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北朝时期五行帝德推演所反映的不同正统观
邹衍将殷周以来人君受命观念五行化，是建立在五行相克的原则之上的，从黄帝的土德开始，到夏禹的木克土，商汤的金克木，推到周文王的火克金。秦始皇统一，完全接受了邹衍的五德相克理论，自封水德，克火（周）而起。汉高祖建国，按理该克秦而为土德。但文帝丞相张苍却不同意，“推以为今水德”。[1]实际上，张苍代表了不承认秦朝合法性的一派。到文帝十五年，再次讨论五德，“申明土德事”。[2]说明汉文帝是承认秦朝的。[3]到王莽代汉是政变形式，很不符合当时一般人的改朝换代观念，用五行相克理论难以说通。为了解决合法性危机，刘向父子替他创立了建立了实用于和平演变的五德相生新秩序，即木、火、土、金、水，依次相生，终始轮流：“刘向父子以为帝出于震，故包羲始受木德，终而复始，自黄帝以下历唐虞三代而汉德火。”[4]。按李汉三的排列，新的五德相生秩序如下：
包羲氏木德——神农氏火德——黄帝土德——少暤金德——颛顼水德——帝喾木德——尧火德——舜土德——禹金德——商汤水德——周文王木德——汉高祖火德——新莽土德。[5]
这个排列法既保留了邹衍体系中黄帝土德的原始起点，又将秦朝排斥在外，还剥夺了汉朝的土徳资格，将其授予新莽政权，以示新莽与黄帝帝德相同的巧合，可谓天衣无缝，不能不说是很天才的推演法。刘氏父子的新体系不但解决了王莽在中国上的位置问题，其中涉及的天命符瑞还为王莽受汉帝禅让找到了理论依据，为后代的改朝换代辟出一条新路。首先承认和使用这个理论的是东汉光武帝刘秀。他为了解决自己的合法性危机，声称再受汉朝的火德，遂有中兴之说。[6]刘氏父子推演帝德的方法，一劳永逸地为所有人解决合法性危机提供了最佳的框架，还为残酷的政权交替披上了一层和平的外衣。这就是为什么王莽的篡权臭名昭著，但五行帝德推演却一直沿袭后代的根本原因。 胡人入主中原，王莽的五行帝德推演中的符瑞图谶也是解决胡人合法性危机的最佳办法。寻求符瑞的实质是将君权的授予权交给天和神。既然是天和神来决定的事，就应该天命面前人人平等。同姓异姓之界限可以泯灭，胡族与汉族的界限也可以泯灭。此方法的具体使用，在十六国北朝时期并无创新。但是，由于牵涉胡人统治，在中国历史上尚属首次，其内涵不同于此前的所有改朝换代。虽然没有太多有关的理论资料留下来，其特殊含义却是我们不该忽略的。尤其是当时胡族集团很多，政权更迭很频繁，地理区域又很分散，定帝德过程中出现的合法性之争，其实是当时各种正统观念以及如何确定胡人地位的大交锋，意义非同小可。从各朝如何排列五行帝德次序去透视各种观念差别和思想冲突，是非常值得探索的问题。十六国时期称王建国的朝廷众多，但真正称帝的却并不多，定五帝德的也就很有限。以下将对所有称过帝的胡族王朝进行逐个分析。
刘汉：刘汉是第一个在华夏神州建立的胡人政权，在合法性问题上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据《晋书》卷一○一《刘元海载记》记载：
刘宣等人固谏曰：“晋为无道，奴隶御我，是以右贤王猛不胜其恚。（中略）今天假手于我，不可违也。”[7]
可见刘元海起兵之初利用的是胡人对西晋的仇恨，为了笼络胡人，不可以承认西晋政权的合法性。何况当时西晋未亡，从法理上也不可能取其帝德而代之。但是，汉人自古以来正统观念就很强烈，汉魏以后更有一套新的正统理论和实践。如果不将自己纳入华夏正统，又很难笼络人口众多而且对胡人抱有很深偏见的汉人。要解决此两难问题，必须说服胡汉民众，刘氏既反晋，又要尊崇汉人的正统。于是他们想出了恢复汉祚的变通办法：
今见众十余万，皆一当晋十，鼓行而摧乱晋，犹拉枯耳。上可成汉高之业，下不失为魏氏。虽然，晋人未必同我。汉有天下世长，恩德结于人心，是以昭烈崎岖于一州之地，而能抗衡于天下。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且可称汉，追尊后主，以怀人望。[8]
