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工商政策与商品经济述略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9-06
西汉建国之初，经济凋敝，百废待兴。为恢复生产，稳定统治秩序，“扫除烦苛，与民休息”。①当时，在认定工商与农皆“贫富之道莫之夺予”的道理时，“无为而治”被认为是最好的指导思想。因此，西汉前期在扭转“百业萧条”局面的过程中，对工商业也采取了较为宽松、优惠的政策。
(一)“弛商贾之律”。刘邦即位之初，曾颁布“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的法令，并规定商人及其子孙不得“仕宦为吏”。但这个“贱商令”，为时不长。在惠帝、吕后当政时，以“天下初定”为由，断然下诏“复弛商贾之律”。②这一政策。不仅改变了商贾的某些社会地位，而且也为商贾经济力量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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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卷五(景帝纪)。
② (史记)卷三十(平准书)。
(二)“弛山泽之禁”，对山林川泽实行开放经营。①汉高祖刘邦之时，已将冶铁、采矿、煮盐等山泽之源下放给私人经营，听民自由开采。吕后在位期间，虽然一度对盐铁私营有过“禁令”，但文帝即位后，仍“纵民冶铁、煮盐”，②继续放任私人对盐铁的产销。当时“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③这种大规模的纵民冶煮，使工商主势力得到了很大发展。
(三)“通关去塞”，任民周流。汉初，“除苛解娆，宽大爱人……通关去塞”。④为便利往返商旅，曾采取措施，“开关梁”，疏通关塞。至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又诏：“除关，无用传”，⑤即取消进出关卡检查“符传”的规定。景帝时虽曾考虑到“七国新反”，而“复置传”，但关塞仍然开放，而且免征关税，以利商贾。
(四)开放关市。“边塞开斥，与民无禁”，⑥对关市实行开放政策，允许边关自由贸易。当时“与匈奴和亲，通关市”，和南越也有“关市”。高后时，“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一度限制的主要是铁器，其他关市贸易照常进行。通关市，不仅对周边少数民族贸易提供了条件，也有助于汉族商贾出关经商，加强了与周边少数民族的物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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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卷四(文帝纪)。
② (盐铁论．错币)。
③ (盐铁论．复古)。
④ (汉书)卷四十九<爰盎晁错传)。
⑤ (汉书)卷四(文帝纪)。
⑥ <汉书)卷一百(叙传)。
史称：“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①西汉的统一，特别是当时的惠商政策，使商业获得了长足发展，出现了一派商品经济发展的繁荣景象。
首先一个表现是市场兴旺，商品种类很多。司马迁说：当时的“通邑大都”，有酒、醯酱、浆、马、牛、羊、彘、谷、薪稿、船、木、竹、轺车、牛车、漆器、铜器、素木铁器、僮、筋角、丹沙、帛絮细布、文采、榻布皮革、漆、蘖曲盐豉、鲐、觜、鲰、鲍、枣、栗、狐貂裘、羔羊裘、旃席、佗果菜等。②此外，还有犀、玳瑁、珠玑、玉石等各种奢侈品和养生送终之具。举凡人民日常生活所需的生活、生产资料在市场上几乎皆有。不仅商品种类繁多，而且营业额也甚大，动辄以千数。参与市场交易的人，既有普通百姓，也有行商、坐贾、中介商(节阻侩)，还有不少贩运商、囤积商等。市场吵吵嚷嚷，热闹非凡。
再一突出表现是商业城市繁荣。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全国形成了不少商业城市。其中京师长安既是、文化中心，又是全国的商业贸易中心。其规模之大，超过罗马三倍以上。全城共有12个门道，每个门道可容纳4辆大车并行。城内街道纵横交错，有八街、九陌之称。人口达24万以上。城内除宮殿区外，有商业区、手作坊等。设有九市，“其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③每个市有各种店铺，按商品种类排列，称为“列肆”、“市肆”或“市列”。史云：“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都，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④各个市场都设有“市长”或“市令”，负责“察商贾货财贸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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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
② 同上。
③ 陈直：(三辅黄图校正)，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④ 班固：<西京赋)。
