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钱币研究与社会经济史研究结合起来 ——兼谈沙钱、农民、官府和行会

论点背景：钱币学会有很多会员是民间钱币收藏家，在和他们的接触中，发现他们十分重视钱币本身的形制、品相、奇特和稀缺等方面的问题，而对于钱币行使流通的社会背景不够关心。比如流通中的“沙钱”是通货膨胀和民间私铸的结果流通中的折扣很复杂，反映一定时期的经济状况，而收藏家喜欢正品，不喜欢杂钱；又如民间流通使用的汇票，有的用毛笔批画得密密麻麻，实际上这是汇票背书转让的结果，它在流通中的贡献是很大的，那些所谓品相好的汇票窿没有流通过或没有被背书转让过，在上没有发挥过作用或发挥作用不大。但是很多收藏家不喜欢有毛笔批画过的汇票。我主张把钱币收藏与钱币研究结合起来，把钱币研究与社会经济史研究结合起来。
本文是1987年在山西省钱币学会学术讨论会上的讲演稿，曾发于1988年《山西》钱币增刊。

钱币的收藏和研究，包括系统地积累、收藏和研究历代硬币、纸币以及各种货币代用品，是一种很有趣的事情。西方国家钱币收藏兴起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从17世纪起，有人开始对公私所藏货币进行评价、分类、展览等等，19世纪以后，各种关于钱币的目录、手册及著作不断问世，越来越多的人爱上了钱币的收藏和研究。我国人民收藏和研究钱币的历史更为悠久。南北朝时，南朝人顾煩著有《钱谱》，他在这部书中曾引用过他之前的刘氏《泉志》资料。唐代封演著有《续钱谱》、张台又撰《钱泉》。宋代董迪著《续钱谱》10卷，李孝灵著《历史钱谱》，陶岳著《货泉录》，村镐著《铸钱故事》。南宋时洪遵于1149年发表《泉志》15卷，收录五代以前中外历史货币300多种。明有董通《钱谱》，胡我琨《钱通》。清代的钱币学研究又有很大，有江德量《钱变》24卷，翟木夫《泉志补考》和《泉志续编》各20卷。

收藏钱币的目的随收藏者各异。有的为了欣赏，有的为了投资，有的为了研究。不论哪种目的，一般说来被收藏的钱币价值不会低于其金属价值，随着保存期的推移，收藏者人数增加，造币厂标记的稀有，其价值会不断增长。然而，尽管钱币收藏研究在我国至少已经有1500多年的历史，而钱币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相对金融学的发展则十分缓慢，始终停留在钱币形制、书体、重量、金属成色的考证上，基本上一直是考古学的一个部分。事实上，钱币的币材、形制、重量、成色及同时流通中的各种钱币的相互关系，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状况造成的，透过钱币的研究，可以揭示历史上若干经济现象的本质，是研究社会经济发展史中的重要资料。

我们在大量的历史铜钱中，经常看到一种重钱和各种不规格的劣质小钱(北方人称沙钱)，基本都是财政经济困难时期的产物。繁荣盛世，平钱流通顺利，物价平稳；财政拮据，经济衰败时期，钱币杂乱，物价波动。历史上多次出现政府铸造重钱(大钱)，通过法令，规定其与平钱母子相权，如当十、当百、当千大钱，说什么发行重钱可以节省采铜费用，而实际重钱的铸造，不是迫于消费需要，就是为了谋利。新王莽四次币制改革，其实质是什么?他的“大泉五十”，重12铢，顶50个“小泉”使用，每个“小泉”重1铢，毁12个小泉即可改铸1枚“大泉五十”，获利3倍。尽管王莽的钱铸造精良，但币制却混乱到不得不废弃。公元666年，唐高宗铸“乾封泉宝”，重2铢6繠(约1钱1分)，就要当“开元通宝”10枚使用(“开元通宝”重2铢4亲，即1钱)，也就是说重钱比平钱的实际价值只增加10％，其名义价值就要增加10倍，故行不到一年就废弃了。公元758年唐肃宗铸“乾元重宝”，又落得同样下场。公元1041年，为了筹措抵御西夏入侵的军费，宋王朝铸“庆历重宝”，曾在山西铸造当十的大钱30万缗调陕西补充军用。就连历史铸造最精、号称铁画银钩、徽宗御笔的“崇宁重宝”，“大观通玉”当五、当十钱，也是这样的产物。当今人们都在欣赏它的书体和制作工艺，岂知此钱曾是蔡京聚敛财富的手段，这种钱将多少劳动人民的血汗收进了蔡京的腰包。清代咸丰皇帝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铸造了咸丰大钱以飨军费。其中有当四、当五、当八、当十、当二十、当三十、当四十、当五十、当百、当二百、当三百、当四百、当五百、当千大钱，最后的当千大钱不及最初当五十大钱重。民国初年，阎锡山也曾用制钱改铸铜元，熔3枚制钱改铸1枚当十铜元，后又铸当二十铜元，强迫民间以10个制钱兑换l枚当十铜元，仅此一举，盈利360万银元。

