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小农家庭略论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9-06
两汉小农家庭的发展，可以分为西汉与东汉两个阶段。西汉时代，小农家庭处在小型阶段，“五口之家”空前繁盛。它主要有核心家庭与直系家庭两种类型。所谓核心家庭，即以夫妻为主体（包括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如刘邦、吕雉与未婚子女之家庭，则为此类。直系家庭则是由父母与一已婚儿子组成的家庭，如《盐铁论·徭役》所云：“长子不还，父母忧愁，妻子咏叹”，即属此例。以上两种家庭组合均为典型的小型家庭结构。它的繁盛在《居延汉简》中可以得到最好的印证。检《居延汉简》甲、乙编，较完整的家庭材料23则，其中核心家庭18则，占78％；直系家庭4则，占17％；二者共占总数的95％。 此期其他史料所见亦多是这种小型家庭，鲜有小农大家庭的记载。贾谊说：“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曩之为秦者，今转而为汉矣，然其遗风余俗?躺形锤摹！雹啤逗菏椤さ乩碇尽芬嘣坪幽稀⒂贝ǖ鹊亍昂蒙?帧雹恰Ｕ庵帧白幼吃虺龇帧被颉吧?帧保??炀偷闹荒苁切⌒图彝ァ！痘茨献印ぶ魇跹怠匪?堑笔钡男∨┘彝ィ?捕嗍恰耙蝗僳曬缍?????拮永先酰?龆?持?闭饫嗉彝プ楹稀Ｗ苤??骱菏贝?∨┘彝ス婺Ｊ侵泄?糯?彝サ淖畹偷悖?训搅瞬荒茉傩〉牡夭健?BR>
西汉小型家庭之盛行，固然是继承了商鞅变法以来的“遗风余俗”（商鞅变法，曾颁布分异令：“民有二男不分异者倍其赋”，使秦国小型小农家庭得以普及），但更重要的则是由西汉社会本身所决定的。其一，小型家庭作为一个独立的生产单位，是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西汉时代，尤其是赵过对耕作改良以前，牛犁耕尚未普及，农民“蹠耒而耕”、“抱耒秉臿”的现象还较为普遍。这种情况限制着他们的生产规模，要求有细小的家庭结构与之结合，以更好地维持生产与生活。其二，当时的土地所有制直接促进并保障了小型家庭的发展。西汉土地占有形态主要地表现为小农对土地的拥有，“五口之家”往往与“百亩之田”并称⑷。如扬雄家“有田一壥”（百亩）⑸，贡禹家有“田百三十亩”⑹。较贫下者，如陈平家亦有数十亩土地⑺，即使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贷赁簿中的小农之家，亦多有三十亩（大亩）左右的土地。这就为小型家庭的发展及其正常而不断的分异提供了物质保证。其三，西汉王朝的统治政策也有利于小家庭的发展。当时继续推行秦代发展小型家庭的政策，政府屡迁大族至关中，使其“不得族居”，又每每向男户主赐爵、向女户主赐牛酒等，使独立门户者得到一定的政治、经济利益。其四，汉武帝以前，儒家提倡的礼教纲常尚未对人们的思想及行动产生约束力，这也有利于小型家庭的发展。其五，西汉商品货币经济比较发达，小型家庭可以通过市场取得部分生活生产必需品，来弥补劳力与生产的不足，使小型家庭具有外在的经济依托。
在这一阶段，小农家庭的基本面貌呈现出什么特征呢？
首先，每个小农家庭都进行着大体自给自足的生产经营。他们把全家的力量主要投入农业生产，如刘邦家即常常是“吕后与两子居田中耨”⑻；徐州双沟汉画象石农耕图中，男女老少四人，或耕地锄草，或挑担送水，为十分典型的合家而出的劳动景象。在农业经营之余，他们才进行“还庐树桑，菜茹有畦”以及“女修蚕织”⑼等其他方面的经营。但一个“五口之家”的经营单位，无论如何也达不到较高程度的自给自足，还必须依赖市场进行补充。如朱买臣夫妇即“常艾薪樵，卖以给食”⑽，以副业收入扩大生活来源。至于盐铁农具之类，则更需仰于市场。以农具为例，卖主常常“挽运衍之阡陌之间，民相与市买，得以财货五谷新币易货，或时贳民，不弃作业”⑾。可见西汉的小农家庭与商品市场尚有比较密切的联系。
