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思维方式与历史研究的“假设”方法

[关键词]  科学思维  历史研究  “假设”方法

    当今人们耳熟能详的“科学”概念指的是近代自然科学。它在本质上包括两个部分：一是自然科学各学科取得的具体成就；一是统御自然科学各学科的思维方式即理解和认识自然事物的法则。爱因斯坦说，西方近代科学的是以两个伟大成就为基础的：一是以欧几里得几何学为代表的希腊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二是文艺复兴时期证实的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的重要结论。①可以说，理性逻辑原则和实验原则是近代科学思维方式的最基本的特点，对科学研究而言，这两个特点就像两翼对于飞鸟一样不可或缺。

    1920年，梁启超在其名作《清代学术概论》中称颂戴震的“科学精神”，并引申而论之曰：“科学之目的，在求定理，然定理必经过假设之阶级而后成。初得一义，未敢信为真也，其真之程度或仅一二分而已，然故假定以为近真焉，而凭藉之以为研究之点，几经实验之结果，浸假而真之程度增至五六分，七八分，卒达于十分，于是认定为定理而主张之。其不能至十分者，或仍存为假说以俟后人，或遂自废弃之也。凡科学家之态度，固当如是也。”他在这里突出地提到了“假定”方法论问题。梁启超在高邮王氏父子(王念孙、王引之)的研究成就时，指出王氏父子的“科学的研究法”是一“注意”(即注意观察)、二“虚己”(即不存先人为主之见，取客观资料做忠实研究)、三“立说”、四“搜证”(广集证据)、五断案、六推论。他解释“立说”一法说：“研究非散漫无纪也，先立一假定之说以为标准焉”，再次强调了科学研究中的“假定”方法。o梁启超所论虽是清代人物学术，但其所谓“科学方法”为近代学术研究之通法，包括自然科学研究之法和人文学术研究之法。

科学研究中的“假定”方法的运用在当今已是常识性的知识。著名科学家吴大猷说：“科学的具体形式及实质部分，是各部门的知识，但科学包括获得这些知识的全部程序，如现象的观察和度量，由此形成或建立若干概念(基本的，及由此界定的观念)，观察及度量结果的归纳和伸引，建立观念的函数关系(成为定律)；新观念的创立，实验的构想和计划，数学方法的采用和创造；以想像力创造理论(假设物理观念间的新函数关系)，根据逻辑方法作演绎，推出新的函数关系，以实验测证这些关系以及其所由出之理论。”③可见，在科学研究活动的整个过程中，“假设”是不可缺少的研究方法。

    在我国学术界，许多人文社会学科都被冠以“科学”的名号，历史学当然不能例外，于是便有“历史科学”的说法。然而，对于科学(即自然科学)研究中习以为常的“假设”方法可否用之于历史研究，则有不少似是而非的见解。近年来有人提出了所谓“假设历史”的问题，认为“假设”历史要不得，“假设”历史等于以子虚乌有的方式虚设历史，云云。对于这种见解，首先，我想指出的是，历史研究中，“假设”不可能是完全凭空的设定，任何研究者都不能把梦幻中想像到的事件当作客观发生的历史事实而据此展开历史论说，从这个意义上，纯然“假设”的历史是不可能的；其次，历史研究中，长时段历史的“假设”也难以想像的，任何研究者不管多么异想天开，都不敢、也不会以整个历史、乃至一个历史阶段为“假设”。以史研究为例。谁敢“假设”秦汉、隋唐这样的历史阶段或其中的某个王朝不存在，并以此为前提和基础来撰写中国历史或构建历史理论?所以我认为，历史研究者所做的“假设”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能限于某个事件或事件的局部；而且即使对事件或事件的局部，也不可能完全撇开已知道的历史事实前提进行“假设”，而只能以已知的事实为前提做有限度的假设。绝对的纯粹的“‘假定’的历史”在历史研究中是无法做到的。因此，所谓“假设历史”问题从根本上是一个假设方法运用的问题，它所讨论的是以一定的已知条件为前提研究历史事件或其局部时所做的“假定”问题。

    那么，是否可以对事件或其局部进行“假设”呢?历史是已经发生的事件，从历史的客观存在性角度，历史上的任何事件或其局部都是已经发生的存在，因而没有“假设”的问题。不过，任何历史事件结局的最终生成虽是唯一的，但这个唯一结局在最初并不是唯一的可能性，说得更明白一些，历史事件在最终成为完成的事实之前，不可避免地存在多种可能性，这些可能性的每一种在一定时间内都是一种客观存在，都可能在一定条件下促使历史事件向有利于自己的一方变化。因此，假设每一种曾是客观存在的可能性，并非臆造和虚构历史。

    但是，做出“时代错乱性”(anachronistic)的假设在历史分析中意义就不大。譬如，“假设”赤壁之战中曹操拥有原子弹就可以获得胜利，统一，就属于历史假定中的“时代错乱”。前些年的历史研究和教学，分析中国古代农民起义和战争失败的原因时，总要加上“由于没有先进生产力，得不到先进政党的领导”这个原因，但这样做实际上是在“假定”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和战争存在得到先进政党领导的可能，也是属于历史假定中无意义的“时代错乱”。

