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北方边镇粮食市场的形成
明代北方边镇的军饷问题，有明一代始终困扰着明政府，可以说是关系明王朝统治兴亡的一个严重问题，早在30年代，已经引起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的重视。①70年代初，日本学者寺田隆信先生在《山西商人研究》一书中，就此问题有过论述，近年来，这一问题在学术界已越来越受到重视。有的学者已发表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文章②。但是上述论着，在内容上多侧重军饷制度的研究。本节侧重就明代北方边镇粮饷的筹集及演变为粮食市场的过程做一分析。
一、 一个庞大的军事消费区
朱明建国后，为巩固其政权，在继续追击元朝残余势力方面下了很大力气，洪武时，朱元璋多次出兵塞北，其中使用兵力较多，规模较大的就有三次。永乐时，朱棣曾经五次亲征漠北，并迁都北京，以加强对北边的、军事领导。元蒙残余势力在明朝的军事压力下，被迫北归。后来，由于统治权力削弱和内部争夺权力，逐渐分化为鞑靼、瓦剌、兀良哈三部。鞑靼是成吉思汗直系后裔，居大漠南北；瓦剌又称厄鲁特，为蒙古别部，在鞑靼西，居天山南北；兀良哈也是蒙古别部，居黑龙江南、大兴安岭东。明代蒙古各部虽无统一政权，不能有统一的行动计划，但出于掠夺财物、妇女之需，却经常南下扰边，给明朝的统治造成了严重威胁。如弘治十四年(1501)，蒙古小王子部以十万骑从花马池沿池入，散掠固原、宁夏境，三辅震动，戕杀残酷；正德八年(1513)，又以五万骑攻大同取朔州，掠马邑；正德十一年(1516)，复以七万骑分道入犯宣府，凡攻城堡二十，杀掠人畜数万；十二年(1517)，再以五万骑自榆林入寇；嘉靖四年(1525)又以万骑寇甘肃，次年，犯大同及宣府；六年(1527)，两寇宣府；七年(1528)掠山西复寇大同；十一年(1532)，小王子又拥十万骑入寇。但是在明朝方面，自宣宗以后，已无力再次出征漠北，被迫改为防御政策。其具体措施是：(1)重新修筑长城，作为北边军事防御设施。长城自后晋石敬瑭把燕云16州割给辽帝国后，已丧失作用，400年来，多已倒塌。明朝欲与北方蒙古抗衡，不惜倾全国之力，兴筑长城。大致从山海关到黄河一段于15世纪完成，黄河至嘉峪关一带于16世纪完成。其工程巨大，远远超过公元前3世纪秦王朝修筑的数百公里长城的百倍以上。(2)疏通南北运河，使南粮北调，以供京需和边饷。(3)沿长城线，设立军镇，驻扎军队，作为防止蒙军南下的军事防线。《明史·兵制》载“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而太原总兵治偏头，三边制府驻固原，亦称二边，是为九边”。九边镇由东到西，沿长城线一字排列，形成一条防御屏障。九个边镇的具体情况是：
辽东镇，驻地在今辽宁辽阳，管辖边墙从东海岸起，西至山海关，全长1950余里。
蓟镇，驻地在今河北蓟县，管辖边墙东自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灰岭口，全长1200余里。
宣府镇，驻地在今河北宣化，管辖边墙东自居庸关，西至大同平远堡，全长1023里。
大同镇，驻地在今山西大同，管辖边墙东自宣府镇西阳河堡宽沟，西至山西偏关镇丫头山，全长647里。
山西镇，也称太原镇，驻地在山西偏关，管辖边墙东自丫头山，西至老牛湾延绥镇边止，这一带长城有好几重，全长1600余里。
延绥镇，也称榆林镇，驻地在今陕西榆林，东自山西镇老牛湾，西至宁夏镇边，全长1770余里。
