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交通史研究一百年（2）

    三

　　设施、交通工具、交通技术的研究，是认识交通总体结构之文化作用的基础。交通史研究重视实证性的特征，也因此得以体现。

　　这一层面的研究，以交通道路考定所受到的重视最为突出。上文说到的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等论著，主要成就在于推进了交通道路的研究。此外，史念海《秦汉时期国内之交通路线》(《文史杂志》第3卷第1、2期，收入《河山集》第4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章巽《秦帝国的主要交通线》(《学术月刊》1957年第2期，修改后题为《秦帝国的主要交通线及对外交通》，收入《章巽文集》，海洋出版社，1986年)等学术，也都以交通道路的规划与建设作为主要论述对象。史念海实地考察秦直道的成果《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陕西师大学报》1975年第3期，《文物》1975年第10期)发表后，引起了学界的普遍重视，此后又有一系列新的考察报告和研究论文发表(注：参看王开《秦直道亲探》，《西北史地》1987年第2期；贺清海、王开《毛乌素沙漠中秦汉“直道”遗迹探寻》，《西北史地》1988年第2期；孙相武《秦直道调查记》，《文博》1988年第4期；延安地区文物普查队《延安境内秦直道调查报告之一》，《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1期；史念海《直道和甘泉宫质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3辑，收入《河山集》第4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史念海《与王北辰论古桥门与秦直道书》，《再与王北辰论古桥门与秦直道书》，均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4期，收入《河山集》第4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吕卓民《秦直道歧义辨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1期。)。尽管认识未能完全一致，但为更接近历史真实的论点的推出，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关于秦直道的讨论，可以看作反映中国交通史研究生动活泼的学术气氛的实例。

　　关于历代交通条件的研究，历史地理研究者贡献殊多。一些学者有较为集中的研究成果。史念海的《河山集》已经有6集面世，收入涉及古代交通的论文20余篇。除了前面说到的论文外，又有《三门峡与古代漕运》(《河山集》，三联书店，1963年)，《论济水和鸿沟》(《河山集》第3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函谷关和新函谷关》、《论雁门关》、《直道和甘泉宫遗迹质疑》、《与王北辰先生论古桥门与秦直道书》(《河山集》第4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河西与敦煌》(《河山集》第5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汉中历史地理》(《河山集》第6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等，都有相当大的学术影响。又如李之勤的论文集《西北史地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中，第1编为“汉魏驿道研究”，第2编为“唐代驿道研究”，第3编为“宋元驿道研究”，第4编为“古代航道和桥梁研究”，共收有关于交通史的论文27篇。蓝勇的论文集《交通生态研究与实地考察》(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收有交通史论文22篇。这些当然并不是他们有关研究的全部成果。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这些交通史研究者注重实地考察的工作方法使得他们的研究收获具有的性可以超过仅限于在中爬梳资料的传统方式的研究。在这些学者的学术历程时，我们注意到，交通史研究的成就不仅仅表现于一种学术积累，在许多方面也显示出学术的开拓和创新。其中优秀学者的探索精神和科学方法，对于其他领域的研究也可以有所启迪。

　　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证》(中华书局，1962年)收入的中国交通史论文有《＜穆子天传＞西征地理概测＝、《六诏所在及南诏通道一段之今地》、《唐代滇边的几个地理名称》、《唐代大商港Al-Wakin》、《从嘉峪关到南疆西部之明人纪程》、《历代西疆路程简疏》等。黄盛璋《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中《中国港市的》、《历史上的渭河水运》、《历史上黄、渭与江、汉间水陆联系的沟通及其贡献》、《川陕交通的历史发展》、《褒斜道与石门石刻》、《阳平关及其演变》等，都是交通史专题论文，于研究陆路交通的路线之外，也讨论了水路交通的路线。陈桥驿《水经注》研究文集已经出版3种。其中《水经注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年)收有《＜水经注＞记载的桥梁＝、《＜水经注＞记载的津渡＝、《＜水经注＞记载的内河航行＝、《＜水经注＞记载的道路＝，都对交通史研究有所推进。王文楚的论文集《古代交通地理丛考》(中华书局，1996年)收有有关论文20篇。辛德勇的论文集《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中华书局，1996年)也收有关于交通史的论文16篇，其中大多都是探考古代交通道路方位和走向的成果。《王北辰西北历史地理论文集》(学苑出版社，2000年)收入研究交通道路的论文3篇。《章巽文集》(海洋出版社，1986年)原题《航海史及中西交通史论文集》，收入章巽教授26篇交通史研究成果。其中多篇论文的内容，如《＜禹贡＞篇中所见的海上交通＝，《元“海运”航路考》，《古西域交通道综述》等，都属于本文总结的对象。章巽著《我国古代的海上交通》(商务印书馆，1986年)也以相当多的篇幅总结了中国古代航海家开辟本国沿海海上交通的贡献。

　　学海洪流，浩浩汤汤，一些学术大师的论著多散见于各种报刊之中，在资料信息条件未能尽如人意的情况下，往往寻求不易。特别是历经数十年之后，学界新人要总结继承前辈的学术思想，常常会遇到这样的困难。所以我们热诚希望能够将老一代学者散落多年的论文搜辑出版。近年来，一些有识见的出版家已经开始进行这样的收拾遗珠的工作。若干种交通史学术论文集的问世，显然有益于推进这一学术领域的进步。