这是借匈奴单于与王昭君的婚姻，与汉朝攀亲戚，以达到解决合法性危机的目的。这样一来，就类似光武中兴，再受火德。这种做法是不是奏效，难以判定，但总不失为一种解决难题的办法。不过，刘元海却从未象光武帝那样，正式宣布再受火德，可以理解为受汉祚不过是权宜之计，他并非真的那么崇尚汉朝。这样做最大的可能性是为消灭西晋以后正式取代其帝德，预留缓冲的空间。以汉家外甥的身份继承汉朝正统，还加上“兄终弟继”的匈奴传位理论，在当时虽有不得已而为之的原因，但实在是没有说服力，十分笨拙的办法，不可能是刘汉政权统治者的真心所愿。据《晋书 .刘元海载记》记载，刘元海是儒化程度很高的胡人：
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颂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9]
受过如此良好的儒学，不会不了解新莽以来推演帝德之重要性，也不能不明白以外甥身份继承汉祚的滑稽可笑。306年，刘元海将首都迁到平阳后，有人从汾河里发现一块玉玺，“文曰‘有新保之’，盖王莽时玺也。得者因增‘泉海光’三字，元海以为己瑞，大赦境内，改年河瑞。”[10]本来王莽时代的遗物，对于以汉名国的刘氏没有直接用处，但因为王莽是异姓篡位，对于异族刘氏建立政权颇有象征意义和借鉴意义，所以刘元海十分重视，大有想要做点什么的意向。只是，他到死也没有如愿以偿。
前赵：刘曜迁都长安以后，西晋政权已经推翻，皇帝成了阶下囚，取而代之便顺理成章。于是改国号为赵，“以水承金行，国号为赵。牺牲尚黑，旗帜尚玄。”[11]此次改国号，定五行秩序，正式进入中国的法统五帝德系统，是一个很大的转折。也许人们早就对五德终始这种骗人的把戏见惯不惊，但是，此把戏用在胡人身上，却是中国历史上头一次。虽然也没有详细的资料说明为什么以水承金行，是谁的主意，但如前所述，刘氏君臣都深知，作为胡人的刘氏用外甥的名义去继承汉朝正统，不伦不类，很不合华夏制度。等到时机成熟，就该理顺统序。西晋灭亡，就是一个必须抓住的时机。古来改朝换代都是异姓崛起，如今将异姓换作异族，逻辑上也说得通，而且正是得了王莽改朝换代新理论的真传。还有一层意思，如果北方政权不去继承西晋的帝德，北方人的国家认同就会发生混乱。当时的北方人，无论胡汉都已经作了三十多年的西晋臣民。突然间西晋在华夏正统链上消失，要西晋臣民回去作汉朝的臣民，对他们的心理骚扰一点也不比在军事上征服他们更轻。如果继承西晋，则是正常的改朝换代，西晋在华夏正统链上还存在。虽然西晋臣民也很痛苦，还是有先例可寻。另外，当时南方还有东晋政权继续着晋朝的五行帝德。如果北方政权不取代西晋而受天命，东晋就是南北汉人共同向往的正朔所在，没有受正统天命的胡人政权很难为汉人所接纳。取代西晋五行帝德，则是正式否定东晋的合法性，使东晋政权边缘化。对于一直生活在天朝帝国中心区域的北方人来说，这一招很起作用，因为它利用了北方人对南方人的地域歧视来汇聚民心。北方再是胡人统治，也还是祖先留下的华夏神州，只要保持华夏正统不坠，北方人就可以心安理得地继续作华夏帝国的臣民。谁来统治，倒在其次了。当时想出这一主意的人，很可能是刘曜的三公，太傅朱纪，太尉范隆，太保呼延晏等。但不论是谁，都可谓“为帝王师”的天才。他们为胡人所解决的合法性危机，丝毫不逊色于王莽的“国师”刘歆。
在另一面，承认并协助胡人进入华夏正统链，对士大夫来说，也是一次民族感情的危机。虽然没有资料记录他们的内心冲突，但一定不会是可以轻描淡写的平常事。当时很多汉族士大夫并不能接受胡人入主中原的事实，拒绝与胡人合作，甚至有人付出生命。比如，前燕的高瞻就是一例：
