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明清时期长江流域商品经济发展的区域性特点
明清两代，最具活力的是东部地区，而沿海的江、浙、闽、台，又占有重要的地位。
从社会经济区域的结构来看，江、浙、闽、台的社会经济区域组合，在上经历过很大的变动，发展出多个社会经济区域板块。但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上，它们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传统联系，在宏观上，组成一个大的社会经济区域──东南区。这也是现在华东经济区的主体。
东南社会经济区域的开发，可以远溯到人类文明的黎明期。考古发现证明，这一地区是中国古文明的一个源头。这里也曾独立发展着古越族的文化。秦汉以降，随着北方中原汉人一批批南移垦殖，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带进本区域，实质性的大规模开发从而开始。唐宋之际，这一地区内的主要江河流域，形成大小不一的农业区，生产力相继赶上中原老农业区的先进水平。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手、商业加速发展，城市经济也日趋繁荣。两宋到元代，本区域内大致形成若干不同特色的板块，其中最主要的有江南、浙东西、闽东南等。而以长江三角洲和钱塘江三角洲为核心的江南，是全国主要的农产区，也是全国经济最为富庶，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
明清时代，在江南继续保持龙头地位的基础上，闽东南社会经济区域扩展到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海上贸易的联系，本区域形成了活跃的东南沿海贸易圈。因此，把江、浙、闽、台视为一个社会经济区域进行多视角的研究，是可行的，也是很有必要的。
一
在选择明清东南区域作为研究对象之前，有必要对明清东南区域的经济变迁，作为一个粗略的估计。
明清时代，东南区域的经济，除受战乱和特大灾害影响的年代外，一般都保持增长的势头。这一时期的经济变迁，呈现了如下的特点：
一、在传统的老农业区，即己开发区，主要指沿海、沿江、沿河的平原和河谷地带，土地的农业开发几已饱和，粮食的增长主要依赖深耕细作或新作物（如蕃薯）的引进，但由于人口的繁衍速度超过粮食增长的速度，这些地区相继经历了从粮食输出地到粮食进口地的转变。与此同时，传统农业内部结构也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因地制宜，发展商品性的经济作物，成为一种趋势。商品性农业的生产，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家庭以副补农的需要，也刺激了专业市镇的兴起，后者又为一部分人口提供了新的出路。
二、农业区向半开发的山区地带或海岛伸展。大批流动的"棚民"，进入皖南、闽浙边，闽赣边、闽粤赣边山区，开发了玉米、番薯等粮食生产和兰、靛为代表的经济作物生产。以闽南移民为主力，开发了台湾岛南部的平原埔地，并渐次向北部拓展。到清中叶，台湾新农业区已成为东南的粮仓。传统的北方人口南迁现象基本中止，出现本区人口向中西部与海外迁徙的两大流向。山区和海岛的进一步开发，虽然带有粗放性，甚至带来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但在当时，它是东南沿海地区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为维系区域经济在全国的领先地位，保障粮食供应和经济发展，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三、传统的手工工业继承前代而有所发展。在行业布局上，从沿海向山区延伸，开辟了新的基地或新的行业，资源、劳力、资金的配置出现了新的调度，区域性的专业分工更趋合理。在内部结构上，以生产外销产品的"外向型"手工业比重增大，发展较快；家庭副业型的个体生产单位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民营手工业发展蓬勃，手工工场已在某些地区、某些行业出现。
四、市场仍以地方性的初级市场为主渠道，墟市、庙会是基层社会经济交换活动的中心；各地之间的货物流通仍通过传统的水陆商路进行，自然环境造成的阻隔没有明显的改善，内陆贸易的闭锁性仍十分突出。海上交通和海外贸易的传统优势，曾因禁海而受挫，又因开放而焕发新机。冲破海禁限制而成长起来的海上私人贸易，在明代后期发展到相当规模，月港与太平洋航路的接通，为中国商品进入世界市场，间接地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作出了积极贡献。郑成功曾一度遏止西方早期殖民主义者的海权扩张，执东西洋贸易之牛耳。这一发展趋势虽为明清之际的鼎革所打断，清代前期海外贸易中心南移广州，但本区域仍是出口外销大宗商品湖丝、棉布、茶叶的主要供应地，上海、厦门诸口是南北沿海航运主要的中转港。由海路联系的国内外市场，是市场网络中最活跃的一端。
