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蒙元史研究概述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9-06
陈高华《元代画家史料汇编》(杭州出版社)在前版书的基础上作了大幅度扩充，内容增加了一倍以上。李治安《忽必烈传》(人民出版社)全书56万字，以忽必烈人生历程为纵向主线，以其在位35年间、军事、、文化诸领域的重要史事为横向线索，对元王朝的缔造者忽必烈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描述和诠释，揭示了忽必烈在少数民族中首次统一和治理南北的来龙去脉和曲折经历，及其动因、背景和利弊得失。朱耀廷《成吉思汗传》(人民出版社)对成吉思汗的功过是非，尤其是褒贬不一的西征，进行了深层次的分析探讨，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赵琦《金元之际的儒士与汉文化》(人民出版社)对金元之际60年间士人的遭遇和活动作了全面细致的考察，指出士人虽遭受种种困厄，仍多恪守天职，为中原传统文化的延续和作出了贡献。胡小鹏《中国手经济通史(宋元卷)》(福建人民出版社)分上、下两编，下编是元代手工业经济。作者对元代官营手工业、民间手工业、纺织印染业、矿冶业、印刷业、制瓷业、军工业以及制盐、茶、糖、酿造业等都进行了论述。呼格吉勒图、萨如拉编著《八思巴字蒙古语汇编》(内蒙古出版社)收集整理了58件八思巴字蒙古语资料，对研究中世纪蒙古语、蒙古史以及元代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方龄贵《元史丛考》(民族出版社)收入作者20篇有关元史的文章和一篇译稿，主要是有关《通制条格》、元代云南碑刻和史事方面的研究。贾敬颜《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中华书局)收入元人行记三种：王恽《开平纪行》疏证稿、张德辉《岭北纪行》疏证稿、周伯琦《扈从诗前后序》疏证稿。此外有张迎胜《元代回族文学家》(人民出版社)、曾传辉《元代参同学——以俞琰、陈致虚为例》(宗教文化出版社)。
一、政治
政治、制度。陈得芝《耶律楚材、刘秉忠、李孟合论——蒙元时代制度转变关头的三位政治家》(《元史论丛》第九辑)论述了这三位政治家与统治者的沟通磨合，及他们在当时条件下诱导蒙古统治者采用汉法所起的重要作用。李治安《论元代的官吏贪赃》(《南开学报》第5期)从元代官吏贪赃的表现、统治者惩治贪赃的政策及惩贪失败的原因等方面对官吏贪赃进行了论述。屈文军《论元代君臣关系的主奴化》(《江海学刊》第1期)指出，元代的重要官僚大多来自怯薛，该组织成员始终是皇室的奴仆，而怯薛在国家政治中的中枢地位又使得当朝权贵以做皇帝奴婢为荣的风气不断弥漫到各族官员身上，君臣关系不断向主奴化方向发展。党宝海《蒙古帝国的牌符——以实物为中心》(《欧亚学刊》第4辑)收集了在中国、俄国、乌克兰等国境内陆续发现的13—14世纪蒙古牌符20面。根据文献资料，对这些牌符的制作年代和实际用途进行了研究，指出这些牌符分属乘驿牌、职官牌、夜禁牌(包括夜行牌与夜巡牌)、民间私造牌。魏崇武《封龙、苏门二山学者与蒙元初期的学术和政治》(《中国典籍与文化》第2期)对封龙、苏门二山学者在蒙元初期政治及儒学上的影响作了比较。马娟《元代回回法与汉法的冲突与调适》(《回族研究》第3期)论述了蒙元时期回回官员与汉人士大夫之间的关系，考察了元代伊斯兰教在遭遇汉法时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吴小红《元代抚州路地方官研究》(《集刊十七》)通过对102位抚州路地方官的计量分析，指出其中主要是蒙古、色目与汉人，整体素质不高，时常缺任，合法收入不足以养廉。瞿大风《元代山西地区各级官员的施政成效与贪残腐败》(《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2期)从施政成效与吏治腐败两方面探讨了山西地区的政府施政状况。瞿大风、崔树华《元代山西地区的行省行中书省与中书分省》(《蒙古学信息》第1期)，对元朝统治者在山西地区建立的一些地方政权机构如行省、行中书省、中书分省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相关论文有[美]E·恩狄考特·韦斯特《12世纪至20世纪蒙古人与中国——游牧民与定居民的关系》(《元史论丛》第九辑)、常江《耶律楚材与元初统治》(《辽宁大学学报》第3期)、任崇岳《元朝的统一及其意义》(《郑州大学学报》第5期)等。