事”。①协助市令、市长具体管理市政的有“市吏”、“市椽”、“市啬夫”，他们分管登记市籍，征收商税，检查物价、度量衡，维持治安等。除京师长安外，地区性的商业城市还有“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丘，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天下，皆为天下名都”。②如洛阳，居天下之中，“东贾齐鲁，南贾楚梁”。③临淄是东方的经济中心，齐地所产的鱼、盐、漆、帛，特别是丝织品通过此地畅销全国。早在战国之
时，就有人口10万户，“市租千金”，④此时进一步得到发展。商业城市的发展，为商贾追逐“货殖”提供了良好的活动条件。
西汉前期涌现出了众多的富商大贾。当时很多人亦工亦商，工商兼营。他们靠经营冶铁、煮盐等，“财累万金”。如鲁人曹邴氏，“以铁冶起，富至巨万”。齐之刁间，役使奴仆，“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起数千万”。⑤蜀的卓氏、程郑，南阳孔氏，也是由于“大鼓铸”，又“通商贾之利”，而富至巨万，腰缠万贯的。此外，还有一批囤积商、贩运商和高利贷商人。例如：宣曲任氏，在秦末群雄角逐之时，“豪杰皆争取金玉，而任氏独窖仓粟”。后来，“米石至万”，“任氏以此起富”，⑥靠屯积粮食，成为巨万富翁。洛阳师史是个贩运商，他“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财富积累到七千万。⑦无盐氏是一个“其息十倍”、“富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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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直：(三辅黄图校正)，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② (盐铁论．通有)。
③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
④ (汉书)卷三十八(高五王传)。
⑤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
⑥ 同上。
⑦ 同上。
关中”①的高利贷商人。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重点介绍的巨富中，有产业家、商业家，也有子钱家。这些富商大贾，俨然是商业资本的化身。他们所获的利润相当丰厚，“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②所谓“息”，就是利润，“率”即通常、一般之意，“岁万息二千”，即十分之二的年利息。若有百万资本投入经营，则每年可收利息二十万。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字。西汉前期百万之家的商人很多，反映了当时商业资本的大量存在。
货币经济在西汉前期也相当活跃，金属货币使用的范围很广。用于财政收入方面，除田租是征实物外，其他如算赋、口钱、更赋、訾算等几乎全是收敛铜钱；而用于财政支出方面，诸如军费、官俸等也主要是铜钱，赏赐则多用黄金。金属货币不仅广泛使用于国家财政收支，用于劳务报酬、公私借贷，而且更大量用于市场上的商品流通、商品计价。在频繁的商品交换中，货币起了非常重要的中介作用。
由于商业货币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冲击到了社会的各个侧面，经济结构、生活方式、传统观念等无不随着变化，而受冲击最大的是广大。这就是商人兼并农民严重，“背本趋末”者多。晁错说：一个五口之家的农户，两个劳动力，耕田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夏秋冬，“四时之间，无日休息”。除去国家的赋敛开支，还要受商人的中间剥削，使得他们只好“卖田宅，鬻子孙”，到处流亡。③又由于“农不如工，工不如商”，所以，当时“背本趋末，浮食者众”。④他们或为了生存，或为了求利，纷纷弃农经商，离开农业生产第一线。小农的分化破产，直接影响着国家的赋役来源和社会秩序，故贾谊提出要“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但并未收到应有效果。由此可见，西汉前期社会经济一度富庶的表现，掩盖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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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
② 同上。
③ <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④ 同上。
汉武帝即位后，面临着复杂的民族矛盾和社会问题，“黄老之学”已难于适应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了。当时，“征伐四夷，国用不足”，长期的战争，加之灾害，使国家财政陷于极端窘困地步。所谓“赋税既竭，不足以奉战士”，“县官大空”，“无以尽赡”。但另一方面，则“商贾滋众”，富商大贾的势力恶性膨胀。他们或“积贮倍息”，“以利相倾”；或“乘上所急，所卖必倍”；或“财累万金”，“不佐国家之急”。他们不仅掌握了相当一部分
的经济命脉，甚至俨然成了一股与中央政权相抗衡的社会势力。因此，汉武帝为了从财政上支持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巩固与发展，对当时的工商业部门，尤其是富商大贾采取了限制、打击政策。