高瞻字子前，渤海蓨人也。（中略）光熙中，调补尚书郎。属永嘉之乱，还乡里。（中略）乃与叔父隐率数千家北徙幽州。既而以王浚政令无恒，乃依崔毖，随毖入辽东。毖之与三国谋伐廆也，瞻固谏以为不可，毖不从。及毖奔败，瞻随众降于廆。廆署为将军，瞻称疾不起。廆敬其姿器，数临侯之，抚其心曰：“君之疾在此，不在余也。今天子播越，四海分崩，苍生纷扰，莫知所係，孤思与诸君匡复帝室，翦鲸豕于二京，迎天子于吴会，廓清八表，侔勋古烈，此孤之心也，孤之愿也。君中州大族，冠冕之馀，宜痛心疾首，枕戈待旦，奈何以华夷之异，有怀介然。且大禹出于西羌，文王生于东夷，但问志略如何耳，岂以殊俗不可降心乎！”瞻乃辞疾笃，廆深不平之。瞻又与宋该有隙，该阴劝廆除之。瞻闻其言，弥不自安，遂以忧死。[12]
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作胡人的臣民，大约是我们后代人很难想象的心理折磨，“以殊俗不可降心”的确是当时很多儒家士大夫的普遍心态。他们连降心作胡人官吏都难以接受，遑论亲自为将胡人纳入华夏正统寻找理由。但是，并非所有汉族士大夫都象高瞻那么固执，因为也有很多人为了安身立命，以及实现自我价值，不得不进入胡人政权。但以儒家那么固执的“华夷之防“思想，要让他们从反感到接纳，再到为胡人解决合法性危机，不经历一番内心冲突，是不可能的。所幸儒家的理论很完备，很有伸缩性，“夷狄之入于中国则中国之”的法宝可以用来安慰汉族士大夫。此所谓“中国之”可理解成“以中国人的标准要求之（汉化）”，也可以理解成“以中国人的待遇待之”。何况，若从“用夏变夷”的角度去看，将胡人纳入正统华夏秩序，是在“以中国人的待遇待之”的同时，给他们套上“以中国人的标准要求之（汉化）”的框框，为进一步汉化胡人奠定了基础。世界上的事，有正面就有反面，反之亦然。
后赵：石勒于319年建都邺城（今河北临漳），称赵王。328年，“茌平令师懽获黑兔，献之于勒，程遐等以为‘龙飞革命之祥，于晋以水承金，兔阴精之兽，玄为水色，此示殿下宜速副天人之望也’。于是大赦，以咸和三年改年曰太和。”[13]可见其身边的儒生循了前赵的旧例，要为他推演帝德，但是却否定前赵的合法地位。似乎那时石勒并不愿意接受，事情没有很快定下来。后来大臣们“以功业既隆，祥符并萃”，极力劝他称帝，石勒也并没有称帝，只称赵天王，行皇帝事。按理他不该有帝德。但是，后来“侍中任播等参议，以赵承金为水德，旗帜尚玄，牲牡尚白，子社丑腊，勒从之。”[14]石勒的犹豫是为什么，不得而知。有一种可能性，即他不在乎合法性问题，因为他没有汉人那样根深蒂固的正统思想。打下天下，天下就是自己的，何关乎什么天命呢？石勒来自中亚，且无文化，汉化程度与匈奴刘氏不能比。《晋书 . 石勒载记》记载，石勒曾因为刘曜没有信守诺言，进石勒爵为赵王而发怒：“帝王之起，复何常邪！赵王、赵帝，孤自取之。”[15]他建国以后，将自己的族人称作“国人”，而且“讳胡尤深”，都说明他对华夏文化并不象其他胡人那么崇拜。这也是当时在胡人当中并不少见的一种观念，比如他的后继人石虎，就更加极端。只是石勒对在华夏之区如何治国安民毕竟很陌生，身边有很多儒家士大夫辅佐，在制定大政方针方面，还是会听从儒生们的意见。所以，在儒生们的再三催促下，他终于接受了五行帝德。
从后赵儒生不承认前赵合法地位，还可以看到历史的另一面，儒生在对待胡人问题上采用“夷夏之防”和“用夏变夷”双重标准——他们对待自己的君主，是用“夷狄入于中国则中国之”的思路去包容，而转头对其他胡人统治者时，他们的思路立刻变成“华夷之防”，“华夷之辨”，绝不承认。换句话说，他们都把自己的君主当作独立的个案来处理，但胡人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是不接纳的。也可见这一时期虽然儒家士大夫接纳了胡族统治者，却并没有整体接纳胡人。其胸襟再是扩大了，也还是有限的。
前燕：前燕政权最为汉化，所以252年慕容儁一称帝，就推演帝德。在选择什么为其帝德的问题上，还有一番争论。最初，因为燕国得到了西晋的传国玺，群臣便上言：“大燕受命，上承光纪黑精之君，运历传属，代金行之后。” [16]但是，《晋书 . 慕容儁载记》中却没有记载慕容儁是否选择了取代金行的决定，若是，则当为水德。这个答案却在同卷《韩恒传》才见到，引于下：
