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南明刻本《西曹秋思》——並發黃道周彈劾楊嗣昌事件之覆

　　南明弘光至永曆間各地政權，因時局動蕩，國祚短促，刊刻印製的書籍，一向十分罕見。稍有傳世者，一是弘光政權，一是隆武政權。這是因爲弘光政權據南京爲都城，而金陵及其附近的蘇州、常州、湖州、杭州、徽州各地，是朱明一朝最爲興盛的刻書中心；隆武政權以福建爲根基，而宋代以來的刻書中心建陽書坊，正在其勢力控制之下。這兩個地方，都是書坊林立，刻工叢集，具有全國最好的刻書條件，所以，還能夠在危難險惡的環境下，雕印一些書籍。北京圖書館編《中國版刻圖錄》，收錄了兩種南明刻本，一爲弘光元年刻余光、余颺兄弟著《春秋存俟》，一爲隆武二年建陽刻《重刊熊勿軒先生文集》。後者據編著者稱：“隆武刻書，傳世甚罕，此爲僅見之本。”據有建陽書坊的隆武政權，尚且如此，若紹武、永曆諸偏遠地區的政權，所刻書籍，更爲罕見難求。
　　此《西曹秋思》一卷，即南明紹武或永曆時期所梓行。這是本書唯一的刻本。1993年夏秋之間，我在北京琉璃廠中國書店，覓得此書。雖戔戔小冊，篇幅單薄，連同刻書題記不過二十番，卻是版刻史上南明刻本的重要實物。不管是對於收藏家，還是版刻史研究者，這樣的書籍，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珍品。
　　《西曹秋思》的內容，爲明末黃道周、葉廷秀、董養河三人唱和詩作，皆七言律詩，依上下平韻各爲三十首，通計九十首。此書由於傳世稀少，公私藏書目錄，一向罕見著錄。《西曹秋思》最早著錄于清初黃虞稷的《千頃堂書目》，至乾隆年間纂修《四庫全書》時，僅列入存目。近年印行《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當事者遍訪海內外公私藏書，始終未能查找到此種原刻舊本，只好採用北京圖書館收藏的一部清代抄本，作爲底本。這部抄本，也是在我發現南明刻本之前，世間所知《西曹秋思》的唯一傳本，卻明顯晚於我得到的這部南明原刻本。顯而易見，本書的文獻價值，亦不在其版刻價值之下。

一、版本情況

　　這部《西曹秋思》卷首有董養河子董師吉撰寫的一篇刻書前“記”。據董師吉講，其父董養河病逝於崇禎十六年秋，他刊刻此書時，“作令赴粵，愴然數載之中，岸谷陞沈，而先大夫又棄予五年所矣”。由崇禎十六年下推五年左右，爲清順治三、四年間，即南明永曆並紹武元年前後。董師吉“作令赴粵”的具體地點，據其前“記”所署，爲廣東惠州。這一帶此時相繼隸屬南明紹武政權和永曆政權統治，從董師吉寫此前“記”的態度上看，他又絕不可能降清任職，所以，這個本子無疑應屬南明所刻書籍。
　　另外，從字體版式上來看，這部《西曹秋思》，與前述南明刊刻的《春秋存俟》和《重刊熊勿軒先生文集》，風格特徵，完全一致，可以明確印證這一刊刻時間。
　　董師吉這篇前“記”，寫於“惠之豐湖亭”，內封面題“羅溪閣藏板”。《四庫全書總目》在存目書籍中另外著錄有董養河著《羅溪閣韻語》無卷數，爲未刊殘稿，今未見收藏著錄。四庫館臣謂“羅溪乃閩中地名”[1]。若是這樣，那麽所謂“羅溪閣”應是董師吉自署齋號，他在惠州刊刻此書而題作“羅溪閣藏板”，應當是用以表示其爲羅氏家刻書籍。

　　《西曹秋思》除此南明刻本之外，未曾有其他刊本行世。嘗見《中國書店三十年所收善本書目》著錄有一清康熙刻本《西曹秋思》，但該書目將其列入明人別集類中，而且標示作者爲倪元璐[2]。倪元璐未曾入獄西曹，不應該有這樣的著述，所以，這一書目的著錄必有訛誤。頗疑即此南明刻本《西曹秋思》，因卷首首列“上虞倪元璐鴻寶較閱”字樣，著錄時將其誤認作倪氏著述；又因書中沒有署眀具體刊刻時間，著錄者僅依據字體版式，大致推定爲康熙年間所刊。我甚至推測，中國書店善本書目著錄時，依據的很有可能就是收入弊篋的這部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採用的清代抄本，原藏國家圖書館，見於《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著錄[3]。這個抄本此前曾收藏在民國藏書家孫壯手中，故書中鈐有“孫壯藏書印”、“伯恒”（孫壯字）兩方印章。
　　除了這兩種完整的傳本之外，在清道光年間陳壽祺編刻的《黃漳浦集》卷四六當中，以《葉謙齋董叔匯各作平韻詩三十首分篇和之》爲題，收錄了當時僅能找到的十首黃道周的和詩。
　　以上這三種傳本，文字互有出入。由於此南明原刻本罕見難求，就目前所知，天壤间尚别无传本，這裏將此刻本全文附錄于本文文末，並校勘與其他兩種傳本的文字異同，以供研究者取資考索。爲行文簡便，下文將孫壯舊藏清抄本簡稱作“孫抄本”；將陳壽祺編刻《黃漳浦集》，稱作“陳刻本”。

