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极之间的新史学：关于史学研究会的学术史考察

    内容提要  以吴晗等为首的史学研究会曾一度活跃于20世纪30年代的史坛，在本土史学由传统向转型的历程中扮演了一个积极角色。它将社会史设定为研究重心，尤其注意从社会、经济方面解析现象和历史问题；它奉行民间本位的治史立场，关注基层社会和普通人物的历史境况，并采取通俗化的表述策略；它遵循实证与诠释并重的致知取向，兼顾史料与史观；它主张从社会学、经济学、统计学等学科借取理论和方法阐释中国历史，使史学研究手段得到大幅度更新。其新史学应属于比“马克思主义史学”指涉更广的唯物史观派史学；它的出现，标志着唯物史观派日益走向成熟。

关键词  史学研究会  新史学  唯物史观派

    自1902年梁启超刊布《新史学》一文始，与传统史学立异、塑造一种新的史学范式遂成为清季及民国史界学人的共同企盼。“新史学”一词使用频率甚高，其含义亦相当宽泛：从胡适的实验主义史学，顾颉刚的疑古史学，王国维“地上与地下互证”的史学，到郭沫若诸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均以“新史学”名之。然而其取向各异，甚至截然对立、水火不容，令人有眼花缭乱、无所适从之叹。但综观各家“新史学”，其所谓“新”，或偏指史料扩充、典籍考辨，或侧重史观变革、理论阐释，皆不外此两端。胡适、顾颉刚等视史料为生命，对史观则罕有言及；王国维倾力于地上地下史料的互证；郭沫若等以史观为要务，长于理论建构，将细致缜密的史料工作放在次要位置。本来，史观与史料乃是史学得以成立的两个基本要素，二者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若仅存其一，实不足以言成熟之新史学。不幸的是，20世纪上半期为世人瞩目且转移一时风气的数家史学流派皆在此一关键问题上失足，往往顾此失彼，偏执一端，形成史观与史料两极对立的僵局。在30年代，一批少壮派史家对此已有所认识，并开始了种种纠偏扶正的探索与尝试。其中一个名为“史学研究会”的青年群体付出了艰辛而卓有成效的学术努力。尽管这一组织一直未受到治学术史者的充分注意①，但它既冲破了传统史学的既有格局，又广纳现代史学的合理因子，尤其着力于史观与史料之间求平衡，其倡导、奉行的学术路向、治史立场、致知取向及研究门径能够在一个较长的时问段落内屹立不倒，为后世史家垂范。本文试对史学研究会作一整体考察，并借以窥探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史学变迁的蛛丝马迹。

    史学研究会创立于1934年5月20日，主要成员有吴晗、汤象龙、夏鼐、罗尔纲、梁方仲、谷霁光、朱庆永、孙毓棠、刘隽、罗玉东，后来又有张荫麟、杨绍震、吴铎等加盟。他们主要来自清华大学和北平社会调查所(后更名为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该研究会以汤象龙为主席，吴晗为编辑，谷霁光为文书。它成立后，每月集会一次，每年召开年会，直至“七·七”事变时研究会暂告中止。1938年4月，西南联大成立后，吴晗、张荫麟、罗尔纲、孙毓棠等先后抵达昆明，史学研究会才于1939年恢复活动。

    史学研究会以《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后易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以下皆简称《集刊》)、天津《益世报·史学》双周刊和南京《中央日报·史学》周刊为学术基地。这三个刊物，或由史学研究会直接承办，或以该会为主要依托，会中成员有大量文章发表在这里。《集刊》自1932至1949年，共出8卷16期。《益世报·史学》双周刊创办于1935年4月，《中央日报·史学》周刊面世于1936年3月，至南京失陷为止，两报史学专刊共出版100多期。这三个刊物上的史学是我们考察史学研究会的基本依据。

需要略作说明的是，与任何组织一样，研究会各个成员所扮演的角色、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少数人统筹全局，规划方向，更多的人则术业专攻，埋首耕耘。例如作为研究会核心人物之一的吴晗，他具有出色的学术组织能力，从发起这个学术团体到维持其日常运转，付出了无数心力。吴晗阐发的若于观点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该会的其他成员，因而不再只代表个人意见而成为整个学会的共同主张。所以，作为一项学术史考察而不是专题综述的集合，我们无法做到对每个人平均用力，不免在叙述中有所偏重，目的在于最大程度地折射出研究会的总体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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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研究会成员的回忆和传记资料中，往往提起这个团体，如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44—45页)；罗尔纲《怀吴晗》(北京历史学会编：《吴晗纪念文集》，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夏鼐《我所认识的史学家吴晗同志》(《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2期)；《汤象龙自述》(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第3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23页)；苏双碧、王宏志《吴晗传》(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36—37页)；[美]马紫梅《时代之子——吴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叶显恩、谭棣华《梁方仲传略》(《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4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260—261页)。此外，近来李根蟠在关于20世纪中国经济史的系列文章中也反复提到它。但对史学研究会进行集中考察，确立其学术史坐标的文字，尚未及见。