（慕容）儁僭立，将定五行次，众论纷纭。（韩）恒时疾，在龙城。儁召恒以决之。恒未到而群臣议以燕宜承晋为水德。既而恒至，言于儁曰：“赵有中原，非唯人事，天所命也。天实与之，而人夺之，臣窃以为不可。且大燕王迹始自于震，于《易》震为青龙。受命之初，有龙见于都邑城。龙为木德，幽契之符也。” 儁初虽难改，后终从恒议。[17]
前燕的纷争正是后赵曾经遇到过的上接哪个朝代的问题。在当时，此问题关乎如何对待其他胡人集团，如何建立或者恢复华夏正统秩序。前述后赵的儒生显然是只接纳自己的主人为华夏一员，却拒绝承认前赵。前燕也有相似的一派人，而且还占主流。他们主张燕国上承西晋为水德，不承认胡人政权前赵和后赵的帝德。前燕很长一段时间奉西晋正朔，坚持汉化，有这么一派人在朝廷上鼓噪，非常正常。很可注意的是，慕容儁的思路也一样，很不愿与其他胡人为伍。后来北魏孝文帝否认十六国所有的胡人政权（详后），也是同一种心态。这种现象反映了当时胡人君主普遍十分严重的民族自卑感，实在令人叹息。但是，韩恒却力排众议，主张承认前赵和后赵的合法性，定燕国为木德，代表了胡人合法性问题纷争中的另一种声音，而且是更加理性的声音。可惜没有史料详细解释他的思路。根据常理推测，他那番话背后暗含的意思是：如果仅仅因为前赵和后赵是胡人，就不承认其合法性，那后来人也可以因为前燕是胡人，而不承认前燕的合法性。承认前后赵，就是承认自己，为后来人树立“夷狄入于中国则中国之”的普世榜样。这样一来，燕国才可能真正进入华夏正统链。韩恒可以说是十六国北朝时期少见的胸怀宽广，而且很有思想的儒生，说他的正统观是胡汉关系理论的一次飞跃，也不为过。虽然慕容儁仍然很不情愿与胡人为伍，但到了慕容暐时期却顺应了历史潮流。据《晋书 . 慕容暐载记》记载：“暐钟律郎郭钦奏议以暐承石季龙水为木德，暐从之。”[18]胡人政权为后世官方正式承认，哪怕是胡人的官方，也是一次重大转折。
前秦：《晋书》说苻健于352年在长安 “即皇帝位”。[19]同年正好慕容儁也称帝，苻健不可能继承前燕帝德。若继承前朝帝德，当承前赵或后赵为木，前赵都长安，承前赵之可能性更大。但是《晋书》并未提及定五行次的问题。前秦帝德为木，第一次出现在《晋书 . 姚苌载记》中：
太元十一年（386），（姚）苌僭即皇帝位于长安，大赦，改元曰建初，国号大秦，改长安为常安。（中略）自谓以火取德，承苻氏木行，服色如汉氏承周故事。[20]
此段史料说姚兴“承苻氏木行”，似乎前秦定过帝德。我们唯一看到的前秦谶纬，是在《晋书 . 苻洪载记》，说：“洪以谶文有‘草付应王’，又其孙坚背有‘草付’字，遂改姓苻氏，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三秦王。” [21]大约这就是前秦为木德的来源。但那时苻洪尚未称帝，实在算不上正式的定五行次。至于其后是否补定，不得而知。苻生野蛮未化，不可能定五行次。苻坚最有可能，但他统治时期，仅如石勒先例，称大秦天王，未尝称帝。而且，他执政时，大半时间有王猛辅佐。王猛是无神论者，对图谶之术，极其反感。大约也不可能同意苻坚定五行次。但不管怎么说，《晋书 . 姚苌载记》记载了前秦的帝德，就肯定是有的。假如前秦真的定过木德，即与前燕并列。但有一点很重要，前秦也承认前后赵的合法性，说明当时的关中士大夫与韩恒的思路相同，也将胡人整体纳入华夏正统之中。这种做法，要么是两地儒家士大夫英雄所见略同，要么是关中儒生对韩恒那番话的精髓，心领神会。无论哪种情况，都说明当时胡汉精英都开始将胡人作为整体来接纳了。
后秦：由上引史料，已可见后秦定了帝德，为火，承前秦而来。胡人的正统地位第三次为后继政权所承认。因此，我们基本上可以肯定，到此时期，胡汉精英的主流在对胡族政权的定位问题上，已经形成共识，逐渐趋于理性和现实。
