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的地理环境与生态状况

   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的必要条件之一。生产力水平越低，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越大。马克思曾经指出：“外部条件在基础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①秦汉时期，各个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但总的说来，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比起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来，对于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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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0页。
 
    早在史前时期，我国已经形成了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两大农业经济文化区和两种农业体系。①但是从商周到秦汉，黄河流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却领先于长江流域。这中间除了两大地区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使用和传播，以及人口密度都有所不同等原因之外，也与气候、地质、地形、水文、生物、土壤自然条件的差异有一定关系。长江中下游气候炎热潮湿，《汉书。地理志》说：“江南卑湿，丈夫多夭。”生活环境恶劣，导致了人们过早死亡。这个地区湖泊沼泽星罗棋布，在生产工具比较原始的条件下，开发起来反而比黄河流域的黄土高原和黄土冲积平原困难。成书于战国时代的《禹贡》认为荆州“厥土涂泥，田下中”，扬州“厥土涂泥，田下下”。所谓“涂泥”，就是粘质的湿土，相对于土质疏松的黄土来说，是比较难于开垦的。所以直到秦汉时期，长江中下游还是榛莽丛生，地广人稀，而适应这种地理环境的耕作方式，则是“火耕水耨”。《史记．货殖列传》说：“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訾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地埶饶食”，本来是有利的自然条件。但是容易获得生活资料，反而使人们满足于朝夕取给而不事积聚。这也是长江中下游地区虽然原始农业发生很早，但从商周到秦汉，经济与社会发展反而落后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一个重要因素。到了东汉后期，由于人口数量有较大增长，加上其他一些社会原因，长江中下游的经济开发才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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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参看白寿彝总主编《通史》第2卷，苏秉琦主编《远古时代》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地理环境在时期的变化，相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来说要缓慢得多。但这种变化有时也会因人为因素的作用而变得十分明显。例如人们对黄土高原森林植被的破坏，造成水土的严重流失。黄河带来的大量泥沙，淤高了河床，下游就容易决口改道，从而地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秦汉时期，黄河多次泛滥。洪水和泥沙吞没了大片的农田和众多村落，使土地沙碱化，改变了原来湖泊沼泽的布局。黄河的来水来沙还使得海岸也发生变化。据有的学者研究，王莽始建国三年(11年)黄河改道由千乘(今山东高青县北)人海之后，经过四百多年，渤海湾的海岸向外有较大的推展。①
 
从记载和考古资料可以看到，秦汉时期的总体生态状况与现今有不少差异，秦汉前后400余年间的生态状况也有所变化。
 
    竺可桢先生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中指出，“在战国时期，气候比现在温暖得多。”“到了秦朝和前汉(前221—23年)气候继续温和。”“司马迁时热带植物的北界比现时推向北方。”“到东汉时代即公元之初，我国天气有趋于寒冷的趋势。”据竺可桢先生绘制的《五千年来中国温度变迁图》，秦及西汉时，平均气温较现今大约高1.5℃左右，东汉时平均气温较现今大约低0.7℃左右。②平均气温上下摆动的幅度超过2℃。尽管这个结论在一些学者中间还有不同的认识，但是许多资料表明，秦汉时期的气候条件确实与现今不同，在两汉之际，确实也发生了由暖而寒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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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参看中国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②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西汉时期，关中地区有繁茂的竹林，与现今植被景观形成强烈的对照，《汉书。地理志》说，当时关中以竹林与其他资源之富足，“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汉书．东方朔传》也说，当时人曾以关中有“竹箭之饶”而称之为“天下‘陆海’之地”。《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记述，杨仆“坐为将军击朝鲜畏懦，人竹二万个，赎完为城旦”，说明当时关中曾经生长价值较高的竹种。司马相如奏赋描述关中风景，有“览竹林之榛榛”的辞句。①班固，(西都赋)也写道：“源泉灌注，陂池交属，竹林果园，芳草甘木，郊野之富，号为近蜀。”西汉薄太后南陵20号从葬坑中发现大熊猫头骨②，或许也可以看作当时关中地区竹林繁茂的例证之一。
 
