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史学理论述评[i]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9-06
关键词：客观性；真实性；文本；权力；后现代主义
人类的经验可以被无穷地诠释和接受，人们对历史的看法和解释从来就不会静止，“盖棺论定”实在是个早该被重估的观念，所谓“诗无达诂”、“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是也，“历史之所以不断地要改写，是因为人们的史学思想是不断地在改变和更新的。”[ii]每一代人都需要用对于自己时代最有意义的观点和方法来掌握和研究历史，因而，自从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诞生以来，历史学的研究范型就已经历了许多方向性的转变，特别是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其研究范型就经历了“社会化的转折”（social science turn）和“计量化的转向”（statistics turn）“女性史学的转向”（women’s history turn）等阶段，但不管如何转变，还是有没有改变的东西——历史学家对历史事实的认识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历史学家认识过去的基本方法没有受到挑战，不管使用什么样的新理论、新方法，去研究诸如性别、妇女、文化等新主题——实证主义和理性分析依然是史家的最后立场，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后，一切都不再一样了，揭竿而起的后现代主义对史家只有用实证和理性分析才是历史认识之路的立场开始了质疑，当然，这个质疑并不只限于历史研究领域，它几乎已经扩展到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和科学领域,影响了所有存在思想生命的领域。[iii]这即是所谓的“后现代转向”（postmodern turn），如荷兰史学理论家安克斯密特(Franklin Ankersmit)所说：“就我们时代的、艺术和文学中相应的趋向,后现代主义比任何其它解释都提供了一个更好的说法。”[iv]
受此“后现代转向”的影响，当代西方史学的主要趋势也由现代主义史学逐渐向后现代主义史学转移，相比于文学、艺术等学科对“后现代转向”的反应，宣称要保持“价值中立”、以追求“客观性”和“真实性”为己任的历史学的这个“转向”有些姗姗来迟，可能是因为“后现代的历史思考是现代历史思考的对立物”，[v]“历史学科本身不容置疑地是‘现代性’的一个侧面,特别是自19世纪历史学职业化以来,它一直是与真理的客观性和理性这种旧的视野相联系,这种视野不可避免地带有的维度,并服从于自由的价值评判,特别是与自由相联系”，但“随着‘后现代性’本身的演化,它对于历史学家对他们学科的真理提出了新的挑战。”[vi]对于这个挑战，比较早的反应要从美国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1973年发表的《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Metahistory：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一书算起了[vii]，但这只是后现代史学的先声，实际上，怀特该书的思想开始只是在文学批评界受到重视，在史学界引起的反响了了，直到20世纪80年代它才被重新认识，认为它是“在过去30年里历史方法学上最激进的”，[viii]尽管《元史学》这本书已经出版这么长时间了，“过去这20多年中,后现代的讨论早已超越了《元史学》中的讨论，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已经在解构怀特。在许多方式上，怀特仍然是非常保守的。”[ix]该书中的许多思想即便是海登·怀特也认为已经过时了，但事实上，直到现在，许多人还是不能接受和领会此书中的思想，此书仍然是一本“为未来的书”，[x]其还是被作为“历史的语言学转向标记”[xi]。或许讨论后现代史学理论“最好的起点”可能还是安克斯密特的《叙述的逻辑》（The Narrative Logic: A Semantic Analysis of the Historian’s Language）[xii]，而他的“Historiography and Postmodernism”一文则大概是第一个明确把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相联系起来讨论的文章[xiii]，其后《过去和现在》（Past & Present）、《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 Historical Review ）、《历史作坊杂志》（History Workshop Journal）、《社会史》（Social History）等国际权威历史学期刊也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刊登探讨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关系的专门文章，专书的情况亦大致类似。[xiv]