北魏初期：北魏之初，尚未控制中原，在解决合法性危机问题上，另辟蹊径，与中原的胡人政权思路很不同。据《魏书 . 太祖纪》记载：天兴二年（399）“尚书崔玄伯等奏从土德，服色尚黄。” [22]《魏书 . 礼志》也说：“群臣奏以国家继黄帝之后，宜为土德。（中略）于是始从土德数用五，服尚黄，牺牲用白。”[23]这是土德之论的官方说法，与刘向父子为王莽推演帝德时，不惜改变五行相克次序，千方百计地要把土德授予新莽的用意大致相同。崔玄伯建议北魏国号魏，虽未明说因为曹魏也是土德，却是那种效果，是双重保证北魏受土德的作法。这又与光武再受西汉火德之先例呼应。罗新说此次定帝德是承继后秦火德而来，似乎不妥。[24]当时后秦尚未灭亡，北魏的儒生不会做出如此不合情理的事。说北魏土德继承后秦是492年高闾的解释，已经是北魏行土德几乎一百年之后，很不可信（详后）。崔玄伯诸人的理由昭昭，不宜多作其他分析。
崔玄伯的思路不能完全看作是汉人士大夫的思路，更重要的是反映了胡人统治者的意图。与刘汉否定西晋一比较，就可以看出其中的奥妙来。刘汉恢复汉祚目的并不在于强调汉朝的正统性，而在于否定西晋的正统地位，所以根本不提再受火德。同样，北魏国号魏，行土德，也并不在于恢复魏祚，而在于否定西晋。这就是为什么崔玄伯等人不提北魏是恢复曹魏国祚，却声称北魏再受黄帝土德。北魏初期统治者对西晋的敌意，可以从北魏初期统治者反感西晋文化清楚地感受到。力微四十二年，遣太子如魏，观风土。五十六年，中土已经是西晋天下，太子再次入晋。“在晋之日，朝士英俊多与亲善，雅为人物归仰。”[25]此太子已经变得非常晋化。但是当他回到代北，却遭遇固执鲜卑民俗者的强烈抵制。据记载：
（五十八年），始祖闻帝归，大悦，之诸部大人诣阴馆迎之。酒酣，帝仰视飞鸟，谓诸大人曰：‘我为汝曹取之。’援弹飞丸，应弦而落。时国俗无弹，众咸大惊，乃相谓曰：‘太子风彩被服，同于南夏，兼奇术绝世，若继国统，变易旧俗，吾等必不得志，不若在国诸子，习本淳朴。’咸以为然。且离间素行，乃谋危害，并先驰还。始祖问曰：‘我子既历他国，进德如何？’皆对曰：‘太子才艺非常，引空弓而落飞鸟，是似晋人异法怪术，乱国害民之兆，惟愿察之。’自帝在晋之后，诸子爱宠日进，始祖年逾期颐，颇有所惑，闻诸大人之语，意乃有疑，因曰：‘不可容者，便当除之。’于是诸大人乃驰塞南，矫害帝。[26]
力微太子大约是第一个因晋化而刺激了拓跋部民族感情的鲜卑人，虽身为太子也不免杀身之祸。很可注意的是，害他的拓跋部人所持之理由，是他不能保持鲜卑人的“淳朴”，可见拓跋部人对西晋文化是多么的不能接受。到北魏统一北方，拓跋鲜卑对西晋的态度，基本上没有改变。据《魏书》卷三三《公孙表传》记载，魏太祖拓跋珪在燕国灭亡的原因时，说“国俗敦朴，嗜欲寡少，不可启其机心，而道其巧利”，故 “深非之”。[27]此所谓“启其机心，而道其巧利”，即是指燕国的汉化改革及其向慕华夏文化的风气，改变了鲜卑人“敦朴”的“国俗”，所以引起了人心混乱，终至于国家灭亡。慕容部乃鲜卑人中间最为汉化的一支，从曹魏时期起，就很向慕汉风，慕容廆时期又进行过汉化改革。其后，慕容部人对汉文化一直非常认同，至拓跋魏统一中原之时，他们已经汉化很深了。慕容廆汉化改革之际，其榜样正好是西晋。因此，西晋文化不可能为“深非” 慕容部的北魏统治者所喜好。同样，西晋的国祚也不可能为其所承认，所以他们宁愿恢复远古黄帝的五行帝德，曹魏五行次“暗合”，还为以后继承后秦帝德留下空间。至于有学者称作此选择是因为拓跋魏尊崇曹魏，笔者认为是过分索隐，因为在当时那不是有说服力的理由，聪明如崔玄伯根本不提。虽然他利用了人们的联想，以达到“暗合” 曹魏的效果，但与刘汉公开宣称恢复汉祚的情形完全不同。何况刘汉不宣布再受两汉火德，有可能是为西晋灭亡以后继承西晋帝德预留空间，北魏初期不宣布再受曹魏帝德，是为取代中原的后秦帝德预留空间，也未可知。
