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唐史研究中的石刻文献利用

陈寅恪先生作《王静安先生遗书序》，归纳王国维的治学方法有三：“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他本人的学术研究，也可说是依循这三条而展开的。在他一生治学成就最高的唐代文史方面，“地下之实物”最重要的有两部分，一是敦煌，二是石刻文献。陈先生认为“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平生也“勉作敦煌学之预流”（均见《陈垣敦煌劫馀录序》）他在敦煌学方面的成就，学者论述已多。但就石刻文献研究来说，他似乎涉足较少，不像另一位唐史大师岑仲勉先生那样有多种石刻研究论著，其集中几乎没有研究碑刻的论文。然而，只要细心寻绎他的存世著作，即不难发现，他对石刻文献的掌握和利用，涉猎极广，搜求尤勤，在石刻解读和证史方面，都有杰出的成就。

唐代石刻研究，始于宋代，清代成为显学。石刻的最大价值是保存了唐时文献的原始面貌，多可补订史乘的缺失。清代学者治金石成就突出，但其弊端，正如岑仲勉先生所云，一为过信石刻，凡石刻与史乘有异同处，概曰“自当以碑为正”，二为偏责史实，不明史例，但见石刻有史传不见者，即视为“史之失载”。（见《贞石证史》）陈寅恪先生对石刻与史传关系的论述，更为精当：

自昔长于金石之学者，必为深研经史之人，非通经无以释金文，非治史无以证石刻。群经诸史，乃古史资料多数之所汇集。金文石刻则其少数脱离之片段，未有瞭解多数汇集之资料，而能考释少数脱离之片段不误者。（《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

这段话虽就杨树达之著作引发议论，实意在针砭清以降专治金石而忽视经史者。寅恪先生为学生开列治唐史的必备书目，首列两《唐书》和《资治通鉴》，次列《全唐文》和《全唐诗》、宋四大书中的《册府元龟》、《太平广记》、《唐大诏令集》，而以敦煌材料、碑刻材料和佛教材料殿末（参石泉、李涵《听寅恪师唐史课笔记一则》、杨联陞《陈寅恪先生隋唐史第一讲笔记》，均收入《追忆陈寅恪》），正足体现其治史应先重“多数汇集之资料”，次及“少数脱离之片段”的态度。他曾将传世文献归为旧材料，将“中古史部分如石刻、敦煌文书、日本藏器”之类视为新材料，进而说明运用新旧材料的方法：

必须对旧材料很熟悉，才能利用新材料。因为新材料是零星发现的，是片断的。旧材料熟，才能把新材料安置于适当的地位。正像一幅已残破的古画，必须知道这幅画的大致轮廓，才能将其一山一树置于适当地位，以复旧观。（《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1935年谱）

这一态度，贯穿于他研究唐代文史的各种著作之中。虽不作专门考释石刻的文字，但如重要石刻有助于恢复“残破的古画”中一山一树面貌者，他都充分利用，决不轻忽。他在《旧唐书、李德裕传》中一段批语，记录他获读李德裕家族墓志后的快意心情：“唐自武宗后史料缺略，故此传末所言多误。近日洛阳李氏诸墓志出土，千年承讹之事，一旦发明，诚可快也！”藉此亦可见他对石刻文献的重视程度。

寅恪先生治史的视野和方法，均较清儒有了极大的转变和进步，但就治学的基本规范，如读书务求善本，务经手校，立说先作札记之类，则仍步武乾嘉，决不苟且。从现存的他的部分读书札记，如两《唐书》札记《唐人小说》批语来看，他将新出石刻可与史传、说部参证者，曾作过大量札记，并记录下两者的同异。如在《旧唐书、李邕传》下，记录可资比较而当时新出的李邕祖孙墓志；在《新唐书》李鹏戡、赵矜、韩仲卿等事迹下，注明宋祁所据的碑志材料，在突厥、回纥诸传中，记下两域付出的相关碑志。这些札记，少部分后来在他身前出版的著作中有所引申发挥，大多则仅见诸札记，可见他读书以储材备用，积累极其丰厚。