一、趋向唯物史观的学术路径

史学研究会尽管规模不算太大，其成员的研究主题和努力方向却颇不相同。最典型者莫如张荫麟，他的学术个性极为鲜明，在民国史坛特立独行，自成一家，殊难归类。①这给我们把捉此一群体的基本治学路向造成困难。但史学研究会能够凝聚为一个集体，证明其各成员间有共同的学术志趣在。我们若舍枝节而取本干，该群体的学术路向尚可辨识。综观史学研究会的学术活动，其路径大致趋于唯物史观一途。

    这首先体现在史学研究会将研究重心设定为中国社会经济史上。

    《现代史学》杂志的创办人朱谦之曾指出：“现代是经济支配一切的时代，我们所需要的，既不是史，也不是史，而却为叙述社会现象的，社会之历史的形态，社会形态的变迁之经济史或社会史。所以现代史学之新倾向，即为社会史学、经济史学。”②但在中国，自清代以来，“食货之学”即社会经济史却留下了一片空白。20世纪初的经济史研究也只是星星之火。1906年出版的沈同芳的《中国渔业历史》、1908年出版的陈家焜的《中国商业史》等部门经济史论著叙述简略，结构粗糙，显然尚处在起步阶段。占据史学界主流地位近半个世纪之久的史料学派在社会经济史领域无所作为，其代表人物胡适、顾颉刚等人均无意于此。尽管胡适在其“中国文化史”撰述计划中列有经济史一项，但他的学术兴趣集中在思想、考据方面，经济史远非其意向所趋。顾颉刚承认“社会的基础和历史的动力是经济”，并提议从地方志中寻求经济史料③，然而，他未能沿着这一思路展开自己的研究，其论究中心和成就所在依然是“疑古辨伪”。盛行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极大地扭转了这一局面。人们纷纷以唯物史观为武器，围绕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问题展开激烈争论，而应用唯物史观必然导向对历史上的经济现象、经济问题的注意，故此论战大大激发了人们对经济史的兴趣，史界风气为之一变。但社会史论战的参加者的直接目标是重构中国古史体系，而非专事社会经济史研究。因而他们的讨论与一定的社会历史发展模式牢不可分，所举的经济史实只是作为证据而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某种理论图式的附庸。甚至有人认为社会史论战只是“中国史的社会学解释”，而不是社会史研究。④所以，对社会经济史的系统考察尚未出现。

    到了史学研究会那里，中国社会经济史才以独立的姿态登场。

在发起研究会之初，吴晗约请会友时，曾说：“我们组织这个会的目的，是为了经常一起聚会，交换各人的心得，以便能对中国新史学的建设尽一点力量。”⑤吴晗此处的新史学所指为何，并未明言。而汤象龙在《太平天国史纲》的序言中则认为新史学应当“叙述文化的进步，经济的变动，社会的变迁”，“以整个民族或各民族的发展为主体，记载他们多方面的活动”。⑥社会经济史性质的《集刊》发刊词表述得更为直截了当：“在我们认识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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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郑师渠将张荫麟归入学衡派，认为他与学衡诸公在史学方面取径一致，见《学衡派史学思想初探》，《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郑的归类似更为合理。但承认这一点，并不排除张荫麟与史学研究会成员间存在相似之处，这也是本文要侧重叙述的。

②陈啸江：《西汉社会经济研究》朱谦之序，新生命书局1936年版。

③陶希圣：《搜读地方志的提议》，《食货》第1卷第2期，1934年12月。

④陶希圣：《八十自序》，(台北)《传记文学》第33卷第6期，1978年12月。

⑤苏双碧、王宏志：《吴晗传》，第36、37页。

    ⑥见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汤序”，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在人类生活上的支配力并且现代生活占据个人，民族，国际的重要地位的时候，我们便不得不说历史的大部分应该为经济史的领域”，并且指出，社会调查所自开始工作以来，“无论研究任何问题，时时感到经济史的研究的不可少”。①因此，从史学研究会同人的主观认知来看，社会经济史是史学的基础部分，研究社会经济史应当作为一项首要工作。不但如此，在具体史学实践中，研究会也贯彻了这一认识。

