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辽金史研究（1）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9-06
一、20世纪上半叶的辽金史研究
在评述这个时期辽金史研究之前，先将本世纪以前的辽金史学状况作一简要介绍。
辽朝初年阿保机时代即设“监修国史”，后来正式设国史院，置监修国史、史馆学士、史馆修撰、修国史等职。辽朝国史有起居注、日历、实录等。金灭辽后，先后有萧永祺撰辽史和陈大任撰辽史，但均未刊行。元朝中统二年（1261年）和至元元年（1264年）曾议修辽金二史。南宋灭亡后，又议修辽金宋三史，均因“正统”问题长期议而不决。直至元末至正三年（1343年），脱脱任纂修三史的都总裁，决定辽、金、宋“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解决了争议不休的正闰问题，仅用一年时间仓促修成《辽史》116卷。《辽史》主要依据耶律俨实录、陈大任辽史，《契丹国志》及诸史契丹传等编排而成，当时能够见到的许多重要史料均未采用（参见冯家昇《〈辽史〉源流考》），载《冯家昇论著辑粹》，中华书局，1987年）。《辽史》虽然缺点甚多，但它毕竟是研究辽史的最基本史料。因此，脱脱纂修《辽史》的出现，在辽史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在《辽史》出现后的约300年间，此书及辽朝史没有引起史家的多大重视。有明一代，仅有杨循吉撰《辽小史》1卷。这是同明王朝以汉族为正统的传统观念相联系的。
到了清代，情况有所变化，陆续有关于《辽史》补正、考订之类撰述问世。
（一）拾遗补阙。如厉鹗撰《辽史拾遗》24卷。该书广采博搜，征引书籍358种，或注或补，将有关纪事系于《辽史》纪、志、传文之下。此书虽未臻完善，有许多史料如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郑麟趾《高丽史》等，厉鹗都未见过全本，但它还是给后来治辽史者以很大方便。梁启超说：“辽金元三史最为世诟病。清儒治辽史者莫勤于厉樊榭（鹗）之《辽史拾遗》二十四卷”（《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94页，中国书店，1987年）。后来，杨复吉又撰《辽史拾遗补》5卷，采厉鄂未见书及散见他书中有关辽事400条，与厉书相辅流行。厉、杨两书是研究辽史的重要参考书。
（二）增补表志。补表有万斯同《辽大臣年表》、汪远孙《辽史纪年表》等。补艺文志尤多，如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吴骞《四朝经籍志补》、厉鄂《辽史拾遗》补经籍志、杨复吉《辽史拾遗补》经籍志、倪灿和卢文弨《补辽金元艺文志》、金门诏《补三史艺文志》、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附辽代部分、《续通考·经籍考》、缪荃孙《辽艺文志》等，分别含有或专补辽艺文。
（三）纪事本末体史书编撰。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40卷。分正文与考异两部分。正文以《辽史》为主，参之以五代与宋、金诸史及各传记，“区别条流，各从其类”；考异占全书大半，凡与他史及各传记事有异同，词有详细，兼仿裴松之补注《三国志》及胡三省之注《通鉴》，并取司马光所著《考异》30卷散入各条例，分载每条之下。本书对人名、地名、职官、年代等多所考证，征引书目达600多种。有光绪十九年（1893年）初刻和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重刻本。
