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以农史为中心的思考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9-06
关 键 词：环境史 经济史现代生态理念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
一、人类回归自然，自然进入历史
——环境史兴起的意义
环境史的兴起是当前史学领域引人注目、意义深远的大事。近代以来，以化为核心的现代化进程，在导致人类社会经济突飞猛进的同时，也出现了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到了二十世纪中叶，人们已经深切地感受到生态环境的恶化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现实的威胁，环境保护运动因而风起云涌，环境史学科亦应运而生。至二十世纪末，在西方，环境史已经颇成气候，成为继史、经济史、社会文化史之后西方历史编纂学的第四大类型；在，与环境有关的历史研究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环境史的兴起，不但开辟了史学的新领域，而且给史学带来了新思维。
我们知道，近代自培根以来，主客对立、征服自然的观念长期支配着西方的思想文化界，并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人们在这种氛围中研究历史，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人类社会从自然中抽离出来，不论政治史、经济史或社会史，都往往脱离自然的因素来讲述人事；也有论及自然环境的，一般只是把它作为历史发展的背景或外部条件来对待。环境史打破了这种传统。目前，国内外学者对环境史的定义虽有不同的表述，但基本上都认定环境史是研究人与自然间关系的，是研究人与自然间互动的。环境史以现代生态学为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现代生态学不但把自然界看成是生态系统，而且把世界看成是“人－社会－自然”的复合生态系统，从而形成一种新的世界观。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
第一，环境史把人与自然结合起来进行总体的动态的考察。人和自然被汇入同一历史长河中，或者更确切地说，历史研究中一度被人为地从自然中抽离出来的人类社会，被重新放回大自然当中，放回它事实上不可须臾或离的地球生物圈当中。
第二，自然环境对人类历史的作用受到空前的重视。在环境史那里，自然环境并非消极被动的因素，并非单纯的历史发展的背景、舞台或者道具，而是一种积极的能动的因素，是参与历史活剧演出的演员。
以上两点，不妨用“人类回归自然，自然进入历史”去概括它。我认为这是环境史学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其意义已经超越了环境史自身。在这样一个高度明确地从人与自然、社会与环境的统一和互动去考察历史，在人类认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对纠正某些长期流行观点的偏颇，促进历史学的发展，具有革命性的意义。用这种理念研究历史，会产生许多不同于以往的认识和结论。[1]
由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复杂性，以研究人与自然互动的环境史不能不借鉴多种学科的方法和成果，实行跨学科的研究。以前，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基本上是在社会和人文科学的范围内进行，它的口号是历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现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成为基本的治史方法，这也是前所未有的。
总之，环境史为我们展示了新问题、新领域、新思维、新方法，使史学的发展获得新的契机、新的生长点。
人和自然的互动，首先和主要发生在经济领域中，然后扩展到其他领域。环境史学者十分重视经济生活层面的研究。美国著名的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认为环境史要着重研究自然生态、社会经济（包括工具、生产、生产关系、生产方式、权力的配置和布局等）和生态意识这三个层面；又指出环境史研究的第二个层面——以生产技术为中心对自然的开发和利用——亟待加强。这一观点在环境史学界获得普遍的认同。
那么，用环境史的视野观察经济史，可以获得什么启发,可以刷新或深化哪些认识呢？
用环境史视野考察经济史，主要是指用现代生态理念[2]考察经济史。环境史本身就是现代生态理念运用于史学研究的产物。而现代生态理念则是现代全球性生态危机催生的生态觉醒和生态革命的产物。所以问题的实质是经济史学科如何应对这一伟大的生态觉醒和生态革命，如何站在时代认识的制高点来推动学科的发展。
[1] 环境史究竟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是历史研究的一种新视角？目前，国内外史学界说法不一。根据上述认识，我倾向于对环境史作宽狭二义的界定。狭义的或严格意义的环境史，是否可以界定为：从人与自然互动的角度研究生态环境、相关社会关系的变迁，以及国家和不同人群政策、观念的相应变化。我的想法是，不要试图把环境史变成一个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面装的箩筐。根据这一界定，大致可以把环境史和一般的自然史和一般的社会史明确区分开来，但仍然会有不少有待解决的问题，例如，历史地和环境史研究领域的划分，就需要进一步斟酌。另一方面，由于环境史又包含了一种新的历史观，人们以现代生态理念（或曰环境史的视野）从人与自然互动的角度研究自然史或社会史的，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环境史，但它们是环境史的“友军”。我们是否可以把它们视为宽义的生态环境史。这类似于“统一战线”。环境史学科的发展，目前很需要这种“统一战线”。
[2] 环境史是以现代生态学作为理论基础的，或称生态史。我这里所说的“现代生态理念”，是指从现代生态学中提炼出来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二、自然对经济活动的“参与”
——一个能动的有机的自然
经济的中心环节是生产。按照马克思的说法，生产或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1]。生产力要素包括人（劳动者）和物两个方面。物的要素，不论是劳动资料（包括生产工具和劳动条件），或是劳动对象，都是天然的或经过劳动加工的自然物质。马克思把自然界称为“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2]，“劳动的第一个客观条件”[3]。从这个角度看，自然环境并非外在于人类的经济活动，而是作为基本的实质性的物质要素包括在生产力和劳动过程之中，从而直接参与人类的经济活动[4]。
对于这个问题，还可以作进一步的考察。按照现代的生态理念，人类是地球生物圈的一个成员，人类的经济活动是在生物圈的生态系统中进行的，人类的经济系统是生物圈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经济系统是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因此，自然不光是以其某些部分作为物质要素参与经济活动，而是整体地与人类协同完成其经济活动。
