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河套地区的开发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9-06
关键词：汉代 河套开发 政府行为 田庄
本文所论河套，位于北纬37度线以北，包括宁夏平原和鄂尔多斯高原、黄土高原的部分地区，今属宁夏、内蒙古、陕西三省区。在汉代为朔方郡、五原郡、云中郡、定襄郡，以及北地、上郡的北部和西河郡的河西部分，统属朔方刺史部。因为黄河在这里流了半个回环，故称“河套”，套内之地则称“河南”。
秦汉以前，主要是匈奴人在这里活动。秦统一之后，派蒙恬率lO万大军将匈奴逐出河套，“徙谪戍以充之”，但泰祚短促，秦末天下大乱，移民皆返还家乡，河套复为匈奴所有。①汉武帝反击匈奴，占领河套。由于路途遥远，不便，粮饷运输极为困难，于是西汉中央作出开发河套的重大决策，并取得了世所公认的成就。在封建社会上，由政府全力以赴、深入持久地全面介入一个地区的经济开发，这是第一次，也是最成功的一次，可以说是中央政府开发边疆的典范。然而此后近2 000年的环境变迁，昔日的辉煌已湮没于漫漫黄沙。因而在当今西部大开发全面启动之际，探讨汉代河套开发也就变得更有意义。
一、两汉政府开发河套的政策和措施
(一)设置郡县建筑城池
元朔二年(前127年)，汉武帝派卫青“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遂取河南地”。然后大臣主父偃向武帝上疏，“盛言朔方地肥饶，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内省转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武帝接受这一建议，当年即置朔方郡(今内蒙乌拉特旗东)和五原郡(在今包头西)。②后又于元朔四年(前125年)置西河郡(郡治今府谷西北)。河套平原还有云中郡、定襄郡。北地、上郡的北部也延伸到河套地区。武帝又在郡下设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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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匈奴列传》。
②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汉书·武帝纪》。
《汉书·地理志》记载，至西汉末，朔方郡有县10，五原郡有县16，云中郡有县11，定襄郡有县12。北地、上郡、西河三郡有部分区域不在河套之内，但亦可算出其大概：西河郡，有县36，根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该郡可考县20，无法考定具体位置的县16，位于河套区内可考县11，按照这一比例，该郡河套区无考县应为9，则西河郡的河套区应有县20。依同理，上郡共有县23，其中可考县16，无考县7，37度线以北可考县9，则该郡河套区应有县13。北地郡共有县19，其中可考县16，无考县3，37度线以北可考县6，由于银川平原全在该郡北部，屯田和军事机构亦全在北部，则北地郡的河套区约有县8。如此则西汉河套地区共有90县。其县数比现在密度高得多，像朔方、五原二郡，在其境内汉代有县26，而今天只有7县l市(包头市)。
西汉所设郡县皆筑城。《汉书》的《武帝本纪》、《匈奴列传》、《苏建传》俱载，汉武帝在设置朔方郡的次年(前126年)，遣将军苏建筑朔方城，“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而为固。”它郡亦相继筑城。新设置的县也在筑城，如朔方郡之临戎县城，为武帝元朔五年筑，其三封、沃野两县为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年)所筑。①太初三年(前102年)夏，武帝“遣光禄勋徐自为筑五原塞外列城，西北至罗朐，游击将军韩说将兵屯之。”②
河套地区所筑之城，既是郡县治所和军事防守的据点，又是一个地区最重要的居民点。西汉虽然在三次战役中取得重大胜利，但退居漠北的匈奴仍有强大的进攻能力，机动性强的匈奴骑兵仍经常窜入河套地区进行骚扰，如元鼎五年(前112年)，匈奴“入五原，杀太守。”：太初三年秋，“匈奴大入云中、定襄、五原、朔方，杀略数千人，”并将徐自为所筑塞外列城尽行破坏。征和二年(前91年)，“入上谷、五原，杀略吏民。”昭帝时，匈奴还曾在入侵五原、杀略数千人之后。“数万骑南旁塞猎，行攻塞外亭障，略取吏民去。”③故在当时的情况下，从内地新迁来的人民是不可能散居于野外的。像朔方郡的临戎、三封和窳浑三县城，其城垣遗址宽约9～13米，若宽高之比按1∶1，则城墙高度约为10米，抵御匈奴骑兵应当是绰绰有余了。三县城周围“都散布着数以万计的汉墓”，④“在这些成群的古墓中所埋葬的主要还都是普通的居民”，⑤这说明新筑的郡县城确是人口集中的居民区和本地区的开发中心。