就后现代主义在历史学上的一般表现而言，后现代理论家否定了启蒙运动以来盛行的“理性”和“进步”的现代性观念，挑战了常规历史研究的基本前提：“在历史学的语境中，后现代主义尤其暗示了对这些常规确定性诸如‘事实’、‘客观性’和‘真实’——这些过去被历史学所书写和阅读的术语的一个挑战。”[xv]后现代史学反对甚至主张取消“宏大叙事”或者“元叙事”，其焦点“不再是关注过去本身，而是集中于在当下与过去、我们当下言及过去时所用之语言与过去本身间的不连续性”。[xvi]后现代主义一般都“否认历史著作所谈的乃是真实的历史过去”，[xvii]“所有的历史都是诠释的，而且从来不是名副其实的真实。”[xviii]“历史为历史学家本身的一种杜撰或虚构物，一种对过去的描述而非反映，一种冒充成真实生活情况的构思行为”。[xix]因为“我们不可能有直接和纯粹的接触过去实在的机会，历史必须被作为一种纯粹的脑力活动或是纯粹的实体来表现。”[xx]“过去不是被发现或被找到的，它是以文本的形式被史家制造和表述的，然后被读者消费的。”“过去的真实仅只是被书写的报告，而不是如其本来那样的确实。历史不是随时间而变化的研究，而是对史家开始其研究工作后所制造的信息之研究”，而“过去不过是正在变化中的现在。”[xxi]因而没有必要去崇拜“档案”（the document）或“事实”（the facts）这类证据，因其仅使我们意识到对过去的诠释（interpretations of the past），“并不能使我们返回过去，却只产生史家需要马上应付或不能应付的问题”。[xxii]实质上，历史就是一种文本，“不管我们把世界看成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解释世界的方式都一样。”[xxiii]“文本性是每个人的历史的操作条件；要想像某种非文本的历史是不可能的。”[xxiv]文本产生后，不仅是与它和外在世界的关系无关，而且也与文本的作者无关[xxv]，必须对文本进行解构。又认为：“不可能写出没有任何哲学的或意识形态立场的历史，唯一的问题是在于我们是否承认这种立场以及我们的选择是否有意识地被其所左右。”[xxvi]历史从来不是为其自身而存在的，“任何的历史写作都是为特定的人群服务的”、“不存在不为特定人群的历史书写”。“某种意义上，历史（历史书写）是人们或民族产生他们认同的方式”，“目前的人们需要先例来定位他们的现在，并使他们当下的和未来的生活方式合法化。因而，人们真切地感受到需要把他们的今天和明天扎根于他们的昨天之中。”[xxvii]可以说，“历史一直是某些人的历史，而这些人不能成为过去本身，因为过去不具有自我，因此，把特定的历史论述等同于历史本身，不只是意识形态的，而是意识形态的一派胡言！”[xxviii]“简单地说，就是我们自己赋予过去对我们有何意味的，相应地，我们现在正处在这样一个比较合理的立场——通过以前解释性工作的沉淀、通过来自我们当前和以往方法实践的阅读习惯和分类/概念以及我们当前和以往的意识形态渴望——去要求被那些依然所存留的痕迹所建构的过去在文本意义上总是可以被理解和被应用，而且这样逐步形成的历史建构的过去很少会让我们失望，在它无止境的效用性和杂乱性中，这样历史建构的过去可以为任何想其有用的人所用——马克思主义者、辉格党人、种族主义者、女权主义者、结构主义者、实证主义者、古董研究者、后现代主义者——任何人都可以利用之。根本没有独立于史家文本痕迹外的充分意义的存在，意义总是被史家所建构的，作为历史化文本的被建构起来的过去在终极意义上除了屈服于外界所强加之于其身的、欲其有的目的外别无选择。因此，在此方面，我们总是能‘发现’这些起源、根源、目的、轨迹、训诫、证据和我们一直所寻找的价值。”[xxix]“事实上，‘历史’在今日似乎仅是后现代表述世界中的又一种‘表述’罢了，而这当然就是它原本的面貌！”[xxx]
“后现代主义通过不同的透镜（后女权主义、后结构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等）提供给激进的史家以空间去合理地书写过去。”[xxxi]“在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里，其目标不再是统一、综合和整体，而这些历史碎裂才是其所关注之中心。”[xxxii]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要去追问：“究竟是谁的历史在被讲述？用谁的名义？基于什么目的？后现代主义是关于没有被讲述和重述以及不为人所知的历史。历史学不再像以往那样，相反，是各种被人们遗忘的、被隐藏的、看不见的、被认为是不重要的、被改变的或者被抹去的历史。它拒绝把历史看成是一个线形发展的过程、看成是在一个明显可以为我们所知的、而且已经预先设定好的、直接发展到我们今天的形式。它是关于偶然性的历史，它是关于权力的历史。”[xxxiii]实际上，历史构造就是许多权力关系下相互作用的产物，“历史一直被权力和压力书写而不是表面上看起来的为追求过去的客观性。”[xxxiv]在历史研究中宣称要追求真理的目的在于为自己谋得权力和利益，“以力为理”，而不是像公开声明的那样是为了追求真理，因“知识是同权力相联系的，而且在社会的形构中，是那些拥有最多权力的人最大限度地占有了知识和利益并使这个占有合‘道’化。”[xxxv]“真理之为真理在于其依靠之人的权力”，“‘真理’（truth）确实是依赖于权力的‘有用处的虚构’，而且权力用‘真理’这个术语去施加控制：真理的统治。”[xxxvi]“诸如此类（后现代主义式）的祛魅能使历史学家得到‘救赎’（‘free up’），使之从不同的立场出发，用无数的表述、情节和组合方式来叙述具有相等合法性的故事。在此意义上说，我们完全可以‘随心所欲’（‘anyway we like’）地阐释过去。”[xxxvii]
