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西周史》选载（四）——第七章“封建制度”第1、2、3节

第一节 分封的本质
　　成康之世，实是西周建国的成型期。东方的叛乱底定了，姬姜的诸侯在东方巩固了立足点。显然周人认为成康之世是安定的开始。
　　1976年新出的史墙盘（图版15），对于成康两世的评价是“宪圣成王，?右刚，用肇彻周邦。康王，兮尹彊”。其中文字未易全解。如果放开一些小异，则诸家意见大致都以为此段说成王开始以法度治理周邦，而康王则厘定了各处的疆土（唐兰，1978；裘锡圭，1978；李学勤，1978；陈世辉，1980）。这一段话基本上颇符合《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无专享文武之功，且为后人之迷败倾覆而溺入于难，则振救之。”西元前516年王室内乱之后，晋人纳王于成周，王子朝列数周代各王的大事，可以代表周人对本朝的了解。由这一节文辞看，成康之时是周人封建亲戚的时代。《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周王计划以狄伐同姓的郑，富辰反对以狄人伐亲属，也回溯周代的封建：“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邗、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荀子》“儒效篇”：“（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两段资料均以封建姬姓诸国的史事归之周公。但是富辰所说周公封建动机为了三监之乱中管蔡的背叛；如以此为封建亲戚宁非自招祸患？大约富辰之说及《荀子》的记载均以周公为周初创业的代表人物，不应胶柱鼓瑟以为周初封建完成于周公的时代。史墙盘和《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的记载，均可解释为周人封建大致在成康之世完成。
　　成康之世，据说四十年刑措不用，号为太平。究其实际，北方并未完全肃清。康王时代的小盂鼎铭文残缺，不见全貌，但由其残文看来，周人与鬼方之间，曾有十分激烈的战事，献捷礼上呈献的战果有四千八百余（斫下的首级），俘虏有一万三千八十一人，卤获马若干，车三十辆，牛三百五十五头，羊三十八只。第二次又呈献了若干首级俘虏车辆及马一百四十匹（白川静，1965C：682—692）。另一方面，南方的淮夷及荆楚，迟至昭王之世仍未完全纳入周王国的势力圈。上述史墙盘对于昭王的记载是“广楚荆，隹南行”，恰证实了昭王有南征之行的传说。成康时代有不少器铭具有南征的记载，如、伯、、小子生尊、以及安州六器的中氏诸器，均有“伐南国”“省南国”的事（白川静，1966A：771—793）。
　　成康之世，周人的封建，大约只用于在中原，亦即殷商旧地，加上在东方与北方开拓的疆土，如齐燕诸国，往南则不过及于淮汉一带，所谓汉上诸姬。周室封建事业大成于成康，则说明了所谓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室，属于周初建国工作的一部分，并不是在后世仍继续推广进行的常制。周人与姜族的封君中，大部分在成康之世已经建国了。即使后世仍有少量新封国出现，如郑国，其数量不能与周初所封的等量齐观。这一现象特有的时间性，对于封建的性质当有所启示。