（四）诗文辑录。由于辽代“书禁甚严”，所印书籍不许流至境外，“传入中国（指北宋）者法皆死”（沈括《梦溪笔谈》卷一五），加之以后的散佚，所以辽人著作流传下来者甚少。因此辽人诗文辑录工作受到学者的关注。清周春撰《辽诗话》1卷，后来增补为2卷，定名为《增订辽诗话》（1797年）。书中除收录辽人诗作外，还有宋人使辽诗以及后人咏辽代遗迹的诗。光绪中叶，缪荃孙辑《辽文存》6卷，所收资料以金石碑刻居多。
总之，从元人修《辽史》出现到19世纪末，有关辽史的著述不多。
以下转入对20世纪上半叶辽史研究的评述。这个时期的辽史学，一方面是继续就《辽史》进行补正、校勘及辽人著作的辑录；另一方面是开始用近代史学方法研究辽史。
先谈关于《辽史》补正、校勘和辽人著作辑录。
进入本世纪以来，有关这方面的撰述相继问世。有李慎儒《辽史地理志考》5卷，这应是本世纪最早出现的《辽史》考订之作。是书“于辽五京州县山川悉为考核，标明今之某处，凡舛错者逐一驳正，疑者阙之”。此外，将四捺钵，五国部，南北各三关，散见于纪、志、传中者为《辽地附录》二篇，《天祚播迁处考》、《西辽地考》各一篇，并附于书后。本书以《辽史》正文为本体，中加小字，详为考证。丁谦《辽史各外国地理考证》1卷（浙江图书馆丛书第一集，1915年），“就百官志中所标王府者，计四十余国为主，有遗采他条补之”。吴廷燮《辽方镇年表》，为氏所著《历代方镇年表》之一卷。黄任恒《辽代年表》1卷（1915年），以辽为主，与“中国”（五代、宋）、西夏、高丽纪年相对照。谭其骧《辽史地理志补正》、《辽史订补三种》（《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第二集，1942年），后者包括“订正皇子表”、“补皇子传”、“订正皇族表”三日。罗继祖《辽汉臣世系年表》1卷（1937年）。作者因《辽史》中“汉臣有传者仅二十余人，漏略滋多”，于是采摭有关史书、文集，编成此表，“凡得族三十有九，得姓二十有五”。张亮采《补辽史交聘表》5卷（有中华书局1958年本）。因《金史》有交聘表而《辽史》无之，作者乃“鉤核群籍，缀补阙遗，以备研史者考览”。傅乐焕《宋辽聘使表稿》（《史语所集刊》14本，1949年；后收入《辽史丛考》，中华书局，1984年），主要据李焘《长编》，参照《辽史》、《宋会要》、《宋史》以及宋人笔记文集等，编成此表，并有“附考”及“使名索引”。王仁俊《辽史艺文志补证》1卷、黄任恒《补辽史艺文志》1卷等，是继前人所作有关辽代艺文志的补残缀拾之作。尤其是王仁俊《辽史艺文志补证》将以前诸家所有，悉皆标注，又补30余种，统加考证，并附“宋金人谈辽事书目”及清人谈辽书目凡26种，与以前同类补志相比最为完备。后收入《辽海丛书》第6集。陈汉章《辽史索隐》8卷（缀学堂丛书初集本，1936年；中华书局本，1960年），作者“采摭故典，探求异闻”，“探颐索隐”，将有关纪事系于《辽史》纪、志、传文之下。此书重在考证地理。
《辽史》校勘成果可观，是本时期辽史学取得进展的一个重要标志。《辽史》的缺略、讹误勘称二十四史之最。对于《辽史》的缺略，如前所述，从清代以来就不断有学者为之拾补；而对其讹误的校勘，到本世纪才有较大进展。主要有：冯家昇《辽史初校》。冯氏自1931年秋起，遍阅所能见到的《辽史》各种版本，凡23种，历时2年，撰成《辽史初校》。以同文书局本为底本，以“百衲”、“南监”、北监”各本互校。此书后来收入《〈辽史〉误证三种》（中华书局1959年）。罗继祖《辽史校勘记》8卷。作者在序中指出，《辽史》“缪戾非偻指所可计”，撮其要者约为四端：一曰姓名之异，二曰名字互称致称歧误，三曰记事矛盾，四曰疏漏。于是依清武英殿本，而参以元刊及明南北监本校之。此书撰成于1938年。195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重版。张元济《辽史校勘记》（稿本）也是这方面的重要著述。此外，冯家昇《〈辽史〉与〈金史〉〈新旧五代史〉互证举例》（《史学年报》2卷1期，1934年；后收入《冯家昇论著辑粹》），傅乐焕《辽史复文举例》（收入《辽史丛考》），也属《辽史》校勘方面的著作。这些校勘成果，为后来中华书局出版的校点本所采用。