寅恪先生对石刻类著作，阅读极广。从有关著作的证引来看，从宋代欧、赵二录起，到清代的《金石萃编》、《八琼室金石补正》、《来斋（排印本误作来斋）金石刻考略》等书，乃至民国间罗振玉的《石交录》、《辽居稿》、《冢墓遗文》、岑仲勉的《续贞石证史》等，皆曾广泛证及。重要石刻的证引，多曾求取善拓，备校众本。如引河北隆平（今作隆尧）《光业寺碑》，既据史语所藏拓，复取同治《畿辅通志》予以参校补阙；引李德裕家室墓志，亦录自原拓；为证明《柳氏传》中天宝十二载知贡举者礼部侍郎“杨度”为“阳浚”之误，他在广征《新唐书》、《唐语林》、《李义山文集》、《唐才子传》等书后，复取颜真卿《元结墓碑》为证，仅此碑即先格《金石萃编》、《八琼宝金石补正》之考录，最后请刘节查北平图书馆藏善拓颜书此碑，始得定谳，并驳正徐松校作“杨浚”之误（详《古籍研究》创刊号刊《（唐人小说）批注》）。

寅恪先生据石刻以治唐史，最突出的收获，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四裔民族史的研究。近代以来，中外学者重视中亚民族史、史的研究，发现了一批重要的民族文字碑刻，并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寅恪先生十分重视这批碑刻的价值，他告诫门人：“《和林金石录》有突厥《阙特勤碑》、《九姓回纥可汗纪功碑》。沈曾植著《蒙古考古图说志》，有《暾欲谷碑》。两藏有《唐蕃会盟碑》。许多碑文都是用藏文、回纥等文写的，如无专门的语言学造诣，石小心很易出错，用此类史料必须十分谨慎。……做考据须有专门修善，不可任意为之。”（见石泉、李涵《听寅恪师唐史课笔记一则》）他对中亚各种古文学的娴熟精深的把握，使他有条件准确阅读并充分利用这些极其珍贵的文献。其门人蓝文征曾记述他对上述碑文均有精当的释读：

俄人在外蒙发掘到三个突厥碑文，学者纷纷研究，但均莫衷一是，不懂不通，陈先生之翻译解释，各国学者毫无异辞，同声叹服。唐德宗与吐番之《唐番会盟碑》，许多学者，如法国之沙畹、伯希和等人均无法解决，陈先生之翻译也使国际学者满意。（见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刊《传记文学》16卷3期）

突厥三碑指《阙特勤碑》、《暾欲谷碑》和《毗伽可汗碑》，寅恪先生在校读两《唐书》时，多次提及三碑，并略有诠说。他对三碑所作的翻译解释，未见文本刊布，但其1945年有诗题作《余昔寓北平清华园尝取唐代突厥回纥土蕃石刻补正史事今闻时汉感赋一首》，知当时确有此项工作，可惜未传。至于各国学人的反映，可能仅是传闻。有关三碑仅见的几则批语中，仍不管精彩的论述，如释桃花石（Tolgus）即唐家，并指出《旧唐书、回纥传》中四处出现“唐家”一词，为当时俗语，《新唐书》因此而删去。这一结论，是在广泛求证后得出的。

寅恪先生在德游学时即有志研治藏学，被称为其“一生治学的纲要”（汪荣祖《陈寅恪评传》第三章）的《与妹书》已充分表述志向。他对拉萨保存的长庆《唐蕃会盟碑》极为重视，曾据艺风堂藏拓详加校订，所撰《吐蕃彝赞普石号年代考》，考出彝泰和可黎可足的藏文时音，所据主要即为此碑。在说明吐蕃、日本称唐为汉、建中清水盟文之唐蕃边界、《冯燕传》中的刘元鼎事迹时，还曾多次引及此碑。

