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史研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新探

三、关于汉武帝尊儒问题再探讨 

汉武帝尊儒，既是汉史研究中的大事件，也是史研究的的大事件。我在多篇中，已阐发过主要观点：汉武帝尊儒应叫田蚡“绌抑黄老崇尚儒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是学术谎言”（7），《天人三策》是班固的伪作（8），田蚡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反思的基点（9），等。这里想接着再探讨几个问题。

    第一，班固对董仲舒传的全面作伪。班固对董仲舒传的全面作伪，不仅表现在《汉书·董仲舒传》中，而且贯穿了整个《汉书》。《汉书·董仲舒传》的作伪，主要表现在《天人三策》上，《天人三策》是班固从汉武帝时期搜罗的三篇与董仲舒思想相近的对策，拼凑而成。其中，没有一篇对策能证明是董仲舒所作。尤其第三策，班固在对策中着意加了“仲舒”二字，这是画蛇添足。过去，我曾猜测第三策是董仲舒晚年与汉武帝的通信，现在看来可能是猜错了。除《天人三策》外，班固在《汉书·董仲舒传》中，又提出汉武帝“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等，都没事实依据。（10）此外，在《汉书·循吏传》中，班固说：“孝武之世，……时少能以化治称者，惟江都相董仲舒、内史公孙弘、兒宽，居官可纪。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事，天子器之。仲舒数谢病去，弘、宽至三公。”也不确。事实是，董仲舒在江都相任上有过错，被“废为中大夫”；公孙弘、兒宽位“至三公”与董仲舒“谢病去”无关；董仲舒在胶西相上“谢病去”另有隐情。班固还在《汉书》的其他地方不失时机地对董仲舒大家称赞，如《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说：“汉之得人，于此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汉书·楚元王传》的《赞》说：“自孔子后，缀文之士觽矣，唯孟轲、孙况，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有时还将董仲舒压在公孙弘之上，如《汉书·武帝纪》说：“五月，诏贤良……於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要知道，武帝时期或西汉时期，尊儒的典型代表一直都是公孙弘。甚至还贬低田蚡，认为田蚡只是“隆儒”（11），与他在《汉书·儒林传》中承认的田蚡曾“黜抑黄老崇尚儒学”相矛盾。

第二，班固为什么要全面作伪董仲舒传？有人说：孙景坛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事完全是班固为了迎合儒家正统思想而故意伪造的。”这是对我思想的曲解。（12）我以前只说过，班固作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为董仲舒鸣冤和争学术地位（13），但不全面。事实上，班固已将此事挑明，《汉书·董仲舒传》的末尾说：“掇其切当世施朝廷者著于篇。”另外，班固在《汉书》的其他地方，还两次说过：“察仲舒之论，考诸行事，乃知其未合於当时，而有缺于后世也”（14）；董仲舒“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15）就是说，班固认为，他写的《董仲舒传》不是在写史，而是在“古为今用”，即将武帝初期的董仲舒怎样变成能为东汉中期服务的思想武器。所以，他根本不管上真有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不管历史上真的董仲舒是什么样子。正是从这点出发，班固才牺牲了史家的良知，作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董仲舒传的。正象我们曾经历的“文革”中的“批林批孔”，表面是批“孔老二”，可真实目的在于当代——“整周恩来总理”。为此，在批孔中，“四人帮”对孔子极尽诬蔑造谣乃至人身攻击之能事，说的多是谎话。我们为什么不把文革中所批的孔子当作历史上的孔子？因为大家都清楚，这是“革命需要”和“古为今用”造的伪。同理：班固为了当时的“革命需要”和“古为今用”伪造的董仲舒，我们怎么能当真？后人将《董仲舒传》当史实，是后世的无知，与班固没有必然联系。就象今天有人将“批林批孔”所批的孔子当做了两千年前的孔子，“四人帮”负责吗，只怪自己迂腐！