本时期，辽人著作辑录有较大进展。光绪间，王仁俊辑《辽文萃》7卷。自序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曾辑《辽史》14卷，未刊行，后见缪荃孙《辽文存》6卷，遂将缪氏已刊者悉予删除。所收范围，包括诗、诏册、表、奏疏、上书、铭、序、书、文、碑碣、塔记、幢记等，凡105篇，编为5卷，另附“作者考”、“逸目考”各一卷。王氏在述例中称有九不收，即史载诏书约文申义者，有史载表奏止录大意者，有诏止二三语者，有佚句仅存者，有似文实为口说者，有文字太俚者，有记事太质者，有辽人使命为对偶文字者，有石刻太残泐者，“凡属此类，概从割爱”。这一原则不仅有悖广泛搜求史料的宗旨，而且书中亦有“止二三语者”，是自乱其例。此书编成于光绪三十年十二月。收入《辽海丛书》第6集。
民国初年，黄任恒辑《辽文补录》1卷。后来，黄氏将此书与《辽代纪年表》1卷、《补辽史艺文志》1卷、《辽代文学考》2卷、《辽代金石录》4卷，合为《辽痕五种》（1925年）。罗福颐辑《辽文续拾》2卷、《辽文续拾补遗》1卷(1935)。金毓黻辑《辽陵石刻集录》6卷。罗福颐辑《满洲金石志》3卷（1937年）亦著录有辽代石刻。
以上有关《辽史》考证、校勘和辽人著作辑录等，均属史料整理的范畴。
用近代史学方法研究辽史，是本时期辽史学取得重大进展的标志。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史学界出现了革新思潮。王国维是新史学方法的倡导者之一，主张结合近代西方学术方法发展出新史学方法。他的最大贡献是“二重证据法”，即史学研究除了使用“纸上之材料”（文献）外，还要重视“地下之新材料”（见《古史新证》第一章总论）。王国维利用新方法从事古史研究，涉及辽史者有《辽金时蒙古考》、《鞑靼考》、《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考》等（均见《观堂集林》），分别就辽金部族、西辽地理等问题作了探索。
冯家昇《〈辽史〉源流考》（收入《冯家昇论著辑萃》）论述历代修辽史之经过和未成之原因，以及今本《辽史》史源。罗继祖说，“全面研究《辽史》，并从校勘入手应该说冯书是第一部”（《〈辽史〉概述》，《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1期）。冯家昇还撰文多篇，主要有《太阳契丹考释》（《史学年报》第3期，1931年）、《契丹祀天之俗与其宗教神话风俗之关系》（《史学年报》第4期，1932年）、《契丹名号考释》（《燕京学报》第13期，1933年）等，分别就契丹的信仰及契丹名号之起源、释义等进行考证与论述。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广博的学识和深厚的功力。
傅乐焕《辽代四时捺钵考》（收入《辽史丛考》）是这个时期辽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它不仅对了解辽朝疆域和地理极有价值，并且揭示了辽朝制度的特色及其对后来金、元、清三代的影响。