这种情况在农业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作为农业生产对象的动植物是在大自然当中按照大自然的节律生长和繁衍的。马克思说：农业“总是同一个自然的再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5]也就是说，农业生产是自然的活动和人的活动交织在一起共同完成的过程。对此，中国古代人民也有深刻的认识。如《吕氏春秋·审时》说：“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 这是作为中国传统农学指导思想的“三才”理论的经典表述。在这里，“天”主要指气候，“地”指土壤、地形等，“天”和“地”共同构成农业生产的自然环境，“人”是农业主体，“稼”是作为农业对象的生物体。这就是把农业视为由相互依存的天、地、人、稼组成的整体，在这一整体中，农业生产建立在自然再生产的基础之上，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是统一的。农业生物的生长、发育、成熟离不开自然环境的“天”和“地”，尤其要与气候季节变化节律保持一致。中国传统农业强调“不违农时”、“以时禁发”、“因地制宜”、“因物制宜”，等等，其意义正是保证农业生物自然再生产的正常进行。对于农业生物的自然再生产，人们不能“越俎代庖”，只能在它的基础上加以利用，把它引导到满足人类需要的方向来，即所谓“顺时宣气，阜蕃庶物”（《汉书·货殖传》语）。可见，农业生产是在自然再生产的基础上由“天、地、人”协同完成的，即所谓“天人相参”。
农业生产以外的经济活动，如工业生产，离自然似乎比较远。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在传统农业中，人的劳动只不过是自然过程的助手，而机器大工业则使自然力大规模地从属于直接生产过程，变成社会劳动的因素。但工业等经济活动是以提供食物的农业为基础的，工业的原料直接或间接来自自然，工业生产过程也不能脱离自然再生产。马克思说：“对于资本周转来说，这样的自然尺度是年，因为年是最重要的生活资料和农产品，即整个生产的物质基础的自然再生产时间，至少在温和的气候条件下，也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祖国是如此。”[6]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把自然再生产看作整个经济活动的物质基础。而且，自然再生产不能仅仅理解为农业生物的生长和繁衍。“生产过程本身也会使劳动过程从而使劳动时间发生中断，在这个间歇期间，劳动对象听任物理过程对它发生作用，而没有人类劳动参加进去。在这种场合，虽然劳动过程从而生产资料作为劳动资料的职能中断了，但生产过程从而生产资料的职能却继续下去。例如，播在地里的谷种，藏在窖中发酵的葡萄酒，许多制造厂（例如制革厂）中听任化学过程发生作用的劳动材料，就是这样。”[7]也就是说，在包括工业在内的生产活动中，劳动过程可以中断，但自然再生产过程则不会中断。
在自然界中，各种生物之间、生物和环境之间是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气候、土壤等环境要素也处于不断变化和不断更新之中——整个自然界是相互依存、变动不居和生生不息的。因此，不妨把自然再生产的概念扩大为环境再生产的概念。不但人类每一项具体生产活动都或明或暗地包含着自然再生产，而且整个人类经济活动都建立在环境再生产基础之上，是在自然和人类的协同作用下进行的。
这里牵涉到对自然的认识问题——自然究竟是能动的有机体，还是被动的任人摆布机械体？
人类对自然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在古代中国，“有机统一的自然观”（李约瑟语）发展得相当成熟，其典型表现就是 “三才”理论。在“三才”理论中，气候的季节推移和异常变化是用阴阳二气的消长来解释的（“天时”论），土壤则被看成是有血脉的、与气候的季节变化相呼应的活的机体（“土脉”论）。天上、地下、人间的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呼应的不断变化着的整体。在古代西方，也有将自然、尤其是地球视作养育众生的母亲的有机自然论。但在基督教教义中已包含了“征服自然”的思想，16、17世纪以后，“有机论”自然观又被“机械论”自然观所取代。这种机械论自然观“把自然看做死的，把质料看做被动的，所以它所起到的作用就是微妙地认可了对自然及其资源的掠夺、开发和操纵”[8]。近代西方这种人与自然对立的机械自然观[9]也传到了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对现代中国人的自然观发生了影响的还有斯大林的理论。斯大林正确地批评了地理环境决定论，但批评中也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机械论。因为他说的地理环境基本上是外在于人类社会的，忽视了自然因素内在地参与人类的生产活动的事实；同时又强调地理环境相对于人类社会“几万年间几乎保持不变”[10]，从而大大低估了自然对人类历史发展的作用[11]。
自然环境处于的经常的变动之中。一类变动是自然界自身运动所发生的，其中有“常变”，有“异変”（如异常气候），有渐变，有突变（如地震、火山爆发）；无论哪种变化，都能动地作用于人类社会。人类的生产秩序和生活秩序，相当程度上是适应自然界的常变和渐变形成的。这种秩序又往往被自然界的异变和突变打乱，使人类社会遭受或大或小的损害，就是所谓自然灾害。严重的自然灾害虽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方向，但可以导致一个地区经济的衰落和一种文明的毁灭；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尤其如此。自然环境除了自身的变化以外，人类的活动也会引起它的变化；后者的强度和速度，在某些方面甚至大大超过前者。在这里，自然环境似乎是被动的，事实上它却不声不响地以一只无形的手——自然——牵制着人类：当人类的活动遵循自然规律的时候，自然是温顺的，善解人意的；而当人类的活动违反自然规律的时候，自然就会变得暴烈，无情地给人类予惩罚。
总之，自然环境对于人类历史并非外在的和被动的，它作为内在的能动的因素经常作用于人类历史，参与人类历史尤其是经济历史的创造和演出。我们应该告别形形色色的机械论自然观，用现代生态的理念指导经济活动和经济史研究。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回复到中国古代“天人相参”的理念上来。因为两者基本上是一致的。
[1]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1—202页。
[2]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下同），第298页。
[3]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87页。
[4] 宁可《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宁可史学论集》。该文指出：“人类历史创造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通过和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或者说，通过对自然物质的调整、控制和改造，以谋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地理环境不单是人类历史活动的沉默背景和消极的旁观者，它本身就是人类历史创造活动的参与者，是这种活动的对象和材料。”