    不仅关中竹林之饶负有盛名，当时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大体都属于同样的植被类型。《史记．货殖列传》分析各地出产，“竹”居于山西物产前列，却不列于江南物产之中，说明当时黄河流域竹的分布，其社会经济意义甚至超过江南。汉武帝发卒数万人塞黄河瓠子决口，“自临决河”，“薪柴少，而下淇园之竹以为楗。”③汉光武帝北征燕、代，也曾经“伐淇园之竹，为矢数百万”，“转以给军”。④东汉初，郭伋任并州牧，“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儿数百，各骑竹马，道次迎拜。”⑤美稷，地在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现今华中亚热带混生竹林区的北界，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大致位于长沙、南昌、宁波一线。而华中亚热带散生竹林区的北界，则大致与北纬35’线重合。东汉初竹类生长区的北界，已几近内蒙古沙漠地区的边缘。戴凯之《竹谱》写道：“竹虽冬蓓，性忌殊寒，九河鲜育，五岭实繁。”竹类作为喜温湿的植物，其生长地域的分布可以说明当时的气候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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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史记》卷117《司马相如列传》。
    ②  王学理：《汉南陵从葬坑的初步清理——兼谈大熊猫头骨及犀牛骨骼出土的有关问題》，《文物》1981年11期。
    ③  《史记》卷29《河渠书》。
    ④  《后汉书》卷16《寇恂列传》。
    ⑤  《后汉书》卷31《郭伋列传》
 
    二十四节气是传统农业根据气候条件决定农时的重要依据。但从中可以看到，二十四节气的次序在秦汉时期曾发生过变化。《礼记。月令》说，孟春之月，“蛰虫始振”，仲春之月，“始雨水”。郑玄注：“汉始亦以惊蛰为正月中。…‘汉始以雨水为二月节。”这就是说，现今二十四节气中“雨水一惊蛰”的次序，在汉代起初是“惊蛰一雨水”。说明在当时的气候条件下，初春气温回升至于“蛰虫始振”时，要较后世为早。据《汉书．律历志》所列二十四节气和相应星度的关系，可以知道现今二十四节气中“清明一谷雨”的次序，在汉代起初是“谷雨一清明”。按照《左传》桓公五年孔颖达《正义》的说法，“汉氏之始，以惊蛰为正月中，雨水为二月节。及太初以后，更改气名，以雨水为正月中，惊蛰为二月节，以迄于今，踵而不改。”西汉中期节气序次更动的原因，据说是“由气有参差故也”①，也就是气候条件之变化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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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礼记·月令》孔颖达《疏》。
 
从多年考察所获取的资料，也可以印证秦汉气候与现在的差异。主要根据我国东部平原及海区构造沉降量的估算所绘制的东部的海面升降曲线表示，距今2千年前后，海面较现今高2米左右。海面升降是气候变迁的直接结果。根据植被、物候等资料试拟的华北平原古气温曲线，表明当时气温大约高于现今1℃左右。根据同类资料试拟的上海、浙北古气温曲线，表明当时气温大约高于现今2℃左右。根据海生生物群试拟的东海与黄海古水温曲线，表明当时东海和黄海水温大约高于现今3℃左右。①通过对沪杭地区具有代表性的钻井岩心全新世沉积孢粉组合的分析，研究者将全新世以来的气候史划分为4个凉期和4个暖期。与秦汉时期相应的阶段为：第3暖期，距今2500年，气候温暖湿润；第5凉期，距今2000—1650年，气候温凉。②
 