这样，“历史现在看起来仅仅是在一个无根基的、被设定了表达的世界中的无根基的、被设定了的表达。”[xxxviii]“如果文本——、文学作品诸如此类——不能显然地反映现实，而只能反映其它文本，那么历史研究与文学研究就几乎无法区别开来，‘过去’(past)也就会将消解为文学。”[xxxix]“不再有真理，也不再有不公平。……总之，不管是道德上的或是政治上的东西，一切都随风而去。”[xl]“我们可以姑且认为西方历史学的秋天已经降临。”[xli]“如人们所希望的那样，后现代主义历史已经拒绝了对理性和进步的信任，而这两个因素一直是现代主义史学的核心。”[xlii]后现代史学理论的这些激烈的主张致使“不只是传统主义式的历史学，已面临致命的危险，连历史‘本身’也处于生死存亡关头。”[xliii]其所导致的结果就是使历史学专业“尤其是在法国和美国，陷入它正在做什么和现在如何去做这样一个自我信任的危机中”，[xliv]“在权力和后现代主义对历史批评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史家正在放弃对真理的追求、对客观性的信仰和用科学方法认识过去的追求。”[xlv]甚至还有人危言耸听地说：“到20世纪80年代末，大多数史家甚至是大多数从事实际研究的史家都已经放弃了追求关于过去的可靠的、客观的知识的可能性。”[xlvi]“今天，只有很少的史家还相信我们书写的是过去的真实。”[xlvii]这就引起许多史家对这种激进的立场的不满与反击——“维护传统价值观的（对后现代主义的）抵抗在同时进行。”[xlviii]
英国著名学者劳伦斯·斯通就“疑惑历史可能正朝向一个变得会灭绝的学科的路上走”，[xlix]因而，“我们应该与来自极端相对主义者——从怀特到德里达——的攻击，进行战斗；（历史学）这项专业知识是在十九世纪晚期，从研究证据的过程中好不容易才发展起来的，我们应该为保持这一专门知识而战。”[l]而著名英国史家艾尔顿（G. R. Elton）则以其一贯的反后现代主义立场和现代主义史学的捍卫者身份认为：后现代理论的根源来自日耳曼哲学和法国精神，是“一种危险的鸡尾酒。因为前者令人费解而貌似聪颖，后者证明了在法国荒谬的事物总是听起来比较悦耳。”这与职业化的历史研究是相背的：“也就是说，自从有计划的、彻底的建基于材料基础上的历史研究职业化以降，它已经多次摧毁了这些服务于特殊利益的解释，尤其是这些民族国家自我炫耀和自我吹嘘的解释。”[li]因而，艾尔顿呼吁年轻的历史学家应当抵御“来自德里达和福科前额的致癌物质”，他还把怀特的理念看成“是无意义的冗语”，[lii]又认为只有史家才有资格去谈历史：真正的历史工作“不得不被依赖于那种只有职业态度和训练所能提供的内部理解（inside understanding）上”，过去留给我们的材料必须“在当时它所产生的语境中被解读”，[liii]“没有理由表明为什么伟大的史家（或许是比较少的一些）不应该有他们自己的思想和展开调查的方式，但这样的研究是无意义的，除非调查者能证明他直接地知道这些被过去留下的我们赖以工作的材料确实有意义。”[liv]“穷根溯源还是必要的战斗号召。对史家而言，过去的实在——没有错，真相——存在于不同的素材里、由导致其产生的过去所制造，并被当作证据留存下来。历史的证据不是史家制造的。”[lv]艾尔顿还对后现代主义者进行了人身攻击，认为他们是“冒失的理论家”、“不确定的、相对主义和个人利己主义的预言者”，[lvi]把后现代史学理论看作是“威胁的”、“破坏的”、“荒谬的”、“无意义的”、“完全的相对主义”，是“顽固的异端”。后现代主义这个“轻浮的虚无主义病毒”正在传染给许多年轻的历史学者，与斯通一样，艾尔顿认为“要与想把历史研究服从于文学批评指令的那些人战斗，某种程度上，我们历史学家正在为我们的生命而战斗，确实，我们正在为这些被宣称能提供比较高的思想方式和比较深的真理和视角的恶魔般的引诱者所困绕的无辜年轻人而战斗。”[lvii]“与过去留下的遗存进行真实的和有益的接触，应该可以人们的那些哲学妄想。”[lviii]但“艾尔顿根据他那种宛如十六世纪历史学家的经验基础，和那些如今已大成问题的原理而做出的评论，对后现代主义的立场几乎不会有——而且也不可能产生——重大作用。”[lix]澳大利亚学者温德舒特尔斯（Keith Windschuttles）也认为“后现代主义把历史写作引入了死胡同，并导向终结”[lx]，他在其《历史之被谋杀：文学批评和社会理论是怎么样正在消解我们的过去的》（The Killing of History：How Literary Critics and Social Theorists are Murdering Our Past）一书里很传统地认为：历史研究是对真实（persue the truth）的寻求和关于过去知识的建构，以事实性信息为中心，尽管这可能是个困难的任务，但并非是不可能的任务，一个主旨并不在于寻求真实的工作可能是任何东西，但决不会是历史的工作。[lxi]他认为文学批评与社会理论包括语言学、阐释学、后历史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各种时髦理论都对历史这门学科的规范和严格的历史研究构成了伤害，这些理论是以牺牲“事实”（facts）和歪曲历史实际来迎合理论为代价，因此他要保护“传统的历史学实践”（the traditional practice of history）以免其受到“潜在的致命攻击”（a potentially mortal attack）[lxii]，“如果历史学家继续允许他们自己堕入（后现代主义）这个理论上的无底洞（this theoretical abyss），他们将会使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学科灭绝”。因为，“历史学科确实在面临被驱入绝境（hunted to extinction）的危险中”。[lxiii]但在该书中，温舒特尔斯并没有说出真实的历史事实到底由何构成，事实上，该书倒是显示了他的右翼主张和西方中心论的立场，并不很具有说服力。
