镇，实际上包括城镇和乡村，其居民是指城堡内外的所有人。城堡或城镇的统治者为巴赛勒斯（Basileus，意为“王”），某些王或统治者（如阿伽门农等）拥有一个以上的城堡或城镇。战时，Basileus是兵民的统帅，下设若干分队，由头领管带。《伊利亚特》在记述阿基琉斯时写到：“他任命了五个首领作为属下辅佐，分别指挥队伍，他自己统率全权。”[10]（pp．171～172）王所居住的城堡实则是政治、军事、文化中心。
由此可见，自卫（self－defence）也许是古希腊城市产生的第一要素，“甚至从最初开始，城市就占据小山，乡邻们据此可以免受敌人或盗匪的威胁”[9]（p．18）。早期的城市实则是城堡，卫城几乎都墙ㄔ谏缴匣蚋?叩胤降囊桓龀潜ぃ╟itadel），是城市中最易防守和最高的据点，经常是受困者最后的避难之所。卫城（akropolis，Acropolis，）即意指“城市中最高的地方”。古希腊大多数城市都有占据高地的卫城和地势相对较低的城市。当城市被占领时，卫城时常成为外侵军队的营地。大约在新石器时代中期，欧洲大陆的许多地方都出现作为设防中心的村落或聚居地，差不多在荷马时代后期，雅典也出现了设防的部落中心———卫城。雅典卫城建立于一个山冈上。周围是一些居民点。卫城是附近居民遇到外敌入侵时的避难所和宗教祭祀的地方，后成为巴赛勒斯的驻地。最初，雅典卫城与阿提卡其他地区的城堡同步发展。雅典城市即是从雅典卫城发展而来的。诚如中国著名学者、世界史专家王敦书所言：“雅典卫城在雅典城内的小山上，大概是雅典城最初的所在，后来雅典人向小山四周发展，卫城渐成为宗教和文化活动的中心，波斯战争后便无人居住。”[4]（p．44注释①）古典时期，卫城在军事上的重要性逐渐减弱，而主要是宗教建筑所在地，其中以雅典卫城最为著名。格劳茨（G．Glotz）是这样评述卫城的：“卫城，有无数个词语来描述它的特征———它的悬崖绝壁、它的厚重、它的高塔、它的大门；进一步地说，因为它包含了城市神灵的圣庙和王宫，它是神圣的、富有的、高尚的和财宝满盈的地方。”[9]（p．13）相对于卫城，那些位于低地的城市，其发展中通常需要建造宽大的城墙来进行防御。“虽然历史上很早时期的城市是开放的，但在荷马史诗中，经常可见城镇或城堡（asty）围以侧面有塔、由门而入的高墙”[9]（p．18）。
城堡并不等同于城市。完全意义上的古代希腊城市，大约形成于公元前9世纪左右，并可能受到迈锡尼、阿卡亚和多利亚人的影响。有研究者认为：“雅典作为一个城市，兴起于公元前9世纪。”[11]（p．29）希腊城市形成时，“迈锡尼贵族及与其思想相通的阿卡亚人和多利亚人的后继者们所培养的生活习惯，有些已随之进入了希腊城市”[3]（p．147）。
伊顿大学（EtonCollege）古典学专家罗伯特（J．W．Robert）认为，古希腊城市的出现与城邦的产生基本同步，“大约在（前）700年左右，阿提卡开始出现波里斯（polis）或政治共同体（politicalcommunity）或雅典人的城市（cityofAthenians）”犤12犦（p．2）。但是，由于希腊多山地，平原狭小。受可耕地和水源的限制，公元前5世纪以前，爱琴海地区城市最充分的发展实际上出现于伊奥尼亚（Ionia）通向小亚细亚以及更远地区的港口或门户地带[3]（p．149）。
大约公元前8世纪，借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人物提秀斯（Theseus）之名的托古改制，使雅典城获得了很大发展①(①一般认为，提秀斯为公元前13世纪的英雄人物，这里的提秀斯改革可能是借提秀斯之名，托古改制。)。在其改革计划中，“最重要的就是取消各市镇的议事会和政府，使他们都团结在雅典的下面，创造了一个共有而详慎的民众会议和一个政府机构。……提秀斯所遗留给后代的，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城市……在此之前，雅典所包括的，只是现有的卫城和它下面向南的一部分地方”[13]（ⅩⅤ．2～3，p．118）。
提秀斯的改革是雅典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其一，提秀斯在“统一运动”（所谓赛诺西辛synoe－cism）中，取消了阿提卡各部落议事会等部落管理机构，设立了以雅典城为中心的中央议事会和行政机构，雅典城初步成为早期政府的所在地和政治中心。其二，提秀斯在雅典卫城西北侧的斜坡上，建立了雅典最古老的、雅典人共同体日常活动的公共空间阿果拉（αγορα，Agora，也名“提秀斯广场”）[14]（p．298）。从公元前6世纪初起，在提秀斯广场的西北侧建起一些公共建筑，开始摆设路摊。广场周围以及通往广场的街道，渐渐变成私人店铺和手工作坊的密集区。昔日作为雅典人日常集会的广场，如今也是商品活动的市场。城市的经济功能逐渐增加。其三，提秀斯为纪念雅典娜女神，规定在雅典历的一月举行祭典，庆祝“统一节”。这一祭祀活动则使雅典城开始具有宗教文化中心的功能。因此，提秀斯改革使雅典从一个以卫城为中心，包括周围若干居民点的设防聚落中心，逐渐发展为初具政治、经济、宗教功能的城市。
