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古国家的产生及特征

[关键词] 部落 五帝 上古国家

[摘 要] 传说中的五帝时期是上古国家的形成阶段，这一时期经历了一系列国家制度的建设：第一，部落与部落的联合，并由此形成王国；第二，按地域划分部落，天子巡狩和方国朝觐是王国秩序的象征；第三，族卿族禄的官僚制度；第四，早期刑罚制度；第五，以上帝为核心的多神信仰体系。夏商周王国正是在此基础上演变的。

确定中国上古国家的起点和产生过程，可以采取两种截然不同的学术方法：或是从已有的理论模式出发，然后在资料和考古学资料中搜寻中国国家的起点；或是从史料中归纳中国上古国家的起点和特点，然后总结出中国上古国家的内涵。前者是的方法，即从一个逻辑起点作演绎的工作，这种研究方法具有相当大的主观性，并经常导致巨大的意见纷歧，近半个世纪以来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激烈争论足以为鉴。比如，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也有的学者主张中国古代是亚细亚社会。结论虽异，但学术方法相同：从既定的理论模式出发，从历史文献中搜寻可用的证据。这种研究方法的弊端显而易见：削足适履。后者是历史的方法，既从已有的研究资料出发，经过史料甄别辨伪和归纳分析，得出个案的结论。这种研究结果具有客观性和可操作性，因而在相当大程度上具有实验的性质。其不足之处是只见一点，不见一般。特别是，如果没有一个宏观的研究视野和学术定位，其研究成果的意义和价值会大打折扣。鉴于国家问题具有强烈的理论特征，我们将首先对相关的理论略作讨论，然后再对中国国家形成的相关资料予以分析。

一、有关中国上古国家的理论

学术界有关中国上古国家的理论，大体说来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功能性的阐发，另一种类型是结构性的分析。

对中国上古国家功能的判定，学术界大多是从关于国家的普适性原则出发，这一普适性原则包含两个截然相反的命题：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相反，国家是超然于社会各阶层之上的协调各阶层利益和关系的工具。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大陆学术界强调国家是阶级矛盾的产物和阶级压迫的工具。这种观点的来源则在“经典”著作中。恩格斯曾说：

“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①

"国家……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②

近二十年，随着开放政策的实施和学术环境的改变，学术界开始关注国家职能的另一方面，即国家作为一种公共权力调节社会各阶层利益和管理社会的功能。这一理论的原型仍可从“经典”中找到：

“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①

既然是“公共权力”，无论在本质上或在形式上，要具有超越阶级和社会阶层的倾向。实际上，“对立”论和“公共”论并非绝对不能调和，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中越来越多的人同时注意到这两方面的作用，并努力将这两方面的功能综合起来，认为国家是这双重功能的统一体。

功能离不开结构，因为笼统地讨论功能会使国家的定义过于宽泛，有可能混淆对作为个案的不同历史时期国家的认识和分析。所以，有学者指出：“仅有这些原理，还不能帮助人们去判断历史上的某个形态是不是国家。”②谢维扬教授对早期国家，尤其是中国早期国家作了专门研究。他总结了文化人类学有关早期国家的研究成果，提出早期国家具有如下特征。第一，早期国家拥有一个中央集权的最高政治权力中心，或者称之为统治者或统治集团。他借用基辛（Ｒ. Ｍ. Keesing）的话说：在这个制度的顶端是一位国王，国王形式上统治整个社会，他既具政治权威又具神圣性，国王授权给头目管理各个地方。第二，早期国家拥有与其中央权力的实施相适应的行政管理和政治机构，包括官署、军队、监狱等。辨别一个社会有无正式的行政机构存在的标志之一是税收，没有税收，国家机器无法维持。第三，早期国家社会分层高度发展。社会分层大致相当于通常所说的“阶级分化”，其细微差别在于它还不肯定社会分化已导致真正的阶级产生。第四，早期国家有针对某个固定地域实行统治的概念，即早期国家具有领土观念。只要是在其领土内生活的人，它都有管辖权。第五，早期国家有支持其合法统治地位的国家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是公开的，对大众有巨大影响力。此外，早期国家直接从原始社会演化而来，是这一演化发生后的最初阶段③。显而易见，早期国家与我所说的上古国家是同一概念，都是指继原始社会之后的国家形态。