五、海洋经济利益加大，沿海居民进行海上走私、下海通番，屡禁不止。明代中后期，从海商、海寇发展起来的海洋势力，到郑成功时代，造成了中国海洋经济和海洋社会的雏形，揭开了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帷幕。作为海洋社会经济产物的海外经济性移民，在海外建立移民社区，并与东来的西欧资本主义掠夺型海洋经济的先锋队相遇、冲突。早期中国的海洋势力，从明清社会经济的全局看，还只是传统经济体制外的循环，但在本区域内已是一股重要的经济推拉力，对区外的内陆经济（特别是联系沿海与内地的水陆商路所经地区）也产生一定的刺激。
六、消费水平有所提高，奢侈性的高消费从官僚缙绅下移到一般地主、商人和富裕市民，从生活消费、科举官场消费延伸到宗族消费、文化娱乐消费、民间信仰消费等，导引风俗由俭入奢的变化。这一变化又反过来刺激了民间工艺、建筑、旅馆、青楼、文艺等服务行业的发展。但沿海与山区，城市与乡村，消费水准进一步拉大，形成不同特色的人文景观。
总之，东南区域在传统农业社会的格局下，农业、手工业都与市场发生愈来愈紧密的联系，商品化倾向带动的经济变迁比以往任何时代更加强烈。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中国近代以前经济变迁走向的一个最佳观察点。因此，中外学术界投以广泛的关怀，成为长期盛而不衰的研究热点，是很自然的事了。
二
五十年代以来，我国史学界对明清东南区域变迁关怀的重点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长达三十余年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学术讨论，大量的举证来自东南地区，特别是江南，史料的发掘和整理分析，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研究成果清晰地重建了明清东南地区城乡商品经济发达以及社会、文化变迁的历史图像，而且清楚地昭示了，西方资本主义兴起时期出现的新事物，在中国也有类似的现象。这是这场大讨论取得的最大的历史贡献。
从新生事物生长历程观察明清经济变迁，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视角。随着讨论的深入，对于什么样的经济现象属于新事物或新因素？这些新事物或新因素在社会经济上占有什么样的地位？……一系列的研究课题摆到了学术界的面前，引发了新的思考。大致可以说，借助于这场大讨论，中国学术界逐渐摆脱了简单性把商品化生产等同于资本主义的错误，重新审议了经营地主、雇佣劳动的性质，同时又把学术关怀从单纯的生产关系层面扩大到生产力层面，以至于与经济变迁相关的、社会、文化的变迁；从线性描述进到立体观察，从宏观的通论进入区域研究、个案研究、计量研究和比较研究，在更广泛的领域进行学术积累。这是这次大讨论带来的正面效果。与此同时，从旧事物的衰落变化过程来观察明清社会经济变迁的研究，也被带动起来。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老问题，也赋予新的内容，进行新的考量。
用资本主义萌芽概括明清东南区域经济变迁的特点，在国内外均有众多的赞同者和反对者。国内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意见认为：资本主义萌芽论并不是和封建经济──传统经济论相对立的理论，它承认鸦片战争前的明清社会仍是封建社会，处在出现互解征兆，发展与停滞并存，"死的抓住活的"的晚期阶段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尽管只是稀疏的存在，有的夭折，有的中断，有的则和近代中国资本主义有继承的关系，这反映了明清社会前进的方向，"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1]。明清时代存在发达的商品经济，明清东南区域经济变迁属于"传统内变迁"，这是大家可以接受的。问题是，明清社会没有通过自身的内部变革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而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并不必然导向资本主义已为许多国家的历史所证明，马克思本人也没有把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当作一般发展道路[2]，那么，用资本主义萌芽概括明清东南区域经济变迁的特点，是否妥切？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反思。有的依据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等著作，从理论上否定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存在的可能[3]，有的借助西方学术界提出的某些理论框架，寻找或探求取代资本主义萌芽论的新模式[4]。