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6世纪，希腊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与此同时，古代希腊城市也普遍兴起。发生于此间的、空前规模的“殖民运动”（Colonization）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之一，就是推动了希腊城市的成长和分布空间的扩展。“殖民运动使希腊城市扩展到小亚细亚和黑海沿岸，西至意大利和西西里”[15]（p．148）。据统计，公元前800—公元前500年间，由希腊母邦城市（mother city or cities）所建的殖民地达139个。小亚细亚的米利都城（Miletus）所建的殖民地最多，大约为30个，其次是优卑亚岛的卡尔息斯城（Chalcis），希腊本部的麦加拉城（Megara）和科林斯城（Corinth）[16]（pp．160～162）。这些殖民地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与母邦城市保持联系，模仿母邦的政体，与母邦结盟、开展贸易、发展工商业等。因此，不管“殖民运动”的动机如何，其最终结果无疑是推动了希腊城市的发展。这种发展不仅仅表现为城市地域空间的扩展和城市数量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城市工商业经济的活跃[8]（p．164）。“殖民运动”使希腊人“拥有所需的土地，最富产的国家（斯基泰、埃及、西西里）为其供给粮食，他们掌控了集纳世界财富的市场”[17]（p．111）。希腊人从此成为航海民族腓尼基人（Phoenician）的主要竞争对手。正是在城市广为发展的宏阔背景下，希腊人迎来了古典时期（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4世纪）的历史盛期。 梭伦（Solon，约公元前630—公元前560年）执政期间，在卫城以南的山脚下，又兴建一座新广场，称为“梭伦广场”。梭伦广场长200米，宽250米，主要用于竞技比赛和文化娱乐活动。从公元前6世纪中叶起，梭伦广场四周也建立了一些神殿和其他公共建筑设施。“梭伦是真正意义上的早期阿果拉的创建者”[18]（p．81）。随之，在雅典卫城周围，以提秀斯广场和梭伦广场等新旧广场为核心，形成一个全新的居民区“下城区”。过去作为城市核心的卫城，现在主要是雅典人的宗教圣地。至此，雅典城市最终形成———雅典由设防的聚落中心变成城与市融为一体的真正意义上的城市。
古典时期以前，古希腊城市的基本没有规划，城市规划理论十分有限[19]（p．4）。善于创造、富有天赋的希腊人并没有创造出城市规划的方式，没有刻意地去创建一座新城市，而是自由地任其发展。希腊的城市规划源自近东[19]（p．31）。公元前5世纪，“实际的需要推动了城市规划的产生，在这个时期，建筑师们已经设想了理想城邦的建筑式样，虽然并未被美学理论接纳为主流，但还是努力付之于实践”[7]（p．15）。尽管无从知晓古希腊的城市规划理论究竟是怎样产生的，但是，几乎可以肯定，其最初应用于小亚细亚西海岸的伊奥尼亚，尤其是在米利都城市。城市规划中最基本的式样为所谓的“格状或棋盘式”（gridiron or chess－board）设计[7]（pp．20～21）。希朴达姆斯（Hippodamus）被认为是古希腊最杰出的城市规划设计大师，亚里士多德认为其“开创了城市的区划设计方法并为庇里尤斯港完成了整齐的道路设计”[20]（Ⅱ，8，1267b25）。
城墙不一定是古代城市的重要标志性规划建筑，但它通常是古代城市的最后防线。古希腊城墙出现的时间最早不过古风时期（The Archaic Age，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6世纪）。最早的城墙可能始见于伊奥尼亚。那里的城市面对强敌的不断入侵而不得不修筑城墙进行防御。欧洲大陆随其后出现城墙。早期的城墙结构简单，一般是在碎石垒成的台石上铺以非烤制的泥砖。公元前6世纪起，城墙建筑比较常见，建筑更加坚固。城墙的厚度从6英尺至13英尺或更多不等[7]（pp．40～46）。希波战争中，德米斯托克利曾力主重建被波斯人毁坏的雅典城墙，史称“德米斯托克利城墙”（Themistoklean Wall）。其围圈的防御范围比老城墙更大，有13个城门和许多不知名的塔楼及后门[8]（pp．83，79）。同样主要是因防御之需要，雅典城曾修筑通往海港的3道城墙[8]（pp．182～183）。
促成古希腊城市产生的原因较为复杂，“各种因素都有助于决定城市应当在哪里产生”[7]（p．4）。德国著名学者凡·哥坎（Von Gerkan）根据希腊城市的起源将古希腊城市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因有利的条件而逐渐形成的城市。这其中又分为两种情况：其一是因古希腊人不断殖民而较早形成的城镇。其二是晚些时候从简朴的村落发展而成的城镇，并且没有受到迈锡尼文明的影响。这主要出现于希腊本土的西部，如伊庇鲁斯（Eprius）、阿卡狄亚（Arcadia）、伊利斯（Elis）、阿该亚（Achaia）等地。
