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氏主吉”——隋末唐初山东豪杰研究之二

[摘　要]　陈寅恪先生有“山东豪杰”之说,而山东豪杰实可分为黎阳、瓦岗寨及豆子卤亢、高鸡泊两大集团。豆子卤亢、高鸡泊集团的胡化性更强,在新的君主的选择上,他们提出了“刘氏主吉”,这刘氏指的是勇猛善战的改汉姓的胡人或胡化汉人,这是北朝以来民族迁徙的结果。这一系统的山东豪杰一直未纳入关陇集团的系统中,但刘氏入图谶,一直持续到安史之乱新的地区胡化开始之时。
[关键词]　山东豪杰;刘氏主吉;唐代文化

　　隋末唐初,神州板荡,逐鹿群雄各树旗帜,称王号帝。但假天命而号令天下者只有李、刘二氏。“李氏将兴”与“刘氏主吉”,不仅代表了关陇与山东两种势力,而且也反映了两种种族文化。“李氏将兴”,最终导致了唐帝登九五,君临天下;1“刘氏主吉”,在刘黑闼平定后,对唐代政治文化仍有影响,其余波持续到安史乱后。本文试从“刘氏主吉”这一角度,探讨武德年间河北、山东之乱,分析山东豪杰与唐代政治的关系。 

一　“刘氏为主吉”

 　　瓦岗寨(黎阳)系统的山东豪杰信奉“李氏将兴”,接纳关陇贵族为其领导。李世民改变了关陇与山东联盟中山东豪杰为主的局面,建立了关陇为主,山东豪杰为用的新联盟,以之统一中原,夺取帝位,并建立了贞观武功。同是山东集团,高鸡泊系统的豪杰写下了与之截然不同的。
　　  豆子卤亢、高鸡泊系统的山东豪杰是一胡化更强的集团,这一集团最终形成了自己的图谶——刘氏主吉。《旧唐书》卷55《刘黑闼传》略云:

　　会高祖征建德故将范愿、董康买、曹湛、高雅贤等将赴长安,愿等相与谋曰:“王世充以洛阳降,其下骁将杨公卿、单雄信之徒皆被夷灭,我辈若至长安,必无保全之理……唐家今得夏王,即加杀害,我辈残命,若不起兵报雠,实亦耻见天下人物。”于是相率复谋反叛。卜以刘氏为主吉,共往漳南,见建德故将刘雅告之,且请。雅曰:“天下已平,乐在丘园为农夫耳。起兵之事,非所愿也。”众怒,杀雅而去。范愿曰:“汉东公刘黑闼果敢多奇略,宽仁容众,恩结于士卒。吾久常闻刘氏当有王者,今举大事,欲收夏王之众,非其人莫可。”遂往诣黑闼,以告其意。黑闼大悦,杀牛会众,举兵得百余人,袭破漳南县。贝州刺史戴元详、魏州刺史权威合兵击之,并为黑闼所败,元详及威皆没于阵。黑闼尽收其器械及余众千余人,于是范愿、高雅贤等宿旧左右渐来归附,众至二千人。

“刘氏主吉”在武德四年(621)由窦建德部将[1]提出。据《通鉴》卷189,参与谋划的还应包括王小胡。“刘氏”无疑是这群人所共同推崇的。我们先来分析一下窦建德部众的构成,再探讨刘氏被提出的原因。
　　据《旧唐书》卷54《窦建德传》,建德“招诱逃兵及无产业者,得数百人”,令同县(贝州漳南)安祖率之,入高鸡泊。后建德入?人高士达部伍中。后孙安祖为张金称所杀,“其兵数千人又尽归于建德。自此渐盛,兵至万余人,犹往来高鸡泊中”。张金称被杨义臣所败,“余散在草泽间者复相聚而投建德”。大业十三年(617),薛世雄率兵3万来讨,建德“悉拔诸城伪遁,云亡入豆子卤亢中”。武德元年(618),又合并了魏刀儿的部下。据此可知,窦建德所统兵由孙安祖、高士达、张金称、豆子卤亢及魏刀儿部众共同构成。
　　这些兵士在山东群雄中,最为骁勇善战。《资治通鉴》卷183大业十二年条《考异》引《革命记》曰:

　　高士达、高德政与宗族鸠集离散,得五万人,捺涡于四根柳树,入高鸡泊中。德政自号东海公,以德建为长史。俄而德政病死,即有高挡脱继立为东海公……贼之异姓皆欲建德为主,高氏一族不欲更立别人。