    《集刊》就是一个专攻社会经济史的刊物。最初，它自许“以讨论中国近代各种经济问题及现象，并介绍各种重要经济史料书籍为目的”，且称“此种刊物的发行要为中国学术界研究近代经济史的创举”。②但后来该刊的研究范围逐渐扩展，在时间上已突破近代之限，领域也不再止于经济史，而是涉及到更为广阔的社会史。它所研究的内容涵盖了赋税制度、盐务、货币、国际贸易、铁路、兵制、度牒等。1942年，萧一山在一篇学术文章中，对《集刊》在经济史研究上的成绩做了肯定，并寄予厚望。他说：此刊论文，根据实际材料，多有足取，将来成就，当可观也。③当代学者刘翠溶则指出，它是第一份以经济为名的学术刊物，创刊时间比美国经济史学会出版的Journal of History(1941年5月)还要早，这份刊物实为导致今日研究中国经济史和社会史之嚆矢。④《集刊》与1934年底问世的《食货》半月刊一起成为民国时期社会经济史学界的两座重镇。因此，该会在社会经济史领域做出的开拓性贡献不可小视。

    在天津《益世报·史学》双周刊和《中央日报·史学》周刊中，社会经济史同样是主题之一。前者创刊一年间共出版25期，发表文章33篇，其中26篇是史学研究会同人撰写的。其研究触角伸到盐业制度、北魏土地制度、招商局的建立、隋朝的国家财政管理、税务问题、明代农民等诸方面。头一年的索引将论文题目分为政治、经济、社会、考证四类，其中以经济一项所占分量最大，计有11篇。可见，社会经济史在研究会同人的著述中占据了一个非常醒目的位置。南京《中央日报·史学》周刊也汇集了大量的此类文章，如汤象龙的《清初的经济政策》(1936年3月5日)、谷霁光的《魏晋南北朝时代之户籍与赋税》(1936年3月12日)、朱庆永的《晚明财政的破坏》(1936年4月30日)等等，不再赘述。

这三个刊物上的社会经济史论文，与前此的社会史论战时期大相径庭。社会史论战中，通论性的文章多，专题式的研究少，参加者常常大笔一挥，泛泛而谈，缺少细密精微的探索。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许多文章开篇谈春秋战国，笔下一转就到了鸦片战争以后，中间的主干时段竟无暇详论。齐思和尝言：“现代史学是建立在专题研究之上的，正如有了砖才好造房。”⑤何炳松也说：“我们有志于整理中国史的人，亦应该具有同样的精神先努力去做专篇的著作，再去做通史的工夫。”⑥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展开过程却恰恰相反，通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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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发刊词》，《集刊》第1卷第1期，1932年11月。

②见《集刊》第2卷第1期(1933年11月)的广告。

③萧一山：《近代史书史料及其批评》，《志林》第3期，1942年1月。

    ④于宗先等编：《中国经济发展史论文选集》导言，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l980年版，第11—12页。此文集共收入中学术文章42篇，史学研究会成员竞占9篇，足见其在这一领域贡献之巨。

    ⑤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1949年第2期。

    ⑥何炳松：《历史研究法》，刘寅生、房鑫亮编：《何炳松文集》，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64页。

专题的次序被颠倒了。史学研究会成员的学术实践扭转了这一不良风气，其社会经济史研究几乎全部属于专题性质。而且，他们选取的若干专题，并非冷僻偏窄，无关宏旨，而是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像梁方仲的明代赋役制度史、汤象龙的近代海关史、罗玉东的厘金制度史等皆在社会经济史方面有一定的意义在，不是可有可无的小题目。再者，他们的学术眼光也颇为宏阔，并不局限于研究专题本身。拿梁方仲来说，他以一条鞭法为突破点，扩散到明代经济史的其他方面，进而试图探析整个中国经济史。①一言以蔽之，史学研究会成员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是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这样，30年代中国社会经济史领域就发生了关键性的转折。

    值得注意的是，史学研究会的工作重心既非经济史，又非社会史，而是社会经济史，其原因何在呢?首先，从发生学的角度看，经济史与社会史仿佛一对双胞胎几乎同时降生在中国史学界。追寻现代经济史起源的研究者，往往认为它是由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社会史论战开其端；而回顾社会史的研究者，通常发现在时人眼中，经济史与社会史几乎完全等同。究竟二者孰先孰后、孰主孰次，殊难说清。经济史与社会史捆绑在一起现身中国史坛。其次，从经济史与社会史之间的逻辑关联看，二者也是无法截然分开的。正如傅筑夫所说，经济史与社会史关系最为密切，它们在许多方面属于同一的领域，社会史中大部分的研究对象都是经济史的问题，因此，大多数经济史著作以社会经济标题。②1934年陶希圣创办的《食货》半月刊以“社会史专攻刊物”自许，但其大部分内容是关于经济史的。再次，经济史与社会史的这种亲密关系大概是受现代西方史学的影响。霍布斯鲍姆就认为，在社会史最普通的含义中，“社会”常常与“经济史”合用，这种结合中经济所占篇幅大大超过一半。③1929年费弗尔和布洛赫创办的《经济与社会史年鉴》即为显例。西方经济史与社会史的这种合流现象为中国史学提供了启发。④因之，史学研究会没有局限于单纯的经济史或社会史，而是以二者的化合物——社会经济史为研究工作的中心内容。社会经济史的取径与唯物史观极其相似，它们都是将经济史作为社会史的基干部分。这与今日多元化的社会史研究颇为不同，与专门化程度很高的经济史研究也差异很大。当时社会经济史的崛起与20世纪30年代唯物史观在学界地位的上升密不可分。⑤