    自汉武帝时代起，史籍已经多见关于气候严寒的记录。如《汉书·武帝纪》记载，元光四年(前131年)“夏四月，陨霜杀草”；元狩元年(前122年)“十二月，大雨雪，民冻死”；元鼎二年(前151年)“三月，大雨雪”；“元鼎三年三月水冰，四月雨雪。关东十余郡人相食。”《西京杂记》卷二说，“元封三年，大寒，雪深五尺，野鸟兽皆死，牛马皆蜷缩如猬，三辅人民冻死者十有二三。”《北堂书钞》卷152引《古今注》：“武帝征和四年，大雪，松柏皆折。”自西汉末年到东汉初年，有关严寒的记载更为集中。汉元帝元光元年(前43年)，有三月“陨霜杀桑”，九月“陨霜杀稼”，以致“天下大饥”的记载。建昭二年(前37年)，“齐楚地大雪，深五尺”。③王莽时期严重低温的气候反常记录更为频繁。例如，天凤三年(16年)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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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王靖泰等：《东部晚更新世以来海面升降与气候变化的关系》，《地报》第35卷第4期，1980年4月。
    ②  王开发等：《根据孢粉分析推论沪杭地区1万多年来的气候变迁》，《历史地理》创刊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11月。
    ③  《汉书》卷27《五行志》。
 
月，“大雨雪，关东尤甚，深者一丈，竹柏或枯。”①天风四年(17年)八月，“大寒，百官人马有冻死者。”②东汉初年仍然多见严寒的历史记录。据《后汉书．郑兴列传》记载，建武七年(31年)“正月繁霜，自尔以来，率多寒日”。“正月繁霜”之后连续严寒近三个月，直至“孟夏”之时。《续汉书·礼仪志》刘昭注补引《古今注》说，永平元年(58年)六月乙卯“白幕皆霜”。乙卯日为六月三十日，即公元58年8月8日，这一极端初霜记录早于现今洛阳地区平均初霜日竟达82日。③据《北堂书钞》卷79引《录异传》，大致在公元工世纪60年代，洛阳曾经有“大雪积地丈余”的情形。
 
    在公元前50年至公元70年这120年间，有关气候异常严寒的记载多达20余起。元、成时代较为集中的23年中计6起。王莽专政时最为集中的10年中，大约7年都发生严寒导致的灾害。除了王莽末年至汉光武帝建武四年(28年)间所谓“天下旱霜连年”④外，汉光武帝及汉明帝在位时关于严寒的记载也可见6起。此后，汉章帝建初八年(83年)至元和元年(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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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汉书》卷99《王莽传》。
  ②  《汉书》卷99《王莽传》。
  ③  据1962—1982年期间洛阳历，平均初霜日为10月29日，最早初霜日为1981年的10月15日，最晚初霜日为1997年的u月16日。见何光祥：《河南省洛阳的四季划分与自然历》，《中国自然历选编》，出版社1986年版。
  ④  《东观汉记·世相光武帝纪》。
 
年)前后，又有所谓“盛夏多寒”、“当暑而寒”的记载。东汉中晚期，更多见“季夏大暑”而“寒气错时”，“当温而寒”，“当暖反寒，春常凄风，夏降霜雹”等异常气候。①当时最为突出的气候异象，是所谓“庶征之恒寒”。《续汉书·五行志》列举了这样两则关于冬夏两季气候异常的典型史例：“灵帝光和六年冬，大寒，北海、东莱、琅邪井中冰厚尺余。”“献帝初平四年六月，寒风如冬时”。气候“大寒”，往往“杀鸟兽，害鱼鳖”，致使“竹柏之叶有伤枯者”②，于是黄河流域原先繁茂的竹林遭到破坏。《水经注·淇水》在说到“汉武帝塞决河，斩淇园之竹木以为用；寇恂为河内，伐竹淇川，治矢百万以输军资”之后，又指出，“今通望淇川，无复此物。”
 