　　有关窦建德与高氏家族之间的火并,《通鉴》未取。此段记录了高士达家族其他成员之名。高士达部伍中由高氏家族统领,而高挡脱等,不类汉名。高氏一族是否为胡人后裔,值得怀疑。
　　张金称及其部下也以凶猛著称。《通鉴》卷183记载,“金称比诸贼尤残暴,所过民无孓遗”。大业十二年12月,金称败而被擒,隋吏“立木于市,悬其头,张其手足,令仇家割食之,未死间,歌讴不辍”。可见金称及其部将确实武勇绝伦。金称被杀后,其部下入窦建德部伍,使建德军更为勇猛善战。
　　豆子卤亢最早聚集的是“阿舅贼”。《通鉴》卷181记载,高齐以来,群盗多匿于“负海带河,地形深阻”的豆子卤亢。大业七年,“有刘霸道者,家于其旁,累世仕宦,赀产富厚。霸道喜游侠,食客常数百人。及群盗起,远近多往依之,有众十余万号,‘阿舅贼’”。《隋书》卷4记大业九年正月乙未,“平原李德逸聚众数万,称‘阿舅贼’,劫略山东”。李德逸当为刘霸道余部。刘部的刘姓为胡人改汉姓最多者,他累世仕宦,可能为部落大人,霸道喜游侠,仍有族风。李德逸其后无闻,代之而起的是格谦。《旧唐书》卷55《高开道传》略云:

　　高开道,沧州阳信人也。少以煮盐自给,有勇力,走及奔马。隋大业末,河间人格谦拥兵于豆子卤亢,开道往从之,署为将军。后谦为隋师所灭,开道与其党百余人亡匿海曲。复出掠沧州,招集得数百人……时开道亲兵数百人,皆勇敢士也,号为“义儿”。

高开道因豆子卤亢余部起家,其亲兵义儿有一部分为与之共同逃亡的豆子卤亢亲信。据此,我们不但可以将高开道列入豆子卤亢系统,而且据义儿制,可以推知,高开道即使是汉人,他和他的豆子卤亢部下也都胡化严重。豆子卤亢部众有一部分追随高开道,另一部分则归并了窦建德。
　　魏刀儿部众源于王须拔。同书卷54《窦建德传》[2]略云:

　　有上谷贼帅王须拔自号漫天王,拥众数万,入掠幽州,中流矢而死。其亚将魏刀儿代领其众,自号历山飞,入据深泽,有徒十万。

　　王须拔自号漫天王,即使不是胡人,也汉化程度不高。
　　综上所述,高鸡泊、豆子卤亢系统的山东豪杰不但以骁勇著称,而且胡化严重,这一点在窦建德军队中也有反映。窦建德及其部将都有不少养子。武德四年,建德虎牢大败,“余党欲立建德养子为主”,可见窦建德[3]行养子之制。唐初名将苏定方,“骠悍多力,胆气绝伦”。他在追随窦建德时,“建德将高君雅甚爱之,养以为子”[4]。可见在这部分山东豪杰中,不但主帅,而且主要将领也有养子,用养子建立起一个个类似血缘关系的军事组织,俨然部落兵系统。养子制盛行,正是窦建德将帅胡化的反映。
　　在兵制上,窦建德所率部伍采用了胡化的军事组织;在将领的选择上,任用最为骠勇善战者的同时,也吸收了山东士子和隋朝官吏进入其集团内部。据《旧唐书》卷54,“初,群盗得隋官及山东士子皆杀之,唯建德每获士人,必加恩遇”。破宇文化及后,窦建德“又以隋黄门侍郎裴矩为尚书左仆射,兵部侍郎崔君肃为侍中,少府令何稠为工部尚书。自余随才拜授,委以政事”。因此,窦建德所统领的集团实际上包括山东豪杰及山东士子、隋朝官吏两部分。
　　除新归附的宇文化及以下的隋朝官吏外,最初与窦氏共同举事的士人与胡化性强的山东豪杰的结盟是较稳固的。窦建德集团是一以胡化性更强的山东豪杰为中心,集合士人参加的集团,因此,这一集团内部重大事件的决策,仍主要受山东豪杰影响。刘斌劝窦建德救王世充时说,“若唐军破后而郑可图,则因而灭之,总二国之众,乘唐军之败,长驱西入,京师可得而有,此太平之基也”。窦建德救郑,进军洛阳,仍未脱离山东豪杰视洛阳为中心的窠臼[5]。当军队在虎牢不能前进时,建德部下对战略问题进行了探讨,《旧唐书》卷54记载:

　　凌敬进说曰:“宜悉兵济河,攻取怀州河阳,使重将居守。更率众鸣鼓建旗,?太行,入上党,先声后实,传檄而定。渐趋壶口,稍骇蒲津,收河东之地,此策之上也……”建德将从之,而世充使长孙安世阴赍金玉啖其诸将,以乱其谋。众咸进谏曰:“凌敬书生耳,岂可与言战乎?”建德从之,退而谢敬曰:“今众心甚锐,此天赞我矣。因此决战,必将大捷。已依众议,不得从公言也。”