司马迁写《史记》的目标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目的是为人们提供认识历史的镜子；司马光的著作被直截了当地命名为《资治通鉴》，其鉴古知今的用意是再明白不过了。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是对史学功能的准确概括。正是史学的这个功能，促使历史研究者希望从正反两个方面的“假设”中探讨经验和教训。如，郭沫若在其名作《甲申三百年祭》中就有一段有名的“假设”：“假使初进北京时，自成听了李岩的话，使士卒不要懈怠而败坏了军纪，对吴三桂等及早采取了牢笼政策，清人断不至于那样快的便人了关。又假使李岩收复河南之议得到实现，以李岩的深得人心，必能独当一面，把农民解放的战斗转化而为种族之间的战争。假设形成了那样的局势，清兵在第二年决不敢轻易冒险去攻潼关，而在潼关失守之后有决不敢那样劳师穷追，使自成陷于绝地。假使免掉了这些错误，在种族方面岂不有就可以免掉了二百六十年间为清朝所宰治的命运了吗?”④按照历史不能假定论者的观点，李自成的失败和满清人关已是历史事实，郭氏再做那么多的“假使”，岂非村夫野老之无聊而多余的废话或梦呓?然而，我们知道，郭氏所做的这些“假设”在李白成领导的起义军失败之前是确实存在的，是没有成为历史事实的客观存在，假设——恕我在这里也做一次“假设”——李自成们能够借鉴以往的历史，大功未必不能告成。退一步说，即使这些可能性都不存在，也不能就此全部否定这些“假设”的必要性，因为它们可以为后来的革命者所面临的相同或相似的情况提供借鉴。《甲申三百年祭》受到毛泽东的重视，被中共作为整风文件学习，难道能否认这些“假设”所显示出的巨大价值吗?难道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者们没有认真对待这些“假设”，从中加以借鉴并获得教益吗?

    恩格斯说：“在界和历史的每一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有人以这段话为根据说明历史研究不能“假设”，其实这是对恩格斯见解的误解。研究自然和历史必须从既定的事实出发，这是稍具科学常识的人都知道的基本规则，但它并不意味着不可以使用假设。世界科学史上，由“假设”开始而最终获得真理的例证不胜枚举。伽利略证明亚里士多德“自由落体运动中较重之物先行着地”的见解为谬见，岂非从怀疑并“假定”这个说法可能有误开始?哥白尼提出“日心说”，岂非从怀疑“地心说”并大胆做出“可能是地球绕太阳旋转”这样的“假设”开始?一部人类科学发明史告诉我们，没有活跃而严密的假设，任何研究活动都是不可想像的，实际上也是不可能进行的。

与自然科学不同的是，历史学所研究的对象不具有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可实验性和重复性，历史研究对象的这个特点决定了历史学家对以往不可恢复的历史的研究活动，无法采用自然科学家所习以为常的实验研究方法，而只能最大程度地借助于逻辑推理。历史学家将逻辑推理方法用之于极为有限的历史材料——文字记载和考古资料等，得出自己的结论，这便是历史研究过程的主要内容。但是，我们所能掌握的资料(主要是文字资料)在经过漫长岁月的侵蚀后，已经是少得可怜，即使对于号称典籍“汗牛充栋”的国史而言，一旦落实到具体问题的研究，资料的缺乏也少得令人沮丧，更何况那些在舞台上活动的人物曾有意识地隐藏或歪曲历史真相，加上记载者本身的主观因素，后人看到的历史资料的真实性本身就大成问题!考古资料虽属历史的直接证据，但其数量对于历史研究的需求而言只是微乎其微的一小部分，且对考古资料的诠释本身又受到研究者学识的影响。所以，历史学家以现有的资料为依据来研究整个人类活动的轨迹，就如同根据浮在水面上的冰山的小小一角，而欲判断水下冰山之全貌一样，舍弃逻辑推理方法下的假设而不用，又能有何物可以凭措?

    胡适有句名言：“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句“名言”以往受到过猛烈而严厉的批判，其实，如果以平和的态度全面审视之，这话并非完全没有道理：首先，依靠历史现有的证据(文字的、考古的)，我们可以识辨出她(历史)是一个“小姑娘”而不是其他动物，换言之，以现有的实物的文字的资料，人们大致可以识辨出历史主体轮廓。胡适这句话所包含的这层含义在过去往往被忽略，这是不应该的。其次，历史上的人类活动的大多细节是永远无法复原的，这些缺失的部分只能借助于“假设”进行逻辑推断，除此之外并无他法可以凭用，因此，不同的历史研究者根据不同的识见和历史感悟勾画“这部分历史”，其情形就不可能不如同许多人根据自己的爱憎好恶打扮一个“小姑娘”，这个“打扮”过程无论如何是难以避免个人主观因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象“小姑娘”一样任人打扮并不为过。大多数学有素养的严肃学者对自己的研究结论慎之又慎，不愿也不敢视为绝对真理，原因在此。另一方面，这种不确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又增加了历史研究的魅力，否则对历史的描述只有一个面孔，岂不是一种悲哀?

历史是过去的存在，但历史研究永远是一们“现在”的学问。在这门学问面前，“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研究方法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任何人除非理智不健全，都不会也不敢认为自己可以垄断真理；只有那些具有狂热宗教情怀和宗教思维特点的人，才会时时、事事认为自己真理在握。那种担心“假设”历史会得出“奇怪”的结论，搞乱人们的思想认识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杞人忧天。一个具有高度批判精神的民族，不会因为学术研究中出现的新观点或一时看来不妥当(未必是真正的永远的不妥当，妥当与否须待时间的考验)的观点而出现混乱，相反，墨守成规、思维呆板、思想僵化、自以为是、动辄以真理垄断者自居——所有这些都是可怕的陈腐、恶陋习气，与我们民族需要和提倡的思想解放背道而驰——才是产生思想混乱的土壤和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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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514页。

②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6—37、45—46页。

③  吴大猷：《技术与人类文明》，《吴大猷文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17--118页。

④  《郭沫若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