陈述著《契丹史论证稿》（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1939年）是第一部从多方面研究契丹制度的专著。它论述了契丹民族之构成、选汗制度和帝位继承、统治政策以及西辽的建立等辽朝政治史上的重要问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明确指出，“契丹为中华民族之一支，故契丹威名之广溢，亦吾中华民族之光荣”。这一提法同那种视契丹等少数民族为“外族”、“异族”的传统观点相比是一大进步。日本学者鸟居龙藏评价该书说：“此书乃近代契丹史中之深具兴味者，读之对著者之高见不胜钦佩。此书乃庄重之出版品，系最有价值之一编政事史。”（《燕京学报》第40期）陈述在三四十年代，还发表多篇，研究范围涉及契丹民族、政治、军事等重大问题。
金毓黻著《东北通史》上编（三台东北大学，1941年），其中有“契丹之统一东北”、“东丹国及渤海遗族”和“宋使入辽金之行程”3节述及辽史，有颇见功力的考证。金氏还撰有《宋辽金史》（商务印书馆，1946年），凡第9章，其中有一半章节述及辽史。关于这两部著作，以下详述。
这个时期，还有一些散篇论文，就某个具体问题进行论述、考辨。如姚从吾《说阿保机时代的汉城》（《国学季刊》5卷1期，1935年），指出“汉城”并非一个城市的名称，而是由“汉人聚居的城寨”而得名；进而指出，凡两种文化不同的民族，无论是语言不同，生活习惯不同，宗教不同，或者人种不同，互相接触，都可发生“聚族别居”的现象。欧洲18世纪以前的犹太街、犹太城，美国城市内的唐人街，清代北京分内外城等都是如此。方壮猷《契丹民族考》（《北师大学术季刊》第2、3期）利用多学科知识对契丹国号、宫名、王号、官号、地名等作了考证。杨志玖《阿保机即位考辨》（《史语所集刊》17本，1948年）对史书中关于这个问题的不同记载予以辨析，判定契丹的分部和帝位推举制不可靠。谷霁光《辽金糺军史料试释》（《史语所集刊》15本，1948年）、陈述《乣军考释初稿》（《史语所集刊》20本，1948年）是就乣军问题同日人箭内亘所撰《辽金乣军及金代兵制考》进行讨论的文章，分别对“乣”的读音、释义、乣军等作了考辨。刘铭恕对契丹习俗进行研究，撰《契丹民族丧葬制度之变迁及其特点》（《中国文化研究汇编》第1期，1941年）、《辽代之头鹅宴与头鱼宴》（《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7期）等。傅衣凌《辽代奴隶考》（《食货半月刊》1卷2期）概括地考察了辽代奴隶的来源、种类、使用状况、身分等。张亮采《辽代汉人枢密院之研究》（《东北集刊》第1期，1941年）论述辽代汉人枢密院建置和执掌，并据以试改《辽史·百官志》之南面官汉人枢密院条。
庆陵哀册的发现，极大地推动了契丹字的识别与研究。辽代契丹人先后创制了契丹大小字，行于辽金，直至元初尚偶有使用，以后废弃，也无契丹文书籍传世。明清以来，陆续发现若干契丹文碑刻等，引起中外学者的兴趣。1922年在辽庆陵中发现哀册，1925年日本羽田亨推定庆陵哀册与以往被认为是女真文的《大金皇弟都统郎君行记》同是契丹小字。罗福成等则认为庆陵哀册文字为契丹大字。从30年代起，国内一些学者如罗福成、王静如、厉鼎煃、罗福颐等，开始从事契丹字研究，其中以罗福成的成就最大，撰有《辽宣懿皇后哀册释文》（《满洲学报》第2期，1933年）等文。在当时资料有限又无其他辅助条件可供借鉴的情况下，竟然将辽帝庙号、年、月、日、干支和虚词考证出来，而且多数正确无误，可谓独具契眼（见贾敬颜《契丹文》，载《中国民族古文字》，北京，1982年）。此外，还有柳翼谋《契丹大小字考》（《史地学报》2卷6期，1923年），孟森《辽碑九种》附跋尾（《国学季刊》3卷3期，1932年），厉鼎煃《热河契丹国书碑考》（《国学季刊》3卷4期，1932年），王静如《辽道宗及宣懿皇后契丹国字哀册初释》（《史语所集刊》3本4分，1933年）、《契丹国字再释》（《史语所集刊》5本4分，1935年），李文信《契丹小字〈故太师铭石记〉之研究》（1942年），罗福颐《契丹国书管窥》（《燕京学报》第37期，1949年）等。其中罗福颐文较全面地叙述契丹大小字历史，并汇录了所能见到的契丹字，舍其重文，得1040余字，并据形分类，分别注其出处，为以后的契丹字研究提供了方便。