    根据历史水文资料，研究者认为秦及西汉时期的气候条件，是致使长江水位上升的因素之一，当时长江以南的洞庭湖、鄱阳湖、太湖等，水面都在不断扩大。③黄河流域的湖泊，数量和水面也都曾达到历史的高峰。但黄河流域的大泽如今都已经难寻旧迹。《国语·周语》可见所谓“陂障九泽，丰殖九薮”。“九泽”、“九薮”，都是说九州的九大湖泊。其名称与所在，古籍记载不一。一般认为九大湖泊中，七处均在北方。汉代人甚至有说“九泽”就是特指北方湖泊的。《淮南子·时则》：“北方之极，自九泽穷夏晦之极，北至令正之谷。”高诱注：“‘九泽’，北方之泽。”然而后来这些大泽大都在北方土地上消失了。以“九薮”位于关中地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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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参看《后汉书》卷26《韦彪列传》、卷46《陈忠列传》、卷30《郎顗列传》、卷16《寇荣列传)。
    ②  《后汉书》卷30《襄楷列传》。
    ③  院地理研究所等：《长江中下游河道特性及其演变》，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4页。
 
为例，《吕氏春秋·有始》：“何谓‘九薮’?……秦之‘阳华’。”高诱注：“‘阳华’在凤翔，或曰在华阴西。”俞樾《群经平议》说，《周礼》之“杨纡”，《尔雅》之“杨降”，并“阳华”之假音。他认为，高诱“在凤翔”、“在华阴西”两说，当以华阴之说为是。郑玄注《周礼．夏官。职方氏》说：“‘杨纡’所在未闻。”而《尔雅·释地》郭璞注则说杨陪“在扶风汧县西”。看来，东汉以来的博学之士竟然都已经弄不清楚《吕氏春秋》成书前后秦地湖泊之首的泽薮的方位了。很可能在东汉中期前后，这个湖泊完全堙灭了。当时北方湖泊的缩小和消失，绝不仅此一例。应劭在《风俗通义·山泽》中对《尔雅·释地》“十薮”作说明时写道，今汉有九州之薮，然而，“其一薮推求未得其处。”这就是：“青州曰‘孟诸’，不知在何处。”《汉书．地理志》河南郡荥阳条：“卞水、冯池皆在西南。”谭其骧先生指出，“古代中原湖泊，大多数久已淤涸成为平地。冯池在《水经注》中叫做李泽，此后即不再见于记载。”①湖泊逐渐淤为平地，是时期惯见的地貌变迁形式，而秦汉时期如“阳华薮”这种迅速消失的情形，尤其引入注目。湖泊池沼淤堙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是严重的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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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谭其骧：《〈汉书．地理志〉选释》，《长水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当时，农耕的，刺激了垦荒事业的兴起。土地占有状况的不合理，使得没有土地和只有少量土地的农民到处开垦。滥垦的土地产量不会很高，于是又导致了进一步扩大的滥垦。这种人为因素的影响，造成了生态平衡的失调。森林、草原及其他植被的破坏，使得水土流失越来越严重。史念海先生曾经指出，黄河原来并不以“黄”相称，到西汉初年才有了“黄河”的名称，“这应该和当时森林遭受破坏和大量开垦土地有关。”①泾河清浊的变化就可以作为说明。泾河本来是一条相当清澈的河流，战国后期开始变浊②。这正是秦国疆土达到泾河上游的时候。泾河主要支流马连水，西汉时称作“泥水”③。“泥水”的名称显示水中多含泥沙。支流如此，无怪乎原来清可见底的泾河，这时竟被说成“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了④。
 
