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2）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9-06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学掀开了新的一页。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旧中国长期处于被排斥地位的情况有了根本改变。1950年，七十高龄的陈垣先生在给朋友的信中热切表示：“一切从头学起。年老就衰，时感不足，为可恨事。”〔20〕陈垣的话，表达了许多史学家要求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真诚愿望。50年代初期，史学界掀起了一个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通过学习，大多数史学工作者对以下一些基本历史观点取得了共识。
第一，历史不再被看作是一些偶然事件的堆积，而是有可寻的历史过程。历史的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
第二，历史变动的原因不应单纯用人们的思想动机来解释，而应着重考察这种变动背后的物质生活条件。生产方式的变革是一切社会制度和思想观念变动的基础。
第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主人。杰出人物可以在历史上起重要作用，甚至可以在一定时期内改变一个国家或民族历史的方向。但从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最终决定一个国家或民族历史命运的力量是人民群众。
第四，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封建国家和地主阶级对农民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是导致农民起义史不绝书的根本原因。农民的阶级斗争和农民战争是推动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
第五，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的历史都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既有民族矛盾和民族战争的一面，又有民族友好、民族融合和民族同化的一面。必须把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冲突和民族压迫，与近代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严格区别开来。
第六，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正是在上述这些基本观点获得共识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很快确立了它的主导地位。随着史学主流的转变，史学家所关注的研究课题也有了新的变化。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首先吸引了许多学者的兴趣。包括徐中舒、嵇文甫、唐兰、于省吾、杨向奎、张政烺、童书业、杨宽、何兹全、王仲荦、王玉哲、王毓铨、束世澂、金景芳、日知等著名学者，都积极投入了古代史分期的讨论。1954年《历史研究》创刊号发表胡绳《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和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问题》，以及后来该刊发表的范文澜《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和尚钺《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萌芽及其增长》，都引起了不同意见的争论。从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期，在一些刊物上开展的关于农民战争的性质和作用的讨论，尤为广泛和热烈。上述这些问题的讨论表明，在历史研究中，即使大家都力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南，但对理论的理解和对历史的认识仍然会有不少分歧。这种意见分歧是正常的，通过不同意见的争论可以提高大家的认识水平，促进史学的健康发展。事实上，正是上述这些问题的讨论，培养了一批后来崭露头角的中青年史学家。有关讨论的：出版了好多部专集，比较重要的专著则有：郭沫若《奴隶制时代》，李亚农《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王仲荦《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贺昌群《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尚钺《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赵俪生、高昭一《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孙祚民《中国农民战争问题探索》等。
应该指出的是，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之前，我国史学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古代史所获得的重要成果，并不限于上述热门问题。这方面还可以举出许多重要著作，如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二、三编，杨向奎《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赵纪彬《论语新探》，杨宽《古史新探》和《战国史》，唐长孺的《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和《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王仲荦《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韩国磐《隋唐的均田制度》，傅衣凌的《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明清社会经济》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王毓铨《我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史念海《河山集》，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杨荣国《中国古代思想史》，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等。冯友兰这个时期出版了《中国史新编》第一、二册和《中国哲学史论文集》第一、二集，尽管他的一些观点受到了批评，但我们应该承认，他在主观上是想运用马克思主义来重新研究中国哲学史的。
1954年《历史研究》创刊后，先后发表陈寅恪的《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和《论韩愈》。这对专门从事实证研究的学者来说是很大的鼓励。从50年代到60年代初，纯考据性的史学论文从数量上说虽然比建国前大大减少，但也时有一些佳作发表。这个时期还出版了不少基本上属于考据性的专著，如吴晗《读史劄记》，刘节《古史考存》，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汉代学术史略》改题重版），李剑农的《先秦两汉经济史稿》、《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和《宋元明经济史稿》，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岑仲勉《隋唐史》和《突厥集史》，戴裔煊《宋代钞盐制度研究》，梁方仲《明代粮长制度》，谢国桢《南明史略》，王锺翰《清史杂考》，罗尔纲《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等。