另一个稍激烈的批评者扎各闰（Perez Zagorin）教授也认为：后现代主义在探索历史上的怀疑论与泛政治化的观点是深深错误的，是与史家看待自己研究工作的方式不相谐和的，不能给作为获得知识和理解人类过去的历史学研究以“同情之了解”；[lxiv]在反驳詹京斯对他的批评时干脆说“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或知识体系，它对历史的理解根本贡献不出任何东西”，同时扎各闰还担心因后现代主义史学不再对证据持有批判和尊敬的态度，从而导致其会服务于一个压迫性的政治教条，而趁势带来谎言和迷思；[lxv]因此，扎各闰认为：“历史或者说历史学，是一门非常雄辩的独立的实证学科，而且其还蕴藏着已经产生许多杰作的悠久的传统。没有必要被哲学新进来指导或改革。如果哲学想同历史保持富有建设性的关系，它就必须按照史家的思考方法和方式来行事。哲学对历史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帮助史学弄清楚它对自己学科和史学所赖以依靠之前提的理解。”[lxvi]英国著名史学理论家马威克（Arthur Marwick）也对怀特等人把历史看作是文学分支以及历史叙述与小说的叙述并没有什么明显不同的做法表示不满，他认为：“小说家、诗人、剧作家在运用语言方面与史家是不同的方式。我们希望有创造力的作家去利用语言的模糊和共鸣，甚至可能去直接地表达无意识的组织而不是在用词上总是合乎逻辑。相反，历史学家应该尽可能清楚明白地表达出他们的发现。”[lxvii]马威克虽然同意后现代主义者在语言作用方面的某些关键见解，尽管如此，“后现代主义者还是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因为语言并不控制我们，而是我们控制语言——只要我们愿意花费艰苦卓绝和长时间的努力。”[lxviii]“历史不是文学：历史学家甚至不应该梦想自己会成为‘创造力的天才’（creative genius）。一些读者可能如他们读小说一样在阅读历史著作，但史家的基本义务非常地不同于这些小说家——史家要尽可能以精密和完善的证实的方式来为人们认识关于过去的知识做出贡献。确实，‘精密’、‘完善的证实’和‘义务’这些的确不是适合于小说家的词汇。”[lxix]“如果你在运用语言时是足够细心与认真的话，你就能确切地、不多也不少地说出你的意图：你将不会‘超过’你的‘目的’。”[lxx]不过，在现在，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整个历史学职业已经稳步地变得具有反思性，更多的注意力被投向方法论和原始材料的性质方面”，因而，“史家很自然地去热情地讨论被后现代主义书写方法提供的观点或视角”。[lxxi]但如果被后现代主义者完全说服，“所有的年轻人都是易于接受后现代的，而一旦他们被后现代理论说服，最好建议他们放弃历史研究”，因为在此情况下，历史研究就不再需要艰苦的工作，而且可以作为怀特和詹京斯等人批评箭垛的历史这门学科将不复存在了。[lxxii]又一更著名的、更有代表性的批评者是英国的德国史研究专家艾文斯（Richard J.Evans）教授，他在其《捍卫历史》（In Defence of History）一书里认为历史的文化与科学基础已经动摇，史学学科正遭受来自后现代主义的严峻挑战，在这种挑战下，“历史学科正处于危机中”，历史研究赖以存在的基础一手材料与二手材料之间不同的意义界限被消除了，史家成了与文学作者之类一样的人了，历史与虚构、历史与历史学、历史书写与历史理论之间的此疆彼界也消失了。[lxxiii]艾文斯把来自于后现代主义者的挑战看成为在历史学科大门口的“智慧的野蛮人”（intellectual barbarians），“明显地怀有敌意地游荡在那里”；[lxxiv]在对待事实的态度上，他认为：“如果一个文本作者之目的与文本之意义无关——如果意义仅是被读者放在文本中，而且如果过去是像其它一样的文本，阐释者也就是史家，当他或她在阅读或书写历史时，就可以在任何时刻有效地发明过去。过去也就不再有能力约束研究者于事实的雷池中。史家和批评家就可以神乎其能、无所不知了。”[lxxv]因而，艾文斯教授不断重复“历史是客观的”这个信仰[lxxvi]，乐观地认为“客观的历史知识既值得追求而且也可以得到”，提倡“回到学术的谦恭”（a return of scholarly humility）和价值中立这样一个态度来对待历史学——“我将以卑微的态度来看待过去，尽管种种反对：过去还是确实发生了，如果我们是足够小心、足够仔细和具有自我批判性的话，我们的确能够发现它究竟为何得出关于过去实相的站得住脚的结论。”[lxxvii]虽然“所有的历史都有一个当下的——不管是道德、政治或意识形态上的目的和动力。……但这还是走得太远——不管各个史家说的或者相信什么，所有当下的历史书写和研究的主要目的都在于为史家自身或者他们所代表之群体谋取权力。”[lxxviii]然而，艾文斯教授没有意识到他从经验论出发为历史所做的辩护仍然在传统兰克史学范型的窠臼中，同时可能由于他对后现代主义所知有限，导致其错误地分析了后现代批评的关键部分，而且还没有很好地讨论后现代关于权力和叙述的取径。[lxxix]史家杜维运亦认为：“后现代主义逆流进入史学之中，以勇锐之气，剽悍之情，毫无同情的攻击历史，必欲置历史于死地而后已。然其所发议论，大半为吊诡之论，似是而非，荒诞不经，真知历史者必知其非。”[lxxx]