　　封建究竟是什么？由于人类历史上曾数度有过类似的情况（如中古的西欧及近古的日本），封建制度成为史学上的一个课题。一方面，西方史学传统对欧洲封建制度的研究，引发了史家对东方类似现象的兴趣，进一步以封建制度当作比较研究的对象（Coul-born，1956）。另一方面，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史学系统中，封建社会是一个介于奴隶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间的阶段，唯物史观的学者必须要在历史上确定一个封建时代，甚至削足适履也在所必行。中国的分封制在秦统一以后基本上即已结束，而中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又迟迟不出现。于是中国的马克思史学家不能不在这一矛盾中找出路，不能不以如何划分资本主义未出现以前的中国历史，甚至分封制度本身，是划归奴隶社会？抑划归封建社会？都是近三十年来聚讼的焦点（Cho—yun Hsu，1979：453—475；逯耀东，1979：141—166；历史研究编辑部，1957；王思治，1980：27—29：傅筑夫，1980：1—23）。
　　西周分封制度的本质，颇可借柳宗元的话说明，《封建论》：“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棒棒，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又说：“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全唐文》：582/2—5）柳宗元以为封建制基本上是权力层级分化，其渊源甚早，几于生民之初即已开始，随着社群组织的扩大而逐步向更高的政治权力汇聚。商周的封建，事实上是基层地方社群政治权力的延续。许宗彦在《读周礼记》的一段话，正可为补充柳宗元《封建论》：“武王观兵孟津，诸侯会者八百，此皆二代之所建。至于纣时，其地之广狭，固未必悉仍其初封，文武抚而有之，要与之相安而已，岂得而易其疆界哉，武王克商封国七十有一，所可限以封土之制者惟此，而其封，取之所灭国与隙地。”（许宗彦，1829：1/36—37）柳许二氏的意见，均立足于周在克殷之后，没有改易疆界的能力。本书第四章，也讨论了周人必须在各地区与殷人旧族及当地土著建立“三结合”的政治权力。周初的情势颇符合柳许二氏描述的局面。
　　这种“三结合”的分封，其中主动的结合力量是周人与友族的宗亲子弟，他们也是最居优势地位的成分。这是一批外来而居上层的分子。Eberhard认为西周分封，事实上是建立在征服形势上的社群重叠，周人姬姜及其族类是高踞在当地土著之上的新成分，也是封建结构的上层（Eberhard，1965：24—30）。Eberhard早期的立场，以为西周的征服是土耳其种或蒙古种的东来（同上：28，注1；参看Eberhard，1942）。姜姓与西藏族的羌人有关系，已如本书第三章所述，姬姓与西北游牧土耳其族的关系则至今不能证实。分封制下的社群叠合，基本上是不稳定的形态，叠合的成分彼此之间的文化差距越大，其不稳定性当然也越大。西周分封诸国，诚有内部文化二元性的现象，例如鲁国有周社与毫社的并存。然而西周各封国在历史上未见有因不稳定而覆灭的个例。相对的，各国在春秋时代表现的地方性特征，正说明了封国内部都曾有过相当程度的同化过程，以整合新的地方性文化。是以周初在东方各封国内部的文化成分之间，其文化差异是存在的，却未必是极大。事实上，中国北方由陕西到山东的平原上，在新石器文化的晚期，各地方文化之间已有交流与互相影响的现象，尤以相邻文化之间的差距，表现为逐渐的转变。这个以华北黄土平原为领域的大文化圈，也就是夏商二代的活动范围（Kwang-chih Chang，1980：361—364；张光直，1978）。周初分封各国，大致也在这个范围内。成康时代，克殷已数十年；对这个范围的控制已大体完成了，也因此封建七十一国的工作即在成康时代，此后则不再有很多可以封国的空间了。