(二)迁民屯垦
匈奴退出后，河套成为空旷之地，汉武帝从内地大规模迁民以充实这一地区。其中规模最大的有三次，分别在三大战役结束的当年。元朔二年(前127年)春，第一次战役结束，当年夏，政府“募民徙朔方十万口”⑥。元狩二年(前121年)夏，第二次战役结束，其年秋，“则陇西、北地、河西亦少胡寇，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实之。”⑦元狩四年春，第三次战役结束，其年冬，“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⑧这一次规模最大，河套地区移人恐不下三、四十万人。此后小规模的迁民经常进行，如《汉书·武帝纪》载元狩五年，汉“徙天下奸猾吏民于边”。根据《汉书·地理志》西汉元始二年(2年)数据统计，至西汉末河套共有县90，户30．2789万，口146．2467万(北地、上郡、西河三郡有部分地盘不在河套范围以内，其户口数均以1／2计)。终西汉一代，河套徙民估计约百万人。而与河套同步开发的河西地区才有28万人，仅及河套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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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地理志》。
② 《汉书·武帝纪》
③ 《汉书》之《武帝纪》、《匈奴传》。
④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工作的重大成果》，《文物》1977年第5期。
⑤ 侯仁之：《历史地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7页、82页。
⑥ 《汉书·武帝纪》。
⑦ 《史记·匈奴列传》。
⑧ 出于《汉书·武帝纪》。据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考证：“汉武帝时根本没有向会稽迁民，《武帝纪》中的‘会稽’二字显系衍文。”(见该书193一197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王莽时民族关系紧张，匈奴重新占领河套，“于是边民流入内郡”。①东汉初年刘秀采取收缩政策，西、北边郡多被放弃。建武二十六年(50年)，匈奴发生内讧，南单于归附，东汉重新开始对河套的经营。“于是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门、上谷、代八郡民归于本土。遣谒者分将施(弛)刑补理城郭。发遣边民在中国者，布还诸县，皆赐以装钱，转输给食。”②明帝永平五年(62年)，“发遣边人在内郡者，赐装钱人二万”。这两次遣返行动，河套都是重点。
东汉实行以犯罪刑徒实边制度，有不少人发配到河套地区。如明帝永平八年，“诏三公募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罪一等，勿笞，诣度辽将军营，屯朔方、五原三边县；妻子自随，便占著边县；父母同产欲相代者，恣听之。凡徙者，赐弓弩衣粮。”九年，又诏“郡国死罪囚减罪，与妻子诣五原、朔方占著。”十六年，又有同样的诏令。③
对于徙边人民，政府有较妥善的安置，迁徙途中及初到边地，“衣食皆仰给于县官。数岁，贷与产业，使者分部护，冠盖相望，费以亿计。”④即便是东汉刑徒罪犯徙边，也有较为优惠的照顾．文帝时，晁错在其“募民徙塞下”奏疏中，曾提出为移民建房屋、给土地、置医巫、解决衣食等措施，西汉后来大规模的移民实际也是这样做的。《汉书·平帝纪》载，政府在边地为移民“起官寺市里，募徙贫民，县次给食，至徙所，赐田宅什器，假予犁牛种食”。《后汉书·章帝纪》载：“令郡国募人无田欲徙它界就肥饶者，恣听之。到在所，赐给公田，为雇耕佣，赁种饷，贳与田器。”但两汉政府都规定：移民一旦到达边郡，不得再返回内地。⑤
(三)军事屯田
三次战役结束后，匈奴远遁漠北，国家没有大的军事行动，西汉实行军事屯田政策。
《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汉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年)“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甘肃永登县)，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这是记载中的西汉第一次大规模军事屯田。文中的“田官”即其军垦农场；“度河”，是指今宁夏和内蒙古境内南北走向的那段黄河，故其屯田区主要分布于黄河以西的宁夏平原和内蒙古后套平原西部。
