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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华北沦陷区工业资本、就业与生产估计

来源：岁月联盟作者：汪敬虞时间：2010-09-06

　　一题目的说明和资料的分析

估计战时华北资本、就业与生产，我们先有几点说明：

第一，我们所指的华北，包括河北、山东、山西、陇海铁路以北的江苏、河南和察哈尔、绥远两省。察、绥两省和山西一部。日本人称为“蒙疆”，河北、山东、山西大部及江苏、河南北部，正是日本人所划定的华北范围。所以我们所指的华北，实际上就是日本人所称的华北和蒙疆两部分，也就是抗战时期华北沦陷区的全部。这种范围的一致，完全是为了统计材料的方便，因为我们估计华北工业资本和生产，几乎完全是用的日本人的统计。

第二，我们所估计的时期，是1939年到1942年，正是战争的中期。我们不能估计全部战时华北工业资本、就业与生产，也是限于材料。这四年华北工业的趋势，读者在后面可以看到，是向上的。1939年以前，华北工业刚受尽战争的破坏，没有完全恢复，1942年以后，是日本所谓开发华北产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实行期，在这个计划中，日本放弃了过去专门榨取资源的方针，想做就地建设华北工业的长期打算，所以工业在这个计划中的比重，较前增加。可是1943年以后，日本在太平洋上的战争。开始逆转，华北物价，也随着产生剧烈的波动①，这加重了华北工业建设资金的负担，同时也增加了生产的困难。所以这四年华北工业的发展曲线，并不能代表全部战时华北工业的发展趋势。

第三，我们所指的工业，是工厂工业。根据工厂法的规定。雇工在30人以上同时使用动力的制造单位，都称为工厂。我们划分工厂与手工业的标准，也就依照这个原则。凡雇工不及30人或不使用动力的生产单位，都不在我们统计范围之内，所以我们的数字，不能拿来代表手工业的情形。

第四，我们所估计的四年中，华北工业资本就业与生产统计，并不完全，有许多地方需要我们的判断，加以估计。本文的重心．也就在对于我们所用的资料和估计方法，加以分析与说明，换句话说，我们只想把我们所得到的结果，明白地告诉读者，至于深入一层的分析，我们限于篇幅，来不及详细讨论。细心的读者会原谅我们，因为他从这些数字的本身，一定可以得出一些有意义的结论来的。

现在把我们所用的材料，提纲挈领，加以总括的说明如下：

战时华北工业，日本人曾经作过两次普查，第一次在1940年，第二次在1943年。两次普查的结果，都已出版，前者称为《华北工场名簿》，后者称为《北支工场名簿》。这两次普查，在精密的程度上，是相当难能的，而且调查的项目，也都包括有资本、工人人数和生

产价值三项。所以1939年和1942年，我们就拿它作的基础。不过这两个普查，都没有包括察绥①，察绥的补充，我们是以伪蒙疆银行所作的《蒙疆地区之工场生产调查》为主干。这本书是利用曰人褚原、神川两人的调查，加以统计，褚原、神川两人调查的原始资料，我们无法找到，不过编制这个统计的人的态度，相当认真。它的惟一缺点，就是没有工人数字，而且统计的时期为1937年至1941年，1942年的数字，全部没有，这两点只有根据我们的估计和判断。此外1939年的普查中，没有包括天津，作调查的人告诉我们，天津这一部分，可以拿1939年11月满铁调查部编纂的《北支那工场实态调查报告书》(天津之部)代替，然而这本书的材料，实际上都是1938年以前的数字，而且前面的概说太笼统简单，不能应用，后面的各类分说，又只注意到几个大厂，我们因为没有其他再好的材料，只好勉强应用。不过由于这个原因，在我们的估计中，1939年天津的数字偏低，就不可避免②。————————

① 我们所指的察绥和日本人所指的蒙疆的范围是一致的，即除察绥两省而外，还包括山西北部的一部分。以下我们凡是提到察绥，它的范围都是如此，而提到华北五省(即冀鲁晋豫苏)时，也不包括山西北部。两部合起来，并无重复计算之处，这完全是受了资料的限制，不得不如此。

