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人ChinCheo贸易居留地探寻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9-06
[关键词]16世纪；Chincheo(漳州)；月港；浯屿；葡萄牙居留地
[中图分类号]K248．2 [标识码]A [文章号]1000-422x(2004)01-0001-08
[收稿日期]2004-01-20
16世纪上半叶，葡萄牙海盗式商人和航海探险家在Chincheo(漳州)持续进行隐藏式贸易(Trade Under)长达三十年之久。在西方海洋世界，它是与Liampo(宁波，实指双屿)齐名的国际走私贸易中心。在世界史上，葡萄牙人在Chincheo的活动是西方东进亚洲海域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环节，后来的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寻踪来到这个地区，在环海掀起轩然大波，海峡成为东亚海权竞逐的焦点。
Chincheo系闽南话的记音，但当时的葡萄牙文献没有其地理位置的记述，同时代的古地图也只是大体标识其所在的海湾，后来的西方航海界还用Chincheo称呼其所在的福建省。这就使Chin- cheo蒙上神秘的面纱，西方史家屡作考证，始终在漳州与泉州两地名之间争论不休，以至把它当作模棱两可的地名：或指漳州，或指泉州，各自表述。直到20世纪下半叶，经戴裔煊、张增信、程绍刚、翁佳音等人的的考证，明确葡萄牙人所说的Chincheo是漳州而非泉州的闽南话记音，其涵意是漳州港区，地理位置在漳、泉之交的大厦门湾①，但对葡萄牙人在Chincheo活动的这段，中外史家仍缺乏明晰的论述，特别是葡萄牙人居留地在那里?尚未完全解决，而且中国出版的一些西方史学译著，仍旧把ChirLcheo译为泉州，错误的传统说法还继续流传，没有得到纠正，有必要比照中葡文史料，重加勘定和诠释。
一、Chincheo的“海岸城市”指那里?
葡萄牙人最早抵达Chincheo的年代是1518年(正德十三年)。葡萄牙文献记载，乔治·马斯卡尼亚斯(Jorge Maoscanrenhas)在广东屯门雇请中国舵手，驾船随几艘前往琉球的中国帆船北上，到Chincheo时，由于错过了季风，改变计划，在Chincheo的“海岸城市”“作了极有利的贸易”。葡萄牙史家Armando cortesao、Braga，Jose Maria说是漳州，而Tien-Tse chang(张天泽)则说是泉州，英国史家C．R．Boxer(博克舍)也说：
这可能指泉州，它离海仅六哩左右，而不是漳州，它沿河而上约二十五哩，但我们并不 能肯定这一点②。
很明显，他们是把它与漳州府城、泉州府城作比对。但是，这两座府城都不是“海岸城市”，怎能凭离海的远近说它可能指泉州或漳州呢?
现在，Chincheo即漳州的闽南话记音已经定案，那么这座“海岸城市”漳州城又在哪里呢?
海洋活动异于陆地。在帆船时代，航海的决定性因素是风信与海流。从福建往琉球，须趁夏季(农历五、六月间最佳)西南季候风盛发(南风或西风亦可)、赤道暖流(黑潮)由西南盛向东北之时，取小东岛(台湾)鸡笼头过台湾海峡。1472年(成化八年)以前，泉州是明朝法定的琉球朝贡贸易港口，从泉州往琉球，根据帆船使用的航海针路，由晋江县回头(今晋江市金井镇围头村)或同安县嘉禾屿(厦门岛)曾家澳启航，例自同安县浯洲屿(金门岛)北太武候风放洋，北上至东墙或东涌、梅花，航往鸡笼头。福建市舶司移往福州后，则例由五虎门往梅花东外山开洋。乔治．马斯卡尼亚斯从广东北上，就是要衔接这条传统航路到琉球去的。但当他到漳州海面即大厦门湾时，风向已转，其受阻候风的具体地点应是传统的候风放洋之地浯洲屿(金门岛)北太武下的料罗澳。1519年(正德十四年)Anonymos-JorgeRelnel的葡萄牙航海图，在厦门湾附近海上(或岛上)标示Lalo或 Lalei(料罗)的文字③，可能是这次寄泊候风得来的知识。因为在这前后二三年内，并没有第二只葡萄牙船来过这里。当然，他们也可能事先从中国舵手那里探知这一地点。