夏：418年，赫连勃勃攻陷长安后，即皇帝位。正史并没有记载赫连勃勃颁诏定五行次为金，只是“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国称大夏。”[28] 虽然胡义周的《统万铭》中写到“金精南迈，天辉北映”，那是说夏禹，而非指赫连勃勃。[29]赫连勃勃将自己的源头接到夏朝，与刘元海将其政权的源头接到汉朝，北魏初期将自己的源头接到黄帝的做法相似，但更极端。刘汉和北魏都明里暗里找了个比较近的朝代去攀附，赫连勃勃却谁都不攀附。根据他自己的理由，乃是因为“朕大禹之后，世居幽朔。祖宗重晖，常与汉魏为敌国。中世不竞，受制于人。逮朕不肖，不能绍隆先构，国破家亡，流离漂虏。今将应运而兴，复大禹之业”。[30]赫连氏提出此说，与其汉化很浅有关，一如石勒石虎，以及北魏初期的统治者，对汉代以来胡汉都共同坚持的华夏正统，不那么看重。这种看似复古，实则抵制当代汉文化的手法，北周和隋初还会见到，是十六国北朝时期很值得研究的另一个问题。
北魏孝文帝时期：至此，北魏行土德已近百年，祖宗成法，孝文帝没有改变的余地。但是因为北魏初期的帝德之说很不合汉魏以来的潮流，不重新调整说法，显得有些名不正，言不顺。加上后秦是火德，到孝文帝的时代，后秦已亡，似乎给人一个印象，北魏公开说是黄帝之后而行土德，而暗地里却与胡人唱和，继承了后秦的帝德。而且，由于北魏之初抗拒汉化，也不否认后秦灭亡之后，北魏默认继承其火德的可能性。前述预留空间的猜测，可为一旁证。根据高闾的考证，后秦灭亡（417）之后，北魏的确曾有一次重申土德，表明继承后秦帝德的举动：“秦承燕，木生火，故秦为火德。秦之未灭，皇未克神州，秦氏既亡，大魏称制玄朔。故平文之庙，始称‘太祖’，以明受命之证，如周在岐之阳。”[31] 前秦与北魏关系一向很密切，聘使往来频繁。姚泓被刘宋灭亡之后，其匈奴镇将姚成都与其弟和都举镇降魏。[32]明元帝拓跋嗣还特地下诏：“河东，河内有姚泓子弟播越民间，能有送致京师者赏之。”[33]可见当时拓跋嗣将拯救后秦宗室当作己任。笔者认为，这不但因为后秦与北魏关系密切，而且后秦是被刘宋灭亡的，它的灭国是整个北方的挫折。以此种情形推测，即便是一种对南方政权的姿态，北魏也应该表明继承后秦帝德的立场。高闾的考证是很可信的。即便高氏的考证不成立，按照十六国已经连续三次承认前朝帝德的趋势，北魏此时顺应潮流，重申土德，并加入承认后秦的内容，并不困难，也有利于胡人的整体利益。
但是，孝文帝沉迷于推行汉化政策，很不屑与其他胡人为伍，且不说北魏可能有过重申土德，以继承后秦帝德，即便没有，他也生怕有瓜田李下之嫌疑，必欲彻底避开后秦而后快，再定帝德乃势所必然。再定帝德意味着改变祖宗成制，于是交与大臣讨论。孝文帝早已胸有成竹，这本来是一次走过场的讨论，但诚实的高闾还是说出了应该继承十六国传统的理由。他说：
臣闻居尊据极，允应明命者，莫不以中原为正统，神州为帝宅。苟位当名全，化迹流洽，则不专以世数为与夺，善恶为是非。故尧舜禅揖，一身异尚；魏晋相代，少纪运殊。桀纣至虐，不废承历之叙；厉惠至昏，不阙周晋之录。（中略）燕承赵，水生木，故燕为木德；秦承燕，木生火，故秦为火德。（中略）故以魏承秦，魏为土德。[34]
有这些理由，再加上前引后秦灭亡后，北魏曾重申过土德，以示继承后秦帝德，高闾的主张是很合理的。他与韩恒的思路相同，主张“夷狄之入于则中国之”，承认前朝胡人政权的合法性。但是，秘书丞李彪和著作郎崔光等却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的主要根据是：首先，神元帝与晋武帝交好。刘石起兵时，北魏先祖桓帝和穆帝是以抗击胡人，保护晋人为宗旨。以后诸帝也以消灭中原胡人为使命。司马氏灭亡之际，北魏正好建国，所以当继承晋德。其次，“自周之灭及汉正号，几六十年，著符尚赤。（中略）自有晋倾沦，暨登国肇号，亦几六十余载，物色旗帜，率多从黑。是又合应，玄同汉始。”其三，秦朝不为汉朝承认，十六国诸政权更不能获北魏承认。