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在建国后有显著加强。近代史的史料浩如烟海，但有组织有计划地整理、编纂和出版，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始的。由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料丛刊》，包括《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捻军》、《回民起义》、《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等十一种专题资料的出版，为近代史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很大方便。中国院经济研究所的学者还编辑出版了中国近代农业史、手史和工业史等方面的专题资料。帝国主义侵华史、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是这个时期近代史研究的重点。出版的重要专著有：刘大年《美国侵华史》和《中国近代史诸问题》，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一、二卷，丁名楠、余绳武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黎澍《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戴逸《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等。史研究在五六十年代侧重于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是最具权威性的专著。此外如何干之主编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胡华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在五六十年代也都有较大的影响。李新等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试图突破革命史的框架，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编写的第一部现代通史著作。
如上所述，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这十七年间，我国历史学所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前些年有的人竭力贬低这十七年史学的成就，甚至说这十七年一部中国史变成了农民战争史，这是非常片面和不实事求是的。当然，我们也无需讳言这十七年史学发展存在着许多不足和失误，诸如：简单化、公式化而不重视中国历史特点的教条主义毛病；研究视野过于狭窄，课题过于单调，对于文化史、社会史和其他一些重要的领域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在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时，有“贴标签”和非历史主义的倾向；庸俗化地理解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把农民战争说成是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对我国古代和近代的史学遗产更多地强调批判而忽视继承，对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理论、方法和学术成果既缺乏了解又盲目排斥；等等。产生这些不足和失误的原因，从史学工作者自身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很大片面性；另一方面，则是历次政治运动“左”倾思想对史学发展的直接干扰和消极影响。
史学是联结现实和历史的一门科学。不仅近现代史的研究与现实有密切关系，而且古代史研究的视角和价值判断也不能不受现实的制约。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认为史学可以脱离现实而躲进象牙之塔，而且主张史学应该为现实服务。但历史研究如果完全按照现实的需要来剪裁历史事实，这实际上就取消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存在。历史学从根本上说来，必须从学科建设的需要出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史学家进行创造性的研究，才能得到健康发展和繁荣。50年代前期，史学界之所以呈现出比较生动活泼的局面，这与党当时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是有很大关系的。但以后由于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严重影响了百家争鸣政策的贯彻。建国初期开展的胡适思想批判，固然有它特定的时代需要和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批判中未能把胡适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区别开来，在批判胡适的主观唯心论历史观时，也未能对他提倡的实证研究方法加以实事求是的分析，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贬低考据工作和忽视实证史学基本训练的消极后果。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把雷海宗认为奴隶社会“只能是例外，不可能形成通例”的学术理论观点，以及向达和荣孟源对于历史研究工作所提的一些正常意见，都当作“右派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来批判。1958年，在一些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开展的资产阶级学术批判运动中，一大批著名的史学家都受到了无端的指责。有的高校师生还提出“要打破王朝体系”和“以论代史”的错误口号。随后，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裂而引发的批判修正主义的斗争，也波及到史学界。对古代史分期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持有独立见解的尚钺，被扣上反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帽子。这一系列的政治运动，都严重挫伤了史学工作者政治上和学术上的积极性，并助长了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中错误倾向的滋长。
60年代初，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吴晗都曾经对当时史学界所存在的“左”倾思想和非历史主义倾向提出过批评意见。但是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气候下，他们的意见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持。此后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吴晗、翦伯赞首先成为“四人帮”迫害的对象。在十年浩劫中，一大批史学家遭到残酷斗争，有的含冤去世。正常的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完全陷于停顿，许多史学家多年的学术成果毁于一旦。而“四人帮”在他们垮台的前夕，还发动了一场所谓“批儒评法”的闹剧，为他们篡党夺权制造舆论，使备受摧残的历史学又蒙受了一层耻辱。
