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荣事迹钩沉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9-06
朱元璋军至正十五年（1355）渡江，所向披靡，到至正二十二年（1362）忽遭重创。年初苗军在浙东叛乱，三月陈友谅部降军在江西叛乱，均诛杀大批高级将领和官员。朱部元气大伤，不少重镇被陈友谅部收复。就在此时，朱军内部又发生了重大内讧。《实录》载：
秋七月……丙辰，平章邵荣、参政赵继祖谋反，伏诛。荣粗勇善战，与上同起兵濠梁，上待之甚厚。自平处州还，益骄蹇，有觊觎心，常愤愤出怨言。部将有欲告之者，荣惧不自安，与赵继祖俟间作乱。至是，上阅兵三山门外，荣与继祖伏兵门内，欲为变。会大风卒发，吹旗触上衣，上异之，易服从他道还。荣等不得发，遂为宋国兴所告。上召荣等，面诘之，具伏，曰死而已。上不欲即诛，系于别室，召诸将曰：‘吾不负邵荣，而荣所为如此，将何以处之？’常遇春曰：‘荣等凶悖，一旦忘恩义，谋为乱逆，不利于主公，将害及我等。纵主公不忍杀之，我等义不与之俱生。’上不得已，命具酒食饮食之，涕泣与诀，皆就诛。[1]
在有关叛乱的记载中，只有谈迁分析道：“彼渡江旧勋，俱鱼服之侣，臣主未定，等夷相视。见兵柄独握，未免为所欲为耳。”[2] 的确，当时朱元璋与诸将皆奉龙凤政权号令，并无臣主名分。但是朱元璋自渡江、攻集庆路以来，由副都元帅一路升至江南行省平章、丞相，至正二十一年（1361）又称吴国公，正声势煊赫之时。“渡江旧勋”应为其亲信班底，有何理由愤恨“兵柄独握”而敢于“觊觎”其位呢？
邵荣在《实录》最早出现于至正十五年义军渡江时：“上率徐达、冯国用、邵荣、汤和、李善长、常遇春、邓愈、耿君用、毛广、廖永安各引舟渡江。”[3] 从这个序列看，邵荣似位于朱元璋嫡系中，仅次于徐、冯的位置。但其未包括当时义军主要首领郭天叙、张天祐及其部属，并不可信。
俞本则记，先有徐达、汤和，后有邵肆、邵荣、廖永安等共五人，在攻克集庆路后、建立江南行省和行枢密院前升任同佥，三人以下有俞通海、邓愈、赵继祖等多人同时升院判 [4]。俞本所忆，时间或有参差，而事当非妄。参《实录》，徐、汤时攻守镇江，实为元帅。而《实录》载第二年三月：“升廖永安为行枢密院同佥，俞通海为行枢密院判官。”不久方有“汤和为枢密院同佥。”[5] 应即俞本所忆诸将升同佥之事。早在攻克集庆路前的至正十五年八月，陈闻“从邵四元帅克溧阳。”[6] 四当即肆，邵肆此时已拥元帅之号，地位自非寻常，可为俞本记录旁证。总之，在攻克集庆路前后，邵肆、邵荣与相对独立的巢湖水军首领廖永安，同为武将中官职最高者。而邵肆不久即阵亡 [7]，廖永安于至正十八年（1358）底不慎被俘[8]。从此，最初三位高官仅剩邵荣一人。
《实录》载，至正十九年（1359）初，“平章邵荣破张士诚兵于余杭。”[9] 此时朱元璋本人也任行省平章，直到“是年五月，太祖为仪同三司、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相。”[10] 而徐达、常遇春、胡大海、邓愈等大将不过行枢密院佥院、同佥等，其余诸将多为院判、元帅。龙凤政权的行省、行枢密院官阶仿照元朝体制，丞相正一品，平章从一品，佥院等皆从二、正三、从三品官。可见，在朱元璋升任丞相之前，邵荣的地位与之相当，而远高于其他将领。
