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再造：试谈十世纪前中期的文臣群体[1]
宋代的士大夫，是长期以来被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与此相关的士人群体之特性，也经常在讨论之中。学界普遍注意到，北宋政治文化舞台上的士人，作为具有学养的文职官僚、作为社会和政治的精英，其身份属性、价值观念与能力素质都已经明显地不同于前代[2]。这种“不同”的产生，经过了一个世纪以上的历程。本文希望聚焦于迄今研究尚嫌不足的十世纪前中期，讨论社会变迁过程中统治人群变化之一端，争取对其演进脉络有所梳理[3]。
与上述议题相联系的，是论者经常提及的唐末至宋初之文武关系问题[4]。应该看到，一方面，所谓“文”“武”，既相互排抑制约，又相互依存补充，在特定条件下相互参与着对方特质的塑造；在当时，既有双方关系的空前紧张，又有彼此接触之频密直接，有彼此之间更多的沟通机会。另一方面，在“文”“武”群体各自内部，也存在着家世背景、出身途径及个人资质等方面的重大差异，存在着摩擦与调适。不注意这些关系的丰富与复杂性，即有可能导致我们自己认识上的失误。
一、重“流品”与抑“浮薄”
唐末五代时期，与“武将”相对应的“文臣”，就其组合成份而言，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庞杂的群体。在他们之中，有的来自往日的名门、官宦世家，有的自身即前朝旧臣，有的则逢风云际会或凭藉自己的能力起自民间。他们有的曾经从文业儒，有的素来不学无术；有的长于治事，有的不堪繁剧；有的洁身自好，有的则谄谀无行。他们中既有“儒生”“文士”，亦有所谓“文吏”[5]。
文臣群体的构成特点，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其内部关系。以“华族科名”[6]为特征的“衣冠之士”[7]，自唐末长期居于领袖群伦的朝廷重臣宰相之位；而五代的近臣谋士班底，则主要由一批沉浮于社会基层、在战乱及重建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善断繁剧、兼具刀笔吏干之才者组成。文臣群体中不同类型人物之间素存的芥蒂，在动荡之中显露无遗。只要看看李振者流对于“清流”的嫉恨，杨邠、王章等人对于礼乐文章的鄙薄，就不难明白，“文臣”们彼此之间的成见有多深。这些人虽然起家方式、素质能力各异，在当时却攀升向同类目标，在同一出路中搏争。这种艰难生涯中之挤抑排斥、升降成败造成的敌视是刻骨铭心的。横亘于他们之间的沟壑，实际上并不浅于文武之间的畛域区分。
（一）
十世纪前期，兼具“名族”与“文学”背景的所谓“衣冠之士”，在朝廷决策过程中所能起到的实际作用已经相当有限，但他们仍在竭力利用自身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试图维持其最后的地位。这种状况在唐末以及号称承继“大唐”的后唐时期反映得尤其突出。
唐朝末年的中央朝廷，从君主到官僚回天乏术，却出现了讲求士族流品的回潮。学界早有研究指出晚唐贡举为官宦士族、权豪子弟所充塞[8]。咸通中举进士不第的胡曾，曾在其《下第》诗中抱怨道：“上林新桂年年发，不许平人折一枝。”[9]昭宗朝进士黄滔也说，“咸通乾符之际，豪贵塞龙门之路，平人艺士，十攻九败。”[10]风气所向，“当时士大夫以流品相尚，推名德者为之首”[11]，一时间之朝廷重臣多系出身于公卿之家或累代名族[12]、且科举及第者。以昭宗后期的宰相为例：孔纬，曲阜孔氏之后，擢大中进士第；韦昭度，属京兆韦氏，咸通进士；崔昭纬，清河崔氏，亦进士及第；裴枢，出自“代袭冠冕”的河东著族闻喜裴氏，咸通进士[13]；崔远，博陵崔氏，龙纪进士，“诸崔自咸通后有名，历台阁藩镇者数十人，天下推士族之冠”[14]；陆扆，祖系吴郡陆氏，光启进士，曾被皇帝寄予“斯文不坠”的期望[15]；柳璨，出自河东柳氏，光化登第，因学术博奥而“时誉日洽”[16]……这批人的“衣冠声望”成为唐廷在无望中的希望。
唐代的走到这一步，所谓的“衣冠”“士族”，本已衍生出新的涵义[17]；依郡望系等第的“名族”，早已与权力中心疏离而风光不再。既为大士族之后而复纷纷投身于科举，正反映出历史的趋势[18]。而在经历了黄巢起义“天街踏尽公卿骨”式的扫荡之后，上层社会中反而出现了朝廷与“衣冠流品”的紧密结合。不过，此时会聚起来的这些兼具“阀阅”与“冠冕”者，实际上不可能再构成为封闭排他的贵族权势集团，除去可以增重些许身份作为号召之外别无意义。而且，“衣冠流品”对于政权的强烈依附，直接削弱了他们在乱世中的适应能力[19]。这些人不幸在朝廷面对着内官中使乃至禁军将领的戒惕与抵制[20]，在外部面临着强藩咄咄逼人的压力，全无震慑扭转之功。如韦昭度者，“旧族名人，位非忝窃”，却被宦官田令孜讥讽为“在中书则开铺卖官，居翰林则借人把笔”[21]；至于裴枢等，更只被军阀朱温及其腹心视为“衣冠宿望难制者”[22]。
正当王朝末路的这批士大夫，其资质构成有着令人瞩目的特点。唐廷为乞灵求助而寻觅得来的这批官僚，尽管兼备科举与门户背景，却多非学识干才兼长，惟其如此，他们对于“流品”有着特殊的维护与自矜。而这批人当危难之际的所作所为（或者说是“无所作无所为”），则暴露出他们的致命弱点。
（二）
唐哀帝天祐二年（905）三月，“朝廷宿望”裴枢、崔远、独孤损等人之相职被罢。事情的直接起因在于，操持重柄的朱温“欲以嬖吏张廷范为太常卿，唐宰相裴枢以谓太常卿唐常以清流为之，廷范乃梁客将，不可。梁王由此大怒，曰：‘吾常语裴枢纯厚不陷浮薄，今亦为此邪！’”[23]
裴枢强调“将吏”与“清流”区别的作法，激起朱温的强烈不满。《旧唐书》卷二十下《哀帝纪》，载有是年四月癸巳针对此事的一份诏书：
敕曰：“文武二柄，国家大纲；东西两班，官职同体。咸匡圣运，共列明廷；品秩相对于高卑，俸禄皆均于厚薄。不论前代，只考本朝：太宗皇帝遗诏，中外臣僚文武参用，或自军卫而居台省，亦由衣冠而秉节旄，足明于文列武班，不令分清浊优劣。近代浮薄相尚，凌蔑旧章，假偃武以修文，竞弃本而逐末。虽蓝衫鱼简，当一见而便许升堂；纵拖紫腰金，若非类而无令接席。以是显扬荣辱，分别重轻，遽失人心，尽隳朝体。致其今日，实此之由。须议改更，渐期通济。文武百官，自一品以下，逐月所给料钱，并须均匀，数目多少，一般支给。兼差使诸道，亦依轮次，既就公平，必期开泰。凡百臣僚，宜体朕怀。”
诏书之后又有这样一段说明：
和王傅张廷范者，全忠将吏也，以善音律，求为太常卿，全忠荐用之。宰相裴枢以廷范非乐卿之才，全忠怒，罢枢相位。柳璨希旨，又降此诏斥枢辈，故有白马之祸。
这段说明有其不确切处。裴枢对于张廷范的抵制，主要不在于其“非乐卿之才”，而在于他不属“清流”。同为《旧唐书》，《裴枢传》中所载朱温“切齿含怒”的一番话，也是指责裴枢说：“吾常以裴十四器识真纯，不入浮薄之伍，观此议论，本态露矣。”
这篇指斥“浮薄”的诏书，出自亦属“衣冠流品”的宰相柳璨之手[24]。柳璨任相后，为同列之裴枢、独孤损、崔远等“宿素名德”所轻，因而“深蓄怨”[25]。该诏书可以说是对于士大夫“清流”势力的一次清算。它将唐王朝当时面临的严重危机归因于长期以来对于文武清浊的区分。这种说法，在点破了一个重要事实——“朝廷宿望”集体性的被清算，背后存在着自关陇集团破坏以来文武矛盾酿就的严重问题[26]——之同时，也刻意掩饰着另外一些事实：例如朱温清除异议障碍的篡国企图；例如此次对于衣冠之士的翦除，事实上与文人之间的种种积怨有关。
是年五月，出现星变。柳璨“首疏素所不快者三十馀人”[27]，且言于朱温曰：“此曹皆聚徒横议，怨望腹非，宜以之塞灾异”[28]；被朱温称作“张夫子”、倚为“谋府”的张策，因当年出家归俗、数就贡籍而被知举官赵崇所抑，亦“极力媒蘖”[29]；曾经屡举不第的朱温谋士李振也建议说：“朝廷所以不理，良由衣冠浮薄之徒紊乱纲纪；且王欲图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难制者也，不若尽去之。”[30]于是，不但裴枢、独孤损、崔远三人与陆扆、王溥等相继外贬，“自馀或门胄高华，或科第自进，居三省台阁，以名检自处、声迹稍著者，皆指为‘浮薄’，贬逐无虚日，缙绅为之一空。”[31]六月戊子，遂有白马之祸：