六、充满生机的新时期学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历史学迎来了百花盛开的春天。史学界经过拨乱反正，批判了“四人帮”的罪行，清理了“左”倾思想的错误，出现空前未有的思想活跃的局面，研究成果也获得了大面积丰收。
新时期历史学的呈现了几个显著特点：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运用逐渐摆脱了简单化和公式化的毛病，强调研究工作要从历史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和原则出发；研究领域多方面拓宽，研究课题更加贴近现实和注重学科的生长点；重视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借鉴西方近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一些传统的历史观念和认识受到了挑战，对不少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提出重新评价；涌现了一批很有潜力和发展前途的中青年史学工作者，史学队伍从总体上说来知识结构较前更趋合理。
文化史是新时期最早引人注目的热门研究领域。新中国成立以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史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受到了冷落。改革开放以来，在历史的反思和对未来的探索中，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和负面作用，中国历史发展的文化背景等问题倍受人们关注，从而引起了一股“文化热”。以研究文化史为宗旨而创办的刊物如雨后春笋，各种有关文化史的论著也大量涌现。但随之也出现了泛文化的现象，诸如文化，商业文化，文化，饮食文化，茶文化，酒文化，江湖文化，乃至神鬼文化等等，五花八门，几乎无所不包。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文化史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门方兴未艾的分支学科其内涵和外延都是相当模糊而有待界定的。
社会史也是新时期的一个热门研究领域。就社会史的某些内容来说，如阶级结构、财产形态、宗法制度等，过去大都是作为社会史的组成部分来考察的。而有关社会史的其他一些内容，如社会组织、职业群体、家庭模式、婚姻形态、生活方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则很少有专门的研究。80年代以来，无论是传统的课题或新的课题，都有许多可喜的研究成果。比较有代表性的专著如：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乔志强《中国近代社会史》，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冯尔康等《中国宗族社会》，谢维扬《周代家庭形态》，彭卫《汉代婚姻形态》，陈支平《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 经君健《清代社会的贱民等级》，喻松青《明清白莲教研究》，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李中清、郭松义主编《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等。
经济史研究获得了丰硕成果。关于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特点，封建商品经济与经济的关系，城镇经济的功能和历史作用，以及全国性市场的形成等问题，都引起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胡如雷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是较早对封建经济结构若干重要问题进行考察的理论性专著。傅筑夫的四卷本《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以及《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和《中国经济史论丛》，自成体系，堪称鸿篇巨制。但书中有些观点，如认为春秋战国以后是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因素的“变态封建制度”，引起颇多争议。断代经济史已出版漆侠《宋代经济史》和漆侠、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有关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研究比过去有较大进展。已出版的农业史专著有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中国农学史》和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技术史稿》。陈文华主编的《农业考古》季刊，以其丰富多采的内容获得了广泛赞誉。土地制度史的研究进一步深入。陕西岐山董家村裘卫四器和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的发现，使人们对西周和秦代的土地关系有了新的认识。敦煌吐鲁番文书的问世，为均田制研究增添了新鲜资料。杨国桢的《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认为明清时代从永佃权到“一田两主”的演变，反映了封建土地所有权的分割。已出版的土地制度史专著有陈守实《中国古代土地关系史稿》和赵俪生《中国土地制度史》等。梁方仲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是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资料汇编。手史的研究成果相对来说较少，值得一提的专著有杨宽《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冯先铭等《中国陶瓷史》，郭正忠《宋代盐业经济史》等。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由手工业部门向农业延伸，并且由地区性研究向综合性研究发展。重要的专著有：李文治等《明清时代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刘永成《清代前期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初探》，洪焕椿、罗仑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等。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以徽州地区成绩最大，已出版的专著有叶显恩《明清徽州社会与佃仆制》，章有义《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等。
政治史研究不再局限于农民战争史，政治制度史和军事史成为新的关注重点。日知认为城邦制度是世界史发展的普遍，中国先秦时代的国家不是君主专制政体，而是城邦民主共和政体。他的观点引起了热烈讨论。关于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及其历史作用，也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农民战争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是清理了文化革命前把农民战争历史作用拔高的非历史主义倾向。多数学者认为旧式农民战争既有革命性，也有封建性。但有些问题也还存在着分歧意见，如有的学者认为农民战争非但没有推动历史前进，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历史的进步，这种观点看来很难得到多数学者的赞同。