《实录》又载，至正二十一年三月，“改枢密院为大都督府。命枢密院同佥朱文正为大都督……以枢密院同知邵荣为中书省平章政事，同佥常遇春为参知政事。”[11] 改制的背景是年初“亳都升上为吴国公”12，朱元璋由一省长官升为凌驾于行省之上的吴国公，开始把原有的行省——枢密院系统改造为类似独立政权的体制，而高级将领多由行枢密院改任行省。从改官情况看，邵荣之外最高者徐达于七月升枢密院同知，年内转中书右丞 [13]，不过正二品。邵荣仍然是诸将中地位最高者。
邵荣为何、何时由原任平章改为改制之前的枢密院同知？很可能是至正十九年五月朱元璋升行中书省长官丞相时，原同为平章的邵荣改任行枢密院最高官员：枢密院同知。俞本记至正十八年底，“上定诸将功，以邵荣、李善长为平章，除（徐）达、汤和为右丞，常遇春为参政。”[14] 所言当即次年定制后授官事。“邵荣、李善长”之谓，尽管时间记载有误，且李善长时远不及平章，但系对当时或后来文武最高官僚的记忆，当无大出入。由此，朱元璋升丞相、称吴国公的同时，邵荣虽于官位品级略有参差，而地位仍紧随朱元璋之后，远非其他将领可比。
《实录》对邵荣“粗勇善战”极少着墨，只有至正二十二年三、四月平定处州叛乱书之稍详：“上闻处州之乱，命平章邵荣率兵往讨之……平章邵荣等兵至处州，令院判张斌等分攻四门……平章邵荣及元帅王祐、胡深等兵攻处州，烧其东门，军士登城而入……以王祐守之，荣乃还。”[15] 在邵荣大军压境前，刚刚镇压宁越府叛乱的李文忠就以邵荣的名义虚张声势，使想趁火打劫的张士信军闻风丧胆 [16]。但宋濂提及处州之役，记安南翼总管季汶“勒部驻白岩，出其不意攻之。已而中书平章政事邵某亦引兵至，左右夹击。”[17] 行文中淡化邵荣的作用，并称其为“邵某”，笔法显然小心翼翼。
至正二十年（1360），陈友谅大军进逼应天府，朱元璋军在江边应战。《实录》载：“冯国胜、常遇春率帐前五翼军三万人伏于石灰山侧。”[18] 早在刚刚占领集庆路的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就在行枢密院系统之外建立了帐前总制亲军都指挥使司，交由亲信冯国用统率，其众多亲信猛将精兵多属此系统。帐前亲军都指挥使司之名，应模仿元朝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 [19]，元朝此司初设时就是三万人[20]。它下设“左右等翼元帅府”，有“前、后、左、右、中五翼”[21]。冯国胜是已经去世的冯国用之弟，“袭其职，仍掌亲兵。” [22] 结合常遇春、胡大海等以中、右翼元帅身份“宿卫帐下”的常见记载，可知此“帐前五翼军”一定就是帐前总制亲军都指挥使司所属的朱元璋部主力军。但亲历龙湾之战的俞本记：“上调常遇春拒长张于龙湾，邵荣拒五王于石灰山，徐达居中应援。数战不利，上调邵荣兵沿江西截战。”[23] “五王仅免，登舟而遁。”[24] 显然，在龙湾之战中总率朱元璋所称“精兵”的五翼军 [25]，发挥关键作用的，不是常遇春等，而是邵荣。
综上所述，邵荣是地位仅次于朱元璋的大将，战功卓著而声名远播。这似乎可以解释其“觊觎”之心了。但是，如果邵荣的确是朱元璋手下老资格亲信将领，其地位何以远高于其他将领，而近于同朱元璋比肩呢？为什么各种官私记载均回避介绍这次叛乱的来龙去脉呢？《实录》介绍邵荣来历，只说与朱元璋“同起濠梁”，并不说其曾投奔或投降朱元璋，估计其与汤和类似，加入郭子兴义军不在朱元璋之后。而邵荣的身份，可对照被隐瞒的另一重要史实来查寻。
对红军渡江后从太平（今安徽当涂）四出攻略特别两攻集庆前后义军活动，《实录》载：
（至正十五年六月）方山寨民兵元帅陈埜先以众数万来攻城……擒埜先……众皆降……徐达克溧水州。
（七月）发兵攻集庆路，留陈埜先于太平，命元帅张天祐率诸军及埜先故部曲以行，兵至集庆，攻之，弗克而还。