　　昭王以后对南方的经营，一则说明了黄河流域黄土平原文化对外的扩展，再则，也说明了淮汉地区是中原文化与江淮地区土著文化的交界。由大溪文化一脉相承的屈家岭文化，是江汉流域的新石器传统，与中原文化间的差距颇大。殷商文化虽然也远达江汉地区，到底只是点状的扩散（Kwang-chih Chang，1980：305—306，320—321）。因此，周人在北方黄土地带的优势，虽是征服，却不应当作异民族间的征服与被征服，而是大文化圈内族群间关系的重组合，以周人的族群代替殷商族群居于主要的地位。分封制度，在这一层意义下，是统治族群与各地土著族群的重叠关系。
　　回到分封制度的本身来看，直接有关的史料在上有《左传》定公四年的那一段记载及《诗经》“大雅•崧高”和“韩奕”，在金文铭文中则为西周早期的宜侯及中期的大盂鼎。《左传》定公四年的文字，已在上章引过，不再重复。鲁卫唐三国个别的分配到若干礼器，如车、旅、弓剑、革鼓、玉器，若干成族的殷民，若干官职的属吏（如祝宗卜史、职官五正）以及指定大致疆界的土地（例如少皥之虚、殷虚、夏虚）与该地的人民（例如商奄之民）。分配给诸侯的殷民，如以其族名推测，当是有专门技术的工人，如陶氏作陶，繁氏作繁缨，而且保持其原有宗族的组织，所谓“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丑类”。在有关鲁侯的一段中，还提到“分之土田陪敦”，杨宽以为土田陪敦，即是《诗经》“鲁颂•閟宫”：“乃命鲁公，俾侯于东，锡之山川，土田附庸”的“土田附庸”，而且也即是金文铭文中出现的“庸”，当是指附着于土地上作为“庸”的耕作者，庸也即是仆庸。在鲁的奄民，就是这种附着奄地的原居民（杨宽，1965：81—82；伊藤道治，1975：232—236）。是以由定公四年的记载言，一个分封的侯国，拥有三批属民，一是担任官司的人，一是分配的殷民旧族，一是附着在封地上的原居民。
　　由《诗经》的“崧高”及“韩奕”两诗来看，“崧高”：“申伯，王缵之事，于邑于谢，南国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执其功。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谢人，以作尔庸。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田。王命傅御，迁其私人。……王遣申伯，路车乘马。我图尔居，莫如南土，锡尔介圭，以作尔宝，往近王舅，南土是保。”其中也提到王室颁赐的礼物，如车马及介圭，王室分拨的“私人”以及“于邑于谢”的“谢人”，“以作尔庸”。属民中有王室的人同去，借召伯的力量立国，而以当地的原居民作为仆庸。“韩奕”：“奕奕梁山，维禹甸之，有倬其道，韩侯受命，王亲命之，缵戎祖考，无废朕命，夙夜匪解，虔共尔位，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韩侯入觐，以其介圭，入觐于王，王锡韩侯，淑旂绥章，簟茀错衡，玄兗赤舄，钩膺镂锡，鞹鞃浅幭，鞗革金厄。……溥彼韩城，燕师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时百蛮。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因以其伯，实墉实壑，实亩实籍。”韩侯不是初封，只是因朝觐而再受王命，确定合法的诸侯地位。因此，韩侯受王命戒饬，敬奉祖考的典型，正与金文中锡命礼的语气一样。韩侯受赐的礼物也不外旅章车马装饰及衣服，也与《左传》所述颇为一致。韩国初立时，燕师完筑城邑，而“因时百蛮”，语同“崧高”的“因是谢人”及《左传》的“因商奄之民”，也指藉百蛮（包括追貊之属）的服役，以服事韩侯。韩已立国颇久，却仍述及立国之初由“燕师所完”，其情形颇似“崧高”中屡次提到申国是“召伯是营”。二例合观，可能曾有召伯的人留在申国，有燕师的一部分留在韩国。《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晋侯重耳借秦国的力量入晋。“晋侯逆夫人赢氏以归，秦伯送卫于晋三千人，实纪纲之仆”。又《左传》闵公二年，卫亡于狄，齐国帮助卫文公复国，其时卫国的遗民，只有男女七百三十人，另有别邑共滕之民五千人。齐国派遣三百乘的兵力及甲士三千人留戍在卫文公的左右。这两件事都属春秋时，但借此二例或可说明诗中“召伯是营”及“燕师所完”二语的意义，至于召伯之众及燕人是否在申韩长期留驻，则不易考知。