这时，由于已过西南季候风之期，葡萄牙船要逆风驶往泉州湾，进入河道淤积的晋江到不开放贸易的泉州府城，不符合常识。要在当地进行贸易，只有顺风经大担门人厦门湾，所到的河口就是漳州河(九龙江)口。“海岸城市”的位置在河口之内，最大的可能就是月港了。
当时海上盛称的漳州，就是以月港为中心的漳州河(九龙江)河口。月港位于九龙江人海处，距漳州府城五十里，港湾开阔，“潮汐吞吐，通舟楫，……两涯商贾辐辏，一大市镇也”④。早在1453年(景泰四年)，月港兴起，“月港、海沧诸处民多货番而善盗”⑤。由于官司隔远，威命不到，是官府管理的空白地带，故到了成弘之际(1465—1505年间)，月港因海上走私贸易而起来，“十方巨贾，竞鹜争驰，真是繁华地界”，有“小苏杭”之称⑥，具备“海岸城市”的景观。1506-1521年(正德间)，月港“豪民私造巨舶，扬帆他国以与夷市”⑦，“土民多航海贸易于诸番”⑧。此时他们导引葡萄牙船到月港虽属违禁，但从通番贸易而言，倒也顺理成章。当地百姓以通番为生，对葡萄牙人到来交易没有反感。乔治．马斯卡尼亚斯“在该地感觉到百姓比广州要富有，比广州人更有礼……他在那里停留时一直受到当地百姓的极友好善意的接待”⑨，把它说成是Chincheo城，也就不奇怪了。何况，漳州府城是地方权力中心，不在岸边，又不是明朝许可的通贡地点，当地百姓不可能公然与葡萄牙人交接，甚至“比广州人更有礼”的。
这一种解释，是用地理和航海常识推论的，虽然也没有文献的直接证据，不能做为定论，但显然比指为漳州府城合理得多了。
二、葡萄牙人Chincheo居留地在金门岛吗?
葡萄牙人自1518年首次抵达Chincheo，到1549年完全撤离为止，曾经建立过居留地(或称暂居地、驻时驻地)，规模仅次于浙江双屿，人数达五、六百人。中外史家一般认同葡萄牙人在Chin— cheo的居留地在浯屿，建立居留地的时间大致在1542年(嘉靖二十一年)或稍前。但不少中国学者把浯屿当做金门岛，写入、专著，甚至辞典、教科书。如1979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在《辞海·地理分册》中称浯州屿：“古岛屿名，简称浯屿。即今福建金门岛”。1984年，戴裔煊在《(明史·佛郎机传)笺正》(中国社会出版社，笫42页)中说：“浯屿或浯州屿是金门岛的旧称”。1993年，张维华主编《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高等出版社，笫310页)中说：“葡萄牙人随后又转移到福建沿海的浯屿(今金门)和月港”。蔡美彪主编《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笫289页)中说：“被赶出双屿的葡萄牙殖民者又转移到福建泉州府的浯屿(今金门)”。邱树森、陈振江主编《新编中国通史》第二册(福建人民出版社，笫646页)说：“葡萄牙人……强占双屿(今浙江象山港外)、浯屿(今福建金门：)”。1997年，陈尚胜《怀夷与抑商：明代海洋力量兴衰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第83页)说：“葡萄牙人先后在福建漳州的月港、同安的浯屿(今金门岛)……等港进行走私贸易”。