② 天津占华北之比例，我们可以拿1939年和1942年加以比较。

如果我们承认1942年接近实际的情形，那么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两点：(1)

1939年天津工厂厂数遗漏很多；(2)遗漏的工厂都是小规模的工厂，因为资本工人

生产的比例，1939年和1942年都很接近。这两点和我们的判断是一致的。

1939年和1942年的材料和1940、1941年两年比较起来。总算比较完整，而在1940年和1941年两年中，估计和推算的成分，就比较浓厚。这两年华北工业没有普查，我们看到的调查，只有华北日本军部所作的(北支蒙疆主要工厂及事业场)一览表，比较完整。这个调查是在1941年底举行的，它的对象，是主要的大规模工厂①。要想这两年和1939年及1942年的范围一致，雇工在30人以上的小型工厂，必须设法加以补充。此外这个统计，在我们应用的时候，还有两个大缺点：第一，资本额和实际工人数只有一个笼统的数字，两年未分别统计。第二，实际生产，两年虽然都有统计，可是只有数量而无价值。根据这点材料，估计我们所要的数字，就不得不完全凭我们合理的假设与逻辑的判断。这些我们在下面个别说明就业与生产的估计方法时。还要详细加以叙述。

此外我们还要提出两点：第一，我们在前面讲过，我们所称的工业，包括一切雇工在30人以上而又使用动力的制造工厂，营利和非营利的都应该包括在我们统计范围之内。可是我们所用的调查资料中，对于非直接营利的工厂，都不在调查之列。非直接营利的工厂，在电业中比重最大，因为工厂、矿场、事业及文化机关附设的发电厂，都不是直接营利机关，这一项，我们只能补充生产数字，工人人数，我们根据每工年产值也可以勉强估计。至于资本，我们连估计的根据都没有，只有从缺。此外关于电业以外的非直接营利工厂，我们只找到河北一省的数字，其他各省无法补充。关于这两部分补充，我们所用的材料。主要是华北联络部邮政电政室所作的《北支发电设备一览表》和满铁产业部所作的《河北省特殊工场调查》两书。

第二，发电业在1940年以后，差不多集中在华北电业公司和蒙疆电业株式会社的手里，这两个公司的资本及其所属电厂的工人与生产，历年都有详细报告，所以关于电业这一部分，我们全部采用他们的统计，所用的资料主要是华北电业公司历年综合营业报告和历年《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竝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の关系会社概况》两种。

其他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补充，所用的资料也非常琐细，只有在后面涉及到的时候，随时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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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他们所调查的工厂，一共只有387家，而在1939年华北雇工在30人以上的工厂，就有763家，可见小工厂遗漏一定很多。

　二华北工厂的统计

我们估计华北资本就业与生产的第一步工作，是要对这四年华北工厂的数目，先加以统计。这有两个原因：第一，1939年和1942年的普查，所包括的工厂，为雇工在10人以上和使用动力的工厂，这个范围比我们所定的工厂范围要广，所以雇工不达30人的工厂，我们要加以剔除。第二，日本人的工业分类和国际标准分类，不大一致。他们对整个工业，大概都分为纺织、金属、机械器具、窑业、化学、食料品、电气、制材及木制品、印刷及制本和杂工业等11类。我们的工业分类，是根据国际标准分类法，所以利用他们的材料，几乎全部要重新分类。由于这两种原因，我们对于历年工业资本、就业与生产，也就不得不逐厂统计，这是一件极繁重的工作，占用了我们很大一部分时间。现在把我们统计的结果，依业别和地区分别列表如下(见表1、表2)。