(一)盐铁、酒类专卖。过去对盐铁实行包商制，听任民间开发，实际上多为豪商大家所经营。从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开始，便调整政策，由私营改为官营。当时规定：“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没入其器物”；并“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①在大司农下设盐铁官，由国家直接经办盐铁和产品的运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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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卷三十(平准书)。
保证盐铁官营政策的贯彻执行。武帝天汉三年(前98年)，又“初榷酒酤”，①由政府实行酒类官酿、专卖。这些官营政策的实行，基本上达到了既“排富商大贾”，又收“盐铁之利”的目的。
(二)算缗、告缗。所谓“算缗”，实际上是对工商主所征课的一种特殊性税收。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的算缗令规定：“诸贾人末作贳贷买卖，居邑贮积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一算；诸作有租及铸，率缗钱四千一算。”此外，商贾的轺车、船只得加倍出算。如果“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有能告得，以其半畀之。”②但这道算缗令下达后，大工商主和豪富们并未听令守法，他们“皆争匿财”，“终莫分财佐县官”③，对政府政策采取了公开对抗的态度。于是汉武帝在元狩六年(前117年)，又颁布“告缗令”，由杨可主持其事。史载：“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氐皆遇告。”“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也如之。”使得中产以上商贾大都破产，而政府却充实了财政，“用益饶矣”。④
(三)收归铸币权。汉初“纵民”自由铸造货币，由于豪商富民操纵了铸币权，币质差，币制乱。汉武帝为打击富商、控制货币，于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更请诸郡铸五铢钱”。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所前铸钱，皆废销之，输其铜三官”。⑤这一方面，固然是为了“摧浮淫并兼之徒”，但同时也为了有效地控制市场，增加财政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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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卷六(武帝纪)。
② (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史记)卷三十<平准书)。
(四)均输、平准。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桑弘羊“乃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置均输盐铁官，令远方各以其物如异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大农诸官笼天下货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①这一政策，实际上是将政府所需和控制的物品，从社会流通过程中划分出来掌握在国家手中，使政府既可控制从中央到地方的物资和运输，又可随时调节和平抑市场物价，将工商业纳入国家经济的轨道。使“富商大贾亡所牟大利”，②堵塞了他们从商品流通过程中牟取暴利的渠道。
汉武帝时期的上述政策和西汉前期迥然不同。这种强化官营，限制、打击私商的工商政策，使汉初以来腾跃发展的商品经济，落入到了一个间歇期。富商大贾和商业资本一度明显衰退。这时富商大贾在政治上受到沉重打击，不仅剥夺了他们“为吏”之权，而且“发天下七科谪”，③将商贾谪发充边。在经济上，富商大贾的资本被剥夺，所谓“笼天下盐铁之利，以排富商大贾”。④于算缗告缗运动中，他们拥有的訾财、奴婢、田宅等被政府没收而破产，商贾牟利的渠道被杜绝了。当时，将一些有关国计民生的大工商业收归官营，由政府控制生产和销售，私人工商业的经济根基被挖掉。这必然影响到商品经济的发展。
至于官府工商业的情况，史称：“内修桓管之术，总一盐铁，通山川之利而万物殖。”⑤“尽笼天下之货物”，“民不益赋，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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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② 同上。
③ <汉书)卷六《武帝纪》。
④<盐铁沦．轻重)。
⑤ 同上。
下用饶”。①表明盐铁官营收到了一定效果。但实行官营也存在不少问题。例如：当时盐铁经营者官僚化，卖农具的人在城市，农民“弃田远市”，耽误农时；盐铁工人情绪涣散，“卒徒烦而力作不尽”，生产积极性不高；盐铁产品低劣，“民用钝弊，割草不痛”，“百姓苦之”，价格昂贵，又强制人民购买，等等。②因此，当汉武帝还在位之时，推行盐铁官营政策就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董仲舒便曾上书，要求“盐铁皆归于民”，认为官府不宜与民争利。③一度居官的卜式也说“郡国不便盐铁，而船有算，可罢”，④斗争相当激烈。到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出现了盐铁问题的大辩论。