法律。马娟《元代伊斯兰法与蒙古法之间的冲突与调适》(《元史论丛》第九辑)分析了伊斯兰法和蒙古法产生冲突的社会背景、消解冲突的方式及其社会影响。杨淑红《元代有关民事司法制度及其实效》(《集刊十七》)将法律制度与司法实践结合起来，对元代有关民事司法制度及其实效进行考察，认为元代的法律秩序不佳，大量的民事纠纷很难通过诉讼途径得到及时、公正的解决。此外曾代伟有《蒙元流刑考辨》(《内蒙古社会》第5期)和《蒙元“义绝”考略》(《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第11期)两文。
军事方面的文章有瞿大风《元末山西镇戍补述》(《蒙古学信息》第3期)。
二、经济
农业与救荒。汪兴合《元代的劝农使》(《集刊十七》)对劝农使派遣的背景、派遣过程、劝农使工作内容及职能进行了考察。瞿大风《元代山西地区的农业发展》(《内蒙古大学学报》第1期)从耕作管理、粮食种类及其用途等方面考察了元代山西农业发展状况。方铁《元代云南行省的农业与农业赋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指出，元朝在云南的积极经营为明清移民大量迁入创造了有利条件。[韩]崔允精《元代救荒书与救荒政策——以<救荒活民类要>为依据》(《元史论丛》第九辑)分析了文宗至顺年间张光大编《救荒活民类要》一书的编辑背景、内容及救荒纲目等，并探讨了元代的救荒政策。
商业与手工业。王秀丽《元代江浙行省的水上商业》(《集刊十七》)指出江浙地区的商业交通以水路为主，形成了以苏、杭为中心，以运河、钱塘江、闽江为动脉，以沿江沿海各港为外贸经济龙头，广泛联系各支流河道的繁密的水上交通。同氏还有《元代江西行省的商业交通》(《中国地理论丛》第3辑)一文。胡小鹏、程利英《元代的军器生产》(《西北师大学报》第2期)指出，元代的军器生产主要由系官工匠和军匠完成，中央军器局院集中在北方，技术兼具中西方之长，在生产的数量和质量上都超过唐宋时期。马建春《元代的西域工匠》(《回族研究》第2期)叙述了蒙元时期西域工匠的东迁过程，以及他们在元代社会中的地位和待遇，并指出了西域工匠在元代官营手工局院所从事的具体行业。杨印民《论元代腹里地区的军事工业》(《内蒙古社会科学》第4期)和《元代环渤海地区的军事工业》(《社会科学辑刊》第4期)两文，对元代腹里地区和环渤海地区的军工生产、军器种类、管理体系及技术力量作了初步探讨。同氏还有《元代腹里地区酒业初探》(《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一文。默书民《元代大都的粮食来源与消费》(《元史论丛》第九辑)对不同时期大都粮食的来源渠道和消费作了考察，指出大都粮食的来源是多渠道的。其他有邱树森《元代广州的商业文化》(《江苏商论》第8期)、李晓娟《元代杭州的商业经济》(《江苏商论》第3期)、汪兴和《元代大都的商业经济》和《元代上都的商业经济》(《江苏商论》第2期、第4期)、陈广恩《元朝政府规范商贸措施之管窥》(《江苏商论》第4期)、李倩《元代汉水流域农业和工商业发展初探》(《江汉》第11期)等。
人口与货币。温海清《元代庆元路口数考实——以盐课与人口之关系为中心》(《中国史研究》第3期)以盐课与人口的关系为切人点，推测出元代某一时段庆元路的口数，并证明《元史·地理志》所载区域户口数据不可靠。李跃《略论元代流通纸币》(《南方文物》第2期)从社会背景、流通阶段、管理等方面对元代纸币进行了论述。此外有屈文军《元代纸币制度败坏的原因及对今人的启示》(《江苏商论》第4期)等。
另有蓝武《元代广西社会经济发展论纲》(《广西社会科学》第11期)。
三、社会与文化
社会。[韩]李蚧奭(从郭畀<云山日记>看14世纪初江浙行省的社会状况》(《元史论丛》第九辑)通过《云山日记》和《至顺镇江志》对14世纪初江南士人社会进行了探讨。杨印民《元代社会的饮用酒风俗》(《集刊十七》)对元代不同社会阶层的饮用酒风俗进行了考察，指出宫廷酒“奢”、文人士大夫酒“雅”、民间酒“朴”、寺观酒“逸”。秦新林《元代收继婚俗及其演变与影响》(《殷都学刊》第2期)指出了元代的收继婚俗在汉族和蒙古族中发生的变化及其原因。其它有潘清《江南地区社会特征与元代民族文化交融》(《东南文化》第6期)、王秀丽《元代江南地区的士商亲融关系》(《教学》第5期)。