对于表1、表2的数字，我们需要几点说明：

第一，1939年和1942年除察绥外华北五省都有普查，资料比较完整，所以除了1939

年在业中添了一厂及1939、1942年两年在金属品及制纸印刷业中各添一家非直接营利的工厂外，没有什么大的增补。其次，1939年普查中，有调查不详或调查时休业的工厂，我们确知其雇工在30人以上而且在1939年并未全部休业时，都根据其他材料加以补充。不过这两项增补，对于整个数字的影响，都非常小。1940年和1941年之情形，就完全不同。这两年我们只有主要工厂的数字，小型工厂完全要靠我们另外想法子补充。我们增补的原则，大概是这样的： (一)拿1939年的统计和1940、1941年两年的统计比较，载于1939年而不载于1940、1941两年的统计中的，除非我们确实知道该厂在1939年以后，确已休业，其余我们都增补在1940、1941年两年的统计里面，这一部分共计有482厂。(二)在1942年的统计中，提出1940年和1941年设立的工厂，再和1940、1941年两年的统计比较，如果有不载于后一统计中的，我们就拿1940年设立的工厂增补在1940年的统计里面，拿1940、1941年两年设立的工厂增补在1941年的统计里面。结果1940年增补214厂，1941年增补390厂。此外非直接营利的工厂，我们也照例加进去，同时我们还尽量参照别的材料，对于原统计所遗漏的工厂，也略加增补，如服用品制造业中的东亚棉织工厂，就是一例①。大体说来，增补的工厂都是一些小的工厂，所以工厂的数目虽增加两三倍，而工人人数在1940年只增加52％，在1941年只增加60％，资本增加两年中都不及20％。

第二，察绥工厂原统计的范围包括雇工在5人以上的工厂，同时电厂和修理加工工厂都不包括在内。雇工不及30人的工厂。我们理应加以剔除，可是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原统计是次级材料，它只有各业工厂的总数，个别工厂的情形，我们无法知道，所以这一步工作，我们无法做到，只好把原统计所列全部工厂都在我们统计之内。电厂我们原来是单独计算的，至于修理和加工工厂的补充，我们只找到一家铁路车辆修理厂，实际的情形，当不止此，然而我们限于材料，也无法再加补充。最后我们还要提出一点，就是原统计所包括的时期，是1938年至1941年，1942年没有统计。我们统计的时期向后移了一年，所以必须设法把1942年的材料补充起来，然而这种补充，毫无可以根据的材料，因此我们只得假定1942年没有新增和休业的工厂，换句话说，就是假定1941年和1942年的工厂数完全相同，这种假定，当然是不得已的办法，并没有一点根据。

第三，水电气制造业，我们是单独计算的，电厂部分，华北五省，我们大体是根据华北电业公司的报告。察绥两省，在1941年以前系根据《北支蒙疆主要工场及事业场一览表》之记载，1942年系采用接收时之数字②。水厂数目，我们只有1940、1941年两年的数字，1939年和1942年我们假定没有变化，这种假定，虽然没有根据，但是我们觉得并不违背事实，因为水厂的增设和休业，都是极困难的事。至于专门炼煤气的工厂，战前没有，战时也无新厂的设立③，所以我们不必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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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阅《青岛ヌ於スル纤维加工业实态调查》一书。

② 参阅《华北电气事业ノ现状ト将来》(听取)报告。

③ 炼焦工厂，附产品可能有煤气，不过不属于本业之中。

三华北资本的估计

资本统计，1940年的数字，我们没有算出来。这是材料的缺乏给我们的一个缺点。我们在前面讲过，我们所用的1940、1941年两年的统计中，资本统计两年只有一个笼统的数字。1940、1941年两年正是日本投资高度增加的时期，所以至少就日资而言，两年之资本不能毫无变动。据原统计所记载的调查时期，是1941年12月末，所以根据常识的判断，原统计的资本数字，应该代表1941年的情形。至于1940年我们也有一些零碎的材料，可是那些材料在范围和整齐的程度上，和我们的要求距离太远，所以我们宁可暂缺1940年的数字，留待他日补充，而不愿滥用一些无可稽考的统计。至于察绥区1942年资本，除用具及水电气制造业外，我们是拿1941年代替的，这与上述原则当然不符，不过一来因为察绥区在整个华北工业中所占的比重极小，二来因为最重要的投资部门——水电气业——我们用的是1942年的数字，所以其余各业，我们以1941年的数字代替，决不影响整个工业资本的正确程度。我们的统计是有缺点的，但我们的态度，应该取得读者的谅解。