[5] 《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99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第79页。
[7] 《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139页。
[8] 卡洛琳·麦茜特：《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吴国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4页。
[9] 不少人用“天人合一”和“主客二分”概括东西方文化的不同特点，其实是不大确切的。自从人类从自然界产生出来，人和自然作为主体和客体相互对待就是既成事实。西方机械论自然观的问题不在于承认主体和客体的区分，而在于把人和自然割裂和对立起来。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论包括十分厐杂的内容和形式，难以概括“有机统一的自然观”，以荀子为代表的在“天人相分”基础上的“天人相参”，反而更能体现这种自然观的精神实质（参阅拙文《“天人合一”与“三才”理论——为什么要讨论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载《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不过，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思想流派，一般是比较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的。无论东方或西方的自然观，都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很难“一言以蔽之”。如果一定要用简单的几个字来概括东西方文化的不同特点，不如采用“天人参合”和“主客对立”，虽然这也只是在相对的意义上说的。
[10] 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说：“地理环境的稍微重大一些的变化都需要几百万年，而人们的社会制度的变化，甚至是极其重大的变化，只需要几百年或一两千年也就够了。”“由此应该得出结论：地理环境不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的原因，决定的原因，因为在几万年间几乎保持不变的现象，决不能成为在几百年间就发生根本变化的现象发展的主要原因。”
[11] 对斯大林地理环境理论的批评，可参阅宁可《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一文。三、人类对环境的“应对”
——以技术体系的形成为例
所谓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应对”，是指人类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和“改造”的统一。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概念呢？
自近代化以来，人们片面强调对自然的改造、支配和征服，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似乎是一路凯歌前进的。被“胜利”冲昏头脑的人类对自然的索取变得肆无忌惮，超越了自然的承载能力，不断遭到自然界的报复，环境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人类在生存面临威胁的情况下不得不对这种“反自然”的倾向进行反思。这种反思是十分必要的。但也容易使人走向另一片面，有些人转而强调人类只能适应自然，认为不应再提“改造自然”了。在有些学者中甚至出现一种“反文明”的倾向，认为自然界自有高超的力量实现永久的美妙的“生态平衡”，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只是由于人类的干扰所致，因而人类应该放弃干扰，放弃科技，放弃，回到因任自然、无所作为的状态。
其实，人类对于自然，既有适应的一面，又有改造的一面。因为人具有两重性，既是自然的存在物，又是社会的存在物。作为自然的存在物，自然是人类的母亲，人一刻也不能离开自然，因而不能不受到自然的制约，不能不适应自然的韵律。作为社会的存在物，通过劳动、实践对自然的改造又是人的本质特征。人类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必须从自然界取得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而其中介就是劳动。人们在活动中借助劳动资料把劳动施加于劳动对象，形成产品。在这过程中，劳动资料（劳动工具和劳动条件）绝大多数都经过了劳动的“过滤”，使之得心应手，符合生产的要求；劳动对象也凝结进人类的劳动，按照人类预期的目标改变了原来的形态。这就是改造自然的过程，这是一切文化和文明的基础。地球的一切生物都只能消极地适应自然，唯有人类能够能动地改造自然。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自然，已经是深深打上人类劳动的印记的、与洪荒时代大异其趣的“人化自然”了。这首先是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否定了这一点，就是否定了，否定了全部人类文明。
人类何以能够改造自然，其根据是什么？从主观方面看，一是人类有思想，能制造工具，具有自觉的能动性；二是人类能合群，组织为社会。从客观方面看，自然界是能动的，因而也是可以变化的，而不是僵死的，这就给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并不能随心所欲，它一方面受制于自然界所给定的基本条件，另一方面受制于与这些基本条件相联系的自然。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剧不能超越这个舞台，自觉也罢，被迫也罢，人类总得服从这些条件和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造”也包含了“适应”。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片面强调“适应”和片面强调“改造”都是不妥当的。人既改造自然，又适应自然，这种改造与适应的统一，可以用“应对”一词来概括。“改造”与“适应”两者关系处理的好坏，亦即“应对”的好坏，可以作为衡量人类文化水平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马克思主张人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人道主义”的统一[1]，所谓自然界的“人道主义”，也就是自然界的“人化”，指人类通过劳动对自然的改造，使之适应于人。所谓人的“自然主义”，也可以称之为人的“自然化”，指人类对自然的适应，通过改造自然达到与自然的协调。
以劳动为中介的经济活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劳动包括人的有目的的体力和智力的活动，而技术则是其结晶。在一定意义上，技术可视为经济活动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核心。而历史中形成的各种技术体系，正是人类在经济活动中应对自然环境的产物。
