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性与历史学的焦虑
[关键词]后性；后现代主义；学；史学理论
[摘 要]尽管人们对后现代主义及后现代性有多重理解，但具体深入地分析后现代性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我们可以发现：后现代性虽然承载着“终结”现代性的强烈诉求，但在事实上却未摆脱其延续现代性的历史使命。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冲击和影响，不是从根本上否定历史的客观性，而是从更繁细、更具体的层面重构历史的客观性；它对历史学传统叙事方式的反叛，也只是对传统历史学叙事方式的反拨和修正；要应对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所带来的挑战，我们似应返折到现代主义的立场，以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平衡，来消解历史学中的焦虑。
美国学者马歇尔·伯曼发现，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就已经迷漫着现代主义的气息。他指出：“《共产党宣言》表现了现代主义文化中某些最深刻的洞见，同时也将现代主义文化中某些最深刻的内在矛盾戏剧化了。”[1]的确，马克思不仅在其早期的手稿中，而且是在其最核心的著作《共产党宣言》中发现了现代主义的灰线：?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僵化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了。”[2]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的史实中，认真分析我们更多地发现的却是后现代的端倪。马克思是在更宏阔的背景下从“现代性”出发而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后现代性”的审视，预言了后现代主义的到来。德里达、詹明信诸人正是由马克思出发而进入后现代主义阵营的，这个事实，对我们处于后现代主义焦虑中的历史学是否会有一点启示呢?
一、“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后现代主义自其兴起之日起就伴随着与现代主义不休的论争。如何对待“现代性”，是二者；之间论辩的主要问题。许多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后现代性”是对现代性的断裂与反叛，是“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是一种旧事物的终结和新事物的来临；他们对于“现代性”采取批判和否定的态度，服膺后现代性，认为现代化使理性宰制成为可能，人道主义走向了它的反面，自由成为人们的枷锁等等。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呢?
首先，后现代性虽然不是一个时间概念，但它仍然有时间上的规定性，它是相对于现代而言的。后现代性的提出与历史分期相关，但是在具体时间的确定上无法达成一致。后现代性可以用来指涉现代之后的诸时代。后现代性表明现代主义时代的终结、现代性文明的衰落和后现代性文明的崛起。那些把后现代性当作历史分期概念的学者，由于在时间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因此，作为划分历史时期或历史阶段的后现代性，其本身便包含了模糊性。尽管他们在时间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性看法，但毕竟为人们描绘了作为历史分期的后现代主义的特性。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家们认为，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进入一个“后社会”，也称作信息社会、高技术社会、媒体社会、消费社会、最高度发达社会、全球化社会、风险社会等。后现代社会在、、文化诸领域都经历了一系列根本性的变革，这些变革表明它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断裂或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后现代性是这种断裂或发展的产物。
其次，后现代性指涉西方社会的现实境况。把后现代性看作当代西方社会境况或状态的指称，是从社会生活中的知识和研究的组织形式、意识与情感、价值观、文化、工作与闲暇的组织形式、安居的类型等方面的基本境况做出界说的。先进的科学技术是推动后现代文化发展的先导，现代性在高科技时代必然成为历史，而当下的社会、和文化是后现代性赖以产生与发展的社会基础。后现代性也可以统称之为一场思想文化革命，一种对近四个世纪以来的主要价值观提出质疑的革命，一种非超验化的自我参照、自我抹杀的后文化运动，它所隐含着的虚无主义的内在精神则是“晚期资本主义”的精神分裂症。这种精神分裂其实在马克思的时代已经展现出其萌芽。后现代性的社会意义主要在于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消极作用：传统文化的毁灭、理性价值观的崩溃、社会道德的沦丧、传媒的破坏性以及通俗文化、反审美对精化全方位的冲击。用后现代性来指称当代西方社会境况，一方面反映了当代西方社会的新转化；另一方面反映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尖锐化。