　　专门考察中国古代水运路线的学术专著，以史念海《中国的运河》(重庆史学书局，1944年)创其始，又有绍华《大运河的变迁》(江苏人民出版社，1961年)，常征、于德源著《中国运河史》(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等承其后，相关论文不胜枚举(注：一些重要论文对于水运交通史的发展有积极的推进作用，如邹逸麟《论定陶的兴衰与古代中原水运交通的变迁》，《中华文史论丛》第8辑，1978年10月；魏嵩山、王文楚《江南运河的形成及其演变过程》，《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2辑，收入王文楚《古代交通地理丛考》，中华书局，1996年；黄盛璋《论所谓“江淮运河”及引起的问题》，《文史》第21辑，1983年10月；《江汉运河考》，《水利史研究会成立大会论文集》，水利电力出版社，1984年。)，形成了交通史研究的一个学术热点。郭松义、张泽咸著《中国航运史》(文津出版社，1997年)是一部综合论述水运历史的学术专著，作者重视航运工具船舶的形制以及造船业对于交通事业乃至整个社会文化的作用，对于考古资料有所引用。专门探讨中国造船技术发展史的论著，有席龙飞《中国造船史》(湖北出版社，2000年)，王冠倬《中国古船图谱》(三联书店，2000年)，彭德清主编《中国船谱》(经导出版有限公司，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等。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物及相关技术》的第2分册《机械工程》中译本(鲍国宝等译，科学出版社，1999年)新近面世。其中有“陆地运输车辆”一节，作者分别考论了中国古代双轮车，大型车、营地磨和手推车，以及独轮车和扬帆车，计里鼓车，指南车等车辆型式的发明和推广。李约瑟指出，双辕车“一直到罗马帝国的末期以前在欧洲都没有出现过，也就是比在中国晚大约半个千纪”。然而，他似乎没有注意到中国关于双辕车出现的最早的资料，是陕西凤翔战国秦墓出土的陶质牛车模型。(注：参看吴镇烽、尚志儒《陕西凤翔八旗屯溱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3辑，文物出版社，1980年。)李约瑟还说到1627年《奇器图说》中介绍的“西洋奇器”，包括服务于军事需要的营地磨，但是实际上“营地磨的历史几乎1300年以前就在中国开始了”，他举出的力证，是《邺中记》曾经说到的“车行则众巧并发，车止则止”，“行十里成米一斛”，“行十里辄磨一斛”的“舂车”。李约瑟还写道，“历史学家们普遍地同意独轮车直到12世纪后期或甚至12世纪都没有在欧洲出现”，而“大多数欧洲技术史学家们都不知道，这种简单的车辆在中国第一次出现的时间至少早在3世纪”。认为独轮车最初应用于3世纪，是基于将诸葛亮“木牛流马”解释为独轮车的认识。但是李约瑟又指出，实际上汉代画像反映独轮车的画面，有年代为西汉时期的。但是中国学者刘仙洲、史树青确定独轮车的发明年代为西汉时期的研究成果(注：参看刘仙洲《我国独轮车的创始时期应上推到西汉晚年》，《文物》1964年第6期；史树青《有关汉代独轮车的几个问题》，《文物》1964年第6期。)，似乎并没有受到李约瑟的注意。李约瑟又据梁元帝《金楼子》关于“风车”的记述，认为中国早在6世纪就发明了陆地扬帆的车，而欧洲同类发明是在“差不多1000年以后”。他指出，“这项来自中国技术的传播”，“第一次使欧洲人的思想适应于陆地上高速运行的可能性。”他认为，应当充分重视“这种真正对快速交通的第一次尝试给予欧洲文化的冲击。”“中国人的激励”，“其效果是不可阻挡的。”(注：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物理学及相关技术》第2分册《机械工程》，鲍国宝等译，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66、278、281—291、304—306页。)李约瑟立足于对于世界科学技术史的全面认识的中国交通工具史的研究，在许多方面可以给予中国学者有益的启示。

　　四

　　考古工作的收获，是推动中国交通史研究取得进步的重要条件。

　　1957年4月，安徽寿县出土战国时楚王颁发给鄂君启的免税凭证“鄂君启节”。节形如竹，青铜制成，共4件，其中车节3，舟节1，各有错金篆书铭文，详细规定了车舟数量、行程期限、所经城邑和运载物品种类。鄂君启节对于研究当时楚国境内的水陆交通提供了珍贵的史料。鄂君启节的资料发表之后，在学术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殷涤非、罗长铭《寿县出土的“鄂君启金节”》(《文物资料》1958年第4期)，郭沫若《关于鄂君启节的研究》(《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4期，收入《文史论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商承祚《鄂君启节考》(《文物精华》第2集)，于省吾《“鄂君启节”考释》(《考古》1963年第8期)，谭其骧《鄂君启节铭文释地》(《中华文史论丛》第2辑)，钮仲勋《＜鄂君启节铭文释地＞一文对安徽历史地理研究的意义＝(《安徽日报》1963年1月8日)，黄盛璋《关于鄂君启节交通路线的复原问题》，谭其骧《再论鄂君启节地理答黄盛璋同志》(《中华文史论丛》第5辑)，殷涤非《＜鄂君启节＞两个地名简说＝，商承祚《谈鄂君启节铭文中几个文字和几个地名等问题》(《中华文史论丛》第6辑)，黄盛璋《鄂君启节地理问题若干补正》(《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朱德熙《鄂君启节考释(八篇)》(《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1989年，《朱德熙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5年)等论文相继发表，日本学者船越昭生也著有《鄂君启节考》(《东方学报》第43号，1972年3月)，对出土交通文物的共同关注，成为交通史研究中的盛事。以文物资料证交通史，逐渐成为许多交通史学者习用的研究方法。