的确，后现代史学理论很有些悬鹄过高，它攻击“宏大叙事”，但其自身也陷入这个矛盾中，比如：它认为当今世界后现代社会已经来临——“今天我们都生活于全面后现代性的情境。我们对此毫无选择，因为后现代性不是我们可以选择赞同或否定的一种‘意识形态’或立场，后现代性正是我们的处境：它是我们的命运。”[lxxxi]又认为：“在我们自己身处的后现代里，现代主义的解释如今是过于天真的：现代主义者的历史端点已经过去了！”“我们已看到‘何谓历史’的现代主义版本的结局了。”[lxxxii]这些无视当今世界正存在巨大差异的笼统判断和自满声明无疑是有待于商榷的，恰是“宏大叙事”或者说“元叙事”的表现，不过，这也正说明“后现代主义其实正是一种新的元叙事”，“排斥一切元叙事是说不通的，因为有叙事和元叙述，世间发生的事才能讲出头绪。叙事讲出行为的意义，行为才显得合乎情理”，“历史学家即使对已有的社会理论和元叙事还有怀疑，仍必须设法发展新的更好的社会理论和更好的元叙事。”[lxxxiii]另外，后现代史学理论不认为历史著作能反映过去的真实，那么这就是说历史中的“真实”是历史著作不能体现的，（这也是最为后现代史学理论的批评者所诟病或者误解的，根本上，后现代史学的大师如怀特等人并不否定过去的事件、人物、机构、社会进程等是客观存在的、曾经发生过的、而且是如其本来那样发生过的，相反怀特等“后”主义者还是坚持这些立场的[lxxxiv]——“的确有一个实际的世界存在‘在那里’，而且在那里已有好长一段时间，也就是，的确有一个过去存在那里。”但“我们只能通过文本才能接近那种存在，因此，只能把那种真实的过去看成是一种‘解读’”。[lxxxv]怀特也认为：“历史事件首先是真正发生过的，或是据信真正发生过的，但已不再可能被直接感知的事件。”[lxxxvi]“你肯定无法避免真理问题。因为这是写作历史据以成为可能的基础之一。一方面，历史以虚构反衬来定义自身及其本质；另一方面，它排斥哲学。在许多方面，史学实践就像从它做什么中获得定义一样，也可从它不做什么中获得定义。因此，真理问题不可回避，进而，真理与历史表现之间的关系问题也不可回避。20世纪语言哲学给我们的教导便是，脱离了真理的表现及其形式，就没有任何真理存在。如果真理在我们面前以说话的方式陈述自身，那么讲话的形式与内容一样重要，你不能区别对待。”[lxxxvii]“历史学家认识到他们叙事中的虚构成分，这并不等于把历史编纂学贬低到意识形态或宣传的地位上。事实上，这种认识可以帮助历史学家避免自己成为意识形态先决条件的俘虏。……如果我们承认每个历史叙事都带有虚构成分，我们就可以把历史编纂学的教学提到更高的自我意识的程度。”[lxxxviii]）但关于当时史家自身意识形态立场的“真实”，却认为史著是能够再现的，这不是又与其主张自相矛盾吗？其另一较大的失策之处就是：“大多数后现代理论具有一种简单化倾向，独断地排斥竞争性的观点，且极度地偏狭。大多数后现代理论忽视了政治学，因而未能恰当地阐明社会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层次之间的相互关系。”[lxxxix]另外，后现代史学理论家虽然否认历史的客观性，否认历史（history）就是过去（past）等（其实类似观点早就有人提出，只是没有如此偏激[xc]），但这并不能否定史家对客观性、对真实性追求的合理性，因为史家所研究的历史仍一个真实的、客观的而非想像的过去，史家不能因为历史的真实仰不可及就停止对此目标的追求——“历史学家总是要检查造假和作伪，因而是满怀着求真的意念在操作，不管通向真相的道路可能是何等地复杂而又不完整”。[xci]而且，人类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性质就要求我们把努力寻求客观的阐释作为认识真理的正当理想。[xcii]“我们要指出的是，有关往昔事物的事实真理是可能存在的——即便不是绝对的，因此也是值得去奋斗追求的。”[xciii]从此意义上说，“后现代主义并未对历史构成多么大的威胁，仅仅是为把重新思考什么是客观性放置于首要地位而提供了材料。”[xciv]历史学的根本仍是不变的：“历史产品的形成依靠着在第一手材料中进行熟练而又艰苦的工作”，[xcv]“历史学家仍然要受到他的或她的资料的束缚。”[xcvi]而且，史家也不曾放弃这一信念：“历史学家必须遵循合理的方法来获得对过去的真知灼见。”[xcvii]
事实上，大力鼓吹后现代理论的这些学者多不是从事实际史学研究的史家，而从事实际研究工作并深知其中甘苦的史家并没有多少完全接受了后现代主义并把其应用于自己的史学实践中: “实践的历史学家们很少是走得这么远的。”[xcviii]“显而易见,历史学科的大部分分枝都还具有坚固性,难以渗透,仍在很多方面采取不同的形式敌视后现代主义。我们很容易夸大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以及在文化史中的影响”。[xcix]相对来说，大多数职业史家还是抵制后现代史学理论的主张的，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研究实践的影响并不像看上去所认为的那样大，即使就后现代主义最为盛行的美国而言，“按照含糊的说法称之为‘后现代主义’的时髦学说，在历史学家中间还没有形成像在文学和文化理论家或者社会人类学家中间那样广泛的潮流。”[c]“我们对现在的体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有关过去的知识。”[ci]“发生在过去的会影响到发生在现在的，也会影响到发生在将来的，所以关于过去—历史的知识对于社会是非常必要的。”[cii]“实际上，历史以前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在学者和一般读者之间如此流行”，而且，对历史感兴趣的“不断增多的读者和民众想要的当然不是后现代主义者的形而上废话。”[ciii]