其三，后现代性是当代西方社会思想文化氛围的学术表达。后现代性常常被用来描述当代西方社会文化氛围。在当代西方思想文化界，后现代性拓展出一系列的观念：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是人或主体的非中心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的价值观念与创设这一观念的主体已经死亡；任何超越性的能指(signifier)已成为不可能性，能指与所指(Signified)难以对应，超越性与超人的哲学无法超越高科技对人的束缚；阐释的中心性被置换成支离破碎性，支离破碎性在历史学、语言学、社会学、修辞学、政治学、文学以及领域成了无中心的关键词或主题词。用后现代性表征当代西方思想文化氛围，指明了几千年来人们所崇尚的“中心”已经打破，“边缘”成了西方大众文化垂青的“中心”。人们反对总体化、同一性、等级体系、本质论、基础论，肯定多元性、多样性、异质性、不确定性、不稳定性。
其四，后现代性是对西方社会危机的反思。正如哈桑所说：“后现代主义如果不是一种本源的认识，那么也可能是对20世纪西方社会的一种有意义的再认识。”后现代性所表征的资本主义社会危机，主要指权威的危机、传统价值观念的危机、合法化的危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危机。在此，后现代性被用来指涉西方文化的超验化和合法化的失效，它拒绝任何中心化的元话语与元叙述，认为元话语与元叙述在后现代状况中已失去了社会文化基础。后现代性被理解为当代西方社会危机、启蒙思想危机和审美危机，这在客观上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
其四，后现代性指称多种认识方式与认识方法。哲学中的后现代性是反理性主义、怀疑主义、悖论主义、多元主义、相对主义、证伪主义、不确定性、非连续性、不可通约性等认识方式的总称。在西方思想界这种认识方法并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和共同的流派，甚至不同的观点还针锋相对。后现代性的认识方式在一些学者看来是对现代性认识方式的反叛，但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是现代性认识方式某些方面的延续。客观地说，后现代性的认识方式既包含了反叛的一面，又蕴含了延续的一面，但这种延续并不是简单的顺延，而是从内部对现代性认识方式的解构，解构中又包含着重构。因此，后现代性的认识方式是“反叛”与“延续”、“解构”与“重构”两者的融合。就“延续”而言，它既有现代性认识方式的某些特征，又与之不同，这种不同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是对已经建立起来的西方文明的反思和批判[3]。
人们对后现代性的不同理解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问题：“后现代性”到底是后现代性还是后现代性?前者意在说明现代性已经“终结”，而后者则在说明后现代性不过是现代性的一种自我延续而已。通过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后现代性所承载的是一种“终结”现代性的强烈诉求，但事实上它却没有摆脱延续现代性的历史使命，它实质上仍然是后现代主义。
二、“现代性是一种未完成的谋划”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思潮与流派，其内涵更为复杂。从语义学上说，“后现代”(postmodern)之“后(post)”是一个双关语，它体现了对以理性和启蒙思想为代表的现代性(modernty)的两种不同态度。一方面，它是指“非现代(not-modem)”。它要与现代的理论和文化实践、与现代的意识形态和艺术风格、历史叙事方式彻底决裂，“后”(post)可以肯定地理解为积极主动地与先前的东西决裂，从旧的限制和压迫状态下解放出来，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也可以否定地理解为一种可悲的倒退，即意味着传统价值、确定性和稳定性的丧失。另一方面，“后现代”被理解为“高度现代(hyper—modem)”。它依赖于现代，是对现代的继续和强化，后现代主义不过是现代主义的一种新面孔和一种新发展[4]。
第一，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并不具有清晰明显的界限。一方面由于它产生的时间尚短；另一方面由于各学派之间对它的特征和意义缺乏明确的共识；另外，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有语义上的亲缘关系，而现代主义也同样是不稳定的。因此，人们无论是对后现代主义的看法，还是对现代主义的看法都没有一致性。这种语义上的不稳定性，反映在当代西方理论中，主要有诸多不同的立场和观点。但综观起来看，在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并没有一个十分清晰的界限。西方后现代主义主要有两种不同的性质：一是摒弃现代主义而拥抱后现代主义；二是在解构传统与现实社会文化的同时，把后现代主义视为现代主义的延续与发展。当然，在这两类后现代主义中各自又包含着许多不同流派的不同观点，即使在相同的流派中也没有一致性的意见。这种意见上的分歧恰恰反映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相互渗透的关系。
