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的四次实证史学思潮

  [摘  要]中国20世纪共经历了四次实证史学思潮：世纪初的“为而治历史”思潮，二三十年代的“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地质学、生物学等同样”的新历史考证学，80年代初的“回到乾嘉时代”，90年代的“振兴国学”与“南北二陈”。四次实证史学思潮各有其特点和现实针对性，而学科化建设和化道路则是贯穿20世纪中国史学始终的两大主题。但是，考据毕竟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实证史学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变革和学术对历史学的要求。

[中图分类号]K092：7  [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4)07-0070-11

    关于20世纪中国史学思潮的研究，史学界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蒋俊《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王学典《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张书学《中国史学思潮研究》、朱政惠《史之心旅》、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等论著中，[1]均有不同程度的论述。一些专题如林甘泉《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戴逸《世纪之交历史学的回顾与展望》等，[2]也是宏观论述的专文。对实证史学的研究，包括兰克史学、实证主义史学、考据史学以及西方史学对中国的影响等方面，近年来也有明显进步。比如《略论实证主义史学与兰克客观主义史学的异同》、《西方实证主义历史与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坛与西方现代史学》等论文，以及俞旦初《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杜维运《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鲍绍霖主编《西方史学的东方回响》等著作。[3]但是，立足于西方实证史学的传人及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专门从实证史学的角度来宏观考察20世纪中国史学思想的，目前尚不多见。

    实证史学思潮在中国20世纪屡屡泛起，又频频衰落。百年之中，大致经历了四次：世纪初的“为历史而治历史”思潮，二三十年代的“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地质学、生物学等同样”的新历史考证学，80年代初的“回到乾嘉时代”和90年代的“振兴国学”与“南北二陈”。20世纪的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基本实现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完成了由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蜕变。历史学作为传统学术的一个重要分支，经历了同样曲折的发展过程：从世纪初的新史学到新历史考证学、再到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学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而，在如此不同的社会条件和史学阶段中，实证史学思潮却时起时落，必有其特殊的外在需要和内在原因。具体分析实证史学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特征，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研究和21世纪史学的健康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课题。

实证史学是指在西方实证史学思想影响下，以传统考据史学为基础的新考证史学，它与传统考据史学(包括乾嘉史学)，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并不完全等同。其基本特征是求真征实，通过对史料的辨伪、批判和考证，以达到对历史的解释。实证史学的产生和发展，在西方主要是19世纪以来的事，传人中国则是在20世纪初。梁启超等人借鉴西方实证史学的思想，在批判封建主义和旧史学的基础上，号召进行“史界革命”，建立“新史学”，提倡“为历史而治历史”，提出了历史学学科化和科学化的初步要求。

一  “为历史而治历史”

    1901年和1902年，梁启超分别发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从批判封建旧史学人手，高举“史界革命”的旗帜，拉开了中国近代史学建设的序幕。《中国史叙论》开宗明义“史也者，记述人间过去之事实者也。虽然，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以此论之，虽谓中国前者未尝有史，殆非为过。”[4]指明中国旧史是“君史”，而非“民史”。这种“君史”造成中国旧史书有“四蔽”、“二病”、“三恶果”。即“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缘此四蔽，复生二病。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合此六弊，其所贻读者之恶果，厥有三端：一曰难读，浩如烟海，穷年莫殚，前既言之矣；二曰难别择，即使有暇日，有耐性，遍读应读之书，而苟非有极敏之眼光，极高之学识，不能别择其某条有用某条无用，徒枉费时日脑力；三曰无感触，虽尽读全史，而曾无有足以激励其爱国之心，团结其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之著，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5]旧史学在内容上是“君史”，所记内容主要是帝王将相的活动，即所谓“家谱”，是围绕封建王朝世系而展开的，属于传统史方面的内容，极而言之，主要是封建政权的兴替和转移，即梁启超所谓“相斫书”，内容比较狭窄。史书的撰写主要是为封建统治秩序服务，宣扬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即所谓“文以载道”、“春秋笔法”、“劝诫”、“资治”之类。史书主要是封建帝王的“教科书”。这样的史书，与关乎国计民生、救亡图存的社会现实，相距遥远。因此，梁启超说：中国史书虽发达，“然而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者”[5]。因此，“史界革命”是必不能免的。