左仆射裴枢·独孤损、右仆射崔远、守太保致仕赵崇、兵部侍郎王赞、工部尚书王溥、吏部尚书陆扆皆以无罪贬，同日赐死于白马驿。凡搢绅之士与唐而不与梁者，皆诬以朋党，坐贬死者数百人，而朝廷为之空。[32]
“白马驿事件”的建议人与决策者之泄愤、打击的对象虽非完全一致[33]，但事件的直接目标，显然是针对“衣冠清流”的。事件中罹难的主要人物，都是昭宗时期的唐廷重臣。尽管“唐自昭宗迁都之后，王室微弱，朝廷班行备员而已”[34]，但直至白马驿事件，才算是残忍而明确地宣判了一个时代的结束。
（三）
“白马之祸”之所以在时人心目中以及后世议论中留下挥之不去的深刻印象，不仅在于杀戮本身的惨酷，更在于继之以将“衣冠清流”之尸投入黄河之浊流。正是这一“清”一“浊”，彰显出这件事的深层次意义所在。《旧五代史》卷十八《李振传》中说：
天祐中，宰相柳璨希太祖（按指朱温）旨，谮杀大臣裴枢、陆扆等七人于滑州白马驿。时振自以咸通、乾符中尝应进士举，累上不第，尤愤愤，乃谓太祖曰：“此辈自谓清流，宜投于黄河，永为浊流。”太祖笑而从之。
在事变面前，李振等人不仅全无物伤其类的悲哀，甚且落井下石。一些“书生”成为整肃“清流”事件的直接推动者[35]；而一向鄙薄敌视“清流”的朱温，实际上也是“家世为儒”的书生后代[36]。这使我们注意到当时“流品”“清浊”问题影响之广及其严重程度。
这场“清流”之祸，显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柳、李、张等个别人物[37]。白马驿事件的导因，从字面上看，起自当时的权势者对于“浮薄”风气的憎恨。除指责裴枢等人“浮薄”之外，朱温也曾斥骂赵崇为“轻薄团头”[38]。在唐代，“浮薄”一词的高频率出现，是在词科取士兴盛之后。彼时所谓“浮薄”，多是相对于经术笃厚学风而言，指词科进身者艺业的华而不实[39]，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礼法旧门”对于“词科新贵”的轻蔑[40]；而唐末裴枢、赵崇等人所抑制的，是急于晋身的“浮薄”；至于朱温、李振等人以及天祐诏书中的“浮薄”之说，尽管利用了这一习见词语，却将其与“衣冠”“清流”直接联系在一起[41]，流露出社会上的新起势力对于名流士大夫发自内心的不信任甚至仇视。词义的变迁背后，事实上寓含着深刻的社会变迁之轨迹[42]。
陈寅恪先生曾经指出，
唐末黄巢失败后，朱全忠遂执统治之大权。凡藉进士词科仕进之士大夫，不论其为旧族或新门，俱目为清流，而使同罹白马之祸，斯又中古政治社会之一大变也。[43]
白马驿事件的意义，与其说是使唐室重臣受到斩尽杀绝式的打击，不如说是一次时代鼎革的警示。正是这种“梁有禅代之谋”，而“衣冠自相残害”的状况，迫使当时的许多士人避世不出[44]。欧阳修在所作《唐六臣传》中开篇即慨叹道：“甚哉，白马之祸；悲夫，可为流涕者矣！”一个是“笑而从之”，一个是“可为流涕”，如此鲜明强烈的感情色彩对比，背后透露出来的，是煌煌大唐穷途末路之时士大夫们的无奈。
二、“崇尚”与“荡涤”
（一）
即便在唐末五代最为混乱的政治局面之下，担当着各个层次统治权力的职业军将们，事实上都不能无视诸雄对峙的压力以及政权运作的需求，都不曾全然排拒文人们作为治事参谋、行政助手的作用。而不同背景、不同资质的文人，各居其位，充当着不同的政治角色。
开平元年（907）五月，后梁建立之初，朱温组建的执政班子是：以唐朝旧臣张文蔚、杨涉、薛贻矩为宰相[45]，而由“预帷幄之谋”的近臣敬翔担任掌领机要的崇政院使。易代之际的这批宰相，张文蔚父张裼“朝望既高，号为流品”[46]，他本人“以文行知名”，“梁初制度皆文蔚所裁定”；杨涉出“唐名家，世守礼法”；薛贻矩“名家子，擢进士第”[47]。其后任相的张策、赵光逢、杜晓，都是“衣冠子弟”，两三辈唐室重臣[48]。这些人无疑仍然属于“清流”之绪馀，他们对于制度的熟悉以及在社会上的影响力，有利于新朝统治的稳定。但是，这批人物，其活动形象树立于前朝，在时人心目中难遽割断他们与前朝的关联，创业君主对他们也并不放心：
时全忠恐唐室旧臣不利于己，往往阴访群情，疑贰之间，及祸者甚众[49]。
这使他们可能是某种连贯性的象征，却不会是新朝的决策核心。而值得一提的是，一方面当时的唐室旧臣人人自危，另方面这些宰相在位却相当稳定[50]。正是由于王朝的实际决策权牢牢把握在梁太祖及其亲信谋臣手中，而中书门下职任则无关紧要（或者说一定程度上“虚仪化”），终致保全了这些居位的宰相。
与李振同样在唐末“举进士不中”的敬翔，“尤长刀笔，应用敏捷”，归附朱温后，“扈从征伐，出入帷幄，庶务丛委，恒达旦不寝”[51]，他典掌机要，前后跟随梁太祖三十年，宠任不替，“军谋、民政，帝一以委之”[52]。胡三省称“全忠之移唐祚，敬翔之力也”[53]。被梁太祖誉为“叶赞之功，惟裴公有之，他人不足当也” [54]的裴迪，“敏事慎言，达吏治，明筹算”，
帝初建节旄于夷门，迪一谒见如故知，乃辟为从事。自是之后，历三十年，委四镇租赋、兵籍、帑廪、官吏、狱讼、赏罚、经费、运漕，事无巨细，皆得专之。帝每出师，即知军州事，逮于二纪，不出梁之闉闳，甚有裨赞之道。[55]
我们看到后梁上层文臣集团中的不同类别：一类来自前朝旧臣，所谓“楚国群材，终为晋用”[56]，他们的功用虽不仅仅在于为新朝装点门面，但隐约之间的“旧臣”身份使其经常处于尴尬地位之中；另外一类来自新皇帝的旧部僚属，与帝王关系更为亲近密切。前类人多为所谓文士，他们习熟于朝章，参与议定制度礼仪却几乎不预机要；后一类人则多是起于基层、“事无巨细，皆得专之”的文吏型实权人物。这种区分，在维持了三百年的大唐帝国一朝顿殒、唐梁递嬗之际反映得尤为明显。
（二）
“白马之祸”宣示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但那一时代所崇尚的价值观念并未随之而彻底销声匿迹。
后唐政权以赓续“大唐”为号召，尤其重视“求访本朝衣冠”[57]。同光元年（923）二月，李存朂下令“于四镇判官中选前朝士族，欲以为相”[58]。唐末兼重家世背景与本人进士第的做法再度泛起。这种现象，在庄宗朝十分突出。当时先后任用的四位宰相豆卢革、卢程、赵光胤、韦说，都主要是凭藉家世背景登上相位的。这些人偏爱标榜“名家”“名流”身份，却缺乏实际才能；硬撑起的门面，掩不住“名族之后”没落衰败的景况。
《新五代史》卷二八《豆卢革传》中说：
豆卢为世名族，唐末天下乱，革避地之中山，唐亡，为王处直掌书记。庄宗在魏，议建唐国，而故唐公卿之族遭乱丧亡且尽，以革名家子，召为行台左丞相。庄宗即位，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革虽唐名族，而素不学问，除拜官吏，多失其序。
卢程是这类“名家子”中的一个典型。据《旧五代史》卷六七《卢程传》：
卢程，唐朝右族。祖懿、父蕴，历仕通显。程，天复末登进士第。……程与革、（卢汝）弼皆朝族知旧，故往来依革，……程褊浅无他才，惟矜恃门第，口多是非，笃厚君子尤薄之。
卢程兼具“右族”与“进士”背景，却“褊浅无他才，惟矜恃门第”，他自称“叨忝成名，不闲笔砚”[59]，章奏文翰非其所长。胡柳之役后，时为晋王的李存勗选取巡官冯道为掌书记，而以卢程为支使。据《新五代史》卷二八《卢程传》说，
程大恨曰：“用人不以门阀而先田舍儿邪！”[60]
同样这句话，在《旧五代史》卷六七《卢程传》中记作：“主上不重人物，使田里儿居余上。”两相印证，正从一个侧面表明，在卢程等人的眼中，所谓“人物”，是据其“门阀”来判断的。
庄宗看重“豆卢革与程皆故唐时名族”[61]，故即位伊始便并命为宰相。二人之不识时务，于受命之日即暴露出来：
程本非重器，骤历显位，举止不恒。时朝廷草创，庶物未备，班列萧然，寺署多缺。程、革受命之日，即乘肩舆，驺导喧沸。庄宗闻诃导之声，询于左右，曰：“宰相担子入门。”庄宗骇异，登楼视之，笑曰：“所谓似是而非者也。”[62]
庄宗灭梁后任命的宰相赵光胤，其父赵隐为僖宗咸通时宰相，兄光逢仕梁为相；他本人“以词艺知名，亦登进士第”，但他被置于重位，则是因为“议者以为国朝典礼故实，须访前代名家”[63]。由豆卢革推荐的另一宰相韦说，是唐福建观察使韦岫之子，“亦无学术，徒以流品自高”。“时郭崇韬秉政，说等承顺而已，政事得失，无所措言。”[64]由此也可以得知，当时的朝廷主要是以“衣冠”“名流”缘饰政治，而并非真正依靠他们。