民族史研究也有很大进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同。多数学者认为，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互相吸收，互相依存，逐步接近，共同缔造和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这是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许多少数民族的族源，经过讨论已逐渐取得一致的意见。关于历史上少数民族的社会性质，认识虽然还存在分歧，但也有所接近。出版了许多少数民族族别史的专著，综合性的多卷本民族史著作则有江应梁主编的《中国民族史》和王锺翰主编的《中国民族史》。
边疆史和历史地理与现实关系特别密切，有关的学者在为现实服务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历史地理研究从传统的沿革地理向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发展。谭其骧主编的八册本《中国历史地图集》以历史记载为基础，吸收考古、地理、民族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反映了各民族共同缔造伟大祖国的历史，是一项重大的学术工程。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以“丝绸之路”的成果最为突出。有关我国和中亚、西亚经济文化交流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正在兴起。我国和东北亚、东南亚关系史的研究，在以往基础上也获得了不少进展。
思想史和史学史研究取得不少新的成果。多数学者已不再把思想史简单归结为唯心论和唯物论的斗争史。儒家思想的历史地位得到了充分肯定，但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负面影响究应如何估计，认识并不一致。有的学者认为传统思想不但有助于中国的现代化，还可以对西方现代社会补弊纠偏。也有的学者反对无批判地赞颂传统思想的价值，认为应该警惕复古倾向的沉渣泛起。这些问题都有待于通过百家争鸣解决。这个时期出版的重要思想史专著有：任继愈《中国史》，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史》，卿希泰《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等。白寿彝1981年在《史学史研究》连续发表四篇《谈史学遗产答客问》，对史学史研究的一些重要问题发表了系统看法。近年来史学史研究改变过去集中在《左传》、《史记》、《资治通鉴》等少数名著的状况，对唐代、宋代和近代史学的研究都有较大进展。已出版的史学史重要专著有：尹达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吴泽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史》，陈清泉、苏双碧等编《中国史学家评传》，肖黎主编《中国史学四十年》等。
80年代以来，断代史研究向纵深发展。由于考古发掘的新发现，中国文明产生的时间有可能比原先的说法提前，黄河流域也不再被认为是中国文明唯一的摇篮。由郭沫若主编、胡厚宣任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的出版，为殷商史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新的甲骨、青铜器、帛书和简牍的发现，大大丰富了学者们对先秦史和秦汉史的认识。由唐长孺主编的《吐鲁番文书》的出版，推动了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发展。明清档案的整理和出版，开拓了明清史研究的新局面。从先秦到明清，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制度、军事制度、土地制度、赋役制度、阶级关系、商业和商人资本、城市、民族关系、中外关系、历史人物等各个方面，出版的专著和发表的，就其数量和质量而言，都大大超过了“文革”以前。综合性的断代史著作也出版了不少。由于篇幅限制，我们只能略举若干有代表性的著作加以介绍，如林剑鸣《秦史稿》，吴天墀《西夏史稿》，韩儒林主编《元朝史》，南炳文、汤纲《明史》，王戎笙、李洵等《清代全史》，马曜、缪鸾和《西双版纳份地制与西周井田制比较研究》，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高敏《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探讨》，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韩国磐主编《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华山《宋史论集》，陈高华《元史研究论稿》，韩大成《明代社会经济初探》，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陈孔立《清代移民社会研究》，王思治、何龄修、张杰夫主编《清代人物传稿》，戴逸《乾隆帝及其时代》等。
80年代以来，近代史研究出现了十分活跃的局面。总的趋向是研究领域大大拓展，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也比先前客观和全面。多数学者认为太平天国是具有革命性和封建性的两重性政权，并且逐渐向封建专制政权转化。对义和团的笼统排外思想和神秘主义采取批判态度，认为义和团运动一方面表现了中国人民反帝爱国的正义性，另方面又具有农民小生产者的保守性和落后性。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和中国近代化进程问题的争论，引起了普遍的关注。李时岳不同意胡绳在50年代所提出的“三次革命高潮”论，认为应该重视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发展的意义，给予资产阶级政治运动以应有的历史地位。他把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看作是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四个阶梯”。李时岳还认为，近代中国实际上存在着两个趋向：一是由于帝国主义侵略，从独立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独立）并向殖民地演化的趋向；一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向资本主义演化的趋向。由封建变为半封建，这是历史性的进步。汪敬虞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是不可分割的，这个提法之所以科学和准确，就在于它既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的一面，又看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合统治使中国的资本主义得不到发展的另一面。近代中国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变是历史的沉沦，不是时代的进步。在关于中国近代化进程的讨论中，也出现有的论者只赞扬改良而贬抑革命，甚至反对将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作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这种观点显然无法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已出版的近代史专著，比较重要的有：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近代史稿》，罗尔纲《太平天国史》，夏东元《洋务运动史》，戚其章《甲午战争史》，汤志钧《戊戌变法史》，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金冲及、胡绳武《辛亥革命史稿》，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姜义华《章太炎思想研究》，章开沅、罗福惠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等。