尽管从学术理论、研究方法到史实的诠释都还存在许多争议，还没有形成得到学术界普遍公认的解释模式，但八十年代以来，围绕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而展开的多视角的研究，正扎扎实实地推进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化。在这一大背景下，明清东南经济变迁的研究也走上一个新阶段。以长江三角洲、杭嘉湖和福建等沿海地区为重点的区域经济研究，主导着新一波的研究方向。
厦门大学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是在傅衣凌教授"必须把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现象一起研究"[5]的学术思想指导下展开的。八十年代以来，循着学术潮流的发展，研究课题也作了重要的调整，以专史研究和区域史研究为重点，社会史与经济史相结合的特色更为凸显了。通过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一批新人的投入，不仅壮大了学术队伍，也注入了新的活力。出版的学术著作，有傅衣凌著《明清社会经济史集》(1982)、《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1989)、《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1989)、《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1992)；傅衣凌、杨国桢主编《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1987)，傅衣凌主编《中国通史资料（古代部分）》第七册(1988)，傅衣凌主编、杨国桢、陈支平著《明史新编》(1993)；杨国桢著《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1988)，杨国桢、陈支平著《明清时代福建的土堡》(1993)；陈支平著《清代赋役制度演变新探》(1988)、《近500年来福建家族社会与文化》(1990)；郑振满著《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1992)；和外单位合作撰著的有《清代全史》第五卷(1991)、《中国十大商帮》(1993)等。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有刘敏（秀生）的《清代商品经济与商业资本》(1985)、李伯重的《明清江南工农业生产力六论》(1985)、陈支平的《清初赋役财政制度演变论丛》(1987)、陈春声的《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十八世纪广东米价分析》(1989)、郑振满的《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1989)、李长弓的《明代驿传役研究》(1991)、张和平的《文化的夯实：对晚明反传统现象的再认识》(1991)、郭润涛的《清代地方行政幕府研究》(1991)、曾玲的《明清福建手工业经济研究》(1991)、周翔鹤的《清代台湾农村经济的计量研究》(1991)、罗一星的《珠江三角洲传统工商城市的发展形态──明清佛山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1992)、刘正刚的《清代四川的闽粤移民研究》(1993)、刘淼的《明清沿海荡地开发研究》(1993)、王日根的《明清会馆史研究》(1994)。我们还以群体的力量，进行福建社会经济史和福建、台湾社会文化比较研究的计划，前者是国家"六五"、"七五"社会研究的重点项目，后者是与美国斯坦福大学、台湾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的合作项目。
这不仅仅是研究课题的伸展，而且在学术关怀上，更加注意社会生活、民俗文化的层面，把以民俗、乡例证史的传统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准；更加注意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把研究东南区域社会经济史的传统提升到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视角之中；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上，更加注意科际整合，努力吸收其他人文科学的有用理论和方法，透过田野调查对契约、族谱等民间和遗俗、遗制等口头资料的搜集，丰富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内容。
以上这些研究，虽然角度、层面有所不同，却都是紧紧围绕明清东南区域社会经济变迁这一主题的。所做的工作，一方面是对学术传统的继承、与反思，另一方面是寻找发展学术传统的新的方向，新的视野。