    其次，在从事专题研究时，史学研究会同人较多注意从社会的、经济的角度解析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这在该会众成员身上均有所体现。

吴晗关于《金瓶梅》的研究，不仅考定其著作年代，还通过对明代社会状况的考察来说明《金瓶梅》一书产生的深刻根源。他“用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分析”⑥，商贾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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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汤象龙序，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页。

    ②傅筑夫：《社会经济史的分段及其缺点》，《文史杂志》第5卷第5、6期合刊，1945年6月。

    ③[英]E．J．霍布斯鲍姆：《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页。

    ④参看杨国桢《吸收与互动：西方经济社会史学与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侯建新主编：《经济—社会史——历史研究的新方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7页。

    ⑤李根蟠也有类似的看法，见《中国经济史学形成和发展三题》，《经济一社会史——历史研究的新方向》，第101—106页。

    ⑥马紫梅：《时代之子——吴晗》，第192页。

层与官僚阶层之间的关系，经济的凋敝，市民生活的奢糜颓废，一一被揭示出来。作者认为，由于土地集中的情形日益严重，小农破产，或转死于沟壑，或揭竿为盗贼；另一方面，海外贸易的扩展，国内市场的扩大，商人阶层的迅速崛起，上自皇帝下至市侩，莫不穷奢极欲、荒淫无度。吴晗在文章结尾如此总结道：“这样的一个时代，这样的一个社会，才会产生《金瓶梅》这样的一部作品。”①在分析明末的重大社会变动时，他也采取同样的观点。如对李自成起义军攻陷北京推翻明政权这一事件，吴晗认为“与其说是流寇的功绩，还不如说是这古老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崩溃为比较妥当”②。

    太平天国运动是近代中国一次大规模社会运动，罗尔纲在《太平天国史纲》中首先探析了其产生背景。他指出，从经济方面看，远因可以追溯到自雍正乾隆以来的豪富兼并与人口增加，近因则起于道光中年的外溢与道光末年的大灾荒。③作者运用翔实的史料说明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前中国社会的经济状况，从而为这一运动的产生提供了一个具有说服力的解释。不仅如此，作者还对太平天国运动出现的“民族的、政治的、军备的方面”的原因加以叙述④，使关于社会背景的分析更加全面而系统。在最后谈到“革命的影响”时，作者也注意到了财政经济方面，主要有厘金制度兴起、外人管理海关制度的成立、货币制度的变动、长江流域的减赋、外债的嚆矢等几项内容。至于社会方面，出现了两大变动，一是人口减少，二是田亩抛荒，这给中国社会的繁荣以重大影响。⑤

    其实，罗尔纲从社会经济角度考察太平天国运动兴起的背景，源于汤象龙的建议。据汤象龙回忆说，当他向罗尔纲提出关于写作此书的看法时，罗尔纲很谦逊地表示不通晓社会经济学。之后，罗尔纲白天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考古室工作，夜间研读社会经济学著作，伏案撰述。⑥在《太平天国史纲》“自序”中，罗尔纲说，此书根据汤象龙的意见写成的地方，“都是本书中最精彩的地方”⑦。这不仅表达出一种感激之情，也反映了罗尔纲对社会经济内容的看重。他受汤象龙的启发，于太平天国运动的经济背景施以浓墨重彩，甚至让汤都感到吃惊：“我们社会研究所历年所研究的成果，诸如关税、外债、厘金、货币等等，都给以惊人的敏锐、扼要地采撷到他这部《史纲》来!”⑧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史学研究会成员之间相互切磋，彼此影响。透过这部《史纲》，不但可以对罗尔纲个人的学术见解有所体认，而且能够发现该会其他成员的共识，尤其是在从社会经济角度进行历史阐释这一基本取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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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吴晗：《<金瓶梅>的著作年代及社会背景》，《文学季刊》第1卷第1期，1934年1月。此文收入《吴晗史学论著选集》(以下简称《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34—370页。