宁夏镇，驻地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管辖边墙东自延绥镇边，西至固原镇边，全长2000余里。
固原镇，驻地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管辖边墙东自宁夏镇边，西至甘肃镇边，沿边长200余里。
甘肃镇，驻地在今甘肃张掖，管辖边墙东自固原镇边，西至本镇嘉峪关，全长160余里。
明朝政府在九边布置了50—80万军队，各边镇的官军和马匹数量是③：
边镇 原额官军 现额官军 原额马匹 现额马骡驴
(人) (人) (匹) (只)
蓟州 39 339 31 658 10 700 6 399(马)
辽东 94 693 83 340 77 001 41 830
宣府 151 452 79 258 55 274 33 147
大同 135 778 85 311 51 654 35 870
山西 25 287 55 295 6 551 24 764
延绥 80 196 53 254 45 940 32 133
宁夏 71 693 27 934 22 182 14 657
固原 126 919 90 412 32 250 33 842
甘肃 91 571 46 901 29 318 21 660
合计 816 928 553 363 330 870 244 302
以上官军为主兵，尚不包括募兵，民兵，土兵等。如蓟镇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题准，从密云、昌平、永平、遵化、通州募兵15000名，万历三年(1575)议准募浙兵3000名，万历四年(1576)添调南兵9000名，万历五年(1577)题准保、河二府入卫民兵3000名，召募土兵2000名，万历十一年(1583)题准召募民兵1610名。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幺多的军队和马匹需要有大量的军饷才能维持，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军事消费区。据《明会典》卷28载各边镇的原饷额是：
边镇 屯粮(石) 民用粮(石) 漕粮(石)
蓟州 116 600 110 000 240 000
辽东 700 000
宣府 250 000 270 000
大同 513 904 418 860
山西 80 000 68 033
延绥 65 845 280 000
宁夏 107 497 200 000
甘肃 603 188 246 744
固原 324 266 42 103
合计 2761 300 1635 740 240 000
由表可知，各边镇粮食原饷额达463万石，其中屯粮276万石，占原饷额总数60％，民运粮163万石，占原饷额总数的35％，漕粮24万石，占原饷额总数5％。显然，屯粮是当时解决边镇粮饷的主要来源。所谓屯粮者，“明初各镇皆有屯田，一军之田，足赡一军之用，卫所官吏俸粮皆给；民运者，屯粮不足，加以民粮，麦、米、豆、草、布、钞、花绒运给戍卒，故谓之民运”④。
二、开中制与商屯的实施