传统农业技术体系的特点是精耕细作，精耕细作技术体系是如何形成的？一种意见强调人多地少促使人们通过集约经营以提高单产，另一种意见则强调封建地主制下人身相对自由而经济规模狭小的小农不能不走上多劳集约的道路。这两种意见都有其道理，但都不能解释精耕细作技术体系形成的初始原因。因为中国的封建地主制经济是在战国以后才逐步形成，黄河流域局部地区人多地少的格局，也顶多追溯到战国时代，而精耕细作技术不晚于春秋时代已见萌芽。日本学者称中国传统农业为“中耕农业”，以区别于西欧中世纪的“休闲农业”，实行中耕是中国传统农业精耕细作的标志之一。而中耕农业的产生显然与上古时代黄河流域中下游的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原来由浅海淤积而成的黄河流域中下游平原上古时代存在着众多的薮泽沮洳，当农业由山前高地向平原低地发展时，首先要解决耕地的内涝返碱问题。我国古代人民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办法是：在耕地里挖掘排水沟，挖出来的土堆成长条的高垄，形成“畎亩”农田。庄稼种在垄上，垄作是条播的基础，条播又为中耕创造了条件。垄作、条播、中耕三位一体，成为精耕细作技术体系最初的表现形式。这在西周春秋的中已有反映，而在《吕氏春秋·任地》等篇中获得系统的。《任地》开篇以“后稷”名义提出：“子能以窐为突乎？……”——您能把低洼地改造成高出的耕地吗？接着全篇围绕如何改造低洼盐碱地这个问题展开，详细论述了畎亩技术的各个方面。作为改造低洼盐碱地实践结晶的畎亩技术的创造，不能脱离当时基本的环境条件进行，同时又通过对环境条件的改造求得农业生产与环境的协调。这就是我们说的“应对”。我国精耕细作技术在以后的发展中，范围不断扩展，内容不断丰富，水平不断提高，但本质上都是对自然环境的应对，是发扬自然环境中的有利条件、克服其不利条件而创造的一种精巧的农艺。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自然环境对人类和其他生物的不同制约方式。在人类以外生物界的生存竞争中，凡是适应自然环境的就能生存下来，否则就被淘汰。这就是“适者生存”的法则。生物的适应是被动的，自然界的制约是决定性的。人类则不然，由于人类有自觉的能动性，可以自觉适应和能动改造自然环境，自然环境虽然提供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从而也规定或影响其发展的大致方向，但这种制约已经不是决定性的，而是可选择的。大致相同的自然条件可以产生有明显差异的不同技术体系（例如，同是山地的开发利用，可以种林果，可以种庄稼；可以建造梯田，也可以采取畬田的方式），就是这种可选择性的表现。不同开发方式和技术体系有精粗优劣之分，这既取决于人们经济实践的广度和深度，取决于在经济实践中人们智慧和创造力发挥的程度，也取决于经济和社会的其他条件。这种选择是双向的。人们可以在既定的自然环境下选择适应和改造自然的不同技术体系，而这些不同的技术体系也要经受自然环境用特殊方式进行的选择：凡是与自然环境协调的技术体系，能够保持比较长久的生命力，凡是与自然环境不协调的技术体系，会被淘汰，即使人为地延续下来，最终也会受到自然的惩罚而难以为继。
人类对自然的改造是否都会导致自然的破坏？这个问题需要分析。诚然，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必然会引起自然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有良性的，也有非良性的，它所造成的后果，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例如，江南地区在《禹贡》时代呈现“厥土惟涂泥，厥田为下下”的景观，由于地势卑下，遍地榛莽，气候湿热，瘴疫流行，“丈夫早夭”，长期以来被中原人视为畏途[2]。经过长期农业开发实践，建立了治水与治田相结合的塘浦圩田系统，形成和发展了南方水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这一地区逐步成为全国经济重心，成为适合人类生息的人文荟萃之区。这一开发改造的过程，从其主流看，无疑是生态环境优化的过程。因此，不能认为凡是经济开发都会破坏环境；只有不合理的、过度的开发才会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当然，所谓环境的优化或恶化，是看它是否适合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舍此以外，还能有什么别的衡量标准呢！
人类改造自然过程中，在取得许多重大的辉煌的成果的同时，也做过许多破坏生态环境的蠢事和错事，这也是毋庸讳言的。我国历史上局部的生态破坏很早就有发生，而南北各地生态环境全面恶化的趋势，则从明清时期开始的。从世界范围看，近代以来环境破坏尤甚。主客对立的自然观固然是导致环境破坏的重要原因，但即使有了正确的自然观，也未必能保证环境不受破坏。因为自然太神奇秘、太复杂了，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掌握需要一个漫长的反复的过程，改造自然的远期结果往往是人们始料不及的，这就难免造成破坏和挫折。环境问题的产生和恶化，更有社会的、制度的原因，在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人与人关系的问题。由于这种种原因，不但在中外历史上，而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仍然会有环境破坏相伴随。这是人类发展还不够成熟的表现，但即使这样，仍然不应把环境问题的产生归咎于人对自然的改造本身。应该看到人类改造自然过程中有过优化环境的成功实践，同时不能认为历史上和现实中环境的破坏是完全不可避免和不能解决的；否则提出环境保护的任务就毫无意义了。人类发展图景不是单色的，而是多种色素构成的，有建设、有破坏，有前进、有后退，进步中也往往包含了退步；但总的趋势是在曲折中向前发展，不能认为一代不如一代。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还有一个孰主孰客的问题。既然人类对自然的改造是无可置疑的事实，那么，不言而喻，人是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主体，自然界则相对地处于客体地位。马克思明确指出：“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3] 承认和坚持人的主体性，是一条重要准则。我们思考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必须也只能从人类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以人为本”，否则，没了是非标准，只能乱套。承认人的主体性并不等于认为人是自然的主宰，可以随意支配自然；但人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程度上能够调控自然秩序、调控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这还是人类的历史使命。同时，承认人的主体性并不意味着人永远处于主动地位，作为客体的自然永远处于被动地位。在人类能动上改造自然的活动中，人主动，自然被动，没有问题。但在自然界以自身的变动作用于人类社会时，自然就是能动的，人就是受动的 [4]。如处于北半球的黄河流域，春暖、夏炎、秋凉、冬寒这种自然界气候的季节变化是作为能动的一方作用于人类社会的，而人类社会则作为受动的一方相应形成了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生产秩序。自然灾害的发生，是能动的自然作用于受动的人类社会，更是显而易见了。但这种情况并非固定不变的。当自然灾害或不利的自然条件给人类社会造成困难时，会激起人们应对挑战、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实践；而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又会导致自然对人类社会的反作用——在这两种场合下，都发生原来能动方和受动方的易位。历史就是在人和自然这样的“互动”中向前发展的。