本时期对辽代文学也有研究。苏雪林《辽金元文学》（商务印书馆，1933年）、吴梅《辽金元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是最早的有关三代文学史的专书。论文有苏雪林《辽文学概述》（《珞珈月刊》1卷1期，1933年）、顾敦鍒《辽文学》（《之江学报》1卷3期，1934年）等。此外，还有陈衍辑《辽诗纪事》（商务印书馆）。
以上是20世纪上半叶的辽史研究，下面评述金史研究。
在叙述这个时期的金史研究之前，先对本世纪前的金中编纂与研究略作介绍。
金朝重视修史，设国史院，置监修国史、修国史、同修国史、编修官等职，还有记注院，掌修起居注。金朝官修国史有实录、起居注等。私人著述有刘祁《归潜志》，元好问《壬辰杂编》、《野史》等。元至正三年（1343年），脱脱为都总裁，主持修纂辽金宋三史，次年十一月修成《金史》，历时不到二年。此次《金史》因有金朝实录、刘祁和元好问书以及中统间王鹗所撰《金史》等为基础，有良史之誉。赵翼说：“《金史》叙事最详核，文笔亦老洁，迥出宋元二史之上”（《廿二史札记》卷二七“金史”）。
从元人修成《金史》至19世纪末的500年间，金史学大体与辽史相近。有明一代，仅有杨循吉撰《金小史》8卷（后收入《辽海丛书》，叙述金朝大略。清朝乾嘉至19世纪末，相继有关于《金史》考订、补正、校勘和金代诗文辑录等撰述问世。
（一）考订补正。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赵翼《廿二史札记》、《陔余丛考》等都有对《金史》的考订。《金史》补正之作，有万斯同《金诸帝系统图》、《金将相大臣年表》、《金衍庆宫功臣表》，黄大华《金宰辅年表》，钱大昕《宋辽金元四史朔闰考》，倪灿、卢文弨《补辽金元艺文志》，金门诏《补三史艺文志》等。此外，杭世骏曾仿厉鹗《辽史拾遗》例撰《金史补》，惜未能成书（参见金毓黻《史学史》第172页，商务印书馆，1957年）。
（二）校勘。施国祁《金史详校》10卷（会稽章氏刊本，1880年）是这方面的力著。施氏称，虽然《金史》“文笔甚简，非《宋史》之繁芜；载述稍备，非《辽史》之阙略；叙次得实，非《元史》之讹谬”，但是仍有许多不足，于是以20余年之力，读凡十余过，为之“辨体裁，考事实，订字句”，共得4000余条。因其卷帙繁多，乃列举条目，为《金源札记》（有“丛书集成初编”本）。梁启超说，清儒“治金史者莫勤于施北研（国祁）之《金史详校》十卷”（《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94页）。
（三）纪事本末体编纂。李有棠撰《金史纪事本末》52卷。体例与《辽史纪事本末》相同，征引书目达500多种，对史实、人名异同、地理沿革等多所考订，足资。
（四）诗文辑录。最早对金诗进行全面搜集整理者应属金末元好问，编有金源诗歌总集《中州集》10卷，共收诗1980首，作者240余人。附《中州乐府》1卷，收词115首，作者36人。每人各系小传，述其轶事。“好问之意，在于借诗以存史，故于诗不甚求全，未能赅备。”（《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而且《中州集》不收时人作品，因此金末许多诗作未能收入此集。清初郭元釪在《中州集》基础上，增补元好问、刘祁等人的诗作，并从“天下郡县志中采辑遗逸”，还将“金人入元不仕者”一并收入。郭元釪稿本上呈后，康熙帝“遂命更加搜辑，凡金人集之断简残篇有可存者皆令附以入，及山经地志川泽之纪闻，缀摭荟丛，巨细不遗”（《圣祖仁皇帝御制全金诗序》，“四库全书”本），名为《全金诗增补中州集》，凡74卷。据统计实收358人，诗5544首（见薛瑞兆、郭明志编纂《全金诗》，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
