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遗产与爱国主义教育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有它的光荣和骄傲，也有它的忧患和屈辱。如果说祖国可以形象地比作母亲的话，一个国家的历史就是哺育她的人民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的乳汁。我们的祖国有悠久而丰富多彩的历史遗产，这对于在人民群众中进行爱国主义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爱国主义是维系一个国家和民族生生不息的巨大力量
在运用历史遗产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的时候，我们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在阶级社会中，有没有各阶级共同的爱国主义?
列宁说：“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①这种对祖国的深厚感情，其萌生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对氏族、部落共同体的依赖和眷恋。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产生了国家。国家不同于氏族组织的两个特征，一是按地区划分它的国民，二是公共权力的设立。我们通常说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就是指它的第二个特征而言的。但是国家的职能不单纯是实行阶级统治，它还有组织社会生产和防御别国入侵的职能。每个国家的人民，不管他们属于哪个民族和哪个阶级，都生活在一定的疆域之内，并按照他们居住的地区实现其公共权利和义务。国家的这一特征，决定了祖国这个概念的形成。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原先对共同体的感情，很地要扩展成为对本国的疆土、语言、文化、生活条件和历史传统的热爱。这种世代相承的热爱祖国的深厚感情，是各个时代不同阶级所共有的，它是维系一个国家和民族生生不息向前发展的巨大力量。
如上所述，祖国这个概念的内涵要比国家政权广泛得多。但是在阶级社会中，国家的统治权力既然掌握在一定的阶级手中，不同阶级的不同利益，必然要给爱国主义打上阶级的烙印。这不仅表现在历史上各个时代不同阶级的爱国主义精神，其深度和广度都有所不同；而且表现在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常常把本阶级的利益说成是整个国家的利益。我们今天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国家的利益也就是祖国各族人民的利益。但在剥削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社会里却不是这样。国家的利益在许多场合下并不代表人民的利益。因此，历史上爱国主义的内容、意义和作用，就呈现出比较复杂的情况。比如说，有些忧国忧民的历史人物，常常把国家和民族?昆为一谈，又把君主视为国家的天然代表。在他们身上，爱国思想经常和狭隘的民族感情以及封建的忠君观念纠结在一起。这就给我们历史工作者提出一个任务：在运用历史遗产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教育时，要善于区别民主性的精华和封建性的糟粕。我们应当给人民群众以正确的历史知识。所谓正确的历史知识，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二是对于历史应有的认识。在占有大量可靠材料的基础上，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我们是有可能做到这两点的。
历史和文化对世界历史发展的贡献
运用历史遗产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教育，可以做的工作很多。我认为当前很重要的一项工作是：要大力宣传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对世界历史发展和世界文化宝库所作的巨大贡献。
我们的祖国是世界上古老文明地区之一。我国人民在历史上曾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毛泽东同志说：“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家、军事家、文学家和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②所有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认真加以、继承和宣传的。长期以来，中国历史在世界历史上占有什么样的一个地位，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公正的评价。有些站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立场的外国人，对中国历史文化肆意进行歪曲和污蔑，这不用说了。即使有的人在政治上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由于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缺乏了解，也往往不免受西方传统偏见的影响。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序言中指出，西欧人原来认为“科学思想的发展起源于古代地中海各民族的经验和成就”，后来逐渐认识到“现在的比较成熟的科学思想，曾经受惠于古代埃及人的开拓工作，受惠于肥沃的新月地带各民族，如苏美尔人、巴比伦人、赫梯人等等的辛勤劳动”。他们对于印度人的成就也能够作出比较公正的评价；但是唯独“中国文明对科学、科学思想和技术的贡献”，长期以来一直“为云翳所遮蔽，而没有被人们所认识”③。李约瑟为中国所受到的这种不公正对待深感不平。事实上，不仅科学技术史如此，整个中国的历史文化过去都没有受到应有的公正评价。而且，就在我们自己国人当中，对这个问题也有过不少错误的认识。五四运动以后，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就是对于我们民族历史文化缺乏自信心的表现．近几年来，崇洋思想在一部分青年中间又有所滋长，这与他们对祖国的历史文化缺乏了解和热爱不能说没有关系。
这里，有必要再提一下清除欧洲中心论在史学领域的影响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汹涌澎湃，特别是革命的胜利，大大改变了世界的形势。欧洲中心论的观点在政治上是没有多少市场了，但是在思想上和学术上，其影响却还是根深蒂固的。所谓东方各国(包括中国在内)社会长期停滞的观点，就是欧洲中心论的一种产物。当欧洲各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它们的传教士、商人、政客来到亚洲和非洲，看到这里的社会还处在前资本主义阶段，就大肆宣传东方社会长期停滞。在他们看来，如果不是外国资本主义打开了东方各国的大门，这些国家将永远停滞下去而无法依靠自身的力量跨进近代社会。长期以来，这种观点支配了许多欧洲人对东方的看法，它对于我国学术界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但是谁都知道，当中国以一个文明富强的国家闻名于世的时候，欧洲许多国家和民族还处于一种野蛮状态。中国封建社会延续的时间虽然比较长，但它的政治、和文化从前期到后期都有不可忽视的变化。至于它为什么延续这样长，为什么后来落后于西方的发展，这是需要我们认真进行探讨的．长期停滞论的观点并不能说明问题，而且歪曲了中国的真相。我们应当用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封建社会按照自身的，即使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而不会像某些外国人所断言的那样，永远停滞在前近代社会。