　　简牍作为一种重要的极富文化价值的历史遗存，其实极少数是被有意予以特别保留的，绝大多数都是当时并不为人所特殊重视，有些是被视为垃圾而遗弃，例如河西汉代边塞遗址出土的简牍，大多和草渣、畜粪、烧灰等废弃物混杂，有些则是当时作为燃料幸未烧尽的残片，有些甚至被称为“厕简”。只是渴望借助这些遗存认识当时的历史文化面貌的后人，发现了它们的价值。历史上曾经有多次重要的简牍发现，几乎每一次都大大丰富了当时的文化积累，推动了学术发展的进程。19世纪末，瑞典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A.Hedin)来到中国西部，开始在新疆和西藏地区进行所谓“探险”活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斯文赫定沿塔里木河考察，到达罗布泊北面，发现了古楼兰国遗址。在1901年3月组织的发掘活动中，得到汉晋时期的简牍120余枚以及其他文物。1903年，斯文赫定发表《中亚和西藏》，记述了他发现楼兰简牍的具体情形。可以说，简牍资料的集中发现，是20世纪学术史中的大事。斯文赫定的重要发现，引起了许多西方学者对中国古代简牍遗存的重视。中国简牍学于是创生。而近数十年经科学发掘而陆续出土的大量简牍，为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深入，提供了更优越的条件，当然也为中国古代交通史研究的进步，提供了更便利的条件。中国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关心交通史研究的学者，及时认识到简牍资料是中国古代交通史料的富矿。

　　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中提供的历史文化资料，曾经引起热烈的学术反响。熊铁基《秦代的邮传制度——读云梦秦简札记》(《学术研究》1979年第3期)，高敏《秦汉时期的亭》(《云梦秦简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秦汉邮传制度考略》(《历史研究》1985年第3期)等论文，都是利用睡虎地秦简中的有关信息进行交通史研究的成果。《日书》作为民间流行的数术书，是当时社会生活的一种反映。睡虎地秦简《日书》中关于“行归宜忌”的内容，体现了交通习俗、交通心理的若干特征，因此也受到一些学者的注意。(注：如饶宗颐、曾宪通《云梦秦简日书研究》，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考古研究中心专刊(三)，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年；李学勤《睡虎地秦简＜日书＞与楚、秦社会＝，《江汉考古》1985年第4期；王子今《睡虎地秦简＜日书＞秦楚行忌比较＝，《秦文化论丛》第2辑，1993年12月，《睡虎地秦简＜日书＞所反映的秦楚交通状况＝，《国际简牍学会会刊》第1号，1993年，《睡虎地秦简＜日书＞所见行归宜忌＝，《江汉考古》1994年第2期。＝饶宗颐《云梦秦简日书剩义》(《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和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中的“往亡”与“归忌”＝(《简帛研究》第2辑，1996年9月)论说较为精当。云梦龙岗秦简中发现关于“驰道”制度的简文(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孝感地区博物馆、云梦县博物馆：《云梦龙岗6号秦墓及出土简牍》，《考古学集刊》第9集，科学出版社，1994年；刘信芳、梁柱：《云梦龙岗秦简》，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4—35页。)，对于交通史研究也有重要的意义。

　　利用汉简研究汉代交通史，是许多简牍学者予以重视并取得丰收的工作。陈梦家关于汉简邮程表的研究，关于汉简资料所见烽燧制度的研究(《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都有重要的价值。收入陈槃《汉晋遗简识小七种》(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63，1975年)的《亭与传舍(附论客舍)》(《汉晋遗简偶述之续》)、《邮驿之制》(《汉简剩义再续》)等成果，也增益了对于汉代交通的理解。劳干《汉代的陆运和水运》一文说到“车父”的身份，陈槃、陈直的汉简研究论著中也涉及“车父”(注：陈槃：《车子·车父·车卒》，《汉简剩义》，《汉晋遗简识小七种》，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63，1975年；陈直：《居延汉简综述·车父的助边》，《北京大学学报》1959年第1期，收入《居延汉简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此后王子今、李均明等又就此有所考论(注：王子今：《关于居延“车父”简》，《简帛研究》第2辑，1996年9月；李均明：《“车父”简考辨》，《简牍学研究》第2辑，1998年2月。)，使得这一社会称谓的指代逐渐明朗。裘锡圭《汉简零拾》中研究了当时河西地区运输生产中“僦”的雇佣关系的发生和作用(《文史》第12辑，1981年9月)，对认识汉代交通状况有开拓性的意义。借助汉简资料研究交通史的论著，还有劳干《汉代的亭制》(《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2本，1950年)、楼祖诒《汉简邮驿资料释例》(《文史》第3辑，1963年10月)，劳干《再论汉代的亭制》(《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3本1分，1982年)，《汉代的军用车骑和非军用车骑》(《简牍学报》第11辑，1985年9月)，王北辰《古代居延道路》(《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王子今《秦汉长城与北边交通》(《历史研究》1988年第6期)，李均明《汉简所见车》(《简牍学研究》第1辑，1997年1月)，程喜霖《汉简所见关传向过所演变》(《简牍学研究》第2辑，1998年3月)，蔡宜静《汉代居延“就”运探研》(《简牍学报》第17辑，1999年12月)等。