窦建德未必不知道依凌敬之言,郑围即解。但诸将意在洛阳,即使没有长孙安世的重金行贿,对山东豪杰而言,直趋洛阳也比“?太行,入上党”更有吸引力。杨玄感、李密、窦建德之败,主要原因都在于洛阳作为政治中心对山东豪杰的影响上。
　　唐平定东都后,窦建德与王世充同时作为俘虏,被送到长安。唐高祖释王世充而杀窦建德,史家多以为不公。实际上,窦建德必遭诛灭,是因为他领导的是一支胡化性强的山东豪杰与士人结合的部伍,这个集团中无论山东豪杰还是士人,均难为大唐所用。据《旧唐书》卷54,窦建德失败后,其妻兄及所俘隋朝官吏如裴矩等降唐,这部分隋官如魏征等分别为唐高祖、太子建成及秦王李世民所用,但窦氏集团的核心士人并未降唐。据《隋书》卷76《文学传》记载,窦建德中书令孔绍德在建德败后伏诛;中书舍人刘斌专事刘黑闼,后与黑闼奔突厥,不知所终。这些士人均未能效忠新主。武将也是如此,除最早归降的普乐令程名振和胡大恩外,这一系统的山东豪杰极少致用于唐者,他们与久奉关陇贵族为主的黎阳、瓦岗寨系统的山东豪杰迥然不同。正因为窦建德统帅的是这样一个稳固、自成体系而不能纳入关陇势力的集团,唐高祖才斩杀建德,以绝这一集团之望。
　　平窦建德后,河北诸州刺史皆更为唐官,卢士?被派为瀛州刺史,李玄通出任定州总管。[6]唐官吏对建德部将多以严刑峻法绳之。《资治通鉴》卷189武德四年七月条略云:

　　窦建德之败也,其诸将多盗匿库物,及居闾里,暴横为民患。唐官吏多以法绳之,或加捶挞,建德故将皆惊惧不安。

严治为当时对待窦建德控制地区实施的政策。唐高祖也派遣了安辑山东之人。《旧唐书》卷62《郑善果传》略云:

　　郑善果,郑州荥泽人也……建德将王琮获善果,诮之曰……建德又不为之礼,乃奔相州……山东平,持节为招抚大使,坐选举不平除名。

　　高祖派一建德部署藐视的并与建德将领有宿怨的山东士人郑善果招抚山东,显然对这次招抚未抱多大希望。善果选举不平,也在情理之中。派郑善果招抚,令官吏严治建德部将,与刘黑闼再次叛乱后高祖欲坑山东人等殊途同归,这表明高祖将窦氏集团视为异类,根本无法将之纳入关陇体系中。而实际也是如此,窦氏的文臣武将均罕为高祖、太宗所用。《新唐书》卷86《刘黑闼传》在高祖征建德故将后有“将用之”三字,《旧传》、《通鉴》无,当是《新传》以意加之。从当时的情形分析,范愿、高雅贤等被召,可能等待他们的就是杨公卿、单雄信的命运。
　　刘氏主吉正在这时由这支高鸡泊系统山东豪杰提出。与黎阳、瓦岗寨的群雄相比,这是一胡汉杂揉、胡化更强的集团。窦建德所建的国号夏,也值得注意。除大禹所建夏外,唐以前历史上还有十六国时期赫连氏所建大夏。赫连氏为匈奴刘渊之后,此夏国可称为刘氏所建。刘黑闼起事后只将自己原来所称的汉东公改为汉东王,改元为天造,国号仍为夏。卜者是否认为大夏为刘氏所建,故言刘氏主吉呢?待考。
　　高鸡泊集团的骁勇善战,超过当时所有的逐鹿群雄。武德五年(622),唐太宗与刘黑闼在?州决战,太宗用决?水的方式才暂时战胜了刘黑闼。《资治通鉴》卷190胡三省在注文中评论说:

　　按秦王之讨黑闼,前后接战,黑闼之众皆决死确斗,特秦王大展方略,黑闼智力俱困而败走耳。秦王之平群盗,黑闼最为坚敌。

与刘黑闼的战斗是唐太宗平定天下中最为艰难者。两《唐书·刘黑闼传》称,黑闼“设法行政,皆师建德,而攻战勇决过之”,可见这一集团最为尚武。因此,善战,必定成为这一集团的择帅标准。
　　陈寅恪先生指出,山东豪杰为胡汉杂揉的集团,是北魏六镇营户的后裔。[7]刘氏为胡人改汉姓中最多的一姓。由于本身可能具有的胡人血统,山东豪杰中的刘姓者多善战。《旧唐书》卷55《刘黑闼传》略云:　　

