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苛禁宗室政策考论
《晋书》卷三七《宗室传》史臣曰：“泰始之初，天下少事，革魏余弊，遵周旧典，并建宗室，以为藩翰。”又，同书卷五九“传序”曰：“自古帝王之临天下也，皆欲广树藩屏，崇国维城。……洎乎周室，粲然可观。封建亲贤，并为列国。……魏武忘经国之宏规，行忌刻之小数，功臣无立锥之地，子弟君不使之人，徒分茅社，实传虚爵，本根无所庇阴，遂乃三叶而亡。有晋思改覆车，复隆磐石，或出拥旄节，莅岳牧之荣，入践台阶，居端揆之重。”这里都指出西晋立国后“革魏余弊”，封建宗室。窃国之人，当然最明白其中利害。司马氏祖孙三代谋篡曹魏于中央，从未受到地方曹氏宗室诸王的任何抵抗，在他们看来，这是曹魏立国之道的最严重的失误，故司马炎初一建国，便很快分封宗室。《通鉴》卷七九载晋武帝“惩魏氏孤立之敝，故大封宗室，授以职任。”那么，曹魏是如何苛禁宗室诸王的？为何要这样做呢？本文就此略作考论，以就教于方家。 一、曹魏苛禁宗室的主要措施 曹魏宗室之分封，最早可追溯到建安中后期。当时曹魏虽未正式立国，但随着曹操地位的上升与巩固，他开始致力于篡汉，其中一个重要步骤便是借汉献帝之名策封诸子。《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载：“（建安）十六年春正月，天子命公世子丕为五官中郎将，置官属，为丞相副。”裴松之注引《魏书》又载：“庚辰，天子报，减户五千，分所让三县五千封三子，植为平原侯，据为范阳侯，豹为饶阳侯，食邑各五千户。”此后，曹操诸子陆续受封或徙封。不过，当时曹操毕竟尚未建国，故亦谈不上什么严格意上的宗室制度与政策。
查考其他诸王皆于黄初五年降为县王[3]。太和六年（232），魏明帝又恢复旧制，改封诸侯王，以郡为国。《三国志·魏志·明帝纪》载：
魏明帝也承认曹魏“诸王开国，随时之宜，未有定制，非所以永为后法。”明帝依制将诸王由县王重提升为郡王，并进行了一些相应的改良。明帝此举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儒家典制的要求，诸王地位有所提高，生活有所保障，对文帝的一些过激之举有所纠正。不过，总的看来，明帝仍基本上因袭了乃父的陈策，曹魏一代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合乎儒家“大义”的宗室政策，“未有定制”。
裴松之注引《袁子》亦有相同的评论：
由上述两段概括性的论述，可见曹魏一代对宗室诸侯王的压制是极为严厉的。下面结合具体史实，对此进一步加以考论。
由此可见，曹植虽有藩王之名，实际上初封时仅有军队150人，且皆为老弱。至明帝时剩下行将朽木者五六十人。原有“士子”五百人，但前后三次征调已尽，王国内真正可用者“惟尚有小儿七八岁已上、十六岁已还，三十余人”。即便如此，明帝仍要下令征调。《三国志·曹植传》明言：“时法制，待藩国既自峻迫，僚属皆贾竖下才，兵人给其残老，其数不过二百人。又植以前过，事事复减半。”由此可以说，曹魏诸王根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领兵权。
《通鉴》卷七二也载：“黄初以来，诸侯王法禁严切，至于亲姻皆不敢相通问。”可见这一制度是曹丕明确下来的，魏明帝也说：“高祖践阼，祗慎万机，申著诸侯不朝之令。”[5]此制使诸王完全与世隔绝，不要说参与军政，甚至连起码的人伦亲情也不能满足。因此，长期的封地生活，使他们倍受情感上的折磨。曹植太和五年所上《求通亲亲表》，对此有非常真切的表达：