第二次大规模屯田在元鼎六年，《汉书·食货志》载是年武帝命“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河套是这次屯田的重点，60万人中河套大约应占40万，故这又是两汉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屯田活动。天汉元年(前100年)，武帝“发谪戍屯五原”⑥。这是徙边罪犯军事屯田的记录。朔方、五原二郡的北部，汉代称为北假，北假地处黄河后套，河道纵横，土壤肥沃，也是汉代河套军事屯田的重要地区。元帝初元五年(前44年)，曾一度“诏罢北假田官”，⑦至王莽始建国三年(11年)，“遣尚书大夫赵并使劳北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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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王莽传》。
② 《后汉书·光武帝纪下》。
③ 《后汉书·明帝纪》
④ 《汉书·食货志》。
⑤ 《后汉书·张奂传》。
⑥ 《汉书·西域传》。
⑦ 《汉书·元帝纪》。
还言五原、北假膏壤殖谷，异时常置田官，乃以并为田禾将军，发戍卒屯田北假，以助军粮”。①说明这里早就有军事屯田，只是到了西汉末国力衰落，北假屯田才时断时续。
从上述形势看，西汉军事屯田主要分布在河套外围的北边和西边，并与河西及居延地区的军屯相连接，以形成坚强的军事防线．而套内则以移民垦辟为主。
汉代在边远垦区设置专门的机构和官吏，管理开发和生产事宜。《后汉书·百官志五》载，“边郡置农都尉，主屯田殖谷。”如西汉在北地郡北部设有主持屯田殖谷的上河农都尉，其屯田城有上河城和南北两典农城(大致分别位于今宁夏平原上的永宁县、青铜峡市、银川市境内)。《汉书·冯奉世传》言成帝阳朔年间，外戚冯参曾被“擢为上河农都尉”。在河套地区杭锦旗的霍洛柴登汉代古城中，曾出土“西河农令”和“中营司马”的官印，②农令为“田官”之长官，③“营”应为田官下属单位，“司马”则为其长官，说明这里曾是一处军屯农场。另外西汉还设有护田校尉等农官，《史记·田叔列传》言武帝“使田仁护过田谷于河上”便是。
东汉建立后，鉴于河套重要的战略地位，依然在北边屯田。史言：“(河套)北阻山河，乘厄据险。因渠以溉，水舂河漕，用功省少，而军粮饶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筑朔方，开西河，置上郡，皆为此也。”④但与西汉相比势头已衰。羌人起事，波及河套，“郡县兵荒二十余年”，屯垦移民多回故乡。顺帝永建四年，接受尚书仆射虞诩建议，“乃复三郡(朔方、西河、上郡)，使谒者郭璜督促使者，各归旧县，缮城廓，置侯驿。既而激河浚渠为屯田，省内郡费岁一亿计。”⑤但总起来看，东汉河套屯田，无论规模还是成就都大不如西汉。
(四)安置归附匈奴
两汉400年中，由于各种原因，经常有成批的匈奴归附汉朝，两汉政府对他们采取了较为妥善的安置政策，其中最主要的措施是为他们设立专门的居住区——属国。《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载元狩二年第二次战役结束之后，匈奴昆邪王率4万余众降汉，武帝“乃分徙降者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即设五属国以处之，此开属国之始。《汉书·地理志》所记五属国的治所位置：陇西属国治勇士(今甘肃榆中北)、北地属国治三水(宁夏同心东)、上郡属国治龟兹(陕西榆林北)、西河属国治美稷(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五原属国治蒲泽(约在内蒙达拉特旗、准格尔旗一带)，都在秦长城之外，河套之内。
上个世纪的考古发现也证实了属国的存在。如著名的和林格尔东汉壁画墓，其主人就曾“出补西河长史，行上郡属国都尉事”。⑥1996年清理的陕北神木大保当汉代城址，按其城制及与榆林城的相对位置，很可能就是汉代所设的上郡属国治所龟兹。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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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王莽传》。
②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工作的重大成果》，《文物》1977年第5期。