    建设新史学的主要着眼点之一就是提倡“为历史而治历史”。1923年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提出：“吾侪今日所渴求者，在得一近于客观性质的历史。我国人无论治何种学问，皆含有主观的作用……掺以他项目的，而绝不愿为纯客观的研究。例如文学，欧人自希腊以来，即有‘为文学而治文学’之观念，我国不然，必曰因文见道。道其目的，而文则其手段也。结果则不诚无物，道与文两败而俱伤，惟史亦然，从不肯为历史而治历史，而必侈悬一更高更美之目的一一如‘明道”经世’等，一切史迹，则以供吾目的之刍狗而已。其结果必至强史就我，而史家之信用乃坠地。此恶习起自孔子，而二千年之史，无不播其毒。”[6]不以治史为目的而为手段，必至歪曲历史，甚至为了某种主观的目的而图纂改历史。“春秋笔法”即如此，《春秋》为亲者讳、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不是从史实出发而是以主观需要来定褒贬。因此，梁启超认为：“夫史之性质，与其他学术有异，欲为纯客观的史，是否事实上所能办到，吾犹未敢言，虽然，吾侪有志史学者，终不可不以此自勉，务持鉴空衡平之态度，极忠实以搜集史料，极忠实叙论之，使恰其本来。民族偏好溢美之辞，亦当力戒。良史固所以促国民之自觉，然真自觉者决不自欺，欲以自觉觉人者，尤不宜相蒙。故吾以为今后作史者，宜于可能的范围内，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以史为目的而不以为手段。夫然后有信史，有信史然后有良史也。”[6]值得注意的是梁氏推重信史，又提出了良史与信史之分，认为良史是在信史基础上形成的。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梁启超又高度称赞全谢山“为史学而治史学”的精神，称其为“洵初期学史之模范矣”。[7]

    其实，梁启超“为历史而治历史”的思想，可以上溯到1922年，在《学问之趣味》一文中，他说学问应该“无所为而为”，才是真正的学问的兴趣。“凡有所为而为的事，都是以别一件事为目的而以这件事为手段，为达目的起见勉强用手段，目的达到时，手段便抛却。”强调要“为学问而学问”、“为生活而生活”。[8]就好像小孩子玩游戏一样，要为游戏而游戏，为了玩而玩，而不是为了“体操分数”而游戏。否则，就像学生学习是为了毕业证书，而不是为了学问，这就不是学问的真正兴趣。这样的思想，在同年(1922)所写《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中，也有论述：“为活动而活动，为真理而求真理，确是人类固有的良能。”[9]不厌其烦地在强调一种纯客观的、独立的史学研究。

    综合梁启超此期有关的论述，其“为历史而治历史”的思想主要包括：

    第一，史学要把求真放在首位，反对“文以载道”。其重点在于以史学为工具，批判附会于旧史学的封建纲常伦理道德观念，批判封建主义，鼓舞民族主义，唤醒国民，以求切合于国计民生、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提倡科学，批判愚昧、迷信；以进化论史观为指导，建设“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的新史学。

  第二，重视史料的考订工作。他说：“治玄学者与治神学者或无须资料，因其所致力者在瞑想、在直觉、在信仰，不必以客观公认之事实为重也。治科学者一一无论其为科学为社会科学，罔不恃客观所能得之资料以为其研究对象，而其资料愈简单愈固定者，则其科学之成立也愈易，愈反是则愈难。”“史学所以至今未能完成一科学者，盖其得资料之道，视他学为独难。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6]要开展科学的历史研究，史料是基础，考据是关键，必须重视史料的考订工作。

    第三，要以治史为目的，而不为手段；提倡客观的研究，尽量裁抑主观的成分，提倡科学的历史研究。提出历史学要遵循其自身发展之学科化的初步要求。

    在梁启超此期的史学思想中，批判封建旧史学为其核心，以“破坏”为主。其史学思想虽受到日本实证史学家浮田和民《史学通论》的影响，接受了其中的一些观点，但与浮田和民的实证史学思想尚有很大区别。因此，所体现出的建设新史学思想只是初步的，并不系统。因为，“建设”并不是梁启超此期思考的重点。尽管如此，“新史学”理论却透露出了可贵的历史学的科学化和学科化建设的初步要求和思想趋势，成为日后新历史考证学派建设近代史学的主要目标。