魏明帝收到此表后，也颇觉乃父此举有违人伦，诏报曰：“今令诸国兄弟，情礼简怠；妃妾之家，膏沐疏略；……王援古喻义，备悉矣，何言精诚不足以感通哉！夫明贵贱，崇亲亲，礼贤良，顺少长，国之纲纪，本无禁锢诸侯通问之诏也，矫枉过正，下吏惧谴，以至于此耳！已敕有司，如王所述。”[6]这里明帝为曹丕开脱，说“本无禁锢诸侯通问之诏”，是那些跟风的“下吏”矫枉过正所至。这并非事实。他在太和五年颁布的准允诸侯“通亲”、“朝聘”的诏书中说：“古者诸侯朝聘，所以敦睦亲亲，协和万国也。先帝著令，不欲使诸王在京朝者，谓幼主在位，母后摄政，防微以渐，关诸盛衰也。朕惟不见诸王十有二载，悠悠之怀，能不兴思！其令诸王及宗室公侯各将嫡子一人入朝。后有少主、母后在宫者，自如先帝令，申明著于令。”[7] |
（四）禁锢诸王，严禁任职
《通鉴》卷七九载晋武帝泰始元年“诏除魏宗室禁锢，罢部曲将及长吏纳质任。”胡三省注曰：“魏防禁宗室甚峻，又锢不得仕进，今除之。”这里说的是晋统治者废除曹魏禁锢诸侯的政策，可见在禁锢政策下，曹魏宗室是不能任职的，将他们完全排斥在权力之外。对此，正始年间曹冏的上书中说得很清楚：
大魏之兴，于今二十有四年矣，……子弟王空虚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窜于闾阎，不闻邦国之政，权均匹夫，势齐凡庶；内无深根不拨之固，外无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为万世之业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军武之任，或比国数人，或兄弟并据；而宗室子弟曾无一人厕其间，与相维持，非所以强干弱枝，备万一之虞也。今之用贤，或超为名都之主，或为偏师之帅，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县之宰，有武者必置百人之上，使夫廉高之士，毕志于衡轭之内，才能之人，耻与非类为伍，非所以劝进贤能褒异宗室之礼也。[9]
前引《袁子》称曹魏宗室“虽有王侯之号，而乃侪为匹夫”，说得也是这种情况。曹冏上书在正始三年，此时以司马氏为代表的世家大族势力已经崛起，渐呈取代曹魏之势，故冏之上书，实为亡羊补牢之举，当然看得真切。
不过，在此之前，曹魏宗室中已有人看到了压制诸王的危害性，其中有些人还是很有才能并愿意报效国家的。如曹丕弟曹彰，是一个难得的英武之才，曹操在世时便命其为将，北定代郡乌桓之叛，又以其为越骑将军，镇守关中。以曹彰之威望、才能，非曹真、曹休可比，以他居外镇守，可为国家柱石，司马懿要想染指曹魏军权，恐怕一时难以得逞。但黄初四年彰朝谨，暴薨，实际上是曹丕将他害死的[10]。彰之死，是曹魏王朝一个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曹植也想为国效力，他在一首《杂诗》中坦言：“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但文帝时非但不得重用，甚至屡有生命之虞，幸得母卞太后相佑得免。明帝时，生存状况略有改善，他便一再上书求用，《三国志》本传载“植常自愤怨，抱利器而无所施，上疏求自试。”他在《求通亲亲表》中说：“臣伏自惟省，岂无刀锥之用。及观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为异姓，窃自料度，不后于朝士矣！”他在太和二年所上《求自试表》中表达得更为明白：
今臣蒙国重恩，三世于今矣。……退念古之受爵禄者，有异于此，皆以功勤济国，辅主惠民。今臣无德可述，无功可纪，若此终年，无益国朝，将挂风人‘彼其’之讥。……窃不自量，志在授命，庶立毛发之功，以报所受廨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诏，效臣锥刀之用，使得西属大将军，当一校之队，若东属大司马，统偏舟之任，必乘危蹈险，骋舟奋骊，突刃触锋，为士卒先。虽未能禽权馘亮，庶将虏其雄率，歼其丑类，必效须臾之捷，以灭终身之愧，使名挂史笔，事列朝策。……如微才弗试，没世无闻，徒荣其躯而丰其体，生无益于事，死无损于数，虚荷上位而忝重禄，禽息鸟视，终于白首，此徒圈牢之养物，非臣之所志也。