、科举与出版。韩志远《元代私学初探》(《元史论丛》第九辑)探讨了私学的历程和特点，指出元仁宗以前是私学发展兴盛期，之后则是其衰落期。蔡春娟《元代的蒙古字学》(《史研究》第2期)从设置、学校教学情况、学校的影响三个方面对元代的蒙古字学校进行了论述。申万里《元代文庙祭祀初探》(《暨南史学》第三辑)，对元代文庙祭祀开展的情况、祭祀制度及文庙祭祀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胡务《元代庙学学产》(《元史论丛》第九辑)主要对庙学学田问题进行了探讨。吴小红《元代南方书院拟设教授考》(《元史论丛》第九辑)对南方书院设教授一事进行了梳理．并分析了其失败的原因。汤开建、王建军《元代崇义书院论略》(《元史论丛》第九辑)对崇义书院的创办经过及原因作了探讨。王建军《元代回回国子监研究》(《回族研究》第1期)指出，回回国子监的创办是元代统治集团权力斗争的产物，对亦思替非文字也有探讨。[日]樱井智美《<礼部韵略>与元代科举》(《元史论丛》第九辑)分析了《礼部韵略》的内容和版本，介绍了这些书籍的卷首所记载的有关元代科举和俗字的规定，并将之与《元典章》、《元史》、《三场文选》等所记载的法令进行比较，探讨了元代儒生是如何利用本书的。医祀三皇是元朝独有的现象，张世清《元代医祀三皇考》(《史学月刊》第7期)从医祀三皇庙的财源及其与医学、惠民局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考述。陈高华《元代出版史概述》(《历史教学》第11期)指出元代出版事业在金、宋基础上继续发展，出版以学校、民间为主，南方比北方兴盛。出版物除汉文书籍外，还包括为数可观的其他民族文字书籍。其他有林威《从东平学风的转向看元代的官学化》(《东岳论丛》第5期)、蓝武《宋元时期广西文化教育发展的比较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第4期)、杜钢《试论元代“遵用汉法”的文教政策与教育措施》(《内蒙古师大学报》第7期)等文。
士人。刘晓《元好问<寄中书耶律公书>人物补释——兼论士大夫家族在金元生活中的延续》(《中国社会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2集)对元好问《寄中书耶律公书》中提到的54人中前人未考及的部分人物进行了补释，并论述了部分家族在元朝政治生活中的延续。赵琦《大蒙古国时期的河北世侯与士人——兼论这一时期汉文化的遭际》(《元史论丛》第九辑)通过分析真定史氏、保州张柔与儒士的关系，肯定了世侯和儒士对保护、挽救汉文化的作用。王仁杰《宋元之际南方士人的遭遇与心态》(《集刊十七》)对宋遗民在宋元之际的政治活动、心态、诗词等进行了研究。单义委《迺贤与元代“游士”》(《集刊十七》)以迺贤为例，说明元代许多“游士”游历之意主要不在山水而在寻求人仕机遇。李轼华《从元代历史剧看元代文人的二难情结》(《成都大学学报》第1期)指出，仕与隐、进与退的二难情结是元代文人普遍的心理状态。此外有周少川《元代汉儒民族思想的发展进步》(《云南民族大学学报》第2期)、吴寒《西域文士在元代社会中的角色与地位——以赡思为个案研究》(《石河子大学学报》第2期)、余勇《元杂剧与元代文人心态》(《北方论丛》第1期)、聂俊亮《元代下层文人选择杂剧的心态试探》(《邢台学院学报》第3期)、韦德强《元代文人游世意识论》(《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第4期)、叶爱欣《河南姚氏与元代文化思想的整合》(《平顶山师专学报》第6期)、丁启阵《元初汉族文人的节操状况》(《文史知识》第12期)等。