被李存朂呼为“七哥”且佐其“中兴之业”的张承业（唐僖宗时宦者，本姓康，当出于粟特），“尤不悦本朝（按指唐朝）宰辅子孙”[65]，对于“名门之后”的实际治事能力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即便是庄宗本人，忿于卢程之自傲而无能，亦曾有“误相此痴物”[66]之悔。
后唐明宗时的宰相组合，逐渐自“名家”“流品”向个人能力方面倾斜。
明宗登基之初，机要决策仍倚重于藩邸侍臣，对于宰相的选择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豆卢革、韦说相位一度保留，同时任郑珏、任圜为相。郑珏是唐代宰相郑扆的侄孙，后梁时曾任宰相。史称其前后两度“在相位既碌碌无所为，又病聋”[67]。天成二年（927）罢豆卢革、韦说，明宗考虑提拔韦肃作宰相，他所举述的原因之一，即“世言肃名家子”[68]。此番任命的崔协，出自唐代“盛为流品”的清河崔氏小房。清河崔氏“自后魏、隋、唐，与卢、郑皆为甲族，吉凶之事，各著家礼。至其后世子孙，专以门望为高，为世所嫉。”[69]崔协本人虽然“器宇宏爽”，却“高谈虚论，多不近理，时人以为虚有其表”；“登庸之后，庙堂代笔，假手于人”[70],“在位无所发明”[71]。这批人物能够居于相位，事实上与宰相群体在当时的微妙地位有着直接的关系。
长兴初，情况有所变化。明宗拟罢枢密使安重诲，派使至中书，趣宰相冯道等议其代；反映出中书门下在朝廷谋议过程中地位的上升。而在“后安重诲时代”，与宰相参预决策机会的增加相应，入选者的家世背景逐渐淡化而个人因素相对受到重视。明宗朝八年间先后任用宰相十人，除豆卢革、韦说（庄宗朝宰相留用者）、郑珏、崔协称得上是“名门之后”，任圜、冯道、王建立[72]、赵凤、李愚[73]、刘昫等其他六人都没有特殊的名族高门背景。豆卢革、韦说在任不足三月，郑珏、崔协亦不过两年。长兴中，“与明宗有旧”的唐朝宗属李鏻，自称“家代重侯累相”，游说时相“唐代中兴，宜敦叙宗室”，本人“常贮入相之意”，却终于未在朝廷考虑之中[74]。在长兴以后的政坛上，很少再见到以“高门”自恃、靠“名家之后”的身份攀升成功之人[75]。这背后发生着两个参差交错的过程：一是中书门下掌管的行政权力逐渐有所增重，一是“名门之后”面临社会激剧变迁的不适应，日益凸显出来。
（三）
能力素质的欠缺，是导致“右族”衰败的根本原因之一。所谓“名家子”们，矜于门望却一无所长，张承业曾经质问卢程：“公所能者何也？”[76]这事实上已经是无法回避的严重问题（详见下文）。在长期动荡之中，“名族”往昔藉以发展延续的政治根基严重动摇，而且既不讲求“礼法门风”，又丢弃了赖以炫世的家学传承，全不具备原本意义上的士族所看重的文化传统。“素不学问”、俯仰于时成为他们共同的特征。他们的征引门户、骄矜作态，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回光返照，这决非名族势力在此时转而强盛的反映，恰恰相反，是由于他们感受到处处被炙手可热之新起势力逼迫的切肤之痛，无助之下而彼此牵引故旧，“徒以流品自高”[77]。
不仅如此，他们还利用自己熟悉且仅有的这一切，试图去影响、去“规范”身边新起的权势人物。豆卢革等人对于当时执掌大权的郭崇韬之诱导，就是明显的一例。《旧五代史》卷五七《郭崇韬传》：
……及权倾四海，车骑盈门，士人谄奉，渐别流品。同列豆卢革谓崇韬曰：“汾阳王代北人，徙家华阴，侍中世在雁门，得非祖德欤？”崇韬应曰：“经乱失谱牒，先人常云去汾阳王四世。”革曰：“故祖德也。”因是旌别流品，援引薄徒（按：这里对于郭崇韬的批评，仍然是将“流品”问题与“薄徒[浮薄之徒]”联系在一起的），委之心腹；佐命勋旧，一切鄙弃。旧僚有干进者，崇韬谓之曰：“公虽代邸之旧，然家无门阀。深知公才技，不敢骤进者，虑名流嗤余故也。”
《新五代史》卷二四《郭崇韬传》中也说：
当崇韬用事，自宰相豆卢革、韦悦等皆倾附之。……以其姓郭，因以为子仪之后，崇韬遂以为然。其伐蜀也，过子仪墓，下马号恸而去，闻者颇以为笑。
在这种风气浸淫渐染下，不少“暴为贵人”者附庸风雅，滥称“门族”[78]。
另有一例是，“本出于西夷”[79]的石敬瑭，其父“番字臬捩鸡”，其曾祖母安氏、祖母米氏、母亲何氏，应该都属于突厥化的粟特族裔[80]；却攀援上溯，号称“本卫大夫碏、汉丞相奋之后”[81]。其实，人们很少相信这种说法。欧阳修在《新五代史·晋高祖本纪》中，特别声明：“其姓石氏，不知其得姓之始也”，以此暗示其出身之卑微。事实上，取姓石氏，可以看出石敬瑭一支与昭武九姓的密切族属关系；其标榜，则显然是受到汉地文士攀附祖先的影响，并藉以作为争取中原民心的策略。
这些出身卑微的上层统治者，例如郭崇韬、石敬瑭等，也去联宗合谱，标榜“祖德”，攀附“流品”，反映出当时影响该群体的特定文化心理，实际上也是他们骤然面对中原传统文明而不够自信的表现。
豆卢革们的举措使我们看到，自晚唐到五代前期，中原地区一些“名门之后”，一方面家业实力难以自保，一方面又卷入政治漩涡之中心，以“阀阅”“冠冕”双重身份合一的面目出现[82]。面对剧烈的变动，其知识与能力结构遇到了严酷而艰巨的挑战，他们的头脑中，全然缺乏走出困境、应对时代变局的方略，因而顽固抱持旧有传统，试图以门第观念去影响新一代的统治者。而自唐代以来这种追求门第流品，甚至冒称谱系的作法，既遭致左右侧目，又稀释了乃至淹没了“名族”，使其不再为时人所重。这使我们觉察到“扫荡”与“崇尚”的合力。
孙国栋先生在其《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融》一文中，以晚唐五代北宋各代人物之出身家世统计作为基础，讨论动乱前后社会各阶层人物升沉转换、兴衰交替之迹象，指出：
唐代以名族贵胄为政治、社会之中坚，五代以由军校出身之寒人为中坚，北宋则以科举上进之寒人为中坚。所以唐宋之际，实贵胄与寒人之一转换过程，亦阶级消融之一过程。深言之，实社会组织之一转换过程也。[83]
就这一消融过程而言，新旧社会势力冲突激荡的流程，远比极端化的“白马驿”式的处置方式影响深刻且奏效。郑樵所说“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84]，一方面是唐末农民起义与遍及南北的大动乱予名门望族以沉重打击的结果，另方面也是社会变迁背景之下“联宗合谱”鱼龙混杂，最终丧失了族系辨识意义的结果。“阀阅”背景的消泯，无疑为北宋士大夫阶层在新基础上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三、“文士”与“吏能”
欧阳修在撰著《新五代史》的过程中曾经痛感
五代文章陋矣，而史官之职废于丧乱，传记小说多失其传，故其事迹终始不完，而杂以讹缪。至于英豪奋起、战争胜败、国家兴废之际，岂无谋臣之略、辩士之谈？而文字不足以发之，遂使泯然无传于后世。[85]
或许与这一原因有关，今天的研究者较少见到当年文臣在舞台上挺特隽迈的形象；时时扑入我们眼帘、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文士的基本素质与“吏能”需求之关系问题。
（一）
在武人政治的大环境下，文臣参与议政、决策的活动空间被大大挤压；而在文书运行、财赋管理、刑事鞫断等文职事务中，具备专门化的“吏能”者显然更为习熟、更有优势，他们事实上成为官僚行政的主要承担者。从后唐到后汉，所谓“前朝”问题不再突出，而文士与文吏出身者之间的矛盾却愈发凸现出来。当时即便是身为文臣的杨邠、王章等人，对于文士的轻蔑亦溢于言表。
论者在分析五代的文武关系时，经常引用后汉时期禁军统帅史弘肇的一句话，即“文人难耐，轻我辈，谓我辈为卒。可恨！可恨！”[86]据《旧五代史》卷一○七《史弘肇传》，在一次“贵臣悉集”的场合中，
弘肇又厉声言曰：“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至如‘毛锥子’（按，指文职官吏手中之笔），焉足用哉！”三司使王章曰：“虽有长枪大剑，若无‘毛锥子’，赡军财赋自何而集？”
就是这个挺身而出为“毛锥子”辩白的王章，亦“常轻视文臣”。根据《旧五代史》卷一○七其本传的记叙，
章与杨邠同郡，尤相亲爱，其奖用进拔者，莫非乡旧。常轻视文臣，曰：“此等若与一把算子，未知颠倒，何益于事！”