他在太和五年所上之《陈审举表》中又表达了强烈的报效国家的愿望：“臣生乎乱，长乎军，又数承教于武皇帝，伏见行师用兵之要，不必取孙吴而暗与之合。窃揆之于心，常愿得一奉朝觐，排金门，蹈玉陛，列有职之臣，赐须臾之间，使臣得一散所怀，摅舒蕴积，死不恨矣！”曹植之一片爱国热诚，可谓情深意切。清人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二六中论此曰：“（植）诚与国分形同气，忧患共之者。……植自料才武犹不后于（曹）真、（曹）休，故恳恳求试，诚不忍为秦、越之视也。”但魏明帝对曹植之屡屡上书求试，并未重视，仅下一“优诏”安抚之。正如元代史家胡三省所指出：“植求自试，而但以优诏答之，终疑之也。”[11]确实，明帝比之乃父，虽对诸王的监控有所缓和，生活上有所照顾，但仍怀有疑虑，未予任用。如太和六年明帝准允诸王朝会，“植每欲求别见独谈，论及时政，幸冀试用，终不能得。既还，怅然绝望。”[12]曹植一生无所用，死时年仅四十一岁。曹植如此，其他诸王的境遇、心态也莫不如此。
（五）诸王“禁防壅隔，同于囹圄”
前引《袁子》称曹魏“设防辅监国之官以伺察之，王侯皆思为布衣而不能得”，验之史实，确不为虚。当时设有专门监督诸侯王的官职。据《三国志·魏志·中山王衮传》，监官中有“文学防辅”。查《晋书·百官志》，王官置师、友、文学各一人，而无“防辅”字样，可见这是魏之特制。胡三省指出：“防辅者，言防其为非而辅之以正也。……（晋）防辅不书者，魏氏防制藩国过差，晋武帝惩其失而不置也。”[13]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二○引潘眉曰：“魏制，诸王在国，禁防严密，朝廷特设防辅监国之官以伺察之，此文学防辅是也。”又有“监国谒者”。胡三省指出：“时禁切藩侯，使谒者监其国。”[14]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二○《曹植传》按曰：汉代侯国无谒者，“此监国谒者，当为魏文帝特置之官，……其希旨上奏固所宜然。”除了专门的“防辅吏”、“监官”之外，王国所在的地方官员也负有监督之责。这些监官职爵虽不高，但直接受命朝廷，专事监督、揭发诸侯王，甚至希旨枉奏，捏造罪名，以打击诸王。这尤以曹植之事为典型。据《三国志》植本传，“监国谒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有司请治罪，帝以太后故，贬爵安乡侯。”当时急欲置植于死地，故灌均受命枉奏。其实污陷者绝非灌均一人，清人周寿昌在《三国志注证遗》卷二中便指出：“时希指者，岂止灌均一人？特均其最著者耳。观后诏取黄初中诸奏植罪状语可见。”当时的监官自述其职能说：“受诏察公举错，有过当奏”[15]。因此，诸王的一举一动，朝廷都了解的很清楚，诸王可谓动辄受咎，时刻生活在恐惧之中。他在黄初六年的一篇令文中说：“吾昔以信人之心无忌于左右，深为东郡太守王机、防辅吏仓辑等任所诬白，获罪圣朝。……反旋在国，楗门退归，形景相守，出入二载。机等吹毛求疵，千端万绪，然终无可言者！及到雍，又为监官所举，亦以纷若，于今复三年矣。然卒归不能有病于孤者，信心足以贯于神明也。”[16]他在《写灌均上事令》中则表示：“孤前令写灌均所上孤章，三台九府所奏事，及诏书一通，置之坐隅。孤欲朝夕讽咏，以自警诫也。”[17]其拘谨自谦之状由此可见一斑。在这样严厉的监控之下，诸王在封地之生活确实“禁防壅隔，同于囹圄”。难怪朱熹师生谈话时说：“魏陵逼诸侯甚，每令人监之，不得朝谨并亲知往来。曹丕待宗室如此。”[18]