其次，小农家庭成员间的关系比较平等独立。就夫妻关系而言，由于小家庭中劳力缺乏，妇女劳动也是家庭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夫妻关系较为平等。这具体表现在双方的结合比较自由，离婚再嫁与夫死改嫁也十分普遍。朱买臣妻即因“买臣家贫，好读书，不治产业，……求去。……买臣不能留，即听去。”后其故妻与新夫“见买臣饥寒，呼饭饮之。”继而买臣为会稽太守，“入吴界，见其故妻、妻夫治道。买臣驻车，呼令后车载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园中，给食之”⑿。这是典型的婚姻自由。对于寡妇再嫁，明文许可，规定“夫死无男，有更嫁之道也”⒀。陈平妻即是“五嫁夫辄死”的寡妇⒁。这都体现了夫妻关系的平等。
就父子关系而言，在小型家庭结构下，成年诸子往往通过“生分”方式，从父母处分出财产而自立。这样，在未分家之前，父亲手中握有家内的经济全权，是家庭生产生活的组织经营者。但在诸子分家、各自建立小家庭后，由于他们各自独立经营，与父亲没有直接的经济关系，在政治上又分别作为一家之长接受地方政府的管理，因而父子关系相对平等，子对父较少依附性。如时人往往把“好生分”与“薄恩礼”⒂并提。贾谊则更详细地描述了“生分”后的父子关系：“借父耰锄，虑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悦，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嗜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⒃这实际上是一种平等与独立关系的反映。
就兄弟关系而言，在西汉小型家庭阶段，兄弟婚后普遍地自立门户，有着独立的家庭经济，各自独立地向政府承担经济、政治义务，并且诸兄弟对父母的财产有均等的继承权。如陆贾以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为生产。”⒄田真兄弟三人分家，不但“田业生资，平均如一”，就连堂前一棵紫荆树也“三人各为一分”⒅。在西汉史籍中，还常见到“分别争财，亲戚兄弟构怨”⒆、“兄弟争财”⒇、“昆弟相与讼田”(21)的记载。上述情况实质上都是兄弟关系比较平等、独立的反映。
西汉农民小型家庭之发达，对当时的社会制度及其它方面有着较大的影响。首先，这一阶段的小农家庭以分散个体为特征，具有较独立的政治、经济地位。一方面他们要直接以国家政权为依托，是国家的直接隶属者，这十分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巩固和发展。另一方面，他们享有较多的政治权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参政、议政。许多一般小农甚至进入仕途，平步青云。如公孙弘、匡衡、蔡义、翟方进、朱博等皆达丞相之位，朱买臣、卜式、主父偃、贡禹、扬雄等亦都位至高官。西汉时上至宰相下至乡亭里长有不少选自农民家庭出身者。这种平民参政使西汉政治比较积极向上，富有朝气，具有一定的民主政治色彩，也为西汉政权赢得了广泛的统治基础。其次，小农家庭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独立的生产经营，发挥着巨大的生产潜力，创造了繁荣的小农经济，从而为西汉政府提供了充足的税源，以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22)。最后，由于众多的小农家庭直接接受国家控制，这也为西汉政府提供了充足的兵源，使其军力强盛。汉文帝御匈奴一次动员兵力八万人，武帝绝漠远征出动骑兵十万，步兵运转者数十万人，就足以显示此点。
自西汉末至东汉时代，小农家庭进入了膨胀阶段。其主要表现是代际层数与夫妻对数的增加及家庭人口的上升，同居家庭在诸种家庭结构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所谓同居家庭是指父母兄弟同居共财家庭，主要包括夫妻与二个以上已婚儿子的同居、兄弟婚后的同居以及与非直系亲属的同居三种类型。同居家庭始于西汉末叶，进入东汉后得以迅速发展。东汉史籍中关于同居家庭的记载俯拾皆是。《潜夫论·考绩》云：“家人有五子十孙，……父子兄弟一门之计。”《后汉书·李充传》云李充“家贫，兄弟六人同食递衣。”《崔骃传》载崔瑗“家贫，兄弟同居数十年”。《缪肜传》言肜“兄弟四人皆同产业。”《马棱传》记其“与从兄毅共居业”。仇福家更是“累世同居”(23)。地方官吏亦把“分子还养”——促成同居家庭作为一项重要政绩。如何敞为汝南太守时，“分遣儒术大吏案行县属，显孝悌义行者，……百姓化其恩礼，其出居者，皆还养父母”(24)。许荆治桂阳郡，使“还养者千余人”(25)。景君为北海相，亦使大批的“分子还养”(26)。由“还养父母”可知当时许多小型家庭又重新组合为同居家庭。在同居家庭中，家庭人口往往较多。如东汉十一次全国户口统计，平均每户人口就有九次高于五口。许多郡国的每户平均人口更高于全国的平均数，据永和五年的统计，每户六口以上的郡国达二十二个，其中八至四十九口的郡国达八个(27)。小农是户口统计的主体，由此可见小农家庭之膨胀。