    “为历史而治历史”，在批判旧史学“因文见道”方面有鲜明的针对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为历史而治历史”，并不是系统的史学主张，也与梁启超本人今文经学的治学路数相违背，更不是科学的治史口号。当他系统地阐发其史学思想时，特别是在1923年经过科学与玄学论战之后，在倾向于反对“科学万能论”的背景下，梁氏便很快放弃了这一主张。1926年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梁说：“现在人很喜欢倡‘为学问而学问’的高调，其实‘学以致用’四个字也不能看轻，为什么要看历史?希望自己得点东西。为什么要作历史?希望读者得点益处，学问是拿来致用的，不单是为学问而学问而已。”[10]梁启超一下子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出尔反尔。过去，一直认为梁启超“务广而疏，浅尝多变”[11]（p311)这种解释过于表面化，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作为一代学人的梁启超也没有那么浅薄。其实，这一转变过程恰恰反映了历史学的一个内在矛盾：在建设近代史学的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求真和致用的关系问题?梁启超的转变，正反映了他对这一问题的更深层次的思考。这是近代历史学在科学化道路和学科化建设过程中必然出现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解决，也只有在科学化和学科化的过程中，随着历史学内在矛盾的不断展开，认识才能逐步深化和日趋明朗。

任何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一门学科更是如此。就历史学而言，它既不可能是纯客观的，更不可能是纯主观的。任何时候都不可能“为历史而治历史”、“为学问而学问”，谁也没有那样的雅兴，事实上也做不到。但是，近代史学的科学化道路和学科化建设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于是便有第二次实证史学思潮的兴起。

二  “把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

    梁启超所倡言的“新史学”，除现实社会运动的推动外，大部分思想来自西方实证史学的影响。实质上可以说，新史学是20世纪实证史学的开端，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成立，则把中国近代的实证史学到了一个新高度。

    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傅斯年大声疾呼：“一、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二、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三、我们要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12]这三项主张是相关的，中心思想在于要建设科学的历史学、语言学和东方学。关于语言学和东方学我们暂且不论，科学的历史学的含义就是要把历史学置于“科学之境界中”。

    傅斯年说：“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围，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历史学是科学研究，不是写历史书，要在进化论的指导下，利用科学方法寻找、考证、整理尽可能多的史料。但是，这种搜集整理与以前又有所不同，以前是以资料的考订为主，而这里所强调的是：在进化论史观的指导下，充分利用自然科学所提供的一切手段去从事考古发掘和各种实地的采风问俗(包括对历史记载进行语言学的分析和研究)。因此，他说：“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但是，无论如何，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是新历史考证学派无可争议的工作核心。

    为什么如此强调史料的重要性呢?傅斯年认为，历史学进步的标准有三条：“(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地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地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二)凡一种学问能扩张它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三)凡一种学问能扩充它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因此，傅斯年说：“我们的宗旨第一条是保持亭林百诗的遗训。第二条是扩张研究的材料。第三条是扩张研究的工具。”“这三条实在是一句话，没有客观的处理史学或语言学的题目之精神，即所谓亭林百诗的遗训者，是不感觉着扩充材料之必要，且正也扩充不了。若不扩张工具，也不能实现这精神，处置这材料”。[12]利用不断扩张的新工具，客观的整理尽可能多的第一手材料，以解决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沿着这条路向，不断研究下去，必能得到对于历史之近真的认识，这恰好符合科学关于科学发现的逻辑。

    傅斯年强调科学的研究，要与国际一致，不能囿于一隅之见，不能自外于国际学术发展的大潮。强调了要客观处理史料，反对主观的穿凿附会，反对史学的致用观。这种主张“在中国，固为司马光以至钱大昕之治史方法；在西洋，亦为兰克、莫姆森之著史立点”[12]。傅斯年在1930年9月13日致王献唐的信中说：“敝所设置之意，并非求继续汉学之正统，乃欲以‘扩充材料，扩充工具’为方术，而致中国历史语言之学于自然科学之境界中。此志似可，而自愧力有不及，如承指正，感荷无量!拙著《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意在标举此意，以求勿为正统汉学者误为同调。”[13]把实证史学沿着自然科学的发展方向着意进行了强调。重视原始资料，强调对文献的批评考证，主张客观的整理研究，反对主观的穿凿附会，并且强调集团式地研究，要利用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方法，这些都是与实证史学的基本主张相吻合的。