中华民族是酷爱自由和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
在世界上所有文明古国当中，中国尽管经历了许多次的改朝换代，也曾出现过分裂割据的局面，但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历史始终没有中断过．1840年以后，我国虽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列强也并没有能够实现它们瓜分中国、变中国为它们的殖民地的阴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又是世界古老文明地区中最先摆脱了人剥削人的制度，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其所以如此，撇开其他内部与外部的因素和条件不讲，我想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的民族是一个非常刻苦耐劳，而且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在进行爱国主义时，这也是应该广为宣传的。
中国近代史上有许多志士仁人，为了国家的富强，民族的解放，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他们的业绩将永远受到我们后人的崇敬。至于古代史，我认为有两个民主性的传统很值得我们珍视，这就是历代农民革命的传统和优秀知识分子大同理想的传统。
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次数之多和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关于农民起义的作用问题，史学界尚有不同意见。但有一点我想是应该肯定的，即农民革命的传统值得我们民族自豪。恩格斯曾经指出16世纪德国农民战争的结果导致了德国的分裂割据状态的加强，但他同时以极大的热情把它引为德意志民族的骄傲。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有一个特点，就是斗争的矛头直指黑暗的封建王朝。陈胜、吴广在大泽乡策划起义，提出：“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史记·陈涉世家》的《索隐》对“死国”的解释是“谓欲经营图国”。不管这种解释是否准确，陈胜、吴广希望推翻暴秦的统治，解除人民的痛苦，这是没有疑义的。汉、唐、明、清这四个强盛的王朝都出现在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之后，与农民战争对黑暗封建统治的改造显然有很大关系。旧式农民战争由于它本身的局限性，不可能推翻封建制度，使国家走上近代化的道路。但是它表现了中国人民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统治的巨大决心和英勇气概。这种革命传统对于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曾经起了重要的鼓舞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有不少知识分子对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疾苦表现了十分真诚的关心和同情。尽管他们并没有改变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但是他们那种忧国忧民的心情和行为理应受到我们充分的肯定。特别是一些优秀知识分子反对剥削和压迫的大同理想，更值得我们珍视。列宁说：“剥削的存在，永远会在被剥削者本身和个别‘知识分子’代表中间产生一些与这一制度相反的理想。这些理想对马克思主义说来是非常宝贵的。”④从《礼记·礼运》篇描绘了一个大同世界开始，我国历代不断有些优秀的知识分子提出过与剥削制度相反的理想。像东晋的鲍敬言、宋元之际的邓牧，以及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颜元、唐甄等启蒙思想家，或追求“无君无臣”、“身无在公之役，家无输调之费”⑤的乐土；或设计“废有司，去县令，听天下自为治乱安危”⑥的政治蓝图；或主张“天地间田，宜天地间人共享之”⑦；或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大胆的抨击。这些优秀知识分子希望在祖国的大地上出现一个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他们的理想给后人以启迪，激励人们为建设一个自由、幸福和富强的国家而献身。孙中山就曾依据《礼运》篇的大同理想，提出“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的主观社会主义设想。这种不切实际的大同理想和共产主义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正如列宁所说，它对于马克思主义说来是非常宝贵的。
上的民族英雄是各族人民共同的历史财富
自秦汉以后就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但在清代以前，历代的中原王朝都不曾把当时周边的一些少数民族完全统一在自己的版图之内。历史上有些少数民族政权和汉族中原王朝的关系，正如中原王朝分裂割据时期各汉族政权之间的关系一样，都是国与国的关系。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应否认这个历史事实。但是我们同时要看到，这些政权都是历史上中国的一部分，无论从尊重历史或从今天民族团结的考虑出发，都不能把少数民族政权和中原王朝的关系说成是外国和中国的关系。在清代前期正式形成近代中国版图以前，历代的中原王朝并不能代表当时中国的全部，古代典籍中的“中国”在许多场合下也并非国家的概念。在运用历史遗产进行爱国主义时，我们必须坚持今天我国境内各民族的历史都是祖国历史不可分割的部分这个基本观点。
对于历史上的民族矛盾和民族斗争，我们既无需掩盖，也不能片面地夸大。外国有的学者把我们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完全说成是封建统治阶级武力征服的结果，这是对中国历史的一种歪曲。世界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些靠武力征服而建立起来的军事帝国，但后来都崩溃瓦解了。为什么我们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经历了许多世纪，却不断扩大和得到巩固呢?如果单纯依靠武力征服，各族人民之间并没有一种内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是绝不可想像的．历史表明，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不仅有互相敌对和战争的一面，还有友好往来和互相融合的一面。正是民族间的友好往来和互相融合，以及汉族先进的文化对各少数民族的影响和吸引，使得各族人民在长期过程中形成一股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缔造了我们这个多民族的祖国大家庭。17世纪30年代迁徙到伏尔加河下游游牧的我国土尔扈特蒙古部，在经过了一个半世纪之后，终于摆脱沙皇俄国的统治，历尽千辛万苦回到祖国。这一事例最生动地说明了我国各族人民之间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何等的强大!