“常轻视文臣”一句，在《新五代史》卷三十《王章传》中，作“尤不喜文士”，更加明晰地点破了他所不满的对象。王章的密友杨邠，出身“州掌籍吏”，后汉高祖时曾任枢密使，至隐帝时，更自枢密使而兼任宰相。他“出于小吏，不喜文士。……虽长于吏事，而不知大体，以谓为国家者，帑廪实、甲兵完而已，礼乐文物皆虚器也。”据说杨邠因此而“不在清议”[87]。
可以看出，以簿籍筹算之能自恃的这些“毛锥子”，一方面处于咄咄逼人的武夫之对立面，另一方面也立场鲜明地与文士儒生相互判分[88]。文士与专长吏干者之间的隔阂，之所以在这一阶段显现得格外突出，不仅是长期以来行政事务的类别分野所造成，也是晚唐以降文士自身的操履素质与才学结构大不适应变异丛生之新环境的结果。不具备专门化行政技能的文士们之“好学”“明敏”与其应对变局、处理繁剧时的迟滞恰形成为鲜明的对照。
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下，一方面，文臣们所面临的责任，被简单干脆地化约为“治剧”，“吏能”受到空前的重视；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动乱的影响，尽管民间士人颇有沉潜于学问、读书业儒者[89]，而活跃于当时政治舞台上的“文士”中，很少有崇尚学术而修养深厚之人。从这一意义上讲，当时文臣内部的差异和矛盾，与其说体现着“文学”“经术”与“吏干”之争，毋宁说反映出不同职业素质在“治剧”需求面前的参差。
（二）
“时中原多难，文章之士缩影窜迹不自显”[90]，文书运行却不容暂停，了解并擅长章表笺奏程式的文人，受到特别的重视[91]；而就当时的行政内容而言，钱谷调度占居着尤其重要的地位。在战事扰攘的时期，文翰、理财能力成为衡量文臣价值的关键指标。
“专制河东留守事”的张承业，曾经重用有“器量”的文士吕琦，设法保护了恃才傲物的卢质；但如前所述，他也曾叱责另一文士卢程：
时张承业专制河东留守事，人皆敬惮。旧例支使监诸廪出纳，（卢）程诉于承业曰：“此事非仆所长，请择能者。”承业叱之曰：“公称文士，即合飞文染翰，以济霸国，尝命草辞，自陈短拙；及留职务，又以为辞，公所能者何也？”程垂泣谢之。[92]
在张承业等人看来，僚属的价值应该直接体现于其治事功能，既称“文士”，则应或善于文翰，或长于筹算。出自“望族”的凤翔节度掌书记李专美，与节度判官韩昭胤等共同佐助后唐末帝起事，末帝进入洛阳后，曾因犒军金帛不足事责备他说：
韩昭胤首鼠，我不责办；卿士人子弟，尝言有才术，今致我至此，不能运度以济时事，留才术何所施也！”[93]
韩昭胤其后由枢密使而致宰相，末帝不曾加责于他，而寄厚望于“尝言有才术”的“士人子弟”李专美。这些不足以应付时事的文士，在当时局面下的尴尬是显而易见的。无怪乎时人经常慨叹：“儒生中通变者鲜矣！”[94]
这种状况，责任并不仅仅在于儒生文士个人，而是长期政治措置的结果。曾在荆南掌政事的孙光宪，讲过这样一段话：
古者文武一体，出将入相，近代裴行俭、郭元振、裴度、韦皋是也。然而时有夷险，不可一概而论。……客有谓葆光子（按，孙氏自号葆光子）曰：“儒将诚则有之。唐自大中以来，以兵为戏者久矣。廊庙之上，耻言韬略，以櫜鞬为凶物，以钤匮为凶言。……一旦宇内尘惊，闾左飙起，遽以褒衣博带，令押燕颔虎头，适足以取笑耳！”
国家稍微安定之后，讲求典故、修饬制度即会提上日程。身为文士而不熟悉军事、不长于吏干，或可为之解说；而他们之不善于控御变局、不熟悉政务体制，则更致贻误国政，而这偏偏是五代文士中普遍存在的情形。在当时的上层文人圈中，颇有一些自命不凡却“卒无所发明”者。
后唐历经明宗、闵帝、末帝三朝的宰相李愚，为人谨重好学且清廉刚介，却“欲依古以创理”，行事迂阔[95]；与他大约同时的刘昫，“以好学知名燕蓟之间”而“在相位，不识典故”，“议者多窃笑之”[96]。末帝“选当时清望官知名于世者”为宰相，得卢文纪与姚顗：卢文纪“语音高朗，占对铿锵”，然而“处经纶之地，无辅弼之谋”[97]；姚顗则“不知钱陌铢两之数，御家无法，在相位龊龊无所为。”[98]另一宰相马胤孙“少好学，学韩愈为文章”，然而“不通事务，故事多壅塞。……临事多不能决，当时号为‘三不开’：谓其不开口以论议，不开印以行事，不开门以延士大夫也。”[99]后晋的翰林学士承旨崔棁，“少好学，颇涉经史，工于文辞”，然而“专于文学，不能莅事”，“不能举职”[100]。后汉的宰相苏逢吉，当制度草创之时，朝廷大事皆出逢吉，逢吉以为己任。然素不学问，随事裁决，出其意见，是故汉世尤无法度，而不施德政，民莫有所称焉。[101]当天下多事之时，面对一些无所发明而不能举职者，后唐末帝曾经“目宰相曰：‘此粥饭僧尔！’以谓饱食终日，而无所用心也。”[102]宋初史臣在明宗统治时所说，“惜乎君亲可辅，臣子非才；遽泯烝尝，良可深叹矣”[103]，不能说全无道理。
更可一叹的是，“文士”中的一些人，即便对于儒学礼教也并非见长。后唐明宗时的太常卿刘岳，“名家子，好学，敏于文辞，善谈论”；奉诏修订《书仪》，而“事出鄙俚，皆当时家人女子传习所见，往往转失其本”，身为文士学者而兼重政务、吏事的欧阳修将这些“当时儒者”与“夷狄”“武君”对举，感慨万端地批评说：
呜呼！五代干戈之乱，不暇于礼久矣！明宗武君，出于夷狄，而不通文字，乃能有意使民知礼。而岳等皆当时儒者，卒无所发明，但因其书增损而已。然其后世士庶吉凶，皆取岳书以为法，而十又转失其三四也，可胜叹哉！[104]
像这样或不通礼仪之学，或不懂军旅之务，或不善词理，或不能莅事的“儒生”“文士”，在当时并非少数。生逢时代变迁之际，他们既不长于举职任事，又不是称职的文化传承者。
（三）
有学者指出，五代十国的知识分子有两种不同的追求，一类向往功名，切于仕进；一类消极避世，寻求自身道德的净化和完善[105]。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仕进者的避事与避世者的抱负。后晋的御史中丞薛融，“少以儒学知名”，早在石敬瑭准备起事，征求群僚意见时，身为观察判官的他说：
融本儒生，只曾读三五卷书，至于军旅之事、进退存亡之机，未之学也 [106]。
《旧五代史》卷一二六《冯道传》中说，
晋祖曾以用兵事问道，道曰：“陛下历试诸艰，创成大业，……讨伐不庭，须从独断。臣本自书生，为陛下在中书守历代成规，不敢有一毫之失也。臣在明宗朝，曾以戎事问臣，臣亦以斯言答之。”
天福七年（942）后晋少帝继位后，宰相冯道一再奏请复置高祖时被废罢的枢密使，以求“各归职分”[107]。薛融、冯道的避事，并非一二书生明哲保身的个人行为，它反映着动乱年代中的文士历经血腥教训之后，收缩自身职守的倾向。这种避离敏感机要之事而听任君主乃至权臣“独断”，自己居处一面、恪守成规的职份界定，既体现着自我保护的企图，也是当时制度运行的客观状况所促成。
后汉隐帝时，“史弘肇为都指挥使，与宰相、枢密使并执国政”[108]，“树党恣横，专权凌上”，身为首相的窦贞固“但端庄自持，不能规救”[109]，导致事态的恶化。据《旧五代史》卷一○七《史弘肇传》，隐帝
欲诛弘肇等，议定，入白太后。太后曰：“此事岂可轻发耶！更问宰臣等。”李业在侧，曰：“先皇帝言，朝廷大事，莫共措大商量。”
这同一件事，在《新五代史》卷十八汉高祖皇后李氏的传记中作：
初，帝与允明等谋诛杨邠、史弘肇等，议已定，入白太后．太后曰：“此大事也，当与宰相议之。”李业从旁对曰：“先皇帝平生言，朝廷大事，勿问书生。”太后深以为不可，帝拂衣而去，曰：“何必谋于闺门！”
两相对照，所谓“措大”所指，即十分清楚了。这种对于书生文士的贱称，使我们意识到他们——即使贵为宰相——在后汉统治者心目中的实际地位。他们既不见容于杨邠、史弘肇等文吏、军将集团，又不见重于隐帝及其左右内职私党。事发之后，宰相苏逢吉曾说：“萧墙之变，太觉匆遽，主上若有一言见问，必不至是矣。”可见当时的宰相，并没有充分参与重要决策的机会。
无庸讳言，唐末五代特别是后梁、后汉时期，出仕于中央或地方的文士们所面临的生存环境是相当严酷的。《旧五代史》卷一○一《汉书·隐帝纪上》说：
是时，法尚深刻，藩郡凡奏刑杀，不究其实，即顺其请，故当时从事鲜宾客之礼，重足累迹而事之，犹不能免其祸焉。
激剧的社会更革与政局跌宕，使当时的士人之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处世方式、能力结构乃至生活节奏、欣赏品味等等，都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使他们感到相当的困惑与迷失。他们中的一些人隐遁不仕，如赵令畤《侯鲭录》卷八所载，