    据傅斯年学生的回忆，他回国后，自称“我们是中国的兰克学派”。根据对这些情况的综合分析，我们认为傅斯年等人所要建设的近代史学，正是以西方的实证史学为参照的新考证史学，所不同的是，他们又根据中国的国情进行了改造。

    王国维、胡适也是早期强调对史学进行科学研究的学者。王国维在1899年为樊炳清翻译的桑原骘藏著《东洋史要》所写的序中，就曾提到对史学的科学研究。他说：“余尤愿读是书者，就历史上诸般之关系，以解释东方诸国现时之社会状态，使毋失为科学之研究，乃可贵耳。”[14]他所认为科学，即是知识成系统者。“凡学问之事，其可称科学以上者，必不可无系统。系统者何?立一系以分类是已。”[15]（《王国维序》）王国维对科学的理解，不同于傅斯年等同于自然科学的主张，自有新义。他说：“凡记述事物而求其原因、定其理法者，谓之科学；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者，谓之史学。”接着又说：“各科学有各科学之沿革，而史学又有史学之科学(如刘知几《史通》之类)。若夫文学，则有文学之学(如《文心雕龙》之类)焉。”。[16]而这里所谓“科学”，是一科之学的含义。与以前对科学的定义有所不同。史学作为“一科之学”(科学)，必然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认知和评价体系，较前更明确地提出了史学的学科化建设问题，并且意识到把史学与自然科学等同显然是不行的。

    起初，王国维同别人一样也是笼统地提倡对史学的科学研究，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他显然认识到二者之间的区别，因此，对科学与史学加以区分。并且对当时的史学界发感慨说：“今之君子，非一切蔑古，即一切尚古。蔑古者出于科学上之见地，而不知有史学；尚古者出于史学上之见地，而不知有科学。即为调停之说，亦未能知取舍之所以然。”认为，史学与科学终归是有区别的。但是，他又不愿放弃科学的史学研究，并且多次强调了史学与科学之间的密切关系。他说：“凡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此科学之所有事也；而欲求知识之真与道理之是者，不可不知事物道理之所以存在之由，与其变迁之故，此史学之所有事也。”科学与史学之间的关系，不可偏废：“治科学者，必有待于史学上之材料，而治史学者，亦不可无科学上之知识。”[16]因此，又有对科学的不同含义之论，主张所谓科学，其实就是一科之学。王国维虽然在科学与史学的关系上，没有过激言论，但是，他对史学的科学化研究趋势的强调，还是比较明显的，这正符合近代史学的科学化趋势和学科化建设的要求。

    胡适更是一位科学迷，他对20世纪中国史学科学化道路和学科化建设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对科学精神的提倡和研究学术的科学态度与方法。胡适说：“在这些文字里，我要读者学得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17]其科学思想在当时社会上起到了广泛的启蒙作用。

    胡适不仅对实验主义哲学感兴趣，对明显处于领先地位的自然科学知识和方法更有兴趣。他说：“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18]他与1914年在美国成立的“中国科学社”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科学社举办讲座，邀请胡适到会演讲，他讲的题目是《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胡适与中国科学社的主要发起人任鸿隽关系更加密切，胡适经常为中国科学社乃至中国科学界的活动出谋划策。

    早在五四时期，胡适就提出对于旧有学术思想要科学地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具体步骤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19]。对于一切思想学术，要有一种“评判的态度”。“评判的态度，简单说来，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与不好。仔细说来，评判的态度含有几种特别的要求：(1)对于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要问：‘这种制度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2)对于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要问：‘这句话在今日还是不错吗?’(3)对于社会上糊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都要问：‘大家公认的，就不会错了吗?人家这样做，我也该这样做吗?难道没有别样做法比这个更好，更有理，更有益的吗?’”[19]这就是对待一切问题的科学态度。至于科学方法，则贯穿其一生。直到晚年他还在讲：“‘方法’实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来所有的著述。”[20]