开中制和商屯，是明政府解决边饷的又一措施《明史·食货志》载：“召商输粮而与之盐，谓之开中”；“盐商于各边开中，谓之商屯”。开中制，最初实行于山西大同。洪武三年(1370)，山西行省言：“大同粮储，自陵县(今山东陵县)运至太和陵(在今山西马邑)，路远费烦，请令商人于大同仓入米一石。商人鬻毕，即以原给引目赴所在官司交之。如此则转运费省而边储充”⑤。有人认为：“山西省建议开中的米数过高，商人无利可图，不愿纳米开中；故开中制度在其时未见完全实现”⑥其实并非如此。首先这一制度除了山西外，还在其它地方实行过。如《续通考》卷20载：洪武三年(1370)九月，召募商人往洛阳、开封、怀庆(沁阳)、西安、凤翔、临汾等地，输粮而与之盐，并规定：输粮至洛阳一石五斗开封及陈桥仓二石五斗，西安一石三斗者，给淮盐一引；输米西安、凤翔二府二石，河南、平阳、怀庆三府二石五斗和蒲、解、陕三州三石者，给解盐一引。洪武四年(1371)又规定：“输米临濠、开封、陈桥、襄阳、安陆、荆州、大同、太原、孟津、北平、河南府、陈州诸仓，计道里远近，自五石至一石有差”⑦。其次，仔细阅读《明史·食货志》就会发现原文并无商人开中纳米换引之意。明人张萱说：“盖洪武年间，盐一引纳银八分而已”。⑧这就是说，银八分可换一盐引。据《明史·食货志》载当时一石米需银一两⑨。显然，商人不可能纳价值一两银的一石米去换价值仅银八分的一盐引，说明当时商人并非纳米到边。实际上是运输官米到边，然后换取盐引。以上可谓明代开中法的第一阶段。开中法的第二阶段，即开中纳米阶段，始于洪武二十八年(1395)，从此走上了“盐法边计，相辅而行”的纳粮济边阶段。现将“开中纳米”后各边镇中盐盐场及盐引原额列表如下⑩：
边镇 盐场 盐引额(引)
辽东 两淮、山东 141 548
宣府 两淮、长芦 200 000
大同 两淮、长芦 80 000
山西 两淮、两浙、山东 120 000
宁夏 两淮、两浙 108 000
甘肃 两淮、两浙 75 000
延绥 两淮、两浙 200 000
固原 两淮、两浙 72 857
蓟州 长芦 13 581(银两)
纳米开中有二种方式：一是经常年例，即各边镇常年需粮由开中解决部分；二是临时召募，即边镇战争紧急，军队大量集结或边镇屯田因灾减产时，政府随时出榜召商纳粮中盐，乃属临时性质。前一种方式，由于是长期固定，商人因运粮至边，路远费烦，便在边镇雇人耕种生产粮食，于是商屯应运而生。明人霍韬说：“是故富商大贾，悉于三边自出财力，自招游民，自垦边地，自艺菽粟，自筑敦台，自立保伍，岁时屡半。菽粟屡盈”⑾。商屯的实行，对于军、民、商均有便利之处。明人刘应秋说：“商人自募民耕种塞下，得粟以输边，有偿盐之利，无运粟之苦，便一；流亡之民，因商召募，得力作而食其利，便二；兵卒就地受粟，无和籴之扰，无浸渔之弊，便三；不烦转运，如坐得刍粮，以佐军兴，又国家称为大便者”⑿。关于明代商屯生产情况，文献鲜于记载，我们只能进行推算。据《明史·食货志》载：“弘治五年，商人困守支，户部尚书叶淇清召商纳银运司，类解太仓分给各边。每引输银三四钱有差，视国初中米直加倍，而
商无守支之苦，一时太仓银累至百余万”。按照这条史料记载，废止商屯，开中实行纳银制，得银100万两，若以每引值四钱计，则共该盐引250万小引。明人王德完说：“洪武、永乐时，边商引盐，一引止输粟二斗五升，小米不过四斗”⒀。不过，王德完所说粟、米可能有混淆。已故王守义先生说：“惟明人记述开中及商屯问题时，对米粟二事不甚分别清楚，有时统称之曰粟，有时称米，相差甚大”⒁。笔者以为王守义先生所说，是有道理的。明人顾炎武说：“永乐中，令商于各边纳米二斗五升，或粟四斗，准盐一引”⒂。又据《明史·食货志》载：永乐时规定，粟二石准米一石。笔者以为，明代商人纳米开中似以顾氏所说为妥，王德完所说粟米恐有颠倒之误。若以米二斗五升，粟四斗，粟谷出米率为62．5％，也较接近实际。这样，以共该盐引250万小引乘小米二斗五升，应为米56万石，占九边屯粮额276万石的20．7％，以共该盐引250万小引乘粟四斗，应为粟100万石，占九边屯粮额276万石的37％。若按每人一年食用小米二石六斗计，仅可供边镇军士20万人食用。而且，开中输边之粮并非全部来之商屯，另有在附近收买或从他处转运而来之粮。例如：《明宣宗实录》卷76，宣德六年二月壬子载：“宁阳侯陈懋……又私役军种田三千余顷，夺民水利，岁收之粟，召商粟收籴中盐”。