　　黑闼既遍游诸贼,善观时变,素骁勇,多奸诈。建德有所经略,必令专知斥候,常间入敌中觇视虚实,或出其不意,乘机奋击,多所克获,军中号为神勇。

　　刘黑闼不但善战,而且更善骑射。[8]被范愿等杀死的刘雅为窦建德故将。范愿在统帅问题上首先想到刘雅,可以推知刘雅必定善战,与刘黑闼相类。
　　刘兰成、刘世彻,也以善战著称。刘兰成,两《唐书》作刘兰,“颇涉经史,善言成败,然多凶狡”。《资治通鉴》卷186武德元年条记其克綦公顺,攻北海城,击臧君相,皆以少胜多,大获全胜,其善于用兵,可见一斑。关于刘世彻,《资治通鉴》卷190武德五年条略云: 　　

　　徐圆朗闻刘黑闼败,大惧,不知所出。河间人刘复礼说圆朗曰:“有刘世彻者,其才不世出,名高东夏,且有非常之相,真帝王之器。将军若自立,恐终无成,若迎世彻而奉之,天下指挥可定。”圆朗然之,使复礼迎世彻于浚仪……世彻至,已有众数千人,顿于城外,以待圆朗出迎。圆朗不出,使人召之。世彻知事变,欲亡走,恐不免,乃入谒。圆朗悉夺其兵,以为司马,使徇谯、杞二州,东人素闻其名,所向皆下,圆朗遂杀之。

　　徐圆朗兖州人,曾隶属窦建德。刘黑闼起兵后,兖州等地均群起而应之,可知徐圆朗也是附属于高鸡泊系统的山东豪杰。因而他也信奉“刘氏主吉”,在刘黑闼败亡后,欲迎立另一刘姓为主。刘世彻“名高东夏”,徇谯、杞二州,“所向皆下”,可见山东人对其之心悦诚服。刘世彻不世出之才当也是战略统领之才。宋代洪迈在读史之时,慨叹“天下未尝无魁奇智略之士,当离乱之际,虽一旅之聚,数城之地,必有策策知名者出其间”,而被洪容斋首推为天下奇士的唐人就是刘兰成与刘世彻。[9]刘武周也可视为这一系统的山东豪杰。《旧唐书》卷55记载,武周为“河间景城人,父匡,徙家马邑”。
　　刘武周在关陇称帝,骁勇善战,震骇关中,也是唐统一战争中的一个劲敌。
　　据上列诸刘之例,可知在山东豪杰中,刘姓者善战,可能是一显见的普遍事实。因此,窦建德余部在择帅时,鉴于隋末唐初山东豪杰中善战者多为刘姓之人,在统帅的候选人上提出“刘氏主吉”的原则,希望以此号令建德余部,继续与唐作战。
　　范愿等推举的刘黑闼确实不负众望。这不仅表现在刘黑闼的骁勇善战使?州之战成为唐太宗统一战争中最为艰苦卓绝的一次,而且在刘黑闼的统领下,这部分山东豪杰也利用了自己的图谶,形成了新的核心,不为关陇集团所用。“刘氏主吉”真正做到了与“李氏将兴”分庭抗礼。
　　刘黑闼举兵后,窦建德旧将多杀唐官,举兵响应。刘黑闼?州失败后,逃亡突厥,引突厥入寇,流亡在鲜虞的故将曹湛、董康买等复举兵应之。转眼之间,刘黑闼等又尽复故地,迫使一向能征惯战的淮安王道玄败没,齐王元吉畏惧不敢进。最后李建成用魏征之计,采取释酋抚遣的方法,才侵黑闼,但“其党北遁”[10],终未为唐所用。刘黑闼部将的善战,各地豪杰罕能及之;而平后复叛,顽强抗唐的举动更是绝无仅有的。
　　刘黑闼占领地区的民风也与其他地区不同。《旧唐书》卷73《颜师古传》附其叔父“游秦传”[11]云:　　

　　武德初,累迁廉州刺史,封临沂县男。时刘黑闼初平,人多以强暴寡礼,风俗未安。游秦抚恤境内,敬让大行,邑里歌曰:“廉州颜有道,性行同庄老,爱人如赤子,不杀非时草。”高祖玺书劳勉之。

廉州的位置,同书卷39《地理志》“镇州稿城”条记载:

　　武德元年,改为廉州。其年,陷窦建德。四年贼平,复置廉州,领高木城、鼓城、毋极、(鹿城)四县。

廉州在恒、定、深、赵州之间,为窦建德、刘黑闼势力所及,民风“强暴寡礼”。《太平广记》卷253“解嘲”条云:

　　隋末,刘黑闼据有数州,纵其威虐,合意者厚加赏赐,违意者即被屠割。

上引《旧唐书·刘黑闼传》记载,范愿称刘黑闼“果敢多奇略,宽仁容众”。强暴与宽仁集于刘黑闼一身,虽相反,实相成。高鸡泊系统的山东豪杰胡化性强,因而民风寡礼,只为窦氏、刘氏之用,正是其胡化倾向的反映。刘黑闼部众的骁勇强悍与顽强抗唐也含有种族文化的因素。《新唐书》卷79《隐太子建成传》略云:

　　会刘黑闼乱河北,(王)王圭等进说曰:“……今黑闼痍叛残孽,众不盈万,利兵鏖之,唾手可决,请往讨,因结山东英俊心,自封殖。”

王珪、魏征等曾劝隐太子利用平刘黑闼的机会结山东英俊,但刘黑闼部将为隐太子所用者可能为数至少。《新唐书》卷78《庐江王瑗传》记载王利涉劝瑗曰:“山东豪杰尝为窦建德所用,今失职与编户夷,此其思乱若旱之望雨。王能发使,使悉复旧职,随在所募兵,有不从,得辄诛之,则河北之地,可呼吸而有。”可见窦建德、刘黑闼余部与编户等夷,未被擢用。又如《旧唐书》卷83《苏定方传》略云:

　　后仕窦建德,建德将高雅贤甚爱之,养以为子。雅贤俄又为刘黑闼攻陷城邑,定方每有战功。及黑闼、雅贤死,定方归乡里。

苏定方为刘黑闼手下一员虎将,从刘黑闼平定,苏定方“归乡里”看,河北豪杰“失职与编户夷”是当时事实,太子建成、齐王元吉等并未能结这部分豪杰为己所用。
　　太宗有瓦岗寨系统豪杰为其效命、尽力,而建成结河北豪杰的举措又未获成功。玄武门事变太宗胜而建成败,山东豪杰的人心向背不能不说构成了一个主要原因。从建成未能结河北英俊看,窦建德、刘黑闼集团确实是一自成体系的独立集团,他们骁勇善战,胡化性强。由这一集团提出的当王天下的刘氏,不仅是一图谶姓氏,而且其中亦蕴含着种族文化问题。

二　刘氏主吉的余波

　　“刘氏主吉”的提出有当时特殊的条件及含义。但刘氏入图谶,并没有因刘黑闼的败亡而停止,相反,作为图谶中的姓氏,对唐代(尤其是唐前期)的或多或少产生了一些影响。《册府元龟》卷922《总录部·妖妄》略云:[12]

　　李孝常,隋兵部尚书圆通之子。高祖时为利州都督,每以佃猎为务。太宗嗣位,表请入朝,因留京师。其子义宗,坐劫盗被诛,因此怨望。与刘德裕等阴图不轨……有刘文赞者……亦奖成其事。德裕曰:“我生日有异,当汝请。又大业初,童谣曰:‘白杨树下一池水,决之则是刘;不决则为李。’但李在未决之前,刘居已决之后。明知李氏以后,天下当归我家。当决之,顺天之命耳。”后谋泄,及其党与皆伏诛,死者十二人。

考童谣所作,似据杨树下水决之则流,不决则漓(渗入地)或沥的谐音,而配以杨、刘、李三姓,表明刘、李皆可取代杨隋。此童谣是否真的产生在大业时期,已不可知,但可以确言,太宗开始即位,即有了刘氏应代李氏之说。刘德裕、刘文赞,固然强为解说,但可推知,当时刘氏应图谶,确实流传广泛。《资治通鉴》卷193“贞观三年”(629)条[13]云:　

　　三月己酉,上录系囚。有刘恭者,颈有“胜”文,自云“当胜天下”,坐是系狱。上曰:“若天将兴之,非朕所能除;若无天命,‘胜’文何为!”乃释之。刘恭自云当胜天下,应不只是颈有“胜”文,也有姓符图谶的因素。刘恭因有“胜”文而系狱,可见当时官吏对刘氏确实杯弓蛇影。　

　　贞观年间以刘氏为主的谋反较多。《册府元龟》卷922又云:

　　公孙常,河东人也。自言好养生,能黄白之术,遂遍历卿相之门。时卫州人刘道安,自云头有肉角,隐见不常,诳惑州里,人多信附。遂授官建号,期于贞观二十年二月举兵反。常亦通知其谋。事犹未发,会十九年正月,太宗以他事召常,常惧罪而自杀,常弟节因告其事,道安等十余人皆伏诛。

刘道安以“肉角”号令百姓,而卫州“人多信附”的原因,当不仅为一不常见的肉角,而是道安的刘姓符图谶。卫州据窦建德政治中心的洺州甚近,亦值得注意。刘道安的情形,与刘恭类似,只不过一个付诸行动,一个只是口头说说而已。
　　太宗对仅有胜文却无一兵一卒的刘恭能够宽大为怀,但对掌握兵权的刘氏,则要因图谶而产生怀疑了。《旧唐书》卷57《刘师立传》略云:　

