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教材建设的积极探索——评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高等院校的文科教材建设，涉及到人才培养和学术传承，一直是系统和学术界备受关注的问题。最近几年，在与国际学术接轨的大背景下，学、管、法学等社会方面的教材不断翻新，各种冠以“21世纪”、“新世纪”等标志的教材琳琅满目，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学的教材出版显得冷寂，尤其是缺少适用性较强的中国通史或中国古代史教材。所以，全国高校历史系中，还有不少在推荐学生使用基本框架形成于1960年代的由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这一方面说明经过不断修订的《中国史纲要》仍然具有其作为教材的价值，但是，它之所以无法完全被取代，也说明当前中国通史教材建设的滞后。此外，陆续翻译出版的剑桥中国史，也成为许多历史系或其它专业文科学生了解中国历史的重要途径，在某种意义上起到了教科书的作用。这从每年硕士研究生复试时的情况可以反映出来。问题是，《中国史纲要》在今天作为历史系或非历史专业中国通史课程的教材，已经存在着一些问题，一些新的学术进展无法纳入。剑桥中国史可以作为重要的教学书，但不可能真正作为教材使用，不仅其中很大部分内容滞后于当今学术的，其编写的角度也不适合在中国作为大学讲授中国通史的教材。于是，高教系统对中国通史教材的更新提出了日益迫切的要求。近来有一些中国通史教材陆续出版，体现了史学界在这方面进行探索的努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张帆《中国古代简史》（以下简称《简史》），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中国通史教材之一。该书是为大学公共选修课“中国通史（古代部分）”编写的教材，在1997年获得国家教委“九五”重点教材立项，由多年在北京大学开设“中国通史（古代部分）”公共选修课的张帆独立撰著。
　　作者在后记中说明，对本书编写影响较大的著作主要是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钱穆《国史大纲》和《中国大百科全书》的中国历史卷。对于《中国史纲要》，作者特别强调它“是建国后较早编定的通史教材，出于名家之手，结构严谨，内容连贯，叙事完备，语言凝练，学术价值很高，在北大和其他许多高校历史系长期使用”。可见作者对这部教材充满着崇敬和美好的回忆。我想，这其实也是许多1980年代在北大历史系通过《中国史纲要》通史教学体系完成大学学业的人所共有的感受。当时承担中国通史课程的教师，主要还是《中国史纲要》的编写人员，如吴荣曾、田余庆、吴宗国、许大龄等。而且，与《中国史纲要》配套使用的《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资料选》和《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选》，也都一起发给学生。《中国史纲要》作为教材，提供的主要是完备和连贯的基本知识。它大体按照编年加记事本末的体例，适当照顾专题，注重前后贯通，史实的考辩很严谨，观点性不特别突出，这是它持久生命力的重要前提。一些深度的内容和学术争鸣、学术动态，则有赖于参考资料选和参考论文选来提供。这样一班人马和一套教学用书，应该成为北大历史系甚至是新中国高校历史教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典范。但是，学术在前进，教学体制也在更新，在《中国史纲要》通史体系下成长起来的教师，已经不可能完全依照他们自己的学习路径来从事中国通史的教学。而要在历史系的教学中建立一套全新的中国通史教材和课程体系，操作起来难度会很大。于是，就有几位新生代的教学骨干如阎步克、丁一川、张帆等，首先在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公共选修课中进行探索。这是《简史》产生的另一个具体背景。
　　以上两个背景，决定了《简史》的努力方向，这就是力求保持《中国史纲要》注重贯通的特点，同时又尽量体现出学术界普遍接受和采用的最新研究成果，其中也包括作者自己长期科研积累的史识。全书40余万字的篇幅，相对于中国古代史的庞大内容来说，确实是一部《简史》，许多史实只能点到为止。在内容的安排上，则体现为唐代以前（即中国古代史的前期）相对简略，宋代以后（即中国古代史的后期）较为详细。体例上则回避了习用已久的用五种社会形态划分历史阶段的做法，在按照朝代顺序进行叙述的基础上，兼顾一些贯穿历史演进脉络的专题。在《中国史纲要》中，一些重大的专题和历史演进的线索，分散在不同断代里进行叙述，只有依靠读者前后联系起来进行阅读，才能领悟到。而在《简史》中，作者一般都将这些专题作为章节单列出来。