二、中国上古国家的形成过程

国家的形成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通常有一个剧烈的形成过程或转型期。就中国中世纪国家而言，政治制度的全面确立是秦朝，但其形成过程却在春秋战国。由此反观，中国上古国家的确立是夏朝，其形成过程应在夏朝以前。司马迁作《史记》，把五帝时期作为中国文明的开端。在近年的研究中，五帝时期的历史逐渐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有的学者认为该时期尚未进入国家，也不是部落联盟，而是“部落联合体”或“酋邦”。在“酋邦”之下，“所有部落事实上都依附和服从一个具有最高权力的部落的统治，这个最高权力部落的首领成为联合体即酋邦的最高首脑——帝或后”④。而我则倾向于认为，传说中的五帝时期并不构成一个独立的具有特定属性的历史时代，而是中国从原始时代向上古时代的过渡阶段，犹如春秋战国时代一样，上古国家的基本框架和制度大都在此时创立。

国家是一个“结构—功能”性概念，它具有抽象的特点，因此对国家形成过程的讨论依赖于文字资料。目前考古学尚未提供这一时期的文字资料，传世文献主要是《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史记·五帝本纪》和《大戴礼记》中的《五帝德》和《帝系》。归纳分析这些资料，可知五帝时期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中国早期文明产生的背景是部落间的联合。在前些年的研究中，人们讲到国家产生的时候，首先要论述阶级的分化和剩余劳动产品的出现，然后谈部落之间的战争，最后是贵族与平民两大阶级的产生。应该说这一思路与文献中的记载未必矛盾，但它是隐性的，直观地反映在历史文献中的是部落间新秩序的建立。新秩序建立的背景是旧秩序的毁坏和社会的动荡。这种情形在文献中有明确的反映。《史记·五帝本纪》说：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

轩辕氏指黄帝氏族或部族，它之所以能崛起于众多的部族（“诸侯”）之中，正因为它代表了一种新秩序，秩序是各部族的共同需要。建立新秩序难以指望和平的手段，武力是的选择，“习用干戈”的“习”有最初使用的含义。大多数部族之所以乐于服从轩辕氏的指挥，正在于轩辕氏建立了一种全新的规范，带来了部族间的和平与安宁。然而，并不是所有的部族都听从指挥，有的部族继续着掠夺和战争行为，其中最烈者是蚩尤和炎帝两个部族：

“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①

蚩尤可能属于东夷集团②，炎帝则属于炎黄集团内部的反对力量。历史上著名的“黄帝战蚩尤”和“炎黄之战”正是这一历史场景的反映：

“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擒）杀蚩尤。”③

从一个侧面说，文明的发展就是不断的秩序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充满了传统与创新之间的剧烈冲突。在传统的蚩尤族和炎帝族看来，他们没有义务必须顺从黄帝族的管束，而且也不能忍受别的部族来当自己部族的主宰者，他们希望继续维持原来的自主自由的传统。或许，他们也有充当部落联盟盟主的愿望。然而，胜者王侯败者贼，由于他们是战败者，于是便落上了“为暴”、“侵陵诸侯”的罪名。从此，在各个部族之上产生了一个拥有超然权力的部族，它代表着整个部落联盟的利益和秩序，社会开始酝酿着一个新时代。

应该指出的是，传说中的五帝时期不是由五个帝王延续的统治，而是由五个部族族长轮番充当酋领的政治局面。在《史记·五帝本纪》等文献中，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被描述成血脉相传的家族统治，这是司马迁用后世的眼光重构传说中的历史，当然不合实情。近几十年来学者们逐渐摆脱传统的误解，有的学者提出五帝是五个部族首领间的“禅让”或轮番执政。然而，这里有一个矛盾无法解决。据《史记·五帝本纪》载：“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摄行天子之政，荐之于天。尧辟（避）位凡二十八年而崩。”照此，尧即帝位至去世达98年，若再加上即帝位前的年龄，他竟然活了不少于１２０岁！舜的情形大致相近：“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④舜的实际统治达５０年，而他死时也已整整１００岁！此外，在《史记》所述的五帝顺序中，尧继颛顼，舜继尧，前后三帝。与此同时，《史记》又把舜作为颛顼的六世孙，这似乎是企图弥合体统与尧舜执政时间过长的矛盾。然而无论如何这是说不通的。仔细考察历史文献可以发现，这是早就存在的令后人困惑的难题。据《大戴礼记·五帝德》记载，孔子的学生宰我曾经问孔子：“予闻诸荣伊令，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邪（耶），抑非人邪？”黄帝三百年之说由来久远，人们大多未予深思，而宰我追思不舍，给老师出了一道难题。孔子的回答更是令人捧腹：“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如果我们把五帝理解为五个部族的代表，而他们不过是各自部族统治的创始者，上述问题便迎刃而解。总之，尧的时候“平章百姓”、“协和万邦”①，舜的时候“流四凶族”②，反映的都是部族对部族的统治。