　　成康时代的宜侯，全铭已见上章，兹不具引，其中锡命虎侯移封于宜，赏赐的礼物也是若干彝物及弓矢，以及“易土，厥川三百□，厥□百又□，厥□邑卅又五，厥□百又卅”，比较前引《左传》及《诗经》的记载为精确，然而仍不易明白其确实四止。唐兰以为虎侯当是虞侯，本铭亦即泰伯仲雍受封吴国的记载（唐兰，1956：79），可备一说。“易才宜王人□又七生，易奠七白，厥用[千]又五十夫，易宜庶人六百又□□六夫”。明列了三种属民，王人与奠，都以姓为单位，当是一个一个宗族，与《左传》殷民六族七族的情形相似。王人可能为周人，莫人则可能是殷代旧族郑人，随虎侯南戍。“厥”若干人，可能是附属于上述二类高级属民的服役人口，在宜庶人则是宜地的原居民，相当于《左传》的陪敦与金文的附庸（白川静，1965A：529—552）。
　　也属于成康时代的大盂鼎（图23），其铭文记载盂受锡命继承乃祖南公的职务，受民受疆土，先列举赐予衣服车马旅饰及“易女邦四白，人鬲自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易夷王臣十又三白，人鬲千又五十夫，□□自厥土”（白川静，1965C：651—672；高鸿缙，1962）。人员的分配与宜侯矢的比例也很相似。邦以下当是在盂地的服役人口，相当于宜侯矢的在宜庶人。夷王臣以下则相当于在宜王人那一项的服役人口。王臣的“臣”，人数少，而又有“伯”的尊称，显然不是低级奴仆，汪宁生以为此处之“臣”，并不是奴隶，而是职司服役人口的管理人员（汪宁生，1979）。人鬲的定义，有人以为是俘虏，也有人以为是俘虏转化为奴隶，也有人以为是可以按簿册校点人数的服役人口。不论语源如何，人鬲是服役的人口则无可置疑（杨宽，1965：100—110；徐中舒，1955；贝塚茂树，1962）。　
　　图23大盂鼎
　　（又名周公、周公彝、邢侯）也是成康时代有关赐民姓的铭文：“隹三月，王令众内史曰：井侯服易臣三品，州人人人。拜首。鲁天子厥顺福，克奔走上下帝，无冬令又周，追考对不敢，邵朕福盟，朕臣天子，用册王令乍周公彝。”（白川静，1965C：592—603）这是赏赐邢侯三群臣属的册命。州人等三群人，据白川静的意见，都是殷王畿附近的居民（白川静，1965C：588—599）。陈槃以为三者都是东方国名，邢侯初封邢丘，赐以东方旧族，便是居三国的故地，是以《左传》闵公二年邢迁于夷仪，仍在邢国的旧地（陈槃，1969：266—267）。以此例延伸，则姬姓诸侯迁封于已臣服的故国，也认作为赐民姓，而不以封地为其内容。
　　综合文献与金文资料所见，西周分封并不只是周人殖民队伍分别占有一片东方的故地，分封制度是人口的再编组，每一个封君受封的不仅是土地，更重要的是分领了不同的人群。杨希枚以为古代赐姓制度，实是分封民姓、族属，与“胙土”、“命氏”合为封建三要素，其说至确（杨希枚，1952，1954，1955）。赐姓是赐服属的人民，胙土是分配居住的地区，而归结为命氏，其中又包括给予国号（如鲁，如宜）、告诫的文辞（如“康诰”）及受封的象征（如各种服饰礼器）。命氏实系代表了由原有族属分裂为独立的次级族群。西周的分封制在族群衍裂以组成新族群的意义，大于裂土分茅别分疆土的意义（杨希枚，1955：195—197）。这制度的出现及，正是前承殷商以“族”为社会构成分子的阶级（Kwang—chih Chang，1980：162165）；新封的封国，因其与原居民的揉合，而成为地缘性的政治单位，遂逐渐演变为春秋的列国制度（Richard Walker，1953；Cho—yunHsu，1965：78—100）。因此，分封制下的诸侯，一方面保持宗族族群的性格，另一方面也势须发展地缘单位的政治性格。