文学与。杨镰《元代蒙古色目双语诗人新探》(《民族文学研究》第2期)对元代蒙古、色目族诗人如伯颜、月鲁不花、蒲理翰及拂林人金元素进行了考察，指出元代并非传统诗文的衰退时期，元代诗坛充满活力。王广超《元词论纲》(《淮阴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把元词的发展过程分为蒙元时期、元代前期、元代后期三个阶段来考察。晏选军《戴良考论——元代遗民系列研究之一》(《中国文学研究》第2期)肯定了戴良在元末文坛的重要地位，及其对明代文学的影响。刘中玉《元代文人画风变革之初步考察》(《集刊十七》)着重对元代画风变革展开了论述。同氏《元代江南文人画家逸隐心态之生成》(《元史论丛》第九辑)将江南文人画家分为三类——消极抵抗者、仕途失意者、高标自蹈者来论述他们的逸隐心态。黎日晃《略论元代雕塑发达成因》(《集刊十七》)从元朝独特的政治状况、思想管理、人才和文化交流等方面考察了元代雕塑发达的原因。李修生《元代杂剧南移寻踪》(《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第1期)通过对元杂剧四大家与杭州关系的寻绎，考察杂剧南移的过程，并对这一重要文化现象进行了初步的研究。王福利《从曲调名看元朝俗乐曲的继承与发展》(《徐州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指出元朝虽然有相当数量的曲调源自唐、宋、金等，但绝大多数的曲调是蒙古族或其所辖诸族的传统曲子和一些新制曲调。同氏《元朝的两都巡幸、游皇城及其用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第2期)对元朝的两都巡幸和游皇城活动及其乐舞配备等问题作了研究。博特乐图、杨海源《“胡尔奇”释辨》(《乐府新声)第1期)阐述了“胡尔奇”(蒙古语hugurci)一词所指的演变。尚刚《蒙元御容》(《故宫博物院院刊》第3期)讨论了蒙元帝、后肖像，对它们的制作、形制及不同做法的文化差异、可能的遗存及其制作年代等作了说明。此外有王忠、费秉欣《我国元朝时期声乐的发展状况》(《齐鲁艺苑》第3期)、徐百佳《粗犷豪放、错彩镂金的元代染织纹样》(《苏州大学学报》工科版第3期)、余彦君《元代诗文衰落与中国士文化关系浅探》(《高等函授学报》第3期)等。
宗教信仰。才让《蒙元统治者选择藏传佛教信仰的历史背景及内在原因》(《西北民族大学学报》第1期)从西夏境内藏传佛教的兴盛、藏传佛教界对蒙古王室的积极传教及藏传佛教密法的特色等方面阐述了蒙元统治者选择藏传佛教信仰的原因。王汉民《全真教与元代的神仙道化戏》(《世界宗教研究》第1期)元代神仙道化戏是元杂剧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的兴盛与全真教的兴盛有着直接关系。另有陈永国《古代蒙古社会的成吉思汗崇拜》(《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第2期)、华方田《辽金元佛教》(《佛教文化》第2期)、嘉益．群培《藏传佛教和僧人在元代政治中的地位》(《贵州民族研究》第3期)、宝贵贞《元代蒙古人宗教信仰的多元化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5期)、黄卉《邓玉宾和元代道情散曲》(《中国道教》第2期)。
四、民族、边疆史地与对外关系
刘迎胜《社会底层的汉——伊斯兰文明对话》(《南京大学学报》第1期)从回回人的语言演进史角度，探讨了回回人从移民集团转变为中国少数民族的过程。指出语言的演变往往是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的，而且参与者主要是那些在史籍中未著姓名的社会下层群众。杨晓春《元、明时期清真寺汉文碑刻初步研究》(《集刊十七》)对撰文者的宗教身份、清真寺采纳汉文碑刻在时间地域等方面的特点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指出穆斯林士人对待中国文化的主观态度是肯定儒家而否定释、道二家。
有关吐蕃的研究有张永和《元朝治藏政策得失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第7期)认为，元朝对西藏采取“因其俗而柔其人”政策不失为上策，但不加选择地吸收吐蕃文化中的全部内容并将其发挥到极致，无视西憎恶行和过度娇纵，也是社会、政治、全面崩溃的原因之一。李倩《一封具有重要历史影响的藏文信——<萨迦班智达公哥监藏致蕃人书>探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第7期)指出，《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的历史作用在于为经过400年战争混乱、分裂割据的西藏重新统一于元朝中央统治之下奠定了基础。邓前程《元明政权交替与中原统治民族换位形势下的治藏政策调塑空间》(《四川师大学报》第3期)探讨了元明政权交替下，明朝对元朝治藏政策的继承与创新。