《明英宗实录》卷27，正统二年二月甲申载：“甘肃地寒，少生五谷。近日中盐商贾，多就彼买米，以致谷价涌贵”。
《明臣奏议》卷3，叶盛《劾内官弓胜疏》载：“大官臣室，千仓百廪，由是而应召纳粟，则关给官银，粜与盐商”。
三、粮食市场的形成
前面所述屯粮，民运粮、开中制皆为明初解决北方边镇粮饷的基本办法。但是，后来上述制度逐渐发生了变化，即从正统(1436—1449)始行京运银，即由国库拨银于边镇以后，“屯粮、盐粮多废，而京运日益矣”。⒃
屯田(军、民)的解体，最先是以民运粮来代替，后来又演变为民运粮改为折银。屯田的破坏，与官吏私占军屯和私役军卒有很大关系。王毓铨先生在《明代的军屯》中已有精辟论述。由于“屯田渐弛屯军亦多掣回守城。边军是唯军运是赖矣”⒄。请看下表⒅：
| 原饷额(石) | 嘉靖初年 | ||
边 镇 | 屯 粮 | 民运粮 | 屯粮(石) | 民运粮(石) |
延 绥 甘 肃 宁 夏 宣 府 大 同 合 计 | 65 845 603 188 107 497 250 000 513 904 1 540 434 | 280 000 246 744 200 000 270 000 418 860 1 145 604 | 66 097 213 880 107 730 62 302 124 600 574 109 | 289 673 316 616 134 305 745 272 586 475 2072 341 |
由表可知，延、甘、宁、宣、大五镇原饷额中屯粮154万石，民运粮114万石。到嘉靖初年屯粮已下降到57万石，下降53％，而民运粮上升到207万石，上升近一倍。各边镇民运粮主要由北方诸省负担。户部尚书马森说：“臣查祖宗旧制，……，河淮以北，以八百万供边境”⒆。兵部尚书马文升说：“凡各边有惊，其粮草马匹俱籍四省八府之民攒运供给”⒇。弘治十五年(1502)韩文在《天下钱粮奏》中说：“供给各边，止于山西、陕西及河南、山东、北直隶等处而已”[21]。大体说来，承担民运粮输边的省是：
辽东镇：北直隶、山东
宣府镇：河南、山东、山西、北直隶
大同镇：山西、河南
延绥镇：陕西、河南
但是，民运粮在实际执行中有二大问题。一是运输费用高。如宣德五年(1430)兵部尚书张本说：“甘肃、宁夏、大同、宣府粮饷，皆出民力运输，所费浩大”[22]。其费用，民运粮一石，运输费用就达粮食六石到七石或银3两，比民运粮本身多出六七倍。请看下表：
地点 民运粮 运费 资料来源
山西到宣大 1石 6石或7石 《明英宗实录》卷55
偏头关 正统四年五月
陕西到延绥 1石 银3两 《明孝宗实录》卷77
弘治十四年七月
二是民运税粮任务过重，农民负欠过多。如山西“平阳属县，秋粮当输入大同天镇诸卫，道里一千里，民苦挽运，负欠累年”[23]。宣德五年(1430)，山西应交大同、宣府秋粮因负欠太多，无法偿还，曾被迫“量征土物，赴边籴米输纳”[24]。这样，民运税粮体制终于被纳银制所代替。
以纳银制代替民运税粮制，最初可能是发生在宣德(1426—1435)初年。当时，农民为了减轻运输负担，曾经以银代粮。如宣德三年(1428)巡抚陕西隆平侯张信等言：“陕西西安、凤翔诸府、岁输粮草于宁夏、甘肃洮河、岷州镇卫，道路险阻，运致为艰。民往往赍金帛，就彼市纳”[25]。另外，还有以土产输边抵粮的现象。如《明宣宗实录》载：宣德五年(1430)“山西岁纳大同、宣府之粮，宜征民间所产有，度边境所宜用，若布、绢、棉花、茶、盐、农器等物，估其时值十分减二，运赴边上，令掌收官辨验酌量，市米上仓”[26]。后来，随着商品货币的，又渐将纳米色改为折银。各镇民运本色改为折色的经过是：