1998年，谢重光等《金门史稿》(鹭江出版社，第23页)说：“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葡萄牙殖民者在外海岛屿无所获利，便整众直犯漳、泉之月港(今龙海市海澄镇)、浯屿(即金门)”；赵立人《葡萄牙人人居澳门的再研究》(广州《学术研究》1998年第8期)说：“这时以葡人为主的外商已在宁波双屿、泉州浯屿(今金门岛)建立了居留地”。1999年，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十五册第九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410页)说：“朱纨又和福建巡海道副使柯乔率兵进攻福建的浯屿(今金门)”；黄鸿钊《澳门简史》(香港三联书店，第38页)说：“同安的浯屿(今金门岛)、诏安县的走马溪等，也都是当时重要的走私和贸易据点”。2001年，黄中青《明代海防的水寨和游兵》(台湾明史研究小组印行，笫85页)云：“浯屿，大担南太武山外(今福建同安县东南浯州屿)”；卞利《胡宗宪评传》(中国文联出版社，笫194页)也说：“福建浯屿(今台湾金门)”。其实，这是错误的，但长期未得到更正。
有关这一时期葡萄牙人在漳州海面的活动，葡萄牙文献比较可信的有Galiote Pereira(伯来拉)的A1gumas coisas da china(中国报道)，和Fr．Gaspar da cruz(克路士)的Thatado das coisas da china(中国志)，均有中文译本或摘译”，但这两部书仅一般地提到Chincheo，没有出现县和县以下的小地名。以往的研究指出其他资料略有提及，如“大约1550年到1588年的葡萄牙《旅行指南》，表明葡萄牙人常在浯屿过冬，在Leh-su(烈屿)装运商货，在Hai-men 1sland(海门岛)修整船只，补充供给，在Lialoo、lailo(料罗)驻泊避风”⑾。1554年Lopo Homem所绘航海图，在金门岛区域标示 Lailo，where trade was conducted(料罗，交易在此进行)等文字⑿。Femao Mendes Pinto(平托)的Per- egrina Gao，据金国平的中文全译本《远游记》⒀，提到Chincheo地区的小地名，有厦门：“河的人口处有一小村，名厦门(xamoy)，皆是些渔民和穷户”(第五十五章，第161页)。还有料罗：“第二天早晨，我们就抵达了料罗港……几个我们的人登了陆，很快就买齐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东西……还补充了淡水，招募了水手”(第五十八章，第170页)。
再看中国方面的文献，排除只提福建、漳泉、漳州、龙溪等县以上地名的一般记载，可以检索到葡萄牙人在沿海岛屿的停泊贸易地点有浯屿、海门岛、大担屿、金门(料罗澳)、厦门(曾家澳)等处：
1547年(嘉靖二十六年)，葡萄牙人“寇漳州，私市浯屿”⒁。“佛郎机夷人先于嘉靖二十六年四月內入境，劫掠去来无常”⒂。八月内，“佛郎机夷连艘深入，发货将尽，就将船二只起水于断屿洲公然修理”。九月，“夷船停泊海门澳”⒃。“既而海道见金巡按急欲驱夷，始移文永春，取郑岳乘传至海门谕夷，……夷舟有九，至者六舟，……差人往谕其报税，而忽攻之”⒄。又：“有佛郎机夷船载货在于浯屿地方货卖，漳泉贾人辄往贸易，巡海道柯乔、漳州知府卢璧、龙溪知县林松发兵攻夷船不得，通贩愈甚”⒅。“番以货泊浯屿，月港贾辄往贸易，禁之不可”⒆。“有佛郎机船载货泊于浯屿，月港恶少群往接济”⒇。