③ 孙言诚：《中国屯垦史》上册，农业出版社1990年版，第236页。
④ 《后汉书》之《杜茂传》、《西羌传》。
⑤ 《后汉书·西羌传》。
⑥ 《和林格尔发现一座重要的东汉壁画墓》，《文物》1974年第l期。
⑦ 《神木大保当——汉代城址与墓葬考古报告》出版社2001年版，第11l页。
《汉书·宣帝纪》记载，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秋，“匈奴日逐王先贤掸将人众万余来降”，可能被安置于河套地区。五凤二年(前56年)十一月，“匈奴呼速累单于帅众来降”，西汉于次年二月“置西河、北地属国以处匈奴降者”，汉匈关系进入和睦相处时期。西汉一代，内徙河套的匈奴总计约有十余万人。
王莽时期，匈奴复起，东汉建武二十四年(48年)，匈奴分裂，南匈奴首领日逐王比率部众四、五万人归汉，去五原西部塞80里立其王庭，二十六年又令徙居西河郡之美稷(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北)，单于以其部分人户分屯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助汉守边。南匈奴最盛时，领户3．4万，口23．73万。①
在汉人影响下，匈奴也有了农业。秦汉时期，有一些内地和边郡的汉人为躲避战乱、徭役亡入匈奴；在汉匈战争中，亦有人出于各种原因入于匈奴(如卢绾、赵信、卫律、李陵等均为投降匈奴的西汉将领)，内地农业因之传入匈奴。第三次战役时，大将军卫青率10万大军乘胜逐北至赵信城，“得匈奴积粟食军，军留一日而还，悉烧其城余粟以归。”城中积粟应为匈奴耕种所得。三次战役之后，匈奴加快农业的，《汉书·匈奴传》言太始三年(前94年)，匈奴“连雨雪数月，畜产死，人民疫病，谷稼不熟，单于恐。”农业在匈奴人经济生活中已举足轻重。其后又有西汉降将卫律“为单于谋：‘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与秦人守之(师古曰：秦时有人亡入匈奴者，令其子孙尚号秦人)，汉兵至，无奈我何。’即穿井数百，伐材数千。”②这是一次较大规模的兴农活动，且为匈奴统治者出面组织，其影响应当是深远的。匈奴还模仿汉人，实行屯田。《汉书·西域传·车师传》言：“昭帝时，匈奴复使四千骑田车师。宣帝即位，遣五将将兵击匈奴，车师田者惊去，车师复通于汉。”《汉书·常惠传》曰：“是时乌孙公主上言，匈奴发骑田车师，车师与匈奴为一，其侵乌孙，唯天子救之。”《汉书·匈奴传》载宣帝地节四年(前66年)“匈奴怨诸国共击车师，遣左右大将各万余骑，屯田右地，欲以侵迫马孙西域”。
上个世纪苏联和蒙古学者在蒙古发掘的相当于汉代的匈奴墓葬中，发现了不少谷物、农具及与农业有关的大型陶器，陶器出土时还往往盛着谷物。③这些发现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足以证明，匈奴人已经掌握了一定的农业生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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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书·南匈奴列传》
② 《汉书·匈奴传》
③ 林幹：《匈奴通史》第一章，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归顺匈奴在河套地区进行开发活动的情况，我们目前尚无直接的文献资料，但这些已经有了农业开端的匈奴人，虽然畜牧业仍然居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他们入居河套，直接受农业文明的熏陶，肯定会有更多的匈奴群众，程度不等地从事农业，开发荒地。
(五)兴修水利
汉代河套地区，黄河水流平缓，在宁夏和内蒙一带的滨河平原，还有许多支流和湖泊港汊，因此有丰富的水源，而且利用亦很便利。河套属内陆型气候，降水不能满足作物生长的需要，农业几乎完全依赖灌溉，故兴修水利是汉代开发河套的重要措施。
汉武帝时，全国出现了兴修水利的高潮，河套虽处边陲，水利兴修的情况却不减内地。《史记·河渠书》曰：“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水及川谷水以溉田。”《平准书》又云：“其后番系欲省砥柱之漕，穿汾、河渠以为溉田，作者数万人；郑当时为渭漕渠回远，凿直渠自长安至华阴，作者数万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数万人，各历二三期，功末就，费亦各巨万十数。”从上述记载看，自汉武帝时期开始，河套已成为全国兴修水利的重点地区，其规模已与内地的大型工程不相上下。