　　如第一章“早期华夏文明的形成”，根据学术界普遍认同的进入文明的标志和文明要素的界定，从中国早期文明形成过程的角度，综述史前考古发现和古史传说、作为中国早期国家的夏与商的兴衰、完全被地下材料所证实的商朝甲骨文和青铜文化等专题。第九章“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第十六章“隋唐宋元时期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最后第二十一章“明清时期的经济、社会与文化”，则是从经济发展、社会结构、阶级关系和思想文化两个大专题的角度，对中国古代不同发展阶段的历史演进进行了贯通的叙述。这种阶段的划分，本身也体现了北大历史系中国通史教学体系的特点。在较长时期里，北大历史系的中国通史（古代部分）都是依照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辽金元、明清的时段划分，分别由四位教师主讲。
　　《简史》体现出的另外一个努力方向，就是力图使中国通史教材的内容体系立体化，避免在每一个时代都面面俱到地铺叙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几大块，避免中国通史只是几个断代史的机械累加或几个专题的平面累积。作为中国通史教材，一定要揭示出贯通地理解中国历史的线索或路径，同时最好提供进一步深入研读的引导，不必期望学生通过一部教材就掌握中国通史的全部基本知识。想在一部教材里告诉学生所有问题的做法，事实证明是徒劳无功的。如果一部教材给人的感觉是读完此书就可以不看别的书，那只能说它作为教材是不成功的。相反，如果读完一部教材便使学生产生还有更多书需要进一步阅读的想法，则它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简史》在注意加强通史意识方面无疑作出了有益的努力，对于每个历史时代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定位都尽量进行归纳，进而揭示出历史时代的宏观特性和历史演进的长时段线索。如第三章“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动”，就落实到由分裂割据走向统一和官僚制的确立这一历史运动的主要趋势上。
　　尤其在宋元和明清部分，《简史》对于作为通史教材所需要的宏观把握和定位很有深度。第十三章“两宋与辽、夏、金、蒙的对峙”和第十四章“金朝和大蒙古国”，将原本纷乱的历史进程作出了清晰而简致的叙述。第十五章“元朝百年统治”，强调了元朝汉化迟滞的特点、这个特点产生的背景以及因此带来的蒙古族在元朝灭亡后长期保持自身的传统，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作出了积极贡献。第十七章到二十章是对明清史的叙述。从秦汉以来君主专制制度的发展和金、元政治特征的影响等角度，揭示明朝皇权行使的家天下特征及其开国创制的特点。对于所谓“康乾盛世”所体现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的完善和强化，也有辨证的宏观分析。一方面是困扰历代王朝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一些问题，如皇位继承问题、皇帝如何处理千端万绪的国家政务问题、皇帝在内廷和外朝之间的平衡问题等，由于秘密立储制度、奏折制度和军机处的设立，在清朝都基本得到了解决；另一方面，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是以皇权的强化为前提的，这种政治制度产生了严重的弊病。
　　中国通史教材建设的难度极大，《简史》也还存在着许多不够理想之处。例如它对中国古代史前半部分的宏观把握和对秦汉、隋唐等时段的历史定位，就明显不如对元明清部分那样深入和准确。成于一人之手的教材，长处在于前后贯通，有整体思路，但缺陷也是明显的，就是难以在所有断代都把握到位。尤其是在学术分工越来越细密的今天，学者一般只能精通一个断代，其它时段只能利用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尽管本书作者有很广的知识面和相当丰富的中国通史教学经验，在一般作为两个时段的从辽宋金元到明清的历史领域都有研究，但无法把隋唐以前的历史描写和分析做得象后半段那样深入和准确，也是情理中事。此外，据本人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的体会，《简史》在教学对象的定位上也还不够准确。它作为大学公共选修课“中国通史（古代部分）”编写的教材，实际上还不够简明，某种意义上它更象一部大学历史系的中国通史课简明教材。实际上，如果有较好的资料和参考相配合，在一定时期内，《简史》在大学历史系中国通史教学中还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而在公共选修课中却显得艰涩了一些，所强调的知识也不见得符合非专业大学生的需求。
　　总之，《简史》在中国通史教材编写中的重大问题上，如注重贯通理解和兼顾断代知识、注重个人史识和包容学术积累、注重历史知识的系统性和兼顾生动性、尊重朝代顺序和突出历史发展的内在阶段性以及处理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等方面，都颇费了一番工夫，作出了积极的探索，值得在大学中国古代史教学和教材建设中引起重视，加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