1548年(嘉靖二十七年)五月，因卢镗攻破双屿，“有大夷船五只，中哨船四只……抛泊浯屿外洋大担屿”。十八日，“又有新到佛郎机夷船一只来泊担屿”。七月，“又有佛郎机夷船三只由广东经入海门屿中港湾泊”。十二日，“夷船退泊旧浯屿”。“又有尖底大夷船一只，带哨二只，于十八日自南洋来；黄崎敌败折桅大夹板船一只，于十九日自北洋来，俱至旧浯屿与前夷合船”。八月初九日，“有双桅贼船二十馀只入同安料罗澳”。“又有异色鸟尾双桅大船二只，从北洋于二十五日驾至同安县料罗澳湾泊”。九月初二日，“夷屿番哨四只，驾入曾家澳烧劫民船”。二十日，“又有佛郎机国王船续到”[21]。
1549年(嘉靖二十八年)正月，“旧浯屿贼夷于二十五日分艘陆续开洋”[22]。按：海门澳，即海门屿中港，在今龙海市海门岛，离月港三十里许，当时属漳州府龙溪县。浯屿，今漳州龙海市港尾镇浯屿村。大担屿，今金门县大担岛。料罗澳，今金门县大金门岛料罗村料罗湾。曾家澳，今厦门市厦门岛思明区曾厝安珍珠湾。以上当时属泉州府同安县。这些岛屿分布在大厦门湾漳州港区的范围内。
葡萄牙人在Chineheo的停泊贸易地点，要发展成为有五、六百人暂居的居留地，还是有条件的。一是要隐蔽，地方偏僻，与外界隔绝，久住而不易被发现，才有可能贿通官员默许；二要处于主航道旁，漳泉两个方向的私商均能方便前来交易。浯屿位于同安极南，东北距大担屿5．5公里，西距漳州陆地岛尾2．8公里，是一座长2．25公里、宽0．48公里、面积1．08平方公里的小岛。屿首尾两门，船皆可行。浯屿澳在浯屿西，港湾平稳，是天然避风港地，周围水深，上下不受潮汐限制。明初在浯屿上设浯屿水寨，1443年(正统八年)焦宏巡视福建时，建议将水寨移至嘉禾屿(厦门)中左所，仍称浯屿水寨，故此后人们俗称浯屿为“旧浯屿”、“外浯屿”。浯屿海道四通，又与沿海陆地和附近海岛隔开，因撤防而无官员监管，隐蔽性高，本是漳泉走私海商和海盗的据点。葡萄牙人选择它为居留地，条件完全符合。他们通过走私海商贿赂浯屿水寨官员，交纳买港费，从而得到默许，见诸都察院审问记录：浯屿水寨把总指挥佥事丁桐供认“纵容土俗哪达通番，屡受报水不啻几百，佛郎夷贼入境，听贿买路砂金，递已及千”[23]。朱纨在《六报闽海捷音事》中直斥浯屿为“夷屿”、“夷岛”，葡萄牙人建有港口和防御工事，“兵船在外挑战不出”。所以，后出的《筹海图编》明载：“外浯屿乃五澳地方，番人之巢窟也”。万历《漳州府志》卷三十，《海澄县·杂志·兵乱》载：“有佛郎机船载货泊于浯屿，月港恶少群往接济，后被军门朱纨获接济之人，戮之，夷船方去”。1633年(崇祯六年)刊刻的《海澄县志》卷十四《寇乱》载：“有佛郎机夷船载货泊浯屿地方货卖，月港贾人辄往贸易，……朱纨厉禁，获通贩者九十馀人，遣令旗令牌行巡海道柯乔、都司卢镗就教场悉斩之，夷舶乃归”。同书卷一《舆地志·山川·浯屿附》还记载：“万历甲辰(1604年)，红夷求市，说渠锦囊载称，旧浯屿祖系彼国互市地”。英国史家C．R．Boxer(博克舍)也指出：
大约1550—1588年的《旅行指南》……提到迪额郭．伯来拉(Diogo Pereira)曾和他 的船在一个岛外过冬，这岛明显地是浯屿；尽管没有注明年代，仍可断定是在1548年，我 们根据其他文献得知他那时是在那儿”。
浯洲屿(金门岛)与浯屿是大厦门湾两个不同的海岛。浯洲屿，又称浯江、浯岛、浯海、沧浯、吴洲、仙洲，因明初在浯洲之南置永宁卫金门守御千户所，得名金门。浯屿不是浯洲屿的简称。浯洲屿属同安县翔风里，生齿万计，岛上设有金门守御千户所，田浦、陈坑、峰上、官澳四个巡检司。“料罗，在金门极东，突出海外，……其澳宽大，可容千艘。凡接济萑符之徒，皆以其地以为标准”[25]，葡萄牙人在此停泊贸易，无庸质疑。但文献仅有“料罗、乌沙，乃番船等候接济之所也”的记载，如果有葡萄牙人居留地存在，应该不至于失记的。
弘治年间刊刻的《八闽通志》卷七《地理·山川·泉州府同安县》载：
浯州屿：[同安县]十七都至二十都之民，皆处其上，凡二千馀家，多产鱼盐。上有海印岩，一名太武山。
卷八《地理·山川·漳州府龙溪县》载：