（八月）复议遣兵攻集庆……上曰：我久知其不诚……埜先既辞去，我师亦止不行。克溧阳县……陈埜先既归，收其余众，屯于板桥……习伯融攻芜湖县，克之。
（九月）命元帅张天祐率所部军攻集庆。己亥，天祐等至方山，攻破左答纳识里营，走之。陈埜先遂叛，与元福寿合兵来拒，战于秦淮水上。我师失利，天祐、郭元帅皆战死……陈埜先追袭我军于溧阳，经葛仙乡，乡寨民兵百户卢德茂恶埜先反复，谋杀之……其下复推埜先从子兆先领其众。[26]
按《实录》给出的顺序，义军依次攻克溧水、溧阳、芜湖。但实情是汤和“分兵取溧水、句容，克而守之。”[27] 赵德胜则“诸将乃下太平，连攻芜湖、句容，取之。秋七月辛卯克溧水，八月破溧阳，公皆有功。”[28] 姑不论《实录》记攻克溧水的时间可能不确，其漏掉了所克城镇中位于集庆以东、距离城区最近的句容县，实属异常。
《实录》对红军八月攻克溧阳县，记载也仅寥寥数字 [29]，一反常态地不记由何人率军。上引管军千户陈闻“从邵四元帅克溧阳”[30]。后来告发邵荣“谋反”者宋氏父子时任总管，曾经“从克溧阳”[31]。俞本记至正十五年“六月十六日，邵肆、邵荣、赵继祖、邓愈、毕高领兵克广德府，就命守之。七月，韦德成、邵肆领兵攻宣州，不克，韦德成溺死，邵肆阵亡。”32 攻克广德府是朱部克集庆路后的一次大战，后即以此为基地进攻宣州、长兴等。《实录》淡化处理为：“元帅邓愈、邵成、总管汤昌率兵攻广德路，克之。”[33] 而邵成、赵继祖亦皆参加了溧阳之役 [34]。考虑到韦德成是俞本后来的上司和恩主韦正义父 [35]，此处记载当较《实录》可靠。结合告密者与邵荣之间、邵肆与邵荣乃至赵继祖之间的密切关系，考虑《实录》隐讳攻克溧阳、广德详情的书法，可以推断，攻克溧阳者与后来克广德者基本为同班人马，邵肆、邵荣、赵继祖、邵成以及后来告密的宋朝用父子等应自来有其渊源关系。
对红军第二次攻集庆路大败的经过，各种记载颇多歧异。《实录》提到陈埜先被放还后屯驻板桥，郭、张军攻破元军于方山，遭陈军袭击。板桥位于集庆路城西南三十里 36，横亘于集庆路和红军大本营太平府之间，方山则在秦淮河上游汇流处，“在城东南四十五里高一百一十六丈，周回二十七里，四面方如城” 37，地形易守难攻，又面向句容、溧水、溧阳等丘陵地区，确为集庆路南方两大门户。陈埜先部自淮西渡江后，一直“屯集庆城南之板桥”38，但《实录》又曾先言陈为“方山寨民兵元帅”，而明初刘辰回忆，陈埜先余众也是“屯守方山。”[39] 不妨认为陈埜先本占据板桥、方山两个据点，兵败归来只守板桥一地，而方山为元军所据。郭、张军攻克方山，才得以与陈埜先合作攻城。
从《实录》的记载看，郭、张军似乎是在陈埜先回板桥后与其相约，然后从太平府出兵北上合作攻城的，所以才会在猝遇叛变时全军崩溃。但俞本给出了郭、张军详细的进军路线：“郭、张二元帅督兵由官塘经同山进攻建康之东门，陈埜先自板桥直抵建康攻南门”[40]。官塘在方山以南的溧水境内 [41]，同山应即铜山，在“府东南七十里。”[42] 显然，郭、张军是从遥远的东南方向西北，从溧水、句容一带攻向集庆东门的，而不是直接来自太平府或靠近板桥的地区。
《实录》所载陈埜先倒戈事件颇多疑点：
（陈埜先初降，自念失计，当义军再议攻集庆时）有以其谋告者。上曰：“吾久知其不诚，然杀之恐失豪杰心。”乃召埜先，谓曰：“人各有心，识见不同。从元从我，任汝所适，不相强也。”
（陈埜先归营后劝义军缓攻集庆，）上知其诈，以书报之。
（陈埜先）知其诈不行，复谋以计致上。密约元将左答纳识里至其营，佯言生得之，绐上临其军受俘。上曰：“此贼多诈，最叵信。姑许之，不往。”[43]