第二节 诸侯徙封的例证
　　至少在周初，分封制度甫开始发展时，诸侯封建“封人”的性格强于“封土”的性格，诸侯的地著性还不强固。周初各国每多迁移，也正反映了分封性似不必地著某一地点，而是以人群为本体的性格。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曾列了二十个曾经迁徒的国家：蔡、卫、晋、郑、吴、秦、楚、杞、邾、莒、许、西虢、邢、罗、阳、弦、顿、鄀、犬戎、鄋瞒。其中至少八个是周初始封，三个可能是古国而在周初列入周人的封建系统中。陈槃列考春秋诸国，找出顾表不云迁而实迁，且有曾经数迁而距离也甚辽远者，又有七十一国之多：鲁、滕、吴、北燕、宋、薛、小邾、宿、祭、申、向、凡、息、郜、芮、州（一）、邓、巴、梁、荀、贾、郧、绞、州（二）、牟、滑、原、徐、樊、鄣、霍、江、冀、鄫、须句、毛、聃、邢、韩、蒋、沈、六、巢、莱、越、黎、吕、钟离、偪阳、邿、铸、杜、胡、骊戎、卢戎、介、百澲、根牟、潞氏、留吁、茅戎、无终、鲜虞、有鬲、斟灌、斟?、扈、邳、仍、骀、蒲姑。此中有古国，有蛮夷，但几乎有名的周初姬姜各国，均在这批有迁徒经历的名单上。陈氏又指出，诸国迁徙距离，动辄数百里，或至千里以上（陈槃，1969：16—17）。
　　下面是几个迁国的例子。鲁国，姬姓，始封在河南的鲁山。其后周公经营东方，“乃命鲁公，俾侯于东”，始迁移到山东曲阜。是以在春秋时，河南许昌仍有属于鲁国的“许田”，周公后人应侯的封地，也仍在鲁山县附近（陈槃，1969：22）。
　　卫国，姬姓。传统的说法以为康叔封于卫是始封。但周法高据康侯铭文考订，以为康叔始封于康，是周的畿内国。三监之乱后，康叔始移封于妹土，是为卫国（周法高，1951：24—27）。
　　滕国，姬姓。始封可能在卫地的滕，后封山东滕县（陈槃，1969：33）。
　　郑国，姬姓大国中出现最晚的诸侯，始封君是厉王的王子。旧都咸林，在陕西同华之间。平王东迁以前，郑即东迁新郑，在河雒之间，定十邑之地以为国（陈槃，1969：56—69）。
　吴，据说太伯仲雍在江南立国，是姬姓诸国中最早者。钱穆以为山西河东的虞国，即为泰伯虞仲之国。至于此国与南方的吴，有无关系，尚不可知（陈槃，1969：76）。
　　北燕，召伯之后。傅斯年以为原封地在河南郾城。三监之乱后，召公经营北方，徙国河北玉田县，又再徒蓟丘。上章曾举燕地的考古发现，颇可证匽侯的迁移（陈槃，1969：78—80）。顾颉刚以为燕在迁河北以前，曾经迁入山西境内，太岳之北，管涔之南，汾水上游，泽以燕名，山以燕名，戎以燕名，是以此地可能一度为燕的领土（陈槃，1969：694）。
　　杞，姒姓旧国。周初在河南杞县。春秋以前已徒鲁国东北与山东莒县及曲阜县相邻，今日新泰县出土杞器颇多，当即其在山东的地点（陈槃，1969：123—125）。
　　莒，赢姓。周武王时封之于介根，在琅琊；后迁莒，又徒丘县之渠丘，离莒县二百里。介根，《左传》作计斤，音与渠丘、莒均相近。又周齐鲁三国均有莒邑，甚至在文王时的宗周附近也有莒，地近盂及密阮，当在今泾川灵台两县附近。此莒与东方的莒关系不可知。仅以周齐鲁均有莒邑，已可觇知莒人迁徒之频（陈槃，1969：138—140）。
　　申，姜姓大国，在河南南阳。陈槃以为春秋时郑国境内亦有申，地在今河南汜水县内，正当嵩山北麓下，《诗经》“大雅•崧高”：“维岳降神，生甫及申。”申在其圣山之下，甚为合理。周宣王以申伯镇南国，所谓“于邑于谢，南国是式”，则已在嵩山以南三百余里的南阳了（陈槃，1969：153—154）。
　　纪，姜姓国，在山东寿光县。但莒国又有纪城，殆是纪旧地。春秋初，齐迁纪三邑，《春秋》庄公四年，“纪侯大去其国”，其人民也跟着迁去，实是迁国（陈槃，1969：166）。