屈文军《元代的畲族》(《暨南学报》第1期)讨论了畲族地理分布、信仰、反元斗争的性质、畲军的性质等问题。方铁《从赛典赤对云南的治策看蒙元的民族统治政策》(《回族研究》第2期)指出赛典赤在云南的施政，既有对汉族的压迫和防范，也有在信任边疆少数民族基础上建成的土官制度。谢咏梅《札剌亦儿部驻地变迁及留驻食邑和分戍中原》(《内蒙古师大学报》第3期)对札剌亦儿部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其他有李安辉《试析蒙元政策对元末明初新生民族形成的促进作用》(《内蒙古社会科学》第5期)、陈巴特尔《试论蒙古民族传统文化的形成、变迁及其特点》(《内蒙古大学学报》第3期)、杨满忠《元代回族兵器制造述略》(《固原师专学报》第1期)、陈广恩《论蒙元开发西北之指导思想》(《宁夏大学学报》第4期)等。
有关汗国与诸王的研究有党宝海《蒙古察合台汗国的驿站》(《西域研究》第4期)从大蒙古国时期察合台汗国驿站交通的创立及使用、元朝在当地的驿站建设、驿站的运行特点等方面对蒙古察合台汗国的驿站交通进行了探讨。敖特根《蒙元时代的敦煌西宁王速来蛮》(《兰州大学学报》第4期)对西宁王速来蛮的始祖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西宁王速来蛮是察合台后王，而非旭烈兀之后。此外有田庆锋《钦察汗国之疆域及其历史变迁——钦察汗国与蒙元时期之中西交通研究之一》(《喀什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毕奧南《蒙古汗国与元朝关系的考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4期)、程尼娜《元代对蒙古东道诸王统辖研究》(《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等。
刘迎胜《从阿合马的身份谈起》(《元史论丛》第九辑)从阿合马为忽必烈皇后察必的从嫁人人手，探讨了从嫁人的地位、与使主的关系及由近臣演变为权臣等问题。党宝海《蒙古帝国的猎豹与豹猎》(《民族研究》第4期)按蒙古帝国的发展进程，讨论了大蒙古国、元朝、伊利汗国驯养猎豹、以豹狩猎的现象，并分析了由此造成的各种社会影响。
对外贸易、对外关系。高荣盛《元代“倭寇”论》(《集刊十七》)指出，所谓“倭寇”早在元代已呈严重态势，最初的外掠者仅限于邻近高丽的“对马倭”，13世纪中叶以来才扩展到整个“西国”或九州岛。同氏《元大德二年的珍宝欺诈案》(《元史论丛》第九辑)对《史集》所记大德二年的一桩珍宝欺诈案中所涉及的人物、相关史事展开了细致翔实的考述，并对这桩案件发生的背景和影响进行了分析。薛磊《元朝与高丽政治关系中的重要人物——高丽忠宣王王璋》(《内蒙古社会科学》第3期)指出，高丽忠宣王一生的政治遭遇，表明高丽王或世子在元朝政局中的地位和立场不论对其政治命运还是对于元丽政治关系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另有张卫萍《也谈马可·波罗中国之行的真实性》(《平原大学学报》第3期)、朴延华与朱红华《试论元丽两国政治联姻关系》(《延边大学学报》第1期)、毛阳光《元代宁波在中日关系中的矛盾性格》(《宁波大学学报》第5期)、白晓霞与张其凡《元朝与印度的海上贸易》(《内蒙古大学学报》第6期)等。 五、人物考证及其他
陈庆英《关于<汉藏史集>的作者》(《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第2期)对《汉藏史集》的作者达仓宗巴。班觉桑布(stas．tshang-rdzong-pa-dpal-vbyor-bzang-po)进行了研究，指出班觉桑布即是该书记载的嘉乔贝桑穴skyabs-mchog-dpal-bzang雪，在宗喀巴推动“宗教改革”的初期，是宗喀巴的一个重要的合作者，对宗喀巴创立格鲁派的准备工作有相当的贡献。张文澍《踟躇于末世天胄与新朝显贵之间——寻绎赵孟
上一篇：2004年隋唐五代史研究概述
下一篇：20世纪中国历史地理研究若干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