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常思维、变态心理与历史

数学是一切精密的基础，依目前的人类知识，任何一门学问，若无数学全面、彻底地介入，就难以成为精密科学。但数学至少迄今为止，尚不是万能的。即使是西医，也做不到使数学全面、彻底地介入医疗，至于中医就更谈不上有多少数学基础。但人们也不能说西方医学就不算科学，传统医学就不科学，只是不算精密科学。再如解析人们的复杂思想感情，数学就难以有用武之地。与人们复杂的思想感情相关的史学、文学之类，目前与数学的关系就更是少得可怜。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时常会说，某人丧失理智，某人怪脾气。然而在我个人研究时，最初却是完全用正常思维之类，去忖度、理解和剖析一些历史人物，後来逐渐感觉此种研究思维之不足，行不通，还是发生在研究宋高宗赵构时。宋高宗是个聪明人，决不是笨伯，我最初只是用聪明人应有的正常理智去忖度他。但是，史料上却记载了他一系列似乎是反常的、令人莫名其妙的行动。自古以来，中华帝王逃亡，飘泊海上，只是仅有的数例。宋高宗在金军的侵逼下，万不得已，只能冒着随时葬身鱼腹之险而航海，狼狈万状。不料他抵达台州章安镇，时值元宵节，就别出心裁，买了数万柑子，将柑子皮中贮油点灯，放置海上，于是竟出现了几万点火珠，荧荧出没在沧溟之中。我读史至此，不由扪心自问，如果自己在此境况中，还有心思元宵行乐否？其实，这件事情正说明了他是天生的风流太平天子的胚料，不论在何种情况下，他念念不忘的，就是恣意享乐。宋高宗杀害陈东、欧阳澈、岳飞等人有足够的凶狠，在臣民面前，也具备足够的帝王专横霸气，但对杀父之仇却表现了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奴气。金海陵王蓄意吞灭南宋，特命其使者王全毒骂宋高宗，说“彼必不敢害汝”，而宋高宗听到毒骂，只是躲到屏风后哭泣。事后，他又命令大臣照旧设宴招待，以礼貌发遣金使，还继续派遣使者，仍企图乞求完全没有丝毫希望的和平。宋方史书为了给皇帝遮羞，只字不提辱骂的情节。我真是惊异于他的忍辱心态，我想，换做是个稍有血性者，是可忍，孰不可忍，肯定是先宰了这个辱骂自己的金使，再行区处。待到金海陵王南侵失败，新即位的金世宗派遣使者前来，宋高宗刚说了些“洒扫陵寝，肃清京都”之类豪言，就马上改口，说可与金使讨论“朝见之仪、岁币之数”等。他先说要与金使在交界处讨论，商量不妥，就不接待，旋即又让金使到临安，主动引见。自称“臣构”二十年的人，似乎已不知与杀父之仇平起平坐为何物。如此千古一人，能用正常的理智去忖度他吗？
从宋高宗的研究中得到了启示，我又逐渐发现，历史人物的反常思维、变态心理之类还不是个别的、罕见的现象。依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的思考，人类既然有正常思维、常态心理之类，其反面和对立面也就必然会有反常思维、变态心理之类。
譬如隋炀帝、明正德帝、嘉靖帝、天启帝等，都是具有反常思维和变态心理，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使研究者感到困惑，无法理解。明朝到了天启年间，已是外有清朝侵逼，内有百姓造反，风雨飘摇，国将不国。然而天启帝似乎根本不在乎，他不爱后宫成百上千的粉黛，仅仅爱奶妈客氏，客氏又与太监魏忠贤勾结，两人与天启帝结成了三位一体，是明末的三人帮，虽然只是短短七年，将全部国政，搞得七颠八倒，乌烟瘴气，书写了明朝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也许还用得上古人的感慨，国之将亡，必有妖孽！类似的情况并非只有在中国，例如俄国罗曼诺夫王朝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皇后亚历山德拉和妖人拉斯普京，也同样结成了诡怪的、简直令正常人无法设想的三人帮，他们似乎是自觉自愿地充当了这个王朝的掘墓人。