[35]这一派的意见无论哪一条都极其不合逻辑。晋朝倾覆之际，北魏还不曾建国，只是称代王，哪有资格继承西晋帝德？何况北魏初期对西晋的敌意已如前述，非常清楚，何来与西晋的友善关系？时间六十余年纯属牵强附会，从西晋316年灭国到登国元年（386）明明是七十整年。以汉承周德来比拟魏承晋德一说，更加无稽。汉朝只跳过秦朝，北魏则跳过了十六国三个帝德连续的朝代。何况真正把秦朝永远排斥在外的是王莽，而不是汉朝（见前）。不过，强词夺理之论本是无逻辑可以分析的。诸人最后还给主土派扣了一顶大帽子：“绍晋定德，孰曰不可，而欲次兹伪僭，岂非惑乎！” [36]讨论到了这种地步，已经不是平等对话。孝文帝本有倾向性，主水派的图穷匕首见，替他挡了所有反对者的言路，采用主水派的意见就毫无悬念。太和十六年（492）正月“诏定行次，以水承金。” [37]这次定五行次可以说是十六国北朝上一个新的转折点，即中原地区已经形成的承认胡人王朝正统地位的共识被推翻了（北魏初也不承认，但毕竟那时北魏地处偏壤，对中原的影响甚微）。当时还未迁都洛阳，但由此已可感觉到汉化措施来势很猛。虽然新的帝德定法看似更汉化，但却是将胡人推开的做法。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倒行逆施，辜负了十六国胡汉精英将胡人纳入华夏大家庭的共同努力。所以，除了孝文帝及其追随者以外，普通人可能都被得罪了，不但伤及鲜卑人，也伤及其他胡人。北魏末年几乎是全体胡人大反叛，是否有孝文帝将所有胡人排斥在华夏正统之外的因素，很值得深思。
北齐：北齐取代东魏是“禅让”的方式，自然承认前朝胡人政权的合法性。但是正史上只记载北齐宣布取代东魏，却没有记载颁布新的帝德，非常令人费解。似乎北齐曾经有过推演帝德的尝试，但所得谶纬图瑞却很奇怪。550年文宣即位之日，也有“京师获赤雀，献于南郊”的记载。[38]按谶纬推演标准，赤雀呈祥，似乎该是应火德。隋朝建国时也有赤雀降临的记载，可以为佐证（见后）。但在五德推演中，北齐有这种符瑞却是不对的。出现这样不协调的符瑞，最有可能的原因是北齐懾于宇文氏的威力，而不敢冒然行事。据《北齐书》卷三十《高德政传》记载，北齐文宣帝欲取魏而代之，遭到朝中很多大臣的强烈反对，杜弼的理由是：“关西是国家劲敌，若今受魏禅，恐其称义兵挟天子而东向，王将何以待之？”[39]也许正因为有此顾忌，文宣帝虽然坚持称帝，却以放弃继承魏朝五行帝德为妥协，以免惹怒宇文氏。儒生们弄出火德的符瑞，抑或是故意让推演帝德流产，以等待合适的时机再定？只是，此机会再也没有了。北齐所选择的代魏方式其实是向宇文氏发出分享天下的倡议，可见北齐从一开始就是苟且偏安的打算，最后被北周消灭就不足为憾了。
北周：北周代魏也是所谓“禅让”的方式，承认前朝胡人政权，没有任何问题。557年改朝换代之日，百官上奏议云：“今魏历告终，周室受命，以木承水，实当行录，正用夏时，式遵圣道。惟文王诞玄气之祥，有黑水之识，服色尚乌。” [40]西魏延续北魏之水行，而周继魏运，当然是木次。在此问题上，宇文氏比高氏站得更高，一点也不折衷妥协，不作偏安的短期打算，时机一成熟就直接取代北魏帝德。这样一来，北方的正统链没出中断，也没有出现分岔。何况即便出现了，前边只有一个北魏，只是谁去继承它的问题，而不是要不要继承它的问题。十六国那样的正统次序大混乱局面，再也不会有了。
到了隋朝代周，也是宫廷政变形式，更没有承认不承认前朝政权的问题，五行次之确定极为简单。据记载，“六月癸未，诏以初受天命，赤雀降祥，五德相生，赤为火色。” [41]火代木德，毫无悬念。