由于商品经济与地主制经济毕竟有本质的联系，商品经济的发展难以阻止，这是一个客观规律。加之，昭、宣以后打击私商的政策有所松动，故到后来，私营工商业的元气逐渐恢复。所谓“商贾求利，东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岁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税”。⑤随之又出现了一批新的富商大贾。例如：“临淄姓伟訾五千万”；“雒阳张长叔、薛子仲訾亦十千万”；“京师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挚网，平陵如氏、苴氏，长安丹，王君房，鼓樊少翁，王孙大卿，为天下高訾。樊嘉五千万，其余皆巨万矣”。⑥尤当指出的是，当时的手工业和商业，都呈现出了一些新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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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② (盐铁论．水旱)。
③ <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④ (汉书)卷五十八(卜式传)。
⑤ (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⑥ <汉书)卷九十一<货殖传)。
首先引入注目的是一些大的工商业主，逐渐勾结在朝官僚、依仗政治权势牟利。如成都的罗裒，开初坐贾京师，又往来于巴蜀经商，“数年间致干余万”。他将钱的一半贿赂曲阳侯王根和定陵侯淳于长，“依其权力，赊贷郡国，人莫敢负”。又“擅盐井之利，其年所得自倍”。至成、哀间，竟然成为“訾至巨万”①的大富翁。这说明罗裒是一个“赊贷郡国”的高利贷者，又是“擅盐井之利”的大产业主。他的发财致富，显然是依仗官僚地主的权势而获得的。这就与过去的商贾或产业主不同了。
其次是官僚地主兼营工商业的情况增多。元帝时，“诸曹侍中以上”的官吏，往往“私贩卖与民争利”。②尤其典型的是官僚张安世。据载：他“夫人自纺绩，家僮七百人，皆手技作事，内治产业，累积纤微，是以能殖其货，富于大将军(霍)光”。③杨恽罢官后，“籴贱贩贵，逐什一之利”。④这种事例不少。甚至成帝时的丞相张禹，也“内殖货财”，富而“买田至四百顷”。⑤他们采用“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的办法，通过经商发了财后，又将资本投放土地，进行土地兼并。
此外，西汉后期国家对盐铁酒类的专营也受到冲击。当时不仅停止了酒的专营，而且对盐铁的专营也在动摇之中。元帝时一度罢盐铁官，三年后才又恢复，实际上专营开始难以维持。如前面说的成都罗裒，依仗政治权势，“擅盐井之利”。又元、成间，平当“使行流民幽州，言勃海盐池可且勿禁，以救民急，所过见称”。⑥汉王朝不得不批准他这样做，而且在派出行使的十一人中。评以“为最”。这种情况和汉武帝之时不大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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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卷九十一(货殖传)。
② (汉书)卷七十二(贡禹传)。
③ (汉书)卷五十九<张汤传)。
④ (汉书)卷六十六(杨恽传)。
⑤ (汉书)卷八十一(张禹传)。
⑥ <汉书)卷七十一(隽疏于薛平彭传)。三
东汉政权是在地主豪强支持下建立起来的。这个统治集团中有很多豪民、商人地主。刘秀本人就是一个曾经“卖谷于宛”①的商人地主。刘秀母舅樊宏，“世善农稼，好货殖”。②其妹夫李通“世以货殖著姓”。③吴汉乃曾“以贩马为业，往来燕、蓟间”。④由于他们和商人有密切联系，加之当时以“柔道”为治国方针，因此，东汉统治者对工商业采取了放纵、保护政策。
(一)商人的社会地位不受限制。在东汉的上，没有西汉时的那种“贱商”的规定了，当时未见提及有关“抑商”问题。桓谭曾经建议“举本业”、“抑末利”，但光武帝刘秀未予
采纳。到和帝之后，官僚、地主和商人三位一体，得到了合法的存在。
(二)罢盐铁之禁。在光武帝和明帝之时，对盐铁的管制极不统一。虽然有过专营，但主要还是私营。章帝时勉强实行了一段时间的盐铁专营，然和帝继位后，窦太后临朝，马上宣布“罢盐铁之禁，纵民煮铸”，⑤又正式废除了专卖政策。从此之后一直到东汉末季，在长时期内，几乎未曾有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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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
② (后汉书)卷三十二<樊宏传)。
③ (后汉书)卷十五(李通传)。
④ <后汉书)卷十八(吴汉传)。
⑤ <后汉书)卷四(和帝纪)。
(三)取消酒类专卖。东汉除了灾歉之年“禁酤酒”之外，一般听任民间私营。当时，酒成为一个重要商业部门，私营卖酒很盛。李固被杀后，其子燮“变名姓为酒家佣”。①崔寔父亲死后，“因贫困，以酤酒贩鬻为业”。②说明那时酒的酿造和贩卖不仅是私营，而且通常能够以此维持生活。 东汉的工商政策。是封建社会前期的又一次重大转折。由于当时政策比较放任和宽松，故商品仍以不可遏止的势头向前。