随着各种资料和档案的大量公布，现代史研究不仅恢复了一些历史事实的本来面目，而且对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也重新加以认识。如过去对抗日战争主要是叙述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强调国民党消极抗战和对日妥协；如今在肯定共产党中流砥柱作用的同时，也对国民党的抗战给予比较公允的评价，对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关系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比较重要的现代史专著有：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国共产党史稿》，李新、陈铁健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彭明《五四运动史》，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中国抗日战争史》等。
文化大革命以前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和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在范老和郭老去世之后由两书编写组继续完成这项工作。在蔡美彪主持下，十卷本《中国通史》率先全部出版。七卷本的《中国史稿》不久前也全部出版。由白寿彝主编的另一部多卷本《中国通史》，目前已出版四卷，该书体裁吸收古今史书的优点，作了一些创新的尝试。
1949年以前，中国学者对世界史基本上谈不到开展独立的研究。只是在建国以后这种情况才有了改变。尽管由于基础薄弱，图书资料欠缺，这门学科的建设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几十年来，特别是80年代以来所取得的成绩也是很可观的。目前在有关世界史整体和国别史的一些重大问题上，中国学者都有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关于古代城邦和王权问题，西欧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形式问题，东西方封建制度的比较问题，以及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史、美国内战史、巴黎公社史、日本明治维新史、罗斯福“新政”、苏联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等，都有不少研究成果和不同于传统观点的学术见解问世。已出版的重要专著有：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东北师范大学编写组《世界上古史纲》，施治生、刘欣如主编《古代王权与专制主义》，马克垚《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王治来《中亚史纲》，刘祚昌《杰弗逊传》，陈崇武《罗伯斯比尔评传》，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朱贵生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等。
以上我们鸟瞰式地回顾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所走过的道路。应该说，这是一条不平坦和曲折的道路。回顾过去是为了开拓未来。处在世纪之交的重要时刻，我们对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史学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历史学当然应该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有新的发展。我们不能老是以中国有得天独厚的丰富史学遗产而沾沾自喜，也不能老是以外国人研究中国历史终究不如中国人而自我安慰。中国史学要走向世界，不仅需要从外国史学的最新成就中吸取营养，而且在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上需要跟上当代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步伐。“有容德乃大”。一切有用的知识，我们都应该欢迎和吸收，使我国史学永葆青春和活力。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主流经历了从近代实证史学向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转变，但后者的地位目前正受到新的考验和挑战。这种考验和挑战并不是坏事，它可以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得到进一步的锻炼。唯物史观从根本上说来是一种开放的、发展的学说，未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吸取以往失误教训的基础上，只要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体系，更新已经过时的观念，一定能够更加发扬光大，保持自己在史学界的主导地位。
史学的发展依靠史学家在工作中取得出色的成绩。我们已经有了一支优秀的史学队伍。但是从史学发展的要求来说，这支队伍在理论素养、知识结构和实证功力等方面都有待提高。我们相信，随着我们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史学队伍一定会更加壮大和优化。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史坛，不仅将涌现一大批学识渊博的学科带头人，而且将出现当之无愧和闻名于世界的史学大师。
让我们老中青史学工作者为中国史学的再度辉煌共同努力。
注释：
〔1〕康有为：《论语注·为政第二》。
〔2〕《史叙论》，《饮冰室文集》之六。
〔3〕《新史学》，《饮冰室文集》之九。
〔4〕转引自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79 年版。
〔5〕《王国维遗书》第五册，《静庵文集续编》。
〔6〕《王静安先生遗书序》。
〔7〕唐兰：《关于尾右甲刻辞》，《考古社刊》第6期，1936年。
〔8〕胡适：《介绍几部新出的书》，见《古史辨》第2册。又见《胡适日记》1921年8月13日，中华书局1985年版。
〔9〕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
〔10〕《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1923年4月27日， 见《古史辨》第一册。
〔11〕《答刘、胡两先生书》，1923年7月1日，同上书。
〔12〕《古史辨》第一、二、三、五册由顾颉刚编，第四、六册由罗根泽编，第七册由吕思勉、童书业编。
〔13〕张荫麟：《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古史辨》第二册。
〔14〕顾颉刚：《自述整理中国历史意见书》，《古史辨》第一册。
〔15〕《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册。
〔16〕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
〔17〕邓云特：《中国社会之“长期停滞”的考察》，《中山文化馆季刊》第2卷第4期，1935年。
〔18〕胡秋原：《古代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第四版序言，学术出版社1978年版。
〔19〕《古史辨》第四册序，1933年。
〔20〕引自白寿彝《要继承这份遗产》，《励耘书屋问学记》代序，三联书店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