第三，汉武帝尊儒的过程。汉武帝尊儒的过程是：第一步，借口卫绾年迈和对景帝的丧事办理不力，将其免退，为儒家人物腾出主要位子。第二步，用学儒出身的窦婴、田蚡分别担任丞相、太尉，并重用儒家人物王臧、赵绾。第三步，采纳了王臧、赵绾“立名堂以朝诸侯”的建议。被窦太皇太后镇压后，汉武帝停了两年多，于武帝五年“置五经博士”——这是第四步。第五步，武帝六年“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16）这是武帝尊儒过程的结束。有人将武帝元年卫绾的“罢刑、法”说成是尊儒的第一步，不妥。（17）卫绾是“黄老”派，他“罢刑、法”是“黄老”对“刑法”派的打击，与后来窦太皇太后打击王臧、赵绾的性质是一样的。这一事件本来与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和“诛晁错”相连。晁错原来是学“刑法”的，司马迁说“晁错明申、商”（18），文帝时，“太常遣错受《尚书》伏生所。还，因上便宜事，以书称说”，被提拔为“太子舍人”，“迁为中大夫。”景帝时，晁错建议“削藩”，酿成“七国之乱”，被诛。诛晁错后，邓公批评景帝：“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地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计画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臣窃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邓公为城阳中尉。”（19）“黄老”对景帝仍对“刑法”派有好感不满，为了不给“刑法”派抬头，才在武帝元年“罢刑、法”的。而且，武帝正常的尊儒，只需绌退“黄老”即可达到目的，无须打击其他学派。有人将武帝七年的“五经”当作汉武帝尊儒过程的结束，不当。（20）因为此时田蚡已经绌退了“黄老”，宣布了儒学的主导地位，尊儒问题已得到解决，“五经考试”就是尊儒的结果，不是尊儒过程才结束。武帝和后来的汉代统治者多次举行儒学考试，都是这一结果的延续。

第四，为什么把汉武帝尊儒叫田蚡“绌抑黄老崇尚儒学”？历史事实告诉我们：1、此事乃田蚡所为，与董仲舒无涉。2、田蚡此举的过程是和平的，并未“罢黜百家”。3、未有“独尊儒术”的事实。汉武帝尊儒后，除举行儒学考试外，还举行一般文学贤良考试。“刑法”和“黄老”派虽被“罢绌”，但两派的学者仍可通过其他途径当官，如主父偃是上书、卜式是放羊、汲黯是选拔等。《史记·封禅书》还载：汉武帝因封禅问题对儒官不满，曾“尽罢诸儒不用” ——把他们全都撤了。4、汉武帝所尊的儒学，是《七经》，不是仅仅《五经》，核心是《孝经》的“以孝治天下”。（21）。现在，学术界有人在“置五经博士”上大做文章，不妥。因为他们所谈的《五经》，核心是《公羊》，《公羊》在武帝时期虽重要，但没超过《孝经》；而且《公羊》在西汉石渠阁经学会上被汉宣帝亲自贬抑，并自此一蹶不振；尤其是《公羊》本质非儒家著作。（22）众所周知，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孔子曾作《春秋》，《公羊》是对《春秋》的最好阐释。实际上，孔子作《春秋》非史实。孔子自称“述而不作”；孔子的嫡传弟子们对此都没讲；此说是孔子去世后一百年左右的传言。如果孔子真作了《春秋》，他将是中国古代第一个抄袭大王，因为《春秋》原本鲁史，我们怎么将《春秋》与鲁史相区别？就算孔子真作了《春秋》，那么，解读《春秋》的书很多，流传下来的就有三传，为什么一定要以《公羊》为准？《公羊》不会解错了吗？特别是，《春秋》乃史书，《公羊》是将其做信仰、解读，这与《春秋》的宗旨相违，相反，《左传》的解读更近于《春秋》的宗旨。我们知道，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其思想核心是“仁”，而《公羊》是“义”，二者完全不同。《公羊》的“义”与《韩非子》的“义”相吻合。（23）就算《公羊》真在解读《春秋》，原则上也不能将其当经，因为经应是《春秋》原典，将解经的著作当经本身就是错的。西方人从古到今读《圣经》都是读原典，所有解释只能当书。而中国古今居然将参考书当成了经，并用参考书取代了经，如他们直呼《公羊》为《春秋》，《史记》和《汉书》凡没标明是《春秋》什么《传》的地方，基本上都是指《公羊》。岂非咄咄怪事！研究汉代思想史，重点要研究《孝经》，《孝经》在思想上与儒家极接近，算儒家著作也未尝不可。（24）关于《孝经》的作者，汉人认为或是曾子，或是孔子，后又有曾子门人、孔子门人、孟子门人、乐正子春门人说，以及齐鲁陋儒和汉儒说。其实都不确。笔者认为，《孝经》应是春秋战国之交的一个与孟子情况相近，但没孟子的理论水平高，然而又有独到思想的，也是自学成才的人所作。《孝经》是中国古代四大儒经之一（其他三经为《论语》、《孟子》、《礼运》），不只对汉代的影响大，对后世的影响也相当大。