二、曹魏宗室、朝臣对苛禁王侯政策弊害的反思
在古代的“上古”、“中古”之世，对于家天下的君主专制统治者而言，他们用人不外有两种主要途径：用亲或用贤。所谓“用亲”，主要是指宗室子弟，有时也包括外戚；“用贤”则指任用各类贤良人才。从君主专制的统治体制而言，也主要有两种：分封制与郡县制。从的过程看，三代时期，尤其是周代行分封之制，而秦汉以降，则主要行郡县制，但仍兼行分封。顾炎武《日知录》卷九“宗室”条中指出亲、贤参用乃治国之长久之道，不可偏废，汉、唐二朝之所以国祚较长，正得益于此。他说：“汉唐之制，皆以宗室、庶姓参用。入为宰辅，出居牧伯者，无代不有。……然则亲贤并用，古人之所以有国长世者，后王其可不鉴乎？”相反的例子是秦朝，始皇行法家之道，绝对独裁专制，二世而亡。至于曹魏，名义上虽行分封，但实际上是绝对专制，与秦朝相似。
曹魏采用这样的宗室政策，是有一定的历史背景的。曹魏奠基于曹操，而操以“赘阉遗丑”之寒门出身崛起于军阀混战之世，力行法术之治。陈寿在《三国志》曹操本纪的评语中说：“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关于曹操之行法术及其与儒学世族的冲突，古今史家论之已详，无须赘言。曹丕、曹睿父子相继立国，虽在多方面协调与儒学世族的关系，但就其统治思想的核心而言依然是法术之治。文帝不仅苛禁宗室，而且下诏严禁外戚干政，“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以此诏传后世，若有背违，天下共诛之。”[19]东晋孙盛便认为文帝此诏“号令自天子出，奏事专行，非古义也。”[20]明帝“生而太祖爱之，常令在左右”[21]，深受曹操的影响，“好学多识，特留意于法理”[22]，当时便有朝臣称其“秦始皇、汉武帝之俦，才具微不及耳。”[23]魏行法术之治，便不会因循周代分封之制。因此，追寻曹魏之苛禁诸王政策的根源，当与曹操确立的法术之治有很大的关系。曹睿训诫诸王时便很自然地援引曹操为据：
自太祖受命创业，深睹治乱之源，鉴存亡之机，初封诸侯，训以恭敬之治言，辅以天下之端士，常称马援之遗诫，重诸侯宾客之禁，乃使与犯妖恶同。夫岂以薄骨肉哉？徒欲使子弟无过失之愆，士民无伤害之悔耳。高祖践阼，祗慎万机，申诸侯不朝之令。[24]
由此可说，曹魏苛禁诸侯政策始于曹操，根本原因在于法术之治，这与秦朝有相似之处。
不过，虽说曹魏苛禁诸侯有其必然的思想根源，但这一政策执行的如此严厉，则有其具体的原因。曹操生前，他对诸子的非常重视，不仅让诸子各言其志，而且尊重他们的选择，用其所长。曹操在一封令文中曾明确的说：“今寿春、汉中、长安，先欲使一儿各往督领之，欲择孝慈不违吾令，亦未知用谁也。儿虽小时见爱，而长大能善，必用之。吾非有二言也，不但不私臣吏，儿子亦不欲有所私。”[25]显然，曹操是想诸子并用的。验之史实，曹操确有这方面的安排。如建安二十三任命诸子中最为骁勇的曹彰为北中郎将，行骁骑将军，率军平息代郡乌桓的反叛。此役结束，曹操急召彰至长安，以彰行越骑将军，留守长安，这便将关中的方面重任托付给了曹彰。但曹操的诸子有才“必用之”的想法未能全面落实。曹丕初登王位便立即将诸弟全部赶往封地，并厉行禁锢之策，甚至谋害曹彰、曹植，一个重要的直接因素便是曹操在继嗣问题上长期议而不决，曹丕虽以年长而具有名份上的优势，但实际上地位并不巩固，几为曹植取代，而曹彰在争嗣斗争中则倾向曹植。因此，曹丕对诸弟及宗室心怀忌恨，愤愤难平。这种心态决定了他对诸侯采取严厉的压制政策。魏明帝对宗室虽在表面上有所礼遇，但本质上并未改变拘禁之策。