总之，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我们既要反对“反自然”的倾向，又要防止“反文明”的倾向。前者是当前主要危险，但对后者也不能掉以轻心。
[1] 马克思的原话是：“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2页）
[2] 参见《尚书易解》卷一（周秉钧著，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版）和《史记·货殖列传第六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2页。
[4] 现在有一种提法——自然是参与人类历史的主动因素。这容易引起自然参与历史是有意识的行动的误解。我觉得以采用“能动”一词为好，而以“受动”与之相对应。
四、从“人－社会－自然”复合生态系统考察经济史
——以消费需求无限性和资源供给有限性的矛盾为中心
按照生态理念，必须把经济体系放到地球生物圈的生态系统中考察。这不但是处理现实经济问题的原则，也是研究经济史的门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历史上经济发展的内涵、趋势及其深层的和长远的意义，从而对历史上的经济活动做出正确的估量和评价。
过去的经济史在研究生产力时一般局限于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和劳动者状况的分析，现在，从“人－社会－自然”的复合生态系统的角度考察，生产力的内涵需要扩展，它不但包括社会生产力，而且应该包括自然生产力、生态生产力或环境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和自然生产力的统一。这里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和解决。例如，如何界定自然力和自然生产力？是否可以说，只有被人类开发和利用的自然力，才称为自然生产力？社会生产力和自然生产力是什么样的关系？自然力和自然生产力诚然是社会生产力的基础，这是两者统一的一面；但是难以控驭的自然力会破坏生产，而不合理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会破坏自然力和自然生产力，这又是两者矛盾的一面。又如，自然生产力在经济发展中起什么作用，它的变化规律与社会生产力有什么不同？土壤肥力、尤其是新垦地肥力的变化、水利灌溉工程效益的变化，相当程度反映了自然生产力的变化。这里有不少尚待经济史开拓的空间。
在很长时期内人们衡量历史上经济的发展，只是着眼于经济总量的增减，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人们又注意和强调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和升降。这当然是不错的，但已经远远不够。从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统一、人与自然互动的视角去考察，除了注意经济总量和劳动生产率以外，还应该分析经济发展与环境变迁关系；除了注意资源利用的广度、深度以外，还应该分析资源损耗情况和资源利用是否合理。后者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比前二者更为深远。只有把三者结合起来，我们的认识才会更接近历史的实际。这就向我们提出了重建经济发展的评价体系的任务[1]。
对于历史上的商品经济的研究，人们一度重视不够，改革开放以后，它受到空前的重视，但又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似乎历史上商品经济的作用都是正面的。从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统一、人与自然互动的视角去考察，情况并非完全是这样。在一定条件下，商品经济会导致资源配置的优化，从而有力地推动经济的发展；但商品经济无序的发展又往往引起社会的分化、资源的耗损和环境的破坏，这样的例子无论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都是屡见不鲜的。市场是以消费需求为基础的，古今莫不如此。发展市场经济总要不断刺激和创造出新的需求。但是，如果需求从人类的实际需要中“异化”出来，与人类的实际需要渐行渐远，以至成为一种身份的符号、一种炫耀的排场，那么，虽然它也能造就一时的经济繁荣，但却要付出沉重的资源和环境代价，从而损害人类社会发展的长远利益。对历史上商品货币经济的考察，需要超越“资源配置”的视野。
英国环境史学家克莱夫·庞廷批评为西方广为接受的古典经济学及由此而来的现代体系“把物品的生产放在了经济的中心”，“忽略了资源损耗的问题，而仅仅是在处理不同的竞争方之间的资源分配这个第二位的问题。它们至关重要的缺陷在于把地球上的资源视为像资金一样——是可以转变为利润来源的资产配置。……这种观点忽视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地球上的资源不仅仅是稀少的，而且也是有限的。”[2]庞廷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我们过去对经济发展的评价，确实没有把资源损耗考虑进去。
人们忽视资源的有限性是有其历史背景的。近代技术和生产力的空前发展，控制自然的力量大为加强，物质财富正像喷泉一样源源不断地涌流出来，人们浸沉在乐观的氛围中，似乎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挡经济的发展。但是，近代工业社会经济是建立在石化能源基础之上的。石化能源是不可再生的，使用这种能源会造成比较严重的环境污染。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口也空前增长。而刺激高消费，不断制造新的市场需求，保证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以谋取越来越多的利润，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生命线。人类不断扩大的经济规模已经超出了自然的承载能力，地球有限的资源已不能支撑人类无限膨胀的消费需求。危机越来越逼近，但被表面的欢乐掩盖着。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罗马俱乐部发表了那个惊世骇俗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才把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和环境、资源的尖锐矛盾一下子端到世人面前。