    胡适认为科学的目的在于求真，所以方法也只有一条，就是寻求证据。又说这只是一种实验的方法。1922年胡适在《我的歧路》一文中说：“我这几年的言字，只是一种实验主义的态度在各方面的应用，我的惟一目的是提倡一种新的思想方法，要提倡一种注重事实，服从验证的思想方法。”[21]并且说：“实验主义自然也是一种主义，但实验主义只是一个方法，只是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21]实验主义的方法是什么呢?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实验室的方法；二是历史的方法；三是存疑的方法。胡适说：“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22]赫胥黎的存疑主义是一种思想方法，要点在于重证据。对于一切迷信，一切传统，他只有一个作战的武器，就是“拿证据来”![23]

    胡适重证据，还特别注意考察证据的可靠性。他说：“我们对于‘证据’的态度是一切史料都是证据。但史家要问：1．这种证据是在什么地方寻出的?2。什么时候寻出的?3．什么人寻出的?4．地方和时候上看起来，这个人有做证人的资格吗?5．这个人虽有证人资格，而他说这句话时，有作伪(无心的或有意的)的可能吗?”[24]这就涉及到证据的证据，即要对证据本身进行具体分析的问题。在史料的鉴定上，他说：“审定史料乃是史学家的第一步根本工夫。西洋近百年来史学大进步，大半都是由于审定史料的方法更严密了。”[25](p34)

    胡适提倡研究问题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对当时的学术界和思想界影响很大，对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方向也有指导意义。如果说傅斯年是史语所科学精神的忠实实践者的话，那么，胡适则是这种科学精神的领袖。在这种共同精神的激励下，形成了中国新历史考证学派，在三四十年代独步史坛。

    “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地质学、生物学等同样”为代表的实证史学思潮，第一，把近代史学的建设方向引向了自然科学的方向，与社会上广泛存在的唯科学主义思潮相呼应，历史研究出现“求真”、“纯客观”、唯考据为尚的风气。第二，把历史学和语言学联系起来，从语言分析人手治思想史，从比较语言学的角度研究历史，追步当时西方学术的发展。第三，此次实证史学思潮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学科化、近代化和科学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时期，因而具有它特殊的意义：它扩大了史料范围，由过去单纯的文献资料扩大到实物资料，特别是田野考古资料的发掘，文献资料也从史书扩大到政书、诗文集等；考据手段的扩张，由过去单纯的文字音韵训诂扩大到文献学的系统方法(以内考证和外考证相结合)，注重借鉴自然科学(特别是进化论)等科学的知识和手段，由过去从文献到文献扩张到从实物到文献、不同民族文献的比较研究，利用人类学、社会学等手段治史；治史的领域扩大，由过去单纯注重政权更迭的史到史、文化史、社会史等领域；治史的目的转变，从“皇帝教科书”到“生活教科书”，从注重对历史事件真实性的还原到对不同历史事件之间内在联系、甚至历史运动的揭示。新历史考证学把中国史学的近代化建设切实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当然，以傅斯年为代表的新历史考证学派的一些主张显然是过激的，这与当时现实社会矛盾和国共两党之间的阶级斗争以及思想界唯物史观与各种唯心史观的斗争分不开。比如，追求纯客观、不涉主观，“把材料整理好，则道理自然显明了”，这些主张显然是针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以前我们过于强调阶级斗争，对唯心史观派基本持批判否定的态度，而现在又有一种趋势，反其道而行之，不讲这种斗争的社会现实，离开历史发展阶段，抽象地去评述这些主张，对新历史考证学派持全面肯定的态度，而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则吹毛求疵、苛责过多。不管是强调阶级斗争，还是不讲阶级斗争，都是非历史主义的做法。就像来源于生活，但生活却不等于艺术一样，史学离不开史料，但史料本身绝不等于史学。在当时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之秋，胡适、傅斯年等人主张“史学只是史料学”，号召青年“整理国故”，埋首故纸堆，脱离火热的现实斗争，终被历史所冷落。

三  “回到乾嘉时代”

根据1950年到1999年学术期刊光盘资源的不完全统计，我们分别以任意词的形式，设计了两个表格，表格中的三段分期，是根据现有光盘资源形成的，但是基本上反映了我们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