第二，部族领域和巡狩制度。从主流上看，五帝时期是部族对部族的管辖，是血缘对血缘的统治，各部族相对固定地居住在某个地区之内，因而这种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地缘统治的成分。也就是说，凡是居住在特定居域内的部族都必须服从帝的统辖，除非他的部族离开落联联盟的方域。这种情形被后人解释为舜“肇有十二州，封十有二山”③，再后来又有了“茫茫禹迹划九州”的说法。把“九州”、“十二州”机械地理解为“按地域划分国民”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当时的人们生活在部族血缘体中，随部族而迁徙。缘于此故，何兹全先生认为盘庚迁殷之前中国“还在氏族部落时期”④。可是，我们的先人为何又反复声称禹作九州、舜作十二州呢，恐亦事出有因。我认为，所谓九州、十二州是一种部族领域的划分，每一个部族都有自己大致的势力范围，对疆域范围的认定是维护部族间秩序的需要。“禹作九州”的实质是按地域划分部族。按地域划分部族是中国上古国家的重要特征之一。

“帝”之所以受到各部族的拥护，是因为他维护了部族间的秩序，维护秩序的重要制度之一是巡狩。巡狩制度是在舜的时候创立的。据《尚书·尧典》载，从舜的时候起“五载一巡狩”，巡狩时间的安排是相对固定的：

“岁二月，东巡守（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如五器，卒乃复。”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礼。”

“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

“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礼。”

《史记·五帝本纪》也有相近的记载，并说“五岁五巡狩，群后四朝”。郑玄解释说：“巡狩之年，诸侯见于方岳之下；其间四年，四方诸侯分来朝于京师也。”由此观之，“巡狩”与“朝觐”是一个制度的两个方面，前者是监督，后者是服从。正是这种巡狩、朝觐以及部族方国对帝王的贡纳制度，构成了帝王部族与被统治部族的政治关系。巡狩制度是按地域划分部族的延伸和政治化。

第三，官僚制度的创立。大约在舜的时候开始创建了官僚制度。根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继承帝位之后，看到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倕、益、彭祖、夔自尧以来功勋卓著，却未有官职，觉得有些不妥，于是开始设置百官。任官的时候并非作为帝王的舜一个人说了算，而是由各部族推举，然后由帝王决定，这颇似民主集中制。譬如，舜问四岳：“有能奋庸美尧之事者，使居官相事。”众人都举荐禹：“伯禹为司空，可美帝功。”舜同意众人的意见，对禹说：“嗟，然！禹，汝平水土，维是勉哉。”禹跪拜叩首，要把司空的职务让给后稷、契、皋陶等人。舜决定道：就这样定了，你接受任命吧！其它官职任命的情形大致与此相似，先后任命的有：弃为后稷，契为司徒，皋陶为士，垂（倕）为共工，益为司虞，伯夷为秩宗，夔为典乐，龙为纳言。据说，当时任命了２２人。官僚机构建立之后，国家政治呈现出前所未见的升平景象：

“皋陶为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实；伯夷主礼，上下咸让；垂主工师，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泽辟；弃主稷，百谷时茂；契主司徒，百姓亲和；龙主宾客，远人至……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①

这里所说的“明德”就是指设立官僚机构以后带来了社会秩序的大变化，使社会进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文明之境。

这种官僚制度的特点是“世官”，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世卿世禄”或“族卿族禄”。所谓弃为后稷，我们不应该理解为仅仅弃一个人当过主管农作的官僚，而是说弃所代表的姬姓部族曾经担任这方面的职务，直接的担当者就是周族的部族首领，父死子继，世世相传。在这里，国家公共职能是由各部族分担的，既受到各个部族的互相评价，也受到帝王的监督和制约。到了皋陶的时候，这大好的局面更加辉煌：“俊乂在官，百僚师师，百工惟时，抚于五辰，庶绩其凝。”②