至于资本数字，我们原则上是以实缴资本为统计的根据，可是在我们前面所提到的1939年和1942年的两工业普查里面，关于资本一项，有“公称资本”“实缴资本”和“实出资额”三项统计。“实出资额”和“实缴资本”的分别，原统计没有说明。根据我们的判断，“实缴资本”，是最初资本的缴纳额，“实出资额”也许是最初资本缴纳额加历年公司营业滚存的累积数。因为就各厂的“实出资额”和“实缴资本”而言，常有很大的差别。公司储蓄应该算作资本的累积，其负储蓄，应该算作资本的消耗。如果我们的判断不错，则估计工业资本、“实出资额”毋宁更合我们的需要。其次华北工厂的形态，以独资经营为最多，股份公司只占极小的比例，而独资工厂，只有“实出资额”的统计，例无“公称资本”或“实缴资本”的数字。由于这两种原因，在1939年和1942年华北五省工厂资本统计中，我们用的是“实出资额”的数字，至于其他未列“实出资额”的统计，我们全以“实缴资本”为估计的根据。

关于资本系统，我们分为华资、日资、中日合资及其他外资四类。这种区分本来是非常困难的。譬如，“军管理”的工厂，原来都是华厂，日本占据以后，常常有增资的情形，增资以后的工厂。在理论上应该算作中日合资的工厂，可是增资的统计，却非常缺乏。此外华厂的收买和发还，也构成资本系统的移转，然而这种统计和工厂的评价情形，我们也不太清楚。其次察绥工厂的资本，原统计是依出资者之地区分别的。它把出资地区分为日本、满洲、华北、现地四项，日本、华北和现地的资本系统，都容易划分，至于满洲区所投资本，是日资还是华资，就是一个值得考虑而不容易解答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过是一些荦荦大者，其他个别工厂资本的划分问题，非常琐细，我们的处理原则，总不离开合理的判断，详细的情形，实在不能一一分述。现在把我们所得的结果，也依照业别和地区别分别统计于下(参阅表3、表4)。

表3、表4的数字，对于我们引用的原统计，是有许多修正的，这可以分三方面说明：(一)我们所用的各种原统计中，有许多资本是重复统计的，譬如一个总公司下面有许多分厂(如华北东亚烟草株式会社所属的各卷烟厂，东亚制粉株式会社所属的各面粉厂，华北交通株式会社所属的各铁路工厂等)。各分厂资本，有许多统计，都是拿总社资本代表，这当然不免重复计算，我们碰到这种情形，都尽量改用各厂的实际投资额，或只拿本社的实缴资本代表全体各分厂的总资本。(二)有些资本统计，错误非常显然，如1939年服用品制造业中，朝日帐篷制造公司雇工不过89人，生产不过272千元，而资本为50000千元，比该年整个服用品制造业的资本都大出3倍以上，显然错误，我们就根据该年该业工人与资本的平均雇用比例加以修正。这种情形很多，我们不能一一详述。(三)有些工厂，原统计无资本数字，我们也依照上述的原则，加以补充。这些补充都是属于小型工厂，补充后的数字，对原来的数字，没有什么大的变更。

关于中日合资工厂的资本，其中日资和华资的比例，我们也作了一个大概的估计。拿中日合资工厂的日资额加上日厂资本的总数，我们就可以看出这四年中日本在华北工业投资的变动情形。