二、本書寫作的歴史背景與文獻價值

　　《西曹秋思》不是一部吟詠風月的普通唱和詩集。黃道周、葉廷秀、董養河三人，當時身處縲絏之中，意圖通過這些詩篇，抒發情懷，傾吐心聲，相互砥礪。《四庫提要》對其撰述緣起，略有考述曰：

　　考《明史》道周本傳，道周以劾楊嗣昌，貶爲江西按察使照磨。久之，江西巡撫解學龍薦所部官，推獎道周備至。大學士魏照乘者，惡道周，擬旨責學龍濫薦。帝發怒，立逮二人下刑部獄，並究黨與，詞連工部司務董養河等，戶部主事葉廷秀救之，皆繋獄。
　　案道周照磨之貶，在崇禎十一年，後之繋獄，史不言何歲，今以此編跋語考之，蓋十四年辛巳也。[4]

 四庫館臣所說，雖大體不誤，但基於提要體例，只能止於勾勒粗略輪廓。關於黃道周諸人繋獄的經過，還有一些具體細節，需要說明；特別是黃道周彈劾楊嗣昌的真實原因，舊史所記，迷離隱約，尚有待於發覆者。

（一）黃道周與明代末年的背景

　　黃道周在明末，論學爲一代名儒，“以文章風節高天下”；處世性“嚴冷方剛，不諧流俗”[5]，“強忍敢言，以聖賢自命”[6]；爲政則是清正諍臣，史稱其“一往孤忠，行將與天子爭勝”[7]。黃道周“與天子相爭勝”，事不止一端。其較著者，始則於崇禎五年，因與皇帝辯詰朝政之非，招致雷霆之怒，在右中允位上被削籍爲民；崇禎九年復官後，在崇禎十一年七月，復又上書彈劾楊嗣昌奪情入主內閣。爲此，黃道周與思宗數度往復論辯，終不爲至尊之威屈折[8]。此即《四庫提要》所云道周被禍入獄之發端。
　　黃道周彈劾楊嗣昌，其表面原因，是楊嗣昌父母雙親，喪服在身[9]，依禮制只能居家守喪，不宜出世做官；實際上，卻關係到明末政治鬥爭的一個極大關節。
　　明代萬曆中期以後，以東林黨以及復社、幾社成員爲代表的朝野正派清流，與齊、楚、浙三黨、閹黨及其他奸邪黨中諸貪鄙庸劣之徒，相互對峙，衝突日甚一日，成爲明末政治生活的主線[10]。雖然論者以爲東林一派有時意氣稍盛，或繩人過刻，或持論太深，而且在他們當中也確實混雜有一些屑小奸佞之徒，然而，作爲左右明末朝野輿論、主持正義的強大政治派別，這些都是他們在如此浩大的政治活動中，特別是在當時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下，難以避免的缺陷。從後世研究者的角度，或是旁觀者的眼光，自然很容易剔抉出這些不足。但是，卻不能以書齋裏期望的理想狀態，來苛求實際政治活動的純粹和完美。另一方面，儘管在與東林作對的奸邪黨中，也間或有人，操守尚堪稱清正，卻不能因此而抹煞這兩大派別“一賢一邪”的根本差別[11]。
　　黃道周彈劾楊嗣昌，以及由此而被禍入獄，正是基於這樣的政治背景。如果否認東林黨同其政敵之間賢正與奸邪的區別，也就無法合理地評判黃道周的行爲。

（二）楊嗣昌其人

　　楊嗣昌被奪情起用，初任兵部尚書，到職時爲崇禎十年三月。至崇禎十一年六月，改帶禮部尚書銜，“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仍掌兵部事”。此東閣大學士與武英殿大學士、文淵閣大學士等一樣，是明朝中期以後事實上的宰相，通稱殿閣大學士，亦稱閣臣、閣員，或宰輔、輔臣。所謂內閣，即由數名殿閣大學士組成。楊嗣昌以內閣大學士而仍兼掌兵部，權重一時[12]，可見思宗倚重之深切。楊嗣昌在京中居相位未久，復於崇禎十二年九月，出閣督師，圍剿張獻忠。至崇禎十四年三月，卒於軍中[13]。
　　通觀楊氏一生，雖屬佞幸小人，但也並沒有什麽特別昭彰的劣迹。楊嗣昌受人病詬最甚的施政舉措，一是入閣前，於崇禎十年在兵部尚書任上，奏上因糧、溢地等四策，爲朝廷聚斂錢糧，籌措軍餉，入閣後復又堅持繼續搜刮；二是應對遼東女真的進犯，主張和議互市。
　　《明史》楊嗣昌本傳稱，朝廷依策籌餉的結果，是導致“民不聊生，群起爲盜”。楊嗣昌籍居武陵，當時這一帶尚有荒地待墾，所以有人以爲，他籌餉“以‘溢地’爲名，蓋言額外之地。此或楚中寥闊偶有之，而四方實無是也”[14]。似以爲楊嗣昌不諳世事而出此劣着。其實，楊嗣昌不但知道實際沒有多少“額外之地”，可以搜刮，而且還深知如此搜刮，會招致什麽樣的後果。早在此前十多年的泰昌元年八月，他就曾向朝廷奏報說，天下已經“民窮財盡”，若是再繼續無節制地徵斂，“只恐百姓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