在东汉一朝，从事商业活动的人甚多。时人王符说：“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务本者少，浮食者众，商邑翼翼，四方是极。”③又云：“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浮手什于末业……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莫如此。”④当时商业活动极为频繁，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场上经销的商品种类，除主要的粮食、盐铁、牲畜外，还有冠带巾袍、邛杖枸酱、锦缯金银、舟车机杼之类。
尤其是新出产的商品比西汉为多。如全铁农具、齿轮车轴、百炼钢刀、笔墨纸张等。各种生产、生活资料和奢侈品充斥市场。人们与市场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商人地主化的倾向东汉时期更为明显。当时商人的经济实力很大，既经营商业，又有大批的土地和劳动力。这正如仲长统所说：“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⑤商业资本和土地紧密结合，许多通过经商发财后，大量兼并土地，成为既是商人又是地主，一身二任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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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书)卷六十三(李固传)。
② (后汉书)卷五十二(崔寔传)。
③ (潜夫论．浮侈)。
④ (后汉书)卷四十九(王符传)。
⑤ (后汉书)卷四十九(仲长统传)。
高利贷资本继续得到发展。当时有个叫折象的商人，其家“增益产业”，靠经营高利贷“殖财日久”，有钱二亿，家僮八百。”还有的商人高利贷者，家财达“数十亿”之多。每当政府经费困缺时，也往往向他们借贷资财，“以供国用”。这些商人高利贷者，由于资本雄厚，连中家子弟(中等地主)，也得为其做掮客或中保，而受到役使。所以桓谭说：“今富商大贾，多放钱贷，中家子弟为之保役，趋走与臣仆等勤，收税与封君比入。”②他们拥有惊人的财产，过着极为奢侈的生活，“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伎乐，列乎深堂”，③无耻之极。
东汉商品经济的发展，还表现在对外贸易颇为频繁。由于边关政策放松，东汉对周边各族及海外贸易得到了发展。关于民族贸易方面，不仅同东、北边的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合市”，而且与于阗、焉耆、龟兹、鄯善等西域各地的贸易日益密切。<后汉书．西域传)说：“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群。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经营范围，主要是少数民族用牛、马及皮毛换取中原地区的铁器、丝绸。至于东汉与大秦、天竺、掸国、倭国的联系也扩大了。东南的会稽、交阯，西南的永昌、益州已成为外贸的重要港口或基地。汉廷同国外的贸易范围，主要是用金银、丝绸等换取贵族官僚所需的象牙、
犀角、香料等奢侈品。当时“外国”，是为了“广求异物”。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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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书)卷八十二(上)(折象传)。
② (后汉书)卷二十八(桓谭传)。
③ <后汉书)卷四十九<仲长统传)。
④ (后汉书)卷三十四<梁冀传)。
此外，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东汉朝野逐利之风更加流行。当时，拜金求利的情况相当普遍。求富经商、赚取金钱成为人们追求的最高目标，“利”成为决定人们行为方式的最终力量。“学以致仕”、读书为贵的观念受到冲击。在有的人看来，“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①了，社会上“舍本农，趋商贾”者，大有人在，出现了一股经商潮，就连万乘之尊的皇帝，也以逐“末”为尚。如汉灵帝于光和四年(公元181年)，“作列肆于后宫，使诸采女贩卖，更相盗窃争斗”。②皇帝在后宫开设“列肆”，命诸宫女自相贩卖经商，这已是相当典型的了。所以，<晋书．江统传)说：“秦汉以来，风俗转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园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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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书)卷八十<赵壹传)。
② <后汉书)卷八(灵帝纪)。
大量史实表明，东汉时期尽管实物货币一度复兴，但铜钱并未退出流通领域，国家财政收支、民间贸易仍流行着金属货币。从东汉繁荣的市场及商品交换、商业形态发达的现象看，没有相辅相成的货币经济是很难设想的。事实上，东汉的商品经济在西汉基础上仍在向前发展，并逐渐被纳入封建地主制经济的轨道，更加成为地主制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时，可以说封建经济的体系进一步得到了确立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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