②吴晗：《晚明“流寇”之社会背景》，《选集》第1卷，第492页。

③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第1页。

④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第22—37页。

⑤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第119—128页。

⑥汤象龙：《<太平天国史>序》，《浙江学刊》1991年第2期。

    ⑦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自序》。

    ⑧汤象龙：《<太平天国史>序》，《浙江学刊》1991年第2期，第28—29页。

传统史家多轻视经济因素，从经济角度进行追索，往往能为历史事件提供新的说明，见前人所未见。谷霁光关于北魏迁都问题的论述由经济方面切入，他指出：“迁都一事，除了文化和政治的原因外，经济的因素，似很重要，史未明言，也就无人注意及此。”这正是谷霁光的目光敏锐之处。他将旧都平城与新都洛阳的经济地位作一比较，认为平城受天时地利之局限，不能成为富庶之地；而洛阳便利，对财政方面有莫大助益，间接地有助于文治武功。所以孝文帝力排众议，迁都于洛阳。①朱庆永的《明代卫所军制破坏的原因及其补救》一文也是如此。他认为明代卫所军制的破坏，其最大的原因在经济方面。由于卫所制度是建立在屯田组织基础上的，随着屯田制度的瓦解，卫卒失去自食其力的凭借，只有依赖法定的俸饷，但俸饷之薄又不足以维持生活，卫所制度遂趋于崩溃。一句话，屯田组织的瓦解抽掉了卫所军制存在的基石。②朱庆永此文将军事制度与经济制度联系起来，寻觅到军制变动的经济源头。

    通过以上论列，我们不难发现，史学研究会所欲建立之“新史学”，就其内容而言，即是社会经济史。在该会的学术实践中，其用力之处亦在此。关于具体问题的探究，他们也多从社会经济方面着眼。这一取向恰好与唯物史观相吻合。唯物史观认为人们的物质生活制约着精神生活、社会生活，主张从经济角度解释人类社会历史的变迁，落实到史学领域，则要求以社会经济史为研究中心。即使尚无证据说明史学研究会成员与唯物史观这一理论学说有何直接关联，如研读过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著作，或与马克思主义者相过从等，但也应当承认，它所遵循的阐释人类历史的基本假定与唯物史观不谋而合。因而，认为史学研究会具有唯物史观倾向的看法，或可成立。

    关于这一点，汤象龙曾有过明确的说明：“当时大家虽然说不上熟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但都倾向于唯物主义，主要倾向于社会和经济的分析。”③李根蟠也认为，该会在西方社会科学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勇于探索历史研究的新方法。④美国学者马紫梅持相同论调。她将史学研究会创立的新史学称为“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史”⑤，此处的“非马克思主义”是从政治归属言，“历史唯物主义”则专指学术倾向。马女士的界定相当严谨。最近侯云灏也提到，《集刊》的创刊，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社会史之深入发展的表现。⑥而这一刊物正是以史学研究会成员为骨干的。但否定派的意见也不可忽视，况且它代表了一种更为普遍的看法。其论以为：史学研究会“没有从根本上跳出旧史学的窠臼”，“本质是资产阶级的”。⑦

何以会呈现如此大的差异呢?其一，关于唯物史观的本意的理解存在很大分歧。否定派大概是接受了流行的唯物史观概念，将阶级斗争作为唯物史观的核心所在，以是否坚持阶级斗争观点为准绳判定一个学术团体的倾向；而汤象龙、李根蟠和马紫梅则是基于以生产方式学说为中心的唯物史观发言的。这是造成歧异的基本原因。其二，立论的角度不同。否定派针对的主要是史学研究会的阶级属性，并预设无产阶级性质的史学才是真正的新史学；而汤象龙等着眼于史学研究会的学术本性，他们默认的前提是，不论阶级立场如何，凡与传统史学立异并超越之者，皆为新史学。因之，两种对立的观点，其实是两种不同性质、不同层面的判断。究竟在二者之间如何取舍，取决于人们观察问题的不同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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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谷霁光：《北魏迁都洛阳之经济动机》，1936年5月28日(南京)《中央日报》，第3张第2版。