    第五，汉武帝尊儒的最大失误是什么？有人认为，汉武帝尊儒的最大失误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是误解。还有人认为是汉武帝没有重用董仲舒。事实恰好相反，没重用董仲舒是汉武帝的英明之处。笔者认为，汉武帝的最大失误是将《公羊》当作了仅次于《孝经》的经典。汉武帝一生有三大错误：重用酷吏，杀罚太滥；迷恋仙道，劳民伤财惹“巫蛊”；大义灭亲，太子蒙冤损社稷，等。这三大错误都与《公羊》密不可分：1、《公羊》宗旨宣扬“大义灭亲”、“严刑重罚”、“诛心定罪”、封建迷信等。2、《公羊》是酷吏的温床，所有的酷吏都是学《公羊》学的。如吕不舒是董仲舒的学生、张汤经常向董仲舒请教“治狱”、公孙弘是《公羊》博士等。吕不舒治淮南狱，以《公羊》擅断，一杀就是“数万”；张汤用《〈公羊〉董仲舒治狱》决案，“百姓不安其生，骚动，县官所兴，未获其利，奸吏并侵渔，於是痛绳以罪。则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汤。”“汤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诋诸侯，别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时人称其“诈忠”。（25）一次，汲黯善意讽喻汉武帝好大喜功，“丞相公孙弘曰：‘黯诽谤圣制，当族。’”（26）要把汲黯整个家族都灭了。所以，司马迁说：“自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张汤用峻文决理为廷尉，於是见知之法生，而废格沮诽穷治之狱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谋反迹见，而公卿寻端治之，竟其党与，而坐死者数万人，长吏益惨急而法令明察。”（27）3、董仲舒的《公羊》学五毒俱全。董仲舒对《公羊》最精通，他一生都从事此研究，胡毋生的悟性不如董仲舒，公孙弘是改学《公羊》的。董仲舒的《公羊》学，主张“诛心定罪”、“天人感应和阴阳五行”、“大义灭亲”、“君权至上”等，其《〈公羊〉董仲舒治狱》、《春秋繁露》、《灾异记》即是其证。他在《辽东高庙灾对》中建议汉武帝：“故天灾若语陛下：‘……视亲戚贵属在诸侯远正最甚者，忍而诛之，如吾燔辽（东）高庙乃可；视近臣在国中处旁仄及贵而不正者，忍而诛之，如吾燔高园殿乃可。’”（28）这就是他残忍本性的暴露。董仲舒在汉武帝时期虽未当权，但他与酷吏的关系最近，好多酷吏都是他的学生，酷吏用的也都是他的思想，他要为武帝时期的酷吏负全责，要为汉武帝的政治失误负全责。为什么《公羊》学会如此荼毒？如前所述，《公羊》的思想精髓是韩非子的“义政”，思想上蹈入了韩非子，怎能不再现秦始皇的暴政？当然，对《公羊》的非儒家问题，这是一个时代性的错误，汉武帝是不可能搞明白的，董仲舒也未必真懂，现在还有人将其当儒学来宣传，这也是不妥的。

四、“汉承秦制”之商榷 

现在，学术界在汉史研究中，用得最多的一个词是“汉承秦制”，有人甚至写专著研究这个问题，并抱怨找不到想用的资料。笔者想对此谈点管见。

第一，司马迁、班固都不赞成“汉承秦制”说。应当指出，司马迁在《史记》中多次讲过西汉在某些方面对秦制的因袭，但没用过“汉承秦制”。最早提出“汉承秦制”者是班固的父亲班彪，但作为他的儿子，班固对此并不欣赏，他在《汉书》中，与司马迁一样，也多次讲过西汉在某些方面对秦制的因袭，就是没用“汉承秦制”这个词。而真正赞成此说的是南北朝时期的范晔，他在写《后汉书》时首次使用这个词，两次强调“汉承秦制”。这就有个问题，如果是“汉承秦制”重要的话，那应当是西汉承“秦制”，写西汉史的司马迁、班固应重视这个问题，而不是写《后汉书》的范晔。

    第二，班彪、范晔在使用这个词时，与司马迁、班固一样，指的问题都很具体。如班彪说：“汉承秦制，改立郡县，主有专己之威，臣无百年之柄。”（29）指的是“立郡县”之事。范晔在《后汉书·舆服》上、下分别说：“天子（五）[玉]路，……秦并天下，阅三代之礼，或曰殷瑞山车，金根之色。汉承秦制，御为乘舆，所谓孔子乘殷之路者也”；“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秦乃以采组连结于璲，光明章表，转相结受，故谓之绶。汉承秦制，用而弗改，故加之以双印佩刀之饰。”这里虽两现“汉承秦制”，说的均指“舆服。”