关于历史上的民族英雄问题，目前史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有的同志认为，既然我们的祖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历史上的民族斗争属于内部问题，最好不要用岳飞、文天祥这样一些历史人物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否则容易损害少数民族的感情，效果适得其反。这种担心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民族英雄的形象是我们一笔宝贵的历史遗产，我们不能因为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复杂，就因噎废食。问题是怎样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处理古与今的关系。
什么样的历史人物可以称为民族英雄?我赞成有的同志的意见，即民族英雄是在民族矛盾和民族斗争激化的历史条件下，为反抗民族压迫、维护本民族利益而英勇斗争的优秀人物。至于那些和反抗民族压迫无关，而只是对本民族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人物，我们尽可以给予充分的肯定，却不必把他们称为民族英雄，以免把杰出的历史人物和民族英雄混为一谈。
岳飞、文天祥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还是只能称为汉族的民族英雄呢?首先，我们应该承认宋、金和宋、元的关系是敌对政权的关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说岳飞、文天祥不仅代表了汉族的利益，而且代表了女真族、蒙古族的利益，显然是很难说得通的。即便汉族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比较高，也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在民族斗争中，正义并不一定就属于经济文化发展水乎比较高的一方。岳飞、文天祥反抗女真族和蒙古族统治者的民族压迫，表现了爱国主义精神，但是他们都是汉族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不可避免地会有狭隘的民族感情和偏见．特别是在民族矛盾激化的情况下，这种狭隘的民族感情和偏见会变得十分强烈。这在岳飞的《满江红》中，就表现得非常明显。所以，从历史实际情况说，岳飞抗金和文天祥抗元只能说是代表了汉族的利益，正像阿骨打抗辽是代表女真族的利益，努尔哈赤抗明是代表建州女真的利益一样。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我国各族人民早已形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既然我们承认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历史都是祖国历史不可分割的部分，也就应该承认不论汉族或少数民族的民族英雄，都是祖国珍贵的历史遗产。岳飞、文天祥这样的历史人物，今天已经不仅属于汉族，阿骨打、努尔哈赤也不仅属于满族，成吉思汗不仅属于蒙古族，他们都属于我们整个中华民族．他们光辉的形象，是我国各族人民共同的历史财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有理由把他们称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民族英雄。
对于上的民族英雄，不论是汉族或少数民族的，我们都应平等看待，既要肯定他们反抗民族压迫的爱国主义精神，也要指出他们的局限性。只要我们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可以对他们作出公正的评价，并且用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历史上的爱国主义常常和封建的忠君观念以及狭隘的民族感情纠结在一起，而我们今天所提倡的爱国主义则不仅要摒弃一切封建主义的东西，还应当克服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狭隘民族感情。爱祖国包含着爱自己的乡土和民族，但是祖国的利益高于乡土和民族的利益，这是我们的爱国主义所蕴含的一种要求。在运用历史遗产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时应该使我们的人民不仅从历史上一些优秀人物的爱国思想和行为中得到激励，而且要从他们的局限性中认识到我们今天所提倡的爱国主义必须具有什么样的新的历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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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68年，第168、169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616、617页。
③李约瑟：《科学技术史》第l卷《总论》，科学出版社，1975年，第1、2页。
④《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393、394页。
⑤《抱朴子·诘鲍》．
⑥邓牧：《伯牙琴·吏道》。
⑦颜元：《存治篇·井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