不过这个估计，却非常粗略。这四年中，察绥区合资工厂日资与华资都已分区统计，其中还有满洲投资的，我们作为中日资本各半。至于华北五省的合资工厂，1939、1940、1941年三年原统计大半有日资与华资的分别统计，1942年，则除水电气制造业外，日资和华资的个别数额，全部没有分开。我们知道，日本投资有一个方针，就是合资工厂中，日本资本最好不超过15％”，而就我们所掌握的情形而言，这个原则，一般都得到遵守。所以在中日资本比例不明白的时候，我们一律假定华资与日资各占半数，现在把我们所得的结果列为表5。

从表5和表3中我们就可以得到历年华资和日资的消长情形，兹一并列表如下(参阅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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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阅满铁调查会：《北支工业关系投资所要资金调》。

　 四华北生产与就业的估计

在生产与就业的估计中，我们有几个大胆的假定，这种假定，完全是受统计材料限制的结果。

上面提过，我们所用的各种材料中，只有1939年和1942年，华北五省才有完整的工人人数和生产价值的统计。1940、1941年两年，只有产量的统计，工人人数只有一个笼统的数字。察绥工厂四年中只有前三年有计价统计，而工人人数统计，则全部付之阙如。水电气制造业我们是单独的：电厂的工人与生产统计，除不直接营利的电厂以外都很齐全，可是水厂的情形，我们又完全不知道。用这种零碎不全的材料，我们要估计四年的全部就业与生产，就不得不假借我们的判断。此外，我们还要说明一点，就是非直接营利的附属电厂生产和就业的材料，都非常缺乏，我们计算它的生产，所用的方法，已经非常粗略，而就业量又是从这个不太可靠的生产数字中估计出来的。所以这一部分生产和就业的数字，我们单独计算，不加在电业的总数里面，以免增加整个电业生产与就业估计的差误程度。我们这种处置方法，在比较各业资本与劳力的雇用比例时，能够更表现出实际的情形，因为在我们的工厂数和资本估计中，也没有包括附属电厂的数字。现在把我们处理的方法一步一步地加以说明。

首先，我们可以把1939年和1942年估计的结果，先作一个报告。1939年和1942年两年的生产和工人数字，比较齐全，惟一的缺点，就是察绥没有1942年的数字和1939年的工人数字。我们估计1939年察绥的工人人数，是以1939年华北五省各业的每工年产值除察绥各该业的生产价值得来的。换句话说，我们是假定1939年华北五省和察绥两省同一业中工人的平均年产值，是完全相等的。这种假定，可能低估察绥区工业的就业量，因为华北五省每工年产值可能高于察绥，我们希望这种差误，不致太大。至于1942年的产值，我们假定在实物生产量上。1941年和1942年没有变更，所以只要拿1942年与1941年华北一般工业制造品的物价对比，乘1941年的产值，就可以求出1942年的假定生产价值。①至于工人人数的估计，所用的方法和1939年完全一样，不必赘述。在以上所得到的工人与生产数字中，加上水电厂的工人与生产，就可以得到1939年和1942年整个华北工业生产与就业的全貌。关于电厂的工人与生产，我们有比较完整的统计，水厂的比重很小，这两部分生产与就业的估计方法，请参阅本文附表1至附表4的说明，此处不再赘述。最后我们还要提出一点，就是1939年和1942年，华北五省的生产和工人统计，也有少数错误，如1939年饮食品制造业中，山东华庆面粉公司生产，原统计为297945千元，而山东全省面粉生产不过26804千元，这种显然的错误，只要我们发觉到，都尽量加以更正。现在把我们所得到的1939年和1942年华北工业生产和就业的数字，列表于下(参阅表7、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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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物价指数我们用的是华北工业制品批发物价指数，1942年与1941年之对比为1．3。参阅下文。