    秦汉时代北边地区的大规模屯垦，也导致了当地生态条件的变化。《汉书·匈奴传》记载，“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匈奴“依阻其中”，“是其园囿也。”秦汉经营北边，动员军屯与民屯，移民规模有时一次就数以十万计。于是北边出现了“人民炽盛，牛马布野”的景象。当时水土保持条件远较现今为好，山泉流量也很可观，因而新垦区“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⑤。可是不考虑保护生态环境的垦殖却带来了消极的后果。两汉之际，条件和人文条件都发生了变化。王莽时“北边虚空，野有暴骨”⑥。东汉初年，北边屯垦形势曾有反复，但是不久又出现“城郭丘墟，扫地更为”⑦的情形。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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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史念海：《论历史时期黄土高原生态平衡的失调及其影响》，《河山集》三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②  《史记》卷29《河渠书》。
  ③  《汉书》卷28(地理志)。
  ④  《汉书》卷29《沟洫志》。
  ⑤  《史记》卷29《河渠书》。
  ⑥  《汉书》卷94《匈奴传》。
  ⑦  《后汉书》卷1《光武帝纪》李贤注引《东观记》。
 
学者经过对乌兰布和沙漠北部汉代朔方郡垦区遗址的实地考察后指出，“随着社会秩序的破坏，汉族人口终于全部退却，广大地区之内，田野荒芜，这就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因为这时地表已无任何作物的覆盖，从而大大助长了强烈的风蚀，终于使大面积表土破坏，覆沙飞扬，逐渐导致了这一地区沙漠的形成。”“现在这一带地方，已经完全是一片荒漠景象”，“绝大部分地区都已为流动的以及固定或半固定沙丘所覆盖。”个别地方，“沙山之高竟达50米左右。”时至今日，只有垦区遗址中汉代故城的废墟，以及分布甚广的汉墓群，成为汉代这一地区曾经有过大规模农业垦殖的见证。①
 
    据史念海先生分析，西汉一代在鄂尔多斯高原所设的县多达20多个，这个数字尚不包括一些未知确地的县。当时的县址，有1处今天已经在沙漠之中，有7处已经接近沙漠。“应当有理由说，在西汉初在这里设县时，还没有库布齐沙漠。至于毛乌素沙漠，暂置其南部不论，其北部若乌审旗和伊金霍旗在当时也应该是没有沙漠的。”土壤大面积沙化的情形各有其具体的原因，但是至少农林牧分布地区的演变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除了可以防风防沙的森林被破坏，沙漠于是可能因风扩展而外，草原也有减低风蚀的作用，“可是草原的载畜量过高，也会促使草原的破坏。草原破坏，必然助长风蚀的力量，促成当地的沙化。”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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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侯仁之、俞伟超、李宝田：《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汉代垦区》，《治沙研究》第7号，出版社1965年出版。
    ②  史念海：《两千三百年来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农林牧地区的分布及其变迁》．《河山集》三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生态环境的变迁，可以对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西汉时期，稻米曾经是黄河流域的主要农产。《汉书·东方朔传》说到“关中天下‘陆海’之地”，物产“又有粳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稻米生产列为经济收益第一宗。西汉关中地区农耕经验的《汜胜之书》曾经详尽记述了稻作技术。《汉书·昭帝纪》说到“稻田使者”，反映黄河流域的稻作经济当时受到中央政府的直接关注。东汉初年，渔阳太守张堪曾经“于狐奴开稻田八千余顷，劝民耕种，以致殷富”①，也是有关两汉之际稻区北界的史料。狐奴，地在今北京密云、顺义间。当时稻米的分布形势，是和气候较为温湿的条件相适宜的。《汉书·食货志》载董仲舒上书说：“今关中俗不好种麦”，“愿陛下幸诏大司农，使关中民益种宿麦，令毋后时。”“宿麦”，据颜师古的解释，“谓其苗经冬”，应当就是冬小麦。《汉书·武帝纪》：元狩三年(前120年)，“遣谒者劝有水灾郡种宿麦。”据《史记·平准书》，是年“山东被水灾，民多饥乏”。然而以行政力量大规模推广冬小麦种植，又很可能与气候寒温的变化有关。元狩元年(前122年)，“十二月，大雨雪，民冻死。”②冬寒对次年种植水稻的不利影响，很可能成为第三年决策号召“益种宿麦”的原因。
 