在当前的世界性生态危机中，地球资源是有限的，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以今鉴古，不难发现，资源供给有限性和消费需求无限性的矛盾自始就存在，尽管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而且在古代它一般只发生在一定时期和局部地区。中国古代有些思想家对此已经有所认识。例如，唐朝陆贽说：“地力之生物有大数，人力之成物有大限。”[3]明朝韩文说：“天之生财有限，而人之用物无穷。”[4]他们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提出“节用”的主张。资源供给的有限性和消费需求的无限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基本矛盾之一。经济史上不少问题可以从这一矛盾的发展变化中获得解释。但无论“资源有限性”，还是“消费无限性”都是相对的，是历史地变化着的概念。消费需求的无限性，首先是由于在正常情况下人口的增长，同时也由于随着文明的发展人们消费需求和欲望的攀升，因此，人类的消费需求有一种不断膨胀的趋势。消费需求依靠发展生产来满足，而发展生产要有自然资源做物质基础，而可供利用的自然资源的数量是有限的。但是所谓“有限”并非绝对的，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资源本是自然物质，只有当它对人类有用并为人类所用的时候才成为“资源”，因而，它与人类的认识水平和技术水平相关，随着人类认识水平和技术水平的发展而变化。资源的供给能力既取决于该资源本身的存量，又与人类利用资源的状况紧密相连。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不同经济模式下，人们利用不同种类的资源，采取不同的利用方式和利用强度，当时当地可供利用的资源的限度也因而各不相同。当消费需求及其导致的资源利用强度逼近或超过一定条件下资源供给能力的限度时，资源的有限性就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5]。这种状态，既可能阻碍经济的发展，造成生态的破坏，也可能激发人们突破“瓶颈”的意愿和实践，从而把人类经济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
例如，采猎经济时代人们直接利用野生动植物，完全仰赖于动植物的自然再生产，而不能控制它，人称“攫取经济”。在人口稀少、资源宽裕的条件下，原始人有时也可能获得充裕的食品，但维持生存的人均最低资源（供采猎的土地）占有份额远远高于后来的“生产经济”，人口与资源的平衡是“一头沉”的结构。假如，某一群体人口和它所拥有的资源处于均衡状态，在拥有资源数量大致恒定的情况下，人口那怕是微小的增长，都会打破这一平衡，以至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所以原始人类往往用抑制自身的发展──采取各种措施限制群体内人口的增加──的办法，来保持它与自然界所形成的脆弱的平衡。但由于自然的过程，人口毕竟是要增长的。正是人口增长及其导致的消费需求增长打破旧的人口与资源的平衡，迫使人们寻求新的食物生产方式（也就是新的资源利用方式），从而导致农业的发生。[6]
农业时代经济建立在土地及相关的动植物资源基础上，农业生物的再生产主要依靠太阳的光能、热能和农业生态系统内部的物质循环，基本上没有其他外源能的投入，基本上不产生环境污染的问题。消费需求和资源供给的矛盾主要是人口增长引起的。中国传统农业实行精耕细作，土地利用率较高，而且讲究用地和养地的结合，不少土地越种越肥，可以用较少的耕地生产较多的粮食，但亦由此给人口的较快增长创造了有利条件。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养活一个人需要的耕地有一个最低限量。一个地区如果人口的增长所需最低限量耕地超过该地区所能提供的耕地数量时，某种紧张状态或危机就出现了。我国战国时代三晋地区即已号称“土狭而民众”、“人不称土”[7]。类似现象历代都有出现，清代则形成全国性的人多地少的格局[8]。资源的供给和需求之间的这种紧张状态，迫使人们或从内部想办法，提高土地利用率，如多熟种植、循环利用等，或从外部想办法，如向外移民，开辟新耕地，引入新资源，通过地区分工和交换实现地区之间的资源互补，等等。经济由此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但在这过程中，往往出现无序的盲目的开发，而导致环境和资源的破坏。在明清时代，这种情况表现得特别严重。
中国封建社会存在表现为王朝兴衰循环的周期性危机，过去一般用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发展来解释：在农民起义后建立的新的封建王朝实行缓和阶级矛盾、休养生息的政策，社会经济逐步恢复和繁荣，承平日久，土地兼并、统治阶级奢侈腐败，社会矛盾尖锐化，导致农民起义和封建王朝的更替。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是不够全面。从人与自然互动的视角去考察，除了注意社会阶级矛盾以外，还要注意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的矛盾、消费需求增长与资源供给紧缺的矛盾。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人口数量走出王朝初期的低谷步入王朝中后期的高峰，统治阶级的消费也从王朝初期的注意俭约到王朝中后期的肆意挥霍，人口与资源、消费需求与资源供给之间因此产生尖锐的矛盾。资源占有和分配的不均使得这种关系更为紧张，而这种紧张关系又反过来加剧社会阶级的矛盾。如果这时发生自然灾害，往往成为农民起义的催化剂。王朝后期社会危机的总爆发，就是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总之，消费需求的无限性和资源供给的有限性是人类经济生活的基本矛盾之一，但在传统社会和近现代社会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现代社会由于人类生产和消费的规模超出了地球的承载能力，资源接近枯竭，环境严重污染，矛盾空前尖锐。而且矛盾是整体性的、全球性的，不可能像过去那样依靠向别的地区扩张来缓解矛盾，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除太阳能以外，也不存在从别的星球获取大量资源以满足地球人类需要的可能性。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及相关的观念如果没有一个大的变革，难以渡过这一危机。尽管这样，也不能认为地球资源的“有限性”是绝对的，是人类不可逾越的“瓶颈”，不能认为人类经济的发展将就此封顶。人类的探索和实践，科学技术的发展，终将突破这一“瓶颈”而继续向前发展。
[1] 在关于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的讨论中，衡量历史上经济发展与否的标准是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是资源配置优劣？还是资源利用的广度、深度和合理程度？曾是争论的焦点之一。从环境史的视野看，这个问题就比较清楚了。讨论的具体情况可参见：叶茂《记中国经济史关于“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的讨论》，李根蟠《“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讨论和我的思考》两文。
[2] 克莱夫·庞廷《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74—175页。
[3] 唐陆贽：《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又，元许衡《鲁斋遗书》卷1：“地力之生物有大数，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常不足。生物之丰歉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天地间为人为物皆有分限，分限之外不可过求，亦不得过用，暴殄天物，得罪于天。”