②朱庆永：《明代卫所军制破坏的原因及其补救》，1936年6月4日(南京)《中央日报》，第3张第2版。

③《汤象龙自述》，《世纪学人自述》第3卷，第323页。

④李根蟠：《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

⑤马紫梅：《时代之子——吴晗》，第16页。

⑥侯云灏：《“社会改造”思潮的兴起与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2期。

⑦苏双碧、王宏志：《吴晗传》，第72页。

二、民间本位的治史立场

    梁启超在痛陈传统史学的弊病时，言词激烈地指出：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的家谱。这的确一语中的。“正史范式”支配下的传统史学基本上是一种精英史学、贵族史学，民间社会和下层人物只在史籍中尤其是正史中留下了极为模糊的身影，发出至为微弱的声音。20世纪初叶，在内外两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反对“君史”、提倡“民史”蔚为一时风气。一是晚清革命风潮的鼓荡，批判专制主义、争取民权的运动蓬勃开展，对民史思想的出现起到了催生作用。二是西学的传入，主要是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和西方史学(包括日本史学)中注重人群进化和民史的思想内容产生了直接的影响。1903年问世且在当时激起波澜的曾鲲化编的《》即非常重视民众在历史上的地位。以“民史氏”自命的邓实于1904年就民史编修的理论和方法问题作了专门而全面的论述，并已进入实际创作阶段，且积稿盈尺。①民史运动的主要承担者是梁启超和国粹派，但他们立论的角度基本在政治而非在学术，且往往政论与史论不分。这就使得这一运动的影响主要限于思想层面，未能挺进史学内部，入室操戈，使之发生方向性变动。大约“五四”前后，中国史学在社会文化巨变的拉动下走到了下一个阶段，不久即完全淹没在历史考证的洪流之中。

    再者，要将“民史”思想坐实为具体的研究成果面临着重重困难。一方面，历代史书卷帙浩繁，但关于民间历史的记载却异常贫乏，要把埋藏在正史中的若隐若现的民间材料钩沉出来，将分散在各类典籍中的相关内容集中起来，工作量非常之大；另一方面，观念的转换也非易事。旧史为正统史观所笼罩，其记述因统治集团的好恶而增删损益，褒贬之词多存偏见，以至失真程度非常严重。在否弃旧观念之后，如何以客观态度看待普通民众的生活状态、命运遭际，如何评估民间力量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等问题，是力图还原民间历史者必须加以思考的。

    史学研究会在这一方面付出了巨大辛劳。天津《益世报·史学》双周刊发刊词中明确提出：“帝王英雄的传记时代已经过去了，理想中的新史当是属于社会的，民众的。”②显然，史学研究会同人将民众历史作为他们要创立的新史学的一个基础部分。具体说来，主要有两点表征：一是书写下层社会的历史，二是将普通大众设定为读者对象。关于第一项，吴晗、罗尔纲和张荫麟三人贡献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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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详见俞旦初《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新史学思潮初考》，《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4期。

    ②《发刊词》，1935年4月30日(天津)《益世报》，第3张第11版。

与梁启超的论旨一致，吴晗对以往的历史撰述中过分铺张所谓英雄人物的事迹颇有微词，他在一篇文化史书评中说：“英雄对于历史的贡献，固然是不可否认的，但是一部文化史的性质，决不等于一本英雄传之以专门描写英雄们的性格，行动和功业来满足浅薄者的夸大狂。”①吴晗本人的史学研究，也贯穿着这一认识。在《明代之农民》一文中，他对明代农民的生存境况作了较详尽的考察。他写道：“农民人数最多，和土地的关系最密切，对国家的负担也最重。他们的生活最值得我们注意。”农民承担着沉重的赋役，“除了对国家的以外，农民还要对地方官吏，豪绅，地主……尽种种义务，他们还要受四重甚至五重的剥削。”农民田产被侵夺，地主、皇室及外戚，尺寸皆夺之民间，导致逃民、流民的产生。而招抚逃民政策的虚设，又使农民逃亡的情形日甚一日，终于引发了几次空前的农民叛乱。②作者着眼于地主集团与农民阶层的利益冲突，探明了造成明代农民悲惨命运的缘由所在。此外，在《晚明“流寇”之社会背景》及前面提到的《<金瓶梅>一书的著作年代及社会背景》两篇文章中，吴晗对农民生存状况的深切关怀同样清晰可见。

    在史学研究会中，罗尔纲的太平天国研究是探寻民间历史最突出的例证。其实，太平天国史这一选题本身就体现了一种民间取向。太平天国运动是一场农民运动，是一场下层颠覆上层的造反运动。在旧史家的笔下，太平天国一直被目为“贼”、“寇”，而罗尔纲并未因循陈见。他不但对这一运动的产生背景和发展历程加以描述，而且深入探析了它的性质、失败原因和对此后社会的影响。罗尔纲将太平天国运动定性为贫民革命，并认为它在中国历史上的许多贫民革命里，具有特殊的地位和意义。

    尽管梁启超首倡的重“民史”轻“君史”的思想流布已久，但真正将其落实到史学实践中的成果并不多见。这在其时大量涌现的通史著作中体现尤为突出。梁氏甚为推重的夏曾佑所作之《中国古代史》几乎对民间普通人物视而不见，即是一个显例。到1937年顾颉刚还说：“今之讲论通史者，所言尽于政治大势，罕有从事社会状况者。”③既然是政治大势，则关乎基层社会者甚微，顾氏对通史中缺乏社会史、民间史的记录感到不满。而张荫麟的《中国史纲》却能对民间下层群体有所措意，虽篇幅不大，但吉光片羽，亦弥足珍贵。