尽管这样，“后现代主义有着极大的影响，在历史学自身的主流里，文化史的兴起反映了这些影响。就像一些对历史和后现代主义进行评价的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后现代远未在这场‘理论’或‘历史学的战争’中失利。从这样一些观点来讲，后现代主义已经赢得了胜利，至少正在逐步地赢得胜利”，“后现代主义有助于我们批判我们所称之为的本质论和决定论的思维方式”，[civ]“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就由于其警告人们要反对空想主义的与进步的观念而对当代历史学的讨论做出了重大的贡献。”[cv]“后现代主义的对历史概念的批判应该受到认真对待。”[cvi]“最能生动地阐明我们时代的许多关键性的新事物和新发展的，还得数后现代理论。”[cvii]“为了捍卫真理，历史需要后现代主义，我们也比以前更加需要后现代主义。”[cviii]如艾文斯所说：“像其它适应于历史的新方法，所以，后现代理论将看起来更可能适用于历史研究中的某些特定领域。对此可能性的认识的首先一步就在于把它的更多积极的思想运用于21世纪的历史研究和书写中。”[cix]后现代理论应用于下层研究、文化研究与性别研究等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和诸如疾病史、生态史、疯癫史、同性恋史、阅读史、身体史等新研究领域的开拓可为明证，但无保留地接受后现代主义的历史思考，就牺牲了“理性和理性要素”[cx]——“将会导致完全的相对主义，而相对主义的代价太高了”，[cxi]历史研究就会陷入难以为继的尴尬境地，很难不走上曲学阿世、借古讽今、以史论作政论的歧途，失去其存在的合法性基础。
其实，不管是现代史学者或是后现代史学论者，“我们依然是早期和现代思想家的衣钵传人”，[cxii]连海登·怀特的“夫子自道”也承认：“我整个学识的形成，我自己的成长都是在现代主义之内发生的。”[cxiii]后现代主义“应该引导我们不要放弃或是拒斥启蒙运动的遗产，反而是应该对它做出批判的重新审查”。[cxiv]刚柔相济才能游刃有余，琴瑟协调方能奏出美妙华章，完全的“断裂”和决绝是不可能的，后现代也并没有颠覆掉所有我们珍视的信念、价值和实践。[cxv]“历史学的不同诠释法可能互相排斥，但不同的视角却不会互不相容”，毕竟，“历史学的民主实践最有助于理解我们的世界。”[cxvi]后现代研究取向也不一定是研究历史的唯一好方法，“作为治史的一种取向，‘后现代史学’完全可以也应该和包括‘现代史学’在内的其他各种取向并存而竞争。”[cxvii]这也是现代和后现代历史学可以并存而且可以互补长短、相得益彰的“合法性”和“必要性”所在。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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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关于后主义与研究相关的争论和研究实践，可参看德里克(Arif Dirlik)：《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历史》（见刘东主编之《中国学术》2001年第1辑，第1-47页）、布莱茨尼（Lev. A. Berezniy）：《后现代主义与历史事实问题——论西方汉学研究》（见《汉学研究通讯》21：1[总81期]2002年2月，第11-13页）、何伟亚（James L. Hevia）：《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邓常春译，社会出版社2002）、贺萧（Gail B. Hershatter）：《危险的愉悦》（韩敏中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黄宗智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王晴佳、古伟瀛的《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古伟瀛：《后现代史学与儒家史学》（见《东岳论丛》2004年9月号，第31-43页）等；另外可参看杨念群：《中层理论》（江西出版社2001，第232-274页）以及葛兆光：《思想史的写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第167-187页）、王晴佳：《后殖民主义与中国历史学》（见刘东主编之《中国学术》2000年第3辑，第255-288页）、《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史学的前景》（见《东岳论丛》2004年1月号，第11-19页）、古伟瀛：《后现代史学对中国史学传统的挑战》（见黄俊杰编：《传统中华文化与现代价值的激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411-429页）、罗志田为《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一书写的“译序”、赵世瑜：《传说·历史·历史记忆》（《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第175-188页）等；关于中国大陆学者近年的后现代史学实践，可参看杨念群等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643-736页）等书；关于史学界近年的情况，可参看《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和卢建荣：《台湾史学界的后现代状况》（见《汉学研究通讯》21：1[总81期]2002年2月，第6-10页）等。
[ii] 何兆武：《对历史的反思》，载凯利：《多面的历史》（陈恒等译，三联书店2003），第2页。
[iii] Beverley Southgate, History: What and Wh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1, 4.