从与陈埜先的三次斗智看，朱元璋早就明晓陈埜先不肯叛元的用心，义军高层应当皆知其谋。但为何就在朱元璋决定“姑许之，不往”后，“命”郭、张军仍进攻集庆？郭、张军何以对陈埜先丝毫不加防备，竟然让“埜先邀郭元帅饮，杀之，擒张元帅献于福寿，亦杀之”[44] ？
《实录》于朱元璋对陈埜先表示“不相强”之后、陈埜先“屯于板桥”之前，如上引载“埜先既辞去，我师亦止不行。克溧阳县。”确实，义军是在此后两个月才进攻集庆的。但“我师”所指不明，可以是义军全体，也可以是朱元璋嫡系或郭、张攻集庆军。至少，邵肆、邵荣所部没有“不行”，而是攻占了远在东南的溧阳县。结合郭、张军的进攻路线看，郭、张早在第一次攻集庆失败后就没有回太平府，或是在陈埜先被放归前后率部东进，活动于集庆路东南地区，准备与陈埜先、朱元璋合击集庆。当时朱元璋任全军左副元帅，兼守卫太平府的翼元帅，所以可以安居后方的太平府，郭、张二元帅先行出击更大的城市集庆，是合情合理的。而正因郭、张军早于或同时于陈埜先离开太平，只要朱元璋不行通知，他们就无从得晓陈埜先阴怀贰心的计谋，也无从明了朱元璋和陈埜先的“斗智”。在朱元璋面对陈埜先的邀请“姑许之，不往”后，郭、张军却开赴集庆城下了。而从战斗过程看，两军从相距遥远的不同驻地出发，分攻东、南门，是在实施事先约定的计划。显然，朱元璋“姑许之”，也就通知郭、张军陈埜先将与义军合作进攻集庆了。
《实录》记，至正十六年三月朱军“至江宁镇，先攻陈兆先营，大破之。”[45] 江宁镇位于板桥以南 [46]，宋濂记作：“大破陈埜先营于方山”[47]，此处“埜”先当“兆”先之误，但“方山”可与上引刘辰语互证。刘辰未言“大破”，而是记为“太祖招之就降。”[48] 俞本也记为：“上亲统大军克板桥营，擒陈也先侄陈胜。兵不血刃，仍令胜统其众。”可见，朱元璋确实率军大张旗鼓地直达板桥，招降了远在方山的陈兆先。但《实录》似乎不愿提招降事，故在板桥制造了一场大战。
朱元璋后来对待陈埜先余众十分优待，不但以陈兆先为心腹将领，还以投降的五百骁勇兵卒宿卫以收买人心 [49]，此行为与朱元璋多疑谨慎的性格大相径庭。《实录》曾载：“陈埜先以书招降其众，意其未必从，阳为招辞，阴实激之。不意其众遽降。”[50] 这样衷心投降的部众，又怎会跟随陈埜先再降元军又袭击义军？朱元璋对陈兆先及其属下出奇顺利的招降和不平常的优待，更与陈军与红军不久前结下的深仇大恨不协调。看来，这次倒戈完全可能是朱元璋与陈埜先合谋，消灭挡住朱元璋升迁之路的郭、张二帅。当时元朝方面痛悼陈埜先，完全没有认识到朱元璋与陈埜先的计谋。
凡此种种，均说明郭、张军早在第二次进攻集庆之前，就以集庆东南句容、溧阳一带为根据地。而《实录》不载攻克句容、简载攻克溧阳，又含糊介绍郭张军离开太平的时间与进攻路线，显然是在回避一个事实：郭、张军早就离开了太平府而活动于集庆东南丘陵地区。回避事实，是要造成郭、张二帅完全是遭狡诈的陈埜先暗算身亡的假象，掩盖朱元璋有意对郭张军封锁消息、借刀杀人、合谋铲除上司的行为。
《实录》载义军溃败后，陈埜先追至“溧阳葛仙乡”被杀。葛仙乡位于江宁“县东南七十里” [51]，应在进攻路线上的“同山”附近，并非位于遥远东南方向的溧阳。刘辰则载“及句容，乡兵杀也先。”[52] 无论句容还是葛仙乡，均说明义军兵败后退向所来自的西南，退往《实录》漏载攻占事实的句容和邵肆、邵荣、赵继祖等攻占的溧阳地区。郭、张军退却方向，应即此前全军主要活动区域。如此，邵荣等和郭、张二帅的密切关系，应非妄测。
后来参与叛乱的赵继祖，是“临濠人，勇力过人，至正壬辰从举义，隶滁阳王麾下。”壬辰系至正十二年（1352），其当属首义将领。至正十五年攻和州，“继祖同张天祐率兵以往。”[53]。郭天叙、张天祐兵败秦淮河时，“部下总管赵继祖跃马遁。”[54] 赵继祖作为“部下”参加进攻集庆的战役，说明其作为老资格将领，本郭、张等部曲，而非后起的朱元璋嫡系。