清庄仲方辑《金文雅》16卷，应是流传下来的最早的金代文总集。早在金末元好问编纂《中州集》时，有冯清甫辑金文至百余卷，惜竟不传。庄仲方从金人诸文集、《中州集》和《金史》、《元文类》、《玉堂嘉话》以及其他地志等辑出诗文，按赋、诗、诏令、奏疏、墓碑等文体分类编排，附有作者考略，书前有编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序，称所收诗文，经“文搜严遴，汰其粗率，取其雅驯”，因名《金文雅》。通行本有光绪辛卯（十七年，1891年）七月江苏书局重刊本。
张金吾编《金文最》120卷，所收金文远远超过《金文雅》，是金文辑录之集大成者。《金文最》成书过程和版本比较复杂。编者广搜博采，除专集外，如《金史》、《大金集礼》、《大金吊伐录》、《三朝北盟会编》等书，暨地志、金石、医书、谱录，乃至外国之书，“无不甄录”。积12年之工，三易其稿，于道光二年（1822年）编成此书。按文体编排，不收歌诗。《金文最》编成后久未刊行，至光绪八年（1882年）始有粤雅堂本。通行本为光绪乙未（二十一年，1895年）苏州书局60卷本，删去了《金文雅》已著录者，只存篇目。《金文最》收罗广泛，是金史研究者的必备之书。
从上可见，本世纪以前的金史学尚停留在史料编纂整理、考订补遗及遗文辑录阶段上。
20世纪上半叶，在史料整理、考订补遗方面继续有所进展，与此同时也出现了用近代史学方法研究金史的论著。
先说史料整理、考订补遗。有吴廷燮《金方镇年表》，为氏所撰《历代方镇年表》之一卷（后收入《二十五史补编》）。陈述《金史氏族表初稿》（《史语所集刊》5本3分，1935年），谱列金源族姓和人物。此前，《续通考·氏族略》曾录辽金元姓氏，阿桂等撰《金史姓氏考》，均未系人物，只列姓氏，且有讹漏。此稿搜集辽金元史和当时碑志、诗文等史料中有关金代氏族的史实，按族系谱，是研究金史的重要工具书。还有朱希祖《伪楚录辑补》、《伪齐录校证》和毛汶《南迁录纠缪》（《国学论衡》第5期，1935年）以及冯家昇《〈辽史〉与〈金史〉〈新旧五代史〉互证举例》等。在这方面值得重视者还有陈乐素《三朝北盟会编考》（《史语所集刊》6本2分、3分，1936年），洋洋15万言，分撰者、内容、全书引用书目、《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宋金史帝纪会编举异等10个部分，进行考证，是一部网罗宏富、考订详实、为史家所公认的力作，迄今国内外研治或评价《三朝北盟会编》者“莫不资藉于此”（见徐规为陈乐素《求是集》所撰序言，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
再说专题研究。
历史地理与民族。有王国维《金界壕考》、《辽金时蒙古考》等，朱希祖《完颜姓氏考》（《文学史研究所月刊》2卷3期，1934年），宋文炳《女真汉化考略》（《海天》1卷2期，1934年），陈述《契丹女真汉姓考》（《东北集刊》第2期，1941年）等。
女真文字。关于女真文字的记述，最早见于宋周密《癸辛杂识》，称汴梁“有大金登科题名，女真进士题名，其字类汉篆而不可识”。清人刘师陆于19世纪30年代撰《女直字碑考》、《女直字碑续考》（后收入《考古社刊》第5期，1936年），可谓女真文字研究的开拓者。此后，国外有学者陆续撰文，研究女真文字。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罗福成、毛汶、王静如、柳翼谋、卞宗孟、罗福颐、金梁、罗继祖、金毓黻等，相继关注女真文字研究。