在河套，大凡设置屯田的地方，必有水利灌溉工程与之相配套。但汉代典籍没有具体情况的记载，根据后世文献及今人研究，汉代在河套地区修筑了如下水利工程：《水经注·河水注》云定襄郡之武进县修建了“白渠”。朔方郡之沃野县，修渠“东径沃野城南，枝渠东注以溉田”。北部的朔方等郡，人们还通引发源于阴山的泉水溪流灌溉。①在银川平原，后世有名可查的光禄渠、七级渠、汉渠、尚书渠、御史渠、高渠等古渠，均被认为是汉代开凿。东汉顺帝承建四年(127年)，恢复朔方、西河、上郡三郡，遣返徙民，“既而激河浚渠为屯田”。“激河”即在灌渠取水口处的黄河中以石修筑迎水长堤，抬高渠口水位，引水入渠，实现自流灌溉。②据有关研究，汉代仅银川平原一地，灌溉面积已达今亩约50万亩，③故整个河套的灌溉效益定然相当可观。二、河套开发成就与开发主体的变化
(一)开发成就
在两汉400年中，河套开发分别在西汉后期和东汉中期出现两次高潮，大致是“马鞍型”，每次持续时间约60年左右。
第一次高潮：河套地区的大规模开发始于汉武帝时期，至宣帝时，汉匈和好，边境清静，河套地区出现了一个长达60多年的和平时期，“是时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④，河套地区的开发随之达到高潮。
上百万移民迁入后，河套地区农牧经济的优势得到发挥。先是，移民们初到河套缺少种畜，又担心匈奴抢掠，发展畜牧业确有困难。武帝在元鼎五年(前112年)视察河套时发现这一问题，杀了不修亭徼的北地太守等一批官员，诏“令民得畜牧边县，官假马母，三岁而归，及息什一。”⑤《史记集解》引瓒曰：“先是，新秦中千里无民，畏寇不敢畜牧。令设亭徼，故民得畜牧也。”李奇注曰：“边有官马，今令民能畜官母马者，满三岁归之也。……谓与民母马；令得为马种；令十母马还官一驹，此为息什一也。”通常一匹母马3年中可繁殖2匹马驹，假如一个农户借得5匹母马，则3年可得10匹小马，上交国家1匹，自己可得9匹，收益还是非常丰厚的。记载中发展农牧业的典型人物早期有桥姚，《史记·货殖列传》称：“塞之斥也，唯桥姚至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钟计。”在汉武帝开拓边塞之初，桥姚抓住机遇，农牧并重，放手发展，成为河套开发中的第一批致富者。西汉末年马援亡命北地，“因处田牧，至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⑥西汉l钟为6．4石(斛)，北方土地一般亩产2石，从粮食数字推测，他们所拥有的田地皆当以万亩计。而在内地以经营“田畜”出名的卜式，十几年间不过是“羊致千余头”，与桥姚、马援乃至于“官假马母”者都不可同日而语，这些事例从不同侧面折射出西汉中后期河套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已高于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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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侯仁之：《地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85页。
② 陈育宁、景永时：《论秦汉时期黄河河套流域的经济开发》，《宁夏社会》1989年第5期。
③ 杨新才：《关于古代宁夏引黄灌区灌溉面积的推算》，《农史》1999年第3期。
④ 《汉书·匈奴传》。
⑤ 《史记·平准书》⑥ 《后汉书·马援传》。
西汉国家也在河套发展畜牧业，设立国营牧场一“苑”，《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在北地郡的灵州设有河奇苑、号非苑，归德有堵苑、白马苑，郁郅有牧师苑，西河郡的鸿门设有天封苑等国营牧场，养有大批牲畜，因此汉武帝“官假马母”的命令是能够得到落实的。
上个世纪的考古调查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可贵的实证资料。侯仁之、俞伟超先生经过实地勘查，断定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布隆淖、保尔浩特、麻弥图三处古城遗址，就是西汉朔方郡的临戎、窳浑、三封城。在布隆淖废墟上还发现了一处冶铁遗址，地上散有大量的铁块、铁屑，当地人称“铁城”，可为当地的开发提供充足的铁工具。在这一区域内还发现了若干村落遗址以及汉代的水井，这显然是在汉匈和好之后社会安定的环境中出现的。在这三座古城周围，“都散布着数以万计的汉墓”，墓中出土了灶台、仓房、囤、带辘轳和汲水瓶的水井等陪葬陶器，这和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情况极其相似，在一些陶仓中还发现了糜子、小麦、荞麦等作物的颗粒。出土的钱币以宣、平时期为主，标明了遗址的时代。①这些发现标志着西汉后期河套地区的开发，无论广度还是深度都已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高潮时期，这与《汉书·匈奴传》描绘的“北边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的情况是一致的。