曹魏一代苛禁诸侯的政策，就其后果而言，虽然在表面摧残了宗室诸王的势力，巩固了曹丕父子的统治，但从其长时间的效果看，则严重危害了曹魏的统治。因为在绝对的中央集权专制统治下，曹丕父子排斥同宗，这使得曹魏统治者在与世家大族的斗争中显得十分孤立。儒学世族作为东汉中后期占有历史主导地位的社会阶层，尽管在汉魏之际一度受到军阀混战的冲击，但他们根深蒂固，在曹丕立国时便确定了“九品官人之法”，为其日后的复起奠定了基础。在中央中枢权力方面，曹丕死前，以曹真、曹休、陈群、司马懿共同辅政，真、休为远房宗室，群、懿乃世族之代表，特别是司马懿有计略，参掌兵权，渐成朝臣之首望，明帝之世，他凭藉西御诸葛、北灭公孙等功勋，其声名已无人可及。在中枢权力方面，曹丕为强化皇权，改秘书省为中书省，以刘放为中书监、孙资为中书令，曹魏书檄诏喻多出自二人之手，二人“遂掌机密”，明帝时“尤见宠信”，得以把持曹魏中枢要害数十年之久，史称“孙、刘于时号为专任，制断机密，政事无不综”；又称“时中书监刘放、令孙资见信于主，制断时政，大臣莫不交好。”[26]考之史实，明帝时有不少重大决策实际上是由他们做出的，甚至作为朝臣之首的“三公”人选也皆由他们决定。据《三国志·魏书·辛毗传》，毗为人鲠直，不善阿谀，其子敞谏曰：“今刘、孙用事，众皆影附，大人宜小降意，和光同尘，不然必有谤言。”毗不纳，后议以毗为尚书仆射，二人以毗“性刚而专”相攻讦，终使明帝弃之而不用。刘放、孙资皆出身儒学世族，与司马懿同声共气，成为司马氏之“内主”。当时蒋济等已看出二人“号令为专任”，上书提醒明帝说：“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身弊，……今外所言，辄云中书，虽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犹惑世俗。况实握事要，日在目前，傥若疲倦之间有所割制，众臣见其能推移于事，即亦因时而向之。”[27]蒋济实际上已看到了曹魏皇权旁落的趋势。
当然，看出曹氏统治危机的非止蒋济一人，一些关注曹魏统治的宗室与朝臣也察觉到了政局的变化，并向明帝上书，希望明帝能改变宗室政策，启用宗室人物，以扼制权臣势力的膨胀。从有关记载看，较早觉察这一问题的恐怕是曹植，他在太和二年的《求自试表》中自诩“臣敢陈闻于陛下者，诚与国分形同气，忧患共之者也。”在这里，曹植提出了宗室“与国分形同气，忧患共之”的问题，这是与朝臣相对而言的。他在太和五年的《陈审举表》中更明确的指出曹魏的现实危机：
夫能使天下倾耳注目者，当权者是矣，故谋能移主，威能摄下。豪右执政不在亲戚；权之所在，虽疏必重，势之所去，虽亲必轻，盖取齐者田族，非吕宗也。分晋者赵、魏，非姬姓也。唯陛下察之。苟吉专其位，凶离其患者，异姓之臣也。欲国之安，祈家之贵，存共其荣，没同其患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异姓亲，臣窃惑焉。
曹植明确提出了“公族”与“异姓”的问题，他明白世族权臣地位的上升必然会造成政权的更替。这是有感于司马懿势力的日渐扩大和刘放、孙资等专断中枢而言的，可谓有识之言。令人遗憾的是，明帝对曹植的警醒之言并未在意。
与此同时，一些朝臣也向明帝提出了这一问题，希望他改变苛禁宗室的政策。如《三国志·魏书·杨阜传》载：“时雍丘王植怨于不齿，藩国至亲，法禁峻密，故阜又陈九族之义焉。”杨阜是配合曹植的上书，要求改善“法禁峻密”的现状。栈潜也上书谈论这一问题，《三国志·魏书·高堂隆传附栈潜传》载：
昔秦据殽、函以制六合，自以德高三皇，功兼五帝，欲号谥至万叶，而二世颠覆，愿为黔首，由枝干既扤，本实先拔也。盖圣王之御世也，克明俊德，庸勋亲亲；俊乂在官，则功业可隆，亲亲显用，则安危同忧；深根固本，并为干翼，虽历盛衰，内外有辅。昔成王幼冲，未能莅政，周、吕、召、毕，并在左右；今既无卫侯、康叔之监，分陕所任，又非旦、奭。东宫未建，天下无副。愿陛下留心关塞，永保无极，则海内幸甚。