浯屿：林木苍翠，上有天妃庙，官军备倭者置水寨于此。
卷四十一《公署·泉州府武职公署》载：
浯屿水寨：在府城西南同安县嘉禾。旧设于浯屿，后迁今所，名中左所。
1534年(嘉靖十三年)刊刻的《龙溪县志》卷一《地理》引用上揭浯屿条，增添一句：“今迁于嘉禾，此地遂为盗泊之所”。1573年(万历元年)刊刻的《漳州府志》卷三十《海澄县·舆地志》，在嘉靖《龙溪县志》浯屿条首句“林木苍翠”之前，再加“在同安界海中”一句。又在卷七《险厄·水寨》记：
浯屿水寨属泉州府同安县，然尝调漳州卫军在彼防守，而是寨在吾漳：视泉州尤为要地。
按：浯屿水寨旧设在大担、太武山外，可以控制漳、泉二府。1562年(嘉靖四十一年)首刻的《筹海图编》卷四《福建事宜》云：
浯屿水寨：原设于旧浯屿，有以控大小担屿之险，内可绝海门、月港之奸，诚要区也。 不知何年建议迁入夏门地方，旧浯屿弃而不守，遂使番舶南来据为巢穴，是自失一险也。
1602年(万历三十年)，浯屿水寨从嘉禾屿中左所(厦门)迁至晋江县的石湖澳。叶向高在《改建浯屿水寨碑》中追溯其原委，也说：“浯屿水寨故在大担、太武山外，后徙于中左所”。
1612年(万历四十年)刊刻的《泉州府志》卷十一《武卫志上》所载方位更为具体：
国朝洪武初……于大担、南太武山外建浯屿水寨，扼大、小担二屿之险，绝海门、月港 接济之奸。
旧浯屿，在同安极南，孤悬大海之中。左连金门，右临岐尾，水道四通，乃漳州、海澄、
同安门户，国初设寨于此。
这一年，何乔远开始编撰《闽书》。虽然他在《方域志·泉州府同安县》下仅仅提及“浯屿，旧置水寨”，但又说：“大担屿，周围五里，外连浯屿水寨”。方位也很明确。
可见，明朝人并没有把浯屿与浯州屿(金门岛)混为一谈。
为什么当今许多学者会把浯屿当作浯州屿(金门岛)?因他们均未举证，不知其根据何在。浯屿与浯洲屿一字之差，很容易使人产生前者是后者简称的错觉。据我的检索，把浯屿与浯洲屿混淆，始作俑者似是清初的大学者顾祖禹(1631—1692)。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九“同安县”下作了这样的记述：
[浯洲屿]县东南大海中。……屿广袤五十余里，有山十数。最高者曰太武，……又有海印岩、石门关诸胜，其地亦名五澳，实番人巢窟也。明初设浯屿水寨于此。
[浯屿寨]在县东南，水寨也。……寨置于浯洲屿太武山下，实控泉州南境，外扼大、小担二屿之险，內绝海门、月港与贼接济之奸。成化中，或倡孤岛无援之说，移入厦门內港，仍曰浯屿寨。……旧浯屿弃而不守，番舶得据为窟穴。
顾祖禹对明代史志的解读出现偏差。首先，他把太武山理解为浯洲屿的太武山，即海印岩。其实在厦门湾陆地和海岛有两座太武山，浯洲屿(金门岛)的太武山俗称北太武，漳浦县东南岬甲上还有一座太武山，又名太母山，俗称南太武。林腾骧《登大轮山最高顶望南北二太武》云：
北太武浯江村，南太武鹭江濆。彼一太武此太武，两扇海门南北分[26]。故厦门的海口形势，清代有“金门依辅车，浯屿互襟带”[27]的描写。明代志书所记浯屿“在大担、太武山外”，指的太武山是南太武，浯屿正是位于南太武山外海中。顾祖禹将其改为“浯洲屿太武山下”，又把“控制漳、泉二府”改为“实控泉州南境”，这就把水寨搬到浯洲屿(金门岛)上去了。
其次，厦门湾有五大澳、五小澳。据《厦门志》卷四《防海略》，五大澳是神前、塔头、涵前、高崎、鼓浪屿，五小澳是曾厝安、内厝、青浦、浯屿、大担。顾祖禹说“其地亦名五澳，实番人巢窟也”，似本于《筹海图编》。而《筹海图编》明记是“外浯屿乃五澳地方，番人之巢窟也”，而非浯洲屿。
尽管福建地方官员和闽南民众清楚浯屿与浯洲屿的区别，但有清一代如《嘉庆重修一统志》等海防地理书籍，一再剿袭顾祖禹之说，占有学术霸权，以至谬种流传至今。
三、漳州陆地有葡萄牙人居留地吗?