　　其后师立与尉迟敬德、庞卿恽、李孟尝等九人同诛建成有功,超拜左卫率。寻迁左骁卫将军,封襄武郡公,赐绢五千匹。后人告师立自云“眼有赤光,体有非常之相,姓氏又应符谶”。太宗谓之曰:“人言卿欲反,如何?”师立大惧,俯而对曰:“臣任隋朝,不过六品,身材驽下,不敢辄希富贵。过蒙非常之遇,常以性命许国。而陛下功成事立,臣复致位将军,顾己循躬,实?涯分,臣是何人,辄敢言反!”太宗笑曰:“知卿不然,此妄言耳。”赐帛六十匹,延入卧内慰谕之。

刘师立,宋州虞城人。初为王世充将军,后属秦王。从对刘师立的责问看,太宗疑忌之态,溢于言表。赖刘师立善对,所言入情入理,才消除太宗疑虑。因此前太宗确有怀疑,所以才有事后“延入卧内慰谕”之举。而师立遭忌的原因,正是因为刘姓符图谶。此贞观初之事。刘兰成伏诛也与刘氏入图谶有关。《旧唐书》卷69《刘兰成传》记载:“贞观末,以谋反腰斩。”其谋反经过,《新唐书》卷94《刘兰传》略云:

　　初,长社许绚解谶记,谓兰曰:“天下有长年者,咸言刘将军当为天下主。”兰子昭又曰:“谶言海北出天子,吾家北海也。”会云县尉游文芝以罪系狱当死,因发其谋,兰及党与皆伏诛。

刘兰为山东豪杰,颇为善战,贞观年间在平定梁师都及离间突厥中有功,检校代州都督。刘兰谋反,正是“刘氏主吉”的直接影响。两《传》皆未记刘兰谋反的布置、举动等,故刘兰是真有行动谋反还是仅因姓符图谶而造忌被污诬,不得而知。在刘兰被腰斩后,尚发生了这样一幕:《旧唐书·刘兰传》略云:　

　　右骁卫大将军丘行恭探其心肝而食之。太宗闻而召行恭让之曰:“典刑自有常科,何至于此!必若食逆者心肝而为忠孝,则刘兰之心,为太子、诸王所食,岂至卿邪!”行恭无以答。

丘行恭“性严酷”,但在平王世充的战役中对唐太宗有救命之恩,所以,虽然他“数坐事解免,太宗每思其功,不逾时月复其官”。[14]食刘兰心肝,正是丘行恭严酷性格的体现,太宗对他的这种行为深恶痛绝,并将反感形诸言词,也有些出人意料。是否因为刘兰本身反状未具而太宗疑忌山东豪杰中刘姓导致误杀刘兰,太宗心里不能无愧呢?似有可能。上论似可以说,贞观年间刘氏姓符图谶,山东豪杰善战的刘姓尤为太宗猜忌,这与“刘氏主吉”的提出背景倒也适相符合。
　　太宗诛杀刘洎,也疑点甚多。《旧唐书》卷74《刘洎传》略云:　

　　太宗征辽,令洎与高士廉、马周留辅皇太子定州监国,仍兼左庶子、检校民部尚书。太宗谓洎曰:“我今远征,使卿辅翼太子,社稷安危之机,所寄尤重。卿宜深识我意。”洎进曰:“愿陛下无忧,大臣有愆失者,臣谨即行诛。”太宗以其妄发,颇怪之,谓曰:“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卿性疋束而太健,恐以此取败,深宜诫慎,以保终吉。”十九年,太宗辽东还,发定州,在道不康。洎与中书令马周入谒。洎、周出,(褚)遂良传问起居,洎泣曰:“圣体患痈,极可忧惧。”遂良诬奏之曰:“洎云‘国家之事不足虑,正当傅少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异志者诛之,自然定矣。’”太宗疾愈,诏问其故,洎以实对。又引马周以自明。太宗问周,周对与洎所陈不异。遂良又执证不已,乃赐洎自尽。洎临引决,请纸笔,欲有所奏,宪司不与。洎死,太宗知宪不与纸笔,怒之,并令属吏……则天临朝,其子弘业上言洎被遂良谮而死,诏令复其官爵。