蓟州：明初民运有山东布花，广平，保定府阔布，顺天等府税粮马草，嘉靖后加派山东、河南、顺天等府本折。
辽东：旧例取给山东税粮折布32万匹，本色纱180万锭，花绒132 000斤，由海运自登州府新河海口运至旅顺口，再由辽河直抵开原。弘治(1488—1505)间本折兼收，正德(1506—1521)初奏改折色。
宣府：民运有米、麦、布、花、马草，于山东、山西、河南、顺天、保定、河间、真定、顺德、广平、大名田赋内取给，原系本色，万历(1573—1620)时皆折色。
大同：明初坐派山西、率多本色。正统八年(1443)本折相兼，正德元年(1506)始全折征。
山西：民运始于正统十四年(1449)，正德(1506—1521)间始本折相兼。
延绥：明初民运额派山东、河南诸省。成化十九年(1483)始派本省西安等府。正德七年(1512)将西安、延、庆三府尽征折色，嘉靖三十三年(1544)本折兼用，隆庆二年(1568)尽复本色。
宁夏：明初无民运，正统六年(1441)始征本省税粮，无定额。正德七年(1512)坐派税粮并折银。
甘肃：正统二年(1437)分拨，本折秋粮，成化八年(1472)又将徽州府小麦改征折色[27]。
由上可见，辽东、大同、宁夏三镇从正德年(1506—1521)已改征折色，蓟州从嘉靖年(1522—1566)本折，宣府从万历年间(1573—1620)改征折色，山西镇从正德年(1506—1521)始本折相兼，甘肃镇从成化年(1465—1487)已有折色。不过折色与否，开始并不是绝对的。当边镇出现不具备用折纳银货作为支付手段在当地购买粮食时，民运粮折银就无法实行，仍然实行民运本色。例如延绥镇从正德十年(1515)已开始推行折色，但是到隆庆二年(1568)尽复本色，其原因就在于此。尽管如此，从明中叶以来，民运粮折色已是大势所趋了。开中制的解体，从永乐年(1403—1424)已经开始。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一是由于政府屡增纳粮数量，使商人望而生畏，不愿纳米开中。例如：开中古北口，宣德八年(1433)淮盐每大引纳米5斗，景泰元年(1450)增至一石二斗，增长20％；开中广宁，宣德二年(1427)淮盐每大引纳米3斗，正统三年(1438)增至7斗，增加233％；开中独石，宣德十年(1435)淮盐每大引纳米九斗，正统八年(1443)增至1石2斗，增长133％；开中甘肃，宣德十年(1435)浙盐每引纳米3斗，正统七年(1442)增至1石，增长333％。
二是明政府任意增发盐引，在食盐销售市场不能扩大的情况下造成盐引壅积。当时“商人有自永乐中侯支盐，祖孙相代不得者”[28]。
三是盐官失政，边盐壅滞。延绥巡抚涂宗浚说：“商人苦称边盐不通，引积不用，其情甚苦，其词甚哀，细询其故，盖缘江南盐官失政，恣肆渔猎，弊窦多端。如边盐每引每包重止五百五十斤，例也。而彼盐每引每包重至二千五百斤。人情孰不欲利，谁肯舍多而就少乎，是彼得利四倍，而边盐利少，无人承买”[29]。
四是权贵包办使开中商人受到排挤。明初开中规定仅限商民，四品以上官僚子弟家人不得参加。永乐时，官吏军民开中京卫，结果“勋贵武臣多令子弟家人行商中盐，为官民害”。[30]
五是私贩之风日盛。明初私盐并不严重，景泰始渐炽。景泰二年户部奏称：“比者召商中盐，应者绝少，盖因私盐多而官盐阻滞”[31]万历《陕西通志》卷8盐法载：“人得私贩，官盐沮坏，客商少中，无以济边用之急”。