至正十七年（1357年）六月，“长春枢密分院判官赵继祖、元帅郭天禄、镇抚吴良取江阴。”55 郭天禄事迹罕见记载，但与之姓名相近者的身份却不一般。俞本记朱元璋军至正十六年攻克集庆，龙凤政权“升上为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以故元帅郭天叙弟天祐为右丞。”又记至正十八年七月“右丞郭天爵谋叛，诛之。”[56] 郭子兴一共三子，“长战殁，次为降人所陷，幼与群小阴谋，伏罪。”57 “为降人所陷”者即“郭元帅”[58]，当指死于陈埜先之手的郭天叙。则右丞郭天祐与谋叛被诛的郭天爵肯定就是郭子兴“伏罪”的幼子。天祐、天爵之名，与天禄的关系必非偶然，郭天禄的“凤阳人”[59] 出身，更显示出其与郭子兴诸子的密切关系。如此，则率领郭天禄等攻江阴的赵继祖，还与郭氏旧部深有渊源。郭天爵所任右丞，与朱元璋所任平章，是见于记载的初建江南行省时仅有正官。郭天爵是郭子兴仅存的儿子，对朱元璋的地位肯定形成严重威胁。至于其“谋叛”、“阴谋”等罪名，是否朱元璋为铲除郭氏后人而强加，已经无法确知。但《实录》显然避讳朱元璋杀郭子兴仅存儿子之事，赵继祖与郭氏后人的关系也就顺便被掩盖了。
关于告变者宋国兴，杨士奇有详细记载：
（至正十四年，宋朝用、宋国兴父子）从张天祐克五河、泗州、盱峪，又并进总管。乙未，从上克和州，渡江下采石、太平。总管邵荣等潜有异谋，国兴查知以闻，荣等服诛。从克溧阳，进攻南台，国兴战殁，命公（国兴弟晟）袭兄职。丙申，从攻陈也先水寨，克之，遂从克南台。[60]
元末在绍兴新设“南台”，但此处从传状之类中生搬硬套的“南台”定指集庆路。而杨士奇将告变之事置于进攻“南台”即1356年之前，是将宋氏后人所述祖先事迹随手混编了。潘柽章认为，杨士奇必按贴黄及家状作碑铭，而前后错讹，其因为实则国兴未死，故后能告变 [61]。其实国兴战殁南台当无误，惟告变者应为在应天府养老的宋朝用。
宋氏父子显然皆本为张天祐部属，故国兴会在“南台”战殁。而由宋氏父子“从克溧阳”可知，告发者宋朝用早期又是先归属邵肆、邵荣、赵继祖军，而后参与攻“南台”的。宋氏父子、邵荣、张天祐之间的密切关系，自不待言。
由邵荣军与郭、张军在乙未年的共同进退行动，邵荣同谋赵继祖作为郭、张部属的来历和其与郭氏后人的渊源，以及告密者宋氏父子与邵肆、邵荣、张天祐的密切关系，可以推断，邵肆、邵荣、赵继祖本郭子兴部中郭、张派系的主要将领，与朱元璋本非同源。在郭张战殁（1355）、邵肆阵亡（1356）、郭子兴幼子郭天爵被诛（1358）后，邵荣可能隐然继承控制着朱元璋军中有郭子兴旧部色彩的一部分势力。邵荣地位仅次于朱元璋而远高于诸将，能统领全军主力而战功卓著、威名远扬，必然对朱元璋的地位和声望形成挑战。
朱元璋必不容威胁其地位的人存留于世，而邵荣、赵继祖等亲历郭天叙、张天祐被陷杀的过程，又目睹郭天爵被诛杀，也不会无动于衷，《实录》所谓“忿忿出怨言”殆即此。刘辰载平定叛乱与《实录》不同：
七月，邵荣回京。八月，荣与参政赵某谋为不轨，元帅宋某以谋事首告。太祖命壮士执邵荣、赵某，连锁，置酒待之，问曰：“我与尔等同起濠梁，望事业成，共享富贵，为一代之君臣。尔如何要谋害我？”荣答曰：“我等同年出外，取讨城池，多受劳苦，不能在家与妻子相守同乐，所以举此谋。”不饮酒，止是追悔而泣。太祖亦泪下。赵某呼邵荣曰：“若早为之，不见今日猎狗在床下死。事已如此，泣何益？”惟痛饮。太祖欲禁锢终身，听其自死。常遇春曰：“邵荣等反得成，岂肯留我等性命？妻子亦没为奴婢。上位有天命，其事败露，乃天诛之也。 今反留之，是违天也。勿教后人仿效。遇春心实不甘。”太祖命缢杀之，籍其家。[62]