唐末五代士大夫有言曰：“贵不如贱，富不如贫，智不如愚，仕不如闲。”
另一些人则徘徊于进退之间。例如“慷慨有大志，以经纶为己任”[110]的李涛，“谏晋主不从”，赋诗自悼，有“一言寤主宁复听，三谏不从归去来”之句[111]；他在所作《杂诗》中则称：
明主不弃士，我自志山林。爵服岂无华，才疏力难任。[112]
也有许多文士，寂寞难耐，渴盼着出头的机会。例如在后梁末帝时做到宰相的李琪，据《北梦琐言》卷六《李琪书树叶》条，
梁李相国琪，唐末以文学策名，仕至御史。昭宗播迁，衣冠荡析，……藏迹于荆、楚间，盘桓于夷道之清江，自晦其迹，号华原李长官。……琪相寂寞，每临流踞石，摘树叶而试草制词，吁嗟怏怅，而投于水中。梁祖受禅，征入，拜翰林学士，寻登廊庙。
不少人抱着“官职有来须与做”[113]的态度，混迹于世。当时的文士所羡慕推崇的，是华而不实的风度、谈吐，是如郑韬光式神爽气清、不妄喜怒的“名节”[114]，如冯道式谨慎从容、清俭宽弘的“德量”[115]；而杨凝式之类的“非常”行为则不见称于时：
朱全忠篡唐，（凝式父杨）涉当送传国宝，凝式谏曰：“尊为宰相而国至此，不为无过。乃更持天子印绶与人，虽保富贵，如千载史笔何！”……涉常不自保，忽闻凝式言，大惊曰：“汝灭吾族矣。”凝式恐事泄，因佯狂。[116]
杨凝式本因“精神颖悟，富有文藻”而“大为时辈所推”，此时却因“时人以其纵诞，有‘风子’（按即‘疯子’）之号焉”[117]。文士好尚的趋时转变，不禁令人喟叹。后唐明宗时的大理少卿康澄曾经把当时的形势概括为“贤士藏匿，四民迁业，上下相徇，廉耻道消，毁誉乱真，直言不闻”[118]；末帝时的太常丞史在德也批评说：“称文士者，鲜有艺能，多无士行，问策谋则杜口，作文字则倩人。所谓虚设其员，枉耗国力。”[119]
当时尽管不乏正身持家乃至刚强执法者，而各层文臣圈中“全节之士、死事之臣”却少而又少，正所谓“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120]。书生们自己也承认，“口不饶人”却又“薄德无顾藉”者，“措大打头，优伶次之”[121]。“儒者”“缙绅之士”在此时的道德形象引起了特别的关注[122]。后周以来，统治者开始警惕类似的问题，从而导致了“宋初政治伦理和社会道德的重建”[123]。
问题的暴露、时代的呼唤，虽然已经足够充分，但是，群体性而非个别新型人材的养育，却并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就。
四、交汇与再造
在“云雷搆屯，龙蛇起陆；势均者交斗，力败者先亡”[124]的环境下，社会上追求的首先是“势”与“力”，统治方略中重武轻文自是题中之义。但是，如宁可先生所指出的，
就在这种极度的重武轻文的政治风气之下，唐中叶以来所发生的武人出身和社会地位的变化却仍在悄悄地继续着。[125]
这一深层次的变化，正为由“重武轻文”向“重文轻武”的转化创造着内在的条件。而主要由“文士”与“文吏”两部分构成的文臣群体，自身亦经历着艰难的演变过程。这一过程的阶段性完成，或者说初见成效，已经到了后周后期至北宋初期。
（一）
文武从来都是相互依存的，更何况是在激烈的对外竞争之中。或许可以说，正是扩展自身权力的过程，使本不熟悉行政财政领域的武将认识到了文人（首先是文吏）的用处；而出身于武将的统治者们对于身份地位提升的自我意识、对于以往同为统兵将帅的“比肩同气”者的警惕，更使得他们有了藉助谋士、笼络“秀才”（文士）的愿望[126]。而在当时的环境下，效力于这些统治者的文人，其特有长处的被承认、地位的提高与价值的实现，从总体上说，又是随着这般武将涉足领域的扩大而同步进展的。《旧五代史》卷六○《李袭吉传》中说：
自广明大乱之后，诸侯割据方面，竞延名士，以掌书檄。是时梁有敬翔，燕有马郁，华州有李巨川，荆南有郑准，凤翔有王超，钱塘有罗隐，魏博有李山甫，皆有文称，与袭吉齐名于时。
显然，所谓“竞延名士，以掌书檄”的现象，正是伴随着“诸侯割据方面”的状况而普遍出现的。
本对“书生”颇具敌意的梁太祖朱温，自幕府至朝廷运作皆自觉依靠敬翔、李振、裴迪等人，并且曾对青州节度使韩建表示，“政事之暇，省览经籍，此亦士君子之大务”[127]；他的儿子末帝朱友贞，更是“雅好儒士” [128]。后唐明宗李嗣源所委信的枢密使安重诲，“身为中令，任过其才”[129]，这一问题，皇帝、朝臣乃至安重诲本人都意识到了。据《资治通鉴》卷二七五，天成元年四月乙亥条：
帝目不知书，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诲读之。重诲亦不能尽通，乃奏称：“臣徒以忠实之心事陛下，得典枢机，今事粗能晓知，至于古事，非臣所及。愿仿效前朝侍讲、侍读，近代直崇政、枢密院，选文学之臣与之共事，以备应对。”乃置端明殿学士。乙亥，以翰林学士冯道、赵凤为之。
对于冯道等“文学之臣”进谏的内容，身为“武君”的明宗，并不能完全理解，往往当他们离开之后，又“召侍臣讲说其意”[130]，足见他对于这类意见的重视。他自称“于经义虽不能晓，然尚喜屡闻之”；皇子出镇，他“选儒雅，赖其裨佐”。其子从荣“颇喜儒，学为歌诗，多招文学之士”；从厚也是“髫龀好读《春秋》，略通大义” [131]。
权倾一时的安重诲，倚枢密直学士史圭以备顾问，而且从端明殿学士之设到枢密直学士之升殿都与他的建议有关[132]；尽管如此，当他败亡之后，仍然引起“不亲文士”的批评。《旧五代史》卷六六《安重诲传》：
议者以重诲有经纶社稷之大功，然志大才短，不能回避权宠、亲礼士大夫，求周身辅国之远图，而悉自恣胸襟，果贻颠覆。
《新五代史》卷二四《安重诲传》则说：
虽其尽忠劳心，时有补益，而恃功矜宠，威福自出，旁无贤人君子之助，其独见之虑，祸衅所生，至于臣主俱伤，几灭其族，斯其可哀者也。
所谓“亲礼士大夫”与“贤人君子之助”，被认为是立足于不败的重要保证，这种观念，应即出现于时人（“议者”）的反思之中，而非肇始于薛居正与欧阳修。
唐末五代，一方面“书生”“措大”为人鄙夷，另一方面人们心目中的“士大夫”却又维持着操守清正的形象。李袭吉
在武皇幕府垂十五年，视事之暇，唯读书业文，手不释卷。性恬于荣利，奖诱后进，不以己能格物。参决府事，务在公平，不交赂遗，绰绰有士大夫之风概焉。[133]
明宗称赞冯道“真士大夫也”，是由于他
性纯俭，顷在德胜寨居一茅庵，与从人同器食，卧则刍藁一束，其心晏如也。及以父忧退归乡里，自耕樵采，与农夫杂处，略不以素贵介怀[134]。
接近士人的倾向，出现于不同层级的武将及其子弟圈中。“位极人臣”的张全义，“起战士而忘功名，尊儒业而乐善道。家非士族，而奖爱衣冠，开幕府辟士，必求望实。属邑补奏，不任吏人”[135]；后梁、后唐的开封府尹王瓒，“能优礼搢绅，抑挫豪猾，故当时士流皆称仰焉”[136]；相里金“为人勇悍，而能折节下士”[137]；后周太祖内弟、“家世素微贱”的节度使杨廷璋，“善待士，幕府多知名人”[138]。类似事例不胜枚举。
诚如学者所说，“当时或有优礼文士者，然仅限于文辞秀句，以掌书檄而已，于儒行无与焉”[139]；但接近乃至“优礼”文士之过程既已开始，便难免朝向其特有的路径展开。宋人津津乐道于宋初武将的读书风气，并将其归因于宋太祖“欲武臣尽读书以通治道”[140]的提倡，实际上，武将及其后代听讲、读书，是一渐次趋于普遍化的过程，这与武将们来自实践的感受，以及身边读书人对其影响有直接关系。
唐末的魏博节度韩简、凤翔节度李茂贞雄鸷跋扈，而“每对文士，不晓其说，心常耻之”，因令身边儒生讲说《论语》、《春秋》[141]；后梁的魏博节度罗绍威，“喜文学，好儒士”，且能“下笔成文”[142]；“少为牙将”且“累居右职”的赵克裕，祖、父皆为军吏，自己却“好读书，谨仪范”[143]；出自“世以军功为牙校”之家的张宪，本人“喜儒学”，“尽通诸经，尤精《左传》”[144]；“昆仲为军职”的庄宗内兄韩恽，“亲狎儒士，好为歌诗，聚书数千卷”[145]；后晋高祖妹婿史匡翰，系李克用骁将史建瑭之子，“史氏世为將，而匡翰好读书，尤喜《春秋》三传，与学者讲论，终日无倦”[146]；史弘肇的儿子德珫，“粗读书，亲儒者，常不悦父之所为”[147]。