[iv] 见王利红、陈新编译：《二十年来的西方历史》，《哲学译丛》2000年第4期，第77页。该文是根据波兰史学家伊娃·多曼斯卡(EwaDomanska)1998年出版的《不期而遇：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Encounters：Philosophy of History after Postmodernism)一书编译而成。《不期而遇：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一书是伊娃在20世纪90年代历时数年对十位西方历史哲学界知名学者的访谈录（参看R. J. Blackburn为该书写的书评“The Philosophy of Historiography?” History and Theory 39[2000],263-272），此处引文即安克斯密特的访谈答语。
[v] 吕森（Jörn Rüssen）：《历史秩序的失落》，胡传胜译，见《学海》2001年第4期，第35页。
[vi] 乔伊斯语，转见李宏图：《从现代到后现代：当代西方历史学的新进展——帕特里克·乔伊斯教授访谈录》，见《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2期，第108页。
[vii] 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3.台湾已有刘世安所译该书中文本，名为《史元：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意象》（上下册）（台北麦田出版社1999）；译林出版社也将推出陈新所译该书之大陆本《元史学》。该书甫一出版，即引起广泛争议，招致来自文学界、史学界持续不断的讨论。可以说，不管赞成还是反对，在近年西方出版的几乎每本历史理论著作中，都要谈及怀特及其此书的主要思想，History and Theory 19(1980)专号“Metahistory: Six Critiques”和History and Theory 37(1998)专号“Hayden White: Twenty-five years on”所刊登文章（包括Wulf Kansteiner, “Hayden White’s Critique of the Writing of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32[1993],273-295）的观点大概可以代表西方主流史学理论界对怀特思想的基本看法；对怀特思想评介的中文方面的翻译、著述可以参看：安克斯密特：《当代盎格督一撤克逊历史哲学的二难抉择》（该文原刊History and Theory 25(1986),1-27.张南等译[文中错译、误译地方很多]，载《史学理论》丛书编辑部编：《当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困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第73-111页）、严建强、王渊明的《西方历史哲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第253-259页）、刘世安所译的《史元：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意象》的“导读”（第xi-xxv页）、盛宁：《新历史主义》（台北扬智文化事业1995，第105-116页）、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第136-140页）、黄进兴：《“历史若文学”的再思考——海登·怀特与历史语艺论》（台北《新史学》十四卷三期2003年9月号，第81-121页）、张进：《新历史主义与历史诗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第129-137页）、陈新：《历史•比喻•想象：海登•怀特历史哲学述评》（2004年6月10日于上海召开的“中外史学理论的热点问题和前沿问题”学术研讨会），又可参看海登·怀特的自选集——《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的“译者前言”（第1-12页）；否定性的意见可参看邵立新：《理论还是魔术——评海登·怀特的〈玄史学〉》（《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4期，第110-123页）等；国内学人对海登·怀特作品较早的翻译可参看张京媛主编之《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和拉尔夫·科恩主编的《文学理论的未来》（程锡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里收录的5篇译文。
[viii] Alun Munslow, Deconstructing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3,140.
[ix] 见《二十年来的西方历史哲学》，第79页。此处引文是伊格尔斯的访谈答语。
[x] Keith Jenkins, Why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9,125.
[xi] Alun Munslow,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Historical Stud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0,ix.
[xii] The Hague: Nijhoff,1983.参看Richard J. Evans, In Defence of History, New York and London: Norton,2000,260.
[xiii] History and Theory 28(1989),137-153.
[xiv] 参看台湾学者江政宽对詹京斯(Keith Jenkins)的On “What is History？”: From Carr and Elton to Rorty and White一书的书评，见《新史学》十卷一期（1999年3月），第190页注释3。这些杂志刊载的部分相关文章已经被收入Keith Jenkins编选的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2）一书。
[xv] History: What and Why, 8.
[xvi] Ankersmit, “Historiography and postmodernism,” 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294-295.下引该文只注Ankersmit与该书页码。
[xvii] 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何兆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第136页。
[xviii] 詹京斯：《后现代历史学》（江政宽译，台北麦田出版社2000）（该书即On “What is History？”: From Carr and Elton to Rorty and White, London: Routledge,1995），第41页。
[xix] 萨姆尔（R.Samuel）语，转见《后现代历史学》，第62页。
[xx] Deconstructing history,163.
[xxi] Deconstructing history,178,2,17.
[xxii] Ankersmit,287.
[xxiii] 海登·怀特：《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本文》，见《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第178页。
[xxiv] 《后现代历史学》，第56页。
[xxv] 参看R. J. Blackbur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iography?” History and Theory 39(2000),266.又可参看福科：《什么是作者？》，见王岳川等主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第304-305页。
[xxvi] History: What and Why,10.
[xxvii] Keith Jenkins, Re-thinking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3,30,44,22-23.该书第1版在1991年出版，台湾有中译本——《历史的再思考》（賈士蘅译，台北麦田出版社1996）。这个史学背后的意识形态目的在近20年的台湾史学界就有非常明显的表现，以杜正胜等人为代表的台湾学者正在努力“去中国化”（de-sinicization）（特别是在目前杜正胜执掌台“教育部”情况下），重构台湾本岛独有的历史记忆和文化、遭遇，发扬“台湾主体性”(Taiwan’s autonomy)，以朔造出“新台湾人”的“国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与“国族历史”（national history）（参看杜正胜：《台湾心·台湾魂》[高雄：河畔出版社1998]以及王晴佳：“Taiwans Search for National History: A Tread in Historiography,” East Asian History24[2002], 103-116.又可参看江宜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台北扬智文化事业1998]）等；另外，日本近年的历史教科书问题也是一个明显表现，当然这种现象在近代以来非常普遍，可参看杜赞奇（Prasenjit Duara）：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xxviii] 《后现代历史学》，第39页。
[xxix] Why History,14-15.
[xxx] 《后现代历史学》，第18页。
[xxxi] Why History, 29.
[xxxii] Ankersmit,291.
[xxxiii] Brenda Marshall, Teaching the Postmodern(London,1992), 4.转见In Defence of History,165.
[xxxiv] Re-thinking History,69.
[xxxv] Re-thinking History,31.
[xxxvi] Re-thinking History,38-39.
[xxxvii] 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20.
[xxxviii] 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6.
[xxxix] Gabrielle Spiegel, “History and postmodernism,” 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262.
[xl] N.Geras, “Language, Truth and Justice,” 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23.
[xli] Ankersmit,291.
[xlii] In Defence of History,211.
[xliii] 《后现代历史学》，第44页。
[xliv] Lawrence Stone, “History and postmodernism,” 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242.