反常思维和变态心理不仅在古史中起着巨大作用，在今史中也同样起着巨大作用。其最现成的实例就有希特勒、斯大林、江青等人。希特勒具有歇斯底里（hysteria）式的狂躁，是人所共知者。但在登台之初，却是帮助了他的成功。例如他决定往莱茵河以西的不设防之地进兵，这当然是对号称头等陆军国法国的挑战。德军参谋本部还是按照正常的军事理智，竭力反对此举，并且准备一旦法军反击，就只能投降。然而希特勒的冒险，竟然在昏愦的法国当局面前，赢得了完全成功。德意志民族是当时世界上的先进民族，竟被他的法西斯主义煽动得如痴似狂，结果是给本民族，也给整个欧洲制造了空前的灾难。欧洲一时似乎是众人皆醉，只剩下丘吉尔等很少数人是清醒者，但他们却无力在战争未爆发前扼制战争。
斯大林在反抗沙皇时养成了铁一般的品格，他改姓“钢”，俄文的音译就是“斯大林”。他的一句名言，在斗争中，私人的情义是分文不值。一旦当政，又反过来对昔日的同志也同样是铁一般无情。十月革命的元勋绝大多数被他屠戮殆尽。但是，最令人不可思议的，当然是所谓肃反。当时的联共中央委员一般已都是他的亲信，却被大部处死。当时苏联的高级将领中，五大元帅只留下两个在卫国战争中证明是饭桶的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四名一级指挥员杀了三名，十二名二级集团军司令员一个不留，六十七名军长杀了六十名，一百九十九名师长杀了一百三十六名。天哪！难道这一大批中央委员和将领，对斯大林的威权构成了什么威胁，而非要下此毒手？此种怪诞的、惨酷的屠害记录，即使人们使用反常思维和变态心理去忖度，也仍是解不破的谜团。数学除了对肃反等事件作一些残缺不全的统计外，又有何用？据说，在斯大林统治下，无辜遇难者，包括集体化时大批饿死农民，竟约有四千万人。
我作为人，当然不愿意自己的祖国有国耻，自己的民族有族辱。但是，既然有了国耻与族辱，就必须深刻反省，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是对自己祖国和民族负责任的态度。采取回避、掩饰和抹杀，当然不是负责任的态度，更算不上是什么爱国主义。在这个问题上，当代中日两大民族应当向德意志民族学习。在此不能不提到江青。我最初是在文革后期，听一位学长兼挚友韩耀宗说，党内曾有决定，同意江青与毛泽东结婚，但婚后不得问政。他说，自己是在北大上学时，一个党员同学对他郑重地说过此事。后来，我是在《解放日报》的长篇记事中见到对此事的承认，但是，可惜不是来源于党内的挡案，而是来源于国民党在一架飞机失事后，查抄到王若飞的笔记本中，载有此事。
史实表明，江青在蛰居的二十馀年中，大部分时间还是收敛的，似乎说不上有多少失德。直至文革时，人们才开始真正了解江青。她得势之后，似乎女人的一切坏毛病集中于一身。她多么渴望得到最高权力，可悲的是她根本不具备政治家的那怕是半点素质。到文革后期，我常想起，当年鲁迅先生讽刺文坛一些人，说他们把叔嫂斗法、妇姑勃谿的一套搬用到文坛上了，而江青却是把叔嫂斗法、妇姑勃谿的一套搬用到政坛上了，她所玩弄的，尽是些让人们普遍厌恶的小伎俩、小手腕，却又将人口最大的国家弄个七颠八倒。我当时私下说，江青的政治表演，大致还是停留在当年三流电影明星的水平，一点也没有长进。