第四，刑罚制度的创立。舜在执政的时候还建立了刑罚制度。《尚书·尧典》说：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

有关刑罚制度的详情我们不得而知，但象刑、流刑、鞭刑、扑刑、金刑（赎罪法）的大致框架确实初创了。当然，这里尚未见到监狱制度的设立，但甲骨文中有“圉”“枷”等字，可作。

第五，国家宗教的建立。从的记载看，上古国教建设始于颛顼时期。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颛顼“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洁诚以祭祀”。这几句话言简意赅，明确地记载此时建立了相关的祭祀制度，并赋予了祭祀制度相应的内涵。继颛顼之后居统治地位的是帝喾所代表的部族。据《史记·五帝本纪》说，帝喾时期继续稳定推行颛顼的事业，“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迎送日月是指创立了弦、望、晦、朔的历法，并且建立了迎日送月的制度。具体情形在商周宗教活动中有生动反映。到了帝尧的时候，国家宗教制度建设得到进一步。《尚书·尧典》和《史记·五帝本纪》对此均有细致的载录，《史记》的文字更加平顺，兹引述如下：

“乃命羲、和，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分命羲仲，居郁夷，曰旸谷。敬道（导）日出，便程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中春。其民析，鸟兽字微。申命羲叔，居南交（郊）。便程南为，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中夏。其民因，鸟兽希革。申命和仲，居西土，曰昧谷。敬道（导）日入，便程西成。夜中，星虚，以正中秋。其民夷易，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居北方，曰幽都，便在伏物。日短，星昴，以正中冬。其民燠，鸟兽氄毛。岁三百六十六日，以闰月正四时。信饬百官，众功皆兴。”

这段文字详述了尧的时候，从迎送日月过程中进一步发展了历法制度，确定了每年的日、月、四季，以及每个季节的星象和物候。虽然我们不宜将“岁三百六十六日，以闰月正四时”作机械式的理解，但可以肯定此时进行了历法方面的重大建设。而在人类古代文化中，历法制度从来都是宗教制度的组成内容，历法官员正是神职人员。帝尧年老的时候，命令舜摄天子的职位。舜摄政之后，马上行使了一套严整的国教典礼仪式。《史记·五帝本纪》说：“舜乃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遂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辩于群神。”从描述的内容看，很像是商周时期的郊祀制度：祭祀的神灵有上帝、六宗、山川、群神，而以上帝为核心。郊祀制度是中国上古国家宗教制度的核心，它的建立标志着信仰体系和祭司制度的形成，标志着中国上古国家宗教的最终创立。

前述五项特征，是从既存历史资料中归纳出来的，虽不排除还有其他枝节方面（如职贡制度），但大体在此。兹同前述谢维扬教授的理论构架比照，可如下表所示：

比较以上几个方面可以看出，中国上古国家与世界上其他同时期的国家具有相似的一面，可能也有独具特色的一面。经过五帝时期形成的中国上古国家，其特征纵然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特征是以部族为基础，这是其全部制度的前提，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从以上几项制度的产生过程可知，五帝时期正是各项制度的初创过程，始于黄帝，历颛顼、帝喾、尧、舜，才逐步完善起来。有鉴于此，我们把五帝时期作为中国上古国家的形成期，是同春秋战国相似的国家形态过渡期。这一过渡期大约经历了几百年，它不是一种独立的国家形态或社会形态。经过这一过程，中华上古文明雏型已具。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第16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３３６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５３８—５３９页。

② 谢维扬著：《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４３页。

③ 谢维扬著：《中国早期国家》，第４４—５１页。

④ 谢维扬著：《中国早期国家》，第２５８页。

① 《史记·五帝本纪》。

② 《山海经·大荒北经》说：“蚩尤作兵伐黄帝……蚩尤请风伯、雨师从，大风雨。”徐旭生说风伯可能是指风姓的太皞族（《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９６页），太皞族乃东夷部族。

③ 《史记·五帝本纪》。

④ 《史记·五帝本纪》。

① 《尚书·尧典》。

② 《史记·五帝本纪》。

③ 《尚书·尧典》。

④ 何兹全：《我和中国社会史研究》，收入张世林编：《学林春秋·初编》，朝华出版社，1999年。

① 《史记·五帝本纪》，《尚书·尧典》略同。

② 《尚书·皋陶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