河套地区的一些县名，也反映了这一地区农牧开发的情况，如西河郡的美稷、广田、谷罗、饶、富昌和五原郡的田辟、宜梁，表明这些县良田广辟，庄稼茂盛，粮食丰收，充足富饶；朔方郡的沃野、广牧，五原郡的临沃，西河郡的驺虞，则反映当地膏壤沃野，适宜田牧。河套地区在当时就被人们称做“新秦中”，秦中即关中，“新秦中”即第二个关中，这反映了河套地区在经济开发方面取得的成绩，已能和号称“陆海”的八百里秦川相比美。西汉后期，河套地区的粮食不仅能满足本区军民食用，还可以外调。如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西汉护送来朝的呼韩邪单于出朔方鸡鹿塞，“转边谷米糒前后三万四千斛，给赡其食。”元帝初，呼韩邪单于上书言其民众困乏，“汉诏云中、五原郡转谷二万斛以给焉。”②这间接地反映了河套郡县粮食的裕余。
王莽时期，与匈奴关系交恶，河套重新为匈奴夺得，边民或“死亡系获”，或“流入内郡，为人奴婢”，③河套的开发转入低潮。
第二次高潮：东汉初年，国力衰弱放弃河套，建武二十六年(50年)，匈奴分裂南匈奴归附，河套才得以收回。永平十六年(73年)明帝遣窦固等四路出击，北匈奴遭到致命打击，以后窦宪再次出击，北匈奴辗转西迁。随着匈奴问题的彻底解决，河套地区出现了一个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经济开发再次出现高潮，这个高潮一直持续到顺帝永和五年(140年)。东汉中期河套开发的情况，集中体现于20世纪后半叶发现的汉画像石和汉墓壁画。
先谈农业。河套地区的牛耕这一时期已处于全国先进水平。具体情况如表1。
从表1可以看出：其一，河套地区既有二牛抬杠又有单牛牵引，耕地方式最为先进。二牛抬杠是牛耕的初始形式，比较笨拙，适合大块土地。单牛牵引产生于东汉中后期，它操作灵活，转弯方便，适宜各种土地，是牛耕的发展和进步。目前全国出土的汉代单牛牵引耕地图共有4幅，而河套占3幅，(另一幅出土于山东滕县宏道院)且最清晰，因此河套最有可能是这种先进犁耕方式的起源地。其二，河套牛耕普及程度最高。在一犋犁的成本构成中，牛的价格最高，通常自耕农养不起两头牛但能养一头，因而单牛牵引方式的推广应用，使占人口多数的自耕农也有了牛耕，这有利于牛耕的普及。再者，河套地区实行农牧经济，牛的喂养比内地农耕区普遍，因此牛耕的普及程度最高。河套汉代牛耕(耙)图像共计为6处8幅，占全国已出土13幅的62％，④正是这一领先情况的客观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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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侯仁之：《乌兰布和沙漠的考古发现与地理环境的变迁》，《侯仁之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工作的重大成果》，《文物》1977年第5期。
② 《汉书·匈奴传》。
③ 《汉书·王莽传》。
④ 另外5幅出土地分别为；山东滕县黄家岭和宏道院、邹城市，江苏的睢宁双沟、泗洪重岗。
出土地点 出土时间 墓主人 产生时间 牛耕方式和画面内容 资料来源
绥德县城西门外 1953 王得元 永元十二年 (100年) 单牛牵引，农夫一手扶犁一手扬鞭驱牛。共有2幅，左右对称。 《陕北汉代画像石》58页
米脂官庄四号东汉墓 1971 牛文明 永初元年 (107年) 二牛抬杠，一农夫双手扶犁。 《陕北汉代画像石》23页。
绥德白家山 二牛抬杠，一农夫双手扶犁。 《绥德汉代画像石》159页
绥德四十铺 1974 单牛牵引，一农夫一手扶犁，一手扬鞭驱牛。 《陕北汉代画像石》181页
绥德境内 1962 二牛抬杠，一农夫一手扶犁，一手扬鞭驱牛。身后一童子手提小袋点播下种。 《陕北汉代画像石》554页
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店子乡 1971 西河 长史 140—169年 二牛抬杠犁地，一农夫左手扶犁，右手操缰绳。二牛抬杠耙地，一农夫操纵。 《汉代农业画像砖石》136页