栈潜以周制为例，主张在中央与地方皆重用宗室，“深根固本，并为干翼，虽历盛衰，内外有辅”。栈潜实际上是看到了曹魏统治深刻的危机，暗示着异姓权臣对曹魏的颠覆。
对这一问题说的最清楚的是曹魏的直臣高堂隆。景初元年，高堂隆疾笃，口占上疏引曾子之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说：“臣寝疾有增无损，常恐奄忽，忠款不昭，臣之丹诚，愿陛下少垂省览！……臣观黄初之际，天兆其戒，异类之鸟，育长燕巢，口爪胸赤，此魏室之大异也，宜防鹰扬之臣于萧墙之内。可选诸王，使君国典兵，往往棋峙，镇抚皇畿，翼亮帝室。昔周之东迁，晋、郑是依，汉吕之乱，实赖朱虚，斯盖前代之明鉴。”[28]高堂隆在临死前，无所顾忌，一语道破了当时的危急状况，其根源是文帝黄初之际禁锢宗室、用异姓造成的，要求明帝解除对诸王的禁锢，使他们参政、典兵，“防鹰扬之臣于萧墙之内”。胡三省说：“司马氏之事，隆固逆知之矣。”[29]确实, 这里的“鹰扬之臣”正是指的司马懿及党羽。东晋习凿齿说：“高堂隆可谓忠臣矣。君侈每思谏其恶，将死不忘忧社稷，正辞动于昏主，明戒验于身后，謇谔足以励物，德音没而弥彰，不可谓忠且智乎！”[30]高堂隆确是曹魏之忠臣。
对这些朝臣的谏诤之言，特别是高堂隆的忠告，不能不使魏明帝有所触动，他似乎也感到问题的严重性，觉察到了司马懿潜在的危胁。据《三国志·魏书·陈矫传》注引《世语》：“帝忧社稷，问矫：‘司马公忠正，可谓社稷之臣乎？’矫曰：‘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魏明帝以司马懿是否“社稷之臣”问陈矫，实际上表明他内心对司马懿的怀疑。他也考虑任用亲属掌军政，排斥异姓权臣。《三国志·魏书·刘放传》注引《孙资别传》载明帝与资言：
吾年稍长，又历观书传中，皆叹息无所不念。图万年后计，莫过使亲人广据职势，兵任又重。今射声校尉缺，久欲得亲人，谁可用者？
但孙资表示对宗室要慎用，并为司马懿专权开脱，他说：“若诸侯典兵，力均衡平，宠齐爱等，则不相为服，意有异同。今五营所领见兵，常不过数百，选授校尉，如其辈类，为有畴匹。至于重大之任，能有所维纲者，宜以圣恩简择，如平、勃、金、霍、刘章等一二人，渐殊其威重，使相镇国，于事为善。”这是阻挠明帝用宗室亲属。景初二年（238）十二月，明帝疾笃， 他先确定了一个以燕王曹宇为首的宗室顾命集团，将司马懿排除在外，《三国志·魏书·刘放传》明载：“帝寝疾，欲以燕王宇为大将军，及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共辅政。”《三国志·魏书·武文世王公·燕王宇传》亦载：“明帝少与宇同止，常爱异之。及即位，宠赐与诸王殊。青龙三年征入朝。景初元年，还邺。二年夏，复征诣京都。冬十二月，明帝疾笃，拜宇为大将军，属以后事。受署四日，宇深固让；帝意亦变，遂免宇官。”明帝本欲以燕王宇等总揽军政，“属以后事”。但诸人“受署四日”便皆免职，真的是曹宇“深固让”？或者是“帝意亦变”？其实这都是史家的托词，其关键在于刘放、孙资乘明帝气绝之机，屡屡篡改诏令，迫使明帝罢免燕王宇诸人，急召领兵在外的司马懿入京，确立了宗室曹爽与世族代表司马懿共同辅政的格局。因此，在燕王宇“受署”的四天里，他们与刘放、孙资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但最终他们失败了，这样，明帝以“亲人广据职势，兵任又重”的打算落空了。对此，笔者已有专文考论，此不赘述[31]。