第三，我们如何正确理解“汉承秦制”？诚然，西汉在建国之初包括后来武帝时期在治国上都承袭了许多“秦制”。但必须看到：1、汉与秦在治国的根本问题上不同。政体上，西汉初虽搞了“郡县制”，可是，西汉初的基本体制是“分封制”，《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说：“高祖子弟同姓为王者九国，唯独长沙异姓，而功臣侯者百有馀人。自雁门、太原以东至辽阳，为燕、代国；常山以南，大行左转，度河、济，阿、甄以东薄海，为齐、赵国；自陈以西，南至九疑，东带江、淮、谷、泗，薄会稽，为梁、楚、淮南、长沙国：皆外接於胡、越。”“汉独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内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颇食邑其中”；汉武帝虽然削弱了“分封”，强化了“郡县制”，可是并没有“废分封”。注意：秦代是“废分封”，实行清一色的“郡县制”，汉代只是将“分封制”降为了国家的辅助政体，而将“郡县制”作为了基本政体。现在，有种错误的观点，认为“郡县制”是秦代的政体，这是不对的。事实上，“郡县制”是战国时期的产物，战国后期六国的政体几乎都是“郡县制”占主导地位。而且，“郡县制”的发明权也不是秦，秦是将“郡县制”推向了极端，将其当作了国家的唯一政体。所以，汉代的根本政体并没有“承秦制”。思想上，秦是“罢黜百家独尊法术”（这里的“法”，特指“申、商、韩”），西汉初是“黄老之治”，武帝时期是“崇尚儒学”。注意：汉武帝并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更不是“汉承秦制”。2、西汉初，虽然在治国的一些大问题上有“汉承秦制”的现象，如萧何依秦律制汉律，保存了“妖言罪”、“挟书律”等，可是未得到贯彻，并很快被纠正了。因为西汉初是“黄老之治”，“黄老之治”在治国的指导思想上强调“无为”，汉律中的“严刑酷罚”与此精神相左。惠帝和吕后时两次除“妖言罪”、“挟书律”（30），文帝除“肉刑”（31）。秦代重用酷吏，汉武帝时也重用酷吏，这一点极相像。但不要忘了：秦代的官吏几乎都是酷吏，汉代则非。汉武帝乃至汉代都“举孝廉”，“举孝廉”出身的官吏不是酷吏，非《公羊》出身的官吏也都不是酷吏。并且，汉武帝晚年对其这一错误是有认识的，立了“思子祠”，表示对太子的追悔；族了江充、刘屈髦等“巫蛊”首恶；还下“罪己诏”自我检讨；临终托孤给非儒吏出身的霍光等，表示了对酷吏和儒臣——《公羊》出身者的不信任等。3、汉代在治国的根本问题上都与秦不同。思想上，汉武帝以后的主导思想是强调“以孝治天下”，即一种“德治”；秦代“严刑重罚”，是“术治。”政体上，汉代始终强调“同姓王分封制”的积极作用，一直将其作为一种政体予以保存；秦代则彻底“废分封”，将“郡县制”作为唯一的政体。上，汉代轻徭薄赋，予民休息，武帝时虽有“暴敛”的情况，可是能很快予以纠正；秦代一直是苛捐赋役繁重，民不聊生。所以，“汉承秦制”只在一定意义上或在治国的次要问题上是可以讲的，但在治国根本问题上是不能讲的。

注：

（1）（3）（4）武汉师范学院系《简明中外历史词典》编写组：《简明中外历史词典》，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第1版，第403页；第403页；第403页。

（2）（16）（18）（19）（25）（26）（27）《史记》：《项羽本纪》；《儒林列传》；《太史公自序》；《袁盎、晁错列传》；《酷吏列传》；《乐书》；《平准书》。

（5）《新华字典》，商务印书馆，1957年6月第1版，第619页。

（6）孙景坛：《关于宋代的历史定位及总体评估新探》，《南京社会》2004年第8期。

（7）孙景坛：《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南京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

（8）（13）孙景坛：《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是班固的伪作》，《南京社会科学》2000年第10期。

（9）孙景坛：《“五·四”批孔献疑》，《南京社会科学》1999年第8期。

（10）孙景坛：《班固董子思想献疑》，《岭南学刊》2001年第6期。

      孙景坛：《孙景坛评点〈汉书·董仲舒传〉，昭示班固作伪》，

      http://www.confucius2000.com/writer/sunjingtan.htm

（11）（14）（15）（28）（30）（31）《汉书》：《董仲舒传》；《匈奴传》；《楚元王传》；《五行志》；《惠帝纪》和《高后纪》；《刑法志》。

（12）孙景坛：《汉武帝“罢黜百家”不是学术谎言吗？——答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秦汉史专家张进教授》，

              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1711

（17）孙景坛：《汉武帝确有“罢黜百家”吗？——答南京市委党校管怀伦教授》，

              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1704

（20）周桂钿：《董学探微》，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3 9 6 页。

（21）孙景坛：《汉代“以孝治天下”初探》，《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南京市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22）孙景坛：《董仲舒非儒家论》，《江海学刊》1995年第4期。

（23）孙景坛《韩非非法家论》，载《江苏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

（24）孙景坛：《百家争鸣新论》，《安徽师大学报》（季刊）1996年第2期。

（29）《后汉书•班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