河套地区的农业生产技术也处于先进水平。在和林格尔东汉墓后室前壁壁画牛耕图中，耕翻过的垧土整齐成行呈平行状，有垄有沟，看来是实行了先进的“代田法”。在绥德、米脂汉画像石中还出土了多幅拣马粪图(而此类图像仅在山东膝县等地有少量出土)，可知当地在汉代就已十分重视积肥和施肥。由于生产力和耕作技术的进步，河套农作物长势旺盛，这在汉画像石中亦有体现。如绥德王得元墓牛耕图下即为粟田图，五棵谷子茁壮高大，谷穗粗项，沉甸低垂。而延家岔村的画像石上，成熟的谷田田头，还站着一位手持镰刀正欲收割的农民，尽管谷穗低垂，但禾粟仍与人同高，整个画面是一幅丰收在望的景像。①
再说畜牧业。河套地区汉画像石及壁画中，畜牧业的内容也十分丰富，其中以大型放牧图最为典型，反映了河套畜牧业的繁荣。详情见表2。
如王得元墓前室东壁横额就是一幅大型放牧图，画面主题可以理解为清晨出牧，图中群马出栅，争先恐后，夺道而驰，被惊扰的山狐野兔慌忙逃窜，牧马人骑马紧随。其后为牛群，骠肥体壮，健步前行。白家山汉墓前室西壁有一幅野外放牧图，马儿在悠闲地吃草，群羊在草地上追逐嬉戏，两只山羊在交配，一只羊羔卧地小憩，牧人是一对夫妻，他们相拥着骑一峰骆驼照顾畜群，整个画面极具生活气息。而延家岔出牧图中，走在最前面的羊群成两路纵队，后面的马牛则鱼贯而行，真可谓是“牛马衔尾，群羊塞道”了。②
汉画像石反映了河套地区畜牧技术的进步。如相马术，在绥德四十铺田鲂墓的墓门右竖石下方，画面中有一匹骏马，马后有一人手执尺子，似在测量马的各部位的尺寸，以便对马作出恰当的评价，这应是一幅相马图。③黄家塔九号墓前室东壁两竖石下部画面与田鲂墓相似，唯画中人物手中无尺，两人均拱手伫立于马后，正在仔细端祥，似在相马。④我国的相马术出现于先秦，至汉代有了很大发展，出现了黄直、陈君夫、于舆、仪长孺、丁君都、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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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绥德汉代画像石》，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188页。
② 《后汉书·西羌传》。
③ 《绥德汉代画像石》第15页。编者释为“驭手与骏马”，不妥。
④ 《陕北汉代画像石》125页，编者释为“饲马图”，不妥。
子阿等一批“以相马立名天下”的相马名家①，而对后世最有影响者则为马援。马援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铸铜马于洛阳宫中，并有《铜马相法》传世；马援西汉末年曾于北地郡“田牧”②，而汉代相马家亦多出于西北，因此其相马术在河套地区必然会有很大影响。再者匈奴人入居河套，游牧民族与汉族的畜牧经验交汇融合，共同推动了河套地区畜牧技术的发展进步，这三幅相马图应是河套相马术广泛流传且有较高水平的反映。
表2
出土地点 出土时间 墓主人 产生时间 画面内容 资料来源
绥德县城西门外 1953 王得元 永元十二年 (100年) 马、牛、羊、牧人 《绥德汉代画像石》86页
绥德延家岔 1977 马、牛、羊、牧人、车马 《陕北汉代画像石》96页
绥德四十铺 1975 两牛角抵。鹿、羊、匈奴驯马 《陕北汉代画像石》104页
绥德四十铺 t975 马、牛、羊、牧人、亭阁内二人对语 《陕北汉代画像石》158页
绥德白家山 马、羊、骆驼、牧人，战斗、射猎 《绥德汉代画像石》66页
绥德白家山 马、牛、羊、牧人，射猎 《绥德汉代画像石》144页
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店子乡 1971 西河长史 140—169 年 牧马壁画 《汉代农业画像砖石》137页
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店子乡 1971 西河长史 140—169年 牧羊壁画 《汉代农业画像砖石》138页
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店子乡 1971 西河长史 140—169 年 牧牛壁画 《汉代农业画像砖石》139页
河套地区农业和畜牧业紧密结合的关系，在汉画像石中也表现得非常清楚。陕北的完整画像石壁画一般呈门形结构，下部为两根或四根对称竖石作为门柱，通常高在1．1—1．4米，宽为O。3—0．4米，其上分布2—4个画面。上部为门楣(亦称横额)，宽与门柱同，长约2．6—2．8米，适宜表现全景式的大场面。陕北汉画像石中，放牧场面由多个个体组成，场面宏大，现有的6幅大型放牧图全部分布在门楣上。而有关农业生产的图像通常是较少个体，多在竖石上，如6幅牛耕图全部在门柱竖石的中部或下部。放牧场面比农耕场面宏大的格局，反映了畜牧业在河套经济开发中的重要地位。但是我们也看到，河套地区的畜牧业并不是草原民族那种纯粹的游牧畜牧业，而与农业有着密切的联系。首先，在上述大型放牧图中，大都有亭阁，甚至有汉阙，这是汉族农耕文化的体现。第二，支撑畜牧横楣的柱石上，大多有农耕图画，如前举王得元墓前室东壁放牧横额，其下柱石就有两幅著名的单牛拉犁的牛耕图，其下又有成熟的粟田，这一完美组合表现的主题正是汉代人常说的“田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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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日者列传》。