正始年间，曹爽与司马懿共同辅政，曹爽组建了以其兄弟、何晏、夏侯玄等为核心的政治集团，而司马懿则联络朝廷内外的世族人物，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权力争夺。在此背景下，曹魏宗室人物曹冏在正始三年上书，力劝曹爽重用宗室，与司马氏相抗。他指出曹魏不用宗室不合典制，“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亲亲，必树异姓以明贤贤”，而“今魏尊尊之法虽明，亲亲之首未备”，宗室“或任而不重，或释而不任，一旦疆场称警，关门反拒，股肱不扶，胸心无卫。臣窃惟此，寝不安席，思献丹诚，贡策朱阙。”他首先从历史上各王朝兴衰的角度，论述了分封的意义：“昔夏、殷、周历世数十，而秦二世而亡”，秦不依旧典而速亡乃一显例。接着他指出曹魏没有从中汲取教训，苛禁宗室，“内无深根不拔之固，外无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为万世之业也。”其所述曹魏宗室之窘境、所论曹魏宗室政策之危害，十分精辟，前文已有所引证。史称“是时天子幼稚，冏冀以此论感悟曹爽，爽不能纳。”[32]胡三省论此曰：“以明帝之明，且不能用陈思王之言，况曹爽之愚暗哉！”[33]确实，明帝当政之初如有决心改变文帝的宗室政策，尚有所作为，但实际上他没有这样做，至于临死前的顾命安排，他本人也是疑虑重重，难怪东晋史家孙盛要批评他“不思建德垂风，不固维城之基，至使大权偏据，社稷无卫，悲夫！”[34]到正始年间，曹魏宗室之有识之士多已凋零，即便引之参政，也多是无才识、威望的愚暗之人，根本不能与世族朝臣相较了。确实，正始之末，老谋深算的司马懿以将死之躯振臂一呼，世族朝臣纷纷响应，一举而灭曹爽集团。从此，大局已定，司马氏代魏只是时间问题了。曹丕立国后仅二三十年，曹魏大权已落入权臣之手，其中原因固然非止一端，但其苛禁宗室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对此，孙盛已早有批评：
异哉，魏氏之封建也！不度先王之制，不思藩屏之术，违敦睦之风，背维城之义。汉初之封，或权侔人主，虽云不度，时势然也。魏氏之诸侯，陋同匹夫，虽惩七国，矫枉过也。且魏之代汉，非积德之由，风泽既微，六合未一，而雕翦枝干，委权异族，势同 木，危若巢幕，不嗣忽诸，非天丧也。[35]
由此观之，曹魏一代的宗室政策是完全失败了。
[1]《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
[2]《三国志》卷二《魏书·魏文帝纪》未载此条诏令，卢弼《三国志集解》指出此乃“郡国沿革一大变迁”，文帝改郡王为县王，目的是降低诸王的等第与地位。
[3] 参见《三国志》卷一九、二○曹魏宗室诸王列传。
[4]《三国志》卷一九《魏书·曹植传》注引《魏略》载：“是后大发士息，及取诸国士。植以近前诸国士已见发，其遗孤稚弱，在者无几，而复被取，乃上书”。由此可见，植之上书，确是无可奈何之举。
[5]《三国志》卷二○《魏书·武文世王公·赵王曹干传》。
[6]《三国志》卷一九《魏书·曹植传》。
[7]《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
[8]《三国志》卷二○《魏书·武文世王公·赵王曹干传》。
[9]《三国志》卷二○《魏书·武文世王公传》注引《魏氏春秋》载曹冏书。
[10] 据《三国志》卷一九《魏书·曹彰传》及注引所载，曹彰在曹丕、曹植争嗣过程中支持曹植，且性格刚烈，丕甚忌恨彰。故彰之暴死，正史虽未明述其因，但《世说新语·尤悔》诸书皆载丕害死彰。近人余嘉锡先生在《世说新语·尤悔》“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骁壮”条中案曰：“盖彰之暴卒，固为丕所杀，又实有害植之意，以卞氏不听，得免。世俗遂因其事而增饰之耳。”