　　作为汉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交通设施的位于甘肃敦煌的悬泉置，当时对于开发河西，联络西域，曾经发挥了特殊的历史作用。悬泉置遗址考古发掘所获取的23000余枚汉简，为认识当时邮驿交通系统的形式和作用提供了丰富的资料。20世纪最后一年悬泉置遗址考古收获开始发表(注：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发掘简报》，《敦煌悬泉汉简内容概述》，《敦煌悬泉汉简释文选》，《文物》2000年第5期。)，为新世纪交通史研究的进步拉开了序幕。

　　对于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交通史料，一些学者也辛勤发掘，深入研究，同样成绩斐然。如王冀青《唐交通通讯用马的管理》(《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2期)、《唐前期西北地区用于交通的驿马、传马和长行马》(《敦煌学辑刊》1986年第2期)，黄盛璋《于阗文＜使河西记＞的历史地理研究＝(《敦煌学辑刊》1986年第2期)，吴丽娱、张小舟《唐代车坊的研究》，王宏治《关于唐初馆驿制度的几个问题》(《敦煌吐鲁番研究论文集》第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鲁才全《唐代前期西州的驿马驿田驿墙诸问题》，程喜霖《唐＜西州图经＞道路考＝(《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第2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等，都各有新意。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俞伟超执笔的《三门峡漕运遗迹》(科学出版社，1959年)，是第一部直接考察交通遗迹的考古报告。当时工作的主要对象，实际上是黄河栈道。此后，又有考古学者继续这一工作，使黄河古栈道的交通作用更为明确。张庆捷、赵瑞民对于山西黄河古栈道的调查和研究，成绩较为突出。(注：参看张庆捷、赵瑞民《黄河古栈道的新发现与初步研究》，《文物》1998年第8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运城行署文化局《山西平陆五一石膏厂黄河古栈道遗迹》，《文物季刊》1998年第4期；赵瑞民、张庆捷《关于黄河古栈道的若干问题》，《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三)，山西古籍出版社，2000年。)

　　对于秦始皇直道遗迹，陕西、甘肃、内蒙古的文物工作者都进行了实地的考古调查。甘肃省文物局编写的《秦直道考察》(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一书，发表了比较集中的考察成果。张在明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西安地图出版社，1998年)专门绘制了《陕西省古道路、桥梁遗存图》，明确标示了秦直道的走向和遗址位置，对于其他古道路如武关道、子午道、灙骆道、褒斜道、故道、米仓道等遗址，著名的桥址、关址，甚至与宋明古驿道交通有关联的当时的烽火军事信息传递系统，也都在实地考古调查的基础上，有尽可能具体的表现。

　　四川广元明月峡等地的古栈道遗址，发现在横梁基孔的底部另外凿出小方孔，研究者认为是特意加工的榫孔，用以固定栈道横梁，以防止其脱落(陆敬言：《古代栈道横梁安装方法初探》，《科学史研究》第3卷第4期，1984年)。研究者还注意到，在黄河古栈道的转弯处绳槽最多的位置，多发现为避免纤绳与岩壁的直接摩擦而专门设置的立式转简的遗迹(张庆捷、赵瑞民：《黄河古栈道的新发现与初步研究》，《文物》1998年第8期)。有关的发现和研究，为丰富对当时交通技术的认识，提供了值得重视的资料。

　　桥梁是交通道路通过河渠的特殊形式。文物资料中的古桥画像的发现，古代桥梁遗址的考古发掘和勘查，也增益了研究历代交通建设的资料。唐寰澄《中国古代桥梁》(文物出版社，1957年)，罗英《中国古代石桥》(人民交通出版社，1959年)，茅以升主编《中国古桥技术史》(北京出版社，1986年)，罗英、唐寰澄《中国石拱桥研究》(人民交通出版社，1993年)，唐寰澄《中国科学技术史·桥梁卷》(科学出版社，2000年)等研究专著，都是以有关的文物考古工作收获为条件的，也是中国建筑史学者参与交通史研究的成果。

　　交通考古突出的成就，还表现在对古代车船等交通工具的复原研究。

　　商周墓葬遗址已经发现数量可观的车马遗迹。郭宝钧《殷周车制研究》(文物出版社，1998年)一书，是有关研究的总结性成果。张长寿、张孝光《说伏兔与画*[左车右缗去纟]》(《考古》1980年第4期)与《井叔墓地所见西周轮舆》(《考古学报》1994年第2期)，是以新的考古资料成功探讨西周车辆形制的论文。秦始皇陵陪葬坑铜车马模型的发掘出土，为了解秦时制车技术创造了条件。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的《秦始皇陵铜车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8年)和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著的《秦始皇陵铜车马修复报告》(文物出版社，1998年)，就其资料价值和学术内涵来说，对于秦代交通史研究都有里程标志的意义。