第二类为满足特定需要，由一个和多个建城者特意建立的城市。这也分为两种情况：其一因“统一运动”（Synoecism）而兴起的“都城”。有的是从已有的城市中选择都城，从而促使其迅速发展，如雅典、帖该亚（Tegea）和伊利斯（Elis）即是如此。有的是因“统一运动”而新兴的“都城”，多个城市的人口在“统一”的基础上聚集于一个新的城市，如墨加罗波利斯（Megalopolis）、罗德斯（Rhodes）等就是这样兴起的。其二是因希腊人的殖民而形成的城市，如米利都（Miletus）和以佛所（Ephesus）等[7]（pp．210～211）。
需要指出的是，哥坎较多的关注于古希腊城市兴起的外在因素，促使城市产生的内在因素，尤其是因素并没有引起其足够的重视。不论哪一类古希腊城市，如果按照标准来看，其人口不多，规模不大。由于希腊古代城邦的人口统计是零碎而模糊的，测算居住于城市的人口更显困难。修昔底德认为，公元前5世纪，大多数雅典人仍住在乡村[13]（14．2）。据维彻利估算，伯里克利时期，
雅典公民约4万人，全体自由民约15万人（包括在雅典或庇里尤斯港经商的约2万多的异邦人），其中不到一半的人口住在雅典城市和庇里尤斯港。同时代的其他城市很少有达到如此规模的[7]（pp．13～14）。因此，雅典可算是希腊古典时期城居人口较多的“大城市”。
综上所述，雅典城市是由雅典卫城发展而来的。从雅典卫城到雅典城市，经历了最初的防御中心、宗教中心，至后来的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发展历程。雅典城市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一过程既是卫城与广场融于一体的过程，也是阿提卡人口不断集中和政治、军事、宗教、商业等诸多因素逐渐向雅典城市聚合的过程。从卫城及其山脚下的居住区阿斯提（Asty，即市邑）开始，然后向西北部平地发展，最后融合集市，逐步兴起为古希腊著名的雅典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是雅典城市演进的物质前提条件。雅典城市主要是工商业经济发展的结果。二
虽然《荷马史诗》中早已提及雅典、科林斯等这些后来为古希腊重要城市的地名，但并没有对城市进行专门的研究。对于西方古代城市的研究，最早可以从希腊古典作家说起。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484年—公元前425年）、修昔底德（Thucydides，公元前460年—公元前455年）、色诺芬（Xenophon，公元前430年—公元前355年）、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等古典作家对希腊古代城邦的撰述，为研究希腊古代城市积存了难得的学术基础。
希罗多德的《》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所记述的，分别是公元前494年—公元前449年波斯和希腊城邦之间的战争和公元前431年—公元前404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这两部古典史著是研究希腊古代城市与战争的珍贵史料。在撰述中，这些史著对于小亚细亚诸城市、希腊本土城市（特别是雅典）以及马其顿、埃及、腓尼基、叙利亚、黑海沿岸、南部意大利、西西里等地的城市社会生活、风土人情、地理史志等也有较多介绍。希罗多德本人即出自于小亚细亚多利亚人的城市哈里坎那索斯的一个名门。也许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所记述的有关城市的内容较多，以致有人说他是“小亚细亚城市商人文化（kaufmannkultur）的典型代表”[21]（p．2）。
色诺芬的《论》和《雅典的收入》等，则是古典著作中并不多见的论述希腊古代城邦（尤其是雅典）经济问题的专著，诸如城邦增加经济收入的来源和办法、城邦的经济部门、劳动分工、商品生产和贸易活动等，色诺芬都有自己的见解。例如，色诺芬认为出租奴隶、开采银矿、举行市集等都是增加城市和城邦财源的有效途径。如果城市从开矿、市集等其他类似的财源中获得大量的收入，城市的人口就会特别兴旺[22]（Ⅳ）。他希望发展对外贸易，主张把“带来大批值钱商品因而有利于国家的商人和船主尊为上宾”[22]（Ⅲ）。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不仅卓有成就地分析和研究了希腊城邦的制度，还对城市的选址、规划和建设等论述独到。他们对“理想城市”的相关论述是古希腊早期城市规划思想的重要成就。例如，柏拉图在《篇》中对城市的选址和规划如此说道：“城市应尽可能靠近国家中心的位置，我们应该为城市选择一个具有城市所适用之一切的位置，这也许很容易设想和描述……然后我们再把城市分为12个部分，首先在我们称之为卫城的地方为赫斯提阿神（Hestia）、宙斯神（Zeus）和雅典娜神（Athena）建造神庙，并围以圆墙，使中心城市和国土（country）从这个地方各自有别地向外辐射伸展。这12个分区按下列方式取得平等：占好地的，面积稍小些；占次地的，面积稍大些。地块总数为5040份，其中每份又一分为二，使每份地块都包含有如此两个部分：其中一块地临近城市，另一块地则在远处……之后把12个地块分别分给12个神礻氏，并以神礻氏的名字给所在地块命名。