[11]《通鉴》卷七二魏明帝太和五年胡注。
[12]《三国志》卷一九《魏书·曹植传》。
[13]《通鉴》卷六九魏文帝黄初元年胡注。
[14]《通鉴》卷六九魏文帝黄初元年胡注。
[15]《三国志》卷二○《魏书·武文世王公·中山王曹衮传》。
[16] 见赵幼文《曹植集校注》卷二《黄初六年令》，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17] 见前揭赵幼文《曹植集校注》卷二《写灌均上事令》。
[18]《朱子语类》卷一三五“历代二”。
[19] 《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
[20]《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注引孙盛语。
[21]《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
[22]《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注引《魏书》。
[23]《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注引《世语》。
[24]《三国志》卷二○《魏书·武文世王公·赵王曹干传》。
[25]《太平御览》卷二四一引《魏武令》，今本中华书局版《曹操集译注》将此令系于建安二十～二十二年间，题曰《诸儿令》。
[26]《三国志》卷一四《魏书·刘放传》。
[27]《三国志》卷一四《魏书·蒋济传》。
[28] 《三国志》卷二五《魏书·高堂隆传》。
[29] 《通鉴》卷七三《魏纪五》明帝青龙三年胡三省注。司马氏确在明帝青龙年间已开始经营其势力。《晋书》卷三一《后妃·景怀夏侯皇后传》：“……讳徽，字媛容，沛国谯人也。父尚，魏征南大将军，母曹氏，魏德乡公主。后雅有器度，帝每有所为，必豫筹画。魏明帝世，宣帝居上将之重，诸子并有雄才大略。后知帝非魏之纯臣，而后既为魏氏之甥，帝深忌之。青龙二年，遂以鸩崩，时年二十四。”这里说的正是司马懿、司马师父子之阴谋。
[30]《三国志》卷二五《魏书·高堂隆传》注引习凿齿语。
[31] 详见拙文《世族势力之复起与曹睿顾命大臣之变易》，载《扬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二期。此外，我们还要指出明帝之宗室政策在总体上并没有改变，他所用宗室人物多与其个人关系较好，而非才德俱佳者，如《三国志》燕王宇本传明言“明帝少与同止，常爱异之”；又《三国志》卷九《魏书·曹真传》载曹爽“少以宗室谨重，明帝在东宫，甚亲爱之。及即位，为散骑侍郎，加散骑常侍，宠待有殊。”秦朗则是曹操养子，当时人皆视为明帝佞幸。这样，诸人难孚众望，又无经验，故与刘放、孙资斗争，很快失败。
[32] 《三国志》卷二○《魏书·武文世王公传》注引《魏氏春秋》载曹冏书。
[33] 《通鉴》卷七四《魏纪六》邵陵厉公正始四年胡注。
[34] 《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注引孙盛语。
[35] 《三国志》卷一九《陈思王曹植传》注引孙盛语。又，《晋书》卷四六《刘颂传》载颂上疏晋武帝指出曹魏“圈闭亲戚，幽囚子弟，是以神器速倾，天命移在陛下。”《晋书》卷四八《段灼传》载灼上表晋武帝以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魏法禁锢诸王，亲戚隔绝，不祥莫大焉。”可见晋代朝臣对曹魏宗室政策弊失的反省已形成了一股思潮，并波及到两晋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