有了1939年和1942年的生产和就业数字，我们就有了1940、1941年两年工业生产和就业的估计基础。前面讲过，1940年和1941年华北五省的生产统计只有数量而无价值，我们不能利用产量以求产值，因为：①生产的项目太多，而且单位的名目也非常繁复，我们找不全各年各种产品的单位平均价格；②修理加工业的生产，为修理数量而不是生产数量，如用具制造业中，铁路机车厂的生产，几全为车辆之修理，而每一种车辆的修理价值，是无法估计的；③产量统计并不完全，而且有一部分工厂，简直毫无生产统计，所以上述两个问题，即使能够顺利解决，我们也不能解决问题的全部。由于这三点原因，我们才决定放弃从产量估计产值的计划。产量既不足以作为估计产值的根据，惟一的办法，就是从工人的平均年产值的估计入手，因为我们已经有工人人数的统计，如果能求得出每工的平均年产值，总产值就可以拿工人总数乘每工平均年产值代替。用这种方法，我们需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是工人人数问题，因为1940年和1941年两年的原统计中，只有一个工人数字，我们决不能承认两年的就业量完全没有变更，因为我们看到两年的产量，有相当的变动。处理这个问题，我们依旧采用我们以前的判断，认为原统计的工人人数，应该是代表1941年的情形，这个判断如果成立，1940年的就业量，就可以拿1940年与1941年产量的变动比例，加以估计。这是一个冒险的尝试，然而我们觉得我们的假定，并没有超过逻辑的范围。至于增补工厂的工人人数，原始材料中，都有统计，我们假定在1940、1941年两年没有变更。增补工厂的比重很小，所以上面的假定，即使不合要求，也不致对全部就业量有严重的影响。现在把1940、1941年两年的工厂工人估计数字，列表于下(参阅表9)。

工人人数求出之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每工年产值的决定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引用上面的一个基本假定，就是工人的平均年产量，四年中均无变更，产值的变动，完全是受产品价格变动的影响。关于华北工业制品的物价指数，综合各地的平均指数，我们无法编制，只好拿天津作代表，如果以1939年为基期，四年间工业产品价格的变动有如下表。

1939年全体工厂工人的每工平均年产值，根据我们的统计为3．6千元，我们如果也拿1939年作基期，则4年间每工平均年产值，应如下表所示：

上表中1942年括弧内的数字，是实际1942年每工平均年产值，这个数字和我们推估的年产值，相差不过3％，由此可见我们的判断，并不过于违背事实。拿1940年每工年产值(6．44千元)和1941年每工年产值(7．34千元)，分乘各该年的工人数，即可求出这两年的生产价值，其数如下：

至于察绥部分，产值我们都有现成的数字。工人人数，我们也用同样的方法估计，结果如下(详细情形，请参阅本文附表一)。

把华北五省和察绥的工人人数和产值分别加起来，我们就可以得到整个华北工业在1940、1941年两年的生产就业数字，其数于下：

上面我们所求出四年的工人和生产数字，都没有包括附属电厂之就业量与生产额，附属电厂在整个电业中所占比重很大，可是实际的生产和就业数字，我们连一年的统计都没有，不过它的设备容量，我们大概可以知道，其实际数字和其对独立发电厂设备容量之比例，约如下表：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附设电厂设备容量在整个电业中所占的比例，是逐渐下降的。我们统计的时期是1939年至1942年，所以拿独立电厂产值的8％代表附属电厂四年的平均产值，一定不致偏低。独立电厂的四年平均产值为31327千元，所以附

属电厂的平均产值应为25062千元，假定工人的平均年产值相同，则平均雇工人数应为2744人。

　　五华北资本、生产就业指数的试编

上面把1939年至1942年华北工业资本生产和就业量的数字，都已经估计出来了，现在我们想就我们所得的结果，再编制一个指数。就业的指数，很容易编制，因为我们假定工人的效率相等，用不着有单位的调整。生产和资本就不然，因为历年的数字的变动，有一部分是价格变动的结果，要求生产量和资本量的真正变动，必须设法消除价格的变动这一个因素。工业制品价格指数，我们前面已经提到，可以适合我们目前生产指数的应用。资本价格指数的选择，经过我们就现有材料加以考虑的结果，觉得以用工业原料品和非消费的工业制品两种指数的复合，比较合乎理想。这两种指数，日人所办的支那问题研究所和伪联合准备银行曾经编制过，我们拿1939年为基期，重新编制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