文革所表现的十足的愚昧性、野蛮性、荒唐性和疯狂性，是人类史上亘古未有的。但反问自己，作为一个亲历者，在当初是否也真切地体会到十足的愚昧性、野蛮性、荒唐性和疯狂性？说老实话，自己在最初几年还是相当懵然的，只是有愈来愈深的迷惘和痛苦，简直不知所措，不知自己应当怎么做，做什么。１９８４年岁末，是个值得纪念和回味的时刻，海峡两岸的宋史学家，终于在香港开始了正式的骨肉般的重新团聚。当时的我，还是有一种文革前养成的意识，既然党叫我去做统战工作，我总得不辱使命吧。台湾同胞在会面之初，也怀着好奇心，向我发问。他们听到过许多大陆发生的怪事，总觉得不可思议，莫不是宣传造假，就向我逐一查询，是否都是真的。深受说了多少年违心话之苦的我，虽然负有统战使命，但也确实不忍心再向自己的同胞骨肉编造谎言，就逐一承认，都是事实。
我如今才意识到，台湾的几位同行还是在用正常思维、常态心理之类，去忖度江青之流了。他们是少见多怪，而我却是多见不怪，久入鲍鱼之肆，不闻其臭，经历了长期的神化兼奴化，在潜移默化之中，竟将许多反常的事物，将一切倒行逆施都视为正常了。如今再回顾１９６６年文革之初，仅就学校停课，停止招生，研究单位停工，继而工厂停产而论，也无疑是荒谬绝伦之举。然而在当时，尽管如自己那样，尚有大学毕业的学历，这在全民族中只占很小比例，却对此突发事件根本没有清醒认识，还误认为须要去认真领会毛主席的高深得不可测的伟大战略部署呢。数学对研究大饥荒和文革能起什么作用？连饿死多少骨肉同胞，文攻武斗造成多少生命和财产损失，也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可言。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华民族的素质，仍低于三、四十年代的德意志民族。然而当时的德国人也不免中了反常思维的魔法，则六十年代的大陆人中了魔法，造成了民族的疯狂，也就不足为怪了。
记得林彪事件之后，我们所的人员正安置在明港军营中，经常闲聊天。当时报刊上正在不点名地批判“假马克思主义骗子”，即陈伯达。我对历史所副所长熊德基先生感叹说：“其实，人类知识已经积累了几千年，很多事只要有对普通事物的常人见解，就完全可以办理。但是，这个‘假马’却偏要用所谓无产阶级的、故作深奥的胡说八道，去否定对普通事物的常人见解，结果无非是把许多事情搞得一团糟。”熊德基先生深以为然，认为我“说得好”！反省自己，虽然具备大学学历，既然置身于那种特殊环境之中，要学会对事物的正常思考，也决不是易事，我是在痛苦之中，才逐步清醒的。
人们出现反常思维、变态心理之类是常有的。一般说来，仅属个人的脾性而已，只有少数人，酿成了危害他人或社会的犯罪心理。但是，专制政体的自身就是反常思维、变态心理之类的温床，而掌握了最高的、得不到监控的权力的个人，其反常思维、变态心理之类无疑会对整个社会、整个民族造成绝大的危害，在历史上所起的破坏作用是极其巨大的。
要研究一些历史人物的反常思维、变态心理之类，只怕还是用得着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兽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马恩全集》第１卷第４１１，４１４页）。如要剖析希特勒、斯大林等人的反常思维和变态心理，其最可怕的一条，就是绝对地嗜爱和玩弄权力，因而极端地蔑视人的宝贵生命，似乎每一个脑细胞里都充塞着可怖的兽性。研究历史，总是要将历史人物的套话和心声予以严格区分，由表入里，方得以贯穿假象，揭示本质。
镜子照人尚且有歪曲人形的哈哈镜，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自然远比哈哈镜复杂得多，但归根结蒂，不论是正常理智、常态心理，还是反常思维、变态心理等，也都并未超脱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的根本范畴。至于反常思维和变态心理所以能在历史上起极其巨大的破坏作用，一般说来，又是专制政体下具有历史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