第二，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反叛与超越。丹尼尔·贝尔指出：“过去我们常用的文化修辞语是‘超’(beyond)这个词……而现在我们已经把它用竭，今日社会学的修辞语是‘后’(post)。”[5]“后”术语本身在逻辑上就包含了对“超”术语的反抗或反动，但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反抗或反动，并非完全废黜，即解构之中又包含重构，反叛之中又割不断亲缘。这是因为它的外延就包含着线性历时性，其内涵包含着滞后性。它既需要历时性的界定，又需要共识性的审视，否则难以避免预先在头脑中建构一个后现代主义的模型，然后用这个模型去套当代西方理论家。如哈桑所说：“我们不断发现后现代主义的‘先驱’，……这是因为我们在自己的脑海中创建了一个后现代主义的模式，一种关于文化和想象的特殊类型，然后用这个模型去‘重新发现’各个不同时期不同作家之间的共同性。”[6]当代西方社会，传统思想、现代思想和后现代思想杂糅并存，只有“强弱”之分，并无灭绝之迹。就后现代主义而言，它既居于传统与现代之中，又是发现传统与现代矛盾的产物。应该说，后现代性与现代性呈现出犬牙交错之势，后现代主义在超越与反叛过程中延续着现代性理念。
第三，后现代主义是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结构。从历时性看，后现代主义并不是对历史的中断。西方有些学者认为，后现代主义消蚀了历史意识和历史深度。其实不然，客观地说，后现代主义在一些问题上表现出历史意识和历史深度的消蚀，但在另一些问题上则表现出对历史意识和历史深度的关照。当然这种关照并非像前现代、现代主义那样表现出对普遍性、统一性、终极意义等原则的关照，更不是简单地对历史和传统的追忆。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的关照是反思性和批判性的。它直接表现在对逻各斯中心主义、二元论、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现代主义的批判，从而形成了与历史的联系。亦如哈桑所说：“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并没有一道铁幕或的万里长城与之相隔，因为历史是一张羊皮纸，而文化则渗透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中，我觉得，我们都带有维多利亚、现代和后现代的印记。”[6]
从共时性看，后现代主义既承袭了宽泛而抽象的理性精神，又继承了酒神盲目性冲动而富于感官的非理性精神。从价值哲学上看，后现代主义同时诉诸这两种精神。西方有些学者注重于后现代主义某一方面的研究，可以说在某个方面的研究确有突出成果，但是往往又走极端，抓住了后现代主义的某一方面，便给后现代主义定性，这本身就不是后现代的，因为后现代主义的一个特点就是反定性与反命名，反对简单化和绝对化。从后现代主义发展的过程和思想来看，它“既是空间和思想的结构，又是时间和物质的过程”[6]。它表达的是批判中富于理性，反讽中蕴涵着非理性，是理性与非理性、建设性与解构性双重成分的混合体。
第四，后现代主义是一个矛盾体。后现代主义对西方形而上学、二元论、逻各斯中心主义以及现代逻辑实证主义、结构主义的解构是以悖论性的思维方式表现出来的。在这种悖论性中既包含着某种革故鼎新的思想，又隐含着含混、偏颇、异端、倒错等悖谬。后现代主义本身就是矛盾体，或“本质冲突性观念”处于这种悖论性的矛盾体中；后现代主义本来就不是一种模式，任何以偏赅全的做法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如果把后现代主义某一方面的某一特征看作是后现代主义的全部特征，其结果是只看到了不确定性而看不到内在性。只关照了解构性而忽视了重构性，只看到了颓废性而看不到建设性。尽管后现代主义具有消解一切的意志。但它仍然包含着去发现“统一的感受性”的可能。
后现代主义的崛起，显示出当代西方社会文化、哲学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文化心理、行为方式正发生着重大的变化。但从我们的分析中不难看出，后现代主义本身并不意味着对现代主义的根本否定，而是与现代主义血脉相连。因此，我们也就有理由说，后现代性和其所依存的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影响并不是从根本上否定历史的客观性，只不过它从更繁细、更具体的叙述中重构历史的客观性；它是对历史学传统叙事方式的反叛，却也未尝不是对传统历史学叙事方式的反拨与修正。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历史学在后现代的进展，我们也许会有新的理解。