一、长江下游经济区的市场型商品经济及其特点
长江下游经济区特别是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盛况学术界研究成果颇丰，这里不作重复。透视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过程，可以发现，长江下游经济区的商品经济具有以下特点：
1.这种商品经济产生于传统经济结构的内部，是下游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促成下游地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主要原因，一是由于明中叶以来农业生产力的回升、手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大；二是由于人口的增殖，人浮于地，使大多数的小农家庭面临着生存压力，同时也在中出现了过剩的劳动力。三是由于江南地区自唐宋以来一直是国家的重赋区，到了明清时期，在农业资源和技术资源充分利用的情况下，重税浮粮已成为江南人民的一大负担，为了交纳"比限日严"的国家赋税，小农们不得不用有限的土地从事多种经营，或者把家内自给之外的剩余纺织品推向市场，最终在市场经济利润的刺激下，人们开始以经济作物排挤粮食作物，出现了"每村庄知务本种稻者，不过十分之二、三，图利种棉者，则有十分之七、八"的现象（注：皇清奏议卷61，奏请海疆禾棉兼种疏。），同时心灵手巧的农村妇女们也"通宵不寝"，尽可能织出更多的剩余纺织品。
2.这种商品经济以下游经济区强大的农村基层社会需求为基础。长江下游经济区内部"自生"的商品经济在它孕育、产生的过程中，耕织结合的传统经济结构经历了多层次的分化瓦解，这不仅表现在农产品商品化和手工业产品商品化趋向的扩大，而且表现在商业性农业内部出现了地域分工、集约经营；手工业商品生产内部出现了行业分工、专业分工，几乎社会的每个角落都有小商品生产者在进行着种类有别的小商品生产，小商品生产原料的获得，生产工具的添置和生产的各个环节几乎都和市场发生关系，城乡之间、手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之间，手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内部的交换进一步扩大。广泛存在于长江下游经济区内的这种小商品生产者的分化和交换，在农村基层社会形成了强大的生产和消费需求，下游经济区的市场网络型商品经济正是建筑在这种强大而广泛的有效需求之上。在这里，小商品生产者生产和消费需求的满足、商品交换中心的兴起和发展，不再单纯地表现为大都市的集中化发展，而是以小城镇和以农村为依托的集市的兴起为主要特征。明清时期，下游江南地区这样的市镇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它们的种类也各异，有的是当地的手工业中心，如嘉兴的濮院镇、王江泾镇；吴江的盛泽镇、黄家溪市；湖州的双林镇、南浔镇等，都以某种手工业品的生产而闻名。有的是原料集散地或商业中心，如湖州的乌青镇、菱湖镇，太仓鹤王市，海盐的沈荡镇等，"五谷、丝布、竹木、油坊、贸店、大贾往往云集"（注：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集。）。市镇数量之巨，以及市镇种类的多样性充分体现了基层社会需求的广泛性和多样性。
3.在这种商品经济中，各种层次的市场相互交织，形成了密集的商品市场网。明清时期，在市镇和农村集市广泛发展的基础上，长江下游经济区原有的城市也在扩大规模和增强经济功能，这些大、中城市在更高的层次和更大的范围内满足人们的需求。这样，从中心都会到农村基层社会已经形成了一个由农村市场、小城镇市场、中小城市市场和大都市市场等一系列多级层次的市场连结成的市场网络，这些市场在不同层次上发挥着交换流通功能，又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从而使整个区域的社会经济连成一体，整体走上商品经济的发展道路。
总之，长江下游经济区的商品经济是区域内部"自生"的，它以农村基层社会广泛的生产和消费需求为基础，并且形成了市场网络，因而这种商品经济比较稳固，能够持久，不会因较小的外力作用而大起大落。
二、长江上游经济区的"特产型"商品经济及其特点
明清时期，在长江上游经济区这个封闭的地理单元里，同样也存在着因区内自然经济内部结构的变动而产生的商品经济，特别是清中叶后，四川等地的商业性农业和手工业都有了较快的发展，经济作物的种植在农村中较为普遍，家庭手工业也出现了"机声轧轧常彻夜不休"的火热场面；商品交换也有所发展，据四川有关方志的记载，四川省明代共有集市场数1000多个，到了清乾隆年间已有3000个（注：高王凌：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史》专题1994年第6期。）。但总的来说， 上游经济区小农经济商品化的规模和程度远不如下游经济区。在有限的商品经济总量中，源于上游经济区区域内部需求的商品经济所占的比重很小。上游经济区商品经济的主要方面体现为因外部市场需求刺激而发展起来的"特产型"商品经济。它的特点是：