这使我们看到，唐末五代时期，一方面，出入于朝廷的上层文士之才能结构不敷需要暴露得日益充分；与此同时“儒学既摈焉，后生小子治术业于闾巷，文多浅近”[148]，学术的受到了严重的制约。而另一方面，动乱中斯文不绝如缕，恰如冰河下之潜流；这一阶段又是趋于社会化，知识普及与文字能力扩展下移的时期。缺乏晋身途径而活动在社会基层，活动在乡里闾巷、佛道寺观乃至行伍军旅的文士，对于推动这一进程起着关键的作用[149]。仅举“军旅”为例：《宋史》卷二六三《张昭传》中提到“后唐庄宗入魏，河朔游士，多自效军门。”士人们的“自效”与被接纳，引起的是双向的改变与调整。如周太祖郭威，早年本以“好斗多力”知名，尽管“性聪敏，喜笔劄”，厕身部伍之中，也不过“多阅簿书”而已；而自幼好学、“涉猎史传”的李琼走投无路，“杖策诣太原依唐庄宗，属募勇士，即应募”，在军中与郭威等十人约为兄弟，周祖与琼情好尤密，尝过琼，见其危坐读书，因问所读何书，琼曰：“此《阃外春秋》，所谓以正守国，以奇用兵，较存亡治乱，记贤愚成败，皆在此也。”周祖令读之，谓琼曰：“兄当教我。”自是周祖出入常袖以自随，遇暇辄读，每问难琼，谓琼为师。[150]
本非得已的选择，使一些读书人不得不放下身段，同时也有机会以自身的价值观念影响武人[151]，双方在远较此前密切的接触中经历着相互改造的过程。专掌一方的军阀、图谋进取的武将如韩建、罗绍威、郭威以及赵匡胤等，其追求与文士们迥然有异，其“好学”显然非性格嗜好所能解释。这尽管与科举兴行以来社会风气的浸染有关，与大批在传统圈子内走投无路的士人效力于地方权势有关；而更主要地，却是由于现实竞争的压力与基本程度治理的需求。这实际上也为文士们提供了更多的机遇与更高的要求[152]。
（二）
如果我们把前后相继的五代作为“一个”阶段、把文职臣僚作为“一个”群体来看，那么，在这一时期中重武轻文的极端事例举不胜举；假若我们着眼于不同的时期、着眼于不同类别的文臣，将这一个个“板块”拆解开来，更加逼近地予以考察，或许能将文武关系以及文臣能力素质的调整脉络看得更为清晰[153]。
大概可以说，在文臣群体中，居于主导地位、作为被关注中心的，是其中的“文士”[154]。研究者通常所说的“轻文”，主要是就轻视文士的状况而言。实际上，从最高统治者的角度，对于文职官吏的利用与依靠，不容暂缺。五代时期经历着一个自重用“文吏”向重用“文士”转化的过程，伴随着这一过程的，一方面是半个多世纪中官僚制度的演变与权力重心的调整，一方面是文士自身的痛苦改造与调适，是发生于社会转型背景下的文臣群体的转型。
这一时期的文臣群体，其性格特质的塑造，其能力结构的调整，其人员组合的方式，实际上都处于开敛整合的过程之中。从表面上看，尚武的浪潮将无数士人及其前程吞噬席卷而去；而实际上，从正常轨道抛掷出来的文士（如李袭吉、谢瞳、敬翔、李琼等人），却在调适自身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影响着、改变着周围的武人与所处的环境。
从唐末到宋初的文臣之遭际，与官僚政治制度的更革有直接的关系。从宰相职任的一度“虚仪化”到中书门下权力的逐渐回归，从枢密院自内廷走向外朝到机要、行政事权的分任，制度的变迁给予文士们日益增多的展示作为之机遇。强化君主集权的努力，使得“职系禁庭，地居亲近”[155]的翰林学士、备应对顾问的端明殿学士、得以“升殿侍立”的枢密直学士[156]等，有了接近皇权的更多机会，给这般身任“近职”[157]的所谓“文学之臣”创造了直接或间接参预决策的可能。
从敬翔等人开始，时而有一些“好读书”而“擅吏能“的综合式人物出现；我们可以注意到文臣群体中“文士”与“文吏”式的角色素质在碰撞中的融通，注意到其边际的不断模糊化。例如，梁太祖称为“必办吾事”的李珽，“聪悟有才学，尤工诗赋”，在紧急被召草檄之际，“笔不停缀，登时而成”，“大为太祖嗟赏”[158]；唐庄宗的北京留守张宪，“学识优深，尤精吏道，剖析听断，人不敢欺”[159]。“论议纵横”的“儒士”任圜，“每以天下为己任”，明宗时兼任宰相及三司使，“忧公如家，简拔贤俊，杜绝侥幸，期年之间，府库充实，军民皆足，朝纲粗立”[160]。祖辈为牙校的史圭，“好学工诗，长于吏道”，做到枢密直学士，且“有入相之望”[161]。后晋宰相和凝“文武全才”而修饬严整、管理有序[162]。冯道“好学能文”且擅长政务[163]，于万民倒悬之际历任四朝而自诩“长乐”，其曲逢韬晦实不足称，但就能力结构而言，应该说他属于过渡型的人物。在融会贯通的过程中，具备“文吏”特性者所受之推动，亦不容忽视。即便是一向蔑视文士的杨邠，也是“末年留意缙绅，延客门下，知经史有用，乃课吏传写”[164]。
后周参与执政的文臣群体，已经显现出一番较新的气象。据《资治通鉴》卷二九○，周太祖广顺元年（951）六月条：
时国家新造，四方多故，王峻夙夜尽心，知无不为，军旅之谋，多所裨益。范质明敏强记，谨守法度。李穀沉毅有器略，在帝前议论，辞气慷慨，善譬谕以开主意。
到世宗时，更是
天子英武，乐延天下奇才，而尤礼文士。[165]
显德年间的几位宰相中，范质“以儒者晓畅军事，及其为相，廉慎守法”；李穀“厚重刚毅”而“辞气明畅”；王溥“刀笔家子，而好学终始不倦”；而“尝为小史”的魏仁浦，则不仅“善书记”，且“以宽厚长者著称”[166]。明经出身而曾任吏掾的景范，被任为宰相且判三司，在命相制词中，称之为“奉上得大臣之体，检身为君子之儒”[167]。几位枢密使中，王朴“好学善属文”，既有器识又善理庶务，备受世宗倚信[168]；“右职”出身的郑仁诲，“为人端厚谦损，造次必由于礼”[169]；本系郭威“亲校”的吴廷祚，读书好学而“谨厚寡言”[170]。尽管这批人出身、经历、特性各异，却大都谨慎端方而熟悉吏道。这使我们看到，此时的朝廷重臣，素质与能力结构已经与唐末相当不同。
（三）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与唐末以来“衣冠殆尽”相先后，一些饶有实践经验、兼具文字与治事能力的士人之崛起，成为惹眼的现象。经过数十年由个别而扩展的历程，逐渐现出了综合型人材的端倪。这一过程事实上并非出于某种自觉的“右文政策”之推动，而首先是以文士在生存压力下个人吏能的提高、在实践中对于吏道的熟悉为突破口的。
数十年间，人们的观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范质所作《诫儿侄八百字》诗中，自称“吾家本寒素，门地寡公侯”；而且谆谆告诫儿孙们说：“府掾监省官，高低皆清美。”[171]王溥的《咏牡丹》诗，辞句浅白而寓意鲜明：“枣花至小能成实，桑叶虽柔解吐丝。堪笑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又空枝。”[172]
在社会变革过程中，不仅“科举制度汲引寒士之效用，愈久而愈见”，而且，吏能突出者自下层的升进、藩府对于宾幕校吏之辟署，都为寒士的崛起提供着更多的机会[173]。在文士们自我能力素质再造的历程中，“清流”“浊流”、“文学”“吏治”、“文章”“经术”之类传统分野受到了强烈冲击。个人家世背景的淡化、能力素质的凸显、不同特长的兼纳以及内部关系的调整，为北宋时期文臣群体面貌的形成创造了前提条件。
宋人经常宣扬“艺祖救百王之弊，以‘道理最大’一语开国，以‘用读书人’一念厚苍生”[174]，似乎北宋建国伊始，即进入了读书人的黄金时代。而事实上，职业军人出身的皇帝赵匡胤与读书业儒的文臣之间有着相当的隔膜感。人们熟知宋太祖在对赵普言及派文臣“分治大藩”的考虑时所说的一段话，即：
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馀，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175]
“纵皆贪浊”一语使我们看到，太祖当时对于“儒臣”的评价，是相当谨慎而低调的。揣度这位不久前“变家为国”[176]的皇帝之心理活动，联系到他对于禁军统帅的高度戒惕，不难注意到其防范重点所在。如果无视太祖心目中的这种轻重关系，而步宋人后尘，将其炫耀为开国之初即奠立“重文轻武”之国策，显然会失之于草率。
戒惕重点不在文臣，并不等于真正倚重文臣。较之前代，宋初的文臣确实获得了相对宽松而可以有所施为的环境。但与此同时，我们了解太祖对于“彼谓国家事皆由汝书生耳”的感叹[177]，也了解即便如赵普般居于高位者，也并未因自己的“书生”身份而意气风发[178]。赵普经常告诫其子弟说：
吾本书生，偶逢昌运，受宠逾分，固当以身许国，私家之事，吾无预焉。尔等宜各勉励，勿重吾过。[179]