　　20世纪60年代刘仙洲和史树青以文物考古资料作为研究基点的关于独轮车创始于西汉的论证，对于交通工具史的研究有显著的推进。王振铎从30年代起即先从东汉入手，开始进行古代车制研究，其遗著《东汉车制复原研究》(科学出版社，1997年)由李强整理补注，终于正式出版。作者所注意到的“近代民间使用的车辆”其车型及其工艺“多是保存了东汉的遗制和传统的做法”(《东汉车制复原研究》，第33页)的情形，与我们在研究中国交通史时所遇到的若干有关现象，有某种共通之处。认识和理解这类现象，探索其原因，对于总结中国交通史进程的总体趋势是有意义的。王振铎《指南车计里鼓车之考证与模制》(《史学集刊》第3期，1937年4月)，《燕肃指南车造法补证》(《文物》1984年第6期)，均从技术史角度成功地探索了古代车制。对于交通进步有重大的世界历史性贡献的指南针的发明，王振铎又发表《司南指南针与罗盘经——中国古代有关静磁学知识之发现与发明》(《中国考古学报》第3、4、5册，商务印书馆，1948年，1949年，1951年)，《中国古代磁针的发明和航海罗经的创造》(《文物》1978年第3期)，《试论出土元代磁州窑器中所绘磁针》(《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总第1期，1979年)等论文，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注：这5篇论文均收入王振铎《科技考古论丛》，文物出版社，1989年。)

　　孙机著《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111种分类的内容中，直接属于交通范畴或与交通密切相关的物质遗存计有11种(注：即：23.车Ⅰ：轺车，轓车，轩车，安车；24.车Ⅱ：辎车，辇车，牛车，驼车；25.车Ⅲ：斧车，鼓吹车，戏车；26.车Ⅳ：轮、轴及其部件；27.车Ⅴ：车盖及其部件；28.车Ⅵ：辕，*[左车右元]，衡，轭，轙，銮，輰，衔，镳；29.车Ⅶ：马车的组装与系驾法；30.辇，鹿车，舆，梮，担，负，戴，鞍具；31.船；52.建筑ⅩⅢ：篅，囷，廪，仓，桥，栈道；64.服饰Ⅷ：履，舄，屦，靴，鞮，麤，行滕，袜，*[左纟右尉]等等。)，可以说给予了相当充分的重视。其中关于车制以及马车系驾形式等内容论说详备，于是成为关心汉代交通技术的人们不可不读的权威性论著。孙机的《中国古舆服论丛》(文物出版社，1993年)上编收有《始皇陵2号铜车对车制研究的新启示》、《略论始皇陵1号铜车》、《中国古独辀马车的结构》、《中国古马车的三种系驾法》、《“弓形器”的用途和定名》、《辂》、《“木牛流马”对汉代鹿车的改进》、《唐代的马具与马饰》等涉及车马形制的论文，下篇则为《两唐书舆(车)服志校释稿》，讨论了有关交通史的许多长期为人所忽视或始终未得确解的具体问题，有显著的学术贡献。

　　除了历代古船实物陆续有所发现，使人们可以得到有关当时造船业和航运业的具体状况而外，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的考古收获(注：参看广州市文物管理处、中山大学考古专业75届工农兵学员《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试掘》，《文物》1977年第4期。)，则能够以整体性的丰富信息，使人们对于这一方面的交通技术的认识耳目一新。

　　仓储设施也是中国古代运输系统的构成内容。在漕运成为支撑专制王朝基本构架的时代，其对于交通的作用更为重要。例如，西汉华仓(或称京师仓)的发掘，就为研究当时漕运系统的规划建设以及实际效能，提供了无可替代的资料。(注：参看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汉京师仓》，文物出版社，1990年。)汉函谷关遗址发现与关卫系统有关，又与漕运或河东郡、弘农郡间河渡运输有关的仓库，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洛阳隋唐含嘉仓的发掘，也为研究隋唐时期大型官仓的仓储制度及相关交通形式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注：参看河南省博物馆、洛阳博物馆《洛阳隋唐含嘉仓的发掘》，《文物》1972年第3期。)
　五

　　系统的完备程度决定古代国家的领土规模、防御能力和行政效能。交通系统是统一国家维持生存的首要条件。社会生产的也以交通发达程度为必要条件。生产技术的革新、生产工具的发明以及生产组织管理形式的进步，通过交通条件可以成千成万倍地扩大影响，收取效益，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前进。相反，在相互隔绝的情况下，每一种发明往往“必须重新开始”，上甚至多有相当发达的生产力和一度极灿烂的文明由于与其他地区交通阻断以致终于衰落毁灭的事例。(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某一个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方都必须重新开始；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蛮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战争，都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国家处于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关于这一点，腓尼基人的例子就可以说明。由于腓尼基民族被排挤于商业之外，由于亚历山大的征服以及继之而来的衰落，腓尼基人的大部分发明长期失传了。另外一个例子是中世纪的玻璃绘画术的遭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61页))从社会史、文化史的角度看，交通网的布局、密度及其通行效率，决定了文化圈的范围和规模，甚至交通的速度也对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节奏有重要的影响。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页)

　　交通史研究学者可以说很早就已经对于交通与社会文化的关系有所重视。1930年出版的白寿彝《中国交通史》一书，在第一篇《先秦时代之交通》中有《战国晚年之关于交通的传说相像和理想》一章，在第二篇《秦汉时代之交通》中有《秦汉交通与大一统政府》一章，都论述了交通形态对社会文化进程的作用。白著《中国交通史》日译本序称美此书对于“中国交通文化”研究的学术贡献，不是没有道理的。(注：日本学者牛岛俊作在《＜中国交通史＞日译本序＝中写道：著者“举凡有关中国交通文化而可为典据之，全部搜用无遗”，并称该书“确是一部标志着中国交通文化史著中最高水平的作品”。白寿彝：《中国交通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13页。