1.从进入市场的主要商品来看，大多数为本省特有的产品或优势产品。长江上游经济区是我国主要的农业区，粮食作物是本区的一大优势之一，糖、麻、桐、茶、药材等经济作物更是本区特有的优势。明清时期，随着长江下游及其他地区城镇的繁荣，非农业人口的增多以及全国商品市场的形成，上游地区的粮食成为全国市场的急需品，各类特有的经济作物及其加工品也成为外部市场的抢手货。上游川省人民便顺应这种需求，将粮食和山货转化为商品。重庆是四川粮食的集散地，凡外省到四川买米之商贩，皆"接踵而至"，然后，"外贩、又运下江，络绎不绝"。据记载，乾隆十八年四川运往江苏、浙江的粮食达40万石，乾隆二十三年运往山东的粮食亦达40万石（注：李龙潜：明清经济史。）。一些县志也有大量的本地物产运往外地的记载。如綦江县所产之山丝、枳桔、桐油、竹纸、药材、靛蓝，岁销本省及楚、黔等地，"易外属之钱，不可以数计也"（注：同治綦江县志卷2。）； 南川县"邑产除稻、椒、麦、黍及寻常日用，足供一邑取携外"，药材、茶、笋、漆、蜡、煤、铁、硝、磺、桐等"较他处为良者，不一而足，邑人力农之余藉资贸易，负贩络绎于途，岁获其利"（注：光绪南川县志卷2。）。
2.商品生产结构受外部市场需求的调节。在外部市场需求吸引下，上游经济区总是选择具有区域优势的物品投入市场。明清以来日益强大的外部市场需求促使上游地区扩大原有优势物产的种植和生产规模，或者因地制宜，拓展新的生产优势，从而改变商品生产结构。乾隆以来直到清末，四川省在稻米等粮食作物优势之外，经济作物得到了显著的发展，出现了一系列具有一定规模的商品种植（生产）优势。一些地域产生了棉、桑、蔗、菸、茶、果等专业种植区，如，潼川、顺庆等府形成了养蚕区域，"蜀中墙下种桑，宅内养蚕以为常业"（注：皇朝经世文编卷40。）；成都平原的一些府县多种烟草，新津"邑人业烟草者甚多，良田熟地种之殆遍"（注：道光新津县志卷29。）。以本地特产为原料的手工业形成一定规模，如隆昌、荣昌一带"比户皆绩"所产夏布"富商大贾购贩京华，远逮各省"（注：光绪荣昌县志卷16。）。道光以后四川省开始大量种植鸦片，鸦片的种植和贸易成为近代四川商业性农业的主要方面，尽管这是一种罪恶的畸形状况，但单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这种现象也正体现了外部市场对上游地区商品生产结构的调节作用。
3.商品的流通对商人和商路依赖性大。长江上游经济区地形的复杂，地理环境的封闭性，使该区的商品流通受到很大限制。该区的商品外运以水路为主，长途贩运往往以一些河流为依托，与一些城市相连，形成了一些固定的贩运路线。如成都府16州县的盐、白蜡等物品靠岷江运出；重庆、合州等城市则靠嘉陵江、渠江、涪江的河道输出茶、桐油等，这些物产依靠木船由支流集中在长江干流而下，运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全国各地市场。四川盆地也有几条通往外地的陆上运输线，分别是北大路、西藏路、云南路、两湖路，但是这些山路运输条件非常艰苦，只能靠挑夫和驮畜组成的商队，翻越盆地边缘的山道（注：彭泽益主编：中国社会经济变迁。）。封建政府为谋取暴利，往往加重长江水运路线的商税，迫使许多商品的运输由便利的水运转向艰难的陆运，这种流通渠道的畸形现象从反面说明了上游地区"特产型"商品经济对商路的依赖。
同时，由于这种商品经济主要面向外地市场，商品的流通主要经过长途贩运，商品生产者不能直接完成交换的全过程，而是经过一些商人或商帮的采办。在长期的商品流通过程中，一些重要商品的采办也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模式，相对固定的商帮或商人。如：四川的生漆，清以前采办者主要为西帮，到清代广东帮及川帮均有采办；川东秀山的桐油，清初由陕帮商人购运，以后湖北、江西两帮商人来得较多；四川的黑木耳，乾隆时由汉口帮采办（注：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版。）。这种采办方式说明上游地区"特产型"商品经济对商人也有一定的依赖性。 三、长江中游区的"口岸型"商品经济及其特点
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商品经济最引人注目的是沿江口岸城市商业贸易的繁盛。以"九州名镇"汉口为中心，包括沙市、汉阳、武昌、宜昌在内的一批沿江口岸城市，利用便捷的地利，形成了一个对外连接全国市场，对内沟通广大内陆腹地的商品流通体系，从而使这些口岸城市成为全国的转运中心，转运贸易经济盛极一时，这种口岸型经济的特点是：