二、              祖籍及氏族之研究。

寅恪先生撰《唐代史述论稿》以及《李唐氏族推测》等三文，力揭李唐冒称陇西，实为赵郡李氏破落户，且与胡族数代通婚，先世与鲜卑大野部关系密切，为其唐史研究最重要之创说之一。其中有关李唐出赵郡李氏之推断，因得引证隆平《光业寺碑》而得定案。此碑为开元十三年（725）象城尉杨晋撰，叙赵州象城县僧民为玄宗八代祖宣皇帝（即李熙，唐高祖李渊的四代祖）、七代祖光皇帝（即李天锡，李渊的曾祖）陵园修福田而重饰光业寺事。此碑流布极少（今人杨殿绚编《石刻题跋索引》即未见此碑），传拓又残破缺漫漶严重，仅当地有善拓流传，部分方志有节钞。寅恪先生据史语所藏拓及《畿辅通志》，摘出下列数语：“皇祖瀛州剌史宣简公谨追上尊号，谥宣皇帝。皇祖妣夫人张氏谨追上尊号，谥宣庆皇后。皇祖懿王谨追上尊号，谥光皇帝。皇祖妣妃贾氏谨追上尊号，谥光懿皇后。（中略）词曰：维王桑梓，本际城池。”提供了李唐源出赵郡的铁证。汪荣祖教授《陈寅恪评传》在分析岑仲勉对陈说的反驳时，认为岑氏于陈说所举二大“实物证据”，即赵州昭庆二陵及《光业寺碑》未能提出反证，因而无法动摇陈说，所见较确。在此还可稍作补充的是，近年《文物》杂志据当地善拓及方志所引，发表了此碑全文，对读寅恪先生的著作，不难发现他虽曾援据旧拓及方志，但读出的全碑文字可能并不太多。全碑长达近三千字，寅恪先生前引文字为仪凤间追上尊号文中文字。碑述贞观、麟德间，曾派使臣巡陵，总章间置寺赐额，仪凤间追上尊号，同年又敕二陵以建昌、延光为名，至开元间重修，则纯属民间行为，剌史略表关心而已。这些内容，寅恪先生如全文读到，是不会忽略的。

三、唐代政治史研究。

寅恪先生对初唐政治史中许多问题提出独到而又深微的见解，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关陇集团与山东豪杰的关系、玄武门之变成功的原因、李武韦杨婚姻集团等。他曾多次引用《瘐子山集》所收碑志和近世出土唐初石刻，证明关陇士人、山东豪杰与鲜卑胡姓的关系。他谈玄武门之变，最重视敦煌所出李义府所撰《常何墓碑》，从碑文中知常何本为隐太子旧部，故太子委以重寄而不疑，太宗得以成功，常何等人的倒戈是要案，并进而指出唐初政治斗争中近期扼宫城北门之重要性。对于婚姻在初唐政治中作用的研究史料，他特别告诫门人：“女系母统对后代的影响，无论在遗传因素上或政治上均极重要。即使无直接之关系。间接之影响亦不小，应加注意。墓志铭很重要，即使是妇女的或非名人的，亦可作为史料。”（目前引石泉、李涵文）他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分析李唐先世数代之婚姻状况，即从遗传因素上揭示其血统长期“与胡夷混杂的事实。《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则揭出婚姻纽带所形成的初唐政治轴的变化。这两部分研究中虽没有广泛征引石刻，但近世以来所出石刻中，有关李唐皇室及外戚婚姻状况的记载极其丰富，许多他应曾寓目，故以能给门人指出深入研究的文献依凭。

四、他对中晚唐创说也极丰富，其中有关牛李党争的研究。依据石刻而得出许多可靠的结论。牛李之争以牛党胜出而终，存世的史乘、笔记大多右牛而抑李，党争之间双方的诗文、奏议、碑志就显得特别珍贵。就牛党来说，寅恪先生十分重视存于《唐文粹》中的李珏撰《牛僧孺神道碑》、杜牧《樊川文集》中的《牛僧孺墓志》。李德裕先世、家室及贬死经过的研究，则充分利用了民国间洛阳所出的李氏家庭六方墓志，即李德裕为妾刘氏所撰《唐茅山燕洞宫大洞炼师刘氏墓志铭》（附第四男烨记），为妾徐氏撰《滑州瑶台观女真徐氏墓志》。德裕子李烨为妻撰《大唐赵郡李烨亡妻荥阳郑氏墓志》、李尚夷为德裕侄从质之女撰《唐故赵郡李氏女墓志》、李庄为德裕孙女李悬黎撰《唐故赵郡李氏女墓志》。以这些墓志与存世典籍相参证，弄清了德裕的婚姻、子嗣情况，纠补了文献记载中的错误和缺失，确知李德裕于大中三年十二月十日卒于崖州，其子李烨至大中六年夏始获准护柩北归，葬于洛阳。这些都是有关牛李党争的重要史实，解析清楚对了解会昌大中间的政局变化极重要，李商隐一些与此有关的《无题诗》，如“万里风波一叶舟”一首，也因此而获得确解。