　　西虢，姬姓国。旧都在陕西宝鸡县，幽王时东迁，国于下阳，在山西平陆县，近世陕西凤翔出虢仲，毛伯彝有虢公，则虢原封可能在凤翔附近（陈槃，1969：171—175）。
　　向，姜姓。原在河南孟县的向城，后迁山东莒县。又经传中屡见向地，地点分别在山东、河南、安徽诸处。陈槃以向小国寡民，数经迁徒，但其迁移之迹，已不可考（陈槃，1969：176—177）。
　　邢，姬姓，在河北邢台县。但陕西宝鸡渭南出土铜器，有邢伯、邢邑之号，则原封地在邢丘；闵公二年齐桓公迁邢于夷仪，在今日山东聊城县境（陈槃，1969：195）。
　　息，姬姓。本在齐国南鄙，后移河南，在新息县，故后为新息（陈槃，1969：195）。
　　郜，姬姓。春秋时齐、宋、晋均有郜城，陈槃以为是郜国数迁的遗迹（陈槃，1969：197）。
　　邓，曼姓。本在黄河以北，后在郾城召陵，居上蔡、居新蔡又在其后，而最后则在湖北襄阳，其迁徙路线由北而渐南（陈槃，1969：214—215）。
　　蓼，己姓，祝融氏古国。原在山东定陶，后迁河南唐河县（陈槃，1969：243）。
　　鄫，姒姓。幽王时尝与申及西戎害周，丁山以为其居地当在潧水流域，即河南密县荥阳附近，离另一姒姓国杞之原居地杞县不远。《左传》襄公元年时鄫已东迁柘城瞄县间，离潧水三百余里。僖公十九年，鄫子为宋公邾子用于次瞄之社，此时已在鲁国邻近，当即山东峄县鄫城。鄫以姒夏之后逐步由河南迁入山东，在中途曾遭遇僖公十六年齐鲁宋陈卫郑诸国联军的阻挡，终于国君被用为牺牲，以取悦东夷部落的神社。鄫东迁路线与杞相同，但这一段迁徙的过程极为辛苦（陈槃，1969：299—303）。
　　韩，姬姓，始封在武王时。地望有多种说法，陕西的韩城、河北的固安、山西芮城的韩亭。雷学淇的说法，以为始封近燕，后迁陕西的韩城。陈槃同意雷说，但主张西迁所在是山西芮城的韩亭（陈槃，1969：340—345）。然而揆之齐鲁卫燕的前例，武王之子建国的韩，在北去依燕建国之前，当也先在西方立国。是以最可能的迁徒路线是由陕西韩城迁河北固安，所谓因时百蛮，奄受北国，后来则因猃夷所逼，而播迁中土，宣王时韩侯来朝，已在山西芮城了。
　　吕，姜姓大国，与申并称。殷代姜族活动在今豫西晋南，始封时受土本在霍太山附近，亦属晋南。其后扩及嵩山附近，又移河南新蔡，终于移河南南阳宛县附近。可能又有一部分移殖山东莒县及江苏铜山县境内（陈槃，1969：430—433）。按吕申与山东的齐均是姜姓重要成分。齐侯原为吕侯，则吕东迁部分中仍可能有以吕为名称的支系。召伯经营南国，也是周人向江汉进展的趋势，申吕均南移河南南部，正是这个战略的反映。
　　这些封国均曾远迁数百里甚至上千里之外，则随封君迁移的族群，一定是分封的主体。以姬姓与姜姓封国迁移的路线来看，都由河南移往更东方或南方的新领土，为周室建立新的藩屏。在新的地方，这些族群叠居在原居民的上面，构成封建的统治阶层。《礼记》“王制”：“天子诸侯祭因国之在其地而无主后者。”所谓“因国”，也就是这些分封族群所君临的土地。统治的族群在“因国”集中居在都邑之中，是即国人，而“因国”的原居民，散居在各处的聚落中，是即野人。
第三节 氏族组织
　　国人为了在“因国”新地保持团体的凝聚力，必须维持一定的组织。宗族氏族殆是最可能的形式。不仅分配族群时有殷民六族七族的名称，如《左传》定公四年所载。即使周人自己的组织也是以族为单位。有名的班殷最近失而复现，铭曰：“惟八月初吉在宗周，甲戌王令毛伯更虢城公服，屏王位，作四方望，秉繁蜀巢，令易鋚勒，咸，王令毛公以邦冢君，土驭□人伐东国?戎，咸。王令吴伯曰以乃自左比毛父，王令吕伯曰以乃右比毛父。令曰以乃族从父征，出城，卫父身，三年静东国，亡不咸斁天畏，否俾屯陟……”（图24—26）。铭中超为何人及毛公是谁，在何代，均是聚讼之点（郭沫若，1972；白川静，1966B：34—49）。又如明公：“惟王令明公遣三族伐东国”（白川静，1963：132）；及毛公鼎：“命女公族参有，小子师氏虎臣朕执事，以乃族干吾王身。”（白川静，1970A：680）诸铭中的族均是亲族单位。在春秋时代，族仍保持这种凝聚团结为一体的特性。《左传》成公十六年，“栾、范以其族夹公行”，仍是以族为作战单位。　