这种谨慎低调的语气，人们并不陌生。这不仅与宋初帝王对“书生”的估价和态度相关，也与五代以来“书生”们的自我定位有明显的承继关系。后唐张宪对庄宗的感戴：“我本书生，见知主上，位至保釐，乃布衣之极。苟腼颜求生，何面目见主于地下？”[180]冯道对晋高祖的回答：“臣本自书生，为陛下在中书守历代成规，不敢有一毫之失”[181]；王朴《平边策》中对周世宗的表白：“臣书生也，不足以讲大事，至于不达大体，不合机变，惟陛下宽之”[182]……凡此种种，既体现着书生们对于自身责任的认识，又反映出他们对于自身地位不稳定的感觉。陈傅良等人所谓“事业付之书生”[183]的豪迈，尚非赵宋开国初期之事。
北宋初年，执政的文臣们虽然往往以进士起家，但多数精通吏道，具备丰富的基层实践经验，他们更为关心的是社会现实而反感于浮泛的高谈阔论。他们中的多数以镇重勤勉著称，例如“习吏事”而“晚年手不释卷”、果断深沉的赵普[184]，“少好学，有大志”而修政事、任宽简的薛居正[185]，“清介醇谨”、“有祗畏谨守之美”的沈义伦[186]，“重厚简易”、举重若轻的吕馀庆[187]，博通经史、“淳谨”俭素的刘熙古等人，都是赵宋开国后一系列“祖宗法度”的参与制定者和忠实维护者。
不过，真正形成为具备明确的主体意识、道德责任感张扬、兼具才学识见与行政能力的新型士大夫群体，还是要到十一世纪的前中期。有宋一朝士大夫与帝王“共治天下”的格局，也直至此时才终于确立。这既与朝廷政治体制的调整与规范化过程有关，也与文臣群体综合型素质的长育成熟有关。
[1]如果我们着眼于运行的实际状况，而不仅仅是朝代的兴废，那么，应该说，自唐朝末年经五代至北宋初年，在、军事、、文化等方面面临的社会矛盾性质类似，统治者在挣扎摸索中致力于解决的问题类似，这段期间事实上属于同一单元。本文所谓“群体”，是指社会上的某些类属，指具有某些认同感的人们的集合。群体中的成员，可能有出身背景、品级层次、个人经历与价值观念等方面的诸多不同，他们之间的关系可能并非紧密谐调，但就其整体而言，有着明显的共同特征。从这一意义上，本文将十世纪前中期的文臣称为“群体”。这一群体，就其文职官员身份而言，可以笼统归之为“士大夫”；但就其整体资质而言，却并非兼具“官僚”与“学人”的特性。出于这一考虑，本文尽量回避“士大夫”这一概括方式。本文的讨论重点，不在于文官体制中的设官分职及权力行使等问题，也不在于士人道德观念的演变与思想的转型，而试图围绕文臣群体内各类人物之能力素质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探讨。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北京大学古代史研究中心王小甫教授和北大历史系博士生李全德的大力帮助，谨致以诚挚的谢意。
[2]参见包弼德（Peter Bol）：《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第二章《士的转型》，刘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孙国栋：《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融》，《唐宋史论丛（增订本）》，香港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王水照：《宋代文学通论》绪论《宋型文化与宋代文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加入并影响这一过程的因素很多。仅就文臣群体而言，十世纪前中期，在中国版图之内曾经先后存在多个政权，文臣状况亦互不相同。本文重点在于考察自唐末至宋初的文臣群体，而赵宋开国时期所继承的，主要是五代后周的臣僚班底；故姑且不涉及北方的辽与南方诸国之情形。
[4]所谓“文武关系”，不仅包括文臣武将群体之间的关系，还应该包括文武两类不同职业需求以及术业专长的关系。以往学界所讨论的，多在于前者；本文亦限制于文职臣僚及其相关范围之内。
[5]本文所谓“文吏”，主要是指文臣中原吏职出身、特别是以吏能见长者，而不是指低级属吏序列中人。汪篯先生将吏治与文学之争视为唐代“玄宗朝政治史发微”的关键问题，见《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出版社，1981年版；阎步克在其研究中，将学士、儒生与文吏的分化与融合关系，作为理解中国古代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的主要线索之一，见《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6]《北梦琐言》卷十二《铁补阙贞澹》。
[7]在中国古代社会中，“衣冠”通常是指文士、缙绅。该词的含义，像历史上许多辞汇一样，寓有明显的时代印痕。张泽咸先生在其《唐朝阶级结构研究》一书中专门谈到，唐代后期随着门阀士族势力的衰颓，“士族、衣冠的内涵也相应发生了变化”。见该书页506，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8]参见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第十一章第三节《晚唐微妙的形势》，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
[9]《全唐诗》卷六四七。
[10]《全唐文》卷八二五《莆山灵岩寺碑铭》。
[11]《新唐书》卷一八二《崔澹传》。
[12]这些“名族”，既有魏晋南北朝以来一直具有社会影响的旧有世族，也有隋唐以来形成的新士族。但究其实质，此时的“士族”，时代特征已与往昔大不相同。参见胡戟、张弓、李斌城、葛承雍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社会卷》第一章《社会阶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13]《旧唐书》卷一一三《裴枢传》。
[14]《新唐书》卷一八二《崔远传》。
[15]《旧唐书》卷一七九《陆扆传》。
[16]《旧唐书》卷一七九《柳璨传》。按河东为柳氏郡望，柳璨为柳公绰族孙，据两《唐书·柳公绰传》，公绰为京兆华原人。
[17]参见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第十四章《科举与社会等级再编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旅美学人陆扬等亦曾指出，门第升降，不仅是社会现实变化的结果，也是观念变化的结果；观念的变化，最终使社会变化得以完成。进士科取代魏晋南北朝的士庶之隔，成为新的清浊区分标准；本属才能层面的“文学”，具有了官场评判层面的价值意义。
[18]参见毛汉光“唐代大士族的进士第”，《中国中古社会史论》页339-363，联经出版公司，1988年。
[19]参见毛汉光：《五代之政治延续与政权转移》，《中研院中研院史语所集刊》五十一本二分；宋德熹：《唐代后半期门阀与官宦之关系》，淡江大学中文系主编《晚唐的社会与文化》，学生书局，1990 年。
[20]《资治通鉴》卷二六二，昭宗天复元年正月条，载宰相崔胤、陆扆欲乘诛除内臣“四贵”之机，罢中官典兵，而参与诛除有功的原神策军将无不反对，他们向皇帝表示，“臣等累世在军中，未闻书生为军主。若属南司，必多所变更，不若归之北司为便。”
[21]《北梦琐言》卷六《韦太尉伐西川》。
[22]《旧唐书》卷一七九《柳璨传》
[23]《新五代史》卷三五《唐六臣传》
[24]按柳璨虽出自河东柳氏，而自幼孤贫，宗人之贵显者，“不以诸宗齿之”（《旧唐书》卷一七九《柳璨传》）；这种背景或许使其对于“衣冠清流”素有积怨。
[25]《旧唐书》卷一七九《柳璨传》。
[26]陈寅恪先生在其《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说，“关陇集团本融合胡汉文武为一体，故文武不殊途，而将帅可兼任”，而自该集团衰腐破坏之后，至玄宗朝，“将相文武蕃汉进用之途，遂分歧不可复合。”见该书页48—49，三联书店1956年版。
[27]《旧唐书》卷一七九《柳璨传》。
[28]《资治通鉴》卷二六五，昭宗天祐二年五月乙丑条。