    张氏自称其通史的着眼点在“社会组织的变迁，思想和文物的创辟，以及伟大人物的性格和活动”④，似乎侧重于制度史、思想史和精英史的叙述，实际上，民间历史和下层社会并没有被放逐到视野之外。最典型的当属《周代的封建社会》一章，作者用两节来讨论“奴隶”和庶民的生存状况。通过对古代典籍遗存的考索，张荫麟分析了“奴隶”的来源、劳动分工和地位，勾勒出这一阶层社会生活的大体轮廓。在谈到庶民时，作者将之与“奴隶”作了比较，指明二者的重要差别所在。张荫麟还特别注意到当时的几次“民变”，觉察到“民众的抬头”，揭示出民间蕴藏的潜在力量。在论及周代的家庭时，作者说：“庶人的家庭状况不会被贵人身边的史官注意到，因此现在也无可讲述。”⑤但他发现了民歌中泄露的关于婚姻制度的消息。在这里，张荫麟表达出对以往贵族史官的不满，他自己从民歌入手窥探庶民的婚姻状况，又不可不谓用心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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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吴晗：《李继煌译述的高桑氏<中国文化史>》，《选集》第1卷，第436页。

    ②吴晗：《明代之农民》，《选集》第1卷，第576—603页。

③见瞿宣颖《中国社会史料丛抄》甲集三册“顾序”，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④张荫麟：《中国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⑤张荫麟：《中国史纲》，第27—33、36、37页。

即使在叙述历史上精英人物的业绩时，张荫麟关注民间的立场也隐约可见。他孔子上的成就首先提到的就是孔子的“有教无类”，进而指出：“这件事看来很平常，在当时实是一大革命。这是学术平民化的造端，这是‘布衣卿相’局面的引子。”①视“学术平民化”为空前成就，指认学术的雨露撒向民间是“一大革命”，作者的价值立场、评判尺度已不言自明。在论及“儒家思想在武帝朝的影响”时，张荫麟特别谈到一个事件，即董仲舒向武帝建议裁抑富家和救济农民的方法，他不无激动地说：“这是第一次学者为农民向政府请命：这是封建制度消灭后农民生活的血史第一次被人用血写出。”②作者对处在社会底层的农民群体的同情态度已跃然纸上。故而张的好友贺麟说，张荫麟每述到历代的政治家的社会政策或社会改革思想时，亦每加以同情的解释和着重的发挥，《中国史纲》一书，不仅是他对于民族历史文化的整理与发扬，还寄寓着他对于现在和将来的贫苦大众的无限同情。③张荫麟晚年治宋史时，还注意到宋初下层社会的暴动，即王小波、李顺起义。他认为这一事件“在中国民众暴动史中，创一新旗帜，辟一新道路”，是“有裨于阶级斗争说之史实”，可“当世无道及者，今故表而出之”，乃撰为《宋初四川王小波李顺之乱》一文。④由此可以断言，关怀民间历史应为张荫麟的一贯倾向。

    有学者认为，社会史研究的民间取向可区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眼光向下”，二是“自下而上”看历史。前一层次将更多的目光投向民众的生活史，丰富了史学研究的内容，但其立场、视角可能仍带有旧史学“自上而下”的特征。后一层次则意味着立场的调整，是从民众的角度和立场来重新审视国家与权力，审视政治、和社会体制，审视帝王将相，审视重大的历史事件和现象。⑤应该承认，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社会史研究总体上处在“眼光向下”的层次上，存在“有下无上”、过于琐碎等弊端，未从根本上触动旧史学的固有领域，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旧史学的拾遗补缺。然而，“自下而上”看历史的倾向此时也已萌发，它并不回避过去笼罩在政治史范式下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而是以“自下而上”的眼光重新打量它们，从而导致对传统史学的全面改造。史学研究会成员的实践，就不仅是“眼光向下”的结果，更是“自下而上”看历史的产物。吴晗研究明代的农民、“流寇”，从民众的立场揭示出当时种种社会危机。罗尔纲探析太平天国史，置换了以往的庙堂立场，充分注意到这一民众运动的社会影响。张荫麟也站在基层大众一边，其《中国史纲》中的民史内容处处关乎社会结构与趋势。因此，他们在描述民众的历史经历的同时，将之与整个社会的兴亡变迁联系起来，做到了“自下而上”、“有下有上”。

史学研究会民间立场的另一方面，即创造大众历史不但要转换观察的焦点，还应以普通大众为读者对象。他们撰写的中国历史，不单为专家学者而作，而是更多地考虑到一般读者的接受能力，有利于史学走出象牙塔，降落民间，融人社会。采用大众所能理解的表述形式，普及历史知识，这样，学术就不再为知识阶层所垄断，普通大众亦可参与其间。这一学术民间化的取向，为中国史学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其意义不可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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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荫麟：《中国史纲》，第87页。