　　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证》前言曾经指出：“交通与运输、民族动态、文化交流、国防设备等，在在都有密切关系。”(《中外史地考证》，中华书局，1962年，第2页)严耕望在《唐代交通图考》序言中也曾经写道，“交通为空间发展之首要条件，盖无论政令推行，政情沟通，军事进退，经济开发，物资流通，与夫文化宗教之传播，民族感情之融合，国际关系之亲睦，皆受交通畅阻之影响，故交通发展为一切经济文化发展之基础，交通建设亦居诸般建设之首位。”对于《唐代交通图考》一书的研究内容，严耕望也自认为除直接的交通史考察外，又涉及较为广阔的社会文化层面，“交通之外，有随文旁涉者，如国疆，如互市，如军镇，如唐诗地理等。”凡探求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民族、社会诸历史变化，“莫不可取证斯编”，而“解诗正史”的成果，也是交通史研究的副产品。(《唐代交通图考》，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83，1985年，第1页，第6—8页)李学勤也曾经指出，“交通史一般被认为是经济史的组成部分，近年出版的各种书目都是这样分类的。实际上交通史作为一个学科分支，牵涉的方面很广，不止与经济的种种内涵，如农业、、贸易、赋税等等息息相关，和国家政治组织、文化传播、民族关系、对外的交往，也无不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所以对交通史的探讨会对整个历史文化研究起重要的推进作用。”(《＜秦汉交通史稿＞序＝，《秦汉交通史稿》，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第1页＝从这样的角度理解交通史在整个文明史中的地位，是开阔研究视野、拓展研究领域的认识基础。

　　1984年7月至8月，中国唐史学会、杭州大学、江苏省社会院、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河南省史学会等单位联合组织的唐宋运河考察队对浙东运河、江南运河、江淮运河和唐宋汴河故道进行了实地考察。考察成果以《唐宋运河考察记》(人文丛刊第8辑，1985年8月)、《运河访古》(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两种书的出版作为。考察队队长田余庆为《运河访古》一书写的序言题为《古运河遐想》，其中发表的观点，超出了通常理解的狭义的交通史的范畴，而由交通史涉及文化史、社会史、政治史。他总结在考察过程中的所见所思，有下列几点：一、浙东、江南、淮南运河，都是分裂时期的历史产物；二、分裂时期修凿这些运河，主要是为了发展与外界的交往，而不是造成一个闭锁的地方系统以巩固分裂割据；三、把分裂时期凿成的这些运河改造为发挥全国效益的大运河的一部分，没有国家的统一是不可能的。关于这些认识，他又有进一步的说明。田余庆指出，“中国大运河是隋炀帝为了统一帝国的需要而凿通连接起来的，这是习知的史实。但是，大运河的长江以南、甚至淮河以南各段，却都不是统一时期的产物，其始凿是在分裂时期，连通也是在分裂时期。”“中国古代历史上有这样一种现象：辉煌的文治武功，灿然可观的典章制度，尽管多出现于国家统一时期，但是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却往往在南北分裂时期更为显著。一般说来，统一王朝的政治、文化以至经济中心多在首都及少数重镇，只有这些地方才有优先的发展机会；远离交通干线的地区，例如南方腹地广大地区，发展速度则要缓慢一些。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现象，往往在交替出现的分裂时期逐渐得到弥补。而分裂时期地区经济的发展，又给以后出现的统一局面提供更高的经济、文化基础。这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个周期性的发展过程。”“南方统治者开凿运河，利用运河，并不重在使南方自成一个闭锁系统以与外界隔绝，而重在更方便地与外界开展各种交往，包括经济、文化、政治交往，也包括进行战争。”“真正形成沟通南北的大运河，只有在稳定的统一时期才有可能。”“大运河作为东方世界主要国际交通路线的稳定的一环而起作用，也只有在中国统一时代才能较好地实现。”田余庆说到他在中国古运河考察中所获得的这三点认识，也可以说是他从一个侧面所见中国古运河开发史的某些特点。就统一这一点说来，他认为，“最可宝贵的还不是统一时间的长短。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曾反复出现过，分裂时间也不很短。中国历史中并不是只具备统一的条件，而丝毫没有分裂的条件。民族的、地域的、内战的诸多原因，都有可能导致一个时期的分裂。封建经济的闭锁性的一面，是长期存在的影响统一的因素。”不过，“按照历史的昭示，最值得宝贵的地方还在于，即令在分裂再现之时，中国人并不自安于分裂。分争各方总是力求寻得恢复统一的路径，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思想、感情、经济联系、政治交往，也而然地孕育再统一的条件，使统一成为全社会不可抗拒的潮流。而且在此以后形成的统一国家，其立国的基础和统一的程度往往比过去的统一国家更要宽广，更要牢固。中国古运河开发的历史，具体而微地体现了中国历史的这一特点。”由对中国运河开发史的考察而引发的这些有人称作大历史、大文化的见解，对于就交通而交通，就交通史而交通史的研究者，有极可宝贵的开导性的意义。

　　田文并没有作为重点突出阐述，然而论述中已经有所涉及的有些与交通史研究有关的观点，例如距离“交通干线”的远近，是影响经济文化发展的条件的观点，江南在分裂时期开凿的运河可以“使江南与外界更快、更紧地联为一体”，也成为一种“统一的条件”的观点等(《古运河遐想——＜运河访古＞前言＝，《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1993年＝，也值得我们重视。