[29]《唐摭言》卷一一《反初不第》。又，《北梦琐言》卷三《赵大夫号无字碑（张策附）》条亦载，“清河公乃东依梁主而求际会，盖为天水拒弃，竟为梁相也。”
[30]《资治通鉴》卷二六五，昭宗天祐二年五月乙丑条
[31]《资治通鉴》卷二六五，昭宗天祐二年五月庚辰条
[32]《新五代史》卷三五《唐六臣传》。
[33]例如，柳璨、张策针对有宿憾的“朝士大夫”，李振针对科场仕途得意之“清流”，而朱温则既忿忿于流品问题，更欲为新政权扫除潜在的障碍。
[34]《旧五代史》卷十八《李振传》
[35]李振“深疾缙绅之士”的举措被视为“鸱枭”之行；而柳璨亦因其助纣为虐而被称为“隤其家声，所谓‘九世卿族一举而灭之’”（《资治通鉴》卷二六四，天祐元年正月丙午条下胡注）。这些批评，主要是针对其书生身份及家世背景而言的。
[36]《北梦琐言》卷十七《梁祖为佣保》条称其“家世为儒，祖信、父诚，皆以教授为业”；朱温本人，亦曾称其父为“朱五经”，见《新五代史》卷十三《梁家人传一·文惠皇后王氏》。
[37]唐末至五代初期，不得志文人利用机会挟怨报复的事例很多。例如李山甫，“咸通中不第，后流落河朔，为（魏博节度）乐彦祯从事，多怨朝廷之执政，尝有诗云：‘劝君不用夸头角，梦里输赢总未真。’”伺机决一胜负的企冀跃然纸上。中和四年（884）十二月，前宰相王铎被害于魏博，导因之一即李山甫“以咸通中数举不第，尤私愤于中朝贵达，因劝（彦祯子）从训图之。”参见《南部新书》丁、《资治通鉴》卷二五六、《北梦琐言》卷十三《草贼号令公》。
[38]《南部新书》甲。
[39]参见《旧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卷一一九《杨绾传》、卷一三五《韦渠牟传》、卷一六八《钱徽传》
[40]参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页92, 三联书店，1956年版。
[41]唐末五代时期取类似说法者不为罕见。朱温称帝后，疑唐进士崔禹昌有讥讽意，以“轻薄”怒斥之（《北梦琐言》卷四）；《太平广记》卷二六二《郡牧》条引王仁裕《玉堂闲话》，批评行止无当之“膏梁子出刺者”曰：“士流中亦有故为轻薄者”。《北梦琐言》卷三《河中饯刘相瞻》条也说到河中“幕寮有贵族浮薄者”云云。
[42]至北宋时，对于“浮薄”的批评，则多与游惰、虚誉、锐进喜事等作风相联系。可参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端拱二年正月乙未王禹偁奏疏；卷四四，咸平二年二月己酉真宗诏；卷五六，景德元年七月丙戌李沆进言等
[43]《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页92, 三联书店1956年版。
[44]《旧五代史》卷六七《李愚传》
[45]任韩建为相的日期，两《五代史》记载不同。旧史在是年五月，新史在六月。
[46]《北梦琐言》卷八《三朝士以名取戏》。
[47]《北梦琐言》卷十六《薛贻矩画赞》。
[48]《旧五代史》卷十八《张策传》，《新五代史》卷三五《唐六臣传》
[49]《游宦记闻》卷十引杨凝式传。
[50]张文蔚卒于相位，杨涉、杜晓在位三年，薛贻矩、赵光逢、于兢任相几六年。
[51]《旧五代史》卷十八《敬翔传》。
[52]《资治通鉴》卷二六六，开平元年四月辛未条。
[53]《资治通鉴》卷二五七，光启三年十一月。
[54]《新五代史》卷四三《裴迪传》。
[55]《旧五代史》卷四《太祖纪四》，开平二年四月甲寅条。
[56]《旧五代史》卷三《太祖纪三》，开平元年正月戊辰梁太祖即位制书。
[57]《旧五代史》卷六○《苏循传》。
[58]《资治通鉴》卷二七二。
[59]《旧五代史》卷六七《卢程传》
[60]《新五代史》卷二八《卢程传》
[61]《新五代史》卷二八《卢程传》
[62]《旧五代史》卷六七《卢程传》
[63]《旧唐书》卷一七八《赵隐传》，《旧五代史》卷五八《赵光胤传》。
[64]《旧五代史》卷六七《韦说传》
[65]《旧五代史》卷六十《李敬义传》
[66]《旧五代史》卷六七《卢程传》
[67]《新五代史》卷五四《郑珏传》
[68]《新五代史》卷二八《任圜传》
[69]《新五代史》卷五五《崔居俭传》
[70]《旧五代史》卷五八《崔协传》
[71]《新五代史》卷五五《马胤孙传》
[72]“少历军校”而“目不知书”的王建立，天成三年三月自镇州节度使被任命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判三司，是五代时期少数由武职而任宰相者之一。同年十一月罢，在相位八月。参见《旧五代史》卷三九《明宗纪第五》，《旧五代史》卷九一《王建立传》，《资治通鉴》卷二七六，天成三年八月甲戌、十一月甲午条。
[73]《旧五代史》卷六七《李愚传》中，说他“自称赵郡平棘西祖之后”。
[74]《旧五代史》卷一○八《李鏻传》。
[75]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此时官僚制度与朝廷要员素质的调整已经完成，更不意味着政治的清明。特别是明宗晚年多病，王淑妃“专内以干政，宦者孟汉琼因以用事”，加剧了朝政的紊乱，见《新五代史》卷一五《唐明宗家人传》、卷三八《宦者传》。
[76]《旧五代史》卷六七《卢程传》。
[77]《旧五代史》卷六七、《新五代史》卷二八《豆卢革传》。
[78]《旧五代史》卷九一《康福传》
[79]《新五代史》卷八《晋高祖纪》。
[80]《旧五代史》卷七五《晋书·高祖本纪一》。岑仲勉先生曾经“辨石晋不是突厥族沙陀”，见《隋唐史》下册，页546, 中华书局1980年版。有学者指出，沙陀民族共同体包括多种部族成份，石敬瑭一支应出自昭武九姓之石国。参见徐庭云：《沙陀与昭武九姓》，《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集》页335—346，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樊文礼：《唐末五代的代北集团》，页11—16,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
[81]《旧五代史》卷七五《晋书·高祖本纪一》。
[82]张泽咸先生也曾指出，自黄巢起义失败至五代时期，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的子孙，迭居高位，代有闻人。见《唐朝阶级结构研究》页504。当然，对其中一些人来说，乱世出仕非其本愿。例如杨涉，唐哀帝时，“拜相之日，与家人相对泣下”，唐亡，事梁为相，“在位三年，俛首无所施为”。见《新五代史》卷三五《唐六臣传》。
[83]《唐宋史论丛（增订本）》页285，香港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毛汉光在其《五代之政治延续与政权转移》一文中，作《五代文职官吏身分比较统计表》与《五代武职官吏身分比较统计表》（见《中研院中研院史语所集刊》五十一本二分，页249、274），也指出，自五代“初期与末期比较而观之，士族没落的迹象甚为明显。”
[84]《通志》卷二十五《氏族略第一》
[85]《新五代史》卷三八《宦者传》
[86]《旧五代史》卷一○七《史弘肇传》
[87]参见《南部新书》癸“阳邠起于小吏”条、《新五代史》卷三十《杨邠传》。《旧五代史》卷一○七《杨邠传》称“邠缮甲兵，实帑廪，俾国用不阙，边鄙粗宁，亦其功也。”
[88]五代时期，文人出路狭窄，选择机会有限；文士与文吏之间，尽管观念上泾渭两分，现实中却只有相当模糊的界域。
[89]这方面资料很多，值得专门研究。可参见晁归来子序张穆之《触鳞集》文（《通考》卷三十引），李乾贞撰《宋赠殿中丞河南源府君墓志铭》（《全宋文》第四册，页795），《旧五代史》卷六七《李愚传》、卷六八《刘赞传》，《宋史》卷四五七《戚同文传》等。此外，晁公武在其《郡斋读书志》卷十六中，讲到禅学诸宗的兴盛，也说：“尝考其世，皆出唐末五代兵戈极乱之际。意者乱世聪明贤豪之士无所施其能，故愤世嫉邪，长往不返，而其名言至行，譬犹联珠叠璧，虽山渊之高深，终不能掩覆其光彩，而必辉润于外也。”
[90] 《旧五代史》卷二四《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