小农家庭的膨胀化，是伴随着西汉后期以来社会诸方面的变化而出现的。在农业生产方面，武帝末年，赵过改革牛犁耕，提倡“用耦耕，二牛三人”(28)，牛耕渐次普及。进入东汉后，政府更是竭力对牛犁耕加以推广。考古发掘出的东汉铁犁铧等数量均大大超过西汉，且大型犁铧比较普遍，牛耕图十分多见。牛犁耕要求一定的人力与物力条件，如耦耕，需“二牛三人”，在缺牛“以人挽犁”(29)情况下，所需劳力更多。从东汉的“二牛抬杠”画象砖或壁画来看，往往是西至六人配合劳动。小型家庭无论从人力还是物力上都难以适应这种生产的需要，因而就促使一批小型家庭为联合人力物力而进行家庭的膨胀或扩大。在土地占有方面，随着兼并之风愈演愈烈，相当一批小农失去了土地，他们或为流民，或为奴婢，或为依附农民。对他们来说，分异益处不大，而父子相保，兄弟相依，倒是维持其基本生活条件的途径之一。那些尚保有一定土地的小农家庭，在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中占地愈来愈少。如东汉四川犀浦残碑所记就有仅占地八亩的人家，他们已无法进行正常分异，不得不借助于聚合的力量增强生存能力。兼并中形成的大土地所有者，为稳定对土地的占有和经营上的方便，也往往累世同居，而不再进行家产的分割，如“三世共财”(30)的南阳樊氏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这些大地产者经营土地需大批劳力，宗法血缘关系就成为他们对劳动力束缚的天然纽带。如樊氏的“赈赡宗族，恩加乡闾”(31)，其目的就是为了笼络住众多的劳动人手。许多无地或少地的小农家庭，往往通过宗族关系依附于这些强宗大姓，这也是造成同居家庭增多的一个原因。在思想方面，儒家思想对人们的束缚愈来愈紧，统治阶级大力旌彰孝悌，举孝廉，这些都直接影响制约着小农的思想与行动，农民的聚居意识日益提高。
在东汉以同居家庭为特征的发展阶段中，小农的家庭面貌与西汉相比有哪些变化呢？
首先，其经营方式与西汉有所不同。随着家庭规模的扩大，家内劳力的增多，小农家庭本身的自给自足程度要过于西汉，并且，由于此期“闭门成市”“有求必给”的田庄经济的出现，商品经济日趋衰落，交易中“杂用布帛”现象已十分多见。这样，小农家庭失去了以商品交换弥补生产的不足的必要与可能，渐渐地纳入了田庄的自给自足经济体系中来。可以说，东汉小农家庭的自给自足是以田庄经济为依托的。在这种情况下，田庄主又往往利用宗法血缘关系实现对小农的控制，许多贫下的农户不得不“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率妻孥，为之服役”(32)。他们越来越多地沦为大宗豪姓的部曲、佃客。
其次，在同居家庭中，家内成员间关系表现为依附性与不平等性的逐渐强化。从父子关系来看，这一阶段，“生分”渐渐被社会所否定，父与诸子同居共财现象十分普遍。在大家庭中，子辈没有独立的经济，亦没有作为小家庭家长的社会地位，子对父的依附性大大加强。这集中体现在“孝道”的愈演愈烈上。孝，是随着家庭出现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社会意识，其意义表现为对父母的尊敬与供养。但在私有制社会，它的另一面则是家长的统治与子女的片面服从，是以子孙缺乏独立的人格和对家长的人身依附为前提的。因而孝道的强化也就意味着父子地位的日益不平等。西汉虽也提倡孝道，但远不如东汉为甚。东汉政府除屡屡下诏标榜孝道外，还“使天下诵《孝经》，选吏举孝廉”(33)。并通过旌彰孝子顺孙、碑刻、画像石等形式进行舆论宣传，使孝道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从兄弟关系上看，在同居家庭中，一方面兄弟们没有彼此独立的政治经济地位，共同受制于父家长的管理。另一方面，长子的优越地位却得到体现，尤其在父亲亡后，他便自然成为父亲的人格化象征，成为众兄弟的核心与管理者。“独尊儒术”以来，悌的倡导几乎与孝平行，便反映了长、次子间关系的不平等及长子地位的尊贵。如东汉缪肜兄弟四人同居同财，后诸弟、媳求分异，肜“深怀愤叹”，以至弟、媳们“悉叩头谢罪”(34)。这实际上是兄弟不平等关系的表现。