　　不仅交通系统的完善对于国家和社会可以带来全局性的利益，就具体的交通设施的建设来说，也能够增进有关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史念海《论唐代前期陇右道的东部地区》(《河山集》第5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一文有“丝绸之路的作用和影响”一节，指出设驿的所在和有关方面可以因此获得相当的收入，于当地经济有所裨益，而关税于上缴国家之外，地方也不是不能受益的。“丝绸之路的畅通对于陇右道必然会有一定的影响。最为显著的则为凉州的繁荣。”交通的便利导致的“胡商云集，货物畅通”，促进了地方的富庶。类似的现象，显然是值得交通史学者重视的。但是史念海又指出，“丝绸之路的畅通，固然可以使陇右道的财富有所增长，这种增长是有限的，似不宜过分夸张。”

　　中国邮驿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是与政治生活、军事生活以及一般社会生活有密切联系的交通文化现象。《元史·兵志四》有关于“站赤”和“急递铺兵”诸内容，记述了当时空前完备的驿传制度。楼祖诒著《中国邮驿发达史》(中华书局，1940年)是第一部全面总结中国历代邮驿事业发展历程的专著。其中列述了周、战国与秦、汉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历朝邮驿的进步，而以周代、汉晋南北朝时代、唐代、元代、清代作为研究重点，论说较为详尽。对于清以前的邮驿发展，作者划分为“驿政胚胎时代”、“驿政初期时代”、“驿政进步时代”、“驿政全盛时代”，这些历史阶段的驿政发展特征，都有考论和说明。刘广生主编《中国古代邮驿史》(人民邮电出版社，1986年)在楼著46年之后出版，在一些方面表现出邮驿史研究的进展，特别是书中增列《中国古代民间通信》一章，使读者对于民间信息传递这一交通形式的重要内容，可以有大略的了解。湖北云梦睡虎地4号秦墓出土两件秦军士卒的木牍家书，《中国古代邮驿史》的作者重视这一珍贵的考古资料，为说明当时民间通信的社会需求和具体形式作了必要的工作。

　　江绍原《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侧重其法术的和宗教的方面》(商务印书馆，1935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一书，作者原计划写6个分册，后因故只完成了第1分册。我们看到的虽然只有第1章“行路遭逢的神奸(和毒恶生物)”，却已经不能不惊叹作者研究视界的开阔以及考察手段的新奇。这种运用文化人类学思想和方法对于中国古代旅行生活遭遇的精灵鬼魅以及相应的精神生活时代背景的考察，使交通史的研究别开生面。

　　利用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文献资料研究交通史的姜伯勤《敦煌新疆文书所记的唐代“行客”》(《出土文献研究续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一文讨论了“行客”这种活跃于唐代交通活动中的特殊人口的身份，指出在丝路都市的户籍中不以主、客对举，而以百姓、行客对举，反映了丝路贸易孔道上行旅的频繁，认为行客的广泛存在，也可以作为丝路贸易活跃的一种征候。特别引起学界重视的，是该文揭示了因交通活动而形成的一个特殊的社会人群的特征。类似的研究成果，又有陆韧《明代云南的驿堡铺哨与汉族移民》(《思想战线》1999年第6期)。作者指出，明代进入云南的大量汉族移民，很大一部分于交通道路沿线分布。这些汉族移民集中于交通系统，是值得注意的交通史现象，也是有探索意义的社会文化现象。

　　交通制度和社会结构也有值得重视的关系。例如，关于汉代“亭”的建置，学界曾经有热烈的争论。多数学者的分歧，在于“亭”即“邮亭”的理解之外，是否兼有军事机构和民政机构的作用。王国维关于“汉时邮递之制，即寓于亭燧中”等研究成果(《敦煌汉简跋》，《观堂集林》卷17，《王国维遗书》第3册，商务印书馆，1940年)，前面说到的劳干的有关以及严耕望的《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45A，1961年)等，考论均相当详备，其他涉及汉代亭制的论著尚有多种。杨向奎、李中清《论“邮表畷)”与“街弹”》(《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巴蜀书社，1990年)一文又讨论了两汉邮亭制度的来源，并且对此前的汉代亭制研究有所总结。论文初稿曾经寄给几位学者征求意见，于是又引发了关于汉代亭的性质的讨论。杨向奎、李中清的论文刊出，附有“关于亭制的讨论”，包括一组短文：张春树《关于亭燧的邮传制度》，杨联陞《＜邮表畷)与街弹＞商榷＝，余英时《关于亭的性质》，张春树《再论亭不是一级行政组织》，杨联ｓｈēｎｇ@(19)《有关亭制的几个问题》，余英时《汉代亭制问题献疑》，杨向奎、李中清《我们的意见》。见解多有不同。杨向奎、李中清表示的态度无疑是正确的：“关于汉代亭制的性质，已经争论了几十年，如今尚无定论，因此我们觉得引起这番讨论还是有益的，虽然现在我们的意见还统一不起来，但有关汉代的考古材料不断发现，总有解决的一天。”尽管争论各方的看法终未一致，但是不同学术论点的相互碰撞和相互切磋，已经使我们对汉代交通形式和社会结构之间关系的认识有所深入，这种学术争鸣，在对中国交通史研究进行学术史的回顾和总结时，也应当看作美好的记录。