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特别是80年代以来，史学的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习惯的那种静止的、结构式的、有的、线性的、有序的、进步的、宏大的历史观念越来越遭到质疑，开始特别强调多样的、随机的、非线性的、独特的、另类的、相对的、个人的、能动的历史观念。在法国和美国等国家，一批历史学家不满足于现行的、社会与文化这种结构主义式的历史研究模式，他们在结构主义，特别是后结构主义的理论的指导下，吸收了社会学、人类学、符号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着重研究象征、语言，研究人们在社会中所形成的“形象”，以及这些“象征”被赋予意义的实践的历史，并且逐渐发展和形成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他们将此称之为历史研究的“语言转向”或“文化转向”。
后主义史学理论提出了自己的理念：第一，对历史现实的概念提出了怀疑，认为历史认识的客体不是独立于认识者之外的实体，而是由语言和推论的实践构建的，认为历史是历史学家们的一种创造。第二，认为语言不只是表达和交流的工具，而是形成意义、决定思维和行动的主要内容。这样既对过去的历史文本和当代的叙述能否符合实际地构建过去提出了怀疑，历史的客观性问题凸现出来，并由此追问在历史学的研究中历史的事实是什么，历史学家能否获得真正的历史，能否达到真理?第三，由于抹杀了事实和虚构之间的界限，就对史料的可靠性提出了质疑。第四，对历史的认识信仰和对客观真理的追求提出了怀疑，最终对历史学家的职业意识和职业主权提出了怀疑。历史学的合法性在丧失，历史学家的职业基础在动摇。
最早最集中反映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和史学理论的，是美国的海登·怀特1973年出版的《元历史：19世纪欧洲历史学的想象》。所谓的元史学就是跳出历史事实的研究，而在历史话语的层面，探讨历史话语的本质、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的关系等史学理论的总和。在这部书中，怀特把历史学的解释划定为四种不同的比喻、四种不同的情节、四种不同的论据和四种不同的观念指向的相互结合，这种结合形成了历史解释的基本基础。同时，怀特还认为，历史根本离不开想像，历史本质上是一种语言的阐释，带有一切语言构成的虚构性。历史学家更深层次的思维结构通过某种语言模式的选择，即一种修辞战略已经预示于他所研究的领域之中，反过来，包括了运用“情节”等的解释模式和语言模式也形成和塑造着历史学家所进行的这种历史研究的主旨以及意图。这样，怀特的结论打破了以往的如实编排史料这样的历史解释范式和方法，突出强调了历史学家的主体，甚至语言模式的运用这一并非客观真实的研究方法。怀特的观点对后来的史学理论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史家和史料相互关系性质的理解，对历史认识对象和认识方法的理解，对获得历史知识的内容和性质的理解，以及对历史知识和叙述方式和随后对文本的理解。也是在1973年，克利福德．格尔茨出版了自己的集——《文化的解释》。他认为，“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符号”。从符号学的角度看，“文化是一种文本，即是可以描述的文本”。既然文化是一种象征系统，格尔茨不仅研究了这些象征物的表达符号，如仪式、精神气质、观念、宗教，而且其研究范式极为广泛，从、宗教、、、道德到社会共识等。
研究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就不能不追溯到法国历史学家。众所周知，20世纪30年代西方新史学兴起，以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克为代表的第一代年鉴学派代表人物，打破了历史叙事中的三大偶像——偶像、个人偶像和编年纪事偶像，摒弃了突出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的传统历史观念，提出了“总体史”的概念，认为“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实的历史。”直到60年代的法国，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第二代年鉴派的历史学家，其重要的理论或“范式”为强调以系列、功能和结构的方法，把社会理解为有着内在联系的总体。但同时也有一批年轻的历史学家另辟蹊径，开拓出文化史和其他一些新领域的研究，这就是第三代年鉴派。这一批历史学家逐渐从重视经济基础转向文化和心态史研究，这种研究后来迅速成为了法国等西方各国历史学研究的新潮流。这是法国后现代史学兴起的第一阶段。虽然这种理论初露端倪，但推动其走向前进的重要动力仍然来自于法国的一批思想家，特别是福柯的思想。福柯的《事物的秩序：人文科学的考古学》、《知识考古学》、《规训与惩罚——监狱的形成》、《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性史》、《临床医学的诞生》等风靡一时。他的很多概念如“知识”、“谱系”和对很多问题的解释都对学术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第四代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如罗杰·夏蒂埃和雅克·勒韦尔等开始批判第三代的“心态史学”，反对把心态看成为是由经济和社会所决定的一个层次，是按照经济、社会和心态来排列的第三层次。在他们看来，第三层次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并且心态也并不是由经济、社会所决定。实际上，经济和社会关系并不先于并且决定文化关系，相反，它们却是文化实践和文化所产生的领域。正因如此，社会本身就是一种集体的象征，它们只能在文化的实践中才能得到理解。