刘洎被褚遂良诬陷,有马周为证,以太宗之明,未必尽信褚遂良之言。洎死后,太宗将不给刘洎纸笔的宪司治罪,可见太宗深知刘洎之冤。[15]那么太宗为什么又要赐死刘洎呢?仅仅是因为褚遂良“又执证不已”吗?不是的。太宗还是对刘洎的姓氏耿耿于怀。刘洎性疏,太宗委托他辅佐太子监国时,他声称可诛杀有愆失的大臣,令太宗大吃一惊,太宗所顾念的是太子即位后,刘洎姓符图谶,有可能诛杀有异志的大臣取李氏而代之。应该说,太宗除去刘洎的决断在其征辽之前已经下定了。唯其顾虑如此,刘洎又不懂得韬光养晦,太宗方借褚遂良之口,赐刘洎自尽,以绝身后之患。太宗诛刘洎,显系为身后计,而刘洎被诛,其姓氏符图谶当是主要原因。刘氏图谶对贞观政治有如此大的影响,确实是我们不能不注意的。
　　《资治通鉴》卷205长寿二年(693)二月乙亥条《考异》引潘远《纪闻》云:　

　　补阙李秦授寓直中书,进封事曰:“陛下自登极,诛斥李氏及诸大臣,其家人亲族流放在外,以臣所料,且数万人。如一旦同心招集为逆,出陛下不意,臣恐社稷必危。谶曰:‘伐武者刘。’夫刘者,流也。陛下不杀此辈,臣恐为祸深焉。”天后纳之。

武后时,刘氏仍在图谶。武则天诛流人原因复杂,并不完全由于李秦的一纸上疏。但图谶中的刘氏对武周政治也并非完全没有影响。《旧唐书》卷8《玄宗纪》开元十三年(725)条云:[16]　

　　五月庚寅,妖贼刘定高率其党夜犯通洛门,尽擒斩之。

同书同卷开元二十四年条云:　

　　夏六月[17]丙午,京兆醴泉妖人刘志诚率众为乱,将趋京城。咸阳官吏烧便桥,以断其路。俄而散走,京兆府尽擒斩之。

这两次刘姓者作乱可能都与图谶有关。《曲江集》卷15《贺昭陵征应状》略云:　

　　右御史中丞徐晖从京便还,向臣等说,妖贼刘志诚四日从咸阳北原向南,见昭陵山上有黑云忽起。志诚谓其凶徒云:“此云将有暴风,若冲头立,恐有破败。”志诚久从征伍,颇解杂占。其言未毕,飘风果至,直冲行首,莫不昏迷,众心惊惶,不知所出。及至便桥之际,并即走散。又见父老云,往年权梁山之徒,将逞不轨,当时亦有烈风暴雨,发自昭陵。彼至京城,贼还破灭。谨参往事,与今同符者。伏以闾阎贼类,切敢猖狂,而祖宗威灵,亦已玄鉴。昔年感召,若命蚩尤;今者驱除,更假风伯。所以妖氛自殄,狡计莫施。晷刻之间,逃形无路。此皆神力潜运,昌历无穷,将俾孙谋,用昭圣德。事堪惩恶,可以垂后,无任庆悦之至。仍望宣付史官,并示朝列。谨录奏闻,谨奏。

张九龄的这篇状文颇值得注意。刘志诚既然“颇解杂占”,应该也精通图谶,其以图谶中的刘氏号令其党，故能造成不小规模的声势。此前的刘定高举兵可能也与刘志诚类似。刘定高、刘志诚均为乌合之众,并无战斗力,但刘氏在号称治世的开元年间频繁起兵,虽容易平定,也给唐王朝造成一定的混乱,而且图谶中的刘氏也对唐王朝是一潜在的威胁。正因为武力战胜刘氏之乱的同时,尚需舆论上的解说,于是昭陵神力说应运而生。这篇由当时文坛盟主张九龄起草的《贺昭陵征应状》便是唐廷对付刘氏图谶的宣言。张九龄对李唐“祖宗威灵”大书特书,并要“宣付史官,并示朝列”,昭示天下,因为“事堪惩恶,可以垂后”,有“神力潜运,昌历无穷”的李氏祖宗庇佑,区区刘氏无法动摇固若金汤的李氏统治地位。迫使李唐王朝建立了新的祖先神力说,刘氏入图谶的作用及在民间的影响,于此可见一斑。
　　《新唐书》卷206杨国忠传略云:[18]　

　　国忠本名钊,以图谶有卯金刀当位,御史中丞时,帝为改今名。

“卯金刀当位”，即刘氏当王,“卯金刀”即“刘”字,与“钊”并没有直接关系。杨国忠的更名,显系多此一举。从中亦不难看出,从唐初到天宝年间,虽具体说法因时因人不同,但刘氏一直在图谶中，刘氏当王,仍足以引起人心混乱。《资治通鉴》卷211肃宗上元元年(760)十一月条云：　

　　御史中丞李铣、宋州刺史刘展,皆领淮西节度副使。铣贪暴不法,展刚强自用,故为其上者多恶之。节度使王仲升先奏铣罪而诛之。时有谣言曰:“手执金刀起东方。”仲升使监军使、内左常侍邢延恩入奏：“展倔强不受命,姓名应谣谶(谓金刀之谣应刘姓也),请除之。”