　　交通现象可以反映社会等级制度的若干特征。有的学者注重于有关具体“名物度数的考证”之外，努力“探明其政治社会意义”。刘增贵的论文《汉隋之间的车驾制度》(《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3本2分，1993年)，就是从事这一研究的成功收获。作者指出，秦汉以下，古代象征身份地位的器物如鼎彝等失去重要性，车服、印绶取而代之，《舆服志》的出现即其明征。皇帝被称为“车驾”、“舆驾”，士大夫也期望能“朱丹其毂”、“致辎軿”，汉砖中的车马行列，魏晋以下的卤簿图都说明了车的象征意义。等级分明的车制用意在“列等威”、“别士庶”与“抑僭奢”。但制度的变迁往往不只是“逾制”所造成，“不及”亦其一因，中古牛车之取代马车，即与汉末清流士风密切相关。而乘肩舆、骑马之风的渐盛，造成了另一变化，唐以下士大夫多骑马坐轿，车驾制度也失去了其重要性。这样的认识，已经超越了以往一般交通史研究的定式，可以称作富有历史深义的交通文化研究了。

　　从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角度研究交通史，以及讨论交通史与社会文化史之间的关系的著作，还有章必功《中国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王子今《交通与古代社会》(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中国古代行旅生活》(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6年)等。

　　在交通发展的诸多因素中，也包括自然地理方面的条件。而生态环境方面的条件，以往研究者多有忽视。交通发展利用这样的条件，同时又以人为作用改变着这样的条件。李健超的论文《丝绸之路中国境内的自然环境及其变迁》(《西北历史研究》1989年号，西北大学出版社，1991年)论述了有关现象，指出了交通活动中的人为因素对自然环境变迁的作用。

　　回顾一百年来中国交通史的研究，可以发现在取得丰富成果的同时，仍然有所不足。这主要表现在中国交通史这一学术领域中，至今还没有形成相对集中的研究力量，没有形成可以组织和协调有关研究工作的学术机构和学术组织。就学术成果而言，有的重要时期虽然交通发展多有历史创造，但是还没有研究当时的交通成就的具有相当学术分量的断代交通史专著出版。至今也还没有一部多卷本的中国交通通史问世。而若干专题交通史，如道路史、运河史、港口史、津渡史、关塞史、车辆史、船舶史、交通制度史、交通礼俗史、交通观念史等，或者存在学术空白，或者虽然已经有论著发表出版，但是仍然存在可以进一步开拓的相当广阔的学术空间。

　　回顾中国交通史的研究，应当欣慰地说，由于集中了诸多历史地者、经济史学者、地方史学者、考古学者等多方面的力量，各自从不同的学术视角参与对于历代交通的研究考察，于是可以推出一些多方位研究的成果。但是，还应当看到，许多学者大多是在从事各自主要研究方向的工作之余涉足中国交通史研究的，而真正以主要学术精力进行中国交通史研究的学者还并不很多。

　　就对于历史上不同区域的交通现象的关注而言，曾经有畸轻畸重的情形。日本学界在20世纪前期对于所谓“满洲交通路线”，所谓“辽西交通路线”，所谓“蒙古驿传”，所谓“盛京路程”以及所谓“滇缅道路”等专题的较为集中的研究，可能是与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战略有一定关系的。而中国学者当时对于“边疆交通”研究投注相当多的力量(注：有关成果有楼祖诒《察绥邮驿述略》(《禹贡半月刊》第7卷第8、9期，1937年7月)，王沿津《泛论边疆交通》(《边政公论》第1卷第2期，1941年9月)，严德一《抗战与我国边疆之交通》(《边政公论》第3卷第3期，1944年3月)等。)，也是与抗战的背景分不开的。分析各个地区交通史的研究进程，可以看到对于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的古代交通道路，有诸多学者倾力研究推出的成果。其他地区类同专题的交通史研究似略嫌薄弱。特别是中原地区的古代交通反而论著数量有限。而历代沿海陆路交通的状况以及近海航运的发展，也需要有更为深入的探索。运河史的研究成果相当丰硕，而其他自然水道航运开发的历史，有些尚存在空白，有些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与大陆其他若干史学领域一样，治交通史者也往往于学术交流和学术合作有所忽视，对于学者的研究状况和研究前景了解甚少，两岸学者的共同研究更缺乏必要的基础。于是在选择定、论点斟酌等方面都不免受到局限，甚至重复研究的情形亦不乏见。应当承认，日本的东方学研究成就中多有涉及中国交通史的论著，又往往具有精细切实的优胜之处，然而有些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并没有能够充分借鉴这些成果。这样的情形，在新的世纪也是应当有所改变的。

　　就学术方向而言，除了具体的技术层次的交通史研究之外，对于交通的文化作用和文化影响的研究仍显薄弱。王子今著《跛足帝国：中国传统交通形态研究》(敦煌文艺出版社，1996年)试图比较中国古代服务于军政的交通体系之异常完备与民间商运之明显落后，进而讨论中国古代交通文化的若干特质。但是由于不具备足够的学力，无法真正把握中国交通史的总体状况和发展，认识不免狭陋，理解未能深入，这一预期的目的没有实现。我们相信，在新的世纪，中国交通史学者将能够在更全面地更真切地展示历代交通发展进程的同时，对历史上的交通现象进行更深层的文化探索，推出交通文化研究的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