从夫妻关系上看，同居大家庭的发展，宗法血缘关系的加强，必然造成妇女地位的下降。妻子被束缚于同居大家庭中，既要“晚寝早作，专心纺绩”，又要对姑婆“犹宜顺命，勿得违戾是非”，还“无群聚之会，无看视门户”(35)，成为家庭的女仆和丈夫的附属物。如后汉赵咨遇盗时曰：“老母八十疾病须养，居贫，朝夕无储，乞少置衣粮。妻子物余，一无所请。”(36)置妻与物同列，任盗劫掠，可见妻之地位低下。当时婚姻关系解除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丈夫手中。如李充兄弟六人与父母同居共财，其妻提出分家，他便以“离间母兄”为由，“强令出门”，休遣回家(37)。姜诗妻对婆母“奉顺尤笃，母好饮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后值风不时得还，母渴，诗责而遣之。”(38)鲍永妻因在婆母前叱狗，便被休弃(39)。在史籍中我们虽然也能找到一些妇女离夫再嫁、丧失改嫁的事例，但记载更多的却是夫死殉节、守节不嫁一类的贞妇、烈妇事迹。这实际上是一种莫大的不平等。
东汉小农家庭所处的这种发展阶段，对当时的社会也产生了较大的制约和影响。在政治上，随着同居家庭及宗法血缘关系的发展，小农家庭的日益贫困化，他们对豪强大姓的依附日益加强。这就影响了中央政府对农民家庭有效地进行直线散点式的统治，削弱了中央集权国家的统治基础。东汉一代，小农参政的机会几乎丧失殆尽，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无不被豪强所把持，形成了名符其实的豪强政治。在经济上，由于东汉小农家庭所占土地的日益缩减与丧失，小农经济的衰退，使国家的财政收入受到很大影响。东汉王朝的财力远逊于西汉，甚至出现了“天下饥馑，币藏虚尽，每出征战，常减公卿奉禄，假王侯租赋”(40)的情况。在军事上，由于小农经济的破产，东汉兵力资源十分匮乏，以至于改征兵为募兵，并大量利用少数民族和刑徒当兵。东汉最大的一次对北匈奴作战，军队不到四万，其中汉人仅占八千，军力之衰退可见一斑。
以上我们简要地分析了两汉小农家庭的不同发展阶段，以及它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需要说明的，造成两汉社会不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小农家庭发展阶段的制约，仅是一个较为重要的原因罢了。正文注释：
⑴恩格斯《家族、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页。
⑵ ⒃《汉书·贾谊传》。
⑶师古注“生分”曰：“生分谓父母在而昆弟不同财产。”
⑷如《汉书·食货志》记晁错上言曰：“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
⑸《汉书·扬雄传》。
⑹《汉书·贡禹传》。
⑺ ⒁《史纪·陈平传》。
⑻《史纪·高祖本纪》。
⑼《汉书·龚遂传》。
⑽ ⑿《汉书·朱买臣传》。
⑾《盐铁论·水旱》。
⒀《九朝律考》卷四引《春秋决狱》。
⒂《汉书·地理志》。
⒄《史纪·陆贾传》。
⒅《御览》卷421引《续齐谐记》
⒆《淮南子·泰族训》。
⒇《东观汉记·樊重传》。
(21)《汉书·韩延寿传》。
(22)《史纪·平准书》。
(23)《隶释·成阳灵台碑阴》。
(24)《后汉书·何敞传》。
(25)《后汉书·许荆传》注引谢承《后汉书》。
(26)《隶释·北海相景君碑》。
(27)据梁方仲《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
(28)(29)《汉书·食货志》。
(30) (31)《后汉书·樊宏传》。
(32)崔寔《政论》。
(33)《后汉书·荀爽传》。
(34)《后汉书·缪肜传》。
(35)《后汉书·列女传》。
(36)《后汉书·赵咨传》。
(37)《后汉书·李充传》。
(38)《后汉书·姜诗传》。
(39)《后汉书·鲍永传》。
(40)《后汉书·冯绲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