虽然中外史学界一般认同葡萄牙人在Chineheo的居留地在浯屿，但仍有人探寻葡萄牙人在漳州陆地建立居留地的可能性。19世纪80年代，曾任福建英国领事的菲利普提到镇海附近：
不过史书经常提到葡萄牙船只常去浯屿，而我曾与之多次商讨这个题目的道格 拉斯博士(Dr．Douglas)告诉我说，他认为葡人在镇海(Tinghai)[=Chenhai?]岸有一个小 驻地，在大陆的某个地方，差不多对着浯屿，这不是不可能的。因为当地的百姓已有多年与外国人相处的传统[28]。
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张维华把月港与浯屿并提：
大体澳门基础未巩固之先，葡人商于福建及浙江者甚多，而其寄留之地则以浙之双屿、闽之浯屿、月港为要会[29]。
50年代，英国学者博克舍(C．R．Boxer)也认为：
其中最热闹的临时驻地是宁波(NingPo)附近的双屿港(Shuang-hsu-Chiang)、大厦门湾南端的浯屿(Wu-hsu)和月港(Yueh-Chiang)[30]。
80年代，中国学者朱维干说是月港：
嘉靖的葡人居留地，当在月港[31]。
90年代，澳门学者金国平也从其说：
葡人在厦门湾一带的贸易暂居地……主要是月港[32]。
学者张增信则提出稳健的看法，既承认葡萄牙人在漳州陆地建立贸易据点的可能，又认为这只是“滩头式”的，实质上否定在漳州陆地建立居留地：
由于葡人抵达漳州较早，因此可能已在漳州陆地建立起贸易的据点，这是与在宁波外海的葡萄牙人稍为不同的地方。不过他们在漳州陆地所建立的据点，应该是所谓的“滩头式”，亦即限于“停泊、搭棚、交易、存栈、过冬、返回”的贸易，尚未形成如平托所说的殖民聚落(Settlement)型态[33]。
这个问题未能深入讨论下去，大多数学者采取迥避的态度，实际上并没有解决。葡萄牙对 Chincheo居留地的描述很含糊，平托说是一个港口，没有明确说是在海岛还是在沿海大陆。16世纪上半期的欧洲古地图，据研究，1537年Anonimo-Gaspar viegas绘制的两张图，在厦门湾北的陆地尖端，标示eabo de Chineheo(漳州岬甲)。1542年法国人Jean Rotz绘成献给享利八世的世界地图中在同样位置标有C：de Chincheo(漳州岬甲)。1545-1548年Anonym．n．d．的东亚地图，在厦门湾口标示R．de Chineheo(漳州河口)。[34]显示葡萄牙人到过那里。
在漳州岬甲和漳州河口的葡萄牙人陆地停泊贸易地点有那些?从中国文献检索，有海沧、月港、井尾港、岛尾澳、鸿江澳等处。
葡萄牙人首次抵达漳州，到过月港停泊贸易，己见上述。葡萄牙人再到漳州，一般认为在1522年(嘉靖元年)广东屯门、西草湾之役以后，“有司自是将安南、满刺加诸番舶尽行阻绝，皆往漳州府海面地方，私自驻扎”[35]。“初，佛郎机火者亚三既珠，广东有司乃并绝安南、满刺加，诸番舶皆潜泊漳州，私与为市”[36]。或谓：“商舶乃西洋原贡诸夷载货，舶广东之私澳，官税而贸易之。既而欲避抽税，省陆运，福人导之改泊海沧、月港”[37]。“本[龙溪]县八九都地月港……诸岛夷舟船所凑泊处也”[38]。这些史料均未提到葡萄牙人，然“其党类更附诸番舶杂至交易”[39]，不无可能。
1541年(嘉靖二十年)，林希元废居林下、回到同安以后，多次记“佛郎机”、“岛夷”、“机夷”即葡萄牙人之行迹。《林次崖先生文集》卷五《与翁见愚别驾书》云：“佛郎机之来，皆以其地胡椒，苏木，象牙，苏油，沉、束、檀、乳诸香，与边民交易，其价尤平，……大约机夷之人，不下五六百”。卷八《赠翁见愚别驾之任道州序》云：“岛夷商贩吾地，当道驱之不得，乃严之禁，至商贾之舟亦戒行，民病焉”。卷十《金沙书院记》云：“岛夷久商吾地，边民争与为市，官府谓夷非通贡久居于是非体，遣之弗去，从而攻之。攻之弗胜，反伤吾人。侯(龙溪知县林松)与宪臣双华柯公(巡海道柯乔)谋曰：杀夷则伤仁，纵夷则伤义，治夷其在仁义之间乎?乃偕至海沧，度机不杀不纵，仁义适中，夷乃解去，时嘉靖某年某月也”。其中指出“岛夷久商吾地”，“久居于是”，但未言及具体地点。