②张荫麟：《中国史纲》，第205页。

③贺麟：《我所认识的荫麟》，《思想与时代》第20期，1943年3月。

    ④详见《清华学报》第12卷第12期，1937年4月。

    ⑤赵世瑜、邓庆平：《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者》，《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

    据罗尔纲回忆，史学研究会成立之初，还策划、酝酿出版一套历史小丛书，拟定并通过了写作计划和题目。可惜后来由于印刷条件困难，未果。已问世的仅有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纲》一种。罗书的读者对象设定为中学生，因而大量材料没有用上，带有学术考证性质的文字也未收入。《太平天国史纲》深入浅出，叙事简明扼要，而又不乏精到见解，取得了巨大成功。当时的《大公报》誉之为具备时、地、人的条件的好著作。《剑桥中国史》也认为此书“现在仍然是最好的一部概论性著作”①。这不仅体现了罗尔纲个人的学术成就，也证实了研究划出版历史小丛书的可行性，至于这一计划的暂时搁浅是另一回事。直到建国后的1959年，已身居北京市副市长之职的吴晗仍念念不忘于研究会的夙愿，调配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开始组织编写《中国历史小丛书》，并陆续由中华书局出版。这终于圆了30年代史学研究会的旧梦。《中国历史小丛书》的面世，赢得了学术界及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它必将作为新中国史学的一项重要成就载入史册。②而追根溯源，我们又不得不敬佩于史学研究会同人的眼光之高远。

    张荫麟的《中国史纲》在这方面也做出了引人注目的贡献。此书不但学术含量高，其叙事简洁、文笔优美也是一大特色。张荫麟受教育部之托为中学生编写一本通史教材，因而他在写作中“融会前人研究结果和作者玩索所得以说故事的方式出之，不参入考证，不引用或采用前人叙述的成文，即原始文件的载录亦力求节省”③。自近代以来，史学化的追求促使中国历史学逐渐建立起一套共同遵循的标准、规范，著作引文、注释等皆有一定的要求④，这无疑对维护学术的严谨性大有裨益。但对于未经学术训练的普通大众来说，往往感到陌生、隔膜，可望不可即。科学化与通俗化似乎成为一种两难选择。而张荫麟不为著作形式所囿，巧妙地化解了这一困境。他使精深的历史知识与通俗的文章技巧相结合。《中国史纲》没有大段大段的史料铺陈，省去了枯燥乏味的考证文字，其文笔摇曳生姿，引起了普通读者的阅读兴趣。通览全书，自商代至秦汉的历史在作者优美从容的笔调下缓缓流淌，毫无窒碍。与我们不能将此书视为寻常的通史教材而更应看作是上乘的学术著作一样，张氏运用优美文笔、“以说故事的方式出之”的表述策略亦当是创造大众历史的一种手段。

不可否认的是，尽管史学研究会创造民间历史的意向甚为明确，但用以证明此点的材料却相对缺乏，这与他们的研究领域不无关系。像梁方仲、谷霁光、汤象龙等人多依据清代大内档案，致力于近代经济制度的探究，史料和对象的双重限制，使他们无法涉足民间历史。⑤要从其研究成果中寻觅下层社会的影子，的确有些勉为其难。但我们着意考察的是作为整体的史学研究会，并不强求每个成员的学术趋向尽合于我们的论旨。况且，这在事实上恐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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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这一评价见于罗尔纲的《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第68页及《太平天国史》第1卷“汤象龙序”。

    ②到1962年，此书已出满100册。吴晗还主编了《外国历史小丛书》和《中国历史常识》，可见他为创造大众历史、普及历史知识不遗余力。

    ③张荫麟：《中国史纲·初版自序》。

    ④何炳松的《历史研究法》中就提出史学著作应加脚注、附列书目等事项，见何著《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第90—92页。陆懋德也强调著书“注明材料出处之重要”，还应师法西人附列参考书目、编制索引、图表等，见陆著《史学方法大纲》(独立出版社1945年版)第116—118页。

    ⑤尽管如此，汤象龙还是认为，民间史料值得注意，如农民或家庭的流水账、店铺的生意经，以及其他关于量的性质的记载。见《对于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一点认识》，《食货》第1卷第5期，1935年2月。

永远难以做到。就总体而论，史学研究会在重构民间历史方面的成就及影响还比较有限，其意义更在于预示了一种研究趋势。中国史学界的工作重心真正开始大规模向民间社会转移，要等到40年代范文澜、翦伯赞和吕振羽等人的一批通史著作的问世。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