[xlv] In Defence of History,4.
[xlvi] David Harlan, The Degradation of American History (Chicago,1997),xx..转见In Defence of History,4.
[xlvii] Deconstructing history,1.
[xlviii] 见Windschuttles：《西方历史编篡学的后现代转向批判》（李凌翔译，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4期），第25页。
[xlix] Lawrence Stone, “History and postmodernism,” 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243.
[l] Lawrence Stone, “Dry Heat, Cool Reason: Historians under Siege in England and France, ” in TLS,31 January,1992.转见《后现代历史学》，第47页注释15。
[li] G. R. Elton, Return to Essentia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44.
[lii] Return to Essentials,28.
[liii] Return to Essentials,55,27, 65.
[liv] Return to Essentials,34.
[lv] Return to Essentials,52-53.
[lvi] Return to Essentials,54.
[lvii] Return to Essentials,27,34,41,43,49.
[lviii] Return to Essentials,54.
[lix] 《后现代历史学》，第155页。
[lx] 《西方历史编篡学的后现代转向批判》，第22页。
[lxi] Windschuttles, The Killing of History：How Literary Critics and Social Theorists are Murdering Our Past, New York: Free Press,1997,231,154.
[lxii] The Killing of History：How Literary Critics and Social Theorists are Murdering Our Past,2,4.
[lxiii] The Killing of History：How Literary Critics and Social Theorists are Murdering Our Past,36,249.
[lxiv] Perez Zagorin, “History, the Referent, and Narrative：Reflections on Postmodernism Now,” History and Theory 38(1999),24.
[lxv] Perez Zagorin, “Rejoinder to a postmodernist,” History and Theory 39(2000),201-209.
[lxvi] “Rejoinder to a postmodernist,”201.
[lxvii] Arthur Marwick, The New Nature of History, Great Britian: Palgrave,2001,12.
[lxviii] The New Nature of History,11-12.
[lxix] The New Nature of History,263.
[lxx] The New Nature of History,260.
[lxxi] The New Nature of History,18.
[lxxii] The New Nature of History,19.
[lxxiii] In Defence of History,87.
[lxxiv] In Defence of History,7.
[lxxv] In Defence of History,172.
[lxxvi] In Defence of History,2,3,9,30,35,37. etc.
[lxxvii] In Defence of History,220.
[lxxviii] In Defence of History,169.
[lxxix] 参看Wulf Kansteiner为该书做的书评“Mad History Disease Contained?” History and Theory 39(2000),218-229.特别是第226-228页；又可参看Why History,9,52,92-114.
[lxxx] 杜维运：《后现代主义的吊诡》，载台北《汉学研究通讯》21：1（第81期）2002年2月，第5页。
[lxxxi] 《后现代历史学》，第13页。
[lxxxii] 《后现代历史学》，第19、60页。
[lxxxiii] 阿普尔比、亨特、雅各布：《历史的真相》（刘北成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第213页。
[lxxxiv] Why History,116.还可参看Deconstructing history,140,163,167.
[lxxxv] 《后现代历史学》，第52页。
[lxxxvi] 海登·怀特：《评新历史主义》，见《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第100页。
[lxxxvii] 见《二十年来的西方历史哲学》，第74页。此处引文是海登·怀特的访谈答语。
[lxxxviii] 《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本文》，第178-179页。
[lxxxix] 见凯尔纳、贝斯特：《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第337页。
[xc] 参看Beverley Southgate, Postmodernism in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3, 61-87；又可参看黄进兴：《历史相对论的回顾与检讨：从比尔德和贝克谈起》，见氏著《历史主义与历史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第199-220页。
[xci] 《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第160页。
[xcii] Mark Bevir, “Objectivity in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33(1994),328-344.
[xciii] 《历史的真相》，第7页。
[xciv] 参看《从现代到后现代：当代西方历史学的新进展》，第107页。
[xcv] The New Nature of History,xii.
[xcvi] 《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第166页。
[xcvii] 《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第115页。
[xcviii] 《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第115页。
[xcix] 《从现代到后现代：当代西方历史学的新进展》，第108页。
[c] 霍布斯鲍姆：《徘徊于寻求普遍性与寻求认同性之间的历史学家》,见徐友渔编选、施兰格等著：《哲学家和他的假面具》(辛未等译,社科文献出版社1999），第363页。还可参看“History, the Referent, and Narrative：Reflections on Postmodernism Now”等。
[ci] 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2页。
[cii] The New Nature of History,2.
[ciii] The New Nature of History,xv,xvi.
[civ] 《从现代到后现代：当代西方历史学的新进展》，第107、105页。
[cv] 《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第169页。
[cvi] 《历史秩序的失落》，第37页。
[cvii] 《后现代理论》，第361页。
[cviii] 《从现代到后现代：当代西方历史学的新进展》，第109页。
[cix] In Defence of History,210.
[cx] 吕森（Jörn Rüssen）语，见陈新对吕森的访谈——《对历史与历史研究的思考》，载《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3期，第75页。
[cxi] 《历史秩序的失落》，第37页。
[cxii] History: What and Why,11.
[cxiii] 《二十年来的西方历史哲学》，第75页。
[cxiv] 《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第169页。
[cxv] Elizabeth Deeds Ermarth, “Agency in the Discursive Condition,” History and Theory 40(2001),34-58.
[cxvi] 《历史的真相》，第240、11页。
[cxvii] 罗志田：《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研究》，见其《近代中国史学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第3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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