　　图24班腹内铭文拓片
　　传统上以周代的宗族组织，有大宗统御小宗的宗法制度。若以春秋时各国宗族分化为宗与氏的现象言，宗法制度诚然存在，而且宗与氏对其成员的权威仍很有力（李宗侗，1954：192—196）。在金文铭文中，宗法制度并不明显可见（H.G.Cree1，1970：380—381），但周代封国以诸姬为多则是事实（H.G. Cree1，1970：376）。可能为成康间铜器的也：“也曰拜额首，敢邵告朕吾考，令乃鴅沈子，乍于周公宗，　
　　图25班(残)　
　　图26班腹内铭文
　　陆二公，不敢不休同公，克成妥吾考以于显显受命。乌，佳考肇念自先王先公乃克衣告刺成工。吾考克渊克□沈子其褱，多公能福。乌；乃沈子克，见猒于公，休沈子肇狃贮，乍丝，用乡己公，用多公，其丮哀乃沈子也唯福，用水霝令，用妥公唯寿。也用褱我多弟子我孙，克又井?，父乃是子。”（白川静，1966B：7—26）这一段铭文，不易通读。可知者，沈子是周公的后人，据说沈是鲁的附庸小国，“多公”指鲁公室，为沈子的大宗，而祝福及于“多弟子”则是大宗分出来的小宗。沈子是小宗，故有此祝辞。
　　西周金文中每见小子之称，其中有的是国王自己的谦称，有的是官名。但也有一些“宗小子”、“小子某”、“某小子某”，则可能都是小宗对大宗的自称。宗小子是大宗，小子某是王室的小宗，某小子某则是王臣家的小宗（木村秀海，1981）。如尊中的宗小子，唐兰以为是周王室的宗族（唐兰，1976：60；参看白川静，1978：175—176）；盠驹尊，“王弗望厥旧宗小子”（白川静，1967B：329），也是这种用法。小子某的例证，如小子生尊（白川静，1966A：783）。某小子某的例证，如九年卫鼎的颜小子具夆、卫小子家逆（白川静，1978A：268—273）。
　　宣王时的琱生二件，都记载了小宗与大宗的关系。在第一的铭文中琱生报告于“君氏”。君氏，相当于女君、君夫人。接下去则改称伯氏，指的是本宗的主妇。铭文末节又提到召伯虎自述“我考我母令”。显然召伯虎居于大宗，君氏是召伯虎的母亲，琱生是召氏的支庶，官职是大宰，在朝中地位不低。但在本家大宗的前面仍是恭谨听命的小宗。第二，召伯虎听狱有功获得赏赐，因此分给琱生，召伯虎自述“为伯”的地位及受“我考幽伯幽姜令”。琱生为此荣宠作器，“对扬朕宗君其休，用作朕烈且召公尝”，称召公为烈祖，称召氏为“宗君”，都可解释为宗族制度的证据（白川静，1971：841—872）。
　　考古发掘的西周墓葬，反映了西周宗族制度的可能存在。陕西宝鸡斗鸡台，有三十六座小型墓，分别排列为二至六个墓的墓群，每群中的各墓，或相对，或纵列，代表较为亲近的血缘关系。各群间同在一个墓地，又当表示彼此间也有一定的关系。换句话说，这个墓地当属于一个大家族，而大家族之中又可分若干较小的次级单位（苏秉琦，1954；北大系考古教研室，1979：189—190）。
　　长安沣西西周墓地，张家坡的一三一座坟墓，分布四处。其中第四地点的四十八墓，大约分布为三组，每组各成单元，但又难截然分开，当代表墓群属于一个家族，族内又分为三个支族。张家坡第一地点有五十三座成人墓，十六座小孩墓，车马坑四座，也可分为六组，排列方式也有可循（图27）。甚至有一墓居中，左右二列对称，殆是按昭穆排列的方式。这六组可能代表了同一族的六个支族。有一组又有南北二列对称，则又是支族下的小分族了（考古研究所，1962：113—116；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1979：190—192）。宝鸡斗鸡台和长安洋西张家坡的墓葬群，以小型墓为主，可能均是一般平民的墓地，因此反映的族制，也大概是一般平民的制度。