有几个地区共同供奉某一位神灵……城市的12个分区也比照此方法划分，与划分国土的方法相同，每个人将有两个住所，一处在国家的中心，另一处在偏远地带。”[3]（p．209）随后，柏拉图又阐释了一些有关城市中心的细节：“庙宇应该置于广场（agora）的四周，整个城市应建在圆周中心的高地上，以利防守和清洁。”犤19犦（p．4）此外，柏拉图还对修建城墙提出建议：“如果人们一定要有城墙，那么私人住宅应当排列成使整个城市形成一座城墙的形式，所有的房屋因为整齐一致，朝向街道而能防守。”[3]（pp．209～210）从柏拉图的论述可以看出，其目的是想把斯巴达的军事生活和纪律用于治理雅典城市和城邦。既考虑城市规划的防御和安全性，也兼顾整齐划一的建筑美感。但在芒福德看来，“柏拉图的大多数具体建议都是消极的：没有诗人、没有激情的、没有婚姻的忠诚、没有父母之爱、没有职业的混合、没有享乐、没有对外交往。限制性、严谨性、独裁性：这便是他的理想。任何城市若退缩到柏拉图所希求的那种形式，便不成为城市了”[3]（p．211）。
据载，亚里士多德及其弟子曾详细考察和分析了希腊158个城邦的政治法律制度及其历史沿革情况。可惜的是，这些资料都佚失了。今存的《政治学》虽是亚里士多德论述城邦政制的典范之作，但在其中，我们也不难发现亚里士多德关于希腊古代城市的地位和作用、城市的规划和设计、城市的管理、城市的人口规模、城市的公共设施、城市的社会活动等的真知灼见。亚里士多德关于理想城市的论述在许多方面较柏拉图更为复杂和深入。他不仅摈弃了柏拉图“共妻”的主张，还为促进居民健康而规定了城市的选址和最佳朝向（实际上，从色诺芬时代起，城市朝向问题就已成为人们经常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亚里士多德认为，城市“应尽量按环境所许可，建设为联系陆地和海洋的中心，也是全境的中心。就城市本身的内部设计而言……应着眼于四个要点。第一，最关紧要的是应该顾及健康（卫生）。城市的阳坡东向者常得东风的嘘拂，这最合于健康；其次，如果北有屏障，（其坡南向）可以挡住北风，宜于冬季。……其他两点为城市要安排好便于政治和军事的活动”[20]（1330a，35～40）。亚里士多德还进一步说明，就军事活动而言，城市应该使居民易于外出而敌人难以侵入或进行围困，并要尽可能保障市内有溪流和足够的井泉，以供水源。如果不行，就多设置水库和水渠蓄积雨水。随后，亚里士多德还就城市的设防规划以及城垣设施等逐一论述。他指出：整个城市不应当以笔直的线条来布置（某些居住区和地区除外）。这样才能既安全又美观[20]（1330b16～30）。处于安全的考虑，城市选址近海被认为是错误的。中心城市的位置，应该有海陆方面的通道，“既是全邦的一个军事中心……也应该是一个商业中心，具有运输的便利，使粮食、建筑用木材以及境内所产可供各种各种工艺的原料全都易于集散”[20]（1327a5～10）。
亚里士多德的“理想城市”主要有两个基本点：既安全又健康。其安全防御思想与柏拉图之见是一致的，并主张为此而修筑城墙，不论是战时还是和平时期，城墙都是有益的。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主要是从理论和道德层面建构理想城市，其理想城市是斯巴达那样的一座永远开放的“军营”，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从社会分层来看，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都是从上流社会和贵族阶层去寻求理想的城市。他们所坚持的是典型的鄙视中等阶层（themiddleclasses）的城市分层观（urbanstrata），力求中等阶层服从于城邦的战士（warriors）和家（philosophers）。亚里士多德设想把广场分为相互隔离的集市广场（the commercial agora）和集会广场（thefreeagora）两部分。前者为买卖交易之所，应选择适于商业的良好位置；后者供公民公共活动及城邦政治生活之用。商人、工匠、农民及一切类此者均不准进入公民的集会广场[20]（1331a30～1331b3）。柏拉图也主张把外籍商人置于城外，并尽可能的少与其来往[23]（952d～953e）。实际上，“任何一个希腊城市，如果不交流各种人，各种思想和各种组织制度，便无法体现希腊的生活理想……任何单个的阶级就更无法实现这些哲学家们所寻求的那种崇高的理想”[3]（p．220）。因此，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等人“理想城市”也多少有点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
法国著名学者保罗·贝罗克认为，古代城市文化的主导形式是城邦，“城邦既有国家的某些基本属性，又保持着城市的要素和特征”[24]（pp．20～21）。在研究古代城邦的同时，如果也能予城市研究以同样的学术关照，那么，古史研究必将更为丰富多彩，引人入胜。但是，由于受到可以理解而又难以避免的历史与现实诸多因素的局限，目前有关古希腊城市研究的大部分来自于雅典。这里只想借用芒福德的一句话：“大凡适合于雅典情况的结论同样也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其他大多数希腊城市。”[3]（p．149） ：