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反对一切形式的决定论，它改变着过去那种文化从属于社会和经济的理解，强调文化的独立。不仅如此，从事后现代主义史学实践的历史学家们还认为，文化不仅不再依附于社会和经济，同时它还具有能动性，即反过来塑造着或生产着社会和经济。这就是说，社会和经济等我们通常所认为的实体也是被文化所创造，并在文化的实践中被不断地再生产。同时，社会的意义是在语言和文化中被表达和建构的。与过去传统的历史学相比，这的确是一种“颠覆性”的反转，它彻底打破了过去那种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结构式的排列，降低了社会、经济这种实体性要素的地位，更加突出了文化的能动性。
在这种史学理论的指导下一批历史学家进行了新的历史学实践与探索。20世纪80年代后，英国的历史学家开始批评汤普森关于“阶级”的观点，质疑社会史中的“社会”的概念，认为，以前社会史所研究的“社会”是与现代性相联系的概念，而现在它必须要与后现代性相联结。这种变化还表现在历史学家关注通常被我们称为“另类”的历史内容，如儿童史、沙龙与公共空间等。历史学家们还开拓了很多新的研究领域，如注重文化史、阅读史、性别史和身体史等。
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兴起改变了我们过去只研究经验的和实体的社会的历史、那种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简单对应和决定关系，转而强调对象征层面的“表象”的历史研究，关注话语生产和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化对社会的生产和创造的能动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以后现代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新社会文化史研究在转换研究视角、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等方面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的确是历史学研究领域中的一种“反转”和一场“颠覆性”的革命。其所提出的史学理论尽管目前还无法断定对史学的发展有多大益：处，但至少对于过去史学传统的积弊有一定的冲击作用。那种对后现代主义避之唯恐不及或者不加分析地：大加挞伐，都是不可取的。同时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崛起，不应忘记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并没有割断它与现代性之间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史学是现代主义史学的一种发展与延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做的近乎“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对我们思考当代历史学的焦虑也许不无裨益。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后现代主义毕竟是一种破坏性极强的力量，它的建设性如果不能抵消它的消蚀性，其前景并不见得乐观。至少从目前历史学的研究现状看，那种把对历史的丰富描述与对历史规律的探寻对立起来。抛弃历史的基本线索而追求表象的叙述，以及以话语的缭乱搅混历史史实的做法，以国别史与世界史的融合替代国家民族历史的研究等等，都是值得注意的倾向。要应对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所带来的挑战，我们似应返折到现代主义的观点，以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平衡，来消解历史学发展中的焦虑。
法国第四代年鉴派历史学家罗杰．夏蒂埃，曾把自己的后现代主义史学文集定名为《伫立在悬崖边》，其中大有深意。的确，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已经站在了悬崖边上，它的下一步是御风而飞呢，还是坠人深渊?
[]
[1](美)马歇尔叫白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5．
[3]佟立．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4](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5]Bell，Daniel．The Coming 0f Post-Industrial Society．New York：Basic Books，1973，5．
[6]Hassan，lhab．The Postmodem Turn：Essays in Postmodem Theory and Culture．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88—89，88，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