比较具体的资料出现在朱纨巡阅漳州之后。如云：
1548年(嘉靖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贼船十四只，突入井尾港”。八月十七日，“夷哨二只、卑阑二只入岛尾澳”[40]。“二十七年，复至漳州月港、浯屿等处，各地方官当其入港，既不能羁留人货，疏闻庙堂，反受其私賂，纵容停泊”[41]。“此时有佛郎机夷者，来商漳州之月港。漳民畏纨严禁，不敢与通，捕逐之”[42]。
1549年(嘉靖二十八年)正月，“有夷王船并尖艚等船复回投镇海鸿江澳湾泊，差人登 岸，插挂纸贴”[43]。
按：海沧，今厦门市海沧区海沧镇；月港，今龙海市海澄镇，均在“漳州河口”，当时属漳州府龙溪县。井尾，今漳浦县前亭镇井尾村，井尾港即今前亭港。岛尾，今龙海市岛美村，岛尾澳即岛美村海边的港湾。鸿江铺，在镇海卫城西南外，鸿江澳即今漳浦县隆教乡镇海边的海湾。以上均在“漳州岬角”海边，当时属漳州府漳浦县。
先看漳州河(九龙江)口一带，海沧、月港的下海通番活动虽由来已久，但这时已引起明廷的注意，加强了海防戒备。1530年(嘉靖九年)在海沧增设安边馆，1536年(嘉靖十五年)兵部议在嵩屿专设捕盗馆，葡萄牙船难于公然驶入海沧、月港停泊贸易，在海沧、月港建立贸易暂居地，已不可能。月港与葡萄牙人贸易，一般采取浯屿泊船、月港出货的方式。试想，1547年(嘉靖二十六年)葡萄牙船只驶入九龙江口的海门岛贸易，尚且惊动官府，加以武力驱逐，市井繁华的月港怎么可能有葡萄牙人暂住达五六年之久而不被发现呢?既使官员受贿蒙骗上司，进出月港的四方商贾、闲杂人等众多，消息迟早会被泄露出去。况且，月港并非一个村落，而是一座“海岸城市”，西方史家据葡萄牙文献判断，访问过这座“海岸城市”的，可能仅有1518年(正德十三年)那一次。
明朝官方文献提到在1518年以后萄萄牙人到过月港的，是1550年(嘉靖二十九年)杜汝桢、陈宗夔赴闽会勘得出的结论：“二十七年(1548年)复至漳州月港、浯屿等处”。清乾隆时官修《明史·佛郎机传》，据此写为：“其人无所获利，则整众犯漳州之月港、浯屿”。当时福建官员的报告和地志的记载，葡萄牙船并未停泊月港，朱纨在《六报闽海捷音事》中仅说在月港海洋查获一只接济葡萄牙人的船只：
十月初五日，百户邓城哨至月港海洋，追获大船一只，内装接济夷船钉、油、麻、铁等物，人犯浮水脱走。
杜汝桢、陈宗夔所说“复至月港”，实际上是指抵达月港外围港口——海门屿中港。至于何乔远称“有佛郎机夷者，来商漳州之月港”，综观上下文，他的意思是说葡萄牙人有到月港贸易的企图，结果并没有达到目的。这与葡萄牙文献没有出现第二次到漳州“海岸城市”的记载是吻合的。
再看浯屿对岸的漳州岬甲一带。明初在南太武南面设置镇海卫，建有卫城，驻军1500名。距浯屿最近的岛尾澳，即西方学者提到的Chincheo塔(南太武石塔)山下海岸的某处，设有岛尾巡检司，有明军驻防，而鸿江澳在镇海角附近，在镇海卫城监控范围之内。葡萄牙人通过漳州海商贿通官兵，偶而停泊贸易，符合逻辑推理，但久住则易被上司发现，葡萄牙人不可能直接在此两地建立居留点。在现存的地方资料和民间口碑中，也找不到任何的蛛丝马迹来。井尾澳原设有井尾巡检司，又有井尾澳水寨，1451年(景泰二年)，井尾官军迁移到铜山西门澳。这一时期虽已无驻兵，但井尾处于厦门湾外缘漳浦县的小岬甲上，与走私通番中心月港的陆路交通不畅，漳泉商贾到此聚集贸易并不理想，也不可能成为葡萄牙人的居留地。
由此可见，在漳州岬甲和漳州河口的陆地上建立葡萄牙居留地，可能性不大。在月港建有葡萄牙居留地的说法，则应予否定。