政府既可以利用行政权力，强制行使大钱，民间也就要私铸大钱，从中渔利。清代政府对此都有严格的禁令。如清代发现私铸钱币，要处以责棍、充军、罚作奴婢，以至抄斩、株连九族，但是私铸终不能禁。

民间私铸除了铸大钱以外，更多的是私铸不足值的鱼眼沙钱，夹在好钱之中使用。沙钱的流通对社会的影响是重大的。下面我们以清代山西归化厅为例作一简要分析。

清代中后期，各地使用的货币有银两、银元、铜钱、银票、宝钞及私商出的钱帖子，但是在归化城却不同，大量的商品交易使用谱银和拨兑，特别有趣的是一种短陌钱。据咸丰十年的山西百货商人的行会组织聚锦社在归化城南茶坊关帝庙所立碑文说：“孔方之法，则以千为贯必足为归，斯世乃归化城则异甚。向来创使钱市每千底缺四元，商民两便，至善焉。自钱行渔利舞弊，行使短数钱文，大凛成规，致使银价日昂，百物皆贵，凡国计农需，往来交易，莫不掣肘。从此雀角鼠牙，屡次兴讼。虽蒙前上宪断定良规，历有碑记，案结可稽，无如本社之执事者，趋公不敏，停止抽拨，遂致宝丰社谿壑难盈，行使短钱，甚至以四十八文顶百数。”经营府“断令聚锦社用钱之家，向宝丰社该债之户，遂自引兑抽拨，搬取现钱，每铺付给一千不越二十千之数，庶几索需者不致勒逼，负累者不致抗违焉。夫钱固以至四底足数为止。而抽拨者永无休息”。这里所说的宝丰社就是山西钱庄商人行会。由于市面沙钱流通掺杂，宝丰社为了维护钱业利益，采取以不足数钱文顶百钱的办法，大体为48文或50文好钱当100文使用。这就有伤聚锦社商人的利益，于是上告到官府，官府才有上述判断。可见，为了摆脱沙钱流通所造成的麻烦，采用不足百的好钱当百钱的办法，造成了货币商人与普通商人之间的矛盾，用的话说，就是银行与的矛盾。

钱庄和商人的利益之外，还有农民的利益。农民也结社自卫，名为农民社。据同治元年归化城海窟龙王庙内《重振四农民社碑记》载：以往历任厅主免草豆，整钱法，为四方兴利除害。可是，“归化城钱法，农民之害者久矣，自会首郭保赴省上控藩台陈大人整饬而后，年远弊深，虽有廉明厅主，奸商胥吏舞弊不能革矣。自咸丰九年，行使之钱五十余文为一百，农民之用皆足数以五十而抵百，四乡之受害曷可胜道哉。”“十年春，庚府署理归化，……欲于无可如何之时，设万民乐制之法，不信难平其整钱也。”以“六十文为始，每朔望加钱一文。由是行之四底足数无难致矣。行之几年，而街市流通诚不易之法也。”碑文继续说，后来因地方官吏更换，新任负责人听信奸商和下层胥吏之言，致为钱法继续混乱。农民又不得不再上诉将军署，断令按原来办法，但100钱文尚未加至80文，则龙王庙住庙住持僧人诬告社首，毁其碑匾，抄查没收农民社财产人官，其社首几被打死，农民社被迫解散，到同治元年再次申报才得恢复。从这一碑文中，可以看到因为不足百钱当百使问题，农民深受其害，抱怨商人。

归化城的这种数十文钱顶百钱的习惯称为短陌钱，只在归化城行行使，故又称城钱。足陌钱又称满钱，很少行使。到光绪年间，降至十八文顶百钱行使，钱法更加混乱。光绪十七年，绥远将军克蒙额按光绪六年规定，以五十五文顶百，贴画告示说：归化城买卖之患，在于钱行窃利，而钱商之窃利在于钱法之无定章。自光绪六年，山西巡抚曾批定五五抵百，历任道厅皆借因时制宜为词，不肯实力奉行，以塞私径，因而钱商逞诈取巧，以罔市制，各行受制，莫可如何，去年冬令，钱底愈乱，银价有名无实，钱数则需多济寡，街市不通，后民交困。……经将军传问归化十四社，独有宝丰社不遵规约。经调查后断定，仍按前山西巡抚批示，凡各行交易，无论现钱、拨兑，概以五十五文顶百行使，各行在钱行往来，均按向来四标公议，并且银两借贷利息与钱文借贷利率要一致。由十五社(十四商社加上钱行宝丰社)出具甘结，并勒石三贤庙，一体遵行。然而，未过多久，钱文再度紊乱，光绪二十三年，以三十、--／＼顶百，到光绪二十四年，市面流通尽为鱼眼沙钱，往往数十吊现钱，可以斗筲提之。后来官府不得不先允以二五顶百，不准掺用沙钱，勒石以示遵。但后竟落到了十八文顶百。