② 《后汉书·马援传》；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版，第222页。
东汉中期河套的农业和畜牧业，在若干方面已步人全国先进行列。汉画像石本身就是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产物，从石刻题记看，年代最早的是绥德黄家塔辽东太守墓，为永和二年(90年)，最晚的是米脂尚庄的河内山阳尉牛季平墓，为永和四年(139年)。①这从不同角度证明，河套地区的经济开发确实于东汉中期达到了高潮。顺帝永和五年(140年)，南匈奴反叛。其后又招引乌桓南下，并与西羌相连，河套地区陷于混乱之中，②第二次高潮至此结束。
(二)开发主体的变化
西汉河套开发的主体是封建国家，而东汉定都洛阳，河套地区不再具有拱卫京师的战略地位，再加上东汉的国力始终没有达到汉武帝时那种程度，故经济开发没出现西汉中后期那种轰轰烈烈、波澜壮阔的场面。当然，这仅是从封建国家的政府行为上来看的。而实际上，河套开发的主体己悄然地由封建国家变为豪强地主，田庄经济成为开发的主要形式。
东汉一代，豪强地主势力膨胀，田庄经济盛行，河套地区虽处北边，但从各方面迹像看，田庄经济亦在发展，东汉河套地区的经济开发，主要是通过田庄经济的形式进行。在陕北出土汉画像石中，田庄的场景较为常见。③许多画面中有汉阙、楼阁，大门两旁立有拥篲执戟的门吏，这是典型的地主田庄。绥德县延家岔汉墓前室西壁横额场面更为宏大，右端为一座由围墙分隔成前庭后院的大型庄园，院外宽广的场地上，五辆轺车迤逦前行，一辆轿车在后，车内显然是庄园主人，车后有四骑士护送，两边有骑士护卫。庄园只展示出前部的门庭，后面的主体部分仅显露出一点空地，但由前部的场面可以想像出后面主体建筑的巍峨宏丽。④
河套地区的田庄经济不仅存在于套内，外围亦有分布。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店子乡东汉墓中，发现农牧壁画。⑤其后室南壁有一幅田庄图，画面是一座山峦环抱、疏林掩映的田庄全貌。右上方的山前山后分别有农夫扶犁驱牛耕耘，中部有廊舍、坞壁和厩棚栏圈，蓄养着成群的马、牛、羊、猪、鸡等。近旁有园圃和车库。左面廊舍的周围环绕着成片的桑林，树下有妇女正在采桑。右下方有3个方形沤麻池，两人正在分别进行沤麻操作。左下方有两人在摊晾蒸熟的黍粟，说明庄园内还制麴酿造。⑥这是一幅典型的自给自足的地主田庄图。墓主人生前曾任西河长史等职，具有官僚背景，故其田庄规模很大。在墓前室的北耳室，还有一幅农耕壁画，左面为一农夫驱牛扶犁耕地，右面为一农夫驱二牛耙地，上部是一块已经耕好的土地，其土地可谓“田连阡陌”。远处是一排圆形的粮囤，近处为打谷场，场上有许多粮食堆，地上散布着斗、斛等量具，榜题“斛”、“聚穀”三字，近处有三辆牛车运送粮食，这是地主收租的场面。此外，墓中还有放牧图，其中一幅牧羊壁画，上方有一堡垒，里面屯积粮食，其旁赫然榜题“坞壁”二字，看来田庄内还有武装。东汉豪强地主田庄的主要特征在这里全部具备，可知东汉后期河套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已与内地无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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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陕北汉代画像石》234页。
② 《后汉书·南匈奴传》。
③ 出土汉画像石的神木、榆林、米脂、绥德、子洲、清涧、吴堡等县市，均在北纬39度至37度之间。
④ 《陕北汉代画像石》，第80—81页。
⑤ 《和林格尔发现一座重要的东汉壁画墓》，《文物》1974年第l期。
⑥ 吴荣曾：《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中反映的东汉社会生活》，《文物》197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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