可见肃宗时仍有“金刀”之说。这时的刘姓早已失去了产生时的意义,仅仅作为一个图谶上的姓氏不断流传而已。
　　“刘氏主吉”是北朝以来民族迁徙融合所产生的结果。经过唐前期百余年的对外战争及民族融合,新的游牧民族部落迁徙进入大唐帝国版图,唐军队不断吸收容纳这些善战的民族,这样,在西北、北方、东北都形成了由新型种族构成的蕃军。而北朝以来入据中原的胡人此时已经汉化,虽刘氏还滞留在图谶中,但疆场上的善战者早已不是昔日的刘氏了。唐后期基本上结束了刘氏在图谶中的历史。从某种角度说,“刘氏主吉”,是对北朝民族迁徙的总结,安史之乱,则是唐前期百余年来民族迁徙及对外战争的结果。安史之乱,开启了历史上又一个地区胡化的时代。
　　唐代内附蕃族多姓李,《新唐书》卷75下《宰相世袭表》略云：　

　　柳城李氏,世未契丹酋长，后徙京北万年。
　　武威李氏，本安氏……至抱玉赐姓李。
　　高丽李氏。
　　柳城李氏,本奚族,不知何氏。至宝臣为张钅巢高养子,冒姓张氏,后赐姓李氏。
　　鸡田李氏,本河曲部落稽阿跌之族,至光进赐姓李。
　　代北李氏,本沙陀部落,姓朱邪氏。至国昌,赐姓李,附郑王属籍。

这是出了宰相的蕃族诸李。唐时李为国姓,蕃族或因赐姓,或自改姓李,与此前胡族多以刘为姓同。从这个角度说,“李氏将兴”确实代替了“刘氏主吉”,唐朝真正成为一李氏兴盛的时代。

[1]刘黑闼加入窦建德部伍,《新唐书》卷86《刘黑闼传》及《资治通鉴》卷188均记载其被李世?擒获,“献于建德”,不确。详见牛致功:《李渊建唐史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9页。
[2]《旧唐书》卷54《窦建德传》。
[3]《旧唐书》卷54《窦建德传》。
[4]《旧唐书》卷83《苏定方传》。
[5]详见陈寅恪:《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17-236页。
[6]《新唐书》卷191《忠义传》。
[7]详见陈寅恪:《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17-236页。
[8]刘黑闼之名,应是“黑獭”的同音记录,刘黑闼可能是名为黑獭的鲜卑胡人,故而尤善骑射。参见高昭一编写《窦建德与刘黑闼》,山东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1页。
[9]《容斋续笔》卷10“天下有奇士”条,《容斋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37-338页。
[10]《册府元龟》卷259《储宫部·将兵》。
[11]参《新唐书》卷198《颜师古传》。
[12]此据《宋本册府元龟》,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3659页。明版则多处错简。
[13]《册府元龟》卷43《帝王部·度量》略同。
[14]《旧唐书》卷59《丘行恭传》，参《新唐书》卷90《丘行恭传》。
[15]汪篯指出，唐太宗对拥立魏王泰的岑文本、刘洎存有戒心和疑忌心理,劝立晋王的褚遂良利用太宗顾虑，除去刘洎。见《汪篯隋唐史论稿》，社会出版社1981年版,第110—113页。此解可备一说。但岑文本无恙而刘洎被赐死,除岑、刘性格因素外,刘洎的姓符图谶，应是不能忽视的主要原因。
[16]参《旧唐书》卷185下《良吏传》，《新唐书》卷130《李尚隐传》，《资治通鉴》卷212开元十三年条。
[17]《新唐书》卷5《玄宗纪》、《资治通鉴》卷214开元廿四年条作“五月”。开元二十四年六月己酉朔,无丙午,故《新纪》作“五月丙午(27日)”。但据《资治通鉴》,“五月,醴泉妖人刘志诚作乱,驱掠路人,将趣咸阳。村民走告县官,焚桥断路,以拒之。其众遂溃,数日悉擒斩之”。知此次谋乱只持续了几天。《曲江集》卷15《贺昭陵征应状》(《文苑英华》卷636同)中有“妖贼刘志诚四日从咸阳北原向南”句,斯2506唐残史书也记载“五月四日刘志成反”(但文书记载刘氏反叛年代为开元二十三年。相关考证见郭锋:《简谈敦煌写本斯二五○六号等唐修史书残卷的性质和价值》,《敦煌学辑刊》1992年1、2期,第88-95页),知刘志诚4日已开始作乱,若27日平定,与“数日悉擒斩之”的记载亦不符,此盖《通鉴》不记日期之缘由。
[18]参《资治通鉴》卷216天宝九载(75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