就在这短陌钱行使越短越少，而且沙钱大量流通的情况下，政府协同十五社及外十五行在光绪十五年于三贤庙，毁沙钱铸成铜碑，永禁沙钱行使。其碑文说：夫制钱之内掺使沙钱，本于禁例，近年归城间行掺使，迄今愈行愈广，蒙道宪安府主炳出示严禁，并会乡耆等酌量改除后，公议存沙钱者，到三贤庙换取制钱，斤两相抵，永绝后患。如再有不法之徒，仍蹈故辙，禀官究治，决不宽恕，恐年远无据，将沙钱耗铸铜碑，俾阖邑周知，以照儆戒而资永遵云。

在归化城外附近地区，不行使短陌钱，而是足钱与沙钱按比例混合使用，有八十钱、四六钱、二八钱等等。

据史料记载，归化城的钱、银交易市场也很活跃，向例在市口进行。每日清晨钱行商贩，集合于指定地区，不论以钱易钱，以钱易银，均系现行市，逐日报告官厅备查，谓之钱市。其银钱商人，以山西祁(县)、太(谷)帮为最，忻(州)帮次之，．代(县)帮、大(同)．帮又次之。故其一切组织，亦仿内地习惯办理，由各钱商组合行社，名为“宝丰社”。

从钱币学的角度看，上述这段史实，有几点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

第一，地区货币特点。在内地由于制钱不足，行使铁钱，当十大钱(重钱)，而在归化城行使短陌钱。这是为什么?是否与该地民族交易特点有关?自古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银行货币，用铜较少，重钱难在当地行使。归化城当时商品交易使用的货币有三种：一是现款一一银两和铜钱，二是信用货币——凭帖，三是拨兑和谱银。铜钱使用又分满钱(足陌钱)和城钱(短陌钱)两种。这种城钱在一定意义上具有信用货币某些性质。

第二，宝丰社的功过。作为货币商人行会组织的宝丰社，是代表钱庄利益的，但同时又具有当代中央银行的某些职能，行使一定管理市场的权力。它与钱庄的关系犹如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的关系，这是山西商人的一个创造。它在业务技术上的贡献是创造了拨兑和谱银。拨兑即在商品交易中，交易量在一吊钱以下者，使用制钱或凭帖，即现在的现金交易；一吊以上者，一律采用拨兑，如商号甲为了从商号乙进货，经与其往来的钱庄丙协商可以贷款，丙即通知商号乙的关系户钱庄丁，言明甲有钱可付，乙即向甲发货，甲乙间的资金清单，由丙、丁两家钱庄办理转账，即现在的转账结算。此项工作由宝丰社组织，但这笔钱只能辗转相拨，不能提现。谱银，与拨兑相同，是指以银两进行的支付，但是有可以提现(叫点个银)和不可以提现(叫客兑银)之分。此办法节约了现金使用，有利于商品交换，开创了转账结算和字据交换的先河。使归化城这一汉蒙、中俄交易市场每年数千万两白银的商品交易得以实现。但宝丰社也有横行霸市，鱼肉各商的问题“利害盖参其半”(《绥远通志稿》)。

第三，劣币驱逐良币。市场货币流通中，重钱、劣钱和好钱同时流通，常使好钱藏匿，劣币泛滥，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果，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影响着市场商品流通和价格，也造成钱币的投机。如今的外汇券排挤人民币的现象，正是这种规律的作用。

第四，钱币流通与政府管理。重钱大钱的铸造和流通是由政府引起的，不论是出于敛财还是解决财政困难，都造成了市场劣币充斥，钱币混乱，给农民、军人、商人造成危害，从而造成上的不安定，政府不得不进行干预。但是政府的干预旨在解决钱币兑换比率，未从财政上杜绝赤字，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货币混乱问题的。

第五，山西钱币问题。山西的布币为钱币收藏和研究者喜爱和重视，岂不知山西商人和票号、钱庄在清代的活跃，曾创造了多种形式的流通工具。除银两、银元、铜铁钱之外，还有拨兑、城钱、客兑钱、点个钱，特别是他们发行和使用的凭帖、上帖、上票、壶瓶帖、期帖、兑帖更值得我们去发现收藏和研究，这些信用流通工具在中国货币史也是有贡献的。

总之，将钱币的收藏研究与社会史的研究结合起来，会使我们的钱币学研究的内容更加生动丰富，更有利于古为今用，服务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