    有的农业史学者认为，大豆曾经与粟共同作为黄河流域居民的主要食粮，但自西汉时期起，“大豆则逐步转入‘蔬饵膏馔’之中”③。然而从资料和文物资料看，大豆在西汉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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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后汉书》卷31《张堪列传》。
    ②  《汉书》卷6《武帝纪》。
    ③  李长年：《农业史话》。上海技术出版社1981年版。
 
期之后却又有逐步转为主要粮产的趋势。《汜胜之书》说：“谨计家口数，种大豆，率人五亩，此田之本也。”《四民月令》中几乎逐月都关于“豆”的内容。洛阳汉墓出土陶仓有朱书“大豆万石”的题记，也反映当地豆类经营相当普及的事实。农耕作物从以适宜“暑湿”气候条件的稻为主，到可以种植于“高田”，“土不和”亦可以生长的“保岁易为”①的大豆受到特殊重视，这一转变，应当说正是以气候条件的变化为背景的。
 
    有的学者认为，“我国北部地区三四千年以来气候变化而引起的植物带的移动，也就是农耕区的扩大和缩小，正同记载中农、牧业民族势力的消长情况相契合。”②有的学者甚至断言气候变化与民族迁徙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中原汉族向北扩张拓边的时候几乎都在温暖期，而北方少数民族‘窥边候隙’、‘人居中壤’的时候则多在寒冷期。”③应该指出，民族迁移与相应的社会震荡和波动，有十分复杂的因素，气候环境的变化或许只是诸多因素之一。不过，我们注意到，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其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饥寒死”，“国人多不安”，执政贵族于是有“降汉”之意④。汉宣帝本始三年(前71年)，“会大天雨雪，一日深丈余，人民畜产冻死，还者不能什一”，“匈奴大虚弱”，“兹欲向和亲”⑤。类似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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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汜胜之书》：“大豆保岁易为，宜古之所以备凶年也。”“三月榆荚时有雨，高田可种大豆。土和无块，亩五升；土不和，则益之．”
    ②  俞伟超、张爱冰：《考古学新理解论纲》，《社会科学》1992年6期。
    ③  朱立平、叶文宪：《气候变化与民族迁徙》，《新史学》(华东师范大学)第1期。
    ④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
    ⑤  《汉书》卷94《匈奴传》。
 
载还有许多。《史记·匈奴列传》又说，匈奴当“秋马肥”时，则校阅兵力，有“攻战”之志。《后汉书·南匈奴列传》写道，汉军卫护内附之南匈奴单于，亦“冬屯夏罢”。这些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考察机动性甚强的草原游牧族的活动，确实不能忽视气候因素的作用。如果考虑到在农耕区的北界向南退缩的同时，江南地区则出现了中原人南下的移民热潮，从而推动了当地经济文化的跃进，这一历史变化恰与气候逐渐干冷的趋向一致，其间关系也是发人深思的。①
 
黄河在西汉时期决溢频繁，对下游地区经济的破坏十分严重，而东汉时期河患明显减轻。自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王景主持治河之后，黄河出现了长期安流的局面。对于其原因，论者或以为王景的工程技术措施深合治导之原理，或以为东汉以后黄河中游地区的土地利用方式变成以畜牧为主，从而使水土流失程度大大减轻。②其实，除了充分重视人文因素之外，还应当看到以气候变迁为重要标志的生态条件的作用。黄河中游地区的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原本即与以气候变迁作为条件的民族迁徙有关，而气候转而干燥寒冷对于洪水流量大小的直接影响，更是不应当忽视的。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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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王子今：《秦汉气候变迁与江南经济文化的进步》，《秦汉史论丛》第6辑，江西出版社1994版。
    ②  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年2期；任伯平：《关于黄河在东汉以后长期安流的原因》，《学术月刊》1962年9期；邹逸麟：《读任伯平〈关于黄河在东汉以后长期安流的原因〉后》，《学术月刊》1962年11期。
    ③  王子今：《秦汉时期气候变迁的学考察》，《历史研究》1995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