在这种情况下，开中纳粮已收不到应有效果。弘治五年(1492)户部尚书叶淇变法，把开中纳粮改为纳银，即商人不必再纳粮到边换取盐引，改为纳银换引。同时，叶淇还提高了盐引值。大致明初开中每小引纳米2斗5升，值银2钱多，而叶淇则“请召商纳银运司，类解太仓，分给各边，每引输银三四钱有差，视国初中米直加倍”[32]。随着开中纳银制的推行，开中纳粮制和随开中而起的商屯制也就被淘汰了。
开中纳银是为了增加国库收入，但边饷随着屯田制和开中纳粮制的解体，使明政府不得不增加从国库拿出银两到边的数额，也就是增加京运年例银。据《明史·食货志》载：“京运始自正统中，后粮、盐粮多废，而京运日益矣。……兵愈多，坐食愈众，而年例亦日增。”
这样，随着屯田、民运粮折色，开中纳粮改纳银，京运年例银的大幅度增加，各边镇饷额出现了一个以银两为主的局面。兹据明人潘潢奏称，嘉靖(1522—1566)末年各边镇的银两饷额是[33]：
人马森所说：“后因边庭交事之费渐繁，一变而有客兵之年例，再变而有主兵之年例，然其初止三五十万耳。迩来渐增至二百三十余万，屯田十亏其七八，盐法十折其四五，民运十逋其二三，悉以年例补之。在各边则士马不如于昔，而所费则几倍于先；在太仓则输纳不益于前，而所出则几倍于前。如是，则边境安得不告急，而京师安得不告匮”[34]。笔者认为，明政府的北方边镇政策，无论从军事、和经济上讲，都不能说是成功的，颇有检讨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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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例如：朱永庆《明代九边军饷》载《大公报》民国二十四年九月八日。
② 例如：王毓铨《明代的军屯》，中华书局版。徐凯《明初北方边粮的运输》载《史学集刊》1991年2期。
③《明会典》卷129。
④⑤⑦⑩⒃[29][32] 《明史·食货志》。
⑥ 王守义《论明代的商屯制度》，《南开大学学报》1956年2期。
⑧ 张萱《西园闻见录》卷35。
⑨ 《明史·食货志》：“洪武九年，天下税粮令民以银、钞、钱、绢代输，银一两、钱千文、钞一贯、皆输米一石。
⑾ 霍韬《哈密疏》，《明经世文编》卷186。
⑿ 刘应秋《盐政考》，《明经世文编》卷431。
⒀ 王德完《论救荒无奇及时讲求以延民命疏》，《明经世文编》卷444。
⒁ 王守义《论明代的商屯制度》，《南开大学学报》1956年2期。
⒂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28。
⒄ 《明世宗实录》卷37，正德三年四月甲戌。
⒅ 嘉靖年数见梁材《会议王禄军粮及内务府收纳疏》，《明经世文编》卷103。
⒆ 《明穆宗实录》卷15，隆庆元年13月戊戌。
⒇ 马文升《为会集廷臣计处御虏防略以绝大患疏》，《明经世文编》卷64。
[21] 《明臣奏议》卷10。
[22] 《明宣宗实录》卷67，宣德五年六月乙酉。
[23] 《明宣宗实录》卷7，洪熙元年八月。
[24][26] 《明宣宗实录》卷71，宣德五年十月。
[25] 《明宜宗实录》卷33，宣德二年十一月。
[27] 以上见《明会典》卷28。
[29] 雍正《陕西通志》卷41，盐法。
[30] 《明史·李庆传》。
[31] 《续通考》卷20。
[33] 潘潢《查核边镇主兵钱粮实数疏》，《明经世文编》卷199。
[34] 《明穆宗实录》卷15，隆庆元年十二月戊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