[4] 明韩文《裁冗食节冗费奏》。
[5] 消费需求无限性和资源供应有限性的矛盾，经常被归结为为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其实并不完全准确。因为资源供应的紧张状态是相对于消费需求而来的，而消费需求不但与人口的数量有关，而且与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有关，与人与人的关系有关。
[6] 面临严重的环境问题对人类文明的挑战，有些学者由于对前途感到迷惘而“向后看”。他们看到某些原始狩猎部落的人每周仅用十几个小时的劳动，即可获得足够的生活资料，因而把原始采猎社会描绘成人类的“黄金时代”。其实，在人类依赖于自然再生产而生存的条件下，为了保持生态资源与人类群体之间的均衡，人口增长率必须保持在几乎近于零的状态。保罗·马丁曾用机程序模拟加拿大埃德蒙德一个拥有100人的印弟安人族群的狩猎经济，如果以其生殖能力的限度来假定该族群以每代（20年）翻一番的速度增长人口，那么这一氏族将以0.37人/平方英里的密度组成一条纵深59英里的狩猎战线，这条战线以每年20英里以内的速度推进，在293年以内该战线将推至墨西哥湾，使加拿大至墨西哥湾沿岸的全部巨兽绝迹。（[美]马文·哈里斯：《文化的起源》，华夏出版社，1988年，P19—20）在采猎经济中，人类往往采取抑制自身发展的办法维持人口与资源的脆弱平衡。这显然不是人类的黄金时代。
[7] 《商君书·徕民》
[8] 所谓“人多地少”“土狭民众”是相对的，它不但只是与一定的生产力水平相联系，而且包含部分的“假象”，因为在土地私有制和条件下，许多人缺乏耕地是土地分配不均造成的。五、马克思主义与环境史研究
从世界范围看，环境史兴起于二十世纪晚期的欧美诸国，当前学者研究环境史在相当程度上是受西方学者影响的。我们应该积极介绍和引入西方环境史的理论方法，同时努力发掘生态环境史的本土学术资源。无论中国还是外国，无论古代还是近代，都有人对人和的关系及其作过探讨，应该予以，作为中国环境史这棵新苗的培养基。
在环境史学科建设中，我们还应该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对人和自然的辩证关系做出精辟的分析。一方面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1]，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靠自然界生活”[2]，受自然界制约。另一方面又指出人不同于自然界其他生物，具有自觉能动性，这种自觉能动性集中表现为劳动、实践，人通过劳动改变自然，支配自然力，使之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并在这基础上达成人与自然的真正统一[3]。基于这样的分析，马恩批评了看不见人对自然反作用的自然主义历史观，同时又与把人与自然对立出来，认为人可以脱离自然为所欲为的观点划清了界限。[4]
马恩的自然观与现代生态理念是吻合的。例如，在马恩看来，“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则是“人的无机的身体”[5]，自然再生产是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基础，这和把人类视作生物圈生态系统中一员、把生态系统视作体系的基础的观点一致。马恩关于自然史与人类史“密切相联”“相互制约”的论述[6]，也完全符合环境史把人与自然结合起来作动态考察的主张。我们知道，劳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被置于基础、中心的地位，马克思把劳动界定为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这种“物质变换”是双向的，一方面，人类把劳动施加并使之凝结于劳动对象，从而取得自己所需产品，另一方面，人类又把生产生活中的废弃物返回自然界。马克思对此虽然没有正面的阐述，但他在批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7]可见马克思把人类生产放在生态系统的中去考察，他所说的以劳动为中介的“物质变换”，包含了在“人－社会－自然”的复合生态系统中物质形式转换和物质循环的思想。
现在一般认为1962年出版的卡逊的《寂静的春天》敲响了环境问题的警钟。实际上这个警钟马恩在一百多年前就敲响了。除上引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破坏人与土地之间正常的物质变换的批评以外，1845年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就对当时工人住宅、工作场地的恶劣环境和河流、大气的污染情况作了尖锐的揭露。恩格斯还通过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提醒人们不要过分陶醉对自然界的胜利，要当心自然界的“报复”[8]。环境史的兴起是当代环保运动的产物，它是从研究环境问题的历史和环保史开始的，而这，实际上就是马恩早就指出的自然界“报复”问题。关于环境和公害问题发生的原因，马恩从人类对自然认识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破坏性两个方面作了深刻的分析。马恩把环境问题的解决和社会问题的解决联系起来，把人与自然关系的处理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处理联系起来，认为应当把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置于“合理地调节”、“共同控制”的基础上[9]，提出了“人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同本身的和解”这“两大变革”的历史任务[10]，从而为环境问题的解决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环境问题尚未凸显，尚未成为全球性问题，他们提出的上述思想在相当长时期内没有引起应有的注意。现在，人类在经历了无数的生态灾难后翻然醒悟，形成了现代生态理念，这种理念与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在基本思路上竟是如此的一致，令人不能不惊叹马克思恩格斯目光的锐利和思想的超前！当然，由于时代及相应社会实践的局限，马恩还不可能形成完整系统的生态学理论，对某些问题的论述尚有欠缺[11]，这并不奇怪，但环境问题的实质和解决问题的大方向已经给我们指出来了。环境史研究完全可以从马克思主义那里获得理论的支持和理论的指导。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也可以通过生态环境史的学术实践获得丰富发展。