　　浚县辛村的卫国墓地，规模甚大，包括大型墓八座，中型和中小型墓二十九座，小型墓二十八座，另有车马坑二座，马坑十二座。各墓排列井然，位次尚有痕迹可见。八座大墓集中墓地东西两边。最早一墓居东南。四区之间分散有中型墓及小型墓，而小型墓则集中在北部一区。这个卫国贵族的墓地，显然以八个大墓为主体，其余诸墓，或其从人，或为其亲属（郭宝钧，1964：3—6；考古研究所，1979：192）。
　　河北房山黄土坡西周时代的燕国墓地，已公布的有二处。第一处有四十一座墓，都是南北向排列，可分六组，其中第一组又分为两群，第二组又分为三群，第四组也分为两群。各墓排列，或并列，或错列。　
　　图27陕西长安沣西张家坡第一地点西周墓葬墓位图　
　　图28河南三门峡市上村岭虢国墓地墓位图　　第二处有十四座墓，也均为南北向，又可分为两组，排列方式或并列或错列。这是燕国贵族墓地，其中不同的组群，可能表示一族中的不同分支。每一群中各墓规模相仿，但有的组群中有一座比较大的墓葬，也许是属于族长或家长（琉璃河考古工作队，1974：309；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1979：193—194）。
　　上村岭虢国墓葬群（图28）有二三四座墓，四座车马坑，一座马坑。各墓虽有大小，却均为南北向排列，从整个布局看，可分为南北中三组。南组以一座五鼎墓为最大，其西为两座三鼎墓，而二鼎墓和一鼎墓分散各处。北组以虢太子的七鼎墓居西，另有五鼎墓居其北面。中组以一座三鼎墓居中，八座一鼎墓散置四方。以上的三组区分，各以较小的墓葬拱卫最大而随葬鼎数最多的大墓，似乎表示有三个支族，各占一组（考古研究所，1959：图—乙；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1979：194）。
　　西周的族制，不是任何人发明的，更不是为了分封制度而设计的。然而，这种以亲属血缘为基础的宗族组织，超越了地缘性团体。西周的分封诸侯，一方面须与西周王室保持密切的关系，休戚相关，以为藩屏；另一方面，分封的队伍深入因国的土蕃原居民之中，也必须保持自群之内的密切联系，庶几稳定以少数统治者凌驾多数被统治者之上的优势地位。是以现实的考虑，延长了周室的诸姬及异姓亲戚的族群意识与族群组织，在古代典籍上留下了宗法制度，驯致西周王权式微后，这份亲属的意识成为春秋诸姬间主要的维系力量。
　　传统的说法以为周有五等爵；公侯伯子男，如《春秋》经文所记各国会盟次序，俨然如有这些等级位号。然而傅斯年早已指出，这五等爵的等级制度与《尚书》、《诗经》及金文资料均不能相符合。公伯子男都是一家之内论尊卑长幼的名称，原义并非官爵，也无班列，侯则是由射侯的武士之义。金文中侯伯二称最常见，傅氏所谓“伯为建宗有国之通称，侯为封藩守疆之殊爵”，颇可说明分封制下，一方面率领锡赐的族群，是为伯，一方面君临戍守的因国食邑，是为侯。家指人众，国指疆土。男之对侯，有隶属的意义；子之对伯，有庶长的分别。前引沈子，即是鲁国的庶子（傅斯年，1952：Vol.IV，97—129；又参看陈槃，1969：686—687；H.G.Cree1，1970：324—334）。封国由家族分化演变而来，殆已可以无疑。
　　西周的封建自是因周室征服中国，分遣其人众以控御四方，封建制度的建立，并不伴随着生产工具的改变。正如上章曾论到，周初生产工具基本上与商代用具，同一水平。赖德懋（Lattimore）曾以为封建制度的发展，与所谓“治水的东方式农业”有关（OwenLattimore，1962：547）。然而西周分封，北至燕，南至汉上，西起渭域，东极海滨，农业与给水关系随处而不同，至今典籍与考古资料，都未见有水利设施。是以周人封建制度的本意，是为了军事与的目的，颇不必用发展的理论当作历史演化过程中必经的一环（H.G.Creel，1970：342—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