其中以罗福成的成就最大，撰《宴台金源国书碑考》（《国学季刊》1卷4期，1923年）、《宴台金源国书碑释文》（《考古》第5期，1923年）、《女真国书碑考释》（《支那学》5卷4号，1929年）、《女真国书碑跋尾》（《北平国立图书馆月刊》3卷4号，1929年）、《女真国书碑摩崖》（《东北丛镌》第5期，1930年）、《金泰和题名残石（释文）》（《东北丛镌》第17期，1931年）、《〈华夷译语〉中女真语音义》（《国学季刊》1卷4号，1932年）、《明努儿干永宁寺碑女真国书图释》（《满洲学报》第5辑，1937年）等，分别对传世女真文刻石及《华夷译语》中的女真字予以著录、考释、拟定音义。王静如《宴台女真文进士题名碑初释》（《史学集刊》第3期，1937年），对罗福成《宴台金源国书碑考》所释文字又有所增益。
宋金关系与宗教。本时期这两方面研究取得的进展，是同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相联系的。三四十年代，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些爱国学者以古况今，把历史上宋金战争与当时的战争相比附，这是当时关注宋金关系研究的重要原因及特点。如陈乐素《宋徽宗谋复燕云之失败》（《辅仁学志》4卷1期，1933年）、缪凤林《宋高宗与女真议和论》（《国风》8卷2期，1936年）、翦伯赞《两宋时代汉奸及傀儡组织》（《中苏文化》6卷2期，1940年）、聂崇歧《北宋——中国史上南北势力消长之关键》（《大中》1卷6期，1946年）等。这些文章虽多系有感而发，但其中亦有颇具学术价值者，陈乐素文即是宋金关系史研究的力作。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也是在上述背景下撰写出版的重要著作。书中所述全真、大道、太一三教，本金元时事，作者说，之所以系之南宋初，是因“三教祖皆生于北宋，而创教于宋南渡后，义不仕金，系之以宋，从其志也”。显然，这也是同作者坚定地反对日本侵略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相一致的。不过，今天我们仍将新道教作为金代宗教看待。本书对三教之起源、发展及活动情况，根据散见于碑刻和诸家文集资料，加以考论，是研究金元道教的重要著作。当时孙楷第评论此书说，“三道教有史，自先生始”。并称是书有不可及者三，“一曰真积力久，二曰心解神契，三曰诠叙有方”。“然余尤服先生议论之正也。真积力久是学，心解神契是识，诠叙有方是才，议论之正则是德也。”（1947年2月15日天津《大公报》）这一评论是中肯的。此外，还有姚从吾《金元全真教的民族思想与救亡思想》（《治史杂志》第2期，1939年）等。
断代史编撰。前面谈到的金毓黻撰《东北通史》（三台东北大学，1941年）和《宋辽金史》（商务印书馆，1946年）是论及金史的地方史和断代史的重要著作。作者编印《东北通史》的缘起，是因他流寓四川时对故土的怀念及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而将旧稿整理出版。此书有4节叙述金史，即“女真之兴”、“女真之经略东北”、“宋使入辽金之行程录”、“蒲鲜万奴之东夏国”。书中对史事和地理沿革考证较详。它与略早于此书的傅斯年著《东北史纲》同为我国东北地方史研究的奠基之作。《宋辽金史》全书9章，有5章叙及金史。在宋辽金史地位问题上，金氏提出“三史兼治”，摒弃以宋为正统，“斥辽金史为不足观”的“偏狭之见”，主张三史并重；在治本期史方法上，提倡“三史互证”。这些见解，至今仍值得治宋辽金史者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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