五、唐代文学研究。

寅恪先生重视诗史互证，不管以史释诗或是以诗证史，都有众多的新解。就利用碑刻资料治文学来说，可举以下数例：作家先世研究，他据《白氏长庆集》中所存白居易父祖及外族碑志事状，证明白居易实为北齐白建之后，并指出其“先世本由淄青李氏胡化藩镇之部属归向中朝”，其家风“与当日行之礼制及法典极相违戾”。（《元白诗笺证稿》附论甲《白乐天之先祖及后嗣》）又如对李白家世之质疑，亦充分利用了《李太白集》所附之碑志传序。唐小说之研究，如释《虬髯客传》中李靖事迹，引许敬宗撰《李靖碑》为证，指出太宗与李靖君臣遇合之真相及小说之虚构，又广引文献，证明剑客之虬髯，实因太宗虬髯而窜易所致。再如《莺莺传》所涉本事，既引白居易为元稹母郑氏所作《唐河南元府君夫人荥阳郑氏墓铭》，又引韩愈为元稹妻韦丛所撰《监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韦氏夫人墓志铭》，证明元氏母、妻皆出士族，元稹极重姻族之显赫，进而揭出莺莺所出必非高门，元稹弃崔而取韦，实循世俗而重视门第之高下。对于唐代碑志文之价值，他多处指出其普遍因谀墓而不免溢美，引用应有所鉴别。在释白居易《新乐府》中《青石》一篇时，他取《秦中吟》中《立碑》一篇以为参证，指出二篇“皆讥刺时人之滥立石碣，与文士之虚为谀词者也。但《立碑》全以讥剌此种弊俗为言，而《青石》更取激发忠烈为主旨，则又是此二篇不同之点。不仅指出白氏二诗之要旨，还指出唐代碑志的通病。在此节之末，他进而比较韩愈与白居易对碑志的不同态度：“碑志之文自古至今多是虚美之词，不独乐天当时为然。韩黎志在《春秋》，欲作唐一经，诛奸佞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而其撰《韩弘碑》，则殊非实录。此篇标举段颜之忠业，以助人臣之事君，若昌黎之曲为养寇自重之藩镇讳者，视之宁无愧乎？”表彰白居易志在移风匡俗，贬斥韩愈之循时媚恶，是阅读和理解二家文集和唐代碑志的读者应予充分关注的。

陈寅恪先生为学博大精深，融贯东西，视野开阔，取资闳博，石刻文献的利用和研究仅是他唐史研究中所涉文献的极小一部分。他重视石刻的价值，但也看到碑刻石志虚美的通病，在利用中有谨慎的取舍和独到的审视。他不满于清代金石家治金石而忽视经史的习尚，强调石刻的价值在于可补史乘之缺失，利用石刻可在治史中得到更可靠的佐证，在总体与局部的把握上，所见极为高远。

毋庸讳言，陈寅恪先生不是专治金石的金石学家，清代已出土的石刻研究专著，间或有未经寓目者，个别与他的论题直接有关的石刻未及引用。这里试举一例。1939年作《刘复愚遗文中年月及其不祀祖问题》一文，据刘蜕传世遗文，推定其生于长庆元年（821），排出其生平年表，为遗文作了系年，并对《北梦琐言》、《唐摭言》等笔记中所述其不祭祖问题寻求解答，疑其族所出实非华夏族类。清代在陕西长安县曾出刘蜕为其母撰《先妣姚夫人权葬石表》一方，光绪间毛凤枝《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卷四全录之，今人编《唐代墓志汇编》亦收入。此文于姚氏家世和刘蜕早孤从学|、登第及大中间仕历记述较详，叙营葬祭祀事，尤为虔诚：“今者助教子太学，校理于集贤，又蹙于寒饥，故仪卫不周，衣 俭薄，欲终大事，所示成也。且蜕犹未羁也，今故穿土周棺，丘封四尺，同于葬囗。至于饰棺以廞，器用不就，表其权焉。庶先公之祀，若不即来，委质负担，得有积资，当广坟杵，以衍其阡，克从袝礼，虽其剌奢，不敢避也。……孤蜕不获即死，岁时躬奉常事。”笔记所述传闻，看来大可怀疑。可惜寅恪先生未能见到这方墓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