显然，《实录》了纂修官刘辰的记录，而大肆修饰常遇春语，略改朱元璋和邵荣、赵继祖的对话 [63]。常遇春的原话反映出军中两派间的激烈斗争。而邵荣貌似可笑的回答不知是在为部下开脱还是在求饶，只有赵继祖在痛悔没有早日举事，说明他们可能至少在郭天爵被杀时就预谋推翻朱元璋了。而选择至正二十二年八月，除了想依仗邵荣刚刚在平定处州叛乱时提高的威望，主要应是看中了朱元璋经浙东、江西两次大规模叛乱后根基动摇的时机。
只不过邵荣等还是落入了朱元璋的圈套。《实录》所谓“部将有欲告之者，荣惧不自安”，是激变的典型套路。朱元璋因阅兵时风吹旗帜触身而易服从他道还，恰好就有人来告变，难免事先设局之嫌。朱元璋接到报告，派巢湖水军和元朝降将而非濠州故人出身的亲信将领“平章廖永忠、都护康铎邀饮擒之。”64 一切都是精心布置。大局已定，朱元璋开始以置酒相询来显示自己的无辜和对方的忘恩负义，“不欲即诛”展示自己宽大为怀的胸襟，同时让诸将表态以考察亲信的忠诚度，还顺便玩弄“泪下”的把戏让邵荣动侥幸之心。结果，只有赵继祖看透了必“床下死”的下场而“惟痛饮”。
引发并平定这次叛乱后，郭子兴后人、旧部的独立势力不复存在。朱元璋部在此接二连三的内讧后，尽管在强大的外部压力面前一度陷于危境，却再也没有遇到来自内部的挑战，直至顺利完成统一大业。邵荣叛乱事件，是朱元璋陷杀郭天叙、张天祐和诛杀郭天爵的后续手段，也是其清洗策略的典型体现。在连遭叛乱的危急关头，仍然从容不迫地清洗内部，以损伤元气换取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与朱元璋日后大肆屠杀功臣宿将、牺牲运作效率换取稳定秩序的策略，可谓一脉相承。所以，在明朝建国的过程中，邵荣的遭遇，堪称轻描淡写的关键一幕。
1 《明太祖实录》卷一一，壬寅年七月丙辰，史语所校印本。
2 （清）谈迁：《国榷》卷一，至正二十二年七月丙辰，中华书局，1958年，299页。
3 《明太祖实录》卷三，乙未年六月乙卯朔。
4 （明）俞本：《纪事录》，载陈学霖：《俞本〈纪事录〉与元末史料》，载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七辑，江西出版社，1999年，162页。
5 《明太祖实录》卷五，丁酉年三月壬午、丁亥。
6 （明）黄金：《陈闻》，载《皇明开国功臣录》卷二五，明正德刻本。
7 俞本：前引书，载陈学霖：前引文，162页。
8 《明太祖实录》卷六，戊戌年正月甲寅、十月甲戌。
9 《明太祖实录》卷七，己亥年春正月戊申。
10 （明）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一，中华书局，1982年，28页。
11 《明太祖实录》卷九，辛丑年三月丁丑。
12 俞本：前引书，载陈学霖：前引文，166页。
13 《明太祖实录》卷九，辛酉年五月甲戌、七月甲子、十二月是岁。
14 俞本：前引书，载陈学霖：前引文，165页。
15 《明太祖实录》卷一一，壬寅年三月丁未朔、癸酉、四月己卯。
16 《明太祖实录》卷一一，壬寅年三月癸丑。
17 （明）宋濂：《故处州翼同知元帅季君墓铭》，载《宋文宪公全集》卷三四，《四部备要》本。
18 《明太祖实录》卷八，庚子年闰五月庚申。
19 《元史》卷九九，《兵志二》，中华书局，1976年。
20 史卫民：《元代侍卫亲军建置沿革考述》，载《元史论丛》第四辑，中华书局，1992年，85页。
21 （明）吴朴：《龙飞纪略》卷一，丙申年七月，明嘉靖刻本。