我们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并非单指马恩关于生态环境问题的论述，更加重要的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目前在环境学和环境史界，存在各种各样的思潮和观点，其中有些是偏离偏离真理的。例如，上文提到的“反文明”倾向；脱离人与人关系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倾向。又如，生态学一度强调平衡、和谐、有序，被某些环境史家作为自己学说的基点，现在有些生态学理论转而强调浑沌、错综、无序，人们因此感到困惑。如果用辩证唯物主义分析，问题其实很好理解，因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矛盾无处不在，平衡是相对的，要通过斗争来实现和保持。对于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最锐利的分析武器。为了保证我国环境史学科健康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是不可或缺的。梅雪芹先生曾经说过：“中国环境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应旗帜鲜明地坚持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以形成马克思主义环境史学派。”[12]我赞成这个提法。
人类历史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人和自然的尖锐矛盾处于临界状态，人类从观念到生产生活方式必须也必然有一个大的变革。环境问题虽然已经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无论在世界或是在中国，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仍然呈现局部改善整体恶化的态势，环境问题仍然是新世纪最紧迫的问题之一。环境史研究通过系统总结人与自然关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对于解决环境问题能够做出其特殊贡献。可以预期，它将在新世纪史学中占居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中国，环境史研究方兴未艾，但只是刚刚起步。环境史比起其它史学分支学科，是最需要多学科整合的。但目前我国还没有环境史的专门研究机构，没有专业学会和专业刊物。这和社会的需要是不相称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环境史亟待加强，也一定能获得加强。目前环境史处于“发酵”的阶段，醉人的美酒在后头。它对二十一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将逐步显示出来，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和充分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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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 高诱(注).吕氏春秋[M].诸子集成(第六册) [M].上海:上海书店,1986.
[6]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8] 卡洛琳·麦茜特.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M].吴国盛,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
[9] 克莱夫·庞廷.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2]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l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6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5页。
[3]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4页，等。
[4] 有些西方学者指责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劳动，强调人对自然的支配，忽视自然，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一种表现，是导致现代环境破坏的思想根源之一。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人类通过劳动改造自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果人类停止劳动，恐怕一天也维持不下去。不错，恩格斯和马克思都说过对自然的“支配”，但他们同时也指出，“我们连同肉、血和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并存在于其中的”，所谓“支配”并非统治和奴役的关系，而是作为自然界一员的人类在“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基础之上对自然力的控制和利用。他们明确反对“从古典古代崩溃以后在欧洲发生并在基督教中得到最大发展的”“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反自然的观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5页）怎么能把马恩的这种思想和视人类为自然界的主宰，视自然界为人类征服、统治、索取对象的二元对立的自然观混为一谈？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5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0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52页。
[8]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5页。
[9] 马克思说：人们应当“合理地调节他们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7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l卷，第603页。
[11] 在生态环境问题上，西方一些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提出各式各样的诘难，多数是站不住脚的，但也有些批评包含某些合理成分。如上文引述克莱夫·庞廷《绿色世界史》的批评对象就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内。他的批评包含了误解和偏见，但也有可取之处。庞廷指责马克思只讲劳动的价值，不讲资源的价值，是一种误解。但他批评人们（包括马恩）评价经济时不考虑资源损耗，则有道理。马克思强调的是劳动生产率，这比起长期以来人们只注意经济总量的增减，是一个进步，但确实没有反映资源损耗情况。马克思指出，劳动只有与自然物结合，才能创造物质财富。他认为生产力包括社会生产力和自然生产力，劳动生产率包括社会生产率和自然生产率。但他把自然生产率也归结为劳动的节省，没有单独评价自然生产力和自然生产率的指标体系。如前所述，马恩都注意到环境问题，但在他们的经济评价体系中没有环境变迁和资源损耗的指标。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陷。
[12] 梅雪芹《马克思主义环境史学论纲》，《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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