[1]王敦书：《贻书堂史集》，中华书局，2003年。
[2]吴于廑：《古代的希腊和罗马》，青年出版社，1962年。国内有些学者把斯巴达城邦称为“假城邦”，其意大概同此。
[3]Lewis Mumford：the City in History，Penguin Books，1979．
[4][古希腊]希罗多德：《》（节选本），汉译名著，王敦书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
[5]Geoge Willis Botsford；Charles Alexander Robinson，JR．:Hellenic History，forth edition，NewYork，1956．
[6]J．B．Bury and Russell Meiggs：A History of Greece to the Death of Alexander the Great，London，1988．
[7]R．E．Wycherley：How the Greeks Built Cities，second edition，NewYork·London，1962．
[8]Mason Hammond，The City in The Ancient World，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2．
[9]G．Glotz：the Greek City and its Institutions，London，1929．
[10]Iliad．译文参考罗念生、王焕生中译本《伊利亚特》，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本文引用古典文献未注明出处者，皆据罗叶布古典丛书希腊文和对照本。下同。
[11]Thanos M．Veremis and Mark Dragoumis：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Greece，London．1995．
[12]J．W．Robert：City of Sokrates：An Introduction to Classical Athens．second edition，London and NewYork，1998．
[13]Thucydides，BookⅡ．；译文参考犤古希腊犦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谢德风译，第二卷第二章，商务印书馆，1960年。
[14]《普林斯顿古典地名百科全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1977年，雅典条。转引自周义保：古代雅典城市的兴起和，见《安徽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3期。
[15]John Salmon：the Economic Role of the Greek City，Greece and Rome，Vol．ⅩLⅥ，No．2，October 1999．
[16]Jonh Boardman and N．G．L．Hammond：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second edition．Vol．Ⅲ．Part3．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
[17]G．Glotz：Ancient Greece at Work：an Economic History of Greece．London．1926．
[18]DrB．A．Sparkes：the City of Athens，见the World of Athens：An Introductuon to Classical Athenian Cultur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
[19]E．J．Owens：the City in the Greek and Roman World，London and NewYork，1991．
[20]Aristotle，Politics．
[21][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上册，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中译本出版说明。
[22]Xenophon，Ways and Means．
[23]Plato，Laws，Ⅻ．
[24][法]保罗·贝罗克：《城市与发展》，肖勤福等译，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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