22 （明）刘三吾：《宋国公冯胜追封三代神道碑铭》，载《坦斋刘先生文集》卷上，明万历刻本。
23 钱谦益：前引书卷四引俞本《纪事录》，90页。
24 俞本：前引书，载陈学霖：前引文，165页。
25 （明）朱元璋：《阅江楼记》，载《明太祖御制文集》卷一六，《中国史学丛书》本。
26 《明太祖实录》卷三，乙未年六月辛酉、甲子，七月壬辰，八月庚申、戊辰，九月戊戌、己亥、己酉。
27 （明）方孝孺：《信国公神道碑铭》，载《逊志斋集》卷二二，宁波出版社，1996年，719页。
28 宋濂：前引文。
29 《明太祖实录》卷三，乙未年八月庚申：“克溧阳县。”
30 （明）黄金：《陈闻》，载《皇明开国功臣录》卷二五，明正德刻本。
31 （明）杨士奇：《西宁侯宋公神道碑铭》，载《东里文集》卷一二，中华书局，1998年，171页。
32 俞本：前引书，载陈学霖：前引文，162页。
33 《明太祖实录》卷四，戊戌年六月乙卯。
34 黄金：《邵成》，载前引书卷二二；《赵继祖》，载前引书卷一七。
35 陈学霖：前引文，157页。
36 （元）张铉：《至正金陵新志》卷四，《疆域志·桥梁·江宁县》，载《中国方志丛书》，成文出版社，民国七十二年。
37 张铉：前引书卷五，《山川志·山阜》。参见《大明一统志》卷六，《南京·应天府·山川》，三秦出版社，1990年。
38 （元）陈基：《南台御史大夫西夏永年公勋德诗序》，载《夷白斋稿》卷二○，《四部丛刊三编》本。
39 （明）刘辰：《国初事迹》，《国朝典故》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68页。
40 俞本：前引书，载陈学霖：前引文，162页。
41 张铉：前引书卷五，《山川志·江湖》：“溧水有官塘”。光绪《溧水县志》卷二，《舆地志·白鹿乡》（《中国方志丛书》本）载，县东二十五里有官塘山和官塘堰。
42 张铉：前引书卷五，《山川志·山阜》。参见《大明一统志》卷六，前引文。
43 《明太祖实录》卷三，乙未年八月庚申、戊辰，九月癸未朔。
44 俞本：前引书，载陈学霖：前引文，162页。
45 《明太祖实录》卷四，丙申年三月癸未。
46 正德《江宁县志·县境图》，民国抄本。
47 宋濂：前引文。
48 刘辰：前引文。
49 《明太祖实录》卷四，丙申年三月癸未。
50 《明太祖实录》卷三，乙未年八月庚申。
51 张铉：前引书卷四，《疆域志·乡里·江宁县》。参同书卷一，《江宁县图》；正德《江宁县志·县境图》。
52 刘辰：前引文。
53 黄金：《赵继祖》，载前引书卷一七。
54 俞本：前引书，载陈学霖：前引文，162页。
55 《明太祖实录》卷五，丁酉年六月己未。
56 俞本：前引书，载陈学霖：前引文，162、164页。
57 《钦定滁阳王庙碑岁祀册》，载邓士龙辑：前引书，196页。
58 钱谦益：前引书卷二，60页。
59 黄金：《郭天禄》，载前引书卷二二。
60 杨士奇：前引文。
61 （清）潘柽章：《国史考异》卷一，第十二条，《丛书集成初编》本。
62 刘辰：前引文。
63 即使这种原话也可能经过修饰，（清）查继佐即认为：“亲鞠，何求而不得矣。”（《叛逆列传·邵荣》，载《罪惟录·列传》卷三一，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
64 俞本：前引书，载陈学霖：前引文，167页。按：康铎当作其父康茂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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