中国历史的正统链虽然经历了十六国和北魏时期的混乱，但到隋朝，已经理清了顺序。这个混乱的过程其实是各种正统观念的大交锋，是一场关于如何确定胡人地位问题的隔着时空的大辩论。这场辩论不仅对胡人逐渐建立华夏正统观，理清胡人与汉人，以及胡人与胡人之间的新关系，而且对汉人，尤其是儒家士大夫重新审视胡汉关系以及相关的儒家理论，都影响很大。我们至少看到三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多次得到重申，第一，只承认自己，却否认其他胡人进入华夏正统链，如后赵和北魏孝文帝；第二，既承认自己，也接纳前朝胡人政权进入华夏正统链，如前燕（韩恒），前秦，后秦，北周，隋，可能还有北魏明元帝拓跋嗣；第三，用复古来否定所有胡汉政权，如北魏初期（崔玄伯）和赫连夏。观点虽然不同，但都围绕承认不承认胡人进入华夏正统链，或者胡人愿意不愿意进入华夏正统链的问题而展开。由于参加交锋和辩论的主体均是胡人和他们麾下的儒士，承认不承认胡人朝廷是华夏正统，或者胡人愿意不愿意成为正统，都无法扭转胡人进入华夏正统链的大势。何况，第二种正统观毕竟是主流。隋朝征服陈朝，南北正统之争宣告结束，五行次序最后还是以胡人的朝代为主轴，延续下去了。胡族朝代可以纳入华夏正统（不仅仅是汉化），从此有了先例；孔夫子那个“夷狄之入于中国则中国之”的理论，终于在十六国北朝时期，以这种方式落到了实处，对中国历史的意义之重大，无论怎么估量，都是不过分的。
[1]《汉书》卷二五《孝文本纪》，第1213页。
[2]同卷，第1213页。
[3]关于王莽以前五德体系，请李汉三《先秦两汉之阴阳五行学说》，台北：钟鼎文化出版公司1967年版，第103-118页。
[4]《汉书》卷二五《郊祀志》，第1270页。
[5]关于此体系之得来，请参考李汉三《先秦两汉之阴阳五行学说》，，第118-124页。
[6]关于光武受火德，也请参考李汉三《先秦两汉之阴阳五行学说》，第125-131页。
[7]《晋书》卷一○一《刘元海载记》，第2648-2649页。
[8]《晋书》卷一○一《刘元海载记》，第2649页。
[9]《晋书》卷一○一《刘元海载记》，第2645页。
[10]同卷，第2651页。
[11]《晋书》卷一○三《刘曜载记》，第2685页。
[12]《晋书》卷一○八《募容廆载记》附《高瞻传》，第2812-2813页。
[13]《晋书》卷一○四《石勒载记》上，第2743页。
[14]同上，第2746页。
[15]《晋书》卷一○四《石勒载记》上，第2729页。
[16]《晋书》卷一一○《慕容儁载记》，第2834页。
[17]《晋书》卷一一○《慕容儁载记》附《韩恒传》，第2843页。
[18]《晋书》卷一一一《慕容暐载记》，第2851页。
[19]《晋书》卷一一五《苻健载记》，第2870页。
[20]《晋书》卷一一六《姚苌载记》，第2967页。
[21]《晋书》卷一一二《苻洪载记》，第2868页。
[22]《魏书》卷二《太祖纪》，第34页。
[23]《魏书》卷一○八之一《礼志》一，第2734页。
[24]参考罗新《十六国北朝的五德历运问题》，《史研究》2004年第3期。
[25]《魏书》卷一《序纪》，第5页。
[26]《魏书》卷一《序纪》，第4页。
[27]《魏书》卷三三《公孙表传》，第782页。
[28]《晋书》卷一三○《赫连勃勃载记》，第3202页。
[29]《统万铭》见《晋书》卷一三○《赫连勃勃载记》，第3210-3213页。
[30]《晋书》卷一三０《赫连勃勃载记》，第3205页。
[31]《魏书》卷一○八之一《礼志》一，第2744页。
[32]《魏书》卷三《太宗纪》，第58页。
[33]同上。
[34]《魏书》卷一○八之一《礼志》一，第2744-2745页
[35]此派理由均见《魏书》卷一○八之一《礼志》一，第2746页。
[36]《魏书》卷一○八之一《礼志》一，第2746页。
[37]《魏书》卷七《高祖纪》下，第169页。
[38]同前，第50页。
[39]《北齐书》卷三十《高德政传》，第407页。
[40]《周书》卷三《孝闵帝纪》，第46页。
[41]《隋书》卷一《高祖纪》，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