1.这种商品经济的形成以优越的地理位置为依托，以全国各地商品经济持续发展为条件。长江中游的口岸都是四通八达的交通要塞，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皆于此转输"（注：刘献廷：广阳杂记卷4。）；沙市"蜀舟吴船欲上下者，必来此贸易，以故万舫栉比、百货灯聚"（注：孔自来江陵志余卷4。）；宜昌则"扼荆襄之门户， 川楚之咽喉"（注：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这种地理位置的优势，一旦遇上社会经济进步、商品经济发展的机遇就极容易转化为商业贸易优势。明清时期正是我国商品经济的高涨期，这为长江中游口岸型经济发展创造了机遇和条件。明洪武年间，汉口一带还是一处芦苇丛生的荒洲，到明末及清代，这里已是"五方杂处"、"商贾辐辏"，一跃而成为明清四大镇之一。这一过程正是地理优势转化为商业贸易优势的真实写照。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支撑口岸型经济的是全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长江中游地区口岸型商品经济不仅依托于中游地区的社会需求，更是以全国的消费需求为基础的。
2.这种商品经济的活力主要凝聚在商品流通领域，以集散、转运各地商货为基本的商业活动形式。以湖北的汉口为中心的长江沿岸口岸城市在明清时期全国商品经济大潮中扮演了全国的"商品仓库"、"商人俱乐部"的角色。汉口镇"九州四海之物，殊形异状，来自远方者旁溢露积"（注：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宜昌"商旅云集，百货充韧"（注： 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 期。），沙市"列肆百货充韧，津头则万舫鳞集"（注：光绪荆州府志卷4。）。 当时广东的铁制品、糖、苏木、蜡，福建的蔗糖、烟草，河南的棉花，江西的瓷器、蚕丝、纸张，云贵的木材，湖南的竹木，四川的粮食、药材等都云集于以汉口为首的这些沿江口岸城市。商品的去向大致有两个，一是由来自各地的客商经过交换后，各取所需，将异地商品运回各地市场；二是与中游腹地的商品相交换后，由中游地区的中、小商人再运回中游腹地。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覆盖中游腹地，连接四面八方的庞大的市场交换系统，流通领域迅速扩大，商货运销千里之外，转运贸易空前活跃，形成了中游地区有特色的"口岸型"商品经济。
3.在这种商品经济中，商人和商业资本发挥了主导作用。明清时，长江中游沿岸的口岸城市不仅是全国商品的集散地，也是各地商人、商业资本集中的区域，特别是汉口镇，被人叹为"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其各省商贾无不有本店或支店设于其间"（注：民国夏口县志·商务志。）。当时全国各地的商人和商帮都前来汉口等口岸城市进行商贸活动，著名的有川帮、潮帮、广东帮等，这些商人控制了商品，掌握了商品流通和销售的主动权，全国各地的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都要凭借这些商人和商业资本的中转才能完成各种需求的交换和满足过程，因而商人和商业资本在口岸型商品经济中起了主导作用。
这种主导作用还体现在商人和商业资本对中游内地商品经济的带动和控制上。长江中游经济区得"中"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繁荣的口岸经济使得中游经济区的广大内地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上也得之机先。依托以口岸城市为中心的商品转运网，中游地区以棉纺织业为特色的地方商品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许多地方大面积种植棉花，棉区"乡民家勤纺织，贸布贩棉"（注：光绪汉阳县志·地理志。），"机杼之声相闻"（注：光绪蕲水县志·风俗。），"民皆持此为主"（注：光绪孝感县志·土物。）。中游地区的棉花和棉布深受外省的欢迎，如汉川布"近而襄楚南，远而秦晋滇黔，咸来争布"，葛仙布、阳罗布、黄州大布等也在全国拥有很大的市场（注：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在中游地区适应形势抓住机遇发展地方商品经济的同时，外地商业资本也开始向中游腹地渗透，推动和控制该区的小商品生产，如山西商人控制了蒲圻羊楼洞茶叶的生产和流通，山西和陕西的客商将汉阳县的布买到汉口加工染造，以应"远贾之贸易"（注：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等， 所有这些都说明商业资本的无孔不入和强大的控制力。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长江流域上、中、下游经济区分别呈现为特产型、口岸型、市场型的商品经济形态，分别以其封闭性和滞后性、过渡性和流动性、开放性和领先性标示出区域经济变迁的差异。这种区域经济变迁的差异又带来了农村经济结构（包括农业结构、家庭手结构、人口与土地的搭配结构）变迁的差异，具体表现为：中、上游经济区是传统经济模式在新开发地域、新的开发水准上的重建和扩展，商品经济已经产生并逐步扩大影响；下游经济区则是农业、手工业的商品化趋向日益扩大，自给自足的传统模式遭受的冲击日益严重，新的商品经济体系正在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