注释：
①详见戴裔煊：《(明史·佛郎机传)笺正》，社会出版社，1984年；张增信：《明季东南中国的海上活动》(上编)，台北东吴大学，1988年；程绍刚：《Chineheo的地理位置新考——Chineheo即漳州》，《海交史研究》1993年第2期；翁佳音：《十七世纪的福佬海商》，《中国海洋史集》第七辑上册，台北中研院中山人文社科所，1999年。
②⑾[24][28][30][英]C．R．博克舍编注：《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90年，第223、230、230、227、3 -4页。
③[33]张增信：《明季东南中国的海上活动》(上编)，台北东吴大学，1988年，第240、240-241页。
④嘉靖《龙溪县志》卷一，《地理》。
⑤何乔远：《闽书》卷六十四，《文莅志·漳州府》。
⑥祟祯《海澄县志》卷十一，《风土志·风俗考》。
⑦祟祯《海澄县志》卷一，《舆地志·建置沿革》。
⑧曹学佺：《大明一统名胜志》。
⑨费尔隆．罗柏斯·德·卡斯特涅达：《印度的发现和征服史》第四、五卷，第11章，科因布拉，1552年。
⑩收入[英]C．R．博克舍编注《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90年；《RC文化杂志》中文版第三十一期，澳门文化司署，1997年；《葡萄牙人在华见闻录》，王锁英译，海南出版社等，1998年，等。⑿《明季东南中国的海上活动》(上编)，第269页。⒀平托著、金国平译：《远游记》(上、下册)，澳门基金会等，1999年。
⒁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八二，《南蛮·佛郎机》；茅瑞征《皇明胥象录》卷五；查继佐《罪惟录》卷三十六，《佛郎机国》；周之夔《弃草集》卷八十二；邵星崖辑《薄海番域录》卷九。⒂[23]朱纨《璧馀杂集》卷六附。
⒃[21][22][40][43]朱纨《璧馀杂集》卷五，《六报闽海捷音事》。
⒄林希元：《林次崖先生文集》卷五，《与翁见愚别驾书》。⒅万历《漳州府志》卷十二。
⒆万历《漳州府志》卷十八，《寇乱》。⒇万历《漳州府志》卷三十，《海澄县·杂志·兵乱》。[25]郑若曾辑《筹海图编》卷四，《福建事宜》。
[26]民国《同安县志》卷二十五，《艺文》。[27]清孙尔准：《厦门》，《厦门志》卷九《艺文略》，鹭江出版社，1996年，第283页。[29]张维华：《明史佛郎机吕宋荷兰意大利亚四国传》，哈佛燕京学社，1934年，笫39页。[31]朱维干：《福建史稿》下册，福建出版社，1986年，第203页。[32]金国平：《中译者序言》，见其所译《远游记》上册，1999年。
[34]张增信：《明季东南中国的海上活动》(上编)，第295页；程绍刚《Chineheo的地理位置新考》，《海交史研究》1993年第2期。
[35]黄佐：《泰泉集》卷二十，《代巡抚通市舶疏》。
[36]《明嘉靖实录》卷一百六，嘉靖八年十月己巳。
[37]《筹海图编》卷十二，《经略二》。
[38]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八十一，《江西三》。
[39]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九，《佛郎机》。
[41]《明嘉靖实录》卷三六三，嘉靖二十九年七月壬子。
[42]何乔远：《名山藏》，《王亨记一·东南夷·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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